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行政执法案例分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档案行政监督检查;案例;评析

在档案行政监督检查实践中，由于执法人员对法律规定理解存在误差和实践经验不足，往往会造成档案行政监督检查具体行政行为的无效和错误，进而影响档案行政执法整体工作开展。本文试图结合档案行政监督检查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案例进行分类评析，以期引导档案行政监督检查依法依程序健康开展。

1 行政执法主体方面的案例

案例一：

案例描述：某县档案局在年终工作总结中写道：一年来，为落实《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河南省档案工作条例》，促进全县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我局先后联合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办公室等部门，组成档案行政监督检查组，对全县的档案管理情况进行了2次联合检查，共查处档案违法行为18起，并对7起较为严重的档案违法行为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及时纠正了个别单位在档案管理中的违法行为，有力地促进了全县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

存在问题：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办公室是档案行政监督检查的主体吗？

案例评析：依据我国法律规定，行政执法必须由行政执法主体来执行。那么，何为行政执法主体呢？根据行政法学原理，所谓行政执法主体，是指依法成立并享有国家行政执法权力，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政执法活动，能独立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的机关或者组织。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将此类机关和组织分为三类：一是行政机关;二是经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三是经行政机关委托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由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的委托，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

本案例中，某县档案局联合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办公室组成档案行政监督检查组，查处档案违法行为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是一种档案行政执法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法学原理和《纲要》要求，上述三个执法主体必须是档案行政主体，或者必须经法律、法规的授权。那么，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办公室是否具备上述条件呢？首先看地方人大是否具备上述条件。根据《地方各级人大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地方各级人大是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不是权力执行机关，也就是说不是行政主体。虽说其具有保证档案法律、法规贯彻执行的监督职能，但这种监督职能是法制监督，是对权力执行机关的监督，不是对具体行政相对人的监督，不具有对行政相对人实施具体行政执法行为的资格。再看地方党委是否具备上述条件。按照我国政治体制原则，地方党委是地方各项事业的领导机关，是党团组织，其领导职责主要是方针政策、组织上的领导，并不是行政主体，也不具备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综上所述，地方党委、人大既不是档案行政管理的行政主体，也不是法律、法规授权进行档案行政执法的执法主体。案例中，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办公室是县委、县人大的内部协调办事机构，其机构性质从属于县委、县人大，自然也不是档案行政执法的主体，不具备档案行政执法的主体资格。其直接参与档案行政监督检查的做法，是与法律的规定和《纲要》的要求相背离的，是一种无效的行为。

案例二：

案例描述：2006年7月，某县档案局法制科电话通知所辖各乡镇，为加强汛期档案安全保管，确保档案安全度汛，县档案局法制科将组织人员对全县所有乡镇综合档案室档案保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中发现有两个乡镇综合档案室库房存在漏雨现象，当即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这两个乡镇在15天内改善库房保管条件，确保档案安全，并将整改情况书面报档案局法制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落款是某县档案局法制科，并加盖了某县档案局的公章。

存在问题：某县档案局法制科是档案行政监督检查的主体吗？

案例评析：按照行政法学理论和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设定，是重要的行政主体，代表国家或地方独立进行行政管理。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组成部分，虽然具体履行着行政机关的职能，但其并不是行政主体，没有对外的行政管理权，也不对外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具体的行政监督检查活动中，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可以代表行政机关进行执法，但只能以行政机关的名义进行，而不能以内设机构自己的名义擅自作出。由此可见，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非经法律、法规的授权，是不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

本案例中，某县档案局法制科制发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虽然盖的是档案局的公章，但其电话通知、《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落款均是法制科，应视为此次行政监督检查是法制科以自己的名义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法制科是档案局的内设机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不具有对外进行档案行政监督检查的职权，也不具有进行档案行政监督检查的主体资格，因此，某县档案局法制科以自己名义进行的档案行政监督检查和制发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是违法的行政行为和无效的执法文书。

