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范文第1篇

苏路熙书中对近代温州地方的英语译名十分美妙：温州，“南方之城”(City．Of—The—South)；乐清，“清乐之城”(City-Of—Clear—Music)；瑞安，“祥和之城(city•Of—AuspiCiOHS-Peace)。从清朝的温州城坊图和书中的老照片来看，近代温、I''''I城区的确是“一渠一坊，舟楫毕达”，因此苏誉之为“中国的威尼斯”。但在江南美丽水乡的背后，温州的卫生状况并不十分乐观。苏路熙写道：“这里的人们对公共卫生一无所知，排水系统根本不存在，污水只能排进运河。”[1在狭窄拥挤的街道，粪池随处可见，空气中弥漫着臭味。因此，“像霍乱和痢疾等流行疾病在温州肆虐，几乎每年都会死很多人。”_1]当时，温州人把天花称作“大客人”(BigGuest)，麻疹称作“小客人”(LittleGuest)。苏路熙这样感慨道：“我曾想统计一下见过的人会有多少长着麻子脸，但在我统计到几十个的时候就放弃了，多得实在数不清啊!”I1不过，得过天花的妇女在婚配时很受欢迎，因为她们可以保证以后不会再得。当时人们认为，得天花要外出，而得麻疹须呆在家里。霍乱通常发生在每年的9月和10月，当时就连在温的外国人也对此谈虎色变。苏路熙记录道：“许多棺材从受感染的院子里抬出，隔壁邻居都说道，‘外国人都快死光了’。”_1据书中记载，190年9月到10月之间，霍乱使温州城区六千人丧生，农村两万人死亡。当时人们对于这些疾病的防治还比较困难，因此采取了一些迷信的办法。他们认为疾病是恶魔缠身所致，因此要靠作法来解除。

苏路熙在书中记录了当时人们祛除病魔的三种方法：其一，病者家属先去寺庙问神，由法师作法获知病人丢失的魂灵是被住在哪座庙宇后面山洞的魔鬼掠去。接着，亲属一边念着咒语，一边摊开病者的衣服对着洞口哭喊“回来!回来!”。待到魂灵被召回，他们便合上衣服，将其藏在自己身上，打开伞护送魂灵并一路说话给予抚慰。回到家后，紧闭门窗，把衣服盖在病者身上，这样失去的魂灵便重回体内，病人就会痊愈。如果病情有加重的话，他们会认为是找错了庙，这样的求神仪式就会不断重复下去。其二，病人家属会半夜起床，将所有吃的东西放在屋外，然后关上门窗来到街上大声哭喊，以期把病魔吓走。其三，霍乱和伤寒被认为是最邪恶的魔鬼，在霍乱来袭的季节，人们主要通过“送船”仪式来驱魔。当城里有人得霍乱而亡时，人们就会募捐造船。不过大船除了龙骨是竹子外，其余部分都由纸制成，船上也摆满了纸做的各种供品。在人死后的头七天，船停放在一座寺庙里，其他庙宇的神像被请出，抬着经过它们庇护的街巷，最后送到停船的庙里，整个仪式十分隆重。七天过后的一个夜晚，人们排成长队将大船护送到城外。在瓯江岸边，人们对着船喊道，这里太穷了，快到下游去吧，那里的城市很富饶会使你享福的。之后，船被划到下游的一个山脚下烧掉，然后人们灭掉灯笼，以防恶魔会跟着潜回城内。进城后，城门立即关闭，人们重新点亮灯笼回家，暗自庆贺魔鬼已远离了这座城池。近代温H的医疗条件也十分有限。据书中所载，苏慧廉和苏路熙在他们女儿和儿子快要出生时都只能乘船一路颠簸地赶往宁波，其中儿子还降生在船上，所以取小名为“海生”。

他们女儿天花疫苗的接种是由瓯海关的英国职员靠业余之手来完成的，而苏慧廉只能通过他的女儿来接种，但却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反应，之后一周苏的嘴唇无法动弹，他的妻子甚至担心他会丧失那只接种的手臂。当然，在一些疾病上中医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比如一次苏的女儿得了一种皮肤病，一位美国医生开药毫无效果，然而感染了相同疾病的邻居小孩服了中药便治愈了，苏路熙赶紧叫人去买。“真是药到病除(Itcame，itconquered)”，苏后来这样感慨道。她想不到“治愈中国小孩的中药在白皮肤的外国小孩身上也起到了相同的效果。”

2西医的传入和医院的创建

西医在近代温州的传入和医院的创建与基督教在温州的传播关系密切。自《中英烟台条约》温州开埠以来，一批外国传教士来到温州，来自英国循道公会的苏慧廉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苏慧廉在书中坦承，温州的医疗工作始于他这个不远万里，对医学不甚通晓的年轻传教士。在传教初期，由于当时紧张的中外关系和地域原因，温州仇洋排外的心态十分明显，比如苏路熙到达温外f之前就发生了“甲申教案”，烧毁了几乎所有外国人的住所。另外当时温州的上层阶级信奉儒教和地方神，大多抵制基督教，因此苏慧廉等传教的对象开始都是面向乞丐、农民和鸦片抽食者等贫苦人群。苏慧廉采取了许多有效的传教策略，其中西医治病和创办医院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离开英国之前苏慧廉便依照顺势疗法，物以类治行医原则准备了一大箱的药剂，这种疗法后来在他治病过程中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他曾尝试做过两次外科小手术，一次是拔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牙也没拔掉；另一次是睑内翻，手术的过程也很紧张。苏慧廉经常去偏僻的农村传教布道，背上总是背着他的医药箱子。在布道结束后，他总会给穷人看病，这为他在农村发展传教人员和建立教堂打开了局面。当时在温州，抽食鸦片者十分普遍，瘾君子者痛苦不堪。由于抽吸鸦片与基督教义不符，苏于1886年期间在教堂旁设立了鸦片收容所。苏使用奎宁和热敷等法为收容病人减轻病痛，这使他的名声远扬。

