陶瓷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类型学分析;文化因素分析;夏商时期南北文化交流;贡赋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yp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issue， we try to analyze two kinds of pottery and protoporcelain which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in Xia and Shang Dynasty， and full of social value. we usually call them “Xiangbi He” and “Dakouzhejian Zun”. we could find the same points of their backgrounds of the beginnings and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n， we analyze one model of communications-Tribute ―― among the areas of the Middle China，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Este south.

Key words：the analysis of typology，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issu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North and South in Xia and Shang Dynasty， Tribute.

序 言

“象鼻B”又称长嘴平底B、封顶壶型B等，是二里头文化早期中国陶瓷史上一颗神秘的“流星”;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则延续时间漫长，存在于二里岗下层文化二期至殷墟一、二期之间，似一颗璀璨的“恒星”。虽然二者的存在时代有所差异，但两类器物却有着颇多关联。本文希望透过对两类器物的系统研究，以探索二者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信息。

一、 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

1. 象鼻B研究

象鼻B目前已报道的材料共13例，庞晓霞、高江涛在《先秦时期封顶壶形B初步研究》（1）一文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但需要注意，该文中所提及的两件石家河文化陶壶的器形与典型的象鼻B之间差异明显，对于二者是否存在直接的源流关系尚需考证。同样，客省庄文化二期的临潼姜寨遗址与齐家文化的庄浪县刘家堡遗址中各出土过一件近似象鼻B的陶B，这些异形器物与典型象鼻B器形亦存在明显差异，二者需区别讨论。

象鼻B数量虽少，但器形、时代特征明显，目前所见之实物，工艺复杂，首部、颈部、腹部、底部皆独立制作，再拼合而成。兽形器首，管状长流斜直上扬，其后端为椭圆形器口，柱状高领，领部下端饰凸棱，腹部呈扁球形，领部顶端至腹部粘接一个宽扁耳，耳面多呈并列凸棱状，腹下假圈足，平底。根据陶质、腹部特征及纹饰差异，主要可分为两型：

A型，中原型（图二，1），多为泥质黑皮陶，腹部较小，腹壁鼓出，最大腹径靠上，近似圆肩状，器表多见素面;

B型，东南型（图二，2），多为印纹硬陶，偶见原始青瓷，腹部较大，扁球腹圆鼓，最大腹径多在腹中部或靠下，腹部拍印几何印纹。

庞晓霞、高江涛的研究，推测象鼻B来源于石家河文化的陶壶（2）（图一，1、2）。但是，通过分解象鼻B不同部位的器形特征，可以清晰地看到，在A型象鼻B分布的中原地区，略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河南龙山文化内部已经孕育出了足以组成象鼻B的构件要素。图三中，来自王湾三期文化中的袋足B、单把罐、觚形杯等器物，局部的器形特征与A型象鼻B几乎完全一致。而石家河文化的陶壶缺少颈部，腹部、足部特征与象鼻B差异明显，并且从制法上看，器首的套接工艺，圈足的处理方法等亦与象鼻B不同;另一方面，这类石家河文化的陶壶皆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以肖家屋脊遗址为例，B、h类器物数量颇少，并且B、h形态与石家河文化早期同类器物相比，差异非常明显，却与河南龙山文化中的B、h相近（3）。因此石家河文化所见的管状流陶壶，能否最终发展成为了象鼻B，其间尚有较大的缺环，或许在中原龙山文化与石家河文化频繁交流的背景下，其仅仅是为象鼻B的创造提供了某些构件组合的新思路。而B型象鼻B首部、底部、器耳特征则与A型象鼻B一致，但这些器形特征在早于或同时于马岭类型的同区域古代遗存中基本不存在，仅腹部与马岭类型几何印纹硬陶的高领扁球腹罐特征一致，由此可见，东南地区缺乏创烧B型象鼻B的器形基础，仅是对于A型的模仿与改造，B型象鼻B作为A型的衍生物，当是符合制陶工艺发展规律的。

从象鼻B出土时代考察，除淅川下王岗遗址地层中出土的一件残器T4②：420，报告推测年代为龙山时代以外（4），其余时代皆集中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出土背景上，目前信息相对准确与充足的仅有四件，具体如表一：

观察象鼻B出土背景与遗迹信息，可知A型象鼻B主要出土于二里头文化的大型聚落内;从共存遗物的情况可知，使用者身份较高，应属于权力中心。B型象鼻B在中原地区出土背景同于A型，尤其是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区发现的原始瓷B型象鼻B（02 VM5：1），更可视为极其稀有的社会财富。东南地区的B型象鼻B，虽然从出土背景观察，没有中原地区如此突出的社会地位，但B型象鼻B在同时期的东南地区亦属于数量极少者，且工艺水平明显高于其他陶器器类。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平底器在马岭类型陶器群中并非主流产品，这种工艺复杂、器形精美，却不符合土著制陶工艺习俗的矛盾结合体，可以使我们作出如下推测：B型象鼻B对于东南地区的人群而言，并非是生活功能所需求的产品，它来源于对中原地区高等级礼仪性器物的模仿，更多具有象征性与商品性的意义，它的出现既是东南地区制陶工艺精湛技术的体现，也是寻找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有着政治关联的土著势力的钥匙。

2. 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研究

原始瓷大口折肩尊数量相对较多，目前出土此类陶尊的遗址包括湖北盘龙城遗址（5）、荆南寺遗址（6）、河南郑州商城遗址（7）、偃师商城遗址（8）、郑州小双桥遗址（9）、河北藁城台西遗址（10）、山西垣曲商城遗址（11）、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2）、江西铜鼓平顶垴遗址（13）、福建光泽池湖遗址（14）等。此类原始瓷尊的分布情况与象鼻B有着较大的一致性，但其延续时间更长，形制变化更为丰富，进而可以反映更多的历史信息。

对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类型学分析，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出土这类瓷器的遗址基本皆是商王朝控制区域内重要的核心聚落，且出土数量较少，属于当时贵族所使用的珍贵器皿之一。因此，对于这类瓷器生产、使用的时间概念不能简单地根据出土遗迹的时代进行推定，对于同型器，其式别变换的认识也需要慎重考虑出土背景。为避免长期使用而造成的信息不确定性，更好地把握该类原始瓷尊的发展脉络，宏观性的概括分析更具有可靠性，笔者认为可将该类原始瓷尊根据器身腹部特征分为以下两型：

A型：深腹尊，肩部呈双折肩或圆鼓肩状，根据器身轮廓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数量较少，器身纵截面呈竖长方形;

Ab型：器身纵截面近似正方形。

B型：浅腹尊，器身纵截面呈横长方形，根据口腹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口径多等于或小于最大腹径，下腹壁圆鼓，底面较宽;

Bb型：口径多大于最大腹径，下腹壁斜收，且多见内凹现象，底面较窄。

若以出土遗迹的时代判断，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基本上经历了“Aa型Ab型Ba型Bb型”的发展过程。但考虑到文化滞后性等原因，如Aa型的盘龙城PWZT82⑧：4瓷尊埋藏年代为盘龙城遗址第二期，Ab型的盘龙城PWZT66⑦：23瓷尊埋藏年代为盘龙城遗址第三期，两件器物的时代皆相当于中原地区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是短短数十年内的孤例，因此两类瓷尊是同时产生或先后产生皆有可能。另外，原始瓷大口折肩尊除型、亚型之间存在差异外，同亚型的器物之间差异甚小，如盘龙城遗址第六期地层中另见的一件Aa型瓷尊（图五），器形、釉色等特征与盘龙城遗址二期的PWZT82⑧：4基本一致。这种长时段内器形变化较小的产品，是审美的凝固，还是传世的延续，亦难以分辨。另一方面，从地域分布的情况看，如此大范围内存在着形制相同的产品，那么其生产者或生产地，必然具有某种强烈的内在联系。

此外，从A、B两型原始瓷尊的数量统计看，二者似乎存在一定的分布差异。根据对尚可辨认器形的原始瓷尊数量统计，A型尊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数量较多，B型尊则在中原及北方地区数量更占优势。如郑州商城发现的A、B两型瓷尊数据对比结果为2：7，时代较晚的小双桥遗址数据对比结果也是2：7，而南方的盘龙城遗址对比结果为7：3，平顶垴遗址与池湖遗址皆仅见Ab型瓷尊。另外，中原及北方地区并未发现Aa型瓷尊。

