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论文范文第1篇

“相爱却又不能爱”，这种情节确实在古今中外的爱情故事里一直上演，要是能把握好“想而又不能”这种微妙的情感表达，影片将不失为一部带有民国韵味的、古典与现代巧妙融合的年代爱情片。但是创作团体显然看中了近来在电视剧领域热门的谍战题材，希望通过谍战+爱情+明星的组合，收货票房大丰收。也就是说，爱情的浪漫情怀是内里、谍战情节是吸引人的外壳,谍战片的吸金效应在创新乏善可陈的中国影视界引来了众多的模仿者，《触不可及》就是其中最新的一部片子。

一、谍战的壳

照理来说，两大领域的优质资源实现交叉后，往往能够促使新的优秀作品诞生，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在中国影视界发生。已经面世的不少谍战古装片、谍战言情片、谍战偶像片，经常落得两面不讨好的尴尬结局。究其原因，核心还在于谍战与其他元素的拼接生硬、粗糙，1+1出现小于2的结果。于是，顺理成章的“借壳”构思，却由于这个“壳”的情节失真而黯淡无光，《触不可及》导演想要表达的那种对纯爱的向往最终也无法被观众接受，令人遗憾。

《触不可及》在“借壳上市”的过程中，对“壳”随意摆弄、缺乏基本的时代真实性，这是观众无法容忍的。须知道，经过数年谍战电视剧的轰炸，观众对敌我双方斗争激烈性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生活在战争年代需要面对的残酷现实，是怎么形容都不为过的。观众的“谍战”审美层次已经大幅提升，《触不可及》的情节编排忽视了这一点。

影片中，傅经年竟然能明目张胆地送情报、谈恋爱，还能在刺杀日酋现场被俘而不死，毫不费力地将中统特务机构玩弄于股掌之间，最后虽经万炮齐轰而毫发无损。这样的潜伏卧底不但没有谍战片惊险刺激的味道，更像是小孩玩的过家家游戏，嬉闹谈笑间彻底毁了这个开头本还稍有谍战韵味的电影。引致更多批评的是影片重要的一条线索：探戈。正如一位署名为“梦里诗书”的影评人士所说，“倘若《触不可及》里孙红雷第一次监视窃听桂纶镁，伴着抒情演奏的音乐，不经意间的探戈起舞尚稍有意境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舞再舞，不仅使探戈的卖点变得廉价乏善可陈，更使电影脱离了地气，音乐一响不论人物感情何如便宛若机器般的起舞，使这本应是升华剧情的探戈，居然变成了电影不经意的喜点而贻笑大方，突兀不合理抒情配乐的滥用，同样令人倍感导演仅沉浸于了自已的电影感情世界，感动了自我，却遗忘了观众，这臃肿与矫情的剧情既无法令人感受爱的真谛，同样也使得这出谍战剧倍有挂羊头卖狗肉之感。”⑴影片里那一曲曲编排得很美的探戈之所以让人产生如上感受，说到底，还是其载体——谍战中的故事情节缺乏应有的生存逻辑。比如，傅经年与宁待最后一次离别在重庆街头的那一曲探戈，两位主人公在炮火即将降临的生死关头竟然还有那种雅兴临街起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事实上，即便是在影片自身设置的环节中，宁待也就在那儿附近被炮火击中而离开人间。很难想象一部谍战电影居然单能依靠一曲探戈舞来连贯始终，也很难想象一部血淋淋的谍战片硬是要拍成了一部歌颂感天动地旷世绝恋的艺术片。时代背景和情节元素之间的违和感，彻底毁了影片应有的冲击力。

