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
近代文学范文第1篇
要分析前现代性首先必须分析现代性和古代性。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在西方至今也没有作出一个十分明确统一的界定。西方学界对现代性的界定与言说多种多样,内容庞杂,褒贬不一。不过,可以从肯定性界定和否定性界定入手,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相互冲突的现代性。美国学者梅泰·卡利内斯库说:“作为西方文明——科技进步、工业革命以及由资本主义引发的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这三者带来的产物——历史中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1)第一种现代性,即肯定现代性就是卡利内斯库所说的西方文明现代性,也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它发源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理性精神(包括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成为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动力。人们坚信现代民主政治、现代科学技术以及现代进步理念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第二种现代性,即否定现代性就是卡利内斯库所说的美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对现性、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罪恶和灾乱的反思与批判,是对高度工业化的负面效应的抨击。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从鸦片战争就已经开始了。自此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就不断进行,现代性的获得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学术、文学与艺术等诸多方面。从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中国现代化程度还较低,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程度,现代科技的负面效应还不很突出,因而美学现代性在中国暂时缺乏产生的现实基础。因此,近代中国第一种现代性已经萌芽,第二种现代性还难见端倪。正如海外学者李欧梵所说:“在中国,现代性这个新概念似乎在不同的层面上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若干常见的含义:进化与进步的思想,积极地坚信历史的前进,相信科学和技术的种种益处,相信广阔的人道主义所制定的那种自由和民主思想。”(2)
现代化是现代性逐渐获得的过程,它的发展犹如山间溪流逐渐汇集成河流以至于长江巨流浪,一往无前。所有赶不上现代化的一切事物自然被抛在后面,这些事物滞后于现代性的一些特性就属于古代性。古代性,从政治上来看,指奴隶制或封建制的专制政体;从经济上来看,指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或农业经济;从文化上来看,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封建文化。处于这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中的民众蒙昧未开,缺乏文化知识。掌握知识文化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那时的文学(文化)属于封建庙堂文学(文化),或者属于封建士大夫文学(文化)。封建文化毫无疑问意味着古代性。在古代性向现代性过渡之中,前现代性是一个不可缺乏的阶段,它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现代性融为一体的。这里所谓的“前现代性”是就在现代性的范畴之内而言的,它具有现代性的若干因素,却又远远没有达到现代性所要求的程度的一种状态;它不是在现代性范畴之外的某个阶段所具有的特性。也就是说,“前现代性”是现代性的萌芽,是现代性的前奏,是现代性很不发达的一种形态,这种萌芽、这种前奏、这种形态是置身于现代性之内而不是置身于之外,是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禾苗的苗芽是禾苗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
现代性概念是一种时间概念,体现为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确信一种线性向前的、不可重复的历史观,一种与任何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截然相反的历史观。线性时间观念是以“进步”的目的论为内涵的,它把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现在是变化无定的此在,未来是永恒的缺席的空洞能指,是变化与差异的来源,它“在完美到来的那一刻即被压抑;完美就定义来说即无休止的自我重复,从而构成了对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的否定,而整个西方文化恰恰建立在这种时间观念之上。”(3)进化论的引进促使中国近代官伸士人的时间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它使人意识到先进与落后的差别,更让中国官伸士人清醒地认识到落后不仅要挨打,而且还会遭亡国灭种之灾。要想不亡国灭种就要富国强民,建设新的中国。“未来中国”有待中国人去描绘,去建设。于是,晚清产生了许多现代乌托邦式的作品即“未来记”一类的作品,如《未来世界》、《新纪元》等。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为前奏,“未来记”作品一时呈现交响的局面。梁启超为新中国描绘了一次宏伟的盛况:中国全体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恰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开万国太平会议,中国政府作为重要一员也提出了一些条约。诸友邦都特意派兵舰前来庆贺。此时,中国特意决议在上海召开大博览会,各国名家、大博士、大学生蜂涌云集,整个上海都变成了会场。中国似乎成了一个特大强国,但这毕竟是梁启超的一个乌托邦幻想。正如卡利内斯库所说:“自十八世纪以来,乌托邦想象力的又一明证是现代对过去的贬低和未来的日增的重要性。然而,如果离开西方的特定的时间意识,乌托邦主义简直就无法想象,因为它是由基督教和后来被理性所占有的不可逆转的时间概念所塑造。”(4)
中国古代乌托邦与此相反,它不是贬低过去,而是美化过去,褒奖过去,如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蓝图和陶渊明的桃源世界。老子的政治原则有母系社会的遗风,老祖母占据主导地位,部族成员都是其子孙,以血缘纽带联系在一起。女性普遍受到社会的尊重,其治理部族的政治传统自然以慈爱后辈,寡情寡欲,崇尚阴柔,自然无为的方式为主,不是像父系祖先那样严刑峻法,繁文缛节,更不用宗法礼教束缚部众。老子理想的社会图景:“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5)它意在返朴归真,推崇最原始的和谐状态,好象那就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陶渊明构造了一个美丽的、理想的桃源世界。他创作《桃花源记并诗》时,是五十八岁,早在十四年前,就向往这样的世界,《读〈山海经〉(其七)》已经流露出来,“粲粲三株树,寄生赤水阴。亭亭凌风桂,八干共成林。灵凤扶云舞,神鸾调玉音。虽非世上宝,爰得王母心。”(6)这里是神灵世界,一切都很太平。陶氏的诗化自“郅民之国”。“郅民之国”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巫郅民“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7)这令陶渊明十分向往,触动了他沉睡的神经,为他日后桃源世界的创造提供了借鉴。陶渊明的桃源世界是一个神话般的所在,“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也是一个农耕世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8)田间道路纵横交错,村舍间鸡鸣狗吠互相能听到。男男女女往来耕种,老老少少都怡然自乐。这里民风淳朴,村民热情好客,他们邀请外来者武陵渔人到家作客,杀鸡,设酒,款待渔人。他们生活与世隔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人劳作,并从劳动中获得快乐。这是一个法外世界,这里没有皇帝,没有任何不劳而获、靠寄生过日子的统治者。村民中没有游手好闲者,他们按照约定,自觉劳动,他们从劳动中获得生活所需的衣食用品,而快乐从劳动中自然涌来。这幅图景自然很吸引人,它具有田园牧歌特色,人民生活悠然自得,一切太平,一切和谐,似乎是至乐世界。
