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词]近代东北农业综述

自古以来，东北都是农业大省，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己出现原始农业；明清时期，东北农业有所发展；自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汉族农民的流入而急速发展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业迅速殖民地化，1945年后，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起步和发展。为此，学术界对东北农业十分重视，产生了相当多的论著。有鉴于此，笔者特将主要论著梳理如下，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研究概况

（一）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关注

大批以农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论文，就笔者目力所及，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衣保中的《中国东北农业史》[1]一书，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一部区域农业史专著，对伪满时期殖民地农业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基本勾勒出东北农业发展的总体脉络，使读者了解东北农业在作物种类、生产结构、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之所以与内地不同的缘由，同时，作者也着意于该区域人文地理状况对农业的影响，对我们研究东北农业史有重大参考价值。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该书运用较大的篇幅，较为全面的记载了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是研究东北农业必须参考的。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3]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农业近代化问题的专注，该书揭示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填补农业史研究的空白，对东北近代农业进行综合而系统的研究。刘祖荫的《满洲农业经济概论》[4]，孙心农等编的《东北农业概况调查》[5]一书将东北农业的实况，产量，农业经营等搜罗一齐，并提出兴农方案：合作社、农产公社等。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6]详细论述了清末吉林、黑龙江、奉天的开禁放垦情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的《东北经济小丛书》[7]，于春英、衣保中的《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8]，郭葆琳的《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9]，黄希源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10]，陈振先的《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1]，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的《北满农业》[12]等等。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成果，对东北农业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分析，如：魏芙蓉、张锐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13]，衣保中、吴祖鲲的《论东北农业近代化》[14]，衣保中的《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15]，吴祖鲲、富萍的《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16]，谢学诗的《“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17]，徐萍的《试论民国时期东北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硕士论文），衣保中的《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18]，衣保中的《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19]，郭有义的《满洲农村现状及其农业对策》[20]，景爱的《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21]等都不同程度对东北近代以来的农业进行了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东北农业提供巨大帮助。

（二）涌现了许多关于东北农业资源被侵略的文章

近年来，许多关于日本、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文章不断涌现，例如，李晓光的《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22]此文介绍了“日俄战争”给东北的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使东北的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粮食大量出口，农业生产单一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东北农业的商品化、机械化生产，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23]，李淑娟、王鹤的《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24]，朱艳、李闰华的《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25]，孙玉玲的《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农业资源掠夺政策》[26]对日伪时期的农产品掠夺及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了探讨，单魁贤的《日伪统治对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硕士论文），等都对近代以来东北的农业资源被侵略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并取得不小的突破。

（三）关于东北地区农作物的发展变迁的文章丰富

近年来，随着对东北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东北农业经济特别是东北大豆经济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大豆业是近代东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东北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近代东北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大豆业经济。其研究者层出不穷，文献主要有：叶晗的《1914年至1931年东北大豆贸易研究》（硕士论文），杨光震的《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27]，佟静的《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28]，于亚莉《论近代东北大豆贸易》（硕士论文），韩玲红的《浅析伪满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29]一文，对“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业发展状况、日本在东北地区对大豆产销采取的政策及影响做了详细介绍，较为全面介绍了伪满前期日本对以大豆为主的东北农产品的掠夺。牛伟的《伪满时期东北大豆业研究》（硕士论文），王影的《“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及对大豆出口的控制》（硕士论文），李淑娟的《伪满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30]一文深刻的揭露了伪满时期以大豆为主的东北经济的衰落，乃至给农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郭文韬的《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31]，朴永兰的《论近代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中外来因素的作用》（硕士论文），胡雪梅的《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论述》（硕士论文），张左华的《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32]。

关于水田的研究主要有：金颖的《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33]，金颖的《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34]，吉林省农科院主编的《东北水稻栽培》[35]，于春英的《伪满时期水稻发展研究》[36]，姜丰裕的《民国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田投资研究――以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为中心》（博士论文），衣保中的《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37]，衣保中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38]等等。关于东北地区棉花业的论著主要有：许�的《伪满时期东北棉花的统制研究》（硕士论文），董师嫡的《近代东北棉业经济初探》（硕士论文），季道藩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39]，万连步的《棉花》[40]，胡华的《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41]，等等。

以上论著对东北近代以来的作物研究多集中在伪满时期，通过农作物的兴衰，来揭示东北农业经济急剧地衰退，并影射处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诚然，笔者整理了仅几种农作物的主要研究状况，其他作物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四）国内、国外移民都给东北的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大量人口的入住给东北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东北的发展。近年来，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文章，成为农业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王衫的《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42]，吴希庸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43]，何廉的《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44]，让慈的《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45]，范立君的《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46]，陈楠的《近代东北荒地垦殖述略》（硕士学位论文），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47]，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满洲农业移民概说》[48]，衣保中的《日本移民与伪满洲国的殖民地农业》[49]，刘大可的《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50]，高乐才的《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51]，桑润生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52]，范立君，许凤梅的《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53]，刘信君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移民浪潮与农业开发》[54]，于春英的《朝鲜移民与近代黑龙江地区水田开发》[55]等论著都分别对近代东北移民做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其价值巨大。移民虽然给东北地区带来压力，无可厚非的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农业的发展。

（五）同时，外国主要为日本在侵略东北的同时，对东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东北农业的文献也不断增多，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农业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的主要思考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2篇

一、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及其趋势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表现在许多方面，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初步考察：

（一）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值的增长和商品率的提高

总之，从1840年—1936年的近百年间，我国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商品值，一般都是在增加着的，虽然各个阶段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

（二）农产专门化区域的形成

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农业生产的专门化上，即表现在一些区域专门生产一种市场生产品，另一些区域又专门生产另一种市场生产品，并且农业的其它方面也都适应于这种主要的生产品。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十九世纪末年以后，我国农产商品化的过程加速了。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国不少地方已形成了许多新的农业生产的专门化区域。如东北是生产大豆的主要区域，河北、江苏、湖南和湖北等地已成为棉花生产的中心；江浙、广东等地是蚕丝的生产中心；山东、河南等地是烟草和花生的集中产区；内蒙等地是盛产皮毛的畜牧区域等等。