二、历史的壳

影视剧之间，本质上是同一类文艺作品，《触不可及》作为谍战爱情电影或者说爱情战争电影，情节生硬、粗糙、失真，与电视剧作品里的“抗日神剧”如出一辙。那些公开在屏幕上播出的不少抗日剧，剧情之稀奇古怪已经让观众们感到忍无可忍：抗日英雄徒手撕鬼子，一颗手榴弹可以炸下侵略者的飞机，一把飞刀竟然可以灭敌重炮。穿皮衣，戴雷朋，骑哈雷……更有甚者，鹰爪功、铁砂掌、绣花针，抗日队伍中的这些武林高手可以凭借功夫与侵略者的机枪大炮相抗衡。粗制滥造，颠覆历史，娱乐苦难，令观众忍无可忍。“抗日”逐渐简化为一种故事背景，其内核被悄悄替换成武侠剧、偶像剧，歌舞片、爱情片……抗日神剧和“借壳上市”的谍战爱情片，生硬、粗糙、失真的背后是对历史事实的随意改动，历史成为这些作品吸引收视率、提升票房的“壳”。如果说谍战情节与爱情绝恋的结合不够成功，是艺术水准所限；那么谍战、战争情节和历史真实的结合引发社会公众舆论的批评，就是艺术态度出现了偏差。受到市场利益的驱动，加上抗战题材没有政治错误的风险，这些影视剧在“民族大义”的包裹下通过精明的商业算计随意消费国人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追寻。

有评论认为，抗日题材影视剧不管多么离奇，市场表现却出奇的好，这是观众痴迷暴力的表现，这类影视剧所做的不过是迎合受众需要罢了。另外，电视和电影里表现我国军民的英勇、敌人的愚蠢猥琐，这本来就是战争正义性的延续，理所当然。这类意见看似不可辩驳，实际是当前影视剧创作态度不严谨的体现。影视作品广泛传播的特性，就对它的内容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而不能随意迎合某种简单可行的需求。影视作品里的武侠抗日、耍酷抗日、偶像爱情，不一定不存在，但肯定不是主流；对战争残酷和敌人强大的充分展示，是对国家和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的正视，是对先烈鲜血付出的尊敬。这是所有历史题材影视剧包括抗日影视作品应有的艺术创作态度。

三、爱情的壳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注释：

（1）吴晗《谈历史剧》，《文汇报》1960年12月25日。

（2）RichardRorty，ConsequencesofPragmat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XXXVIII—XXXIX.

（3）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影视艺术；剧本；文学艺术；视觉艺术

影视传媒艺术作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视觉艺术表现方式，存在于群众生活的各个角落。由于影视剧的内容有许多来源于文学作品，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也与影视剧同时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影视剧之欣赏方式虽然来源于视觉和听觉，但是其视听表现还是依托于内容和情节的贯穿，所以剧本应需要而出现。

剧本的作用是介于文字艺术和媒体艺术的转换。影视剧导演往往需要物色到一个合适的故事架构，将其加工润色，变成富有表现性的影视艺术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主要起到转换作用的就是剧本。剧本的文字表达方式是在保证原有文学作品故事的情节和架构的基础上，采用大量的对白和旁白，而将文学作品改变为影视剧，有时也根据影视剧的需要改变一些文学作品原有的结构和内容。改写剧本作为一个由文学艺术表现演化为视听觉艺术表现的过渡阶段，其省略了文学语言中惯用的大量修饰性描写和烘托气氛的表现语言，文字转换得更为简练和准确，以大量的对白为主体，旁白只补充具体场景、细节以及辅助人物心理变化的表达。并且根据影视剧的表现方式特点变化，将需要强调的剧情予以强调，省略的则需要删除。剧本是实现由文学表达到视听传达的一个转换过程。为什么在影视剧与文学作品中需要存在剧本这一过渡方式呢？这与视觉艺术及文学艺术各自的表达方式和欣赏过程的关系密不可分。

文学语言所侧重描写的精神层面，往往与其改编的影视剧作品有一定出入，其原因依然源于文学语言表达与视觉表达方式的差异。文学艺术作品的主旨传达更明确地指向人的精神层面，其欣赏过程也是通过阅读而在大脑中构建一个虚拟的场景，达到的精神上的愉悦。在阅读中，欣赏者通过文字描述的场景和细节，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贯穿在故事情节架构之上的想象世界，这个世界里的时间和空间，每一个细节都是应文字的描绘而生。最特别的是，由于阅读者各自的想象空间不同，对文字的理解不同以及种种差异，造成了这个虚构的故事在每个阅读者脑海中的情景再现都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正是阅读的魅力所在。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尤其善于架构这种想象空间，无论是人物角色还是故事情节都描绘得真实动人，给阅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享受和共鸣，从而使文学作品得到高度的赞誉。

