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历史的报刊;报刊的历史;范式;文化转向

对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而言，报刊无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材料。“一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几乎同时也是一部近代主要‘报人’的思想言论史。”[1]然而，对于报刊的研究和利用却并不尽如人意，现有研究呈现出“谈报纸则只言《申报》、《大公报》，论刊物则只看《新青年》、《东方杂志》”的景况，同时表现出强烈的“符号化”、“脸谱化”倾向，对报刊解读往往被时局左右，戴上“革命”、“进步”、“反动”、“落后”等帽子，大而化之地讨论。

自戈公振出版《中国报学史》[2]以来，对于中国近代报刊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戈氏与方汉奇的著述之外，对于报刊的研究较之于近代报刊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说，是无法匹配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出现了一股热潮，新闻史的著作与论文常见诸学术期刊，也有一批关于中国近代报刊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问世，[3]但这仍难以让学界满意。

尽管某些报刊个案，如《大公报》、《申报》、《万国公报》，其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关注。或许这正应了潘光哲所言，“开展之道，实应奉朱熹‘小作课程，大施工力’为典则，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工作”。[4]然而，这些讨论仍是将中国近代报刊作为史料，即使标题中将某个报刊作为了“对象”，实质仍摆脱不了以报纸来窥探当时政局、思想、文化、生活、社会及性别状况等的目的，多的是“历史上的报刊”，缺少的是“报刊的历史”。

一

中国近代报刊除了一些具有代表性或影响力大的报纸如《万国公报》、《申报》等之外，其他的报纸基本被“脸谱化”了，成为“西方传教士宣扬教义的工具”、“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工具”而“为殖民服务”。被“脸谱化”的不仅仅是外报，即便是一些曾经在历史进程中扮演过主流角色的报刊，同样也难逃被忽略的命运。如1916年孙中山创办的《民国日报》，长期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主持人为邵力子、叶楚伧，主要作者有戴季陶、沈定一等，反倒其副刊《觉悟》常被提起。

大报尚且如此，近代小报境遇不佳似乎已是意料之中了。小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与方式，且因为数量庞大、旨趣不一，①对于小报的任何一概统称都不免陷入片面的泥淖。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小报尤其是数量最多且具有典型性的上海小报予以了颇多关注，除了对“四大金刚”②的讨论外，还先后出版了几部以小报为中心的专著，如《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中国近代小报史》、《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等。[5]这些研究都希望对小报的作用、地位进行重新的评估，但总体上来说仍旧未能摆脱传统的观念束缚，将小报视为品位过低的低俗文化的呈现方式。

二

有学者“通过对《大公报》研究轨迹及其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体现于其中的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式”。[6]这种表述是否合理，暂不去讨论，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所谓的“范式”研究的是“历史上的报刊”而非“报刊的历史”，但就目前研究来看，除去第一种革命范式外，其余两种范式还鲜有精彩的呈现。

在研究尚未足够深入的情况下，多探讨一些“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适用”[7]问题似乎是有必要的。受西方学界理论热潮的影响，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及“市民社会”理论等“国家-社会”研究模式，也在中国近代报刊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尽管中国学者对于理论的滥用心有余悸，但在各种理论热潮的侵袭之下，历史学家已不得不借用理论去捍卫历史学科。[8]在一些学者看来，“理论之所以对我有用，并不是因为它昭示了一个被囿于逝去情境的隐蔽的真理。理论之所以昭示客体是因为它迫使历史学家成为主体”。[9]就“公共空间”或“市民社会”理论来说，其是否适用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本身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10]

正如魏斐德所指出，“作为证明存在着公共领域，特别是在19世纪意义上那种明智且具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中存在着公共领域的证据，也是非常可疑的”。[11]虽然如此，中国学界对于近代报刊的研究仍旧热衷于采用这一模式。在李楠、洪煜等对于上海小报的研究中，仍旧把讨论小报对于上海“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等的形成作为其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5]在季家珍1996年出版的《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清末改革文化》[12]一书中，对《时报》与以之为中心所形成的“中间地带”进行了讨论。季家珍认为，这一地带不仅是知识分子自由论政的空间，更是一个磋商场所。“在这个场所里，民众是一方，政府是另一方，磋商主题是宪政，协调人是报人知识分子。”[12]可见，这种“中间地带”的构成至少包括三方面，即报纸、围绕在报纸周围的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沟通清政府与民众的话语。

以往对报刊影响的探讨中，大多有一种夸大事实的倾向。较为普遍的分析方式是，将报刊所刊载的报道、广告等视为当时社会图景的真实写照，并认为这些报道或广告对于读者群体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或者至少是有影响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众多从报刊广告等出发来分析报刊对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形成及推动作用。

三

随着“文化转向”的兴起，阅读史等开始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书籍史、报刊史以及相关研究在欧美汉学界非常流行。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有着自己的关怀，他们的着力点在于寻求中国内生的近代化起点，因此多将目光投向宋明及清代早期，希望通过对书籍等印刷品的出版、传播、消费等的考察，来讨论前近代化中国的近代因素，“侧重从社会史、经济史等角度来进行”。尽管如此，新文化史所提供的广阔视野和讨论问题的方法，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报刊史，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报刊作为一种消费方式，近年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载体，报刊在其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背后，隐藏着的是长久以来没有被充分讨论的、以报刊为中心运转的社会组织与知识传播。以往的研究对于报刊的经济来源、组织状况、传播效果，以及中国报纸受西方尤其是与日本报刊的影响等缺少充分的讨论。[4]事实上，要搞清楚报刊对于社会历史进程起到了怎样的影响，首先就要把报刊的生产、发行、流通与消费状况弄清楚，否则，单凭是否有人阅读、销量多少等来断言报刊的言论对于多少受众产生了怎样影响，无论如何都是有悖于历史逻辑的。

“开辟市场、保证报刊销量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具备能够实行规模生产的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13]芮哲菲在其《古登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一书中从印刷技术的视角切入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以西方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为例，对印刷技术引起的新式出版业发展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同时，图像作为史料及研究对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在研究报刊史的学者那里，图像是直接的史料和对象，不再是文本的附庸，它们通过自己的形式、内容等来表达过去的世界。通过图像解读历史，与艺术史的研究方式不同，更多地侧重于图像的生产、表达及传播过程中所透露的社会风貌，以及图像的生产者及阅读者蕴涵于其中的思想观念和感受。对于图像史的研究目前尚未有系统而深刻的著作问世，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报刊图像，这无疑是有益的探索。

消费习惯的养成与消费品的市场开拓与引导关系密切，中国近代报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营造出了怎样的市场空间，也值得讨论。据记载，1876年，上海的“报纸发行量现已上升到每天6000份，价格是10个铜板”，而且“经营者正努力使报纸印得更小些，力图把价格再降低一些，以使下层的人民也能够读到”。

考察近代报刊的传播与影响，还应考虑当时的交通与邮政状况，“交通和邮政的便利与否会影响到书刊的价格，而书刊价格也会对士人的阅读产生影响”。[14]自晚清初步建立起邮政系统并为民众所用之后，邮政的价格和速度都大为提高，这对于报刊和各种消息的流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学者对辛亥时期上海的报刊市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从报刊生产及市场的形成、经营特点、销售网络等各个层面加以考察，并指出“上海出版的书籍、报刊，一开始就面向全国，源源不断地发散到全国各地，这与它便利的水陆交通分不开”，而主要的流通途径有三种，“一是《申报》、《新闻报》等大报自己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销点，通常这些分销点就是一个小书店，除了销售《申报》等外，也销售其他报刊。二是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他们卖教会出版品，也兼卖其他出版物。三是人员流动带来的报刊流通。”[13]这一讨论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报刊市场有一定的帮助。

结 语

此前诸多研究著述虽然卷帙浩繁，但终不识“庐山真面目”，报刊呈现出的形象，与报刊自身实在相去甚远。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国家-社会范式等研究思路，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报刊史研究不断向前。但真正完成由报刊的历史向历史的报刊研究范式转变的，还是随着报刊研究成为研究对象，成为真正的研究主题，让报刊有了声言自身的机会，文本、图像、生产与生产者、消费与受众等都成为新闻史家的研究对象，报刊的形象也正借助这些研究而显现轮廓，“报刊的历史”也因此逐渐清晰，而不仅仅停留和局限在“历史上的报刊”。另外，强调作为对象的报刊研究，并非是要否定报刊的史料价值，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对报刊价值的重新估量。报刊之于人、之于社会、之于国家的价值，不单纯在于记录或反映正在发生或发生过的事情，同样在于制造并传播知识，对人群及社会产生某种观念冲击，进而影响历史的进程。

注 释：

①以晚清民国时期(1897-1952)为例，单上海地区的小报种类就至少有365种。

②晶报、金刚钻报、福尔摩斯报和罗宾汉报。

参考文献

[1]刘兰肖.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3.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11.

[3]喻春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回顾[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58-63.

[4]潘光哲.研究近代东亚报刊史的一些初步想法[J].社会科学评论，西安，2008.2：59.

[5]李楠.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

[6]李彬，杨芳.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以《大公报》研究为例[C].中国传媒报告.2005(4).

[7]黄宗智.导论[M]//.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

[8]杜赞奇.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M]//.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9]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域”[M]//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0]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M]//.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58.

[11]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Shibao'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dford，California，1996.

[12]张敏.略论辛亥时期的上海报刊市场[J].史林，2003(2)：57.