2 行政执法人员方面的案例

案例三：

案例描述：河南省某县档案局、馆合署办公，是县委、县政府直属的文化事业单位，履行全县档案事务的行政管理和全县档案的安全保管双重职能。局馆共有工作人员13名。其中，只有甲、乙、丙三人通过考试取得了行政执法资格，拥有省人民政府统一颁发的《行政执法证》。在每年例行的档案行政监督检查中，该县档案局一直采取由甲、乙、丙三人分别带队，另外调配其他三名工作人员，组成三个监督检查组（每组两人）的形式开展档案行政监督检查工作。

存在问题：其他三名工作人员参加行政监督检查组合法吗？

案例评析：根据行政法学原理，行政执法工作必须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来履行，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河南省《〈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按有关规定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培训，定期考核，经考核不合格者不得上岗执法。经考试和考核合格，取得《河南省行政执法证》的，方可上岗执法;未经执法培训或者经考试、考核不合格，未取得《河南省行政执法证》的，不得上岗执法。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持证上岗亮证执法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则更明确地规定，《执法证》是行政执法人员行使执法权的资格证明。未依法取得《执法证》的，无权从事行政执法工作。从上述行政法学原理和河南省的地方法规、规章规定看，行政执法是一种职务行为，只有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才可以进行行政执法活动。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从事行政执法工作，则是一种不合法的职务行为，应当严令禁止。

本案例中，另外调配的其他三名工作人员与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甲、乙、丙三人搭配，组成档案行政监督检查组，虽然符合每次档案行政监督检查不得少于两人的规定，但是，另外调配的其他三名工作人员既没有接受过行政执法培训，也没有取得《办法》规定的行政执法资格和《河南省行政执法证》，按照该省《通告》的规定，另外调配的其他三名工作人员是不具备从事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无权在其辖区内从事档案行政监督检查工作。由此可以看出，某县档案局由甲、乙、丙与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其他三名工作人员组成档案行政监督检查组的做法是错误的。

3 档案行政相对人适格方面的案例

案例四：

案例描述：某县档案局在例行档案行政监督检查时，发现人民银行某县支行1992年～2000年的文书档案没有依法向该县档案馆移交。该支行不移交档案的理由是：人民银行是金融特殊行业，实行行业垂直管理，保密性强，按照上级规定，其档案不移交当地档案馆。监督检查人员要求该支行提供不移交档案的上级行文件规定。该支行提供不出具体文件。监督检查人员合议后认为：该支行提出的不移交理由不成立。按照《档案馆通则》和《各级国家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该支行的文书档案属于向该县档案馆移交范围内的档案，应当依法按时移交。责令该支行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并据此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中写道：人民银行××县支行档案室：2013年9月13日上午10点，我局对贵档案室进行了例行监督检查，经检查发现，贵档案室保管的1992年～2000年的文书档案没有依法向××县档案馆移交（具体案卷情况见《清查档案清单》），此行为违反了《档案馆通则》和《各级国家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特责令贵档案室在一个月内（2013年9月13日～2013年10月13日）纠正违法行为，依法向××县档案馆移交附件《清查档案清单》中的档案，并将整改情况书面报××县档案局。人民银行××县支行接《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后，经请示其上级行郑州分行和济南中心行后，按时移交了应移交的档案。

存在问题：某县支行档案室是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相对人吗？

案例评析：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是构成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相互作用，促使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基于行政法律设定条件的行政关系主体，是一种相对稳定和平衡的法律关系。只有当行政主体就是法律所规定的对行政相对人发生作用的“那个”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是法律所规定的行政主体必须针对的“那个”行政相对人时，行政法律关系才能实现相对的稳定。行政相对人包括个人或组织，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相对应而存在，是行政法律关系中的重要“一极”。如果一个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所谓“行政相对人”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行政主体可以或者必须针对的当事人，则这个行政法律关系就可能立即崩溃。换句话说，就是行政执法中，行政主体找错了对象，虽然也在行政主体与错误的对象之间产生了行政法律关系，但这种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却是无法保证的。如果行政执法中张冠李戴，就意味着对行政相对人主体的认定不合法律规定，意味着整个行政执法行为认定事实不清，属于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由此可以看出，基于《档案法》基础上的档案行政法律关系，其档案行政主体是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其行政相对人是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具体到本案例中，档案行政监督检查的主体是某县档案局，其针对的“行政相对人”应该是人行某县支行，而不是人行某县支行档案室。人行某县支行档案室作为该行的内设职能机构，可以代表该行行使其一定的职能活动，但不具有机构法人地位，不能成为某县档案局档案行政监督检查的“行政相对人”。其职能活动当中产生的法律责任只能由具备机构法人资格的人行某县支行承担。案例中，某县档案局监督检查人员制作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将人行某县支行档案室认定为“行政相对人”的做法，属于张冠李戴，认定事实不清的违法行为。