影视艺术作品的表达方式通过人物的表演、场景配合、镜头切换等，更具有视觉的直观感，其情景的变换、人物的对白以及故事情节的发展是通过视觉和听觉去传达的，往往在剧本改编过程中，更多的表现语言注重的是视觉和听觉效果，而一部电影的时间长度往往不能涵盖其改编文学作品的全部主旨，因而进行了有选择地演绎，所以其精神内容的含量相对文学作品会有所不同，而相对的，其视觉表现性会大幅度增加。对于视觉艺术形式范畴内的影视剧而言，更多的表达方式是通过视觉可见的画面、构图、色彩以及人物表演，和听觉的背景音效烘托的气氛、对白等来呈现。而从欣赏者的角度说，一部成功的影视剧一定具备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视觉效果在所有视觉艺术表现形式中都是第一位的，无论是2010年热播的《盗梦空间》，还是2009年火爆的《阿凡达》，其镜头表现的视觉效果都堪称美轮美奂。影视艺术的欣赏方式综合了视觉、听觉等感受，显得更为真实，而影视剧中的虚幻场景也会因此显得真实存在，这也是影视剧的一大魅力。在这个以视听觉观感为要点的影视剧艺术中，视觉是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早期的无声电影就能够证明这一点。第二，有动人的故事情节。影视剧中除去大量的文学作品改编的情节以外，也有很多是专为影视剧而写作的剧本，其故事情节设计更适合于影视剧的表现需要。无论是改编的剧本，如《红楼梦》《飘》《哈利•波特》等，还是为影视剧所创作的剧本，如《疯狂的石头》《阿凡达》等，都能拍出精彩的剧作，只要情节动人、真实，有其特有的艺术处理，能使观众产生共鸣。而影视剧中的真实又与现实的真实有一定的距离，与其说是完全的真实，不如说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的真实，其真实性更体现在人的本性方面，而不是是否合乎于现实。这一点，无论在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中，其特性应该是相同的。

以《哈利•波特》为例，在这部文学作品中，交代了主角哈利•波特从小失去父母，在养父母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因而心理上自然产生了一种摆脱现实环境的渴望。由此引出后来进入魔法学校的经历，衔接非常自然。小说对于场景的描写虽然十分精彩，但是对于人物的烘托一直是小说的重点。读者往往会被小说中描写的精彩场景吸引，投入其中，但是往往也清楚这并不是真实的世界，是构建于文字上的一个虚幻的世界，可是为什么能在虚幻世界中找到其真实性呢？原因是否在于小说的作者虽然描写了一个魔幻的魔法世界，但是其世界的规则与人物行为方式，与现实世界密不可分，可以说是现实世界的投影与再现。其主角所涵盖的性格特点以及行为方式会使人有明确的认同感，完全地符合人性。因此，虽然小说所表现的并不是现实世界，但是却令人觉得真实、完整，有魅力。由此可看出，文学作品中吸引人的部分，在于以有特点的文字和情节所烘托出的气氛和故事，表现了人性中最真实的追求和探索。在魔法世界中，依然存在人性中最基本的真诚、诚实、向善等美德，是小说中最打动人的内容。而根据这部小说所改编的电影，与小说的步骤相同，内容也尽量真实地参考了小说的内容。其着重突出了小说所描写的魔法世界的视觉再现，通过精美的画面将小说中描绘的魔法学校变成了视觉可见的现实场景，这是此部电影的卖点之一。电影通过视觉完善了小说所描述的各种人物形象和场景。而相对于小说的篇幅而言，电影未能完整交代各个故事情节中的细节，而是只将几个重点的场景和情节加以再现和完善。在视觉上可表现的内容中，比如魁地奇比赛，电影中的视觉效果似乎要超过小说中的描写，镜头十分的精彩，人物表演也到位真实。但是人物角色的塑造相对而言没有小说中来得那么丰满和完整，情节的丰富性也欠缺一些。这也是影视剧中不可避免的。虽然在原有文学作品的基础上作了调整和改变，但是电影版的《哈利•波特》也创造了良好的票房，可视为是一部成功的影视作品。