近代历史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曾掀起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晚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一些人有感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而引起的边疆危机和边界问题，加强了边疆治理、边事外交、边界舆图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成果。朱克敏《边事汇钞》、吴大瀓《吉林勘界记》、曹廷杰《俄界情形》、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等，是这些成果的代表。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30、40年代，而其形成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沙俄对我国北部边疆的分割和侵占，英国对西藏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举进攻，不仅使中国边疆的形势依然严峻，而且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新的危机中。随着爱国救亡运动的开展，以及中国在世界大潮中社会的演进，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也再次呈现高潮。具体表现是：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和禹贡学会等边疆研究团体，创办了《中国边疆》、《边事研究》等10多种研究边疆问题的专业刊物，纂辑了多种“边疆研究丛书”和边疆省区的通志，开展了对新疆等边疆地区的考察活动，出版了大量著作。从论著方面讲，华企云的《中国边疆》（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版）、黄定初的《帝国主义侵略下我国边疆之危机》（《边事研究》第2卷第5期，1935年10月）、荆三林的《近代中国经营边疆史》（中国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1942年版）、顾颉刚的《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西北通讯》第3-4期，1947年5-6月）都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新中国成立至今50年来，受国内外政治形势以及学术发展的影响，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起始阶段（1949-1965年）、挫折阶段（1966-1976年）、初步发展阶段（1977-1987年）、深入发展阶段（1988-1999年）。下面就各阶段的情况进行简要评述。

一、起始阶段（1949-1965年）

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边疆地区往往首当其冲。中国人民不甘受奴役，从内地到边疆，凡是帝国主义侵略过的地方，当地人民都曾进行英勇的反抗斗争。一部中国近代史，从某一个层面讲，也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来自帝国主义的威胁却丝毫没有减弱。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火映红了祖国的东部边疆。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战争乌云笼罩在东南海疆。1959年，在帝国主义势力的策划下，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妄图把西藏从祖国的大家庭中分割出去。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维护国家主权和祖国西南边疆的领土完整。从60年代起，受霸权主义的威胁，中国东北至西北辽阔的北疆地区，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以上所述，作为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起始阶段的大背景，对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有重要影响。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到底是怎样侵略中国和中国边疆地区的？中国人民进行了怎样的反抗？这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正确阐述这一课题，对当时面临帝国主义威胁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有着现实意义。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开始了起步阶段。根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一阶段出版学术专著24部，资料书3部，发表学术论文68篇。从内容上看，多以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边疆、歌颂我国边疆地区人民反侵略斗争为主。从边疆区域上讲，则以涉及西藏、台湾和北疆地区的为多。尽管有些著述带有一定的宣传色彩，但是也有些著述表现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从专著方面讲，以下著述值得重视。余元庵《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内蒙古历史。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以丰富的史料，详细地阐述了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过程。书中的许多论断就是在今天看来对人仍有启发。比如该书第150页写道：历史证明，反对像英帝国主义者这样的敌人，不发挥群众的抗英热情，不求得中央与地方的一致，即不取得祖国的援助，不团结联合临近各兄弟民族，孤军作战，是必然要失败的。卿汝楫《美国侵略台湾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引用了很多美国官方的材料，叙述了百年来美国侵略台湾的种种阴谋和罪行，并把美国如何一贯地企图以台湾为进攻中国大陆的基地，以实现“太平洋帝国”梦想的阴谋加以揭露。书中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都有美国档案即美国侵略者自己的供词为根据”（见该书序），鲜明地表现了此书的特色。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著的《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是当时唯一一部全面反映近代东北地区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著述。此外，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从整体上论述了鸦片战争之后美帝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卷1952年版，第2卷1956年版）内容充实，叙事周详，选用了较多的美国官方档案，较全面地评述了鸦片战争前后到19世纪末美国的侵华历史。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不仅运用了丰富可信的中文资料，而且参阅了大量外文资料，包括外文档案，系统地论述了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这三部书中，都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

从论文方面看，丁名楠、张振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西藏的罪恶历史》、王忠《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制度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5期）、黄时鉴《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等，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丁、张一文征引美国国会档案、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档案等资料，详细阐述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西藏的历史过程，并明确指出，中国被迫走上半殖民地道路以后，清朝政府保卫边疆、保卫西藏的力量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王文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我国在西藏地方拥有主权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清和民国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制度的发展，正是这种主权的无可争辩的说明。黄文通过大量史实的阐述，揭示出日本帝国主义是把勾结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作为实现其“满蒙政策”的重要手段的，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则恰恰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的表现形式。

从资料书方面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的《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对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锡良是清末满族中的著名大吏，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做过山西、河南巡抚，热河都统，四川、云南、贵州、东三省总督，所以在他的遗稿中，有许多涉及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的重要史料。例如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对东三省加紧侵略的政策，美帝国主义打算插足东三省的实况，在遗集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在起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成绩，这是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严谨求实刻苦钻研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指导人们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得到空前普及。史学工作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一些高水平的中国近代边疆史著述的产生，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相结合的产物。此外，学者们选题具体，大量使用中外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对有关文献进行认真鉴别，去伪存真，也保证了研究成果的质量。

不过，当时学术界还没有把中国近代边疆当作一个独立研究的客体而开展研究，这就从总体上影响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深入。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政治方面讲，当时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威胁始终存在。边疆作为敏感的地区，关系外交、民族等重要问题，因而存在着许多研究禁区，中国近代边疆作为独立的研究客体的政治环境还没有形成。从学术方面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科建设有一个形成和完备的过程，特别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学术批判，基本否定了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挫折阶段（1966-1976年）

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有关资料显示，这期间没有出版一部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专著。和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有关的，只是几部沙俄侵华史的书，即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戎疆编写的《沙皇俄国是怎样侵略中国的》（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此外，还出版了几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比如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写的《简明中国近代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近代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编写的《近代中国史稿》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这些书也都以一定篇幅叙述了中国近代边疆史上的一些问题。不过，这些著作的出版，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学术上的问题，而是配合当时备战形势的需要，以图激起国人对老沙皇和新苏修的义愤，进而巩固边疆免受外来势力的侵犯。这种意图在《沙俄侵华史简编》前言中有明确的表述。

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里，有关中国近代边疆史的文章很少，且内容多是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沙俄对我国边疆进行侵略，以及中国边疆军民的反侵略斗争。例如志力、钟锷的《涅维尔斯科伊——十九世纪中叶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的急先锋》（《历史研究》1975年第4期），谭其骧、田汝康《“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希达《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早期侵略》（《历史研究》1976年第3期），孙代兴《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云南的侵略和云南各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民族与地方史研究》1975年第1期）。

“文革”期间，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以揭露沙俄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为主要内容，这是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决定的。当时，我国的政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苏联出于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极力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编造谎言，散布奇谈怪论，为老沙皇侵华的丑恶历史进行百般辩护，为向中国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制造舆论。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被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歪曲了的沙皇侵华历史，用确凿的史实加以戳穿，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为武器，彻底揭露老沙皇侵华的滔天罪行，揭露和批判苏修叛徒集团篡改和伪造历史的罪行，痛击其反华谏言，总结我国各族人民反抗沙皇侵略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完成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正是出于这种认识，这一阶段中国边疆史研究的有关著述才以沙俄侵略我国边疆地区为主要内容。

还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关系到领土、边界、民族、宗教等问题，也与国家稳定密切相关，有很强的现实性。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应当为国家的稳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但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属于历史科学，有它自身的客观内容，不能迎合需要，也不能成为现实政治的说明书。“文革”中的一些中国边疆史著述，过于迎合了现实政治需要，削弱了本身的科学性，因而很少学术价值。这一教训是人们应当汲取的。总之，挫折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主要著述，不是中国近代边疆史作为独立学科研究的产物，而是适应了当时反修斗争需要的结果。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要发展，还需要等待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转贴于 三、初步发展阶段（1977-1987年）

“文革”结束后，学术研究逐步进入正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学风重新确立，中国学术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外学术的交流，也扩大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视野。80年代初，国家一度提出开发西部的战略，边疆问题引起关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获得了初步的发展。

从1978年起，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边疆省区相继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创办了学术刊物。这些地方科研机构多以本省区为研究客体，近代史研究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此外，一些学术团体也先后成立，如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中外关系史研究会、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等，近代边疆史研究是这些学会关注的重要方面。这一切有利于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开展。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要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此，在1983年3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著名学者翁独健先生任主任。1987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西北史地》开辟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并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它的成立，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

初步发展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统计，约有50部学术专著出版，多部资料书问世，400余篇学术。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概括起来，可包括如下方面：

（一）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着重揭露沙俄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是这类主题的重点。由编写组编写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在叙述蒙古地区边界沿革的基础上，论述了俄国在蒙古地区的各种侵略活动及其阴谋手段。《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概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蚕食，同时追述了这一地区中俄边界的沿革，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对于帕米尔问题、巴尔喀什湖问题、伊犁问题等，书中都有详尽的论述。同类著作还有《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简史》（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以及赵春晨《沙俄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李冀成《沙俄对中国西藏的侵略》（中华书局1980年版）、余绳武《中俄〈北京条约〉订立前沙俄对中国西北的侵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杨建新《清代的西北边防政策和沙俄的侵略》（《西北史地》1980年第1期）等。资料翔实，论证严密，把边疆作为独立客体进行研究，是这些论著的显著特点。其中，《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简史》是第一部阐述中国近代海疆的学术专著，具有开创意义。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负责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1-3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1984年版），丁名楠、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也都以丰富的史料，严密的论证，在有关章节中论述了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余绳武等著《沙俄侵华史》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1981年版），从整个世界局势和俄国的对外扩张战略的考察中来论述其侵华的政策和行动，对中俄东北、西北的疆域形成作了周密的订正，反映了该书在科学性、史论结合等方面颇具功力。

（二）近代中国疆域及边疆地区的管辖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近代疆域和中国古代疆域相比变化很大。中国近代疆域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政府是怎样对边疆进行管辖的？一些著述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

陈连开《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和民族》（《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都是以资本主义破坏其独立以前的疆域来确定其历史疆域的，中国自然也应该如此。因此，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代版图，就是中国近代疆域的基础。谭其骧《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1期）也提出，中国近代的疆域应以鸦片战争以前的疆域为基础。张博泉等著《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首次详细论述了东北疆域的发展。尤中著《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反映了这阶段西南疆域史研究的重要进展。尤著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西南疆域变迁的过程。方著从历史地理角度考订了我国西南边疆各个政区不同时代的不同情况。

王魁喜等著《近代东北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详细论述了中国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和管辖。刘邦厚《1861年后清政府在黑龙江右岸的巡边活动》（《北方论丛》1980年第3期）、《1861年后清政府在黑龙江左岸的巡边活动》（《瑷珲历史论文集》，1984年编印）分析了清政府为抵御沙俄侵略渗透，在呼伦贝尔和黑龙江左右岸等地区加强边防所采取的措施。