4 行政执法程序方面的案例

案例五：

案例描述：2009年6月20日，河南某县档案局行政执法人员张某、刘某到所辖乡镇监督检查2008年文件归档情况。张某、刘某来到C镇时，负责C镇档案工作的主管领导镇党委办公室主任吴某接待了他们。执法人员张某与吴某相互认识，双方相互寒暄后，吴某向张某、刘某介绍了该镇2008年文件归档的大致情况。随后，吴某陪同张某、刘某对该镇档案室2008年文件归档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中发现，该镇文件归档不全，缺少2008年的《干部职工统计年报》、《党员统计年报》、党委会议记录等应归档的文件材料。现场检查结束后，张某、刘某向吴某和档案员通报了现场检查情况，要求将缺少的《干部职工统计年报》、《党员统计年报》、党委会议记录等应归档的文件材料收集齐全，及时归档。

存在问题：张某、刘某进行的此次监督检查程序是否完善？

案例评析：行政执法程序是指行政执法的管辖、过程、步骤、顺序、时限、方式等内容和环节的总称。程序正当是依法治国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其主要作用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防止行政执法的随意性;保障行政相对人参与国家行政管理，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依法办事;协调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关系，达到消除对立情结、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虽然我国还没有制定一部完整的行政执法程序法律，但各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对行政执法的程序性规定，无疑是行政执法中应当严格遵守的原则。行政法学原理将各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有关程序性的规定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执法公开制度;二是表明身份制度，三是告知制度;四是听取陈述和申辩制度;五是听证制度;六是回避制度;七是时效制度;八是说明理由制度;九是调查取证制度;十是行政执法文书制度。在具体的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按照相关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执法程序进行执法活动，否则，就会造成执法程序违法，承担因程序违法而造成的法律后果。

本案例中，张某、刘某进行的此次监督检查违反了表明身份的程序规定。按照行政法学原理，出示证件，表明身份是行政执法的重要环节和步骤，凡是与行政相对人直接打交道的行政执法活动，都要遵守、不得省略。不出示证件表明身份的，属程序违法，行政相对人有权拒绝。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持证上岗亮证执法的通告》也规定：《执法证》是行政执法人员行使执法权的资格证明。行政执法人员开展行政执法工作，必须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出示《执法证》，以表明身份。不出示《执法证》表明身份的，属于行政执法程序违法的行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拒绝，并有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案例中，虽然张某与吴某相互认识，也不能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所规定的程序，否则，一旦有不良后果出现，就会造成此次档案行政监督检查行为程序违法，使档案局陷入被动局面。此外，该案例中，张某、刘某进行的此次行政监督检查，没有制作《现场监督检查记录》，没有将C镇文件归档不齐全的违法事实记录固定下来，也是一种不符合行政执法程序的违法行为。

5 行政执法文书方面的案例

案例六：

案例描述：某县档案局在对该县林业局进行例行监督检查时发现，有3卷涉及机构编制、干部职工年报、花名册的永久卷不知去向，查阅该局《档案借阅登记本》，也没有此3卷档案的借阅登记记录。询问档案员时，档案员也说不出档案的确切去向。据此，某县档案局当即对林业局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该林业局在15天内追查出档案的去向，并将追查结果书面报告县档案局。逾期不报追查结果，将立案查处，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在规定的整改期限内，该林业局书面答复称：去向不明的3卷永久档案，系该局会计在办理局机关人员工资调整时借出，遗忘在了县财政局工资福利股，现已收回，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