这些专门化农业区域的出现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同时它又是农业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动力。这种专门化农业区域的形成，“不仅引起农产品与工业品间的交换，并且引起各种不同的农产品之间的交换”（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0页）。

我国近代农业专门化虽有发展，但程度不高。首先，从地区上看，其分布是很不普遍、很不平衡的。它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等一些交通比较发达的区域。其次，从农作物上看，主要是大豆等几种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而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则很低。再次，这些区域内仍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它们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受到封建的买办的商业高利贷网以及帝国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并没有很大的发展。

（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例的变化

粮食作物的商品率一般是比较低的，经济作物的商品率是比较高的，因此，这两类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变化也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

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编的《第四次农商统计表》中的资料，1914年时，粮食作物面积占各种作物总面积的88.9％，油料作物面积占8．8％，棉花面积占1．9％，烟叶面积占0.4％。

（四）农村各阶层对市场依赖程度的加深

农村各阶层与市场的关系也是衡量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指标。

首先，货币在农民经济收支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据有人调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徽等七省十七处2，866田场支出中，现金部分占47.6％，田场收入中，现金部分占58．1％。其次，各类农户的生活用品都有相当一部分要购诸市场。据调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徽等六省十三处农户生活费用中购买部分占34.1％，绥远一些地方农民生活费用中购买部分占54．7％。由此可见，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较深。这反映出，我国农村商品货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

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的农户与市场的关系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别。

3．总的来说，我国农民经济的商品性是比较低的。孙晓村在《中国农产商品化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引用马札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话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村中农民经济的商品性，在任何地方都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即是说，农民出卖自己的生产物不少于百分之四十，并且在市场帮助之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少于百分之四十。”这说明，农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还不到50％，农民经济生活基本上仍保持着半自给状态。

（五）我国城乡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变化

二、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是有所发展的，但它又很不发达，其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国近代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且有衰落之势，整个农业生产不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就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发展。在我国耕地少、产量低的情况下，我国近代粮食总产量始终徘徊在两千多亿斤左右，这些粮食大部分被农村人口消费掉了，运销城镇的真正商品粮占的比重很小。由于我国的交通阻塞，运输不便，对外贸易又处于不利地位，广大农民不易通过外贸和内贸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粮食，所以他们极力发展粮食的自给生产，有时为了保证粮食的自给，甚至不惜放弃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因此，我国近代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始终不超过20%，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一直占80%以上。我国粮食的商品率既没有很大提高，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又不可能有很大增长，这是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程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我国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不发达以及频繁的侵略反侵略的战争和国内战争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严重影响。商业的发展，是把治安与交通作为它的外在条件，把交通媒介的确定，交换对象的增殖，作为它的内在条件。这就是说，统一和平的环境，交通的改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反，战争和动乱则有碍于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古代是这样，近代也是如此。如前所述，抗日战争前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较快，而抗战爆发后直到全国解放这段时期则较慢，就是明显的例证。在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环境中，农村商品经济之所以不能发展，是因为战争的参加者都必须首先保证粮棉的供给，因此都极力发展粮棉的自给生产，相对缩小其商品生产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广大抗日根据地是强调生产自给的，机关工作人员甚至部队都要尽可能自力更生，力求生产自给。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粮食、棉花等的供给也是最迫切的任务，因此，在日本统治下的沦陷区也不得不实行粮食的配给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大后方，也实行什么经济统制政策。生产中的自给、流通中的统制和分配中的配给政策和制度，虽然其性质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限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战时交通阻塞，货币金融制度不统一，这更加阻碍商品的流转，并进而影响商品生产。

再次，中国农产品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旋涡之中，一方面使适应外资需要的某些农产商品畸形发展，另一方面，许多农产商品因受到世界市场的竞争而衰落。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被动的地位，其前途是暗淡的。中国国内因为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帝国主义的划分势力范围政策的影响，而没有形成完整的统一的民族市场。中国因为工业不发达，城镇人口增加有限，所以城镇对工业品原料和商品粮的需求有限，广大农民因受帝、官、封的压迫剥削而十分贫困，购买力萎缩，许多农民为了交纳赋税、还债、购买其它必须品而不得不干新粮下来时忍痛将其出卖，然后又于青黄不接时借钱到市场上高价购粮。显然，农民的这种购买力是一种虚假的购买力，不可能促进农产品的扩大。

最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工不发展，在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的阻碍。中国近代农村经济中，耕织结合、纺织结合、农牧结合、生产和运输结合，纺织、畜牧、运输等都还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没有专业化，没有形成大量的专业户。在农民自耕自织、自养猪、自运输的情况下，社会分工不发达，商品经济也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总之，我国近代农村的商品生产是在农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饥饿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是在市场购买力萎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虚假的商品流通。这种缺乏基础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显然不可能有高度的正常的发展。

三、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性质

中国近代农村商" 品经济的性质如何，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二、三十年代一些人首先夸大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然后又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在三十年代又有人夸大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的程度，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即在农村也不能不随着这个资本的势力所达到的地方，顺应外来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之整个的体系而改变它旧有的经济结构”，即农村经济也已资本主义化了。

这些人都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完全等同起来，他们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就是资本主义化的程度。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我们承认，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包括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段时间内，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伴随着这种发展，不仅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手工业发生和发展了，而且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展了。自抗日战争发生直至全国解放这段时期内，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停滞和衰退，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这充分反映出农村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联系。但是，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又是不同的，把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混同，从而夸大中国近代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错误在于，把小商品生产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诚然，小商品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但小商品生产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事实上，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生产主要是小商品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如前所述，我国近代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为了买粗粮而卖细粮的粮食品种调剂和为了交纳租税、偿还债务而于收获之后贱价出卖，然后再于青黄不接之时到市场上高价购买粮食所促成的。农民小生产者为买而卖的这种商品生产，显然是小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的发展，不是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表现，而是农民小商品生产者逐步走向饥饿贫困破产深渊的表现。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是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又一个主要表现，但其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即有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民小生产的经营中反比在富农、地主的较大经营中普遍些。例如“在陕西、四川、云南等省的鸦片区域，农民经营的规模愈小，这种鸦片的成份倒愈大，原因是鸦片税额太重，贫农兼种粮食，必致更无力量纳税，反之，较富的农民，却能划出一部分农田种植自给的粮食”（陶直夫：《中国农村现阶段性质之研究》，转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论》第200页）。在山东的烟草种植业中也有这种情形。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近代农村小商品生产占显然的优势，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