光绪年间新疆和台湾建省是清政府加强对边疆地区管辖所采取的重要措施。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新疆简史》第2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纪大椿《论清季新疆建省》（《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沈传经《论新疆建省》（《新疆历史论文续集》，1982年）、齐清顺《新疆建省及其历史意义》（《西域史论丛》第1辑，1985年）等认为，新疆建省是清政府为了抵御沙俄扩张和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而在行政建置上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加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抵御外来侵略和维护祖国统一。陈在正《台湾建省方案形成过程的考察》（《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1874-1875年清政府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与对台湾地位的新认识》（《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1期），概述了台湾建省的过程，指出正是因为加强海防建设的需要，才促进了台湾建省的实现。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台湾及东南沿海的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三）近代边疆开发和社会发展

近代边疆开发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引发了边疆社会的变化。这是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另外，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生活也要求史学工作者关注这一课题。戴逸《加强边疆开发史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从宏观上阐明了边疆开发史研究的内容、意义和方法，强调指出只有研究清代和近代边疆开发的情况，才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边疆的现状。钟祥财《试论中国历史上开发边疆的经济思想》（《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指出，近代以来，陈炽和邵作舟等人都把边疆建设作为振兴商务、促进民族经济的重要内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更是一份全面发展中国近代经济的宏伟蓝图，边疆的建设在其中占有很大的篇幅。董万仓《光绪初年吉林东部边疆的开发》（《北方论丛》1980年第5期）具体论述了1881年吴大瀓等人在吉林东部边疆宁古塔、三姓、瑷珲等地进行移民实边、试办屯田、驻军屯垦等项工作。马东玉《冯子材与海南岛开发》（1987年12月9日《光明日报》）介绍了1887年冯子材在海南岛大力组织军队士兵开山劈岭筑路的开发壮举。曲从规《近代黑龙江流域金矿业的开发与兴办》（《瑷珲历史论文集》，1984年）对黑龙江金矿业近50年的盛衰起伏作了宏观考察。姚永森、陈万钧《论近代台湾资本主义开发的先驱者刘铭传》（《福建论坛》1984年第5期）认为，刘铭传企图在台湾建立独立自主的近代工业体系，以便有效地与敌争利，并进而达到求富的目的。

随着近代边疆的经济开发，边疆的社会和人口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学者分别探讨了新疆、内蒙古、东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内蒙古一些地区社会形态和人口问题等。邓波《近代新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新疆经济研究》1984年第7期）认为，近代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自然经济为其主要特征，但商品经济也在缓慢地发展，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在新疆有特殊地位。汪炳明《蒙古实业公司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探讨了清末蒙古的资本主义发展，认为20世纪初，在外国和内地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一部分蒙古王公开始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活动，同时蒙古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清末民初由蒙古王公联合清廷大员及内地官僚买办资本家筹办的蒙古实业公司。赵云鹏《清末至民国时期辽宁民族工业初探》（《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5期）分几个阶段考察了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辽宁民族资本工业，认为辽宁工业有偏于轻纺、资本少、规模小、技术差、竞争力弱等特点。朱风《近代阿拉善旗社会初析》（《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年）认为，近代阿拉善旗在生产关系上，除了劳役制以外还有不同形式的雇佣制和劳动牧民之间的合牧制。张植华《清代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概况》（《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第3-4期）依据有关档案，对清末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变化以及民国时期内蒙古各盟旗蒙古族人口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同类文章还有沈斌华《近代内蒙古的人口及人口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等。

（四）边疆民族和人物

1979年1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编辑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是其中一种。同年3月，编辑出版任务下达各省区，并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此后，55个少数民族简史陆续出版。到1987年底，已经出版了7种，它们是各编写组编写的《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达斡尔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俄罗斯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门巴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这些著述记述了该民族进入近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

近代边疆是一个舞台，许多人在这个舞台上活动过，对近代边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产生了影响。正因为如此，近代边疆人物就成为这阶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专文论及的近代边疆人物主要有：抗俄英雄寿山，珲春勘界的吴大瀓，蒙古族人民起义领袖嘎达梅林、进步思想家罗布桑却丹、王公贡桑诺尔布，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谪戍新疆的林则徐，抗击法军的刘永福，经略台湾的刘铭传等。在专著方面，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这阶段出版的在少数民族人物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两大领袖之一，对历史上西藏的政教有着重要影响。该书依据藏文版的历代达赖喇嘛传和大量中外资料，从1391年一世达赖喇嘛降生写起，到1952年十四世达赖欢迎班禅返回扎什伦布寺为止，叙述了历代达赖喇嘛的生平，兼及历代班禅的事迹，对近代西藏宗教和社会情况多有叙述。

（五）领土和边界

从70年代起，由于对外关系的实际需要，边界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随着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初步发展，有关论著也多了起来。除前述《沙俄侵华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近代史》等书有这方面内容外，还有一些具体论著分别涉及中朝边界、中俄边界、中印边界、中越边界、南海诸岛、钓鱼岛等问题。

中朝边界研究。19世纪80年代，中朝两国界河图门江段产生争议。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间岛归属问题，掀起轩然大波。此后，经过吴禄贞等据理力争，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高永一《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分析了间岛问题产生和解决的过程。

中俄边界研究。张本政《评1886年中俄勘界》（《学术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论述了自图们江口至乌苏里江口一段边界第二次“会勘”始末，认为在这次勘界中，中国收复了一部分1860年以后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步平《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勘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分析了1910年至1911年中俄派员会同勘测呼伦贝尔地区中俄边界，签订中俄《满洲里界约》的始末，指出此举奠定了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基础。李之勤《略论〈中俄伊犁条约〉关于西疆分界的条款》（《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第1期）全面论述了条约签订对中国西部边界的影响。赵春晨《谈〈中俄伊犁条约〉的性质和清政府谈判的成败》（《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第2期）论述了清政府在改约谈判中的成败得失，以及曾纪泽个人的功过。黄盛章《清代在帕米尔的管辖范围及其变迁》（《中亚研究资料》1986年第3-4期，1987年第1-2期）详细考定了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中国在帕米尔地区的主权管辖范围的变化。刘存宽《中苏帕米尔争议的历史背景》（《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指出，这一问题的争议现存的唯一依据就是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喝尔界约》，任何越过或离开这个条约的其它解决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中印边界研究。这阶段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值得注意的著述有，金宗英《1899年英国建议划定中印西段边界照会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该文详细论述了中印边界西段的形成与界务纠纷的交涉。此外，周伟洲《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也列有专章论述了中印边界问题。

中越边界研究。中越边界有陆界和海界之分，都涉及领土的归属。戴可来《漏洞百出，欲盖弥彰——评越南有关西沙、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两个白皮书的异同》（1980年6月9日《光明日报》）、韩振华、吴凤斌《驳越南当局所谓黄沙、长沙即我国西沙、南沙群岛的谬论》（1980年8月1日《人民日报》）等文，以大量事实论证了越南历史图籍中所说的黄沙、长沙都是越南近海的一些岛屿、沙滩，同我国西沙、南沙群岛没有任何关系。

钓鱼列岛研究。钓鱼列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早在明代就已经划入中国版图，19世纪末为日本侵占。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岛屿本应同台湾、澎湖列岛一起归还中国，但日本却宣布其对该岛屿拥有主权，从而制造了中日间的领土争端。周兆锐《钓鱼岛等岛屿问题的来龙去脉——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2-3期），概述了钓鱼列岛的历史、主权归属以及有关中日间的争端。于福顺、刘耀祖编的《钓鱼列岛历史资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摘录中外文献63种，叙述了钓鱼列岛的地理形势、主权归属和中日交涉等问题。

（六）对中国近代边疆研究史的考察

前曾指出，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曾两次掀起高潮。这两次高潮的具体情况怎样？为了总结经验，促进学术进步，这阶段一些学者对这两次研究高潮进行了研究。

赵俪生《论晚清西北之学的兴起》（《西北民族研究》创刊号，1986年）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遭到外国入侵力量的胁迫，一大批爱国学者深感边疆地区迫切需要进行过细研究，遂身体力行，由此产生了西北历史地理之学和西北少数民族之学。胡斯振《西北学刍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综述了民国时期边政学的研究成果，认为1931年以前，由于沙俄策划外蒙古“独立”、“自治”，促使全国人民继续重视西北史地的研究。1931年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西北史地学迅速发展，同时也为边政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提供了新内容。丛佩远、赵鸣岐《简评曹廷杰》（《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评述了曹廷杰的全部著作及其思想倾向，指出甲午战前，曹廷杰的思想比较激进，爱国和抗俄是其思想的主流。钟兴麒《王国维与西北史地学》（《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分析了王国维的西北史研究，认为王氏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经验，又吸取了世界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西北史地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把西北史地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中亚地区，大大丰富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内容。吴丰培《顾颉刚先生和所著〈西北考察日记〉》（《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等，评述了顾颉刚的边疆研究和和禹贡学会的业绩。

初步发展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以近代边疆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较多领域，局面基本铺开，独立学科开始形成。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南，加强对史料的考订和史籍的校勘，出现了许多较高水平的著述。这些为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深入发展阶段（1988-1999年）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世界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发生了变化。这影响了中国边疆地区，使往日是反帝反修前线的中国北部边疆形势得以缓和。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特区”不再仅局限于东南沿海，这给中国辽阔陆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当然，世界局部地区的紧张形势还时有发生，和中国相邻的有些国家也不时对中国提出领土（海）要求，侵犯中国的领土（海）主权。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边疆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国人希望进一步了解边疆，稳定边疆，建设边疆，发展边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适应形势需要，得到了比较深入的发展。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届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对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对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深入发展起了促进作用。1990年，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成立边疆史地临时评议小组，鼓励和资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项目，这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协调和发展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方面也加大了力度。1988年，该中心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1年，又创办了理论性、综合性和信息性学术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此外，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更广阔的园地，从1988年开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先后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边疆史地丛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史地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一些边疆出版机构也出版了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丛书，如“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东北文史资料丛编”（辽沈书社出版）、“黑水丛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影印）、“云南史料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指南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上述出版物中，有许多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内容。1999年9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召开了第二届全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50余位边疆史地学者出席了会议。大家认真讨论了1988年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情况，规划了未来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同年秋，马大正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边疆通史》杀青，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深入发展阶段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日益繁荣的象征。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至1999年，共出版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专著80余部，1000余篇，资料书40多种。从主要内容上看，有的是前一阶段所探讨问题的继续和深化，有的是新开辟的领域。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中国（近代）边疆的理论探讨