存在问题：此次行政监督检查的执法文书完善吗？

案例评析：行政执法文书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制作的，用以记载和证实行政执法过程的各种材料，是记录行政执法过程情况、认定事实、内容的法律文书载体。根据行政法学原理，在具体的行政执法活动中，有些具体的违法事实，在没有书证、实物、影像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制作相应的行政执法文书，来记载违法事实的情况，使违法事实得以固定，以支撑行政执法后续行政处理的开展。制作行政执法文书，也是行政执法程序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只有完备的行政执法文书，行政执法的过程才能完善，才能善始善终。

本案例中，档案行政监督检查人员在发现林业局3卷永久档案去向不明时，通过查看《档案借阅登记本》，询问档案员，下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的执法过程是完整的。但是，从整个行政监督检查的程序来看，此次监督检查还需要两个执法文书来支撑。一是制作《现场检查记录》，将林业局3卷永久档案去向不明的违法事实记录固定下来，作为林业局违反档案法律、法规的证据，以支撑下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的必要性;二是制作《询问笔录》，将对档案员的询问用文字记录的方式记录下来，与《现场检查记录》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用以证明林业局3卷永久档案去向不明的法律证据，确保此次行政监督检查程序的完整。程序合法，是对档案行政监督检查的最基本要求，也是衡量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重要指标。案例中，档案行政监督检查人员不依法制作行政执法文书的做法，虽然没有对此次行政监督检查造成一定的不良后果，但并不是说这种错误做法导致的严重后果每次都能幸免。因此，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档案行政监督检查人员的高度重视，做到依法行政，依程序执法。

交通行政执法案例分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 刑事执法 免予公开例外 法律实施

中图分类号：D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6-0005-11

公安机关既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也履行刑事执法职能，两种职能有很大差别。山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围绕这种差别的立法与执法实践演变，一波三折，值得深入研究。这样的个案剖析，不但对于正在进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修改有现实意义，对于更好推进法律实施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误读的演变过程

按照《条例》规定，除明确规定不予公开的几类例外，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根据《条例》第2条，“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均要公开。条例并未对行政机关承担的不同职能进行区分，所有履行职责信息都要公开。从条文规定解读，公安机关履行刑事执法职能所形成的信息当然也要公开。

回顾条例的制定过程，问题会更容易理解。当年，条例的具体草拟部门是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2002年12月27日由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曾培炎签发并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第25条共有七类不予公开的例外，其中第（六）项是“与刑事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犯罪侦查、公诉、审判与执行刑罚，或者影响被告人公平受审判权利的信息”。也就是说，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信息原则上应该公开，只有具备例外规定的情形才免予公开。该草案经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由国务院信息办修改为2004年10月版草案并提交国务院法制办。直到2006年2月国务院法制办讨论稿仍然包括第（六）项“妨碍对违法犯罪活动的查处或影响公正审判的信息”。从立法意图与过程来看，行政机关刑事执法信息原则上应该公开的立法思路一直没有变化，虽然最后通过的文本只有第14条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三类例外加上第8条“三安全一稳定”兜底条款。

《条例》2008年5月1日实施后，涉及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信息是否应该公开的最著名案例当属清华大学学生朱令急性铊中毒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案。

朱令急性铊中毒案是当时社会影响很广的一起刑事案件。2008年5月12日，朱明新（朱令之母）向北京市公安局申公开朱令案“立案侦查、侦破过程和结果”。5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作出《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答复不予公开，理由是“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7月9日，朱明新向北京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公开告知书。北京市公安局在行政复议答复书中称，申请人要求公开的信息内容，是公安机关在行使刑事执法权过程中制作的刑事侦查卷宗，属材料，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本案之所以轰动一时，不仅因为案件的社会影响大，还因为在复议过程中，复议机关依法中止案件审理，就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向国务院法制办进行书面请示，国务院法制办相关部门将研究结论告知复议机关后才恢复案件审理。同时，本案采用案审会形式，由非常任委员（学者）与常任委员共同审理，各位委员一致认为《条例》并未豁免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信息公开义务。2009年3月16日，北京市政府撤销北京市公安局《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等于否定北京市公安局提出的刑事执法职能抗辩理由。

