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范文第1篇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华文文学范文第2篇

英文名称：Forum for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主管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江苏省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8-0163

国内刊号：32-1478/I

邮发代号：28-261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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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范文第3篇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本文由收集整理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华文文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小学语文；传统文化；重要性

一、小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学完，甚至一辈子也学不完，所以人的一生都可以学习，都在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都说学习要从娃娃抓起，其实，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也应该从小学抓起。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记忆能力是非常强的，有些小孩子靠眼观耳闻一遍就能牢牢记住所见所闻。小学生在生活的环境里耳濡目染，对他们的思想、人格等都有重大的影响。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无论对他们的成长还是民族文化的传承都具有无法磨灭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传媒迅速发展的当下，世界各国文化不断冲击国内文化，很多小学生对奥特曼、樱桃小丸子等等都能脱口而出，但是对于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哪位名人却一无所知，传统文化可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更应该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

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做法

1.提高重视意识

在各国文化漫天飞舞的今天，不是要排斥它们，而是在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更要学习传统文化，更加重视传统文化，要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教学中，就要注重渗透传统文化的教育，营造浓厚的传统文化学习氛围，让学生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让祖国的花朵从小有一个认知：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要从小开始了解、学习。

2.诵读经典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文化经典著作是传统文化权威性的文化精髓的代表，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且大多朗朗上口。诵读经典一直以来就是学习语文行之有效的手段，往往能在诵读中感受文化经典的文字美感和抑扬顿挫的韵律，潜移默化地熏陶着学生的情操。在低年级尤其是一年级，应该诵读一些较简单的经典，如《唐诗三百首》《三字经》等，而且要反复朗读，直至可以随口背诵，牢记于心，甚至可以运用于日常交流中。诵读也是培养学生语言表达和增强记忆力的一种方法。

3.结合生活实际学习传统文化

诵读经典是相对抽象的，而经典是来源于生活的，生活又是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的，尤其是生活中的节日。传统的节日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下来的，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也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意义。结合生活实际，以传统节日为契机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做法之一。如端午节，可以在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去了解端午节的来由，与哪位人物有关，在这个节日都会有哪些习俗，有关端午节的故事、名言、诗词等等，再联系自己家是如何度过端午节的，让学生互相交流讨论，去探究传统文化的内涵与意义，在实践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小学语文教学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息息相关，相辅相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所有中华儿女的重任，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需要渗透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参考文献：

[1]陈红旗.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的几点做法[J].教育实践与研究（A），2011（08）.

[2]梁继红.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J].学苑教育，2011（16）

华文文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空间 唐人街 华人空间 华裔作家 第三空间

一、引言

唐人街本身就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综合体，从时间的角度看，它带有历史的烙印；从空间的角度看，它是华人聚居的地方，是一个独立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世界。唐人街的物理空间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清晰。当然，唐人街之于文学的意义不只在于它作为空间场景对于小说情节要素的建构，更在于它作为一个具有民族身份内涵的标记带给作家的想象和灵感。正是这些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和灵感把唐人街表层之外的实质挖掘出来，展示在读者眼前。

综观国内外华裔文学的研究，至今已取得丰硕成果。美国学术界基本完成华裔文学史的建构，并且看到华裔文学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许多学者从伦理学、文化学、历史学与社会学角度对华裔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的剖析。相比而言，国内对华裔文学的关注稍晚，但也有不少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于2003年元月建立的华裔文学研究中心，为国内学者研究这一领域搭建了平台。国内研究主要可以分为文化研究与文本研究：前者关注文化身份的确定、中美文化冲突与融合以及华裔家族史的根源；后者用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视角对文本进行分析。这些研究虽然对揭示华人生存状态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有很大作用，但是都忽略了华人寄居的空间――唐人街本身在华裔作品中的不同展示，而唐人街的空间产生发展与中美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同时也引起作家不同的情感反应。对唐人街空间意义的关注，不仅会加深对华裔作家心态的认识，而且为研究华裔文学打开又一扇窗子。

本文分析20世纪60年代后第二代华裔女作家伍慧明的《骨》和最具实力的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对唐人街空间的再现，阐释不同时期华裔作家对这个华人空间做出不同情感反应的原因，特别强调了在“第三空间”语境下新一代移民作家对唐人街的空间建构。

二、第二代华裔作家

根据美国国家人口调查统计局的规定，第二代移民指的是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子女，其父母至少一人来自国外。第二代的华裔作家就是美国的第二代移民，他们生在美国，接受的是美国文化教育，注重自我和个性。正如尹晓煌所说，他们一方面接受美国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又深受其父母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影响，这种从一出生就开始在文化冲突中成长的经历使得他们对自身、对唐人街的认识更加深刻。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华裔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阔（尹晓煌，271）。60年代的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特别是1965年通过的新移民法案，对华裔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时期的第二代移民的华裔作家往往不同于以黄玉雪为代表的华裔先驱作家，他们不再竭力展示唐人街的异国风貌，也不再抒发他们对美国文化的向往。相反，他们试图真实再现华裔美国人的生存状态和身份困境，从而为读者建构一个存在于异域又保持些许本色，充满矛盾的唐人街。而作家贯穿作品始终的情感和态度也不同于早期华裔作家，他们不再以一种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唐人街，他们的思想是灵活的、多面的、深刻的，一种更为包容开放积极发展的观念在他们脑中形成。

三、第二代华裔作家对唐人街的空间再现与空间建构

第二代华裔移民作家虽然继承了早期华裔作家所关切的中美文化冲突和融合问题，但是他们对待中国印象、中国文化的情感和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情感变化体现在对唐人街的空间再现中，他们在刻画唐人街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第三空间”，试图通过这个空间来缓和中西文化的冲突，找到一个适合华裔族群定位民族身份的平衡点。这样，唐人街因其强烈的政治历史内涵而成为“第三空间”。它绝非是简简单单的曼哈顿或者其他街区的一角，它也不仅是美国华人成长奋斗的地方，它既见证了中美意识形态的冲突与融合，又包含了华人在异国他乡探索身份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