在此笔者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阅读过此部小说的读者往往会去看这部电影，目的似乎是渴望看到小说中描写的内容的真实视觉感受；而没有阅读过小说的观赏者会在看过电影之后去阅读这部小说，通过阅读更深入了解电影中的人物性格特点和故事的细节，并且互相比较，选择一种自己更为喜爱和接受的情节发展方式去认同。由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在文学艺术与视觉艺术的欣赏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的关系。无论这部小说还是以小说改编的电影，都可以说是各自领域中较为成功的范例，可以说同一个题材和故事，成就了一部文学艺术作品，也成就了一部视觉艺术作品。而两者在各自领域的成功，说明了艺术作品不同的欣赏方式都有其市场。两者都以其特有的表现语言描绘了一个超脱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却使身在现实世界中的观众和读者产生了共鸣，这种真实应该界定为是一种人性角度的真实，而并非现实的真实。无论是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能够引起共鸣和感动的都是这种真实的存在。

这种真实，在小说和影视剧中，又有着不同方式的表达。文学艺术化的表达，在于通过文字所构建的精神空间，其更能表现出人性中的真实，是因为没有视觉的界限后，读者自由阅读而产生的精神景象更接近于自己所认知的真实世界，因而在视觉艺术已经近乎泛滥的今天，文学艺术依然有其广泛的市场生存空间。而视觉艺术的表现更多是通过视觉可见的场景或者物体，为了摆脱真实物体所带来的界限和视觉认知中人本身已经产生的界限，往往在视觉艺术中会出现以往视觉经验不多见的表现，例如影视剧中的魔幻场景和人物的出现。这种视觉经验外的视觉形象往往由视觉经验内的形象元素的打破重组而产生，因而令人有一种似乎见过，而又不认识的新的视觉感受，这种艺术表现方式是视觉艺术所特有的，存在于包括影视剧艺术在内的几乎所有视觉艺术形式中。这种全新的视觉感受带来了和文学艺术完全不同的欣赏经验，因而其互相之间是不可取代的。同时，也因此存在了互补的特性：文学艺术有的故事架构、场景描述和几乎没有界限的想象力，给了视觉艺术丰富的表现空间；而视觉艺术中这种特有的带有视觉冲击力的表达，也进一步表达了文学作品中丰富的想象。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可以共同获得市场，共同成功。

由以上的论证可得出结论：影视剧作为视觉艺术的一种表现方式，其表现语言更注重将视觉可见的内容作艺术处理而表达，观赏者通过视觉和听觉来欣赏，需要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化处理。其表现内容是基于真实人性化的视觉再现。文学作品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表现方式，更强调通过文字阅读给读者所造成的精神想象空间的完整与真实，这种真实通过文字表达以及阅读者各自的想象力来存在，其表现内容最终也是人性化的真实再现，而不是简单的现实世界的照搬。这两种表达方式各不相同，而欣赏方式也不同，但是可互为补充。无论哪一种表现方式中，基于人本性中的真实体现都是最为重要的。作为视觉艺术的欣赏方式而言，这种真实并不会因解读方式的不同而产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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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俄］瓦•叶•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M］．周启超,王加兴,黄玫,夏忠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4篇