从道理上说，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明确，立法意图与过程清晰，行政复议典型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司法解释等权威文件均没有相反规定，故事至此应该告一段落，但是，后面的演变过程却有些出人意料。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判例均认为，公安机关一方面是国家的治安行政机关，承担着国家的治安保卫任务，同时，公安机关又承担着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执法任务，是国家司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中涉及到的执法信息有依刑事诉讼法授权形成的信息和依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形成的信息。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履行刑事执法职能形成的信息不属于《条例》第2条规定的政府信息。除极个别判例中公安机关的这种主张被法院否定以外，在绝大部分判例中法院都支持公安机关的立场。

采用刑事执法职能标准，一个重要的条件是确定刑事执法职能的起始时间。实践中，不同案例一直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在《条例》实施当月发生的“XX诉上海市XX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案”中，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材料进行审查并作出立案与否的决定是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履行司法侦查机关的职责，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如立案或不予立案的处理情况等相关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的范畴”。但是，在“白文平诉漯河市公安局郾城区分局信息公开案”中，二审法院的裁定结论正好相反：“立案属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一阶段，只有正式立案后，刑事诉讼的程序才正式启动。立案之前的初步调查并非《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行为，应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可予审查的行政行为”。在“陈国民诉如皋市公安局信息公开案”中，法院认为，“从控告开始，被告如皋市公安局即依刑事诉讼法的授权行使刑事司法职权，进行相关的调查，以查明是否存在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证实罪与非罪，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人民法院审判打好基础”。四但是，在“王荣诉如皋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案”中，该法院认为刑事执法程序应该从刑事案件正式立案侦查以后才开始。由此可见，在刑事执法程序的起点上，不同案件的判断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别，这应该是信息公开行政诉讼采用刑事执法职能标准引起的一个新问题。

然而，知情权制度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制度是两个层面完全不同的制度，前者是根本政治制度的必然要求和有机组成部分，后者只是一项诉讼制度。用后者去定义前者的适用范围，不但混淆两个不同的制度，造成制度错位，还会削足适履，导致知情权的范围被大大限缩，降低其制度意义。其实，对于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信息公开而言，法院审查的并不是刑事执法行为的合法性（行政诉讼不可能审查刑事执法行为），只是判断刑事执法信息公开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是否应该公开。在刑事执法领域引入信息公开制度，既不会影响、干扰刑事执法程序与刑事司法制度，也不会影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划分。相反，将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信息排除在《条例》适用范围之外，会使这部分信息回到《条例》制定之前的状态，公安机关愿意公开就公开，愿意公开多少就公开多少，不愿意公开就不公开，并且缺乏法律救济途径保障。条例全面建立知情权制度，恰恰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同时，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界定知情权范围，必须借助具体行政行为分析框架与司法技术。然而，正如有法官敏锐地意识到的，“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公共服务语境下的事实行为”。用一套具体行政行为理论去分析、框定事实行为，还会造成制度的二次错位。

另外，根据《宪法》，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府两院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公安部是国务院组成部门，是国务院主管全国公安工作的职能部门。《宪法》第89条第（八）项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第107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法管理本行政^域内的经济、教育、文化、民政、公安、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不论公安机关承担什么职能，它的机关性质是由《宪法》确定的，不会改变。同样，人民法院并不因为也承担一定的行政后勤、裁判执行等职能而成为行政机关。在公私法边界模糊、职能越来越交叉的时代，行政机关承担诸如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刑事执法、行政协议、公共服务、资产管理、居间裁决、仲裁调解、行政指导等多种职能已经是常见现象，不能因为职能的多样化影响行政机关的性质，更不能将知情权的边界定位在具体行政行为范畴之内。在我国，不仅公安机关承担刑事执法职能，司法行政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海关管理机关等也承担一定的刑事执法职能，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这些机关作为行政机关的基本定性，更不能将它们都排除在《条例》适用范围之外。

放到比较法视角下，答案就更为简单。《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深受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理论影响。但是，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大陆法系国家与其他国家一样，都不存在根据行政行为性质来界定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做法。对于行政机关履行刑事执法职能（非行政行为）形成的政府信息，不但均在信息公开法的适用范围之内，并且原则上均需公开，除非有法定的豁免公开理由。比如，法国1978年《行政文件获取法》、德国2005年《联邦政府信息获取法》均规定，对于正在进行的行政或者刑事执法信息，只有公开后会对执法活动产生有害影响的才豁免公开。我们对国外制度的了解与借鉴，明显存在片面化现象。