从各类原始瓷尊的存灭时间观察，Aa型数量较少，且消失最早，Ab及B型主要流行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这一时期，该类瓷尊的发展进入高峰，中原地区商文化所盘踞的核心遗址中皆可以看到此类陶尊的分布，尤以具备王都性质的郑州商城遗址以及小双桥遗址中数量最多。二里岗文化上层二期以后，瓷尊数量明显减少，除了在藁城台西遗址晚期居址中发现一件变形明显的Bb型瓷尊外（图六），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已经未见此类瓷尊的存在了。

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来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通过对瓷尊分布地区的传统文化进行考察，可知盘龙城遗址第一、二期，二里头遗址以及郑州地区二里岗下层一期遗物中，皆未见足以构成瓷尊器形要素的器类。由此可见，瓷尊的产生更可能是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更广泛地对比夏商之际的古代遗存，有两类值得关注：一为豫南地区杨庄类型遗存（15），一为闽北浙南地区的马岭类型遗存（16）。这两类遗存中皆出土有器形特征或局部特征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相近的器物，并且年代略早。不同的是，杨庄所见的皆为泥质陶，器形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更为近似;马岭类型遗存中则存在硬质陶，更接近原始瓷，且几何印纹纹饰中可以找到与早期的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纹饰基本一致者（图七）。总之，如果仅从类型学的角度观察，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来源很可能与以上两类遗存有着颇为微妙的关联。

二、 象鼻B、原始瓷大口折肩尊与

夏商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

从象鼻B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分布情况看（图八），二者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虽相隔遥远，地理条件复杂，却通过这两种器物形成了某种关联，就像被两条极为相似的纽带联系了起来。

二里头遗址三号宫殿区出土的原始瓷B型象鼻B，显然来自于东南地区的闽浙交界区域，这一例证可以反映区域文化交流的关联。《史记・夏本纪》曰“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17），《墨子・兼爱篇中》“古者禹治天下……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18）。考古发现，龙山时期豫东地区的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南下至宁镇地区形成南荡类型（19），后又对太湖流域的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形成强烈影响（20），二重证据的对应，可以看到从龙山时代至中原夏时期，中原与东南地区已经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夏本纪》又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21），精美原始瓷器在二里头遗址的出现，又恰合“贡赋”之义。二里头文化一期开始出现的A型象鼻B，是二里头文化早期贵重的礼仪化器物，在东南地区的改造与精加工之下，形成了更为珍贵的贡品。但为何在东南与中原之间广阔的江淮地区未见到工艺复杂的象鼻B？这可能就与二里头文化核心势力的范围以及两地交通路线的选择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了。

关于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交流的途径，向桃初提出二里头文化向南传播的东、西路线（22）。其中东线经淮河南下，进入江淮地区，再至宁镇、太湖地区，最后向南进入江浙地区，B型象鼻B主要分布的地区正处于在闽浙交界的山地。而太湖两岸在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阶段主要受到了点将台文化与马桥文化早期（或高祭台类型早期遗存）的控制，二者之间极其薄弱的交流关系（23），又恰好印证了历史地理学者对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江苏沿海地区由于海面上涨对本地生态的破坏导致环境恶化的结论（24）。由此也可以推测，由于当时居住环境的恶化，使得东线的交通受困于沼泽地带与古震泽的阻碍。如此，向桃初所提及的西线路径的可能性相对更大，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中转站的作用也显得尤为重要。

从象鼻B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长江中游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其地理要冲的作用，虽然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并不如象鼻B作为东南贡赋的表现明显，毕竟最早的瓷尊出现在江汉平原。但是从另一些角度观察，如东南地区所具备的原始瓷烧制技术基础（25），广泛分布并大量蕴藏的瓷石矿资源（26），以及前文中提及的杨庄、马岭陶器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微妙关联，这些都不得不使人对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产生背景进行更深入的联想。以中原地区传统器形为原形，再以东南地区的制陶工艺加以改造，如口部结构、几何印纹、瓷釉等，通过全新塑造，最终生产出符合中原王朝需求之产品。

此外，朱嵩整理商周时期原始瓷器，其中早商时期中原地区与盘龙城遗址的原始瓷对比，它们在器形、纹饰上相似，但皆与其自身文化的陶器系统不同。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几何印纹陶上，中原及长江中游地区所见的鼓腹圈足尊、高领鼓腹罐、垂腹罐等几何印纹陶，更多的是与东南地区的万年文化、白主段类型中的同类型器物相似（27）。如此，与夏代晚期的象鼻B一般，商王朝又与神秘的闽浙赣交界地区联系在一起了。

需要指出一点，虽然从象鼻B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产生背景的推测中，可以看到东南地区的创烧优势，但这并不能完全否认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本土烧制的可能性，毕竟目前发现的长江以南遗址点中，仅见到Ab型瓷尊。长江以北发现较多的B型瓷尊，其始烧时间较晚，并且低矮稳妥的器形降低了烧制的难度，再参考中国工艺史上频繁出现的技术输出历史，以及科技考古学家对于原始瓷物理、化学测验的区域差异，对于原始瓷烧制地点的讨论显然应该在更加细致的时间段以及共时性的微观视野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从象鼻B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延续过程观察，中原二里头遗址中，原始瓷器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延续至四期（28）。进入商代，长江以北除二里岗下层一期短暂缺失的原始瓷历史外，二里岗下层二期开始，直至二里岗上层二期，中原及北方地区的核心遗址中一直都可以看到原始瓷器在展现其贵重的社会价值。在完成夏商王朝的政权交替后，商文化很快也开始了强势的对外扩张，在二里岗下层时期进入长江中游流域（29）。也正是这一阶段，新型的原始瓷器也渐渐出现在了商文化贵族的生活中，恰如《诗・商颂・殷武》所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30），与西北地区相同，东南地区的贡赋又一次得到了恢复。

而二里岗上层文化以后，长江以北地区原始瓷器的发展出现了低潮。《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31）”多有学者视小双桥遗址为中丁所都之“J”（32），它也是中原地区最后一个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大量存在的商文化遗址。考古现象的断层与历史记载的结合，可以进一步证明外来贡赋的存在。

盘庚迁殷以来，开启了殷墟文化的灿烂文明，但晚商时期的中原地区，原始瓷器沿用的传统却显得十分微弱，殷墟遗址中原始瓷器大多见于第四期居住遗址和墓葬内，并且已有学者认为其主要是当地烧制（33）。而郑建明整理商代原始瓷的分期与分区，提出殷墟二、三期时，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的原始瓷器仍多有交集，并且从器形、胎、釉的情况分析，中原所见原始瓷器很可能为东南地区进贡的产品（34）。殷墟原始瓷所见二至四期的认识差异，不论结论是否正确，南北文化交流的路径问题都是可以参考分析的。郑文中以太湖南岸的东苕溪流域原始瓷产业为基点，对比南北文化交流的情况，但殷墟二、三期时，宁镇地区为湖熟文化第三期的势力范围，赣鄱流域属于吴城文化二、三期的势力范围。湖熟文化第三期中原始瓷几乎不见（35），若太湖以南的原始瓷过宁镇地区北上，为何不见两区互动的文化交流？吴城文化虽然早期具有浓厚的商文化气息，但从吴城遗址崛起以来，随着其自身文化特征的加强，其与中原商王朝的关系开始发生转变，有学者甚至推测吴城文化可能是商时期与中原王朝屡有征战的虎方（36）;另外，吴城文化具有高超而独立的原始瓷生产技艺，并且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以大口折肩尊为主的原始瓷产品体系，而中原地区的商王朝中并未出现过吴城类型的原始瓷器，可见二者之间交流阻碍是明显的。由此可知，西、北两个方向的各种阻碍，形成“钳形”的包围态势（37），东南地区原始瓷的进贡之路可谓艰难，唯有赣东、皖南地区万年文化所分布的山区可能通行，万年文化与东苕溪流域同时期的高祭台类型早期遗存渊源颇深，的确存在交通路线建立的可能，但困难的交通条件以及北退的商王朝势力（38），东南与中原联系的减弱是可以理解的。商代晚期，祖甲以来“殷复衰”，直至周替商，东南地区的贡赋之路也应该走向新的时代了。