老子的社会理想观是向后看的,反观的,而不是向前看的,远瞻的,是在对原始社会美化之后形成的。对往昔美好社会的留恋,对当下恶浊社会的不满是老子构筑自己“小国寡民”理想蓝图的主要原因。陶渊明的社会理想观与老子同出一辙,他十分向往和留恋远古小农式生活方式。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中构想的新中国,与“小国寡民”和“桃花源”不同,前者是向未来看的,体现的是线性的进化历史观;后者是向过去(远古)看的,体现的是循环的历史观。另一方面,老子和陶渊明的乌托邦世界注重的是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梁启超未来中国则是突出国家的强盛,因为民族国家是近代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国古代只有家天下的核心概念。这些转变实质上是中国文学从古代性向前现代性的过渡。“中国人动言郅治之世在古昔,而近世则为浇末,为叔季。此其义与泰西哲学家进化之论最相反。”(9)这正说明近代“未来记”一类作品与古代“小国寡民”和“桃花源记”一类作品具有本质的不同。
现代性概念与现代动力密切联系在一起。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的第一回中描写了这样一幅情景:在茫茫的大海上,东边有一只轮船随波出没,西边有一只帆船在洪波巨浪中颠簸。帆船身长二十三四丈,却满身千疮百孔。船上有八枝桅杆,前后六枝挂着旧帆,只有两枝新桅杆,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这艘帆船是旧中国的隐喻,帆船与轮船作比较,表明作者意识到现代动力所造成的差别,不仅是机械动力,更是现代政治文化动力。
清朝自鸦片战争起,就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天朝”帝国的大门被实力强大的英国用鸦片和枪炮攻破了。于是中国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铺展开来,现代动力被不断引进。洋务派把西方的现代动力看作挽救中国封建社会危机的唯一法宝,此即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底旅行》中的内支士轮船的动力更是现代动力,“此处有最强力而且神速巧妙又最柔顺易于使用的一种动力,乃供百般之用。这内支士全船都受他管理,或起速度,或转机关,或煮食物,或放光明。这物无异内支士轮船的灵魂,有之则生,无之则死。你道是什么,并非别物,就是这些电气。”(10)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王韬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说:“盖同一舟也,帆船与轮船迟速异焉矣;同一车也,驾马与鼓轮远近殊焉矣;同一军械也,弓矢刀矛之与火器胜败分焉矣;同一火器也,旧法与新制收效各别焉矣;同一工作也,人工与器械难易各判焉矣。无其法,则不思变通;有其器,则必能仿效。”(11)洋务运动致力于器物层面的变革反映了当时封建开明官僚追求现代动力的普遍愿望。它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致命性的弱点。清夫清三郎研究了中日甲午海战双方的军事实力,清醒地看到“军舰方面,中国的优点,只限于军舰数、排水量、重炮、轻炮、机关枪五种。日本的优点,却在马力、速力、舰龄、速射炮数、水电发射管等。在这点上,日舰的强点在技术的质,在战斗力量。”(12)他通过比较和观察,认为中日战争前,日本的产业已经到了“大产业阶段”,而中国还处在“工厂手工业时代”,从经济发展的水准来说,日本已步入工业社会,中国只步入前工业社会。近代小说反映出的现代动力意识,间接地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种意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时代的潮动。
现代动力包括技术层面的科技动力与观念层面的科学精神,科技动力是工具理性的具体化和实用性,而科学精神是工具理性的观念化。中国有轻视科学的传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信条。即使较开明的洋务派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器低于道,用低于体。传统的儒家文化是道,是体,不能随便改变,也不能任意替换。注重伦理道德文化,贬低科学文化,更缺乏科学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科学精神首先求真,不求真,任何事情都回混乱一团;只有求真,一切事情就会井然有序。中国的刑狱冤案层出不穷,除了各种权势关系、利害关系外,最根本的就是不求案情的真相。只要把中国的公案小说或刑狱小说与西方的侦探小说比较一下,情况就更加清楚,例如《九命奇冤》。那些清官断案主要是依靠自己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的人格力量和那些武功高强、为民除害的武林高手,以及一些负屈含冤者托尸还魂、言说真相之类的超现实力量,这只是反映出面对强权专制,社会普遍无能为力时人民的一种美好愿望,缺乏现代科学精神。其二,是寻找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封建迷信盛行,不同事物胡乱扯上关系,原因与结果张冠李戴,还存在许多摧残人身心的残酷陋习,无数不应有的人间悲剧便一幕幕上演,其根源在于中国科学不发达,老百姓愚昧无知。破除封建迷信和废除各种残酷陋习是中国近代小说的一项主要内容,如小说《扫迷帚》、《玉佛缘》、《瞎骗奇闻》、《醒世缘》、《天足引》。中国近代不乏追求科学精神的文学作品,这只是初级形态的、在西方科幻小说的感染熏陶下的模仿品,如中国的侦探小说、中国的科幻小说等。这些作品还很幼稚,很不成熟,与比较成熟的西方同类小说大不相同。蒋鹿山的传奇《冥闹》反映的主题就是要求废除缠足恶习。作品追溯了这一恶习产生的渊源,也叙述了张献忠铲除缠足恶习的卤莽做法,但不得要领。于是向孔圣人、佛祖和耶酥请教。孔圣人、佛祖和耶酥三人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文化即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前两种文化根本无力解决问题,只有依靠基督教文化,以它的慈善和博爱精神铲除摧残中国妇女生命的恶习。在近代,西方基督教文化与科学精神一同被引进中国,二者内在的一致性是作为现代文化冲击封建文化,显现自身的进步性。一旦它们为人民所接受,就会成为社会前进的推动力量。
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引进使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我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伦理和道德规范。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给满清政治产生强大的冲击,带来了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双重变革,在政治上,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在文化上,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立宪运动在晚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小说对它的反映有两种倾向,一是拥护立宪的,主要作品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春帆的《未来世界》、佚名的《宪之魂》;一是反对立宪的,主要作品有黄小配的《宦海升沉录》、《大马扁》,浪荡男儿的《上海之维新党》、,吴趼人的《立宪万岁》,以及各种反维新的《现行记》之类。“目下爱谈维新的这些时髦朋友,满口里都是维新的话头,一面孔都是维新的气概,少额角上挂上一块招牌,写着‘维新’两个字。然而说他不是维新,他却老大冤枉;但究其实在,却在形式上的维新。”大家只求形式上的维新,不求精神上的维新,是因为精神上的维新是招惹灾祸的根苗,而形式上的维新是升官发财的捷径。“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总根源,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时主方以利禄饵诱天下,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亦一变质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什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13)就维新者来说,最可恶的是假维新者,他们打着维新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向上层骗取高官厚禄,向老百姓骗取金钱财富,向妇女骗取她们的。最可怜的是不得已只做形式维新的维新者,他们既害怕失去既得的物质利益,又害怕朝廷的威压而葬送自己光辉的前程。近代中国的维新是前现代性的维新,这种维新的势力还很薄弱,还难以得到全社会普遍认同及其大力支持。关于立宪题材的小说,反对立宪者远远多于拥护立宪者就说明一个问题,一方面,维新思想没有深入社会,在民众中扎下根基;另一方面,它缺乏相应的政治和社会基础。维新思想是社会变革的先声,是暴风雨前的海燕之歌,是社会民众接受新观念的心理基石,它为其后真正现代性意义上社会变革开辟了道路,这正是它作为前现代性的意义。