1891年，海和德(J•W•Heywood)来温协助苏传教。海牧师曾在曼切斯特医院接受过六个月医疗课程培训，苏便将医疗工作转托给他，同时还有瓯海关的J•H•Lowry医生志愿来帮忙。书中记载，海牧师除了给患者治病，有时还资助病人回家的路费。他曾治疗过的一个麻风病人，有所好转，但是当时对于麻风病的治愈还很困难。海牧师在城西教堂旁临时建立了一个诊所，但是住院病人只能住在苏慧廉鸦片收容所的一两个房间里。在鸦片收容所改为诊所后，看病人数日益增多，为了能解决偏远地区的病患，苏慧廉希望他们一些人能来温州城区接受几个月的常规医药和手术培训。形势的发展使得温州迫切需要专业的医生。在1893年末，霍厚福医生(Dr．AlfredHogg)来到温州，专门负责医疗工作，由于看病人多，异常拥挤，另建医院迫在眉睫。在苏慧廉的好友A•J•Walkden推荐下，约翰•定理(JohnDingleY)决定资助医院的筹建，1897年定理医院建成，霍厚福担任院长。书中记载：“土地购买后，修建了能够容纳1t,男性和10t,女性并带有外屋、厨房、门房等附属设施的病房。由于主要是在门诊治疗，因此也建立了宽敞的门诊所、礼拜堂或者候诊室。”l1903年医学博士鲍理茂医生(Dr．P1ummer)来温，并于1904年接替霍厚福担任院长。之后病房增加了一倍以上，连地下室都安置了病床，女性患者不得不被移到别处为男性患者腾出空位。在定理医院使用了九年之后，约翰•定理的朋友，曾经修建过宁波华美医院的亨利•白累德(HenryBlyth)决定出资修建新的医院。1905年，白累德捐资1650英镑建造的医院完工。

医院由英国人G•E•Bolshaw设计，风格沿袭伦敦著名的盖斯医院(Guy’SHospita1)。新医院可以容纳150张病床，附属设施完备，后不久改为白累德医院。阳这所医院就是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苏慧廉在完成《一个传教使团在中国》一书时白累德医院即将交付使用。白累德医院于1906年开业，直到1953年由温州市人民政府接办止，经营47年，门诊病人约达三百万人次，为温州培养了一大批西医医务人员。通过对苏慧廉夫妇文献的细读，我们可以厘清近代温州西医传入和医院建立的基本轨迹：①1883年苏慧廉开始传教治病；②1886年鸦片收容所建立；③1891年海和德开始诊所治病；④1893年霍厚福开始专职诊治；⑤1897年定理医院建立，霍厚福任院长；⑥1904年医学博士鲍理茂接任院长；⑦1906年白累德医院建立，鲍理茂继任院长。关于定理医院的运作和治病救人，苏慧廉在书中也有详细的记载。定理医院每年有1万多病人看病，700多住院病人，400多个手术。其中1905年，看病人数达到11630人，5740人在医院附属的药店买药，有740位住院病人。这样自定理医院建立9年以来，门诊病人多达t万人次，住院病人超过四千人次。鲍理茂医生一年中有九个月需要每天指导1O个左右的温州学生和助手，医务工作十分繁忙。医院除了每年由教会提供的1O0英镑资金外主要通过自身的经营来维持。每天，病人先在医院门房处领取一块竹签，上面写着自己的号，每个号大约花费3O个铜板。病人大多早上7点便来排队，到了9点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医生到了后，先是由他的学生分发圣歌传单和看病指南小册子。

近代文学范文第2篇

准确地说，中国近代法学教育肇始于19世纪60—70年代。这是因为，第一，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即1840年爆发中英鸦片战争，封闭自守的天朝大国被轰开国门，西方列强在入侵中国过程中，不断依靠坚船利炮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在华利益。绵延数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巨大冲击，伴随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根基的深刻变化，整个中国社会也开始发生转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民族矛盾上升为各种社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自救图强、抵抗外侮成为时代主题。可以说，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轰开国门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迅速向近代转型，这为开辟近代法学教育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二，面对19世纪中叶英法殖民侵略，为了救亡图存，挽救民族于水火，在清朝统治集团内形成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官员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与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根本不同，明确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诚然，在洋务派看来，学习西方长技主要指其坚船利炮这些先进的军事技术，在他们头脑中，还是坚定地崇奉尽善尽美的祖宗之法绝不能变的观点，尽管如此，洋务派在与西方人办理外交事务过程中，深感“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2]卷71《章程六条》，认为“不受人欺蒙，必先谙其语言文字”[2]卷8。提出创办新式教育机构，培养新型翻译人才，以此为契机，新型的法学教育也随之成为洋务派所倡导的新式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说，19世纪60—70年代洋务派“师夷长技”、培养新式人才的主张及实践为近代法学教育的开端提供了人力资源及理论支撑。1862年7月11日，在洋务派的推动下，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该机构在教育模式和课程内容上根本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它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之肇始。京师同文馆设立初衷是为培养翻译人才，因此最先开设了外国语言文字课程，后来教授内容不断丰富，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而且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也成为同文馆的重要学习科目。具体到法学教育来说，同文馆主要基于了解国际关系法则，处理外交事务之急需，从而设置了国际法课程，并聘请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来华担任主讲，采用的教材是美国国际法学者亨利•惠顿所著《国际法大纲》，又名《万国公法》作为课程教材。同文馆当时有学生10人，他们在这个新式教育机构接受来自美国教习讲授的与中国传统法律截然不同的新式法学知识，学习内容主要包括：“译义明源”、“论诸国自然之权”、“论平时往来”、“论交战”[3]116-117。尽管同文馆的法学科目仅设国际法课程，系统的法学专业教育远未实现，但是作为近代意义的第一所高校———同文馆开设的国际法教育正式拉开了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帷幕。可以说，同文馆率先引入西方国际法“作为一个专门科目正式确定下来，并对洋务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其他洋务学堂讲求‘公法学’树立了风声”。“由此学习公法的观念也随之播及开去”[4]79。这样，以19世纪60年代京师同文馆倡导并践行的西方国际法教育为开端，表明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由此肇始。以同文馆《万国公法》教育为切入点,大批西方法学著作被译介至中国,主要包括德国学者马尔顿著《星轺指要》、德国学者步伦著《公法会通》、美国学者吴尔玺著《公法便览》，等等。上述西方法学著作的翻译及在国内传播促使国人开始从“学理”角度研习近代西方法学知识，近代意义上的法学也由此萌芽[1]363。

