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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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文学；柏格森；生命哲学；直觉；绵延

亨利·柏格森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西方现代美学史上著名的美学家之一，是现代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而他的影响也超出了哲学范畴，影响到文学、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他的生命哲学理论在五四文学革命的背景下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的现代转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

纵观哲学的发展史，20世纪上半叶法国生命哲学代表柏格森是诸多生命哲学研究者中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理论以生命哲学为基，并在“生命冲动”的观点下相继提出了直觉和绵延理论。他的生命哲学观具有一定的主观主义色彩，探索世界的本源的同时提出了认识和把握世界本源的方法。他认为世界的本源和基础是“生命冲动”，它是一种不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所制约的“创造意志”，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动不息而又不知疲倦的“生命之流”。在生命冲动的观点下，柏格森还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生命冲动所激发。他深受达尔文一般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生命是不断进化的，但进化不是生命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简单叠加，亦不是旧的生命为适应环境的需要而向新生命的转化：“生命”是不断创造变化发展着的。生物在自然社会中进行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在生命冲动推动下不断改变自身适应环境需要。这正好说明了内在“生命冲动”造成了各种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和变化。他还认为，生命是一种“心理的”东西，是主观的，像意识一样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它不仅创造了有意识的生命形式，而且也创造了无意识的物质。有意识的生命冲动推动着万物进化，促使万物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进化。它既是有目的性的，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创新过程。虽然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但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完全赞成。他认为生命进化不是一条朝着同一方向的线性轨迹，而是向四周飞散，不断运动和变化着。因此，生命的创造具有不可预测性。(一)直觉直觉是人类的一种意识活动，在科学认识中占有重要地位。柏格森认为，直觉是突然顿悟而来，是主观的。对理智进行批判，宣扬直觉的重要性是柏格森哲学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只靠理智不能完全认识它，依靠直觉才能进一步把握它。在柏格森看来，直觉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一种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知，是人的主观的行为。人靠理智而生，而没有理智的动物则依靠本能。直觉的对象是人的深层自我和世间万物。因此，直觉不是不变的，固定的概念，是一种灵活的形式。所以，柏格森把他倡导的直觉哲学归结为：“这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问题，一方面把注意力从根据实际的观点看使我们感兴趣的那部分宇宙转移开，另一方面使注意力转回到不适用于任何实际目的东西。注意力的这种转换当会成为哲学本身”。他的直觉主要是一种认识人自身存在主观形式，而要达到直觉，首要的是“心灵必须违背自身，必须平常在思想时所习惯的地方，必须不断修正它所有的范畴”，“进行哲学思维，就是逆转思维活动的习惯方向”。（二）绵延除直觉理论外，在提出生命冲动的过程中，他还认为人的生命就是一种意识的“绵延”，不能分割的整体；“绵延”是一种心理过程，不仅创造意识，也创造生命的形式，因此生物的进化过程也就是意识的创造过程。他最初是从时间方面给绵延下定义的。柏格森认为，哲学上的大多数错误的根源在于“一种错觉”，即“把陆续出现与同时发生，把绵延与广度，把性质与数量，混淆在一起。只有消除这种错觉，把抽象的时间与具体的绵延分开，才能解决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柏格森认为，真正能够用来表示人的生命的时间是一种心理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能用过去，现在和未来衡量，在这种时间里，不同的刹那汇集在一起，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世界不断绵延的原因就在于过去通过回忆的方式不断地进入现实世界，每一时刻不断更新，产生新的事物，这样每个时刻世界都是完全崭新的。过去，现在，未来相互渗透，不断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绵不断的流，而这就是绵延。因此，宇宙万物都就具有绵延的性质。他说：“人的心灵是一种毫不间断的，永不停息的意识的川流”。