近代小说表现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自由”作为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它是十八九世纪欧美各国立国的根本,欧美人享有政治上的自由、宗教上的自由、民族上的自由和生计上的自由。在野蛮时代,个体自由胜,而团体自由亡;在文明时代,团体自由强,而个体自由弱。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解除心理的束缚,“勿为古人之奴隶”,“勿为世俗之奴隶”,“勿为境遇之奴隶”,“勿为之奴隶”。(14)此处论述的文明时代的自由,是前现代性的自由,因为野蛮时代的自由是属于原始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程度因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而地下,缺乏有效的团体合作精神。前现代性的自由是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政治走向君主立宪制,但此时仍要依靠团体的力量,它在与封建农业经济和封建专制政体的比较中显示意义。现代性的自由是生产力高度发展,政治更加开明,社会注重个体能力的充分发挥,同时也给个体以充分的自由,在现代法制体系许可的范围内,人人享有高度自由的权利。近代许多作品从反对封建的角度出发而具有鲜明的民主政治倾向。但是,这些思想倾向往往体现在作品的表层,而缺乏更深层的内涵。这种表层内容一般是指作品外在的东西,如作品中的新名词、新术语、新现象等。就“自由”一词来讲,它在作品中使用的频率很高,有的用作地名,如《黄绣球》中的“自由村”。有的用作人名,如广东戏本《黄萧养回头》中《横议报》创办人骆自由。有的用作工具名(抽象意义上的),《新小说》第十号《黄大仙报梦》中的“自由钟”等。更加典型的是《黄萧养回头》中人物的命名,代表正面形象的人物,其名字大多具有现代民主政治的内涵,如开明官绅顾民智、他的女儿顾民权,维新派报人骆自由,维新派文人宁自强、武将宁自立,具有民族革命和种族革命意义的黄种强、他的父亲黄开化,具有正义精神的富商邱世民,经营外国军火的振昌字号老板辛太平,他的早年同窗詹大同,赋有侠肝义胆的店主司徒改进等。詹大同认为,中国的前途,存亡未卜,按照优胜劣汰的大演公理,应该模仿西方的法律制度以自存,“廿世纪,欧和美,蒸蒸日上。不外是,政治上,进步改良。开议院,参国事,毫无偏党。聚团体,合群力,顺理成章。保土地,海陆军,势力膨胀。富国家,讲殖民,首重农商。励报馆,广学校,民智增长。公选举,任官宦,民隐昭彰。倡平等,重亲爱,自由同享。修内治,善外交,巩固家邦。看今日,我中华,不堪设想。为什么,还不思,变法自强。”(15)这样纵论时局几乎是绝大多数政治小说表现的一项主要内容。近代政治小说的特点十分鲜明,主题政治化,故事类型化,人物符号化,语言政论化,新名词标签化。这种生熟混杂、传统因素与现代因子的融合呈现出来的是不太成熟的形态,就是前现代性的形态,与成熟的现代性形态存在较远的距离。
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的生产机制具有明显的前现代性的特点,它的生产与近代报刊和近代出版业同步。近代报刊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物,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许多市民社会的因素。市民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首先是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在传统社会,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在市民社会,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经济法规来规划、指导和有效管理经济活动。其二,社会与政治的分离,社会生活与政治活动相对独立。黑格尔曾经给市民社会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抽象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16)这就是说,市民社会是通过社会的各种组织法则由独立的个人作为单位所组成的联合体。黑格尔还指出了市民社会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市民社会的个体单元即市民是一个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目的的自利主义者。第二个原则是个体单元通过普遍性的形式而相互关联。市民社会是市场式的、契约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式的关系。为社会提供其他社会成员所需要的东西和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以及自己欲望的极大地满足是市民社会的最大动力,这是由市民社会的需求体系所决定的。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使得近代知识分子能够在体制之外通过自己的合法劳动获得报酬;社会与政治的分离使得近代知识分子拥有一定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两种分离为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生产提供了前提,这两个原则就成为现实基础,它们共同使得近代文学的商业化成为可能。近代报刊和近代出版业是市民所需求的,而该行业的兴起推动了近代文学的发展。近代文学作品或者在报刊上刊载问世,或者直接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其中,在报刊上刊载更为普遍和流行。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文学可以说是刊载文学,许多大报的副刊、综合杂志的文艺专栏、各种文艺小报以及各种文艺杂志是近代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报纸和杂志属于现代传媒,它是各种信息(包括文学作品)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桥梁。这体现了现代社会开放性的特点,与传统社会信息闭塞形成鲜明的对照。近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主要是媒体传播,古代文学的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是人际传播,如说书,民间艺人聚集于茶馆瓦肆,集中向听众讲说故事,其底本便是后来所谓的话本小说。近代小说的传播突破人际传播的局限,只要一报或一刊在手,就随时可以进行文化消费。这种文化消费更加自由,更加灵活。作为近代文学传播载体的近代报刊逐渐打破了封建的文化专制,使得文学从高高在上的文学殿堂走向普通民众,也使文学不再是少数封建贵族和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奢侈品,而成为老百姓的精神食粮。现代性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是对个体的关注和尊重,突出个体的重要性,近代报刊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近代文学的创作主体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而变化。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来临,“随着朝廷宣布结束中国的科举制度,旧社会主要的大一统的制度被废除了。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持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是攫取特权和向上爬的阶梯,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17)作为社会精英之一的士绅阶层受到最大的影响,废除科举等于切断了他们的读书做官之路。他们不得不离开乡村,进入都市,接受新学,谋求新的职业。近代报刊和出版业的兴起,使他们逐渐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于是新的精英阶层即知识阶层也逐渐形成。近代的中国知识阶层是比较活跃的群体,他们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又吸收一些新学,从事于近代报刊和出版行业,致力于文化传播,尤其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
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古代是士大夫;在现代是作家;在近代则是既不同于古代的士大夫,又有别于现代作家的近代知识分子,主要是报人和职业撰稿人。有的学者比较了古代士大夫与现代作家之间的区别,认为古代士大夫有自己的身份确认,以“内圣”即追求儒家理想人格为准则;而现代作家则不然,但也有自己的道德追求。士大夫主要为士大夫和帝王写作;而现代作家的写作面向社会精英和公众即普通老百姓。士大夫不必一定以写作为职业,他们有多种谋生选择;现代作家以写作为职业,靠写作谋生。(18)这里所说的现代作家不是一般时间意义上的现代作家,而是性质内涵意义上的现代作家,它包括时间意义上的现代作家和近代作家。现代作家职业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近代由非职业化向职业化的转化时期,这一时期恰好体现出作家前现代的转化。作家的职业化与城镇居民的市民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作家的文化产品的消费对象主要是市民,于是适合市民消费胃口的新文体即“报章体”便应运而生。近代作家——报章——市民,构成了近代文化生产——传播(或称为营销)——消费的一体化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更加引人注意。近代作家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而且社会上的一般人也轻薄之,认为报社主笔、访员都为不名誉之职业。这是站在封建道统和文统的立场来看近代作家的,如果从现代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近代作家,看法就会截然不同。