小 结

本文通过分析象鼻B和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在创烧背景和文化交流模式上的相同点，分析了二里头文化时期至商代中期，东南地区对中原王朝的一种以原始瓷器为贡品的“贡赋”模式。虽然本文并无足够的证据分析中原地区或长江中游地区在这一时期是否具备烧制原始瓷器的能力，但中原王朝所见的这两类珍贵陶瓷还是应该首先来源于东南地区。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原始瓷工艺对于此时可能仍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东南地区而言（39），依然还处在制作复杂且困难的创烧初期。

同时，通过对中原王朝进贡两类陶瓷的“贡赋”，也凸显出了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浙闽赣交界地区在东南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实物的交流以及古代交通路线的选择上都可以看到，虽然处在偏远而复杂的生存环境中，该区域的人群也不断地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以及极具智慧的发明，推动着东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南方文明发展的探索，不仅仅是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两大板块有着重要的核心效应（40），文明的发展历程应该有着其动态的发展模式，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会产生不同的文明推动力，如二者之间的闽浙赣交界地区，在夏商时期其真实的文化面貌以及社会影响，还有待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探索。

注释：

（1） a. 庞晓霞、高江涛：《先秦时期封顶壶形B初步研究》，《考古》2012年第9期。b. 孙以刚：《江西德兴出土的商代器物》，《南方文物》1997年第3期，该例象鼻B材料未见于庞、高文内。

（2） 同（1） a，第51页。

（3）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上），第258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第260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根据庞晓霞、高江涛《先秦时期封顶壶形B初步研究》的分析，根据新出材料可知下王岗T4②：420的年代当在龙山时代末期，略早于新砦期。笔者认为，下王岗遗址龙山时代遗存与新砦期遗存之间颇多相似之处，并且考虑到二者的地理位置关系，亦不能排除下王岗龙山时代遗存与新砦期遗存同时的可能性。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第96、97、188、189、244、273、367、376、388、389、406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盘龙城遗址报告中，对于硬陶与釉陶的区分是较为模糊的，注解中仅涉及报告中注明带釉的器物，但另外部分胎质很可能为高岭土的同类型尊，亦可能为脱釉的原始瓷。

（6） 荆州博物馆：《荆州荆南寺》，第118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7） 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第790～793、915、917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b. 郑州大河村遗址保管所：《郑州市木材公司商代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0年第4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

（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第509～511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1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第64、65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第226、229页，科学出版社，1996年。

（12）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二），第318、3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3）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鼓县秋收起义纪念馆：《江西铜鼓平顶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6期。简报中推测平顶垴商周遗存的年代应为吴城文化三期，即商代晚期，文化属性为吴城文化的地方类型，但该遗址仅存在一个地层，且出土陶器并未见典型的吴城文化器形，即使数量最为丰富的高领连裆鬲、小口折肩罐等亦未发现。从出土陶鬲形制看，该遗址商周时期的遗物年代当为吴城文化一期甚至更早。

（14） 福建博物院：《福建光泽池湖商周遗址及墓葬》，邓聪、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第14、25、26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笔者整理了中原地区出土时代明确的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可知该类瓷尊，尤其是A型尊存在年代不晚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除非存在文化滞后性的原因，池湖遗址M1、M9中出土有形制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的Ab型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则两墓年代亦当不晚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

（15）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第129、131～133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16） a. 福建省博物馆、光泽县文化局、文化馆：《福建省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考古》1985年第12期;b. 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第57～84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17）、（21） （汉）司马迁：《史记》，第89页，中华书局，1982年。

（18） 吴毓江：《墨子校注》，第160页，中华书局，1993年。

（19）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兴化博物馆：《江苏兴化戴家舍南荡遗址》，《文物》1995年第4期。

（20） a.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7期。b.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0期。c.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1～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8期。

（22） 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0期。

（23） a. 张敏：《试论点将台文化》，《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b. 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第370～37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24） 贺云翔：《夏商时代至唐以前江苏海岸线的变迁》，《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25） 李家治、牟永抗、毛兆廷等：《浙江江山泥釉黑陶与原始瓷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6～63页，科学出版社，1987年。

（26） 郭演仪：《南北方古代的制瓷原料和瓷器的特征》，《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第57页，1984年，第5卷第1期。

（27） 朱嵩：《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研究》，第89～102页，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年。

（28） 鲁晓珂、李伟东、罗宏杰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研究》，《考古》2012年第10期。

（29） 曹斌：《从商文化看商王朝的南土》，《中原文物》2011年第4期。

（30） （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第1185、1186页，中华书局，1989年。

（31） 同（17），第101页。

（32） 如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J都说》，《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33）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238、24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b. 同（27），第102页。

（34） 郑建明：《商代原始瓷分区与分期略论》，《东南文化》2012年第2期。

（35） 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第276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36） 彭明瀚：《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7） 牟永抗：《高祭台类型初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第14页，科学出版社，1993年。

（38） 同（29），第32页。

陶瓷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喇家遗址;马家窑文化;白陶;高岭土;陶瓷之路

一、青海喇家遗址新发现马家窑白陶，为半山马厂所见白陶开了先河

在青海喇家遗址资料整理中，发现了为数不多的白陶残片。这仅有的几十片白陶片令我们有些激动，把它作为整理工作上的一个新发现成果，一面选择标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科技中心寻求科学检测验证，一面对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再逐一追溯查实它们所出土时的情况。最后，研究人员肯定地确认，这些白陶片都是马家窑文化遗存，而不是齐家文化遗存。我们遂又查寻前人对甘青地区白陶发现的报告和相关研究资料。恰巧，2014年是安特生发现马家窑遗址90周年，马家窑白陶发现的意义当不一般。

考古科技中心用科技方法测试出白陶片的成分分析结果后，证实这些白陶片都是高岭土成分，完全印证了我们目测分拣的结果。随后，我们撰写了发现马家窑文化白陶的资料报道《青海喇家遗址新发现马家窑文化白陶和初步研究》，刊发在《中国文物报》（2014年8月29日第6版）上。对于在喇家遗址发现马家窑文化白陶颇有一些欣慰，因为毕竟这是我们在之前的发掘工作中没有能够及时注意到的工作失误，可喜的是，通过整理时的逐一经手过目，从堆积如山的大量出土陶片中，还是发现了它们的不同。由此，对以前的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弥补。

资料报道发表后，有学者不以为然，表示在半山马厂的遗存中见到的白陶更多，意即我们说马家窑文化发现白陶有点大惊小怪，流露出马家窑的那点白陶算不得什么，没必要小题大作的意味。可是应该说，正是马家窑白陶开了半山马厂白陶的先河。按照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早晚关系序列来看，马家窑类型早于半山、马厂类型。我们所说的马家窑文化发现白陶，就是马家窑类型。在早于半山和马厂类型的马家窑类型中再发现白陶，使半山、马厂白陶有了相对更早的资料，马家窑发现白陶，大有可能为半山、马厂白陶研究找到一个可能的来源，它或许就是半山、马厂白陶的技术渊源或发展基础。同时，对于马家窑白陶也需要探寻其更早的来源，相信可以从更早或同期其他文化白陶资料中寻找白陶文化的影响。

二、对甘青地区史前白陶研究，既可表现独特也可如彩陶研究那样丰富多彩

我们从查阅资料中，基本上没找到曾经见诸报告的甘青地区出土史前白陶资料，也许是工作还不到家，就更没见关于白陶发现和进行检测研究及相关论述的文字。现在看来，未必此前完全没有发现过白陶，很可能虽有发现却并未认真对待，被一些同行轻慢了。真没想到，是这个原因导致这个早该有研究的学术问题，延至今天，才因我们的重视，开始注意该问题。看来既有可能真的有没注意发现，也真有一些学者是见了竟没想到需要把发现的这些少量白陶分出来，更没考虑到它可能的科学研究价值，对其学术意义也就必然无知。他们或许看重的是些大课题大学问，对枝节细末的小问题没看上，轻视和忽略了。