这包括中国边疆的理论界定和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方法等。

首先是中国（近代）边疆的界定。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提出边疆是一国领土的外缘地带。吴文藻也认为边疆有政治上的边疆和文化上的边疆之分。1988年以后，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马大正、华立认为：边疆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一定宽度的地区，具有自然、历史、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邢玉林指出，近代以来的边疆，是指在国家陆路边界线内侧的或在国家海岸线外侧的、且属于该国主权的边缘陆路领土或海洋领土（《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其次是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丁伟志认为，研究边疆既有体现在政治纠纷与军事冲突中的现实价值，也有体现在和平建设中的经济文化方面的社会效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序》）。邢玉林提出，研究边疆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强化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提供稳定边疆的历史经验，为边疆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促进边界问题的解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见前引文）。

再次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与方法。40年代林耀华、吴文藻、顾颉刚曾从环境、人类、文化三要素，政治学、人类学观点，旅行调查和专题研究诸方面进行探讨。90年代初，马大正提出，应当加强边疆政策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既要考虑到民族、宗教、边防、外交等政策，又要考虑到近代边疆危机与封建时期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演变。特别应当加强现代边疆政权建设及其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研究，边防工作、边界交涉、边疆地区民族关系与跨境民族、接境邻国政治、军事、社会、民族概况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当代边疆问题研究刍议》，《思想战线》1991年第3期）。邢玉林认为，中国边疆史研究应当包含中国边疆通史、中国边疆断代史、中国疆域史、中国边界史、中国边防史、中国边疆社会思想史、中国边疆内外关系史、中国边疆历史学史（见前引文）。

以上关于中国边疆的理论探讨，有的是直接述及近代的，有的虽然不是专讲近代，但对研究中国近代边疆问题也多适用。

（二）中国近代边疆管理及边防观

关于中国近代的边疆管理，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可分总体性论著和区域性论著两部分。谈到总体性论著，首先应当提及赵云田著《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1988年，赵云田提出“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概念，呼吁学术界加强该领域的研究，认为这对于深入了解我国历代的政治制度和边疆统治政策，深入理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祖国的历史都有重要的意义（《加强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研究》，《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3期）。《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正是他身体力行的结果。该书在理论上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结合起来，在内容上则把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不断发展和巩固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摆脱了断代史和地方史角度的局限。该书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晚清理藩部，中华民国时期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蒙藏委员会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此外，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设有专节论述了近代边疆危机和晚清政府加强对边疆管理的措施，内容丰富，议论精当。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徐学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概述了近代边疆地方行政设置和管理。

关于中国近代边疆管理机构的区域性论著，涉及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的较多。赵云田《晚清东北军政管理机构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分析了光绪年间东北三将军体制的变化，以及废除军府、建立行省的原因和作用。康沛竹《日俄战争后的清廷东北防务》（《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认为改建行省、整顿军事是清政府面临边疆危机加剧在东北地区采取的相应措施。刘金明《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的政策与“安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指出，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北洋政府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管辖。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赵云田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华书局1989年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卢明辉著《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都设有专章论述了近代管理蒙古地区的机构和措施。格日勒《北洋军阀政府与西盟王公会议》（《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乌云格日勒《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与筹划建省“实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也考察了近代内蒙古地方管理的情况。

吕一燃《清政府对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的管辖》、《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历任总管考略》（《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樊明方《中国历代政府对唐努乌梁海的管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1-2期）论述了近代对乌梁海的管理情况。樊明方编《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叙述了19世纪60年代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划定，此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辛亥革命以后俄国以“保护”名义侵占唐努乌梁海，1919年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以及苏联兼并唐努乌梁海的经过。赵云田《近代新疆行政建置的演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管守新《刘锦棠在新疆建省》（《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陈延琪《伊塔阿三区政府管理机构设置述略》（《西域研究》1997年第2期），从不同层面论述了近代新疆管理机构变化的情况。

吴丰培、曾国庆著《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版）、《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贺文宜《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探讨了清代驻藏大臣的职权和管理西藏的情况。朱先华《清末西藏新设机构及其活动概述》（《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赵富良《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及其治藏方针》（《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余子明《论晚清政府在西藏的若干政策》（《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具体评述了晚清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情况。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景福《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维护西藏主权的措施》（《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论述了民国时期对西藏的管理。

在探讨中国近代边疆管理的同时，一些学者研究了中国近代边防观问题。毛振发《我国强边思想的演替和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刘庆《中国古代国防政策及其在近代的演变》（《军事史研究》1991年第2期）、牛俊法《浅析中国近代“争胜型”与“守土型”的国防观》（《军事历史》1989年第3期）、黄顺力《鸦片战争时期传统海防观的影响与扬弃》（《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俞世福《浅析中国近代海防论》（《军事历史》1989年第6期）、李国华《清末海洋观与海军建设》（《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等，从宏观上论述了近代边防观的主要内容、特征以及产生的影响。李少莉《论清末洋务派的海防建设》（《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施渡桥《林则徐、魏源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消极的吗？》（《军事历史》1992年第4期）、史滇《李鸿章与北洋海防》（《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何丰伦《中法战争后广西边防建设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徐舸《清末广西边防问题》（《印度支那》1988年第4期）等，则论述了具体人物、具体地区的边防思想和建设。

（三）近代边疆开发研究

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汇集了15篇专题论文，其中9篇涉及近代东北、蒙古、新疆、云南、海南、台湾的农业、牧业、工矿业的开发。王戎笙主编《清代的边疆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是1991年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内有多篇文章涉及了新疆等地的开发。成崇德、张世明著《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分析了清末张荫棠在西藏的开发思想，联豫在西藏的开发措施，以及清末西藏开发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对晚清北疆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变化、“移民实边”与土地滥垦的影响、手工业生产兴衰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探讨。华立著《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以相当篇幅论述了晚清时期新疆农业开发状况，并总结了开发的历史特点和功效得失。

此外，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提出，大批汉民的迁入，使黑龙江土地的开垦方法、耕作技术和农业习惯都受到了影响。钟萍《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认为，近代农地的开发，促进了新疆农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疆以农为主、各业并举的混合经济形式。唐凌《矿业在近代广西边疆开发中的作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3期）指出，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深入，以及广西战略地位的日益提高，政府和民众开始大力对其进行开发，其中，矿业开发起了很大作用。何瑜《近代海南开发》（《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认为，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的大量侵入，海南传统农业逐渐解体，经济作物日益发展。

（四）边疆人物

这一阶段近代边疆人物研究值得重视的是以下几部著作：阿拉腾奥其尔著《清代伊犁将军论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伊犁将军是清代统一新疆后在该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天山南北，并管理归附的中亚地区及哈萨克各部，在巩固西北边防、抵抗外来侵略、稳定社会秩序、防止分裂割据、维护国家统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该书从清代历任伊犁将军中选出10位较有影响的人物，对他们在新疆的活动和政绩进行了述评。其中，奕山、布彦泰、金顺、志锐四人均属近代人物。本书拓宽了近代边疆人物研究的视野，有助于人们从不同侧面了解近代对边疆地区的经略。周轩著《清代流放人物》（紫金城出版社1993年版），周轩、高力著《清代新疆流放名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两部书可称为姊妹篇，论述的都是被清政府流放的人物在边疆地区的活动。两书共收100多人，对他们在开发边疆、巩固国防、发展文化等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述。探讨流人对近代边疆的贡献，两书的开创意义功不可没。谷苞、蔡锦松编《林则徐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民族英雄，1842年12月含冤流放到新疆。他在新疆三年间，不顾政治上所处的逆境，为新疆开发不遗余力。该书选收论文19篇，从主张加强西北边防、兴修水利、勘查荒地、关心少数民族疾苦、重视协调民族关系、禁止鸦片及限制鸦片在新疆的蔓延等方面，论述了林则徐对新疆卓有成效的贡献。书中许多文章利用了档案资料，也有的是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写成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五）领土和边界问题

这是这阶段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取得成果较多的领域。学者们既从宏观上论述了中国近代边界问题的形成，也具体考察了和邻国的边界情况，以及有关领土的争端。

从宏观方面考察的主要著述有：张锡群、吴真明《中国近代割地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郑汕、傅元祥主编《中国近代边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郑汕主编《中国边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著作从丧失土地和边防史角度综论了近代边界问题。此外，张振鹍近代中国的边患与边界问题——一个简要的回顾》（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认为，近代中国的边患经历了从海疆告警到边疆普遍危机，进而危机深化的历程。边患造成了中国丧失大量领土，积累了许多边界问题。

考察中朝边界的著述有：孙进已《东北历史地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在论述东北历史地理问题过程中，也考察了中朝边界问题。杨昭全《中朝界务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4辑，1988-1989年），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论著以详细的史料，对中朝界务作了细致的研究。此外，姜龙范《关于清季中朝边务交涉的研究》（《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崇实《历史上的以图们江为中朝东段边界的考察——驳“间岛”学说》（《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6期）等文，也是这一专题研究的力作。

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第4卷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探究了沙俄侵略中国边疆、吞并中国大片领土的历史事实，对有关中俄边界的一系列条约的签订经过、主要内容和边界走向，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资料翔实，考证精确，是研究中俄边界史的上乘之作。厉声《中俄伊犁交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系统地评述了中俄伊犁交涉的历史过程。李之勤《论〈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朱炳耀《关于新疆乌宗图什河源“争议”地区的调查报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1-2期），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具体考察。

探讨中印边界问题的著述有：杨公素《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1989年），对中印之间传统习惯线、英国私自划定的“麦克马洪线”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丁名楠《中印西段边界问题由来的片断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期）、景辉《中印东段边界真相》（《国际问题研究》1988年第1期）、吕昭义《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房建昌《近代中印西段边界史略》（《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近代中印中段边界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等，分别论述了中印边界有关段落的形成与界务纠纷的交涉。