近代作家中尽管来自社会上层的很少,但也不乏其人,梁启超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不过主要是作为报人进入报界,《新小说》的创刊标志着梁启超另一种报业生涯的开始。他作为小说界革命的领头羊登上新的历史舞台,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作家队伍的形成。但他是出于政治革命的目的来提倡小说界革命,而不是以创作为生计,也就是他不是职业作家。近代作家的主体是一些社会下层文人。从小就寄人篱下的李伯元只中过秀才就中断了科举之路,在失去接济的状况下,不得不自谋生计。他先后创办《指南报》(1896年)、《游戏报》(1897年)、《海上繁华报》(1901年),是近代小报的奠基者之一。他主编的《绣像小说》属于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他的长篇章回小说《官场现行记》是晚清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家道中落的吴趼人离开科举,另谋生路,先当校对,编小报,撰花界风月事,后主编《月月小说》,创作“谴责小说”。幼年家贫的林纾饱食旧学,略涉新知;虽中过举,却终身未仕,以教书、着译、绘画为业。他多才多艺,能绘画,能咏诗,能作骈体文,能写长短句,还能翻译外国小说。其大量的翻译小说可以说是近费制度的催生果,从他大多数小说译稿被商务印书馆买下版权之一事实就能略见一斑。还有一些业余作者,主要由职员、教师和学生组成,例如杂志《礼拜六》的业余作者。职业作家和业余作家是报刊最广泛的写作者。创作主体的变化意味着文学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也不仅仅是吟花弄月、饮酒狎妓的反映,而且是一种谋生的方式。近代许多作家都以卖稿或办报为生,文学作品逐渐商品化。吴趼人、李伯元、林纾都是这样,其他许许多多近代作家也是如此。 新晨
“前现代性”概念的提出具有特殊的意义。此概念与近代文学“过渡性”概念不同,“过渡性”概念突出近代文学新旧交错的形态,这种形态既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又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它是中国近代文学所特有的,从而强调中国近代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前现代性”概念更强调近代文学中现代性的新因素,而这些新因素正是五四新文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它实际上是挖掘五四新文学的渊源,注重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体化。把中国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已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例如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就把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合编,其中的第五卷实际上是近代文学部分。不过它倾向于形式上的融合,实质上的融合需要一个过程。而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就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已经进入实质性融合的阶段。它基本上跨越了近代与现代的时间界限,真正打通近代通俗文学与现代通俗文学,特别是近代期刊与现代期刊,将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前现代性”概念可以为“五四新文学的渊源”这类问题提供新的参考,使以前对中国近代文学的成就视而不见的状况得以改变,使近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得以梳理,使近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各自的成就与地位的评价更加合理。近代文学中体现出来的现代时间意识、现代技术层面的科技动力与观念层面的科学精神、西方现代民主政治、近代文学作品的生产机制等,与五四新文学,尤其是二三十年代文学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还有传承关系。其他方面,如白话文运动、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在晚清与五四也具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前现代性”的概念为研究近代文学提供新的参照点,为研究五四新文学的渊源提供新的视角,为合理评价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成就与地位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美]梅泰·卡利内斯库:《两种现代性》,《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2)李欧梵着《现代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第236页。
(3)转引自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7月第1版,第7页。
(4)转引自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7月第1版,第12页。
(5)《老子道德经》第80章,《诸子集成》(三),中华书局出版。
(6)《陶渊明全集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246页。
(7)[晋]郭璞注《山海经十八卷》,《四部丛刊初编子部》,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本,第65—66页。
(8)《陶渊明全集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290—291页。
(9)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合集》(6),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8月,第55页。
(10)《新小说》第壹年第贰号。
(11)王韬《变法(上)》,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80页。
(12)何干之着《中国启蒙运动史》,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上海书店影印本,1990年,第49-50页。
(1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98页。
(14)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合集》(6),中华书局,1996年8月,第40页、第47—49页。
(15)《新小说》第七号。
(16)G·W·F·Hegel,《法哲学原理》,范阳、张企泰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57页。
近代文学范文第2篇
钱基博作为近现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学者，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著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正是近代文学研究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作品。清末民初，是一个社
会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文学史上由古典转入现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转折时期。本书所谈的，“起于王闿运，终于胡适之”，以近代文学为主，兼顾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断代文学史以这一
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本书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虽然，此前的同类著作尚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近三十年中国之文学》等。但它们的篇幅都
较小，评述也颇为简略。钱基博立足近代，上溯明清，下探民国，正本溯源，以阔大的学术视野为这部断代文学史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史学价值。同时，作者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界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思
想根源等也有深层次的挖掘。
《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大特色，在于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闿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谈樊增祥与易顺鼎，归于“中晚唐诗”；谈陈三立与郑
孝胥，则归入“宋诗”。本书作者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士钊、胡适等为代表。