二、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之全面兴起

京师同文馆的国际法教育开风气之先，开启了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之路，此后随着西方列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殖民统治空前强化，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洋务派“中体西用”已不合时宜，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大抵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欲做到翻然变计”，“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呼吁进行彻底的社会革新，改变晚清政府落后保守的社会制度，采用“西人之学，以文明我中国”[5]5。可见，维新派较洋务派的主张更为激进、全面和深刻，在法学教育方面明确提出效仿日本“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皆取材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6]491。为此提出建立一套结构完整的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全新教育机构系统，“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若海、陆、医、律、师范各学”[7]201。在维新派的积极推动下，相继设立了许多包括新式法学教育在内的近代意义上的学堂，较为著名的有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湖南时务学堂、京师大学堂等。这一时期各学堂的法学教育较同文馆有了巨大进步，主要体现在科目设置上，1895年盛宣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办学章程专设“律例学门”，已初具法学教育的独立性及专门化特点。律例学门在课程设置上专业系统化色彩明显，完全突破了先前同文馆时期仅限于“万国公法”教育的狭窄范畴，增设了“大清律例”、“法律通论”、“罗马律例”、“英国合同法”、“英国罪犯律”、“商务律例”等法学科目的讲授学习[8]16。1897年设立的湖南时务学堂其法学教育内容，除了“万国公法”外，还包括“唐律疏议”、“全史刑律志”、“日本国刑律志”、“法国律例”、“英律全书”、“大清律例”等课程的教学[9]第19卷。另外，在众多新式学堂如火如荼发展近代法学教育的大力推动下，广大师生除了承前期同文馆译介西法之风，继续将之发扬光大外，在近代法学研究方面也取得突破性认识，例如，梁启超认为公法学可分为“内公法”和“外公法”，其中内公法包括宪法、民律、刑律等各部门法，而有关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法律规范称为外公法。从梁氏对各部门法学所作的分类，说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接受了全套西法的系统教育而提出上述观点的。同时，因法学教育课程内容的拓展，增强了法学研究视野，国内涌现出一批近代法学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例如，《公法律例相为表里说》、《论邦国交际公法学》、《日本刑法志序》、《论中西刑律轻重异同之故》等，这些论文从研究视角、方法及理论内容都印证了近代法学教育的深入发展。

总之，19世纪末，中国社会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在维新派积极倡导兴办新学的推动下，全国各地新式学堂广泛设立，致力于近代法学教育、培养新式法学人才成为这些学堂重要的办学宗旨及目标。这一时期不仅各学堂设置的法学课程科目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超同文馆时期的法学教育，而且西方法学译介和近代法学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同样取得巨大进步。可以说，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在19世纪末列强瓜分豆剖疆土、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险关头之际，维新派提出彻底全面改革，主张效仿日本在全国建立各级新式学堂教育体系，明确指出系统的新式法学教育应纳入到学堂总体教育计划而成为其中基本学习科目和重要组成部分。维新派的理论主张引起当时社会积极呼应和巨大反响，并身体力行将之付诸实践，推动了近代法学教育在此时呈现出全面兴起之势。乘此国民奋而自救、群情昂扬、民智开启、民风丕变之有利时机，维新派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革新，光绪帝采纳维新派建议，接连下令废除科举，改革教育行政制度，在中央设立学部取代传统的礼部，各省裁撤学政，改以提学使，统辖学务，并在全国设立新式学校教育体系。尽管维新派发动的“”迅速遭到清政府顽固派的残酷镇压，但其掀起了近代法学教育全面兴起后的一个高潮。维新派理论及实践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环境，顺应历史潮流，这是清政府无法绞杀消灭的，否则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加速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走向灭亡。因此，清廷镇压“”运动不久，于1901年1月正式颁布上谕，着手推行新政，并责成臣工积极建言献策。7月张之洞和刘坤一上建言书《变法三折》，在第一折就明确提出“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全面改革落后的教育制度，“酌改文科”，减少四书五经内容，引入西方实用性科目，最终废除科举；“停罢武科”，“设文武学堂”，在全国建立小学、中学、大学现代教育体系，使“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变法三折》提出的各项革新措施受到清廷赞许，这样，教育革新必然成为推行新政的重要内容。1902年晚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设置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普通教育体系，其中规定大学堂中设法政科大学，法律学与政治学为并列独立的两个科目[4]188。“癸卯学制”的颁行，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旧式教育体系，效法日本正式在全国建立了新式教育体系，而且明确了法科教育的具体建制及重要地位。同年4月，清廷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主持修律，“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10]《删除律例内重法折》。晚清修律的宗旨及要求迫切需要大批新式法律人才方可有效展开修律活动，对此，主持修律大臣沈家本曾说：“法律成而无讲求法律之人，施行必多阻隔，非专设学堂培养人才不可。”[10]《法学通论讲义序》这样，以清廷教育机构体系改革为基础，以晚清修律活动为契机，在沈家本“奏请拨款设立法律学堂”积极争取和推动下，于1906年中国第一所具有近代意义的法律专门学校———京师法律学堂正式设立。此后大批专门法律学堂在中华大地上相继设立，遍地开花，“据统计，至1909年全国共有高等教育层次的学堂127所，学生23735人，其中法政学堂47所，学生13282人，分别占学堂总数的37%和学生总数的55%”[11]4。除了公立法政大学大量创设，私立法政大学也日益兴盛[11]4。