把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混同，从而夸大中国近代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错误还在于，把农产品在流通范围内受资本势力的支配与农业生产本身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混为一谈。他们反驳说：鸦片战争前的商品生产虽仍可看作简单商品生产，但是自资本主义的经济侵入以后，中国的国民经济便都不得不走进了资本主义经济之体系中，这样的商品经济（不是单纯的商品经济）与原有的商业资本结合起来，使乡村地主布尔乔亚化。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3篇

[摘 要] 革命是少数精英主观鼓动的结果还是历史演化的必然选择，是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还是为现代化的大规模展开开辟道路，问题的求解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的二元格局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寻找答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从根本上讲源自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与落后腐朽生产关系冲突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正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真正代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结果，探求其发生发展的合理的历史根据，也必须从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视角去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最明显表现为二元社会格局的出现：一方面，孤岛般、畸形繁荣、新事物纷然出笼的通商大都市崛起，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体之乡村的发展迟滞、日渐贫困、挣扎于生存危机。这种二元格局从不同的层面制约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变革，也许只有从城乡二元及其内在关系的维度才能更为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意蕴。本文主要从城乡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的角度，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一、乡村危机·土地革命及其现代意义

近代中国90%以上的人口为农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着主要地位，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为土地变革，毛泽东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故要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合理的历史根据必然离不开对农村演化的分析。过去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都重点分析了农村的状况，本文认为这种分析是必要的，但需指出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决不等于农民革命或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具有多重意义，既有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民生存危机、进而动员广大贫苦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直接动因，更有从根本上为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开辟道路最终完成从农业向工业国转型的伟大目标。土地革命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服务于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公平与现代化社会的历史使命。

近代中国乡村情况如何？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过去一般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农业落后农民生活困苦，没有什么进步。近几年又出现一些稍新的观点，认为近代中国乡村有一定发展，而不是一直萧条。本文则基本倾向于传统的观点，并用乡村危机来概括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且坚信这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乡村危机早在乾隆中后期就已开始，鸦片战后，外国的入侵激化了本已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酿成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旧式农民大起义。但太平天国运动没有导致王朝的更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仍然存在，也未造成政府休养生息政策的执行，只是部分缓和了过去极为紧张的人地关系。随后，由于对外赔款的增多、政府举办洋务的展开等种种因素，乡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从过去的周期性爆发转变为持续性存在，不仅有绝对的生产不足而出现物质匮乏，且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过剩危机征象，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部分。（《王亚南文集》第3卷，第28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

近代乡村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农业生产的落后和发展迟滞。近代中国农业经济虽然局部地区呈现一定程度的商品化、区域化格局，但从总的来讲，近代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没有多少质的进步。农村基本仍沿用传统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即使在中国相对先进的通商口岸地区，“古老的耕作方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复种轮作没什么创新，农民普遍使用的仍是浪费体力的古老农具，农民依旧依靠传统农家肥，改良种子和新品种的引进有名无实”，“新式农具、化学肥料和新品种的采用等新因素所起作用微不足道。” （章有义:《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中国农史》1991（2）。）农作物产量从总体上讲，部分年份有所增加，但单位亩产量并未提高，相对于鸦片战争前夕，总体上看有下降的趋势。若以1821~1830年间亩产量指数为100，1831~1850年则为92，1871~1890年为80，1891~1911年为78。（珀金斯:《1368～1968中国农业的发展》，第3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931年粮食作物亩产量平均仅为270.09斤，比清代中叶的367斤下降了26.2%，1947年的亩产量甚至低于汉代264斤的水平。（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205～206页，农业出版社，1985。）总产量的增加主要靠耕地的增加（开垦东北及西南边疆等）及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种植。农业的衰落还表现在大批无地农户无力租种土地，导致废荒耕地不断增多。耕地荒废面积的增加率若以1914年为100，1930年则已达323。（《王亚南文集》第3卷，第277页。）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式农场，不仅稀少，且在30年代逐渐衰落。总之，近代农业生产在诸种因素阻碍下，仍维持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没有出现什么质的进步。（2）农民生活贫困化加剧与流民增多。近代农业的稍许进步所得并没有归劳动人民所有，而是通过种种剥削流进了地主、商人、官僚、资本家及外国侵略者手中，且农村货币不断流入城市，导致近代农村金融枯竭，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力量。近代中国农民负债者不断增加。三十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22省850县所做的调查表明，借钱户占全体农民户数的56%，借粮户占48%。（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卷（13）。）当时高利贷盛行，贫困的农民在恶性循环中难以摆脱困境。许多农民在难以生存的情形下，走上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的道路。据1933年21省有报告资料的县份计，离村农户均占该县农户总数的4.8%，高者达12.2%。（赵德馨主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第26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由于近代工业不发达，进城而难以发生角色转换的农民，或沦为乞丐与娼妓，或加入黑社会扰乱一方。也有不少青壮年男子进入部队充当士兵，更有一些破产农民结伙为盗、占山为匪，成为社会的赘瘤。广大农民处于生存危机之中，为生存而斗争构成起伏不断的农民运动的主题。