三、为什么会被误读

必须承认，《条例》会被误读，首先是因为《条例》对于免予公开的例外规定不够周延，本身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如前所述，各国信息公开法普遍将执法信息作为一项单独例外加以列举，使其能够在满足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免予公开。这样做的依据在于，执法权与执法信息本身有其特殊性，既不能不公开（如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又不能全部一下子苦讼开，必须单独设i十一类例外。

执法权是国家专属权力，是法律强制力的集中体现，既攸关执法对象的生命、自由与财产，也直接关系公共利益。执法过程不仅涉及执法部门内部多部门、多层次合作，还需要不时与当事人、举报人、控告人、利害关系人、其他执法部门、律师、媒体、社会等互动与沟通，以体现执法过程的民主性、公开性与公信力。执法不但要结果公正，也要过程公开，让大家看到公正的实现。执法信息如果不公开，别说执法过程缺乏公正性、权威性，就是正常的执法活动也无法进行。另一方面，执法信息可能涉及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也可能涉及国家秘密或者执法部门不能公开的技术侦查手段、程序；在执法过程终结之前，相关信息提前片面泄露，还可能会对犯罪嫌疑人、执法对象、利害关系人等造成不良影响，对裁判者与执法者形成无形压力，形成未审先定的舆论审判局面，不利于维护执法的公正性与公信力。因此，执法信息的公开，需要考虑案件涉及的不同因素，选择最恰当的时间点，在个案中逐个确定，实现不同价值之间的平衡。在各国信息公开法中，体现为执法信息的单独例外规定。执法信息原则上需要公开，但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执法信息不予公开，如果发生争议，由司法机关进行最终判断。这样的制度设计，既能满足执法需要，又能贯彻执法公开与公众知情参与等基本原则。

《条例》草案原先有七类例外，包括刑事执法例外。然而，最后通过的文本仅剩下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三类例外，以及一个兜底的“三安全一稳定”条款。这种过于简化的例外处理方式，使执法实践中刑事执法例外的合理需要无法在《条例》中找到出口，只能最后冲出一条立法者始料未及的解决之道，被全部排除在《条例》适用范围之外，这是《条例》被误读的客观原因。

当然，在例外规定方面，《条例》遗漏的不仅只有刑事执法信息，还包括内部管理信息与过程性信息。但是，《条例》实施之后，内部管理信息与过程性信息分别在司法解释、国办指导文件中得到承认，相当于形成事实上的两类法定例外情形。只有刑事执法信息在缺乏任何权威文件、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被整体排除在《条例》适用范围之外。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条例》被误读的主观原因及其演进路径。

在国家层面制定并实施《条例》之前，国内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最为成功的当属上海。上海于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同时进行政府信息公开数据统计与年报工作。为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上海市领导高度重视，设立政府信息公开联席会议制度，由市政府办公厅、市发展改革委、市监察委、市财政局、市信息委、市政府法制办、市政府新闻办、市国家保密局、市档案局和市行政学院组成，负责研究、协调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办公室设在市信息委，由市信息委具体负责组织、指导、推动。从一开始，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就体现出起步早、标准严、体制顺、力度大等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案件的数量比全国其他各地方案件数量的总和还要多（见表1，北京市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包括中央部委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与其他地方不具备直接可比性）。上海积累的经验，为国务院制定《条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其他地方实施《条例》提供了有益的示范。

最后，导致信息不对称，增加识别与适用难度。行政机关各种职能交织、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来就密不可分，还会随外在条件改变而不断相互转化。根据职能划分确定是否适用《条例》，必然因为信息不对称增加外部主体识别与适用难度，等于将决定权完全交给行政机关。某案件最开始是行政案件，后来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再后来因为证据不足撤销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案件，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实际情况比这种假设要复杂得多。如果按照职能划分决定是否适用《条例》，就会有时应该适用，有时又不能适用，不断反复，势必有损《条例》权威，无法取信于民。至于刑事诉讼制度，主要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将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信息排除在《条例》适用范围之外，归人刑事诉讼程序，更不可能完成信息公开制度才能完成的任务。