在对人物的塑造上，赵冬苓并不着意表现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对人物形象的简单描述上，而是十分重视对人物心灵深处的剖析，尤其着意揭示主要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对英雄模范人物，赵冬苓把他们当做普通人来看待，他们不仅有高尚的信念和追求，也有遇到困难或不被理解时的痛苦和无奈，因此人物写得生动、感人，既能真实地反映出人物的个性，也能真实地反映出人物的典型性。《孔繁森》中的孔繁森舍下妻子儿女和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三次，让许多人不理解，甚至怀疑他对家人的感情，剧作很好地展示了他的内心世界。在的日子里，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家人，当他听贡桑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时，他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他要听听妈妈和家人的声音，当妈妈一声“三儿”的呼唤传来时，孔繁森一下跪倒在地下，颤抖地叫了一声“妈”，把他的思恋、内疚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他期满，自治区的领导希望他能留藏，到阿里担任地委书记时，剧中真实地表现了他的矛盾心理，他想回家，守着他那九十多岁的老母亲和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他又放不下的一切，当他最终决定留在时，那种急切回家的心态分明表现出对家中亲人深深的思恋；正是通过这些对孔繁森内心世界的细致描写，揭示了英雄孔繁森的高尚情怀，作为民之子和人之子无法兼顾时的痛苦的心路历程。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有时这种人生的缺憾或不完美更能打动人，也更有震慑力。《大地缘》中的农业科学家周元应从60年代到80年代近三十年的时光在农村搞科研，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帮农民解决了吃饭的大问题，被农民视为恩人。可是周元应因为长年在基层，科研无法企及高的领域，同时荒疏了外语，因而没评上高级职称，而从国外回来的博士生项昆年纪青青的却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破格评上高级职称，他因此委屈和愤懑，心理极度地不平衡，产生了不由自主的嫉妒心态。尽管这样，他还是坚守在农村基地搞科研。这种真实心态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一个平凡人的真情实感，增强了周元应的人格魅力。

在矛盾冲突与对手较量中，张扬人物个性，是赵冬苓人物塑造的另一特色。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矛盾，在影视剧中真实地具体地艺术地反映这些矛盾，并在矛盾冲突中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影视剧的成功所在。《任长霞》中，任长霞作为一名公安局长，其职责就是维护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安宁。这必然和社会的黑暗势力形成尖锐的矛盾，任长霞正是在和社会上猖獗一时的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彰显出英雄本色。她刚到登封市上任时，登封市“黑社会”猖狂，杀人案、案、打架斗殴等频频发生，而且历史积案很多，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她知难而进，走街串户了解民情，设置“申控工作室”鼓励广大老百姓检举揭发恶势力犯罪的证据和线索，她被“黑社会”视为眼中钉。正当她带领同事们全力侦查案情时，他们打来了恐吓电话，威胁要对她的儿子卯卯下手。她陷入了深深的担忧和矛盾之中，但她没有退缩，她就是这样和她的同事们面对凶残的黑势力，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最终致使“黑社会”犯罪团伙67名成员全部落网。“砍刀帮”被捣毁，系列案、杀人案、盗窃案纷纷告破，彻底改善了河南省登封市的社会治安，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她的个性也在带领大家和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得到了张扬。当任长霞为集中警力打击本地犯罪集团无形中影响了省级要案进度，和上级领导产生了矛盾时，她仍然把维护人民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

而《激情辩护》则描写了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并通过矛盾冲突展示了人物的典型性格。《激情辩护》写的是山东姑娘林晓光嫁给了香港商人李良伦。当他们的李南患白血病的灾难来临时，婚姻基础的脆弱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导致了父亲李良伦的逃逸。年仅五岁的李南将父亲告上法庭，以此展开了两方律师的“激情辩护”。被告方的人女律师陈平，是一个具有现代观念、崇尚理性思维的人，她非常精明又有心计并且有远大抱负，她认为法律上的判决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但面对小女孩生病的惨状和感人的亲情，她内心深处的道德和良知被唤醒，于是，传统道德与现代观念产生了矛盾冲撞，在理性与感情、名利与良知中搏斗，最终她战胜了自我，求得内心的安宁，她的思想也得到了洗礼和升华并成熟起来。

通过真实的生活细节，刻画出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是赵冬苓影视作品的又一特点。生动鲜活、独到精彩的细节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增强作品观赏性和感染力的重要因素。银屏上的很多优秀作品都留下了许多让人回味的细节，“多么鲜明的人物，多么震撼的事件，多么深刻的主题，都要倚仗一个个精到的细节来铺垫、来烘托，否则，无人乐意看，看了也记不住，似过眼烟云，过目即忘；似一杯白开水，淡而无味”（1）。所以，细节关乎着人物的塑造和一部作品的成败。赵冬苓的作品精彩的细节描写处处可见，作品中的人物因细节而血肉丰满。