晚清新政时期创设的法政学堂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明确法科专业教育的办学宗旨及制定完善的法律学习计划。以京师法律学堂为例，在其办学《章程》规定：“本学堂造就已仕人员，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智识，足资应用为宗旨，并养成裁判人才，期收速效。所定课程，斟酌繁简，按期讲授，以冀学员循序渐进，届时毕业。”[12]卷15规定学制为三年，法律课程设置主要包括大清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论、国法学、罗马法、刑法、民法、宪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裁判所编制法、国际公法、诉讼实习、行政法、监狱法、大清公司律、国际私法、大清破产律等，其他各地法政学堂教学课程与此大致相同[13]52。京师法律学堂教习之职，在沈家本的积极推动下，“乃赴东瀛，访求知名之士”，“群推冈田博士朝太郎为巨擘，重聘来华。松冈科长义正，司裁判者15年，经验家也，亦应聘而至”。这些声望甚高的日本著名法学家执教京师法律学堂，同时他们也被聘请为修律顾问，这样课堂教学和法律实践相得益彰，“可以使法典制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专业问题直接反映到课堂教学当中”，“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通过日本，第一次完整地输入了近代西方的法学知识。根据他们的课堂讲义编辑而成的法律书籍很快传播开来”[4]200。在京师法律学堂的积极影响和带动下，当时留日学生归国一方面任法政学堂教习，一方面积极译介日本法学著作。可以说，晚清新政时期，以京师法律学堂为龙头，推动了当时全国法科教育全面深入发展，并促成法学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表现在作为法学学术研究成果重要载体的学术期刊相继涌现，主要包括《译书汇编》（1900）、《欧美法政介闻》（1908）、《法学会杂志》（1910）、《法政杂志》（1911）等，这些刊物刊登的核心内容是译介西法，并在此基础上阐释法理，借此实现了与西方法律进行直接体验、认知和理解。因此，有学者说“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近现代的法和法学，从语言文字到体系内容以及价值选择，都与有两千年传统的法和法学断裂，走上了另一条道路”[14]2，指出到20世纪初晚清推行新政，诏令变法修律之际中国传统法律开始走向近代化道路。其实，这条道路还是循着19世纪60年代以来洋务派创设京师同文馆为起点所开辟的近代法学教育之路的历史前行。至19世纪末，在维新派推动下全面兴起近代法学教育，并以“”运动将之推向高潮，尽管迅速失败，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运动为20世纪初晚清政府推行新政提供了先行试验和参照蓝本，从而把先前全面兴起的近代法学教育向实质性、更广阔的道路上纵深推进。

三、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之反思

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由洋务派开创的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经过19世纪末维新派的大力提倡全面兴起，终于在20世纪初晚清政府正式推行新政、改革教育制度、借助晚清修律之机，促使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从广度和深度都获得跨越式的飞速发展。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之肇兴进程，其留下的深刻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反思。

1.中国近代法学教育造就了大批新式法律人才，促成近代法学的产生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之肇兴始终与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探索自救图存的强烈爱国愿望紧密相连，因此，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开始之初就具有明确的培养人才以抵御外侮的目的。通过建立新式教育体系，在全国各地创设各级学堂，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新式法律人才。具体来说，在19世纪60—70年代同文馆时期，开启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之路，只是当时培养的法律人才极其有限，根据《同文馆提名录》所记载，各馆各科参加公法学大考者，1876年9名，1879年9名，1888年8名，1893年12名[2]61。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出的新式法律人才辈出，例如，王宠佑、王宠惠、关应麟、王建祖、燕树棠、吴经熊等均毕业于天津中西学堂。总之，当时设立的众多新式法律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法学各个学科带头人诞生与成长的摇篮”，“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各个法学学科活跃的法学家，基本上都毕业于这些新式法律学堂”[11]8-9。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培养出大批新式法律人才，他们从法律大学堂或法政学校毕业后纷纷将之所学奉献给法学教育，“积极从事法学研究，著书立说，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法学的诞生与成长”。从同文馆到法政学堂广大师生译介大量西方法学著作和教材的基础上，当时一些著名的中国法学家们开始自己独立编写和出版法学教材和专著，“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近代法学体系的形成”，不仅如此“出于教学科研的需要，一批法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1]9-11，这些法学刊物的出现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代法学研究获得长足进步。