二.对中国近代文学理论进化的影响

在“五四”文化开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柏格森哲学曾吸引了不少的知识分子。1913年到1922年的十年间，它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首先，一战后，西方哲学家开始对当时的物质文明引起高度的反思，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理性的对比，使知识分子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一战给人类文明极大的毁灭，战争带来巨大的灾难，引起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他们认为，以“直觉”代替理性才能拯救西方文明的弊病，于是柏格森哲学产生了。随着西方文明的涌入，中国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率先介绍了非理性主义的柏格森哲学，它在中国的传入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必然，但更为重要的是其生长的土壤。20世纪初的中国，几乎西方各种思潮都在中国得到介绍，然而有些思潮因与传统文化的结构相距甚远，或因与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不合而昙花一现。柏格森哲学虽然来源于西方，但柏格森哲学与传统儒学又有相近的地方，它的传入不但不会破坏儒学基本内容，相反还能增强儒学的生命力。也正是如此。中国学者梁漱溟利用柏格森哲学创立“新儒学哲学”。张君励利用柏格森哲学创立“人生观”体系。正是由于文化的相近性，柏格森哲学易于在中国传播。五四时期中国杂志发表了很多论文，充分地表明中国思想界在有意识地学习柏格森哲学思想。如译作《如合力》有重点地介绍了柏格森的思想。传播柏格森哲学最突出的学者是李石岑和张东荪。李石岑把柏格森哲学与罗素哲学、杜威哲学进行了对比研究，发表《柏格森哲学与实用主义之异点》等文章，他在担任《民铎》主编时，把《民铎》作为宣传柏格森哲学思想的主要阵地。1921年12月出版的《民铎》杂志第3卷第1号，李石岑把它编成“柏格森号”，共刊出18篇文章。他还把介绍和研究柏格森的学者团结在《民铎》杂志的周围，使他们成为宣传柏格森哲学思想的中坚人物，在推动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张东荪也是一位传播柏格森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翻译柏格森的哲学原著来向中国读者介绍柏格森哲学，对后来柏格森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几位知识分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6年，早期思想家梁漱溟，他运用柏格森的哲学理论来重新佐证传统的儒学思想，建立了新儒学。杜威在中国宣传自己学说时也涉及到柏格森哲学，提高了人们对柏格森理论的兴趣。杜威介绍道：“柏格森是1859年生的，现在还在巴黎当教授，这一年正值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出版的一年。他一生的哲学，就是发挥进化论哲学的一部分意义。杜威在中国的讲演，使更多的青年学生了解到柏格森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比较全面地介绍柏格森思想体系的，是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思想史》一书。其中，柏格森哲学作了详细的介绍。由于商务印书馆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声誉和影响，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加速了柏格森哲学在中国传入的步伐。“五四”时期新创办的一些杂志刊物，也发表了不少宣传柏格森哲学的文章。具代表性的有：《新潮》、《民铎》、《哲学杂志》、《改造》等。这些杂志充当了传播柏格森哲学的媒介，成为宣传柏格森哲学的阵地。著名学者冯友兰在《新潮》第3卷1期发表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在附记中说：“此文前段有论智识主义的一段，似乎可以对于国内研究柏格森的人，多少有点贡献。”综上所述，对柏格森哲学在中国传入后，文学开始由人的外部世界的简单描绘到人的主观感情的书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对人的发现。

三.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近代文学范文第2篇

中国近代的“西学”,主要是由西方传教士介绍进来的,以往惜未得到公正的评价。由于传教士的努力,出版了大量西方科学的教科书,才将大量西方科学知识输入中国,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中国近代的社会改革,也多与传教士有关。

然而,西方传教士也有自身的知识局限,他们未曾介绍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所持的还是西方中世纪基督教会“劝善惩恶”的文学观念,将文学的功能仅仅看做“教化”。1895年,传教士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刊登“求着时新小说启”这是中国最早以“开通民智”,驱除恶俗为目的提倡“新小说”的启事,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作家还创作不出这样的“新小说”,应征的小说没有一部符合傅兰雅的需要。

然而傅兰雅提倡的“时新小说”,却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极大的触动,他们接受了傅兰雅的主张,加以发展,梁启超后来提倡“新小说”,发动“小说界革命”的最初设想,显然受到传教士提倡的“时新小说”的启发。

如果说傅兰雅提倡的还是“时新小说”,未曾涉及整个文学,那么,另一位传教士林乐知便提出了他对“文学”的看法,这一看法开了近代“文学救国论”的先河。

林乐知翻译了日本的《文学兴国策》,该书主张:“文学为教化必需之端”。其中的文学观念,与中国传统以文学教化的观念大体一致,惟一的重要不同在于教化的内容变更:“夫文学之有益于大众者,能使人勤求家国之富耳”。突出了文学的“救国”功能。

《文学兴国策》所谈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文化教育”,它与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并无多大关系,但是它却与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相符。如果从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来考察,《文学兴国策》在中国近代便起了特殊的作用。