房建昌《中尼边界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3-4期）、《中尼边界洛敏汤考》、《中锡边界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中国与不丹的边界及不丹在西藏的飞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5辑，1990年）、《近代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对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边界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填补了这方面专题研究的空白。

关于中缅边界研究。张振鹍《近代史上中英缅边界“南段未定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2辑，1988年）认为，1941年中国政府与英国换文，就南段未定界划定界线，但这段边界始终没有竖立界桩，所以直到缅甸独立，南段未定界并没有最终解决。谢本书《片马问题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1989年）论述了清政府对片马的管辖，以及英国侵占片马的经过。金宗英《麦克马洪线与中缅北段边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辑，1988年），分析了中英间关于中缅北段边界早期交涉和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中玩弄的伎俩，认为英国炮制麦克马洪线的目的之一是想把尖高山以北除独龙江以外的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流域全部土地据为己有。张植荣《论中缅边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期）探讨了中缅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交涉过程、中国政府指导中缅交涉的边疆战略与边界政策。余绳武《近代中缅北段未定界的由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3-4期）、《有关猛卯三角地的一些历史情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2辑，1988年），陈瑞金《中缅北段未定界历史的变迁》（《云南史志》1995年第1期），分别进行了细密的分析，提出了有见地的意见。

中越边界研究。李国强《中越陆路边界源流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年第1期），论述了中越边界形成的过程，认为中越边界条约使中越边界走向有了明确的规定，但也使清政府丧失了许多土地。木芹《清代中越边界云南段述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深入论述了19世纪末云南省临安、开化、广南三府边境大片领土被法帝国主义划入越南的历史。龙永行《中越界务会谈及滇越段勘定》、《中越边界桂越会谈及勘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期、1992年第1-2期），前文论述了自1885年起至1897年止中法两国关于滇越段界务谈判、勘定始末，指出中国最大的失败在于第六段边界即后来普洱府属猛乌、乌得之割让，后文论述了中越边界桂越段会谈及勘定的情况，以及勘界大臣邓承修的功绩。萧德浩《中越边界广西段历史概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3年第1-2期），研究了中越边界广西段形成的历史。萧德浩、黄铮主编《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上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黄国安、萧德浩、杨立水编《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分别从档案、文献中辑录了中越边界交涉的大量资料。

北部湾问题是中越边界研究的重要方面。萧德浩《北部湾问题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辑，1988年）、《中越两国从未划分北部湾海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3-4期），刘文宗《是“海上分界线”还是岛屿分界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1989年），分别从不同方面论证了在历史上中越两国从未划分过北部湾的海界，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第三款划分的是芒街附近海中岛屿的归属，越南政府把它说成为划定中越海上分界线是没有根据的。

南海诸岛研究。南海诸岛包括南沙、东沙、中沙、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反映了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张良福《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争端》（《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第3期）、林金枝《民国时期中国政府行使和维护南海诸岛主权的斗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黄盛璋《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5辑，1990年）等，也都以大量事实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神圣主权。

钓鱼列岛研究。吴天颖《甲午战前的钓鱼列屿归属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列有专章论述了1885-1895年日本觊觎、侵占我国钓鱼列屿的始末，指出钓鱼岛等岛屿是中日甲午之战签订《马关条约》后被日方侵占的中国领土。杜继东《钓鱼岛等岛的历史和现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5辑，1990年）论述了钓鱼列岛历史上的主权归属和今天的中日争端。王乃昂等《略论中日钓鱼诸岛之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从国际法的原始发现、行政管辖、经济活动、自然延伸等原则，论证了钓鱼诸岛主权属于中国。

香港史研究。香港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被英国强割强租。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以后，国内学者对香港史研究逐渐重视，论著渐多。余绳武、刘存宽主编《19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华书局1994年版），以丰富的史料，严密的论证，叙述了英国割占香港岛，割占九龙半岛南端，强租香港新界的过程，是这一领域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余绳武、刘蜀永主编《20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论述了20世纪的香港政制、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中英关于归还香港问题的交涉等，反映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此外，刘蜀永主编《简明香港史》（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香港的历史》（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刘存宽著《香港史论丛》（香港麒麟书业公司1998年版），也从不同角度以大量史实论证了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

澳门问题。澳门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明朝时期被葡萄牙占据，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加紧在澳门扩张，后来沦为葡萄牙领地。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澳门专号”、郑炜明《葡萄牙人占有澳门附近凼仔、路环二岛的经过和性质》（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等著述，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葡萄牙强占我国澳门的经过。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收入了大量中、葡、英、法、日文档案资料，是至今关于澳门史最全面的资料汇编。

（六）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各种资源的掠夺，以及所实行的奴化政策，是这一阶段这一领域的主要内容。代表性的著作有：丁清《近代以来日本对我国东北邮政的侵夺》（《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肖安鹿《论日本对我国东北、台湾的侵占及其推行的奴化同化政策》（《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霍辽原《日本在中国东北沦陷区实行的民族统治政策》（《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1期），饶野《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连心豪《日本夺取中国海关述略》（《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王晶、牛玉峰《日寇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疯狂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宋德玲《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黑龙江地区的经济掠夺》（《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大学报》1997年第5期），佟静、赵一虹《略述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工矿业的掠夺》（《辽宁师大学报》1998年第5期），孙玉玲《浅析中国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对劳工的掠夺政策》（《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4期），李琳《日本占领海南及其对资源的开发和掠夺》（《海南史志》1997年第1期），房建昌《关于日本侵略海南岛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等。应当指出的是，上述论著的共同点，即认为日本掠夺我国的各种资源，残暴地压榨中国人民，向世人显露出侵略者的狰狞面目。

（七）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史的考察

这是前一阶段该专题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内容涉及学术团体、学者、著作和边疆考察等方面。

刘逖《中国地学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分别论述了中国地学会和禹贡学会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业绩，以及学术组织工作的经验和成绩。袁英光、桂遵义《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评述了西北史地学派及该派的代表人物张穆、何秋涛等人的学术成就。马汝珩、张世明《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的繁荣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认为，嘉道咸时期形成了一个边疆史地学研究者的趣缘集合体，成员包括祁韵士、何秋涛、俞正燮等人。正是这些人的整体效应，才产生了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繁荣昌盛的局面。

宝日吉根、宝音图《〈皇朝藩部要略〉张穆改定稿本评介》（《蒙古史研究》第4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蔡家艺《何秋涛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浅论〈蒙古游牧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张承宗《张穆、何秋涛对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评述了二人的学术贡献和爱国主义精神。吴怀琪《评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1期）、陈经忠《姚莹和他的历史地理著作》（《文史杂志》1989年第1期），分析了姚莹边疆史地学著述的特征。

边疆考察是中国近代边疆学者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些政府官员的治边措施。马大正《有清一代新疆考察述论》（马大正等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0世纪新疆考察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探讨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及军政要员新疆考察活动的历史功绩。吕一燃《谢彬及其边疆史地研究》（《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杨镰《谢彬和他的〈新疆游记〉》（《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论述了谢彬的边疆考察经历和成就。邢玉林、林世田《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黄烈《艰辛的历程、丰硕的奉献——黄文弼先生与西北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评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中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过程以及黄文弼学术活动和成就。

深入发展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显著的特点是创新。表现在新概念的提出及系统阐释，如对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研究；新领域的开辟及详细论述，如对边疆大吏及流人对边疆贡献的研究；新课题的论证和薄弱环节的加强，如对唐努乌梁海的研究等。

五、回顾与前瞻

50年来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50年来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我们今后应如何加强薄弱环节呢？

首先，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今后应当加强探讨。应当承认，老一辈学者顾颉刚、吴文藻、白寿彝、谭其骧等人在关于中国疆域的界定等边疆理论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给晚学开辟了道路。吕一燃、马大正、邢玉林等人近些年来在边疆界定、中国边疆研究的功能和方法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为中国边疆史理论框架的构筑做出了贡献。此外，台湾学者胡耐安、林恩显在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也做出了成绩（见胡耐安《边政通论》，1960年台北初版；林恩显《边政通论》，台北华泰书局1987年初版；《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2年版），但是也应当承认，中国边疆史研究理论探讨还不够深入，有些问题还没有涉及。比如边疆观问题。中国近代边疆是中国古代边疆的延续和发展，只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近代边疆才发生了不同于古代边疆的变化。中国古代边疆观已有比较明确的内涵，而中国近代边疆观的内涵却还是很不明确。到底应当怎样揭示中国近代边疆观的内涵？中国近代边疆观和中国古代边疆观相比有哪些异同？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也才便于梳理。又比如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国近代边疆既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含义，又和民族、宗教、人物等因素密切相关，它的研究方法就必然是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而不可能是单一的。换言之，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都可以借鉴。而目前这方面的探讨还很不够。因此，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做指导，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构筑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理论，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其次，研究领域还不够宽广，今后需要进一步拓展。中国近代边疆史有着丰富的研究内容，包括边疆民族、边疆宗教、边疆社会、边疆教育、边疆人物、边疆制度、边疆管理、边疆开发、边疆自然地理、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边界和领土问题等。就其中的某一项说，又可以分得更细，比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就有割占领土、掠夺资源、宗教渗透、文化侵略等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以近代边疆作为独立客体进行研究的时间还不很长，所以有些内容还没有涉及，或虽然涉及了但还很不深入。比如边疆社会。不同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由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生产方式等的不同，社会面貌也就很不一样，而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又比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在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学术界侧重于沙俄对我国边疆领土的掠夺，到了深入发展阶段，侧重的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资源的掠夺。这显然是扩大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内容。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领域还需要拓展，应着重加强中国近代边疆内在问题的研究，比如边疆社会、边疆宗教、边疆教育等。

近代历史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近些年历史系在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想办法使教学实习在学生的专业学习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系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从2000级开始，教学实习采取赴河西进行实地考察这样一种更加切合历史学本科生培养目标的实习模式，并且一定要把这种做法坚持下去。学校教务处也非常关注这次实习，在经费及其他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作为长期规划的第一步，本次活动在各方面的经验都意义重大，鉴于此，对这次实习的全过程、实习的主要收获和意义以及存在的一些不足进行认真细致地总结是非常必要的。