全书体例与史书中的《儒林传》相仿佛，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文献丰富，网罗广博，时有一些文坛掌故穿插于中。与其他几部专史为新文学张目不同，钱著叙述旧文学则较为详尽，立论对旧
文学也多有回护。
传统中国的“文”或“文章”，不只具有审美价值，更牵涉政治、学术、人生等。离开了确定的时代氛围与作者生平，散文研究很难做深入的探讨。在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以专章的形
式为每一个值得在历史上留名的作者记录下了第一手的研究信息，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创作到师承，既标明了每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又解读了作家创作的源流和创新之处。钱基博将自己的心血之作
命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却不限于对作家作品的简单介绍，而是广泛涉及作家的交游、行止、论争及参与时事的情况，往往对于同一事件的双方，都能从论述两方的不同单章中运用各自的角度加以
析理，从而更加真实地再现历史真相，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真实的史料。
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正如钱基博以现代的学术观点品评近代作品，在强调作品承继古代文化精粹的同时，也能以现性态度看待这些作品在近代文学的现代转型中的尴尬与失落。他在增订序言中
说：“此次增订，有郑重申叙，而为原书所未及者三事：第一、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
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第二、桐城古文，久王而厌，自清末以逮民国初元，所谓桐城文者，皆承吴汝纶以衍湘乡曾文正公之一脉，暗以汉帜易赵帜，久矣；惟姚永概
、永朴兄弟，恪守邑先正之法，载其清静，而能止节淫滥耳。第三、诗之同光体，实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来；则是桐城之文，在清末虽久王而厌，而桐城之诗，在民初颇极盛难继也。此三事，自
来未经人道，特拈出之。”以钱基博为代表的批评流派，他们承袭清末李慈铭的批评，但认识已有很大的不同，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新与旧的对立和交叉。他们承认“一代有一代之文”，不再一味为“旧
文学”辩护；也不同意“新文学”干将们全面西化的激进主张。
在钱基博看来，近代社会，亦或是近代文学，最大的物质在于转变，在于西学东渐。如何看待这汹涌而来的西学浪潮，如何在这样一个社会风气极速异化的时代，确立自己的创作和评判原则，则是
判断一个近代作者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一味守旧、视西洋学术如洪水猛兽固然不对，全盘西化也无异于削足适履，只是冲动地自乱阵脚而已。这种看似折衷的学术观点在当时轰轰隆隆的新旧文学斗争
中，无疑是一种两头不讨好的做法。而这也正是钱基博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一直遵循的秉心直言的学术规范。所以，在这本《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不仅以专章形式分别论及清末民初的新、旧两
派文学及其代表人物，在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叙事中也注意到了新、旧两方面的融合。以林纾为例，一方面，钱基博着力肯定了林纾在古文创作中为发展桐城文脉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当清之季，士大
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又能不执于言，详细剖析林纾一生创作风格的变迁，并结合时政，述清源流脉络，从而得出“晚年昵于马其昶、姚永概，遂为桐城护法；昵
于陈宝箴、郑孝胥，遂助西江张目”的结论，明确指出林纾在文学主张上多受人事影响的特点，进而将林纾与真正的桐城家区别开来。这一叙述不但澄清了这一段历史中纷繁复杂的文论之争，使林纾的
文学史身份得以明确，同时，明确提出林纾与章炳麟、胡适之争一蹶再蹶，其根源正在于“独不晓时变，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抱残守缺，不思新进，从而被时代新风的车轮远远抛下，正是犯下了钱基
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言中所指的“执古”的错误。钱基博本人也同样倾心于古文的创作与教学，然而正是他“顺应为用，阐变方今”的学术理念使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得以拨开历史的迷雾，
在立论上多了一份客观理性。
第三，在钱基博手中，中国近代散文的研究范式基本得以建立。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进，作为“杂文学”的“散文”，由中心文类一转而为边缘文类。清末民初的文白之争，吸
引了众多读者及专门家的注意力；而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文体变革”中，落败一方的古文，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却也同时面临着无人理会的尴尬境地。而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恰恰正是以
近代诗词及文章变革的论述最为精彩。在作品中，钱基博既强调“历史感”，又力求突出“问题意识”，在理清“旧文学”在近代时期异变的过程的同时，也能抓住其中一些重点问题，如桐城文脉的转
变等，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来构建近代“旧文学”的发展脉络。钱基博以散文为中心建立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指向并达成了“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这也使得《现代中国文学史》与其它一些仅仅突
出史学特色的文学史拉开了差距，它的理论研究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可以说，钱基博在这一时候逆潮流而动，选择以近代“旧文学”尤其是近代散文为中心，一方面是其深厚的国学修养使之对传统散文艺术难以割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代宿儒不随波逐流的学术品格。
钱基博对中国近代地方文学史研究也贡献良多。在其所著的《近百年湖南学风》中，他条分缕析，就近百年来湖南出现的一大批学者、文人的学术成就、文学造诣、创作风格及诗人特点作出了明晰 且极具个性的评述。从中展现出了钱基博作为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一代学人的良好学术风范。钱基博在书中开篇即明言湖南一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用。“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
西接黔晚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
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含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
厉已，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从地域的独立论及文学的独立，再及思想、学人之独立，钱基博以“独立”一词作为了湖南近代文学的基调。
本书为论述辛亥革命以前湖南学术思想发展变迁的著作。《近百年湖南学风》采用传记的形式，分群别类，合传诸人，旨在彰显湖南学人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书名立足于“学风”而
不是“文风”，所涉及人物也不仅限于文士，书中所论列的十三位人物，虽然籍贯限于湖南，大多数（如魏源、曾国藩）却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有的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构想展现出钱
基博意图借文学指点山河，以文学为引，勾勒湖南乃至全国文学、社会风潮走向的勃勃雄心。
更值得嘉许的是，钱基博与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直接进行了文学创作的实践。他的文学作品涉及诗、词、序、传等多种文学样式，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莫过于他的短篇小说集《技击余闻补》。
“技击”即是人们常说的武术，书中所列的全部是以武功见长的市井人物的传奇故事。全书由26个短篇小说组成。钱基博在序言中提到：“友人有以林侯官技击余闻相贻者，叙事简劲，有以承祚三国，
以予睹侯官文字，此为佳矣。爰撰次所闻，补其阙略，私自谓佳者决不让侯官出人头地也。”正是友人赠阅的林纾所撰的《技击余闻》一书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欲望，多年沉身于古文研究的一代学儒也禁
不住一时技痒，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创作了这部以“补”命名，然则欲与原著一争高下的武侠短篇小说集。书中集中描绘了一群出身市井却武艺超群的英雄侠客，他们或力大无穷，或技艺不凡，都以