《文学兴国策》在当时具有权威性,似乎送来了日本富强的秘诀,不仅是日本的,也是欧洲列强和美国富强的秘诀:就是将文学变成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它对先进士大夫的吸引力自不待言,中国士大夫几乎是立即接受了《文学兴国策》。这本书中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在对文学功能的理解上,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以文治国”并无什么不同,甚至更加厉害。由于它宣称介绍的是西方当时对“文学”功能的看法,提出“兴国”的方略,而传教士对“西学”的传播已经建立了威信,这就使中国的士大夫误以为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便是如此。于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也就没有什么错误,只要将所载的“道”换成“勤求家国之富”的“通”就可以了。所以,西方传教士并没有将真正的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介绍进中国,他们介绍的是基督教会的文学观,《文学兴国策》宣扬“西国振兴之故,全在于基督之教道,及新旧约之圣经耳。”也证明了这一点。

“”时的中国士大夫,除了像严复这样极个别的曾经到西方留过学之外,绝大多数人接受西学的途径只有两条:一条是听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介绍,一条是向日本学习,研究日本介绍的西学。“”之后,学习日本成了主要途径。

二

日本的学术原来是学习中国的,“明治维新”时才改学西方,福泽渝吉在论证什么叫“半开化”,还没有达到文明程度的国家时,曾特别提出一条标准:“文学虽盛而研究实用之学的人却很少。”当时日本学习西方还没有注意到吸取西方近代文学观念,还不能借助它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所以福泽渝吉并不具备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他只是从“实用”角度来看待文学。日本近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是从坪内消遥开始,到北村透谷逐步确立。这一过程发生在中国“”之前,然而当时对中国没有产生影响,当时学习日本的士大夫没有注意到日本文学观的变化,近代文学观的形成。

表面看来,福泽渝吉认为文学的兴盛与国家的兴盛是矛盾的,文学的兴旺将会导致国家的贫弱,看起来似乎与《文学兴国策》矛盾,其实不然。他反对的是空谈“性理”,或只注重“词章”的文学,并不反对以文学“使人勤求家国之致富”,与传教士的主张并不矛盾。这一主张与近代士大夫提倡“经世致用”也是相通的。事实上,近代先进士大夫在接触福泽渝吉着作之前,就已经摈弃了只注重“词章”的文学。另一方面,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人又提倡“实用”的,与“救国”有关的文学。这种文学观念与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日本福泽谕吉的文学观念其实是一致的,与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念“文以载道”“以文治国”也是一致的。

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的政治家,对文学的看法都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其功利色彩甚至较古代正统文学观念更甚。他们之中并不是无人接触过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严复留英多年,对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便有一定的认识,他认为艺术的缺乏尤其是“美学”的缺乏是中国需要补上的一课,可谓颇具卓论。可惜的是,他认为此时中国急需“救国”,艺术尚“未暇讲求”,所以他没有继续探索。

20世纪初,有的作家试图借助西方近代文学观念来变革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加强对文学本体的认识,这其中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部分引进,一派是全部引进。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力图运用西方近代文学观念来阐述中国文学。部分引进的可以金松岑、黄人为代表。金松岑引进“美术”来说明文学,但最终未能真正做到将文学转移到表现人生上来。试图将文学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还有黄人,他力图完成严复想做而未做的事情,将文学建立在“人生”的基础上。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过分偏爱妨碍了他深入理解西方近代文学观念,这也是黄人未能在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时提出深刻见解作出重大贡献的原因。

三

成功地引进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并使之与中国文学结合的首推王国维及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他们的文学思想代表着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最高水平。

早在金松岑、黄人等介绍西方近代文学思想之前,王国维便已介绍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他是近代中国最早认识文学本体,因而提出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急需变革的理论家。从1904年到1907年,王国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一种崭新的源于西方的文学观念,借以变革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它在文学的本体、功能、价值、范围等各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理论进入近代奠定了基础。

王国维首先从文学起源上确立文学本体,他是中国最早运用“游戏说”西方这种假说来解释文学起源问题的理论家。它在中国的提出,为中国文学提出一种全新的艺术理论基础,彻底推倒了文学“原道”说,从而将文学建立在崭新的艺术基础上,真正成为“人学”。

由此,王国维得出文学“描写人生”说,人生成为文学最主要的内容,人性成为选择文学形式的依据。文学就是描写人性表现人生的,这就是文学的本质。文学虽然也描写自然,实际上是借自然来表现人的体验和情感。这就从文学性质上进一步揭示了它“表现人生”的基本特性。