这次实地考察历时8天，行程3500公里，参观考察了张掖、肃南、酒泉、嘉峪关、敦煌、安西、山丹、武威等市县的十几处历史文化名胜和相关的几个博物馆，同学们在教师的指导下做了详细的记录。国家重点研究所负责人郑炳林教授一路上在汽车行驶过程中随时给同学讲述沿途的历史和地理沿革以及到下一个目的地应关注的主要问题，使同学们对这次考察在时间和空间上能够产生立体的印象和概念，同时也使学生在参观每一处古迹时能够有的放矢，有效利用并不充裕的参观时间。但这8天只是本次实习的主体部分，而整个实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下面就分阶段回顾一下这次实习的全过程。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

在系里确定了目的地和出发时间以后，决定由历史系主管教学工作的乔健副主任担任这次实习的领队，全面负责实习各方面的工作。在乔健老师的部署下，准备工作开始紧张地进行。从四月中旬开始，在2000级本科四个专业中开展了多次动员，说明这次实习的目的和意义。随后在对这条线路相当熟悉的牟范书记和冯培红老师的帮助下制定了详细的行程表，确保在外期间每天都能够劳逸结合，使大家不因旅途劳累而影响参观考察的效率，同时也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从而有效利用有限的经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充分的学术方面的准备工作，在出发前一个月，请在敦煌学及河西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有相当造诣的杜斗诚教授给同学们做了专题学术报告，重点讲解此次实习参观的石窟寺的历史沿革、保存情况、研究现状及其主要的艺术特点和史学价值，使同学们对参观考察对象有了初步的、总体的认识。同时要求学生们根据各人的兴趣和长处自愿组合，三到五人组成一个实习小组，确定本小组在这次实习中的主要工作任务以及人员分工，结合老师们的讲解和自己平时的积累，制定本小组在各个参观考察地点主要关注的问题和研究主题，并围绕确定的主题进行扎实的资料搜集工作，为实地参观考察做充分的知识准备。在出发前一周确定了人员名单，根据人数和专业建立三个大组，每组选定一个组长，负责协调本组全体人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准时、统一地行动，也确定了同学、组长和带队老师三个层次之间的双向联系方式，从制度上严格保证在外期间所有人员的安全。临行前几天，乔老师、牟范书记和办公室陈吉平主任订好了车，预订了所有日期的住宿床位，并且多方比较，尽可能找到既安全卫生又价格便宜的旅馆和招待所，使更多的经费用于同学们的参观考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临行前一天晚上，由郑炳林老师对各个参观考察对象做了整体讲解，指出同学们应关注的要点。乔健老师多次强调了安全注意事项，细致周到地布置了衣食住行方面的安排。

第二阶段：实地参观考察

2003年7月3日清晨7时，实习队伍整装待发。系党政领导一起来为大家送行，教务处处长张振国老师也亲自到场做了简短但却切中关键、寓意深长的讲话，这更使同学们振奋不已。

7月3日实习队伍到达的第一站是新河驿长城。在此之前已经看到了绵亘数十里的长城，汉长城在北，明长城在其里，两者相距10～80米之间。这些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宏大建筑现在已变成了一段段矮墙。第二站是本次实习第一个重点考察对象——张掖大佛寺及山西会馆。大佛寺建于西夏永安元年，明清时期屡有修缮。该寺建筑布局基本上是常规的佛寺模式。殿外门东西两侧有青砖浮雕经变画两铺，分别描绘了释迦生前于其太子祗树给孤独园内精舍说法和阿弥陀佛及观音大势至菩萨所在西方净土的场景。作为经变画，这两铺同敦煌等河西石窟壁画有一脉相承的因素。有同学将其进行对照，对许多细节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如佛之禅定印与榜题“说法图”相违；灵鹫山说法同榜题“西方圣境”相悖；观音大势至的和尚装亦异于他品等等。大佛殿内卧佛一身，弟子十身，菩萨二身。卧佛是该寺最著名也最具研究价值的文物，较之犍陀罗佛教雕塑及河西其他佛涅槃像，其特殊之处在于：没有摩耶奔丧、迦叶抚足的表现；没有阿难昏于床前或沉思冥想之情景；没有世俗僧众痛苦流涕及拔发剖腹割耳等古印度习惯之刻画；也没有婆罗双树这一象征性植物之塑造。卧佛身后十弟子皆双目圆睁，表情木然。郑炳林老师给同学们详细讲述了涅槃经变所依托的经文及其表现形式，并着重指出卧佛手足处所立菩萨身上所着乃明朝服饰，这是辨别年代的一个重要方法。

自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书之先河后，历代皆依此为范本修史，构成所谓的正史系统，至清代则有二十四部之多。作为研究古代史的骨干材料，正史在史料中的地位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史的缺陷也多，其中最大的一点便是这样的修史体例主要将注意力放在社会上层，因而正史也曾一度被斥为帝王将相的家谱，这就相对限制了现在史学家们对古代社会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于普通民众的研究更多的要借助所谓的野史来进行。7月5日考察的魏晋壁画砖墓则是一种对这类研究有极其重要价值的史料，它以鲜活的方式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首先这座墓向大家展示了

你正在浏览的实习报告是历史系教学实结报告 魏晋时期墓室的基本形制，对了解当时的丧葬习惯和古人的生死观有重要意义。其次，墓室室顶覆斗式结构的应用，对于理解佛教传入中国后我们的先人对其进行的创造性发挥，是一个明证。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这座墓室中的砖画，这些砖画描绘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社会场景，有农作、畜牧、蚕桑、狩猎、宴饮等。对于墓室室壁上多次出现的三或四个颜色不同的圆环以不同的方式组合成的图案，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同学们对此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和各种各样的推测。这些砖画的价值不仅在绘画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成为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极其珍贵的原始材料。参观结束后沈祯云老师对同学们说：对这类材料的分析解释必须建立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之上。历史的学习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没有对研究对象在整体上的深入把握，没有对其他相关学科如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及哲学等学科中有益因素的借鉴，我们的历史研究将永远停留在对表象的浮泛描述上，史学的认识功能将得不到很好的发挥，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也难以焕发新的活力。

在结束了对魏晋壁画砖墓及博物馆的参观后，车行不久就到了嘉峪关。嘉峪关是明长城的西起点，也是长城全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关隘，素称天下雄关。其关城由内城、瓮城、罗城、外城及城壕组成。其中西侧罗城向南有“明墙”延伸至祁连山下讨赖河畔；向北有“暗墙”隐伏至黑山半山腰，明墙暗壁相合，构成了关城西城墙。两边高山与峡谷相峙，关居其中，实可谓“天下第一雄关”。同学们全面参观了关城，认真聆听并记录了讲解员的详细讲解，许多东西都是大家平时在书上看不到的。对关城的参观主要是让大家详细了解它的形制以及各部分的功能。接下来参观了长城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全面、系统地展示长城文化的专题性博物馆，同学们兴致极高，不停地向讲解员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以致不得不把下午的出发时间推迟一小时。大雨滂沱中，同学们恋恋不舍地上车，向敦煌进发，到达住地时已是繁星满天。

7月6日清晨，从敦煌市走了不多时间就看到了令人魂牵梦绕的莫高窟，同学们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这一天是带给同学们太多收获、极大震撼却也不无遗憾的一天。莫高窟主体洞窟主要分布在南区，现今共保存492个洞窟，壁画逾45000平方米，圆塑2500尊，影塑1000余身，时间上跨越北凉至元等朝代。这里的作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代表了当时佛教艺术的顶尖水平，同时由于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清楚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佛教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时代特色。另外，藏经洞的发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材料。我们这次主要考察了上启北魏下至宋、西夏时期的10个洞窟，每一窟都是那个时代的极具代表性的精品。

接下来参观北魏257窟，此窟价值非同一般。该窟保留了早期洞窟的一些风格。首先它是一个中心柱窟。此窟制乃由印度支提式洞窟发展而来，供僧众绕行礼拜讲经说法之用。然而古人对这种外来风格进行了不小的改造，以适应当地大众审美情趣。首先表现为中心柱前方为人字披，后方为平棋图案。人字披采用浮塑的方式显现木椽，外涂土红。中心柱呈方形，四周塑有佛的“四相”。其次，此窟内有著名的九色鹿本生故事和沙弥守戒因缘故事。在莫高窟，九色鹿本生故事仅此一例，价值颇高。同一题材，在古印度佛教雕刻作品和克孜尔石窟中有较多刻画。沙弥守戒因缘故事出自《贤愚因缘经》，内容广为人知，但对绘于南壁下方的用意还有待进一步探讨。通常观点认为，北魏时期，佛寺日盛，所剃度之僧尼甚众，然亦因管理不善等原因，僧尼中存在不守戒律的行为。沙弥守戒因缘故事的绘制主要作为一种典范，以教育启示僧尼。绘画对经文具有阐释作用，这对以往讨论激烈的佛经与经变画的关系的理解有一定帮助。