其超群的武功演绎出一段不凡的人生。小说人物形象鲜明，叙事简劲，往往能于一二语中勾勒出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小说集《技击余闻补》作为近代文学文库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近代小
说的时代烙印。
首先，小说中洋溢着极其浓郁的平民色彩。《技击余闻补》中所叙的26个故事，其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平民百姓，他们或为僧侣隐士，或为厨师渔父，或是无名妇人，往往都与官府保持着一定的距
离。他们作为普通的市井人物，全是凭借着自己的一身好武艺行走江湖，谋生糊口，这些人物所遵循的社会道德规范也多是“量敌虑胜，饬己自修”的市民生存法则。甘凤池身怀绝技却谦逊待人，因而
得以颐养天年。秦大、秦二事母至孝，才能在危急关头得以脱身。马永贞恃才自傲，终引火烧身，惨死于群贩手下。这些故事言不及怪力乱神，所描绘人物也都不是道德完人，但凭着一身神力和一片赤
子之心，为钱基博等文士所赞赏，为之写心立传。在近现代社会，政治风潮风起云涌，多变的时局早已让普通百姓无以适从。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平民武侠小说才在市民中有了一席之地，也才能
为钱基博这样的学者喜爱。毕竟乱世之中，就算是学富五车，也难有一分安全感。一介书生对武学之士的仰慕，也正来源于这样一种安全感的渴求吧。
其次，小说中饱含着强烈的民族情绪，作者借此表达出讽世的良苦用心。钱基博虽生长于清末，思想中却仍然保留着汉族文人一以贯之的汉族正统观念。小说中他明确指出清廷“诛锄武勇，摧戮文
士”，其目的在于他们“自知外夷僭盗，不为人心所归往，惴惴惧天下不靖”。《范龙友》、《南杨北朱》等篇更是为汉人武士张目。如《范龙友》中“生有神力”，本是赫赫有名的“十八武师之一”
的范龙友由明入清后，“浙督李疑其有异志，移檄名捕。系狱，毙焉。或谓谳定，龙友戍极边，不知所终云”。仅仅是由于清人之“疑”，便将其陷害致死。小说叙写他们受清人猜忌，含冤而死的悲剧
不仅表达出作者对他们的同情，更透露出钱基博强烈的民族情绪。
同时，近代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其中尤以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最为激烈。作品中多次提到甲午海战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在《嘉定老人》中，钱基博借老人之口表达了普通百姓对这场战争
的看法：“汝吾敌也，吾国将士死于辽阳之役者不知几何，吾今授子以武术，子或尽吾技以授子国人，而反刃于我国，子之计则得矣，而吾何以对国人哉？吾不忍也！”话虽出自老人之口，却表达了钱
基博这一类文人的心声，民族大义当前，视钱财如粪土，身怀武艺之人更重武德，而德之大者莫过于爱国之心，钱基博在小说集中反复强调练武之首，习武之德，正是自身严谨的道德观念与至诚的爱国
之心的展现。
其三，小说中展现出近代社会所特有的过渡性特征。小说创作于1913、1914年，这正是全国上下响应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号召，掀起近代最大的一次小说创作热潮的时期。作为一代宿儒，钱基
博一生潜心学术，受到的是最正统的儒家教育，然而却屈身投入到短篇小说这一历来为正统文人所不屑的文学样式中，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近代社会风起云涌的小说创作热潮的影响。小说既宣传了传统的
道德伦理，也不分种类地对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才华予以了肯定；既遵循了古典小说的史传传统，又溶入了一些现代小说的技巧；既坚持了文言写作的士大夫风味，又以一种平民的平等的眼光来审视社会
百态，这一系列特点都使它与传统小说拉开了一定距离，钱基博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现代转型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总之，钱基博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一生笔耕不辍，秉持着“阐变方今，顺应为用”的学术研究思想，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学术成果，尤其是为近代文学的研究、整理及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对近代文学史的研究不仅为我们保留了大量公允的史料，也以他开阔深澈的学术眼光为后人理清了研究思路，树立起学术范式。在近代文学创作的亲身实践中，他熔铸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赤诚的爱
国之心，也为近代中国文学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参考文献
[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6。
[2]陈平原.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J］，中山大学学报，2004，（6）。
近代文学范文第3篇
政党是社会演进的产物。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正是近代的民主政治、法治和人权的发展才导致了中国政党的产生。
1.民主:政党产生的基础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这时的人们没有民主可言。正是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了社会成员强烈的民利观念,这必然唤醒人们自觉地用公民的权利约束国家权力和政府行为。为此社会上觉悟的先进分子们便自动地组织起来,提出纲领,努力克服多元化的个人利益追求所造成的选择社会目标上的混乱和对社会秩序追求上的干扰,设立组织,积极动员民众参与政治生活,使民主真正有效运转起来,形成政党。当各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不仅通过代议制民主争夺国家权力,而且还通过寻找合作者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政党才发展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组织。
2.法治:政党政治的保障
法律要对政党的活动方式加以规定,政党也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如西方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专门的《政党法》,或在宪法法律中规定有关政党的条款,对政党的地位与作用等都作了较详细的规定。西方国家政党更迭频繁但政局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所有政党都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所有政党都完全处于国家的法律监督和制约之下,无论哪个党执政,都是在法律秩序内依法进行的。由此可见,文明民主规范的政党制度必然是法治的,法治的精神贯穿于政党活动的全过程。
3.人权:近代政党政治的核心
新兴的资产阶级运用人权观念颠覆了专制制度的基础理念,把国家权力从目的降为手段,为国家权力的民主化提供了理论前提。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论证自由平等的天赋权利,实质上是向君权神授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提出挑战。近代中国政党就是在这些资产阶级的革命风暴的影响下产生的,他的产生虽说是在清末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挽救国家危亡的手段,但究其根本没有公民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又哪来的国家权利,因此近代中国政党是为了中国人民最基本的人权而产生的。所以说近代政党政治的核心是政党对于公民权利即人权的追求。
二、中国政党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1.经济方面
1840的鸦片战争,这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使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遭到破坏。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和初步发展,直接催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新兴的社会阶级。一方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政党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时极大地扩大了人们的认识视野;另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政党产生准备了阶级基础。其发展使得新兴产业打破了传统产业的布局,过去的阶级阶层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有了自己的政治愿望和利益要求。
2.政治方面
20世纪伊始,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被迫实行所谓的“改革”,以挽救其摇摇欲坠的政权。1901年1月29日西太后在远离紫禁城的西安匆忙发出实行“新政”的上谕。清政府所进行的改革虽然是为了挽救其垂死政权的不彻底的改革,但它却推动了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与现代化,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尽管“”令没有公开、彻底取消,但是,“谘议局”的设立,以及《钦定宪法大纲》中有关臣民集会、结社、自由的明文规定,为立宪派建立政党、政团组织,公开参与政事,甚至联合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力量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3.文化方面