明确了文学的性质,王国维又进一步提出了文学的功能就是解脱人生的痛苦。他接受了叔本华的学说,将人生和现实看成是永远灰暗的,人在灰暗的人生中需要亮色,所以才需要文学。他把文学看成是一种“消遣”,但是王国维的“消遣”始终与解脱“人生之苦痛”这一人生的大题目紧密相连,带有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因此王国维指出文学是一种高级“消遣”,它必须探究人生的真理,因此他把探究人生的真理作为文学艺术的目的,文学是人生的一部分。

王国维站在近代文学观念的立场上,他对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便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只有站在近代文学本体论立场,才有可能发现中国古代作家缺乏自觉的文学意识,是一个悲剧。悲剧的根源就在儒家的孔孟之道,把文学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改变这种状况的惟一途径就是确立艺术表现人生的本体,将文学作为艺术,确立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这种“文学独立”的需要,是中国文学“近代化”,挣脱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需要。新晨

与王国维一样也主张“文学独立”,将它视为中国文学观念变革关键的还有鲁迅、周作人兄弟。周氏兄弟原来都接受梁启超的文学主张,以文学救国,鲁迅是否受到过王国维的影响不能肯定,周作人则是肯定受到过他的影响。周氏兄弟在进一步接触了西方文学之后,便发现梁启超的“文学救国论”并不符合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周氏兄弟对人生的看法与王国维并不一致,他们主张积极进取的人生观。鲁迅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后来又受尼采“超人”思想影响,因而他对人生的观照并不像王国维那么消沉。然而周氏兄弟尽管在人生观上与王国维异趣,对文学的本体、目的、功能的看法却又与王国维相近。他们把“人生”作为文学要表现的内容,把探究人生的真理作为文学的目的,主张文学必须独立。他们提倡“文学独立”的态度同王国维一样坚决,而且他们的主张、论述方式都与王国维的主张方式极为相似。

近代文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章句 今文经学

作为一种与“经学”联系紧密的训诂体式，两汉经学对章句体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经学章句是章句体著作的主体。75部章句著作，就有60部属于“六艺略”，占整个汉代章句著作总数的80%。此外，由于“经学章句”的影响，部分非经学章句也呈现出了明显的“经学”倾向，如王逸的《楚辞章句》[1]。其次，汉代的章句，其注者多为经学家，其中今文经学家共43人，古文经学家（含通学派[2]）共22人，经学家占整个章句著者的86.7%。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章句的发展与经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章句的出现、发展和衰落都与经学的建立、繁荣和衰落一一对应。

经学最初是以后世所谓的“今文经学”的形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一过程中，章句对经学的稳固至关重要，因为“有无章句”是今文经学学者得以立为博士的前决条件。一方面，作有章句得以使经学家成为博士；另一方面，经学家成为博士之后，也为章句的普及和“再创作”提供了保障。章句的繁荣与今文经学在西汉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今文经学的经典阐释理念也赋予了章句不同于其他训诂体式的特征。今文经学的阐释理念却也是有渊源的，那就是孟子。陈桐生就直接认为：孟子就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陈先生还认为：孟子的有些观点有助于西汉今文经学走向体系化；孟子关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对汉初今文三家诗多有启示；孟子通经致用的精神为汉代今文经堂家所继承；孟子的某些阐释观点多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收，因此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4]。总的说来，今文经学章句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在训释内容上，重义理阐发，轻字词训诂。

今文经学博士高举孟子“以意逆志”的训释理念，极为重视阐发义理。姜广辉认为：“（以意逆志）这种方法因为强调意义的把握，因而开始了一个重视义理、重视创造性的经学的解释传统。”[5]义理，既是今文经学的阐释重点，也是章句著作的阐释重点。

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这一诠释理念体现在章句上就是：在训释内容上，注重义理阐发。章句体注重义理，从古至今，论者就很多。早在西汉时期，章句体就经常与词“义理”一词连用，如王充《论衡・程材篇》：“世间学问者……急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又其《谢短篇》：“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

虽是批评今文经学家之语，却也揭示了“章句”与“义理”之间的联系。

又《后汉书・徐防传》载：“防以《五经》久远，圣意难明，宜为章句，以悟后学”。由此可见，章句是使“圣意”得以显明的体式,所谓的“圣意”大概就是“微言大义”（义理）。