《大地缘》中，有两处农民给基点组的科学家送干粮的细节感人至深，通过农民对科学家的真挚的关爱和真诚的感谢，彰显出这些农业科学家的崇高和伟大。一次是灾荒之年，基点组的粮食供应不上，为了搞试验，四位农业科学家饿着肚子没日没夜地呆在试验田里，终于基点组长曾守朴和周元应体力不支晕倒在试验田里，当乡亲们知道科学家们饿昏了时，他们把家中最珍贵的东西都拿来了，只见屋中到处放着篮子、筐子、碗、盆之类的东西，里面装着窝头、瓜干、地瓜、野菜，那可是当时救命的东西。第二次是在科学家不懈的努力下，终于让盐碱地长出了庄稼。丰收了，农民们端着新小麦做的馒头送到基点组，争着抢着让他们的恩人先尝尝，面对着一篮篮、一篓篓雪白的馒头，他们既感动又着急，这么多馒头真不知该如何办才好，县委王书记帮他们解了围，“就一家馒头上咬一口吧”，基点组长曾守朴流着泪水走向一筐筐馒头，每筐馒头掰下一口和着泪水吃下去，馒头筐排成了长队，人们同样是流着泪水静静地注视着他。通过这个细节展示了农业科学家们渴望祖国富强，人民幸福，心甘情愿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的牺牲精神，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和农民的血肉亲情，农民的朴实和知恩图报的善良本性。《上学路上》，家境贫寒的王燕为了能继续上学，一个暑假历经艰难，终于挣够了新学期的学费，开学那天准时出现在学校里，摊开的小手里放着被汗水浸湿的二十四块八毛钱。这一细节将一个农家女孩顽强的生命力和意志力生动鲜活地表现出来了。在《孔繁森》中，孔繁森为两个孤儿洗澡的细节，用胸膛为藏族老阿妈焐脚的动人场面，让我们看到作为英雄的那种博大的爱和无私的给予。

电影《郑培民》也正是通过一件件小事、一个个细节将一个朴实、高尚、无私的省委书记郑培民呈现在观众面前，并且深深地触动了每个人的心。郑培民的妻子一直是新华书店的一名普通职工，上班要来回走一个多小时，他从没想要给妻子调换工作，也从不让妻子搭便车，他想到的是给妻子买来一双双胶鞋减轻她的劳累。剧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郑培民在一个城门洞里给老伴买鞋，三元钱一双，他掏出五元钱给卖鞋的，然后等着人家找两元钱，他非常自然地做着这一切，这时的他就是一名普通的百姓，而不是一个省委书记。这个细节展示了郑培民的平民心态和对妻子的关爱，而正是这种平民心态，让他时时刻刻牵挂着人民的疾苦。还有在心脏病突发，生命的危急关头，郑培民仍然没有忘记嘱咐司机：“不要闯红灯”。只有真正的襟才能达到心中无我的境界，才能在生死一线间还这样坦然。这些朴质自然的细节，以小见大地揭示出他的心灵世界，体现出他的伟大和崇高，令人难忘。

赵冬苓塑造的一个个栩栩如生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最突出的特点是“真实”。鲁迅曾说过：“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2）“真实的艺术作品的感染力是惊人的。”（3）追求真实，是她的影视作品的艺术风格。她作品中的人物，不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楷模，还是平民百姓都有很强的真实感。这也正是她的作品打动人心的魅力所在。真实是赵冬苓影视作品人物塑造的灵魂，为了塑造出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每一部影视剧她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她对她剧中的主人翁达到了心心相印的程度。为了写《孔繁森》，她踏上了这片土地，实地采访孔繁森的事迹，高原反应使她头痛欲裂，她坚持下来了，采访者泪流满面的倾诉深深地感动了她，她是在被感动中一次次地走近孔繁森，最终理解了他，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然后把这种感觉通过她的剧本传达给观众。她的剧作基本上都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上学路上》取材于宁夏的西海固，为了真实，她两次去了西海固，面对令她触目惊心的贫穷和西海固人的乐观阳光，她写了一个小女孩面对贫穷的家境，仍旧没有放弃上学的愿望，这种执著的追求让她付出了许多，却最终实现了愿望。还有《大地缘》……赵冬苓曾坦城地说：“每一次创作的过程，都是一次心血和情感的付出，我和我的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为他们的磨难而叹息，为他们遭受的不公而扼腕长叹，电视剧拍成了，质量高低自有观众评说，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部剧我都是用自己的心灵和真情写的，面对生活，我付出了自己的真诚和热情。”（4）