阻碍近代农村生产力发展导致农村发生危机的因素是多重的。帝国主义对华勒索巨额赔款及其商品剥削、历届反动政权对农村征收沉重的赋税和摊派徭役、腐败统治下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一直存在的人地紧张关系等，都构成近代乡村不断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这里主要对导致农村危机的根本障碍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对农村生产力阻碍做些说明。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为主的封建土地制度。大土地所有制与个体租佃小农经营体制的结合，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极不利于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在土地买卖兼并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货币，以致土地所有者难以向农业生产进行大量投资，同时由于大土地所有者采取租佃经营，只重视农业产品的再分配而不重视农业的再生产，不愿对生产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土地耕作者，在沉重剥削下，缺乏再生产能力，劳动积极性也受到打击。因此，这种土地制度在中国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及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出现，可说是一个怪胎，构成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总根源，使中国长期徘徊于治乱循环的周期性危机之中。进入近代以后，封建土地制度没有改变，军功地主增多下土地兼并仍有不断加剧之势，导致无地农户增多，这在东南沿海省份表现得更为突出。以1905～1924年江苏昆山为例，1905年自耕农(包括地主和富农)占各类农户的比例为26%，1924年则下降为8.3%；佃农则由1905年的57.4%，上升为1924年的77.6%。（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76页，科学出版社，1955。）土地集中并未带来经营方式的变化，相反，由于广大农民日益贫困，无力耕种更多的土地，以致土地使用日益分散。据1922年对浙江等五省九县田场大小的统计，平均使用10亩地块以下的农户，竟占全体农户的58.1%，11～25亩的占24.1%，26～50亩的只有9.4%，使用51亩以上的农户仅为8.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81页。）近代以来，中国人地比例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出现竞租现象。据章有义的最新研究，中国人均耕地从未超过3亩，1928~1936年仅为2.77亩。（章有义:《近代人口与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耕地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在竞租耕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形成地租上涨趋势。据江苏9县调查，1922~1927年间，实物定额租增长了37%；苏、皖两省4县的调查，分成租额增长了172%。据江苏27县调查，1922~1927年间货币地租增长了129%。（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04～305页。）近代中国的地租一般占产量的一半左右，有的高达八成甚至100％以上。如昆明三村租额为107％，浙江义乌为121％，福建长汀为100％。（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04～305页。）在商业性农业区，地主往往提高种植经济作物土地的地租率，将佃农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所得的收益剥削去大部分，影响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地主还通过押租、预租以及各种附加租和劳役等手段， 加强对一般农民的剥削，将广大农民推向生存危机的境地。由于高地租的影响，一方面导致各色地主将农民劳动成果大部剥削归己，严重影响直接生产者小农的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从而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进步，同时也导致社会大量货币向土地转移，或将地租转化为高利贷和商业资本，而不是投入到现代产业中去。

可见，近代中国农村生产力与封建的生产关系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要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进步，必须彻底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统治。把农民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下解放出来，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当时促进农业发展的最基本的举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正是将广大农民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进而为中国工业化的大规模展开奠定基础。

乡村危机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背景，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民主主义，不是一般的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它已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相联，是促进中国工业化进步的必要前提。因此，土地革命的性质与作用决不是传统的农民革命所比拟的。土地革命只是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共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建立新型制度、完成工业化、最终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革命道路和手段。关于土地革命对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中国共产党虽然出现过错误的认识，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则对此认识不断深入。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指出土地革命的意义在于“农民得解放”、“增加生产力”、“保护革命”。（《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3。）1936年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10页。）1944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更为明确指出:“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 第183～184页，人民出版社，1996。）事实上，近代中国农村的状况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盛衰有着根本关联，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详谈。

二、现代化与革命的内在互动

真正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性质，如果仅从衰落的农村一元去观察是极不全面的，还必须考察拥有现代生产方式及新的思想价值观念、代表时展潮流的城市，从根本上讲，正是后者的参与，才使得中共革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导致革命发生及其性质变化的更为根本的因素是现代生产力及在此基础上社会诸领域现代化因素的不断发展与壮大。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现代化因素的不断积聚及其受压，是导致革命发生的最本质因素，革命又是为社会现代化开辟道路。这里主要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障碍作些分析，以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式生产力的互动关系。

不断发展的新生产力与占统治地位的旧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是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与条件，也是一场先进的革命发生发展的最根本的历史根据。对此，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做过大量的论述。（张福记：《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政治革命观的重新理解》，《山东师大学报》1998（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做过经典性的概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这一段话论述了研究革命的基本方法，明确指出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始动因素，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并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冲突的基础上，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并取得发生发展的合理的根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总的趋势看一直处于曲折发展之中。具体来说，1911~1922年不断发展，1923~1925年发展出现一些危机、1925—1931年是相对发展较快的几年，1931—1935的四年间，由于种种原因，不少民族资本企业陷入困境，不过自1935年底始，大部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走向恢复发展的阶段，1936年及1937年又有较大的发展，随后则由于日本的大规模侵略而打断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从部门上看，一些新兴的行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如化学工业中的橡胶、酸类制品发展极快，机器造纸业、水泥、火柴业、电力、通讯、交通运输、金融、现代商业等基本处于较顺利的发展之中，没有出现很大的波折，但过去一向发展较快的几个行业如棉纺织业、丝织业、卷烟业等基本陷入困境中，但在曲折中也仍有一定的发展。所以，这十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非全面的萧条与破产，从整个来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

外国在华的产业资本及官僚资本在总的数额上仍超过了民族资本，不过民族资本在1920—1936年间，虽然经历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但其产业资本的增长率仍达8.21%，专就工业而论则达9.37%，比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的增长率4.31%和官僚资本的增长率7.78%(均不计东北)都高。（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726—727页。）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却异常的艰难，面临种种障碍，其中根本障碍还在于外资在华企业及外国商品的竞争与冲击和国民党政权对民族私人资本的压制，自然也包括前面所述的封建土地制度及乡村危机。

虽然外资在一定时期曾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过刺激和示范作用，但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发展，刺激示范作用逐步为压迫与竞争所代替，尤其是1929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一方面大力向华倾销剩余商品，另一方面则提高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在中外贸易中，中国入超值日益增大。1931年入超升至81641万多元。（《财政年鉴》上册,第444、463～476页。）二三十年代，在华外资在煤矿、钢铁、石油、电力及卷烟等许多行业占有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详见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统计资料选辑》，123~124、127~128页。）从而构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中国发展较快的新兴行业，也多是在与外资拚死竞争下求得一定发展的。如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历经磨难才有所进步的。而一度发展的民族橡胶业，则在日资企业及走私制品的打击下濒于破产。（《上海民族橡胶工业》, 第35页，中华书局，1979。）