2.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缺乏原生态和本土性语境,法律教育移植特征明显

诚然，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尽管取得积极效果及成就，但是也有其显著缺憾，即中国近代法学教育自肇始之际就缺乏本土性根基、原生态语境，带有鲜明的移植色彩。具体表现在法律课程设置上皆以西方法律体系为准，在教习选任上，“在近代中国讲授法律的第一批人并不是中国人，而是如丁韪良、冈田朝太郎、志田钾太郎等外国人”[11]12。在教育过程中以翻译西法著作和教材为核心。当时法科留学生数量之多及规模之大即为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移植特性的有力印证。其中20世纪初留日学生达到高潮，仅1908年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多达1070人[15]39，50。他们毕业回国执教于法政学堂，译介西方著作，“所编的这些书籍，基本上是根据他们自己在日本学校上某门课时所做的笔记，或根据任课老师的著作、讲义，再参合同类的其他著作，或附以己意翻译编辑而成的，实际上就是日本法学家的著作、讲义的编译性作品，其内容完全是按照日本当时的法律体系构造的近代西方法学，也有的加以中国的例子”[4]106-107。这样，把留日期间所学的西方法律知识悉数移植到课堂教学中去，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移植性色彩。可以说，与19世纪末西方国家大学法学院的建设已有800年历史、已达到非常成熟的状况相比，中国近代法律教育从西方才开始传入，一开始就缺乏本土性根基和原生态语境，而这些因素势必造成中国近代法学教育诸多不如人意之处，“具有了幼稚、底气不足、模仿外国、没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政治干预比较强等特征”[11]11。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出现如上弊端固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作为晚清修律活动中重要一环，必然为晚清修律过程所带来的法律移植和本土化问题所累，使其不可避免地同样呈现出浓厚的移植西法特征，造成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先天基因不良，后天成长羸弱的境况。

近代文学范文第3篇

政党是社会演进的产物。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正是近代的民主政治、法治和人权的发展才导致了中国政党的产生。

1.民主:政党产生的基础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这时的人们没有民主可言。正是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了社会成员强烈的民主权利观念,这必然唤醒人们自觉地用公民的权利约束国家权力和政府行为。为此社会上觉悟的先进分子们便自动地组织起来,提出纲领,努力克服多元化的个人利益追求所造成的选择社会目标上的混乱和对社会秩序追求上的干扰,设立组织,积极动员民众参与政治生活,使民主真正有效运转起来,形成政党。当各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不仅通过代议制民主争夺国家权力,而且还通过寻找合作者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政党才发展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组织。

2.法治:政党政治的保障

法律要对政党的活动方式加以规定,政党也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如西方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专门的《政党法》,或在宪法法律中规定有关政党的条款,对政党的地位与作用等都作了较详细的规定。西方国家政党更迭频繁但政局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所有政党都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所有政党都完全处于国家的法律监督和制约之下,无论哪个党执政,都是在法律秩序内依法进行的。由此可见,文明民主规范的政党制度必然是法治的,法治的精神贯穿于政党活动的全过程。

3.人权:近代政党政治的核心

新兴的资产阶级运用人权观念颠覆了专制制度的基础理念,把国家权力从目的降为手段,为国家权力的民主化提供了理论前提。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论证自由平等的天赋权利,实质上是向君权神授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提出挑战。近代中国政党就是在这些资产阶级的革命风暴的影响下产生的,他的产生虽说是在清末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挽救国家危亡的手段,但究其根本没有公民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又哪来的国家权利,因此近代中国政党是为了中国人民最基本的人权而产生的。所以说近代政党政治的核心是政党对于公民权利即人权的追求。

二、中国政党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1.经济方面

1840的鸦片战争,这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使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遭到破坏。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和初步发展,直接催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新兴的社会阶级。一方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政党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时极大地扩大了人们的认识视野;另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政党产生准备了阶级基础。其发展使得新兴产业打破了传统产业的布局,过去的阶级阶层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有了自己的政治愿望和利益要求。

2.政治方面

20世纪伊始,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被迫实行所谓的“改革”,以挽救其摇摇欲坠的政权。1901年1月29日西太后在远离紫禁城的西安匆忙发出实行“新政”的上谕。清政府所进行的改革虽然是为了挽救其垂死政权的不彻底的改革,但它却推动了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与现代化,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尽管“党禁”令没有公开、彻底取消,但是,“谘议局”的设立,以及《钦定宪法大纲》中有关臣民集会、结社、自由的明文规定,为立宪派建立政党、政团组织,公开参与政事,甚至联合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力量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3.文化方面

晚清时期,是一个中西文化大碰撞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开始主动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承担起为了振兴民族而介绍和传播西学的重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华民国成立,改良派和革命派都积极向西方寻求政治发展模式,西方政党活动和政党观念以报纸、书刊、译著为媒体传播开来,其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西方政党观念的传播在社会舆论上逐渐突破了清政府的党禁,为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思考

近代中国政党的诞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专制主义斗争的结果,这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大不相同。世界政党产生的模式分为原生型模式和次生模式。原生型模式即政党的产生是本国内部条件造成的结果。原生型模式以西欧、北美国家的政党最为典型。与之相反,所谓政党的次生型模式,即政党的产生是由于受到外界政治因素的刺激引起的社会变化的结果。如果没有西方的坚船利炮的轰击,中国社会还不知道要在传统的封建专制的社会里停留多久,西方列强的入侵,从外部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漫漫“进化”之路,犹如外科手术般的操作,把中国带入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使中国民主革命有了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有力的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新的中华民国临时政权。新的民国政权的建立从此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民国建立后国内的政治环境空前宽松,为人们结社组党、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为参加政党活动的中国人模仿西方式的政党政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土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的宪政意识也从无到有并且使中国的宪政文化不断得到扩展和深化,这一切又推动了中国的宪政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政党诞生的历史特殊性告诉我们,虽然政党政治同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条件下,各国的民主宪政道路会有所不同,同理西方的政党政治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国家。每个国家只有在其深刻分析自身条件的基础下,努力在实践中探索,才能更好地找到属于自己的民主政治的现代化道路。总之,近代中国政党的产生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在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有着独特的原因和鲜明的特色,而这些原因与特点都影响了此后中国的革命与政治格局。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2]刘景泉,郭德宏.政党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3]杨德山.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朱建华.中国近代政党史[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