晚清时期,是一个中西文化大碰撞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开始主动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承担起为了振兴民族而介绍和传播西学的重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华民国成立,改良派和革命派都积极向西方寻求政治发展模式,西方政党活动和政党观念以报纸、书刊、译著为媒体传播开来,其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西方政党观念的传播在社会舆论上逐渐突破了清政府的,为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思考
近代中国政党的诞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专制主义斗争的结果,这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大不相同。世界政党产生的模式分为原生型模式和次生模式。原生型模式即政党的产生是本国内部条件造成的结果。原生型模式以西欧、北美国家的政党最为典型。与之相反,所谓政党的次生型模式,即政党的产生是由于受到外界政治因素的刺激引起的社会变化的结果。如果没有西方的坚船利炮的轰击,中国社会还不知道要在传统的封建专制的社会里停留多久,西方列强的入侵,从外部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漫漫“进化”之路,犹如外科手术般的操作,把中国带入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使中国民主革命有了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有力的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新的中华民国临时政权。新的民国政权的建立从此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民国建立后国内的政治环境空前宽松,为人们结社组党、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为参加政党活动的中国人模仿西方式的政党政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土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的意识也从无到有并且使中国的文化不断得到扩展和深化,这一切又推动了中国的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政党诞生的历史特殊性告诉我们,虽然政党政治同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条件下,各国的民主道路会有所不同,同理西方的政党政治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国家。每个国家只有在其深刻分析自身条件的基础下,努力在实践中探索,才能更好地找到属于自己的民主政治的现代化道路。总之,近代中国政党的产生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在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有着独特的原因和鲜明的特色,而这些原因与特点都影响了此后中国的革命与政治格局。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2]刘景泉,郭德宏.政党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3]杨德山.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朱建华.中国近代政党史[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
[5]朱建华,宋春.中国政党史[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近代文学范文第4篇
前现代性概念是一种时间概念,体现为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确信一种线性向前的、不可重复的历史观,一种与任何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截然相反的历史观。线性时间观念是以“进步”的目的论为内涵的,它把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
前现代性概念与现代动力密切联系在一起。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的第一回中描写了这样一幅情景:在茫茫的大海上,东边有一只轮船随波出没,西边有一只帆船在洪波巨浪中颠簸。帆船身长二十三四丈,却满身千疮百孔。船上有八枝桅杆,前后六枝挂着旧帆,只有两枝新桅杆,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这艘帆船是旧中国的隐喻,帆船与轮船作比较,表明作者意识到现代动力所造成的差别,不仅是机械动力,更是现代政治文化动力。
二、近代文学的研究
为了更深入的研究近代文学,首先要探究影响文学创作的因素。影响文学创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不同地域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对文学的影响最为突出。不同地域的文学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地域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有关。就近代文学来说,有几个地区的近代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形成了几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重要作家群,在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将这些作家群放在相同自然、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中,考察他们创作的共性与个性,论证这些作家群对文学近代化的积极意义,从而显示出他们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次,学术与信仰的多元化对文学的影响也最为明显。在兼收并容的宗教政策下,各种宗教都得以发展。儒学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己不复存在,加之草原游牧文化和西域商业文化凭借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向社会各个方面渗透,使得很多千百年来奉若神明的观念和教条受到冲击,包括传统的伦理观念、价值观念,以及在中土根深蒂固的重义轻利、重农抑商、安土重迁等等观念,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动摇。大汉民族失去了以往的独尊地位,与之相关的一些神圣的、至尊的东西因而也没有了以往的尊严,于是许多传统的在元代可以畅通无阻。着述无须为尊者讳,甚至皇帝在文学作品中可以成为丑角。
近代文学的研究者大多是作家,他们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完全出于兴趣,也没有任何组织和计划。然而由于各人的兴趣不同,学识有别,结果倒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而。在研究对象上,或各选自己喜欢或认为重要的近代作家和作品进行研究,或对近代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社团、文学思潮等进行研究;在研究形式上,或沿用传统的序跋、笔记式,或采用舶来的专论、专着、文学史等新形式,或致力于作品的论文联盟搜集、整理、出版,或专注于作家、作品史实的钩沉与考订。可以说,他们己经利用了一切现代性的文学研究形式,而且涉及到近代文学的方方面面。
三、近代文学的前现代性
近代文学范文第5篇