问学没有高下之分。那种对我们的小问题现出不屑，多少有点傲慢无礼。其实，此小问题的意义并不小。我们还只是初步意识到白陶关系到陶器发展的某些影响和相关研究价值，实际白陶可成系列的一套大学问，意义实在可以另当别论。在黄河流域，尤其黄河上游地区，白陶也可像马家窑文化彩陶那样从研究中获知文化联系及发展关系的脉络，并有丰富多彩的广阔研究前景。白陶发现虽少却仍不可小觑，它代表了一类特殊的陶系。这样一类特殊陶器，可能牵涉深远，还远比彩陶更要源远流长，它甚至关乎瓷器发展。

甘青地区彩陶丰富而研究受到广泛重视，彩陶给我们认识甘青史前文化发展带来了很大便利，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家窑和半山、马厂彩陶，向前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特别是庙底沟时期彩陶被称为巨澜般艺术浪潮的那个重要彩陶文化渊源。在考古学界，说起庙底沟时期，学者们随之想到的就有可能勾画出史前期的华夏中国大轮廓。

在甘肃的渭水流域，在小小的大地湾，那里找到了中国早期彩陶的起源。黄土地带沟壑纵横的甘青地区，通过彩陶揭示，考古学家可以把8千年的文化延续和相互关系说得相当明白透彻。彩陶是了不起的史前艺术。在甘青地区，彩陶发展曾达到了巅峰，这个巅峰就是马家窑文化。史前文化交流和人群的流动变化，通过彩陶显示，曾经呈现彩陶之路。更有学者指出，彩陶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而丝绸之路同时也可以说是陶瓷之路。

白陶被研究者认为具有很强的文化传播性。在中国南方，白陶几乎就如黄土地的彩陶那样强势，被大量发现，鲜明展现其文化特色。在南部中国的高岭土分布十分广泛，储量丰富，先民也就最早认识了高岭土，制作了白陶，广泛流传。如黄河彩陶一样，早在8千年前，白陶就在江南出现，其文化元素一直长期大范围流动在南方各地。白陶的流变，首先演变为原始瓷，然后再发展成熟，生成瓷器。

甘青地区白陶虽少，仍是文化元素。马家窑文化的白陶，不知是高端产品还是普通陶器，它可否反映出像多地的白陶那种传播影响，目前还难说清，需要积累更多资料来观察。或许白陶极少，与其他陶器显然不能比，其表现方式也或有不同。但白陶在技术上是非常独特的一类品种和陶器文化的另一大系。一方面，白陶的追求，可反映对于白色与相关寓意的观念或某种意识形态甚至包含更多精神内涵;另一方面，白陶与其他陶器有大不一样的资源特殊要求，一般陶土原料基本上随处可得，但白陶原料高岭土矿物，并非每个地方都有充足资源条件，而且它还需要开采技术。

三、白陶到瓷器是窑火与高岭土的神奇造化，更是南北方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协同创新

众所周知，数千年白陶的发展演化，是古代人类认识高岭土这种瓷器基础原料的资源开发和经验与技术的积累，对创烧瓷器有特别重要也是必然的促进作用。瓷器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一大贡献。史前白陶的历史意义，其实无需细数，已再明白不过清楚了。

历史性的白陶及瓷器伟业，怎么说高岭土的历史地位和功勋都不为过。从白陶到瓷器，是高岭土与窑火的神奇变幻和造化。也因此，在技术条件具备之后，尤其是高温烧制火候不断提高、高温釉出现，在升温可达，窑温可控中，低温白陶就在高温中演化成瓷器。

瓷器诞生在中国南方，不仅因高岭土的丰富物质条件和长期技术成熟的基础，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白陶的传播早已形成坚实文化传统，当时展提出要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节和适应，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协同创新，历史性地开创了瓷器的大国春秋。

瓷器发明还离不开社会对高等级器物品质的特殊追求和崇尚观念，即有其时代的需求。考古发现表明，原始瓷曾大量出现在夏商周北方各中心区域，可能受到这些重要地域的高层人物和上流社会的极力追捧。生产和消费，这种特定的南北方配合，协同求新，促进了陶瓷业的大发展，也推动了古代中国社会大格局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瓷器发明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也奠下了基础。

四、马家窑文化白陶是迄今所知最早进入青藏高原的高岭土新材料

目前资料显示，白陶在甘青地区也有一些现象，值得更多注意。马家窑文化或更早的彩陶上就有见白彩，实际上它就是与白陶原料相同的高岭土材料。只不过它仅用来绘彩，没有用于制做陶泥。据说，青海高原的宗日文化，已有白陶，我们此前还未曾留意到。在临洮纪念马家窑遗址发现9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科技考古学者洪玲玉女士告知了这个资料。但即使是宗日文化的早期，也不过约略相当于马家窑文化，因此，我们之前对于马家窑白陶发现的认识，并未言过其实。是马家窑文化的白陶，在约近5千年前，已进入到了青藏高原。这大概应是高原上最早的高岭土人造材料。

我们还注意到，宗日文化具有土著特征的陶器类型中，陶色普遍偏白，还有人称它为乳白色（不过说乳白色显然言过其实了），尽管不是纯粹的白陶，但是否含有对白色的偏好或追求，是否在陶土中也添加了增白的呈色成分，也都值得探讨。

马家窑文化白陶现在开始让我们在甘青地区重新认识了这里较早就出现的史前高岭土材料，虽然认识它还是晚了一点。我们满心希望那些轻视白陶的考古学家同行们，现在能够体悟白陶所具有的如此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历史意义。然而应该说，目前我们对它更多的实际认识了解，对它更具体的学术意义，仍然还是缺乏清晰。

陶瓷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笔者从2002年以来先后考察平和县明清古窑址数十次，窑址附近的村民多次带路等，并帮助采集标本，与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故如有大的动土（如植树、修路、山洪等）都会电话通知我。在此，我要再一次感谢他们。

平和县位于福建省南部漳州平原以西山区，古为扬州之域，周为七闽之地。唐垂拱二年（686年）“开漳圣王”陈元光置漳州府，元至治间（1321～1323年）析龙溪、漳浦、龙岩县地置南胜县，县治设今平和南胜镇，至正十六年（1356年）迁今靖城，更名南靖县。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朝廷准理学家王阳明所奏，取“寇平而人和之义”，析南靖、漳浦地置平和县。1949年9月17日和平解放，属龙溪专区（地区）、漳州市。境内地势多向东、南倾斜，丘陵起伏，溪流密布呈放射状水系特征，闽南、粤东最主要的两大水系――九龙江和韩江部分源于此。

古窑址均为明清时期，窑址遗迹分布在南胜镇、五寨乡、文峰镇、九峰镇、小溪镇、大溪镇、霞寨镇、坂仔镇、霞峰镇等。尤以南胜、五寨最多，南胜主要有花仔楼寨、窑仔山窑、碗窑山窑、田坑窑、蕉山窑、蝙蝠洞窑、码头窑、虎崆窑、金吊岭窑等。五寨主要有窑仔山窑、大垅窑、二垅窑、狗头窑、通坑内窑（内窑仔窑）、通坑外窑、东山墩窑、蛤蟆石窑、后巷窑、田中央窑、杉仔下窑、扫帚金窑、泥鳅崆窑、虎仔山窑、螺仔山窑、考塘窑、洞口窑、城仔迹窑（十八窑）等。霞寨镇主要有官峰村下楼乾窑、碗窑埔窑、柿仔下窑、下官峰窑。文峰镇主要有南霞山兜窑、前埔窑仔山窑等。坂仔镇有西坑窑，大溪镇有赤安窑，小溪镇有岭后窑，九峰镇有下坪赤草埔陶窑等。

福建省明清烧造青花瓷的瓷窑几乎遍布各县市，“所烧器物以盘碗居多，也烧制瓶、罐之类，器物造型大体相同，烧制工艺较粗。从花纹装饰看，很多地方与景德镇青花相同，烧制初期很可能有景德镇来技术人员指导。正如明嘉靖《安溪县志》讲‘安溪瓷业皆为外县人氏作业’。这里可能是景德镇青花的延枝”［1］。