脆弱的民族资本企业面临强大外资企业的竞争，亟需政府的大力扶植，但南京国民政府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国民党政权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但据现有研究成果看，该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讲不能归功于国民党政权，尽管它也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比较起来阻碍作用更大。纵观国民政府十年的所作所为，它不仅无力解决中国社会所积聚的各种社会矛盾，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且在根本方面排斥着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4篇

对于农村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拟从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与农业之关系以及在农村近代化中的作用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 农村工业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

封建社会中的小农经济以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为特点，构成一个工农业生产的统一体，由于农业经营要受土地数量的限制，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小农家庭中的农业生产部分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常量，而手工副业生产却有较大幅度的伸 缩性。 如果副业生产的原料不限于自家土地上的生产，还可以从市场上买到，副业生产扩大的可能性就会远远超过农业。在中国，大多数传统农村手工业部门在近代以前就已具备了这一条件 ── 尽管没有哪一个部门原料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之间发生了彻底的分工。近代，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农村工业产品的市场空前扩张，再加上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巨大压力，使农村工业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日渐增长，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在一些新兴的手工业区中，工业生产成为农民家庭的主业，更多的情况下，手工业已达到和农业并重的地位，即使一些手工业不够发展的地区，手工业生产也成为部分农民家庭中必不可少的经济来源之一。为使这一问题更加明了，不妨把农村手工业和农业的收益作一个比较。

高阳织布区属于近代新兴的农村工业区，生产力水平较高，江南棉纺织区历史悠久，到本世纪初发展程度反不如高阳织布区，但棉织业收入仍相当可观。20年代前后，上海郊区一个农家妇女一年要织200多匹布，净收入40 ─ 60 余元。一些缺乏织本的农家妇女到别人家中做工织布，一天可得工资二角，一月也有五六元收入[3]。 无论是高阳还是上海郊区，织布业都已经变成农民家庭的主业，而其他很多地方，织布业仍然是农家副业，由妇女儿童用老式木机工作，收益比高阳织户要低得多，我们所见记载中收益最低者是河北省的临城县，在30年代，一般农家妇女织布所得，除购买油盐外，一年尚可有三二十元积余[4]，相当于四五亩地的总产值。

纺织业中影响较大的还有针织业和麻纺织业。20年代浙江平湖、嘉兴、石门等地从事针织业的多为农村妇女，向商人雇主租赁针织机，领取原料，织成成品后得到计件工资，一个工人月工资在 5 元以上[8]。麻纺织业中四川省的夏布收益较低，30年代绩麻女工月收入不过一元上下，织麻工月工资2.6 ─ 8 元之间。一个有一架织机的农户，每月净收入不足 14元，但这里扣除了工资支出，而只有一两架织机的农户通常是不雇外工的，这样的农户每月实际收入可以达到二三十元[9]。江西、湖北等省的夏布业收益要比四川高一些。

近代中国农村较重要的手工业还有草帽辫业，从事这一行业者全为农村妇女。20年代初，河北沧县、静海一带编草帽辫日收入铜元40枚上下，折合银元不过一角多[13]，但如能长年生产，一人一年也有三四十元收入。而在河南省的南乐、清风和山东省的观城，妇女编织草帽辫收入日值 1 元，技术最好的妇女一天可挣1.5元，这种收入水平是农业劳动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的。在这一产区，据说有不少人靠草帽辫业而发家[14]。

花边、发网、刺绣等手工业在农村中影响也较大，这类行业从业劳动力均为女子，尤以十几岁的女孩为主。花边发网业在最兴盛时，日收入都高达 1 元， 花边业最低工资的记录是30年代初的山东省招远县，当时，招远花边女工中等技术水平者大约每日可收入0.1元[15]。发网业最低工资更低一些，山东省益都县30年代初发网女工日工资还不到0.08元[16]。尽管如此，若一年工作300天，也可以有二三十元的收入。 考虑到山东半岛当时男性农业长工的年工资也只不过30元上下，花边发网业的收入也就不算很低了。

农村工业生产不仅提高了从业农民家庭的收入，由于农村手工业中广泛存在雇工生产，

雇工的家庭收入也随之提高。诚然，在雇工生产中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剥削，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雇工生产为一些既没有充足的土地，也没有足够资金独立从事农村工业的乡村失业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些人作为手工业工人得到的工资对他们的家庭经济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此外，农村工业工人的工资通常都高出于同类型农业工人的工资 ── 当然，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更高。

二. 工业生产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

上面我们介绍了几种行业的收入水平，不过，这些数字只能说明农村工业在从事各个具体行业的小农家庭中的作用，农村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还需要更为广泛的资料，为此，笔者统计了河北、山东和河南三省286个县的工农业生产状况， 表一即是这一统计所得结果之一。

表一 30年代华北三省286县农村工业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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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河南省 │山东省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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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值占总产值 （％）│ 11.58│ 5.94│ 15.67│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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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民国二十年河北省统计年鉴》；《中华民国统计提要》；《河北省实业统计》；《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河南统计月报》。计算过程比较繁复，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表一的数据显示出，在河北山东两省，在从事农村工业的农户中，工业收入平均都超过了农业收入，在河南省，农村工业收入水平较低，但也并非无足轻重。

尽管在有农村工业生产的农民家庭中，农村工业的重要性一般都很明显，从农村中总的情况看，它所处的地位似乎并不高。从表一中可以看到，30年代初，华北三省农村工业产值比重最高的山东省，从事农村工业的农户只有4.27％；从事农村工业农户比重最高的河南省，工业产值比重只有5.8％。而且，表一中的农业产值只计入了农田和果木的产值， 没有计入畜牧业，如果加入后者，农村工业产值所占比重还会下降。

1930年建设委员会调查了浙江省的十几个县，表二根据已发表的九个县的资料而作，这九个县是:浙东的临海，浙西的寿昌、淳安、建德，浙西南的云和、松阳， 浙北的富阳和余姚。其中除余姚位于富庶的杭嘉湖平原外，其余各县均为山区或半山区，一般来说，山区交通不便，但林业资源丰富，林产的价值和商品率都应该较高，而表二却显示出这九县的农村工业总产值仅次于农业，商品输出值和商品率都高居首位，如果进一步计算农村工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比重，可以看到，手工业占总产值的百分比是 25.3， 手工业商品输出占全部商品输出的百分比则为 60.0。