刚进入北周427、428窟，就让同学们着实惊喜。不仅因为那铺富有代表性的降魔变，也不仅因为东壁门南北两侧的萨埵太子饲虎图和须达拏本生故事，最重要的是在入窟一刹那看到了“小字脸”，这让许多对壁画感兴趣的同学对它的疑问释然而解。工匠们为了能够鲜活地表现人物的立体感，采用层层晕染的方法勾勒。为表现人物鼻高及眼睛清澈，往往在这两处涂白。而所用颜料经过千百年的氧化，脸部除鼻和双眼处皆变成了黑色，于是形成了现在所看到的特征鲜明的“小字脸”。另外此窟虽为中心柱窟，但前部人字披浮塑木椽已简化，直接采用平涂方式，椽间绘以人物及花卉装饰。427窟展示了北周及隋朝造像和选材的特点。在造像风格方面，这是一个由早期古朴向盛唐成熟转变过渡的阶段。造像身体比例不适，下身较短，头部较大（这不是为了特殊的视觉效果，如唐130窟和96窟），腹部及两股呈圆润的丫形，肉髻低平。这些特点在马蹄寺石窟千佛洞4号窟和宁夏须弥山51窟后壁造像均有体现。当然对“舍身饲虎图”的深刻理解对人文学科的大学生而言也十分重要和关键，乔健老师告诉大家，“舍身饲虎图”是以一种非常极端、非常令人震憾的方式来表达宗教的情绪和境界，因此我们不能把它理解得太“实在”，不能理解成号召人们把自己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献给饥饿的老虎，它表达的只是一种佛教世界观而非现实世界本身。而本窟另一幅壁画所表达的宗教内涵相比舍身饲虎图就逊色许多，这幅壁画的基本内容是修炼佛教达到一定境界便可刀枪不入，这便把作为一种超功利、超世俗的信仰的佛教搞得过于“实在”和庸俗了，而且这种观念和期待本身还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因素，即一旦刻苦修炼却无法在现实中真正实现刀枪不入，“信仰”的大厦顷刻间将会轰然倒塌。

328窟和45窟为唐朝作品。窟制为单室，顶为覆斗式结构。一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的组合很具代表性。328窟马蹄形佛床末首原有一供养菩萨，颇具神韵，可惜为华尔纳掠走。45窟南壁通壁的出自《法华经》之《观音普门品》的观音经变更是极品，同学们在感叹之余，不仅感到敦煌历史地理位置之重要，更是感受到当时的人们渴求盛世太平的心情。

130窟和96窟为大像窟。前者虽屡次重修，但头部仍有原貌，亦可窥大唐风采之一斑。此窟的引人入胜之处，除佛像的伟岸高耸外，亦在于其甬道南壁的供养人王夫人画像。画中人物体态丰满，头梳高髻，描蚕眉，眉尾上挑，口若樱桃，着石榴裙，形态同《簪花仕女图》十分相似。这是受中原周家样影响所致。130窟北大像为武则天当政时所修，衣着华丽，体态丰腴，抹胸下拉，双乳外露，显示了

你正在浏览的实习报告是历史系教学实结报告 一位女性化极强的菩萨形象，此实乃僧众为邀上层之好而作。

从洞窟出来，同学们又参观了文物保护研究所。参观结束后，大家思绪万千，大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感。看了莫高窟的这些精妙绝伦的作品，前几天参观给大家的带来的兴奋已经荡然无存。莫高窟所蕴藏的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内涵远远超出了同学们的想像，大家都感到莫高窟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永远是国人的骄傲，在深入研究的同时，保护工作更是我们对后代所做重要交待。遗憾的是，满怀着眷恋和数不清的问题，我们不得不离开。大家知道再看一天两天也没什么效果，因为一上午的参观所带给大家的巨大的信息量使所有的同学都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深感自己知识还缺欠很多，尚无足够的学力在短时间消化这么大量而复杂的信息。同学们纷纷表示，回去后一定要更加刻苦地学习专业知识，才能对得起先人们创造的如此伟大的文明。

当日下午，为了寻找玉门关、汉长城遗址和河仓古城，冒着高达40多度的酷暑高温，汽车在茫茫戈壁中就像一只缓缓爬行的蚂蚁。随处可见的海市蜃楼因为天气太热并没有使同学们兴奋异常，但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涉之后，远远看到玉门关的轮廓时，车厢里沸腾了。这几处遗址在一般人眼里早已没什么看头，但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来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春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些断壁残垣背后所隐含的无穷的历史意蕴以及引起的无止境的怀古情愫，让人觉得历史的长河就如同这茫茫瀚海一样浩淼无边。

至此我们结束了对佛教石窟的考察。许多同学认为，要详究一窟，首先要熟悉历史典籍和佛经，了解典籍要义，还要对绘画比较熟悉，这样再来莫高榆林，就不致有入宝山却空手而回的遗憾了。

7月8日赶了一天路，7月9日山丹军马场一站，主要是让同学们稍事修整，同时也有机会整理和交流几日来绚丽多彩的考察记录，当然也有实地感受当年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古战场的环境氛围以切实增强历史感的目的。当日晚到达此行最后一站——武威。7月10日首先参观了著名的铜奔马出土地雷台汉墓。由于墓室出土文物皆被移出，所以在武威收益最大的地方是文庙和武威市博物馆。在石刻室，同学们看到了著名的西夏碑。它刻于天璈民安五年，正反面西夏文和汉文对应，是研究西夏文的一部珍贵字典。在同一间陈列室，存有后凉、北凉时期的石经幢和石塔。有同学对此作了线描，并对七佛一思惟菩萨或一弥勒菩萨的组合模式提出疑问。对于复制的铜奔马队列，亦有同学细心地发现骑士无马镫的现象，并对马镫的渊源作了讨论。

7月10日晚回到兰州，此次实地考察结束，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完成实习报告并对这次实习进行认真细致地总结。

第三阶段：完成实习报告

考察归来已是暑假，在安排好下一步的工作后，同学们大部分回家了。9月份开学后，大家开始深入挖掘考察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各实习小组经过充分讨论后确定本小组认为有意义的且有能力进行研究的主题，在考察记录的基础上，而言也十分重要和关键，乔健老师告诉大家，“舍身饲虎图”是以一种非常极端、非常令人震憾的方式来表达宗教的情绪和境界，因此我们不能把它理解得太“实在”，不能理解成号召人们把自己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献给饥饿的老虎，它表达的只是一种佛教世界观而非现实世界本身。而本窟另一幅壁画所表达的宗教内涵相比舍身饲虎图就逊色许多，这幅壁画的基本内容是修炼佛教达到一定境界便可刀枪不入，这便把作为一种超功利、超世俗的信仰的佛教搞得过于“实在”和庸俗了，而且这种观念和期待本身还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因素，即一旦刻苦修炼却无法在现实中真正实现刀枪不入，“信仰”的大厦顷刻间将会轰然倒塌。

328窟和45窟为唐朝作品。窟制为单室，顶为覆斗式结构。一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的组合很具代表性。328窟马蹄形佛床末首原有一供养菩萨，颇具神韵，可惜为华尔纳掠走。45窟南壁通壁的出自《法华经》之《观音普门品》的观音经变更是极品，同学们在感叹之余，不仅感到敦煌历史地理位置之重要，更是感受到当时的人们渴求盛世太平的心情。

130窟和96窟为大像窟。前者虽屡次重修，但头部仍有原貌，亦可窥大唐风采之一斑。此窟的引人入胜之处，除佛像的伟岸高耸外，亦在于其甬道南壁的供养人王夫人画像。画中人物体态丰满，头梳高髻，描蚕眉，眉尾上挑，口若樱桃，着石榴裙，形态同《簪花仕女图》十分相似。这是受中原周家样影响所致。130窟北大像为武则天当政时所修，衣着华丽，体态丰腴，抹胸下拉，双乳外露，显示了一位女性化极强的菩萨形象，此实乃僧众为邀上层之好而作。

从洞窟出来，同学们又参观了文物保护研究所。参观结束后，大家思绪万千，大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感。看了莫高窟的这些精妙绝伦的作品，前几天参观给大家的带来的兴奋已经荡然无存。莫高窟所蕴藏的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内涵远远超出了同学们的想像，大家都感到莫高窟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永远是国人的骄傲，在深入研究的同时，保护工作更是我们对后代所做重要交待。遗憾的是，满怀着眷恋和数不清的问题，我们不得不离开。大家知道再看一天两天也没什么效果，因为一上午的参观所带给大家的巨大的信息量使所有的同学都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深感自己知识还缺欠很多，尚无足够的学力在短时间消化这么大量而复杂的信息。同学们

你正在浏览的实习报告是历史系教学实结报告 纷纷表示，回去后一定要更加刻苦地学习专业知识，才能对得起先人们创造的如此伟大的文明。

当日下午，为了寻找玉门关、汉长城遗址和河仓古城，冒着高达40多度的酷暑高温，汽车在茫茫戈壁中就像一只缓缓爬行的蚂蚁。随处可见的海市蜃楼因为天气太热并没有使同学们兴奋异常，但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涉之后，远远看到玉门关的轮廓时，车厢里沸腾了。这几处遗址在一般人眼里早已没什么看头，但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来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春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些断壁残垣背后所隐含的无穷的历史意蕴以及引起的无止境的怀古情愫，让人觉得历史的长河就如同这茫茫瀚海一样浩淼无边。

至此我们结束了对佛教石窟的考察。许多同学认为，要详究一窟，首先要熟悉历史典籍和佛经，了解典籍要义，还要对绘画比较熟悉，这样再来莫高榆林，就不致有入宝山却空手而回的遗憾了。

7月8日赶了一天路，7月9日山丹军马场一站，主要是让同学们稍事修整，同时也有机会整理和交流几日来绚丽多彩的考察记录，当然也有实地感受当年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古战场的环境氛围以切实增强历史感的目的。当日晚到达此行最后一站——武威。7月10日首先参观了著名的铜奔马出土地雷台汉墓。由于墓室出土文物皆被移出，所以在武威收益最大的地方是文庙和武威市博物馆。在石刻室，同学们看到了著名的西夏碑。它刻于天璈民安五年，正反面西夏文和汉文对应，是研究西夏文的一部珍贵字典。在同一间陈列室，存有后凉、北凉时期的石经幢和石塔。有同学对此作了线描，并对七佛一思惟菩萨或一弥勒菩萨的组合模式提出疑问。对于复制的铜奔马队列，亦有同学细心地发现骑士无马镫的现象，并对马镫的渊源作了讨论。

7月10日晚回到兰州，此次实地考察结束，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完成实习报告并对这次实习进行认真细致地总结。

第三阶段：完成实习报告

考察归来已是暑假，在安排好下一步的工作后，同学们大部分回家了。9月份开学后，大家开始深入挖掘考察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各实习小组经过充分讨论后确定本小组认为有意义的且有能力进行研究的主题，在考察记录的基础上，广泛搜集相关材料，请系里在相关方面有较深造诣的教师进行指导，于10月中旬完成实习报告，上交系里。系里把这些实习报告分类后，请专家评阅定等并提出改进意见，对达到发表水平的帮助同学联系发表事宜。