明代中期闽南地区瓷业的突然兴起，与漳州月港的堀起有直接关系，月港发展迅猛，每年出入月港的大型商船200多艘，大量瓷器通过月港外销海外。

平和县境内目前已发现窑明清窑场数十处，堆积点百余个，部分为笔者首次调查发现。经福建省博物馆科学发掘的窑址有：南胜镇花仔楼村碗窑山窑［2］，南胜镇法华村田坑窑［3］，五寨乡新塘村大垅窑、二垅窑［4］，五寨乡寨河村洞口窑（包括窑山窑、陂沟窑）［5］。有关陶瓷品种、烧造工艺、胎釉纹饰等已较详尽阐明，本文略。正如已故学者熊海堂所言：“通过对南胜、五寨窑的发掘，将可解剖一只麻雀，摸清漳州窑外销瓷产品的特征、技术系统，特别是南胜、五寨窑产品特征的总体面貌。并以此作为比较的基准之一，对海外出土同类器物进行断代和确定产品来源。”［6］

青花瓷是平和窑主要产品，约占全部品种的百分之九十五。调查报告［7］、发掘报告［8］、研究论文［9］较多。这里仅介绍部分未见著录或少见的新标本。

平和窑以开光青花大盘为主要特色，制作精细，纹饰繁美，足底粘沙。但也见部分无开光的满工大盘，制作规整，画工一流，发色纯正。口径约40M，菱花口，内底为海山蓬莱，内壁一周绘松竹梅等纹饰。也见一种双龙抢珠纹盘，盘中心为圆珠，左右各有一龙绘满整个盘面，各有四足，为四爪龙。见图1、2。

洞口窑以琢器为主，青花盒为该窑主要产品，除常规扁圆形盒外，还有四方盒、八角盒、椭圆盒等。如四方盒即为首次披露的新品种，盖面绘麒麟，四周绘飘带钱纹花卉。

采集到数件青花形物香盒，对研究日本茶道中的形物香盒产地判e将起到重要作用。如：日本古籍《形物香合相朴》中有“交趾柘榴香合”，却不见青花石榴香盒实物，笔者采集到这件洞口窑青花石榴香盒(图3)却也未见到传世品。采集到青花菊形香盒(图4)与日本古籍《形物香合相朴》中有“交趾菊梅香合”(图5)、“交趾菊牛香合”(图6)，造型一致，不同的是交趾菊牛盒盖上是牛、交趾菊梅盒盖上是梅，青花菊形香盒盖面是荷。另外还见一种帽形香盒(图7)很有特色，所绘图案为常规扁圆形盒中常见，盖尖顶绘菊纹，周边四开光绘鱼鳞纹,不见传世实物,为首次发现的新品种。椭形盒见两种(图8、9)，一种为印竖条纹，盒中隔断，成二格，盖面绘花卉或螭龙；另一种亦为椭形，盒中隔断，盖面绘螭龙，盖壁及盒身绘飘带菱形纹。大盒较少见，笔者采集到一个青花大盒，口径达27.5M。而最小的口径仅3.6M。日本曾出土青花白兔盒(图10)及莲池水禽纹盒(图11)，被定为万历年景德镇窑产品［10］，实为洞口窑所产。洞口窑常见白这类漏白兔纹，盒身亦为蓝釉白棱，器物造型也相同(图12)，而莲池水禽纹盒(图13)更是该窑的常规品种之一。

洞口窑的萎角方碟亦习见，笔者采集到两件较特别的萎角方碟。一为“魁”字碟，初看似无特别，特殊之处是足为圈足。另一件为印花碟，内为青花骑马图案，外面四壁模印，其中一面完整，为鱼乐图(图14)。采集到2件六角碟较少见，一件内底为蓝地漏花“魁”字(图15)；一件内底凹印八卦纹饰，再在纹饰上用青花填色，工艺较特别(图16)。

9件套八角攒碟(图17)也在洞口窑发现，纹饰有牡丹、八仙等。2002年越南平顺沉船3万4千余件漳州平和窑瓷器，有青花及部分五彩、素三彩。但这种9件套八角攒碟却被定为“窑口不明的青花瓷器”。如9件套人物攒碟(图18)，中盘为八角八边，绘寿老图，周边8个五边形人物碟，各绘何仙姑、吕洞宾、张果老、曹国舅、铁拐李、蓝采和、钟离权（汉钟离）、韩湘子。沉船发掘者及研究者认为：“这类器物比较独特，不同于同船出土的漳州窑瓷器。类似的器物及标本在漳州窑址中似乎也没有发现。这些青花的发色有的灰暗，有的较淡，从青花发色看不同于景德镇的产品，风格上与漳州窑的产品较为接近，估计可能是受其影响的南方窑口产品。”［11］其实，这些所谓“窑口不明的青花瓷器”9件套八角攒碟在洞口窑已发现。沉船中的不少瓷器为洞口窑产品。这亦是平和窑对外贸易的一大角注，证明禁海期部分产品是通过越南转口销往东南亚的。

青花大碗或大钵标本较特殊，内底印花，外绘青花。青花章纹瓷盘标本亦采集到一片，海外收藏的部分青花章纹瓷的出处为洞口窑可获确定。

各式青花瓶在洞口窑也能见到(图19-22)，有玉壶春龙纹瓶、细颈胆瓶、带座瓶、盘口双耳瓶等。细颈胆瓶、带座瓶的纹饰以梅花居多，也见龙纹，画工较娴熟，构图错落有致。

各式青花香炉也是洞口窑的特色之一，因发掘报告多有介绍，这里仅介绍一件以往未报道的窑址出土的完整开光香炉，笔者在村民家中见到，筒式炉，平沿内敛，斜直腹，平弧底中心凹圆，三兽足。纹饰分两层，上层开光内绘花卉，下层开光内绘麒麟，开光外绘波浪纹等。

这里还须指出，一件出土于日本的青花小罐，被日本学者当成“14世纪‘染付’青海波鱼鸟文小壶”并作为“珍稀遗品”，认为构图是中国或者越南的描绘法，纹饰被推断为越南或泰国图案中有趣的趣闻，而不能明显判断的奇妙图案。推测该器是由越南或泰国最先烧造的初创期釉下青花瓷，是属14世纪元青花影响而烧制的一个较例子，表明元青花并未到此终结。经化学分析结果表明，属越南或泰国初创期青花，虽不是从古窑址出土，却和泰国的陶土非常相似，而且该青花小罐异于从前的越南青花及元青花［12］。该青花小罐为开光鱼跃纹小罐，高5M，直口短颈，溜肩扁鼓腹，饼足，肩绘菊瓣纹，腹部开光绘鱼跃纹，开光以外绘波浪纹。实为洞口窑明末产品，洞口窑这款小罐较多见，鱼跃纹、波浪绘等也是该窑习见装饰题材。笔者在洞口窑采集一件生烧品，高5M，直口短颈，溜肩扁鼓腹，饼足微内收，肩绘菊瓣纹，外腹绘缠枝花卉纹，似连成三开光，内绘放射状花纹。

对于平和窑的始烧年代，曾经有学者将之考定为元代至清代。如洞口窑被定为元、明产品，内窑仔窑元、明、清［13］。洞口窑的青瓷类品种，如八卦纹炉、三足炉、砚台等，过去被误认为似元代产品，实则是同青花瓷一样属同一地层堆积，是明万历至清初产品。应该说内窑仔窑的涩底叠烧粗青瓷比较早，可能属明中前期物，但数量不大，仅作为本地销售。以往这类涩底叠烧粗青瓷往往被认为是元代产品。

本文所讨论平和窑年代，是指以贸易为主的青花瓷、五彩瓷、色釉瓷、素三彩瓷等产品，不包括草创的与外贸瓷断挡的“土窑”粗青瓷。

关于平和窑的生产年代，一般持明末清初说。明确定代的有：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间［14］；明代万历时期或更早一些至明末清初［15］；明万历中期至清顺治时期［16］；明末清初（约为清康熙以前）［17］；早于嘉靖五年（正德晚期）至清初［18］。但大部分学者并未就自己提出的年代观进行必要的论证，或论证的依据未进行检验。