表二 浙江九县1930年农村各业产值及商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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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产值 │ 商品输出 │ 商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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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 55473.7 │ 7561.5 │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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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 │ 16750.0 │ 7370.0 │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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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 │ 29239.3 │ 22654.4 │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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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统计课编:《浙江经济调查》1─9册， 1931年。

有一点要指出，上述各省的数字都是30年代初的统计，这正是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一个衰退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农村工业的衰退又甚于农业。在20年代农村工业全盛时，手工业产品在远距离运销的商品中所占比重肯定要高得多。

三. 农村工业与农业发展之关系

在笔者统计过的华北三省280余县中，如果按照人口、土地、 农业生产水平和工业生产状况来分类，可粗分为四种类型。

笫一种，农业和农村工业发展水平都比较高，如河北省的高阳、香河、交河、吴桥、丰润、文安、赞皇、无极、新乐、定县、永年、广平、威县、新河、赵县、柏乡、高邑、庆云、唐县、平山；山东省的潍县、长山、福山、黄县、临淄、桓台、安丘、泰安、济阳；河南省的禹县、通许、汜水、永城、孟县、许昌、叶县等等都属于这一类。所谓农业发展水平较高，指的是这些县平均每亩地的农业产值高出于本省平均水平，除了一部分县人口过于稠密，人均耕地面积相当少，因而影响了平均每户的农业产值外，大部分县每户平均农业产值也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笫二种，农村工业比较发达，农业相对发展不足。如河北省的宝坻、任丘、景县、迁安、玉田、清苑、蠡县、南乐、清丰（二县今属河南）、沙河、内丘、行唐、曲阳、曲周、邯郸；山东的昌邑、招远、莱阳、蓬莱、高密、莱芜、新泰；河南的广武、滑县、鄢陵、西华、光山、嵩山等等。这一类县的农业亩产值都比较低，其中大多数县人多地少，因而农民从土地上得到的收入一般来说也相当低。

笫三种，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农村工业的发展相对不足。三省都有相当大一批县属于这一类。这类县平均每户农业生产的产值都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其中一部分县平均每亩农田的产值比较高，这里既有人多地少的县，也有人少地多的县；另一部分县农田的亩产值并不高，只是由于人口密度较小，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较大，因而农户从农业中获得的收益也多。

笫四种，农业和农村工业水平都比较低。这一类的县有河北省的大兴、密云、平谷、沧县、怀柔、乐亭、临榆、阜平、灵寿、易县、涞水、涞源；河南省的陈留、柘城、辉县、修武、阳武、泌阳、淅川、沈丘、潢川、经扶和卢氏等，这些地方多半是贫瘠的山区。但还有一些地方如山东的即墨、牟平、海阳、荣城、文登、威海、掖县等地，由于近海，渔盐业收入较高，博山等县则由于矿业发达，农民农闲时多在矿山工作，农业和家庭工业均较薄弱。另外，河北的宛平和天津二县在大城市郊区，地少人多，居民或以商业为生，或在城市中的工厂及其他部门工作，农业和家庭工业的产值也比较低。

从这四种类型看，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尽管复杂，大致说，却主要有两种。一是互补关系，如上述笫二类县，农业生产水平既低，农民占有耕地面积又小，手工业生产在这些地区的农村经济中起着举足较重的作用。而在笫三类地区中，或由于农业进行集约耕种，或由于每个劳动力负担的土地面积较大，或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农业生产占用了较多的劳动力，也提供了较高的收益。这类地区既无多少剩余劳动力可投入农村工业，经济上也没有在农业之外寻求收入的迫切要求，因而农村工业不够发展。这两类地区看似相反，其实农村工业都是作为农业生产的补充，视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为转移，在劳动力方面也受农业生产的制约。

笫二种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上述笫一种类型的地区中，有相当一部分县，人口密度并不很大，农田产量相当高，而农村工业也比较发达。农业和农村工业的相互促进，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发生作用:

首先，农业为农村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工业对原料的需求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商品生产。不过，由于近代华北农村大多数手工业部门都已与原料生产发生分工，不仅依靠外县、外省提供原料，有时尚要靠国外进口，所以这一方面表现得不很明显。

其次，农村工业和农业互相提供资金。近代农村工业有些行业无需多少资金，有些则需要相当多的资金。以棉纺织业为例，近代华北农村所用的铁轮织布机价格一般在50元上下，加上织布前必需储备的原料，一个小农家庭要有80 ─ 120 元的资金才能维持一架铁轮机的连续生产，若想有两架以上织布机，所需资金也要成倍增加。丝织业和榨油、制粉等部门所需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还要更多。可以设想，占有较多土地，农业生产有一定基础的农户从事这些行业会更容易一些。另一方面，较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带来的收益也更高，使农民家庭有可能积累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 ── 包括农业再生产在内。他们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或雇佣更多工人进行集约经营，或采用某些新农具、农药、化肥等，使农业生产力得到发展。就个别小农家庭看是如此，从更大一些的范围，如一县一省看，这种情形也可以成立。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县的实例来看农业和乡村工业如何互相促进。山东省的安丘县，是一个平均每亩产值、每农户农业产值和农村工业产值都比较高的县，该县农作物产量较大的是小麦、豆类、谷子、高粱和烟草，家庭手工业则以油酒二业为主。酒业用小麦作曲，以高粱为原料，本地产的高粱不敷应用，要从东北输入。油业原料花生和黄豆，本县所产亦不够用，需从外地运进。油业发达的原因之一是烟草种植需要大量的豆饼肥料[25]。在这里，烟草种植刺激了榨油业的发展，榨油业和造酒业又促进了小麦、高粱、豆类等农作物的商品化。以种植烟草等经济作物为主的农户要从市场上购买口粮，又会进一步增加粮食的市场需求。当这些需求不能依赖本地的生产得到满足时，就要从外地输入，从而促进邻县以至邻省的农业生产。由此可以推想，前述笫三类地区，即农业比较发达而农村工业相对不足的地区，农村工业虽然只是农业的补充，农业的发展却可能仍然受到外地农村工业发展的推动。