[5]朱建华,宋春.中国政党史[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近代文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旅游管理；现代学徒制

现代学徒制是传统师徒学习与现代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新型育人模式[1]，对于学校而言，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是指在校企双方合作基础上，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推进的新型育人模式，其教育对象既可以是在校学生，也可以是企业员工。通过现代学徒制模式的培养，使受教育者将理论知识与企业岗位技能紧密结合，实现学校教育与企业工作的衔接，培养出高质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目前，我国旅游业飞速发展，高素质的人才成为企业发展的基础。对于学校而言，旅游管理专业人才质量决定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社会影响力，也是影响专业发展的关键。因此，探索现代学徒制在旅游管理专业中如何应用，解决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路径，避免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成了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推进现代学徒制的意义及现状

（一）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推进现代学徒制的意义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提高，学生不仅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求学生具备创新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工匠精神，从而适应现代旅游行业、企业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2]。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正符合新形势下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模式是现代学徒制的突出特点，当前，这种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已经广泛应用于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中，如《导游业务》和《餐饮服务与管理》两门课程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其导游带团服务技能和餐厅服务技能大多可以通过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进行指导。现代学徒制培养，不仅使学生以学徒工的身份获得相应生活补助，真实地体验企业的日常管理和工作流程，而且还利用企业的资源进一步完成了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实践工作。现代学徒制的实施，整合了学校和企业的资源，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学习水平，也有利于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进行结合，并在操作中解决实际问题，对培育学生的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有积极推进作用。（二）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推进现代学徒制的现状在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尝试现代学徒制的培养工作，并在上世纪90年代纷纷推行。其中比较典型的国家有英国、德国、瑞士等国家[2]。我国自1991年和2005年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提出了尝试推行现代学徒制的教学模式意见，到2014年9月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现代学徒制改革试点进入了实质性推进阶段。但针对现代学徒制如何开展、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开展、如何实施等问题没有细化，政府部门尚未与旅游企业制定统一的学徒制教学标准，对学徒制的培训目标没有统一的要求，试点教学过程中缺乏监管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高职院校试点工作缺乏政策和法律依据，导致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成效不显著。

二、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推进现代

学徒制存在的问题笔者结合绵阳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校企合作情况，并对成都希尔顿酒店、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天源豪生度假酒店、绵阳绵州国际旅行社、建川博物馆等周边地区的星级酒店、旅行社、旅游景点以及相关专业兄弟院校等进行了广泛调研和分析。根据调研结果来看，由于学校与企业是单纯的合作主体，缺乏相互制约和监督机制，在实施现代学徒制过程中，虽然众多试点学校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非常显著，具体问题如下。（一）现代学徒制推进机制不够完善现代学徒制是在我国现行职业教育体制下推行的，其实施过程必然要受到教育环境的影响。目前来看，我国职业教育体制中还存在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如职业教育中的人才培养还是单纯以学校为主，政府参与度低，企业的积极性不高；政府部门对企业接受学生实习或联合培养学生没有要求，对企业的持证上岗、员工培训等监督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现代学徒制如何实施、企业对学徒的责任和义务的界定、政府对参与现代学徒制培养企业的补助等政策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高职院校推进现代学徒制培养试点工作缺乏政策和法律依据，导致学徒制试点工作成效不显著。（二）现代学徒制推进缺乏政策保障在开展校企合作过程中，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机制缺乏政策保障。企业因接受实习生所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缺乏一定的政策补助或优惠，虽然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出台了一些具有指导性意见的文件，但纵观全国范围来看，各地政策不统一，具有可行性的政策还没有推广。因此，企业在接收实习学生时缺乏热情，更期望学生从事长期工作，给公司创造劳动价值，忽略了对学生的长期培养。（三）学校实施过程缺乏力度学校基于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的，在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过程中热情较高，期望通过与旅游企业的全面合作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但从旅游专业课程体系来看，教材与行业、企业的发展不能匹配，无法适应现代教学过程，且多数学校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大多数师资缺乏从事旅游业的经历或经验，在授课过程中针对性不强[4]。由于学校的激励机制和待遇不完善，不能吸引企业能工巧匠来校长期参与专业教学，因此导致学徒制工作效果不明显。再者，学校作为单纯的教育机构，无政府的行政能力，缺乏对企业的约束，从而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显现出学校热情高涨，但企业相对冷淡的教育现象。（四）企业主动参与度不高企业的首要任务是要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在与学校的合作过程中，企业更期望招收毕业生或社会上现有人才，而不是需要较长培养周期的在校生或顶岗实习的学生。另外，学生在旅游企业实习过程中，企业需要支付一定的劳动报酬，如果再安排企业能工巧匠去实施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和学徒制内容，不仅增大了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还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比较而言，以利润需求为主的企业显然不会将工作重心放在与学校的深入合作上。再者，由于政府部门未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或税收减免政策，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工作热情不高也在情理之中。（五）学生缺乏合理的职业规划不少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在学徒制试点企业工作过程中热情不高，他们更看重企业的福利待遇，缺乏长期的职业规划。而旅游企业很多将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而忽略长期的培养，或处于企业方考虑，不愿意充当家长或教师角色去约束学生。再者，很多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角色转换较慢，面对工作不熟练、加班时间过长、同事关系不融洽等问题，极易出现消极懈怠的情绪，有的甚至产生要求申请更换企业或逃避实习的想法，导致校外实习质量不高。