对于古遗址的发掘，日本做的较好，发掘也比较彻底，地层关系明确，遗物采集也很全面。就漳州窑的问题多次专程赴福建考察与交流，掌握资料也较全面详实。日本学者森村健一长期从事古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其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漳州窑的起始年代等问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综合日本各地遗址及各国的沉船出土漳州窑陶瓷产品资料后，明确指出：从1585年失火的根来寺遗址看，漳州窑系制品极少。至1590年以后，漳州窑系制品才大量生产并输入日本，如1615年失火的大阪域夏陈遗址出土物中，漳州窑系青花、五彩标本超过80％。并根据大量的日本遗址资料，将漳州窑系制品分为三期：Ⅰ期为16世纪后半叶（1570～1582年，隆庆四年～万历十年，即日本的织田信长时期），漳州窑系青花极其少见；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585～1615年，万历十三～四十三年，即日本的丰臣时代），这时的漳州窑系制品突然大量出现，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景德镇产品；Ⅲ期为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明晚期～清初期，相当于日本德川幕府前半期），漳州窑系制品减少，仍见如同Ⅱ期的各类遗物，但碟类减少，盘类增多，漳州窑系制品逐步被景德镇制品取代［19］。后又增加了一期，Ⅳ期为17世纪后半叶～18世纪中叶［20］，这时期日本遗址已无漳州窑系的碗、盘类器物出土［21］。随着考古发展，资料的充实，以后森村［22］又将这四期修正为：Ⅰ期为16世纪后半叶；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600～1615年）；Ⅲ期为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1640～1660）；Ⅳ期为17世纪后半叶～18世纪中叶（1680～1750年），仅见一件五彩盘出土。

菲律宾“圣迭戈号”，沉没于1600年12日14日，沉船货物中有平和窑瓷器产品，多数为青花瓷，少量为五彩瓷，常见器型为盘和碟，也有少量碗、大罐、小罐和盒，具有典型平和窑瓷器特征。芭芭拉•哈里森把漳州瓷中的青花器分为保守型、持续型和多变型三种类型，“圣迭戈号”上的大部分陶瓷属持续型，少数为保守型［23］。因此，可确定这一特定时间内平和县窑场以保守型、持续型为主要产品，并可界定这类器物的年代约为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符合森村修正后编年“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600～1615年）”。

漳州地区的明清墓葬中，平和窑产品较少见。平和县南胜陈山村“万历甲寅”（万历四十二年）纪年墓出土青花开光锦纹雉鸡牡丹纹盘残件（口径48M）、青花开光立凤纹盘残件及青化碗（图案多达十余种），这些碗盘均为南胜、五寨等窑常见的产品，纹饰、造型相同，是从外销瓷中剔除的转内销“残缺次品”，被当地平民采用为圹盘、圹碗封存于墓堆［24］。因此，这类碗盘可确定烧造于1614年以前。其中，开光立凤纹盘等纹饰与“圣迭戈号”持续型立凤纹、鹿纹、鸭纹盘开光纹饰相同，锦地开光纹“圣迭戈号”虽不见，日本遗址同一地层中却与持续型类物同时出土，因而可视为同一时期持续类产物。

小溪产坑村“天运癸巳年”墓，墓碑有“皇明”、“待赠光禄口夫尚暨口先生墓”、“天运癸巳年十一月十日囗立”等隶书文字。出土圹碗有魁字云龙纹、玉字凤穿花纹、临江待渡纹、秋江夜渡纹，均为青花碗。对照“万历甲寅”墓出土器物，发现两者之间的工艺特征、图案纹饰等有着明显差异［25］。查“天运”年号为张普薇所用，为1637年（丁丑），与癸巳年不符。推测属南明桂王朱由榔永历七年（即清顺治十年，1653年癸巳）。如推断无误，这类器物的年代应有清顺治十年上下。

与平和县相邻的漳浦县隆庆至万历四十一年的多座墓葬中，出土了青花小罐、盖罐；崇祯十五年墓出土圹碗1500余件，内底饰篷船和戴笠船夫、天官赐福纹，内底无纹者多有涩圈，外壁点五道密集青花点饰；康熙四十年墓出土青花碗上多有“佳”字款。这些出土物多半具有沙足特征，应出自平和五寨窑或紧邻五寨的澎水窑［26］。

平和窑，甚至闽南的众多青花窑址均未出土纪年瓷器，诏安窑有“大明成化”［27］寄托款，安溪窑有“成化年制”、“宣德年造”［28］等伪托款，这些都是清代瓷器。

综合上述研究资料及笔者的调查，平和县目前不见元代瓷窑。平和窑址群中，有一些涩圈粗青瓷，可能稍早，是内供商品。

福建青花瓷产生于何时？平和窑的烧造年代？笔者以为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有人在没有任何文献依据与考古证实的情况下，却写下德化窑“明成化以后开始大规模烧制青花瓷”［29］。有人指出［30］：福建青花瓷产生于明正德～嘉靖，依据为德化县明墓出土的一件正德己卯年郭真荫青花墓志及同墓出土的一件青花瓶；也有人认为［31］：闽南目前最早的青花瓷是安溪县嘉靖五年纪年墓出土青花碗。1983年德化县出土正德己卯年郭真荫墓志并非钴料，而是褐彩。该墓志为米黄色釉面，釉下阴刻铭文，填以褐色，烧成后文字呈淡铁锈色，这种铁褐色过去多被误为土钴料。据传同墓出土了一件青花瓶，青花色泽灰蓝泛黑，外壁饰折枝菊纹，被认为是我省最早的纪年墓青花品。但该墓未经科学发掘，遗物是村民送交，来源有疑问。从形制观察研究，该瓶属明末清初产品［32］。

笔者以为，闽南青花瓷最早为漳浦隆庆年间墓［33］。安溪县嘉靖五年纪年墓［34］是1989年一农妇到博物馆参观时，告诉博物馆：官桥洪塘村鸡母山有墓葬遭基建破坏，有青花碗出土。2个骨灰陶罐已被移葬，4件青花碗可能是墓葬遭基建破坏后追缴物。另有地砖墨书墓志，字迹被刷洗，仅能看出“……不幸卒于嘉靖五年丙戌……寿三十有三……”等字，并无葬日。墓有二穴，可知为合葬墓，下葬亦有先后，不能确定下葬时间；又可确信该墓为二次葬，所谓二次葬即不可能是“卒日”。安溪县所谓“嘉靖五年墓”出土青花排点纹碗与漳浦明崇祯十五年（1642）许氏墓、崇祯年间何楷父母合葬墓青花碗相同，这种青花排点纹碗在福建省的烧造时间应为明末，绝不可能到嘉靖五年。又如嘉靖三十八年陈素轩墓志铭，有人认为［35］是青花字迹，款字青料色泽呈现蓝中徽泛紫。该墓志是从县陶瓷公司征集。传云，同墓出土了5件瓷器，均为米黄釉瓷，而不见一件青花瓷。该墓志未经科学检测，真赝尚存疑，还不能作为纪年青花器。有文章指出：闽南青花瓷从嘉靖五年始烧，但有些窑的青花瓷可能早于嘉靖，如平和五寨一带的青花瓷窑址中出土一些平切足，外底未施釉，内绘实笔空心梅，这种风格在景德镇青花窑的中期常见［36］。福建平和窑青花瓷不可能与景德镇同步发展，不能生搬硬套。

有人认为漳浦正德墓一件素三彩瓜棱水注与平和田坑窑素三彩极为相似，嘉靖三十九年土楼残墙上的一片青花碗残底，是研究平和窑系烧造年代的重要根据［37］，并以这一青花碗残底认定澎水窑创烧年代为嘉靖中期［38］。笔者持不同看法，素三彩水注与平和窑的素三彩造型、工艺等有差异，尚不能认定为田坑窑产品，外来成份较大。嘉靖三十九年土楼残墙三合土中的残瓷片并不能作为断代依据，因为嘉靖墓葬中不见这类青花瓷碗，又修土楼时为何要在三合土中加杂破瓷片呢？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该瓷片在什么时间维修过程中夹杂入内。因此，该瓷片不能作为绝对纪年物。澎水窑创烧年代也不可能认定为嘉靖中期。