至于前述笫四类，农业和农村工业均不够发展的情形，我们可以把它视为相互促进关系的反面。当然，一个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其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仅就农业与农村工业的关系看，可以认为，由于一方面，贫困的农业未能为农村工业提供原料，另一方面，农村工业未能对农业形成足够的刺激，二者之间更没能互相提供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尽管这些地区可能存在充分的闲置劳动力，更有增加经济收入的迫切需求，却既没能发展起农村工业，也无法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四. 农村工业在农村近代化中的作用

30年代以前，中国农业的近代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技术的变革，包括化肥、农药的推广，新式农机具的引进，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和农作物品种的改良等等。要实现这些进步无一不需要资金，而无论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在为农业提供资金方面都未起多大作用，农民主要自己筹措资金，部分工商资本家和社会团体也起了一些作用。在农民筹措资金的各种渠道中，农村工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种。如前所述，尽管农村工业的产值远低于农业产值，但其商品率却比农业高得多，农村工业在古代、近代、直到当代，都是农民取得货币收入的重要手段。二是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这是" 使用雇佣劳动、合理利用劳动力及其他资源，推广近代农机具，提高农产品商品率的重要条件。由于农村工业为小农家庭增加了收入，使一些贫困的小农家庭避免了破产，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小农经济的稳定，所以表面看，农村工业起了维护土地零细化，阻碍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作用。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在旧中国，有力量大批兼并土地的官僚地主、地方军阀以及一些大地主，主要采用出租经营，虽然佃农中也可能出现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佃富农，但数量很少，土地集中到出租地主手中，仍然是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没有任何进步性。至于有可能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富裕农民和经营地主，农村工业恰恰是他们获得较多资金，扩大土地数量，实现规模经营的重要手段。此外，由于农民可以依靠农村工业致富，一部分农民家庭不再像传统社会的农民那样执着的追求土地，他们把农村工业所得的剩余，甚至农业所得的剩余投入农村工业，进行工业的扩大再生产，无形中减轻了土地市场的压力，也有利于土地的集中。

近代中国农村工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样，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村工业中的雇工生产相当普遍，虽然大部分农民家庭雇工只是为了补充家庭劳动力的不足，或改进家庭劳动力结构，但在一些较重要的商品生产部门，和较大的商品集中产区，确有一部分农村工业，无论是雇工规模还是生产工具，都达到了工场手工业的水平，如农村棉织业集中产区，拥有几架或十几架织机，雇佣十几个工人的小工厂颇不少见，丝织业产区中，有几十架织机的机坊也并不稀罕。还要指出的是，在商品集中产区中，农民家庭和小工厂的雇工已不限于本村、本县甚至本省，如河北高阳手织区的织布工来自附近十几个县以及河南和山东。这样，就加强了劳动力的流动，改变了千百年来农民“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的农村工业在农民家庭经济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一些新兴手工业区中，逐渐取代农业成为农民家庭的主业，并由此使农民收入大幅度的提高。在农村经济中，整体看，虽还未占主要地位，但农村工业的商品率远高于农业，在农村全部商品输出中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多种多样，一般说来，农村工业的发展能够补充农业生产之不足，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在农村工业发展较好的地方，可以形成一种工农业彼此互利，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在农村经济近代化方面，农村工业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发展；农村工业自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则把农民引人资本主义关系之中，变自给自足的小农为商品生产者，并使农村中出现了最初的企业家。

[1]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6 ─ 7、16 ─ 17页。[3]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42 ─ 244页。 [5] 《工商半月刊》笫 6 卷，9 期。

[6]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24 ─ 25、134页。

[7] 河南农工银行:《南阳之丝绸》笫4 ─ 5页。

[8]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三卷，笫 154 页。 [10] 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笫152 ─ 156页。

[11] 民国《黄县志》工业志。

[12] 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 [14] 《解放日报》1946年5月24日。

[15] 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

[16] 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分编，益都县。 [18] 《政治经济学报》4 卷 2 期283页。

[19] 陈伯庄:《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附表。

[20] 李锡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笫22 ─ 34、94 ─ 95页。

[21]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三卷，笫 781 页。

[22] 据《民国二十年河北省统计年鉴》“各县家庭工业调查表”、 “各县大宗产品产销统计表”；《河北省实业统计》“农业分类统计表”计算。

[23] 据《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总编、分编计算。

[24] 《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笫 103 ─ 104 页。

[25] 《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分编，安丘县。

[26] 河北文史资料笫19辑:《高阳织布业简史》笫37 ─ 45页。

[27] 林百举:《近代南通土布史》笫243 ─ 253页。

[28]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473 ─ 474页。

[29]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 2 卷，377页；笫 3 卷，154 ─ 155。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5篇

太原近郊农业区位于山西中部、晋中盆地北端，包括太原市6区4县及晋中的榆次区。区域内东为太行山支脉，西处吕梁山东翼，东西北三面环山，中部和南部为汾河冲积扇平原，汾河自北而南贯穿太原。最高海拔2659m，最低760m，平均800m。农业国土面积8289.45km2，64个乡（镇）和20个涉农街办、1287个行政村，总人口400.76万人，农户28.92万户，农业人口79.84万，现有可耕地面积1145万hm2（17177万亩）。近几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太原作为省会城市的区域中心地位得到加强，近郊农业向创意农业转型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休闲观光农业园区（景点）已经发展到132家，占地面积2.54万hm2，总投资额46.65亿元［2］；还发展了2个“一县一业”特色基地示范县（即小店区奶牛基地和清徐县蔬菜基地）和153个“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选定了十大主题产业园（即山西水塔醋文化产业园、山西大禾高效蔬菜科技园、太原万亩葡萄产业园、太原华辰葡果休闲农业园、山西青玉食品加工产业园、山西梅芝园艺花卉产业园、山西九牛牧业循环产业园、山西裕吉农产品物流园、太原龙城向新生态恢复示范园、太原惠农马铃薯科技产业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90个，实现销售收入101.13亿元，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445个［3］。总体围绕“十园引领，百园兴农”的战略目标，突出太原近郊农业的优势特色，以“绿色、休闲、参与、体验”为主题，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已成为推动农业转型、促进农民增收的一大载体。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缺乏统一规划、技术支撑不足、起点低、规模小、布局分散、品种单一、品位不高和供求信息不畅等问题。