三、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推进现代学徒制的对策

（一）政府参与，完善各项保障机制现代学徒制工作需要政府主导，建议将学徒制试点工作纳入政府相关部门的年终考核范围；制定人社、财政、税务、教育、经信委等部门共同推进，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机制；由劳动纠察大队、财政、税务部门等定期对试点企业进行督察；税务部门牵头，对企业因接受实习生所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按现行税收法律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对从事学徒制试点效果显著的企业减免一定比例的税收，用于对实习的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生活补贴。再者，可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组建包括各职业院校师资、企业能工巧匠、行业负责人等的技术人才智库，围绕企业发展、学校专业建设、技术革新、人才需求、学徒制试点成效分析等问题开展讨论，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从而为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项目实施等建言献策。（二）选择实力雄厚企业，明确校企双方责任学校根据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要求和企业用人特点，选择合适的旅游企业作为校企合作单位，通过专业负责人、企业负责人等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定期开展联席会议和研讨会，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双方责任，安排专人负责学生培养和考核，从而顺利开展学徒制培养工作。完善学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招生、人才培养和就业方案，并与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落实实习人才输送与企业用工的衔接。在招生方面，邀请企业参与并按照企业标准对学生进行面试选拔，并根据学生成绩择优录取，被录取的学生同时身兼学生和学徒的双重身份；在培养方面，不断完善学校内部实习环境，定期赴企业进行交互式学习，了解企业的真实工作环境；在就业方面，企业参与面试和选拔优秀毕业生，并与其签订劳动就业合同，享受企业正式员工待遇。此外，还可以与实力雄厚的企业建立奖学金机制，从而加大学生的培养力度。（三）构建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根据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可以聘请企业的能工巧匠从事核心课程的授课，并选拔年轻教师与外聘教师结对帮扶，根据“前期手把手教、后期指导”的原则，对在职年轻教师进行专业技能培养，科学制定发展规划，从而解决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鼓励教师定期或不定期地赴企业锻炼实习，深入一线开展符合专业教学的实践活动，加强与企业员工的交流，及时调整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内容，使教学过程动态更新。在培养师资过程中，制定明确的考核奖励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重点向职称竞聘方向倾斜，鼓励教师重视业务发展。（四）帮助学生树立职业规划在培养学生过程中，学校要把培养重点放在学生基础、学生素养上，为学生就业打好基础，为下一步适应岗位提供保障。辅导员或班主任要积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身的个性特质、现有与潜在的优势，帮助学生重新对自己的发展目标进行定位，引导学生对自己的综合优势与劣势进行对比分析，科学评估个人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从而使学生不断增强职业竞争力，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与理想。（五）建立企业年终考评机制促进相关企业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培训人才，不断提升企业的内涵和社会贡献价值。政府部门在相关企业年终考评中，可将参与职业教育力度、参与学徒制培养试点工作、学徒制培养人数及达标人数等数据，作为考核相关企业对地方职业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指标；对积极开展学徒制试点工作的企业进行“学徒制试点”挂牌，优先享受国家各项补助政策；政府部门主导、学校牵头定期邀请各种媒体对企业进行宣传，这样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社会声誉，也对学校各项工作起到了推进作用。（六）鼓励学校开办非营利性企业鼓励学校根据自身条件，合理规划专业建设，本着以服务学生实习实训为主要目的，开设各种集产学教研一体的校办企业或工厂，鼓励学生在校内从事生产性实习。校办企业的开设，不仅锻炼了教师队伍，解决了学生实习问题，更缩短了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差距。此外，还可以鼓励相关专业教师作为创业导师，结合国家政策，带领学生开展相应的创业活动，或开办与之相关的企业，学校可以提供条件或启动资金。对于校内有条件开办企业的学校，可以商定盈利划分比例，以提高教师参与的热情。

四、结论与反思

通过构建一体化教学模式，完善工学融合的课程体系，确定现代化的人才培养目标等方式，实现学校与企业的深入合作，全面提高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质量，为促进技术技能型人才就业奠定基础。伴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结合学校办学的实际情况和专业发展要求，适时构建科学的人才培养路径，对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对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为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建设提供了参考，对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校企合作等内容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冉昕.国外现代学徒制职业教育模式的比较研究[J].辽宁经济，2012(12)：82-83.

[2]吴静，杜侦.英国职业教育学徒制变迁及其启示[J].职教论坛，2014(6)：92-96.

[3]杨黎明.关于现代学徒制(一)：什么是现代学徒制[J].职教论坛，2013(6)：1.

近代文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一直以来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它可以引发学生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培养学生对文学的鉴赏和分析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道德文化水平。但是，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使学生对这门课保持持续的热情，通过实践教学的相关情况的了解，我们发现把经典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适当地运用到教学中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内容丰富，基本讲授都是文学史与经典文本的选读为主要教学方式。因此，经典文学名著阅读是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必然的过程。但经典文学名著大部分都篇幅较长，涉及面较广。而学生呢，之前由于的高考的压力，对经典文学的接触比较少；考入大学后，由于就业的压力，忙于应付各种考证，难于集中精力和时间去阅读研究大量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中国现当代文学授课教师要将课堂组织好自然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了。

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一定要想办法吸引学生，让学生迅速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使之不仅在课堂上学习文学，而且要深入学生的生活，使之爱上文学，自觉地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和人文精神。这是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师面前的难题和身处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各种教学方法的改革层出不穷。而本文侧重于研究将经典的文学名著改编成的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探讨如何利用影视剧这一载体，扬长避短，加深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理解，保持对文学名著持续的热情。