笔者以为平和窑青花瓷创烧于嘉靖晚期（未见嘉靖纪年墓青花瓷）至万历早期，亦以内销供应本地区民众，漳浦县隆庆及万历五年墓出土平和窑青花盖罐即是最好的说明。

外销瓷年代为万历中前期。瓷产品外销，促进了平和窑业的繁荣与发展，万历中期及中晚期，窑业发展较快，目前发现的百余处窑场多为这一时期。外销的兴旺与月港息息相关。明代文献［39］载：从月港出发的商船，万历十七年“岁限船八十有八”，“后以引数有限，而愿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万历十七年有“番泥瓶，每百个税银四分”，万历四十三年“番泥瓶，每百个税银三分四厘”、“青花笔筒，每个税银四厘”。

泉州港由于淤泥沉积以及“海禁”等诸多因素而渐渐衰败，至明朝，逐被漳州月港所取代。隆庆元年，朝廷采纳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时又由于双屿港因国际贸易市场被朱纨派兵捣毁，该港成为废墟。此后直至万历年间，月港的海外贸易发展到最高峰，成为我国东南亚沿海对外贸易中心［40］。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新颁布禁海令后，月港开始衰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告终［41］。平和窑亦停烧。以上历史背景简要勾勒出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瓷业兴衰的轮廓。

探究平和窑生产技术的来源，对于进一步确立科学的区分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窑炉技术和装烧技术看，平和窑采用的是阶级式分室龙窑，所用的“M”型匣钵及装烧方法和窑火的处理方法等均有明显的闽浙地区龙窑特征，其制坯、施釉及装饰图案的绘制等则大部分仿自景德镇。其施釉方法、工序似来自景德镇制瓶罐类抚州或丰城籍窑工。可以说，为了趋利，平和窑采用了闽浙流行的龙窑窑炉，又吸收了景德镇窑的边缘工艺技术，只是形式上的仿景产品。其急就草率的产品给我们留下了区分其不同技术系统的明显特征。这些技术上的一系列差异提示：尽管沿海诸窑产品在器型、纹饰等方面与景德镇产品有相似之处，但窑炉技术、装烧技术和成型工艺上差别甚大［42］。

注 释

［1］赵光林《从中国青花瓷器不同时展阶段看它的兴衰》，《北京文博》2003年2期。

［2］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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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压铸瓷 低温瓷粉

中图分类号:R78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515(2010)03-116-02

金瓷烤瓷修复体是目前临床上常用以修复牙体、牙列缺损的有效方法。虽然金属基底冠使修复体的强度满足了临床要求,但由于金属基底冠易造成牙龈黑线、影响修复体的透光性,和美观效果。近几年全瓷冠修复工艺技术有较快的发展。有铸造陶瓷、玻璃渗透陶瓷,计算机加工陶瓷等工艺。而易美压铸瓷修复工艺技术首先是压铸出高强纤维陶瓷基底内冠,然后再根据需求按烤瓷方法完成饰面瓷部分。现将完成的96例易美压铸瓷烤瓷全瓷冠修复体的制作及效果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前牙冠预备 全冠唇侧需磨除厚度1.5mm,切端部或颌面约2.0mm,制备内角圆钝的直角肩台,宽度1mm。将尖锐直角磨圆钝,各轴面无倒凹。嵌体颌面深度最少2mm,峡宽不可低于3mm,轴面内壁制备成外展15°。全瓷贴面如果可能,制备应整个位于牙釉质,对于不包绕切端的制备唇侧制备至少0.6mm;对于包绕切端的制备,颈部与唇侧应至少0.6mm,切端需0.7mm。

1.2 将翻制好的工作代型牙体所有倒凹填平,涂一层石膏硬化剂,最多二层间隙剂。制作蜡型。内冠厚度前牙不少于0.4 mm,后牙不少于0.8mm,预留给外覆瓷的厚度不可比内冠厚。后牙可不涂外覆瓷,用蜡型雕出完整牙形。铸道直径2.5mm～3mm,铸道和包埋圈底座的角度成45°～60°角。铸道与蜡型总长最大15～16mm。蜡铸道长度最小3mm,最大8mm。将连着铸道的蜡体称重:0.75g以下1个瓷块, 2.0g以下2个瓷块,如果只有一个单位冠蜡型,那么需要再按插一根假想的铸道,以保证铸瓷流动的方向。为了避免因压瓷时产生的压力造成对包埋料薄弱处的损坏,蜡型与蜡型间要保持3mm以上的间隔。专用包埋料包埋,粉水比例100g粉/17ml液,真空搅拌1分钟,灌注,如果是快速包埋材料最少放置30分钟,最多45分钟后放入850℃的焙烧炉中,保持50分钟,即可铸造。

1.3 压瓷炉为EP600,先放冷瓷块,在将冷压瓷棒涂分离粉后,放入热包埋圈,并迅速将包埋圈移到压瓷炉平台上,小圈进炉温度700℃,真空100%,升温速率60℃/分,终温915℃,全程15分钟;大圈进炉温度700℃,真空100%,升温速率60℃/分,终温920℃,全程25分钟。铸造完成,铸圈自然冷却后,用切片慢慢切开铸圈,至露出瓷体,喷沙后用专用磨头打磨。后牙、嵌体、贴面可一次抛光染色完成,前牙冠、需要调整颜色可用专用低温瓷粉在牙体部按层次覆盖,在烤瓷炉中烧结,再经打磨抛光上釉即可。

1.4 瓷块的选择可根据情况决定,LT(低度透明瓷块)、MO(中底不透明瓷块)、HO(高度不透明瓷块),LT适合用染色和回切技术、MO适用在活髓牙或轻微染色的牙体上制作内冠、HO适合于在死髓牙或严重染色的牙体上制作内冠。

1.5 瓷粉:IPS e.max Ceram 易美饰面材料。

2 观察

2.1 经过96例全瓷冠、贴面、嵌体、桩核、修复观察易美压铸瓷烤瓷冠工艺技术具有美观、良好的半透明性与牙釉质近似的折光性,良好的边缘密合性及抗折断性能。烤瓷熔附金属冠与全瓷压铸瓷烤瓷冠相比,前者需要用不透明瓷遮盖金属基底,影响修复体的透明度,牙颈部且因金属基底冠颈缘易氧化造成“黑线”影响美观,而全瓷压铸瓷烤瓷冠具有良好的透明性与折光性,使牙颈部也能达到良好的美观效果。

2.2 烤瓷熔附金属冠硬度大于牙釉质造成对颌牙的磨损,而易美压铸瓷烤瓷冠的

硬度与天然牙釉质相似,与对颌牙同步磨损。

2.3 可免去金属基底冠烤瓷牙操作的一些步骤,节省操作时间。

2.4 材料不收缩、边缘密合度好,不刺激牙龈。

2.5 外覆瓷按烤瓷牙从颈瓷到切瓷的堆瓷方法,有层次感,其美观效果优于CAD/CAM。

3 讨论

压铸瓷修复技术追求良好的生物相溶性和相对简单的制作过程,由于材料的透光性,颜色和层次感好,满足和提高了美观要求。新型的易美饰面瓷材料涂层,材料硬度降低,使之更符合生理需要。材料性能的改进,主要目的是解决金属热膨胀系数的敏感性,解决了金瓷界面处理,和颈部“黑线”问题,因此说易美压铸瓷烤瓷工艺技术是一种较理想的修复方式,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目前,96例易美压铸瓷全瓷冠的临床效果观察,有2例制作过程中内冠裂纹,因打磨内冠时没有用水降温,导致内冠破裂,重新制做,现临床应用两年,尚无一例损坏,远期效果尚待进一步观察。

参考文献

陶瓷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1检索对象

全瓷冠/桥修复体依其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粉浆涂塑瓷、铸造陶瓷、可切削陶瓷、玻璃渗透陶瓷等,按材料成分可分为硅酸盐类陶瓷、玻璃渗透氧化铝陶瓷、氧化锆陶瓷等,按修复体结构可分为透光性极佳的铸造陶瓷(如IPS EmpressⅡ)和高强度复合陶瓷基底加饰瓷的玻璃渗透氧化铝陶瓷(如In- Ceram Alumina)或氧化锆陶瓷(如Cercon ZrO2)等。