以上是古人的看法，当今大多数学者也承认章句与义理之间的联系，近人张舜徽这样评价丁宽《小章句》道：“其为书但训诂举大义，则与当时繁琐之辞又异矣。实开后世专以训诂、义理说《易》之风”，“章句主疏明经旨大义”[6]。张荣明也认为：“章句乃释义，着重义理的阐发。”[7]此后，张先生更坚定地认为“章句必定包含义理阐发”。“没有义理便没有章句”[8]。

注重义理阐释有利有弊，其利是可以深化文献训释的层次，使读者不仅知其表面意义，而且理解经典文本所隐含的“深层意义”，所以单纯从诠释层次上看，章句是一种比“传注”先进的训诂体式。其弊一方面章句是不可避免要走向思想僵化。有学者指出：“由于过分强调义理阐释，在今文经学列为学官后，（今文经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思想僵化。”[9]；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强调义理，甚至于出于功利的考虑，完全脱离字词训释而只作义理阐释的话，那么这些阐释也都是“空中楼阁”，这些阐释就已经不是为经典作解，而是在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这，严格说来，已经脱离了训诂学的范畴。

2.在训释目的上，强调诠释的功利性，因而对经典诠释的学术性注意不够。

潘德荣认为：“中国的解释传统一直具有强烈的应用性倾向”[10]p104。今文学家治经主要是为了治世。他们对经典的解释，多以实用为目的。正因为强调“功利”，其解释中常含有解经者对六经的意义进一步发挥和引申的，张荣明认为：“‘章句’就是义理体系和解释体系，是经义的现代化阐述，赋予经义以时代意义”[7]P236。其中所谓的“现代化阐述”就是今文经学章句所阐发的义理一般都是与现实紧密联系，是适应现实而作出的一种解释。因为要照顾“现实”，其所作的阐发就不得不杂以谶纬，且附会阴阳五学说，因此不免夹杂难以令人信服的臆测[10]P46。

将经典诠释与时代需求挂钩，无论是从文献保存的角度，还是从文献流传的角度，是非常必要的。至于西汉宣帝之后的今文经学博士只注重价值判断，过度强调实用，曲经而为己用而存在的误解，以及大量出现的空言虚说，也都是时代局限所致，正如杨乃桥所说：“哪里有阐释，哪里就有误读”[11]，这是任何一个训诂学者都无法跨越的历史局限性。

3.在客观文本与主观注者之间，强调注者主观发挥，因而对文本的客观性重视不够。

今文经师说经时往往有借阐释经义来阐述自己学说的倾向，因而任意发挥的意味较浓。这样他们说经方式多为申发式的。既不重视经文本身的字句训诂，也不重视史实和名物的考证，而是重在从经文中申发出一定的理论，并以此指导现实行动，从而达到有用于当世的目的。董仲舒认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以一奉天”。他不承认经典本文中有固定不变的解释，而强调解释是随着人们对意义的理解而不断变化的，不必拘泥于古义。为了从经典本文中发现原理，他创造了“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即通过对经典本文的分章析句，综合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大胆地抛弃不合时宜的具体结论。

今文经学继承孟子“以意逆志”这一阐释理念所具有的重视阐释者主观能动性的特征对经学阐释起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今文经学的繁荣，推动了章句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也给经学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使得今文经学日益衰落，章句著作的学术质量也大大降低。重视阐释个人主观能动性，就是说阐释者在诠释文献时，要以己之意去推测诗人之志，而不能拘泥于诗句文辞的表面意义。汉儒说《诗》时不依傍前人，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纷纷破除旧说另立一家之言。西汉今文经学博士纷纷突破师法、家法，“大师众至千余人”，自为章句，其中固然有利禄的因素，但其刻意求新的开创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有学者指出：“（董仲舒）这种政治的诠释彰显了经典的时代意义，开发了经典的潜藏意涵，植入了许多前人未见的思想，从而使经典历万古而常新。”另一方面，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是有限度的，无节制地发挥就会形成经典诠释学所说的“过度诠释”，“过度诠释”的后果就是所谓“诠释的无能”，历史所载对章句的批评多集中在这个方面。

参考文献：

[1]王宝利，王逸《楚辞章句》的训诂体例和训诂理念[J].社会科学论坛，2009，6.

[2]皮锡瑞，经学历史・序言：经学的三大派[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汤其领.汉代经学论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6.