注释：

（1）俞胜利：《细节的力量》，《中国电视》2002年第4期。

（2）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影视剧论文范文第5篇

在我们通常所见的大众传播媒介中，除了小品这种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偏爱使用方言，很多电视节目大范围的使用方言，在节目创作之初，电视台更侧重的应该是节目的收视率和经济效益，但是随着节目的推广，很多观众却逐渐喜欢上这种形式，而节目也逐渐对方言地域文化进行传播。方言，是一个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语言，也可以说是这一地区的思维沉淀，所以，方言和它代表的文化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地域文化是方言无法背离的文化纽带，而使用方言的影视剧也反映出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那么，在影视作品中增加河南方言的使用，实际上也是对河南文化的一种极好的传播。长久以来，影视剧作品大多以普通话作为对白的语言，观众习以为常，甚至会出现审美疲劳，而方言影视剧的出现，为影视剧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河南方言，作为中国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方言，通俗易懂而又鲜活生动，充满幽默感。河南方言在影视剧中的出现，让观众耳目一新，产生另类的新鲜感。观众在关注影视作品的同时，也默默地接受河南文化河南文化甚至中原文化也因此而传播开来。实际上，河南方言被运用于影视剧已经不是最近的事情，2005年的电影《孔雀》以河南安阳为背景，影片中的人物讲着一口河南安阳话，但是这种真实质朴却打动了金发碧眼的外国评委，该影片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一致好评；河南方言剧《鸡犬不宁》在西班牙连映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场面；2010年卢卫国导演的《不是闹着玩的》上映，受到了中国的广大观众的喜爱，甚至出现了“河南方言热”的现象。这都为河南文化的推广和传播打开了局面。

二、观众的文化认同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个人对于所属的地域文化以及文化群体的归属感及内心依赖感。方言在影视剧中的使用，实际上已经吸引了一批潜在的观众群体，方言影视剧对本地观众的吸引不容小觑，影视剧中使用方言，使观众直观地感受到熟悉的民俗习惯，产生一种真实的交流感和亲切感。例如一部河南本土生产却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电影《不是闹着玩的》，整部影片以河南方言作为唯一的语言形式。《不是闹着玩的》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例改编的电影，影片塑造了一批朴实真实的河南百姓，讲述了发生在河南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村里一部分先富裕起来并且有机会接触外部社会，思想较为先进的人带领村中百姓自筹自拍自导自演，克服种种困难最终拍出一部抗日剧。全片都是河南方言，充满了纪实风格。纯生活化的场景、服装、对白以及镜头拍摄、外部环境的设置都给人不小的视觉冲击。在看惯了高科技堆砌的特效后，这种清新的纪实风格却更能打动人心。影片导演卢卫国称方言电影吸引观众的根本原因是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特色。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方言，而这种方言恰恰也是因为它的生动更容易使观众融入自己的生活体验从而引起观众的共鸣。2012年冯小刚的《1942》同样也使用了河南方言，尽管这间接地将河南置于贫困省的大背景中，但不能否认，河南方言在影片中的使用仍然是影片颇为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河南，所以用河南的方言来讲述，不仅更真实，而且更利于营造喜剧感和亲切感。中国讲河南方言的人口大概有一亿，影视剧中出现河南方言自然可以获得这部分人的认同感，而且在对外传播中，河南方言以其幽默诙谐的特点将家长里短的逸闻趣事讲述得更加生动，加上河南方言通俗易懂的特点，无形中使影片更加活跃亲切，而河南文化的传播在这种观众接受的文化认同中也更顺畅。

三、文化传播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