第四阶段：认真进行总结

11月份，乔健老师抽时间把参加实习的师生又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就是要大家对这次实习进行认真细致地总结，为今后的实习提供有益经验。这份总结报告就是在这次座谈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次座谈中，大家总结出了这次实习中许多非常重要的收获、值得今后借鉴的成功经验以及存在的一些不足，并对今后的实习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设想，现扼要表述如下：

收获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学业上的收获。首先，通过对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的参观考察，大家增长了大量知识，而这些知识是平时在课堂上和书本中不易获得的。这种收获的直接表现就是大家合格完成的实习报告和整个过程中拍摄的照片和录像，这些不仅是对这次考察的记录，同时也是不错的影视人类学素材和旅游文化素材，尽管这次还没有民族学专业的同学参加。其次，通过这次实地考察，大大拓展了同学们对本专业研究理路、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的认识，强化了同学们的问题意识。这是此次实习最有意义、可以让同学们受益一生的收获。授人以鱼莫若授人以渔，可以说是同学们在这一点上的切实感受。发现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学科和学者都是最为重要的。但仅基于课堂和书本纸上谈兵，很难发现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同学们之所以在参观考察中发现了许多问题，主要原因是书本上课堂上不能提供直接的感觉刺激和全方位的信息。举例说明：同学们以前在课堂上和书本上也接触到不少壁画方面的内容，但听完看完感觉也就那么回事，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也没发现什么值得去研究的问题，但在这次考察中却发现了很多问题。这是因为身临其境的观察带给大家的强烈的感官刺激使其对看过的东西印象深刻，而在这样的状态下连续看了一系列的壁画后所产生的对比效应是相当明显的。看过莫高窟，就想起了马蹄寺同类壁画的异同之处，看过榆林窟，莫高的特色和榆林的特色也就在脑海不断提炼。有了这样的比较，问题自然就出现了。同时同学们也发现，在这次考察中发现的问题对自己来说好多都属于全新的领域，这在以前是没想到的：原来历史不仅仅是王侯将相的政治斗争史，还有许多贴近生活的内容值得我们去研究。另外，大家进一步认识到了历史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不只是文献，研究的对象也不只是文献中的内容，它的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再次，实地考察极大地增强了同学们的历史感，从而使大家对专业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有了更深厚的感情。嘉峪关、玉门关、莫高窟、榆林窟等这些历史文化珍宝带来的情感上和思想上的强烈震撼对大家的一生的学术工作和生活都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中之义太广阔了。最后，这次实地考察让许多同学坚定了将来做学术工作的志向，有些同学甚至连专业方向都确定了，这进一步证实了这次实习对同学们在学业方面影响巨大。

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经验的收获。很多同学都未曾经历这样长时间紧张地长途跋涉，在短短的8天里走这么多地方，做这么多事。天很热，路不熟，许多事情难以预料，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生活体验。在整个

你正在浏览的实习报告是历史系教学实结报告 过程中，同学们的感情贴近了，协作精神增强了。在生活上大家互相体贴，互相帮助，男生们一直坐在车厢后半部分，几千公里下来毫无怨言；女同学动听的歌喉消除大家旅途的疲劳；各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做详细的记录，让每一次参观机会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在这次实习中渐渐深厚的同学情谊和合作经验对同学们来说是终生受益的，而同学们在实习过程中所产生的如此之强的团队精神，对历史系、对学校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

除了上述收获，这次实习还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以后借鉴，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其一，没有教务处的大力支持和系领导的关心，就不会有这次实习，更不用说成功实现实习的预期目标。其二，充分细致的准备工作是这次实习成功完成的重要保障。事前在路线、日程、衣食住行以及专业知识等方面的细致周到的安排和准备使这次实习得以顺利完成，带队老师的认真负责以及同学们的积极参与和认真配合也是相当重要的。其三，合理有效的管理措施和分工方式保证了这次实习的效率。老师、组长、组员之间明确的责任划分和有效的沟通方式使得在任何地方同学们都能统一行动，这不仅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每一个个体的人身安全，同时也保证了整个考察都能顺利地按计划完成，从而保证了时间和经费的有效利用。实习小组的分工合作使同学们在每个考察地点都能高效率地利用机会，得到尽可能多的收获。

这次实习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时间太紧、经费有限。比如，原打算为旅游文化专业的同学安排考察一些著名景区的旅游管理和开发状况，但由于上述原因，没能实现。另外原打算把同学们的实习报告出一个论文集，看来也难以实现。当然，这些不足在今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应该可以逐渐解决。

近代历史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初中教学 乡土历史 资源开发与利用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5）070103

乡土历史教材是指在课程教学中结合运用的乡土实物、文献资源和口述材料等，或根据这些材料编成教学用的文字材料，即乡土历史教学材料。它的种类很多，如考古遗址、历史文物、古建筑遗址、历史文献、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等。这些乡土历史教学资源多散落在民间，需要挖掘整理并加以利用。讲述乡土历史，可以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消除学生对历史的陌生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乡土历史教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运用多媒体补充乡土历史资料，引导学生思考

随着社会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化多媒体教学已成为教学的常用手段。教师通过多媒体课件进行乡土历史教学，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大大提高有效性。比如可以处理好历史教学中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有利于创设历史情境，提供丰富的历史学习资料，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与探究能力的提高。

比如，秦朝统一岭南时开通了灵渠，灵渠位于今天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在教材中有提到，但学生很难理解为什么灵渠选择在兴安而不是其他地方。灵渠的开凿对秦统一岭南及后世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教材只是一笔带过，学生印象不深，如果教师单纯按课文讲解，教学效果不明显。可以选择《天工开物》这个古代科技影视资料中的《灵渠》进行随堂播放，加深学生对灵渠历史地位的理解。

二、组织课外实地考察，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历史课程所讲的都是历史上的人与事，但都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空间。只有实地考察，亲身体验，才能更好地理解那些理论知识，也才能更好地体会到地理空间对历史进程所造成的影响。而实地考察，也就是走进乡土中寻找可利用的历史资源进行教学。

比如教材中讲到秦统一中国后把六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从而很好地抵御了外族的入侵。广西也有自己的“长城”，那就是清朝中法战争时期在中越边境所修筑的边防关隘和城墙，这在凭祥市和龙州都能看到。如凭祥的友谊关，是我国九大名关之一，也是目前我国仍在使用的唯一的边关通道，在关的两侧高山上还有保存完好的城防工事和炮台。扼守龙州水陆门户的小连城是清朝后期广西提督苏元春为抵御法国军队入侵所建，时为桂越千里防线上的指挥中枢兼总督行辕，山险城坚，是一处重要的国防要塞，有“南疆长城”之称。如能让学生前往考察不仅能加深其对冷兵器时代军事防御体系的理解，而且还能对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又如，对于古代城市建筑，课本中有《唐朝长安平面图》，教学时教师可先让学生仔细观察和总结，寻找出古代都城建设的规律：长安城布局规范，以朱雀街为中轴线，东西对称；前市后朝，宫殿区是城市的主体；实行市坊分开制。教师可结合广西城市发展史，选择桂林和南宁这两座城市的历史地图进行解说。桂林和南宁是两座风格迥异的城市，桂林城是按古制建城的典型，建有内城和外城，内城即王城，有城墙，城墙内的王城建筑左右对称，有很浓的中原色彩。南宁则是依邕江而建，城区布局不规范，城墙走向如蛇形，城内道路散乱，明清以后，南宁聚集了大量的广东商人，因此其建筑有很浓的广东风格。课后笔者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到南宁城内的老街道步行参观，实地考察北宋南宁古城墙遗址、清朝邕江防洪堤、解放路清代新会书院、民生路和共和路的骑楼建筑等。经过实地考察，学生对城市建筑“因地制宜”的理解，以及对南宁这座城市的建筑风格及人文色彩的直观认识都加深了。

历史教学必须在坚持以教材为主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总体接受能力，有针对性地选择恰当的乡土历史资源，把教材内容与补充的乡土历史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喧宾夺主。这是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另外，利用乡土历史资源进行课外考察非常必要，但是必须明确这种外出考察并非旅游观光，而是让学生在了解和熟悉历史自然和人文景观的过程中感受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互动，以增强他们对历史的感知、认知能力，培养他们用历史的眼光来思考问题的能力。为此，考察之前必须做好准备工作。需要先向学生介绍考察的目的、内容等，布置应阅读的书籍，共同探讨考察要解决的问题。在考察过程中，选择一些重要的地理景观或遗址作现场介绍，指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考察结束后，让学生写出考察报告，并就学生在考察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组织讨论，最后汇总成考察报告，以丰富今后的课堂教学内容。

[ 参 考 文 献 ]

[1]黄万润. 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乡土史教学[J]. 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8）.

近代历史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本月总支组织了四次集中研讨学习，一是组织听取专题报告《山西抗日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当代启示》并交流研讨，二是专题学习《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重要文章。三是总支书记讲党课。四是学习在青海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在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史展览”时的重要讲话。

6月11日在文化创意与设计研究中心三层会议室，总支中心组成员以及部分学生参加了关于“山西抗日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当代启示”党史教育学习活动，听取了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王毅的专题报告。王毅教授讲到，山西是抗日的主战场，山西抗日根据地教育分为：干部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我们应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要有科技兴国的历史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需要。

6月15日在信息中心三层会议室公共教学党总支举行第七次党史专题学习会。会议内容为专题学习《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重要文章，观看在广西考察视频，观看廉政教育片，并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开展专题研讨。视频结束后，与会人员交流了各自的感受，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遵守党纪法规的自觉性、廉洁自律的主动性，筑牢了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线。最后，刘蓉书记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要运用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做到学史明理，明理是增信、崇德、力行的前提，把党史学习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

6月29日在信息中心三层会议室，公共教学党总支举行了总支书记讲党课活动，党员处级干部、总支支委、支部书记、党员代表参加会议。党课题目是：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刘蓉书记首先用视频的形式和大家重温了百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然后从为什么要学党史、从党史中学习什么、运用到实践中怎么做等三个方面做了较为全面地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