[4]陈桐生.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2.

[5]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0-51.

[6]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1990：14,26.

[7]张荣明.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286.

[8]张荣明.汉代章句与《白虎通义》[J].学术研究,2004.2.

[9]马明策.典诠释中的两汉经学[J].兰台世界,2005,11.

[10]潘德荣.文字・诠释・传统: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近代文学范文第4篇

视觉文化逐渐在中国现代文化传播过程中崭露头角，取得一定的地位和成就。但紧紧依靠传统的印刷作为传播方式的话，取得的成就并不明显。因此，必须跨越国界以及现代文化等多种因素的限制，通过视觉让大众深刻感受到该文化所要传播的主要思想，从而取得不错的成绩。举个例子，初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他对电影的宣传作用从来都是毫不讳言，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走向世界，并标明开启世界上中国文学先锋的是著名导演张艺谋与陈凯歌两位。由此可见，影视行业在中国现代文学传播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人们在欣赏电影的同时，还会通过其中的文化、风土去了解该国家的文化，因此，影视行业可以被理解成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领导者”。

二、进一步加强对翻译出版的重视

在海外翻译出版的作品中，莫言是被接受与研究的最广泛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不仅被翻译成德语、法语及英语，同时，还被翻译成越南语、日语以及韩语等多种语言，可谓是当前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一位作家。更重要的是，莫言的作品还在不同国家获得了最高的奖项和荣誉，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显而易见，必须加强对翻译出版工作的重视。早先，歌德在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之后，提出了“世界文学”。由此可见，歌德之所以能够详细地了解中国的文学，主要是得力于他的翻译水平及能力。面对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其实，很早之前，也就是中国时期，我国有过两次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的机会，可惜，最终被错过，却使得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翻译过来的国外著名作品，照此一来，我国文学所特有的文学价值及重要意义就此被忽略。并且，在当前发展过程中，我国已经有了专业的翻译出版社，比如，上海的译文出版社及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社等多个出版社。他们所翻译的国外作品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评价，在业界具有很好的口碑。当然，在此告诉大家在翻译作品的时候必须坚持“保护该民族的文字和语言本质”，这样做也是对该国家文化的一种尊重。

三、积极吸取国外作品的精华作为己用

著名哲学家罗素曾经这样讲：相互不同的文明之间的接触是人们进步的最主要表现。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国著名作家莫言，在他的《红高粱》作品中，他按照时间顺序讲述男主人公的战争生活，继而运用倒叙手法描述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表面上看，这并不是完整的叙述方式，属于集多个叙述方式为一体的叙述手法，把一段简简单单的感情描述得扑朔迷离，使其独有的魅力及吸引力大大地提高。更重要的是，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待“爷爷和奶奶”之间的情感故事及当地的生活历程，利用对其独具敢爱敢恨气质的自由个体生命的赞扬，展现出当地特有的民族文化及风情。与之不同的是著名作家福克纳，他擅长于写南方区域的一些事情，但是，莫言却将东北乡描述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王国。例如，在福克纳的作品《喧嚣与骚动》中，从一个的孩子的角度出发，去描述这个周密、完整、独具特性及普通性的国度，将不为人知的故事讲述得更动人。而利用班吉的角度出发看世界和了解周围所有的一切，即便是感受到了，最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唯一能感受的只有对人类的悲哀，怜悯之情。在写作过程中，必须积极吸取国外作品中的精华，为自己所用。同时，还必须对自身进行反思，放眼于世界。基于我国文化和民族的特色进行作品创作，吸取国外作品的精华，逐渐打破我国传统文化的枷锁，融入新的一些元素，促使我国立足于世界，向大众宣传我国现代文学及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等。

四、结语

近代文学范文第5篇

但大部分教师会将选修课上成比必修课还“必修”的课，或者干脆变成高考复习课。别说课堂内学生朗诵、讨论的时间大大减少，有的教师根本就直接省略了学生活动的环节，使选修课变成了类似大学里的专题讲座即“教师讲坛”。

当传统的学校教学模式基本仍是接受教育――教师讲，学生听――时，如何上出选修课的特点?如何通过选修课的学习，让学生越学越有兴趣，越学越有成效呢?我尝试给学生一个自主学习的平台，利用网络进行教学。