2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布局

太原市地形、地貌类型多，气候条件差异大，自然资源禀赋各异。以太原市近郊农业生态区划和农业生产类型划分为依据［4］，按照“一川一线两山”的总体设想，制定近郊创意农业规划，推进产业化发展、板块化布局、规模化生产、品牌化营销、社会化服务。（1）一川。一川是指太原市近郊平川地带，包括7区（太原6区及晋中市榆次区）1县（清徐县）的平川地带，重点发展现代温室蔬菜、现代温室园艺以及现代化畜禽水产健康、清洁养殖业，培育现代农业休闲、观赏、采摘、品尝、体验、教育园产业，为国内外游客和太原市市民提供良好的生存、生活和休闲环境。（2）一线。一线是指太原市郊区大运高速交通干线两侧地带，包括太原市6区、清徐境内大运干线两侧。以大运路为中轴线，依托太原畜产品工业园区、清徐食品工业园区和阳曲农产品综合园区，重点围绕太原市居民需求，充分发挥近郊农业资源、交通及区位等优势，融合农业、观光、休闲、养生于一体，发展近郊创意特色农业。（3）两山。两山是指太原市东西两山的丘陵山地地带，主要包括太原市6区、清徐县以及晋中市榆次区的丘陵山地地带。遵循现代农业高效、生态、优质、安全的发展要求，按照“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在确保良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体现区域特色，大力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和休闲度假、乡村旅游基地。

3科技创新推进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重点

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传统近郊型农业向现代都市型农业转变，实现生产集约化、栽培设施化、农业生态化、产品精品化。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包括设施农业（温室蔬菜、温室园艺等）、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立体农业、生物质能源等）、特色农业（优势农产品、特色农产品、创意农产品等）、休闲观光农业（理念创新、环境创新、产品创新、机制创新、服务创新）四位一体的农业生产体系。（1）设施蔬菜、瓜果、花卉领域：一是积极开展优质多抗、特色瓜果、蔬菜和花卉品种的选育，力求取得新的突破；二是开展蔬菜、瓜果、花卉无公害生产关键技术研究，研制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新型肥料和生物农药；三是开展蔬菜和瓜果规范化高效立体栽培技术研究，将关键生产技术、产地环境控制、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等技术进行组装配套，形成新型的规范化的生产技术标准；四是日光节能温室生态环境调控技术研究，应用物联网技术进行智能化生产。（2）生态农业领域：一是循环农业技术开发应用，将农业生产和加工剩余产品以及废弃物的资源化、循环再利用等技术进行组装配套，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二是低碳农业技术，重点加强清洁农业生产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培育新型氮素高效利用农作物新品种。（3）休闲观光农业领域：一是开展观光农业农产品的外观、品质、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培育适宜观光农业发展的种植、养殖品种；二是开展观光农业植物观赏性和游人参与性方面的栽培技术研究和观光采摘等功能研究；三是开展观光农业的生态功能研究，如植被保护、抗逆植物育种、生态与环境保护、生态与环境修复等领域的研究；四是观光农业的生物防治研究；五是观光农业的环境容量研究。

4依托科技创新推动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路径

（1）搞好5个对接，加速创意农业发展。一是近郊创意农业与城市需求对接，依据现在城市居民生活观念和消费需求的变化，适时拓宽农业服务范畴，丰富近郊创意农业的内涵，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二是近郊创意农业与农产品加工对接，跳出农业抓产业，以农产品加工为抓手，建立“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推进近郊创意农业转型升级；三是近郊创意农业与市场流通对接，充分利用省会城市交通便捷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流通业，提高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活力；四是近郊创意农业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接，实现交通、水、电、通信、市场资源等共享，为近郊创意农业发展提供保障；五是近郊创意农业与科技创新对接，要与省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超前预测市场需求，建立综合性或专业性科技创新中心，吸引高层次科技人才入驻科技园区，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关键性加工装备的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研究；六是继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应用体系，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人才队伍结构，培养有文化的高素质的现代新型农民，拓展近郊创意农业发展深度和广度。（2）以科技创新项目为抓手，实施创意农业推进战略。科技创新项目是载体，是抓手，抓住了项目，就抓住科技创新战略的关键，要把科技创新项目建设作为推进太原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着力点。因此，应由相关部门组织专家筛选一批有影响、有科技含量、有推广价值的科技创新项目，并与相关企业对接，推动企业尽快达到一定的规模，产品获得一定的档次，增加一定的经济效益。（3）建立科技创新专家团队，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而企业发展离不开科技、离不开创新，也离不开专家。因此，科技主管部门应组建专家服务团队，按行业或产业试行首席专家制度，组织相关专家分行业研究各个行业发展的现状、存在问题、技术瓶颈、市场、趋势和前景等，在为政府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扶持方向、扶持环节等提供依据的同时，通过首席专家制度组织专家为企业提供点对点的服务，帮助企业开发创意产品、解决工艺技术难题、策划市场营销和管理方案等，实实在在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作为企业，要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密切联系，进行合作，创建自己的科技创新队伍，快速取得高新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生产。（4）构建全市统一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科技创新离不开信息，但目前信息渠道多，信息量大且分散，信息面五花八门，信息真假难辨。因此，应构建全市统一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着力畅通信息流，推进农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科技推广与生产实际应用进行较好的无缝连接，形成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发展与城乡发展之间的信息融通、信息对称的良好格局。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抓好硬件建设的同时，应由政府出面以政策或制度的形式抓好软件建设，尤其是信息类型、采集渠道、筛选及传递方式、信息分享等机制的建设，以切实发挥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的作用。

5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