1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意义

1.1影视文学赏析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普遍是以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为教学方式进行单一化教学，其教学方式非常简单，也就是常规的“填鸭式”教学。对此，使用影视文学性赏析能够有效地改善教学方式，改善常规教学所存在的问题。

1.2影视文学赏析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际的教学中引入影视剧进行文学赏析，能够促学生以更高的积极性投身于现当代文学学习，并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同时，这一教学活动，还能帮助教师进行教学设计，例如观后感、关于文本与影视剧的区别等等，从而让影视这一资源更加富有教育意义。

1.3正确看待影视文学在教学中的作用利用影视剧只是促进教学，加强学生对文学名著的理解，但观看影视剧毕竟不能代替阅读原著。因此，在教学中，我们看到了影视剧对辅助教学的有益方面，但绝不能舍本逐末。

2利用影视剧促进教学的方法

2.1课堂上放映影视剧：

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课堂上放映整部影片（电影）。首先，要选取那些忠实于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放映影片前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原著，课堂上教师先介绍相关作品的作家及创作背景和时代精神，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要求在看完影片后共同探讨。放映整部影片耗时较长，因此授课时间大致分配3-4学时。这种方式不能经常性地出现在课堂上，一学期出现一次足矣。二是剪接影视剧中部分精彩片段，根据需要在上课时间进行播放。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技术的提倡特别适合这种方式的教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地穿插一些剪辑的精彩视频，有利于调动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培养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的热情。这种短片剪辑播放进行教学的方式，占用时间少，学生更能集中注意力，积极性与参与性也更强，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但是，制作电影剪辑时，也必须选择忠实于原著影视作品进行教学。

2.2课外观看影视剧：

这种方式可以由教师课堂上教授相关的文学知识，简单介绍作品背景和主要人物，并留下思考题，要求学生课外时间观看影视剧。可以由班上学生集体组织观看，也可以由学生自行观看。这种方式是观看影视剧不会占用上课时间，又能增加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当然，要提醒学生观看影视剧时，注意影视剧与文本原著的区别，并思考导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编，从而分析和感受不同艺术类别的美学特征。学生观看影视剧后，在下次课时，教师要就上次所留课后思考题进行提问，以便巩固学习，增强学习效果。

3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要遵循的原则

3.1尽量选择忠实于原著的影视剧

我们应该知道，文学作品一直都是影视剧改编的重要素材来源。当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的影视剧对于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必须有个全面的了解。一方面，影视剧的改编，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是有益的。尤其是一些改编比较成功的影视作品，比如电影《骆驼祥子》，电视剧《围城》、《四世同堂》等，对于现代文学创作成果的普及和推动教学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对学生了解作品的大概情节、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甚至激发他们对于原著的阅读兴趣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影视剧的改编往往会造成对文学作品的扭曲。现代文学作品中构思精致、富有艺术创新的一面被抹杀，作品严肃深刻的内涵被通俗化甚至庸俗化。

比如曹禺的《雷雨》所用的回溯式结构，是作家的艺术构思中最具特色和艺术性的方面，是为了将三十年的故事浓缩在一起，造成情节的集中紧凑、戏剧冲突的紧张激烈而设置的。而电视剧《雷雨》却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将情节一一展开，这就使原作在艺术构思方面最具匠心的一面被忽视，体现不出作品原有的艺术性。而由老舍《我这一辈子》、张爱玲《金锁记》等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任意添加人物形象，肆意篡改故事情节，不仅使原作的内容所剩无几，而且严重歪曲了其精神内涵，使作品中严肃、悲凉的一面大大冲淡。这是对文学作品的媚俗化改编，甚至可以说是打着改编旗号的重新创作。在选择影视剧进行播放教学时，教师要认真加以甄别。

3.2耐心引导教学的核心以及主体

最终必然会落到学生上，在整个教学活动当中学生也是占据主导地位。在教育观念上，教师应当积极并且耐心的引导学生，不仅要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在教学当中的地位，还需要改善自己的学习出发点与学习观念，清楚认识到影视剧赏析并不是单纯的娱乐，更多的是增强大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了解。同时，对文学名著改编程度较大的影视剧对于现代文学作品原汁原味的保留是有害的。尤其是当学生还没有充分阅读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就先接触影视作品，会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这对理解文学作品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造成误导。对这些现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引起注意，加强引导。对一些改编较为成功的影视作品可以适当推荐给学生，或者进入课堂播放、讨论和学习，而对文学作品被扭曲的方面应予以提醒并及时矫正，要引导学生回到文学原著上来。

3.3精心设计课堂

在课堂中，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充分了解影视剧的内容，并按照教学内容不同巧妙地设计课堂中的影片播放内容以及播放时间，在非特殊情况下，尽可能对电影进行剪辑，对电影当中无意义、繁琐的片段删减掉，将剪辑重点放在与该课堂重点、难点突出的部分。在课堂中，影片播放的时候不宜过长也不宜过短，过长会导致学生完全沉浸在影片观看当中，而不是赏析中，过短会导致学生无法有效理解影片中的“教学”内容。在课堂中，既需要保障影片能够激发学生的观影兴趣，还需要保障学生能够完成预计的教学任务。在影片结束之后，教师还能够设计更多的相关活动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化、巩固。

总之，文学名著与由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作有很大区别，如文学侧重叙述和描写，注重人物内心世界；影视剧侧重外部语言和动作，注重观众接受心理，主要以票房收入为目的。但是在教学活动中，只要运用运用得当，正确加以引导，影视剧完全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作者单位：长沙医学院）

参考文献

[1]温如敏.关于现当代文学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思考[J].中国大学教育，2004.（2）

[2]田俊武，李群英.电影的越界和现当代美国文学[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6）

[3]申力富，王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探索[J].北方文学，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