网络是一座资源大宝库。但是当我将学生带进网络世界时，我发现他们很快就迷失了学习方向，眼花缭乱的网络环境是对学生克制力的巨大挑战，而且网络的信息量巨大、内容繁杂，学生要在庞大的信息库中搜索到有效信息简直如同大海捞针：利用网络授课就如在大海中航行却没有罗盘一般，这可不行。几次不成功的授课让我确定这个教学平台应该是“主题网站”。

语文教学的主题网站实际上就是一个专业的“学堂”，它的主题性强，互动功能强大。教师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素养，有效地组织网站的内容，并灵活的安排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丰富网站的教学资源，合理的使用各种互动及反馈功能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学生可以利用教学主题网站中的学习资料，有效地完成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减少网络学习的盲目性，还能借助网站的互动功能自学、讨论、展示学习成果以及与教师沟通。最关键的是，主题网站丰富的学习内容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真正做到“学习面前，人人平等”。

下面我以湖北省确定的选修课之一――《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的三个诗歌单元的教学为例，来介绍我设计的这个诗歌教学主题网站的结构。

主题网站的首页主要栏目：课程信息、诗歌中心、在线书库、七嘴八舌、网站导航。

1　课程信息。“课程信息”下设立二级子网页：“文本探究”和“成绩评定”。

在二级子网页“文本探究”下设立三级子网页：“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置身诗境、缘景明情”，“因声求气、吟咏诗韵”。三级子网页的内容就是由选修教材的三个诗歌单元内容构成的。最后在三个三级子网页下设立相同内容形式的四级子网页：“单元导读”、“作品赏析”、“学习资源”。

在二级子网页“成绩评定”下设立三级子网页：“课内作业”、“问题探究”、“学习交流”。

2　诗歌中心。“诗歌中心”下设立二级子网页：“名家名诗”、“寻踪访迹”

和“诗情画意”。并在二级子网页相应设立三级子网页：“名家诵读”、“相关链接”和“音海拾贝”。

3　在线书库。“在线书库”下设立二级子网页：《诗经》《离骚》《唐诗鉴赏辞典》《宋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元明清诗鉴赏辞典》。

4　七嘴八舌。“七嘴八舌”下设立二级子网页：“原创诗社”、“杂谈短评”和“成果展演”。

5　网站导航。“网站导航”下设立二级子网页：“百度搜索”、“唐诗三百首吟诵”、“中国李白网”、“菊斋论坛――诗词曲联”等。

为了对这种教学模式做更好的说明，我选择《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第二单元“置身诗境，缘景明情”中的问题探究――“关于山水诗的探究”，设计了一个课例，并制作了专题的主题网站。

这节课主要的学习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合作、探究的方式，提高鉴赏诗歌的能力；同时，通过解读山水诗歌，品味诗歌意境，感悟山水的品格，从而感受山水之美，感受古典诗歌之美。

首先，我利用多媒体播放有关山水风景的视频动画和合适的音乐，为整节课创设良好的情境；同时辅之以散文化的导入语，引导学生进入教学情境中。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我按照“由读到赏”的步骤，采用“以读带赏，以读促赏”的方式完成这部分教学。

在阅读诗歌的环节中，利用主题网页查找山水田园诗歌，借主题网页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并使学生掌握“山水田园诗的特点”；通过学生诵读来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在学生评价环节中，我因势利导，要求学生再次通过网络或主题网页找出名家诵读资料与大家一起分享，让学生通过对比感受到诵读中的不足，借网络推动教学，自然进入到“赏诗”的环节中去。

在鉴赏诗歌的环节中，我从山水田园诗的鉴赏方法人手。选择《山居秋暝》为鉴赏实例，邀请一位学生与我合作进行配乐诗朗诵。这一过程我借助音乐、动画等多媒体手段，引导学生展开联想，深入体味诗歌情感，为鉴赏创设了很好的情境和氛围。

在学习、探究、反馈学习效果的过程中，多媒体网络和主题网站再次为学生学习提供了平台：学生通过网络或主题网页搜索自己喜欢的山水田园诗歌、赏析资料，结合之前总结的鉴赏山水田园诗歌的方法，鉴赏诗歌；学有余力的学生还可以形成于文字，辅以图片音乐制作成小作品，利用多媒体的交互功能向大家诵读、展示，提高自己的动手、实践和创新能力。

最后，很自然的引导学生总结出在品读、鉴赏山水田园诗时所感受的诗境及感悟到的山水的品格，从而完成、升华整个教学内容。此时顺势给学生布置课外研究课题来结束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