本文通过对美国MEDLINE数据库、PUBMED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检索,并辅以手工检索、文献追溯等途径收集国内外1991年1月～2009年12月公开发表的全瓷/冠桥临床应用随访调查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对全瓷/冠桥的评估标准大多是参照美国公共健康标准体系(U.S. Public Health Service criteria ,USPHS criteria)[1]和美国加利弗尼亚牙科协会(Californian Dental Association, CDA)标准[2]。将这些文献进行筛选和归类整理,按铸瓷、氧化铝陶瓷和氧化锆陶瓷三类全瓷修复体的临床不同使用年限的成功率进行总结和分析。

2铸瓷修复体

就目前而言,铸瓷因强度较低,多用于做冠和贴面,较少做固定桥修复。早期的铸瓷材料(如Dicor)强度低,铸瓷冠2～7年的成功率在77%～86%,临床修复体碎裂发生率高(见表1),目前已退出市场。

随着技术的发展,铸瓷的强度得到很大提高,其典型代表如IPS Empress Ⅱ,抗挠曲强度可达160～180MPa、三点弯曲强度450MPa左右。临床上对IPS EmpressⅡ铸瓷冠的临床成功率跟踪报道1～11年不等(见表2),总体上看其成功率绝大多数在91.7%以上,但有报道后牙铸瓷冠的成功率仅为70%～84%[17,22]。

由表2可以看出,冠碎裂是IPS Empress Ⅱ铸瓷冠临床失败的最常见原因、占失败原因的74.0%;其他失败原因还有牙髓炎或根尖周炎10.6%、冠脱落8.7%、基牙牙折6.7%等。上述结果提示,临床上应注意调合并嘱患者避免咬过硬食物以减小修复体受力,基牙预备时要开辟足够间隙以保证冠的厚度和强度;同时,恰当的适应证选择、正确的基牙预备、合理的冠边缘设计、严格的粘结操作等对铸瓷冠临床成功率至关重要;对于后牙及夜磨牙和咬合紧的患者则应从严掌握、慎重选择。

另外,IPS Empress Ⅱ全瓷桥的临床成功率较低,2～5年的成功率仅50%～70%(见表3),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为支架折断,因此建议一般尽量不用铸瓷做桥、特别是后牙桥,若要选择IPS Empress Ⅱ全瓷桥修复时应严格把握适应证。

3玻璃渗透氧化铝陶瓷修复体

氧化铝陶瓷(如In-Ceram Alumina)是最早用于单冠和前牙三单位桥的全瓷系统,由高强度的全瓷基底核与表面饰瓷组成,其玻璃渗透氧化铝复合陶瓷基底强度很高,挠曲强度比IPS EmpressⅡ等铸瓷系统高2～4倍、达到320～600 MPa,但透光率小,需要进一步饰瓷。

临床上对In-Ceram Alumina瓷冠的临床成功率跟踪报道1～6年不等(见表4),其3～6年的成功率均大于91.2%,而且前、后牙的成功率无显著差别,说明氧化铝瓷冠的强度要大于铸瓷冠,可用于后牙冠制作。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冠碎裂或饰瓷崩瓷也是In-Ceram Alumina瓷冠临床失败的最常见原因,统计后其占失败原因的65.8%,其次为龋坏,占13.2%,此外还有美学、牙髓牙周问题、磨耗和脱落等。文献中分析引起冠碎裂的可能原因有基牙预备不良[30,37]、患者有夜磨牙症等[33,37]。

由于In-Ceram Alumina陶瓷强度较IPS-EmpressⅡ铸瓷冠明显提高,因此不仅可以用于前、后牙单冠的修复,还可用于牙列缺损的固定桥修复。临床上对In- Ceram Alumina全瓷桥的临床成功率跟踪报道1～5年不等(见表5),其成功率多数在90%左右,也有报道称In- Ceram Alumina全瓷桥(前牙长桥和后牙桥)的成功率仅为44.4%[36]。失败原因分析发现,桥折断、特别是长桥和后牙桥折断是In- Ceram Alumina全瓷桥失败的主要原因,占88.5%,且折断主要发生在连接体区[29],是由于连接体区的尺寸过小引起。

上述结果提示,氧化铝全瓷冠适用于前、后牙的修复,且由于氧化铝内冠对牙体的不良颜色有一定遮盖作用,尤适于变色前牙和制作了金属桩核的前牙修复。为减少并发症、提高成功率,临床上应恰当地进行基牙预备,注意调合并嘱患者避免咬过硬食物;对有夜磨牙症或咬合关系不正常 (如咬合紧)的患者,如果难以获得修复体强度所要求的牙体预备空间,则不可勉强制作。铝瓷桥虽可用于前后牙固定桥修复,但由于强度有限,有一定的折断发生率,临床上应避免用于长跨度固定桥,并且在固定桥制作时应尽量达到此系统对连接体要求的最小尺寸―牙合龈向4mm、颊舌向3mm,对于咬合力大的情况还应加强连接体区。

4氧化锆陶瓷

氧化锆陶瓷相较于以往的氧化铝陶瓷有更高的机械力学参数,抗弯强度超过900MPa,断裂韧性约为7MPa・m1/2,是氧化铝陶瓷的2～3倍,具有超强的承载能力,三单位固定桥的承受力约为2000N,具有极佳的机械性能和长期的可靠性。临床上对氧化锆全瓷冠的临床成功率跟踪报道1～3年不等(见表6),成功率均大于92.5%,而临床失败的最常见原因仍是碎裂和崩瓷,占失败原因的52.2%,同时冠脱落占比显著上升,达17.4%或52.2%(包括脱落后重粘病例),基牙牙髓炎、根尖周炎、牙折等合计也达26%。对氧化锆全瓷桥的临床成功率跟踪报道1～5年不等(见表7),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饰瓷崩瓷,占失败原因的67.5%,其临床成功率在75%～100%,变化范围较大,甚至种植体支持的Denzir氧化锆桥1年成功率仅为46.2%。成功率变化范围较大的原因可能是:①观察例数较少,各文献报道例数均未超过20例;②1个牙单位崩瓷算1副桥(至少3个单位)失败,客观上较以单冠为单位统计失败率的波动范围要大。

上述结果提示,冠脱落率升高说明氧化锆基底冠与粘固剂结合不佳,是今后临床工作要注意改进的方面。而基牙牙髓炎、根尖周炎及牙折发病率增大可能是由于氧化锆全瓷冠对基牙预备量要求较多,预备后距牙髓也很近,对牙髓刺激较大,因此临床上应注意选择合适的适应证、进行正确的基牙预备、注意调合。另外,氧化锆全瓷桥鲜有支架折断,失败原因主要是饰瓷崩瓷,说明其强度能够满足固定桥修复的要求,临床应注意饰瓷的强度并适当调合和嘱患者避免咬过硬食物。

5 小结

本文对国内外1991年1月～2009年12月公开发表的全瓷/冠桥临床随访文献资料进行了检索,由于各文献所采用的评估标准有所不同,因而其成功率计算会有一些差异,但通过对大量文献的归纳总结,仍能获得一些趋势性结果。新型铸瓷材料(如IPS EmpressⅡ)透光性好、能高度仿真天然牙釉质的色泽和形态,尤其适用于前牙冠的美容修复,其临床3～11年的成功率绝大部分在91%以上,但由于强度较低,较少用于固定桥修复。氧化铝(如In- Ceram Alumina)全瓷冠适用于前、后牙的修复,其3～6年的成功率均大于91%,且由于氧化铝内冠对牙体的不良颜色有一定遮盖作用,尤适于变色前牙和制作了金属桩核的前牙修复。氧化铝陶瓷的强度虽然要大于铸瓷,但由于强度有限,有一定的折断发生率,临床上应避免用于长跨度固定桥,并注意加强连接体区。氧化锆(如Cercon ZrO2)陶瓷强度极高,不仅可用于做冠,更适于做固定桥,基底桥架鲜有折断,临床上应注意适应证的把握、正确基牙预备、仔细调合以减少崩瓷发生率、保护牙髓、防止牙折,同时还要重视氧化锆基底冠的粘结固位以减少修复体脱落。

随着人们对美观要求的提高和材料性能的不断改善,全瓷冠/桥的临床应用将越来越广泛,临床成功率也会越来越高,全瓷材料在牙齿的美容修复中必将发挥出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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