19-20世纪之交，在西方科学和文明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现代传媒业呈现出兴旺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从1815年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至“五四”运动前，海内外累计出版的中文报刊论文联盟约有2000余种；从1872年《申报》创办的第一份文学期刊《瀛寰琐记》至“五四”运动前，至少有388种文学报刊在社会上发行。现代传媒大规模地介入文学的生产，改变了文学固有的版刻书坊业的传播模式，文学从此不再是少数人垄断的专利，而被纳入了公众参与的“公共”舆论空间；现代传媒大规模地介入文学的生产，引发了文学作者、文学观念、文学样式等一系列的变革，加速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首先，现代传媒促使文学的作者，即中国文人的转型。现代传媒的大量涌现和迅速普及，加剧了报刊业对现有人力资源的开发，即吸收和接纳一批具有相当文化程度、专业知识和创造力的文人加盟。《申报》在创办伊始，便在《申报纸条例》中就拟定了一个对文人富有吸引力的措施：“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记事之类，概不取值。”这就是说文人可以免费在报纸上发表文学作品。《申报》的这一举措，反响甚为强烈，应征作品更是源源不断，“无量数斗方名士，咸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与此同时，申报馆还为文人提供了从事文字编辑和创作的岗位。从美查与王韬的特殊关系，便可以看出申报馆对人才的重视程度。1884年，王韬迁居上海不久，美查便闻其名前往拜访，竭诚邀请其加盟。王韬从始至终亲自参与了申报馆《点石斋画报》的创办工作，并承担了文字方面的写作。王韬在《讼隐漫录·自序》中表达了对美查的知遇之恩。他说：“尊闻阁主人屡请示所作，将以付之剞劂氏……辄复伸纸命笔……尊闻阁主人见之，辄拍案叫绝，延善于丹青者即书中意绘成图幅，出以问世，将陆续成十有二卷，而名之日《讼隐漫录》。”申报馆以《申报》、《瀛寰琐记》、《点石斋画报》等报刊为平台，聚集了一些颇具才华的优秀文人群体。这也是《申报》能够打开局面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尽管文人最初对新兴的报刊业并没有多大的热情，甚至有些抵触情绪，但是生存环境的变迁，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立场。1906年，延续千余年的中国科举制被废除，从“士”到“官”这一进入仕途的纽带被掐断，文人一时间被抛出了体制外。由封建体制的附庸到边缘化，这种失落的心境是难以用文字描绘的。面对着传统文明的日益衰落和域外文明的传人，这种中与西的矛盾，古与今的纠葛，撕扯着、撞击着这一代文人的心灵，从而使得他们人生的历程充满着炼狱般的煎熬。经历了一个痛苦的灵魂蜕变期后，犹如凤凰般的涅??，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敢于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和设计自己的人生坐标，选择了与时俱进的发展道路。而报刊业的兴起，无疑为他们走出困境、谋求新的人生发展道路提供了契机。当时的上海，就聚集着从周边地区前来“淘金”数量可观的文人群体。清末书画名家高邕在《海上墨林·序》中说：“大江南北书画士无量数，其居家高隐者不可知，其橐笔而游闻风而趋者，必于上海。”如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的孙子袁翔甫离职后既作“海上寓公”，又是多家报纸的自由撰稿人；吴让之、何桂笙、钱昕伯、黄式权等供职于申报馆；戴谱笙主笔上海《沪报》；蔡尔康先任《万国公报》翻译，后主笔《新闻报》、《沪报》，再转入申报馆；孙玉声主笔《新闻报》，后人《申报》、《舆论时事报》；周病鸳任《同文沪报》“消闲录”主任，高太痴主笔《新闻报》、《沪报》等等。实际上，这一代文人已经脱离了中国文人传统的生存轨迹，转变为商业化城市中以文谋生的市民职业者，即近代城市知识分子的先驱。
物质生活上的相对稳定和精神上新的追求，使得转型后的文人们不再像其前辈那样寄人篱下，依赖帝王达官、商人地主的施舍来完成文学创作，而是凭借着自己的本事来自食其力。因此，他们开始显示出一种职业作家的独立意识。李伯元、吴趼人都曾谢绝荐举，不愿入仕途，宁可在报刊当编辑或做自由自在的撰稿人。于佑任说：“报馆中人，鄙官而不为者，不知多少也。”他们的心态与中国传统文人读书做官或隐逸山林的心态，已经截然不同了。
其次，现代传媒的大量涌现和迅速普及，不仅改变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同时也颠覆了“藏山之文”和“经世之笔”旧的文学观念，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架起了桥梁。“在这一变革中，传统文学的封闭形态被打破，旧的文学观念受到冲击。中外两种文化碰撞、激活，不但引入了域外文化的宏阔视野，使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了参照系，而且，大量摄入域外文学的新观念、新思想、新风格、新方法，使清末民初的文学产生了‘求新’、‘求变’、‘求实’的试验和冲动。”(吴祖湘等：《中国近代文学鸟
转贴于论文联盟
瞰——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序》)1872年，《申报》相继连载了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片断和英国小说家欧文的小说《瑞普·凡·温克尔》。1873年，《瀛寰琐记》连载了彝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等。域外小说在中国报刊上的不断连载和广为流传，猛烈地冲击了“小说不登大雅之堂”这种旧的文学观念；而蠡勺居士的《<昕夕闲谈>小叙》则成为现代小说理论的先声。文章指出：“若夫小说论文联盟，则妆点雕饰，遂成奇观；嬉笑怒骂，无非至文。使人注目视之、倾耳听之，而不觉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厌也。则其感人也必易，而其人人也必深矣。谁谓小说为小道哉?”文章不仅为小说正名，还第一次提出了小说“启发良心、惩轫逸志”的教育功能。从1899年开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梁启超依次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严复、夏曾佑联名在《国闻报》上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是变革小说观念的重量级文章。文章从进化论的角度审视了小说的社会价值。认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表现“公性情”，即人性。人性包括英雄之性和自然属性(男女之性)，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社会属性，而在人类历史上，二者又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小说，则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具体形态的反映。这就是小说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根本原因。文章指出，“夫古人之为小说，或有精微之旨寄于言外，而深隐难求，浅学之人，论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要提倡一种“使民开化”的新小说，目的在于改造社会。文章呼吁要以报刊为载体大力发展新小说。
文学观念上的变革与文学理论上的“求新”，引发了清末民初文学创作上的空前繁荣。仅以1907、1908年为例，两年中登载小说的报刊分别有49种和43种；发表小说的数量分别是428部和454部。
第三，现代传媒的大量涌现和迅速普及，催生了适应时代需求，为广大读者欢迎的新的文学样式。报载小说是应对报纸每日发行，面向市民大众的新文体。它虽然从形式上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套路，采用章回体的模式，但在操作上却大大简化了传统小说的创作过程，普遍采用边写作边发表方式；它对其固有的表现手法进行了革新，赋予作品新思想、新观念和新内容；它由于受到报纸新闻性的影响，同时具有新闻性和文学性双重特征；它把读者大众视为衣食父母，始终与其保持着近距离的互动关系。报告文学是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边缘性的文体。新闻性、文学性和论说性成为报告文学的三要素。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主要表现在真实性方面，希冀把“严格地忠实实事”视为报告文学的生命。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以生动的细节描绘、精确的现场感和必要的原始材料形成不可置疑的记实性和感人的形象。在再现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过程中，作者可以调动各种文学手段：“可以从诗歌中吸取诗情；可以从散文中吸取意境；可以从小说中吸取人物刻画；可以从戏剧文学中吸取通过人物对话写人；可以从电影文学中吸取‘可视性’和蒙太奇技巧；可以从杂文中吸取形象化议论等等，从而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法。”(张宁生《中国报告文学史稿》)报告文学的论说性，表现在作者鲜明的立场和观点，巴克说：“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论说性可以渗透在叙述描写之中，也可以以犀利、深刻的议论直接介入生活、干预生活。
起源于清末报刊“时评”和“谐部”的现代杂文，是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的文艺性论文。与报纸评论相比较，其共同点是直接而迅速地分析、评议各种社会现象，使读者从中获取某种人生体验或思想启迪。其不同点，报纸评论一般是抓住新近出现的新闻事件进行剖析，借助缜密的逻辑，直截了当地提出作者的观点；现代杂文的取材要比评论宽阔得多，既可以评说新闻事件，也可以谈古论今，大到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小至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现代杂文把深刻的哲理、尖锐的观点熔化在生动的艺术形象中，借助对比、暗示、取譬、借喻等各种艺术手段，让读者在艺术的享受中受到启迪。由于现代杂文篇幅短小，言简意赅，同时又具有形式多样、记叙灵活、富有杀伤力等其他文体所不具备的特点，因此被报刊广为采用，被视为文艺副刊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