五、出路与思考

一个并不太复杂的问题，几经演变，就使实施结果与立法文本产生巨大距离，发人深省。类似现象，在其他立法领域其实也不少见。因此，有必要通过个案分析，吸取经验教训，尽量减少发生同样的问题。

误读与被误读，首先是因为《条例》文本出现比较明显的失误，草案中原有的刑事执法例外规定被删除，并引发后续连锁反应。目前，

《条例》正在修改，应该对例外规定部分进行全面充实，弥补相关立法漏洞。对于行政机关的执法信息例外（既包括刑事执法，也包括行政执法），《条例》应该单独作为一项予以确立，并明确原则上应该公开，符合《条例》规定条件的可以免予公开。从各国立法经验与执法实践看，这些条件主要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可以有一定的弹性，一是公开后会影响执法程序的正常进行，二是公开后会严重影响被执法对象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当然，执法信息如果符合其他例外l件，如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内部管理信息等，也可以根据其他例外免于公开。通过这些制度的有效配合，包括公安机关刑事执法在内的各种执法信息公开，不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不必有太多的抵触与畏难情绪。关键是执法部门要转变观念，跟上中央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要求，通过执法公开提升执法能力与执法公信力。同时，立法部门应该更加重视科学立法，通过各种方式，尽快提高立法工作专业化、科学化水平，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

当然，由于规则不完备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加之我国目前法治发展阶段与各种现实状况，立法也好，执法也好，体系建设肯定很难一步到位，总会面临各种不协调、不配套、不同步现象。行政执法与司法机关对于规则完备性的要求因此不能寄予过高期望，要学会在立法与法治体系不太完备的情况下，尤其在信息公开这样的新领域，通过执法与司法活动，创造性地发展法律，填补立法漏洞，推进制度协调。这是个案分析更值得反思的地方，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条例》修改与实施本身。

交通行政执法案例分析范文第3篇

一、指导思想

2013年全县交通运输系统法制培训工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全局中心工作，以强化法律意识、增强依法行政能力为目标，以法律知识、法律技能及依法行政实践中的典型经验和突出问题为重点，坚持思路创新、制度创新、方式创新，推动全系统法制培训工作有效开展。

二、培训内容

（一）法律知识

1．综合法律知识

（1）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4）其他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

2．专业法律知识

公路、运管、海事、航道等部门负责实施的重要法律、法规、规章。

（二）法律技能

1．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审查实践技能；

2．依据适用、执法程序、调查取证、文书制作、案卷规范等行政执法实践技能；

3．明察暗访、案卷审查等行政执法监督实践技能；

4．审理听证、应诉技巧等行政复议应诉实践技能；

5．其他涉及依法行政的实践技能。

（三）依法行政实例

1．公路、运管、海事、航道等部门依法行政方面的典型经验介绍；

2．公路、运管、海事、航道等部门行政执法方面的突出问题分析及治理对策；

3．依法行政方面重大事件、案件分析。

三、培训方式

结合“一月学一法，两月考一法，三月一竞赛”活动要求，法制培训工作以各单位自行组织为主，可采取集中培训、专题讲座、以会代训、个人自学和法律知识考试等形式，应做到每月至少学习一部法律法规规章、执法规范或法制工作制度，每两月组织一次法制知识考试。县局根据培训工作开展情况，在全年组织不少于两次的全体行政执法人员集中培训和竞赛活动。

县局将统一下发培训学习笔记本，全系统行政执法人员应按时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中培训，结合个人自学，认真做好学习笔记，及时撰写心得体会。要积极拓展学习效果，自觉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学习全过程，就行政执法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切实提高自我学习能力和实践转化能力。

四、培训要求

1．加强领导，保证质量。各单位要加强对年度法制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制定年度工作方案，年度累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160学时（其中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32学时），对参加法制知识考试合格的人员发放《培训结业证书》。行政执法人员要认真做好学习笔记，及时撰写心得体会。各单位要根据行政执法人员学习培训情况，认真填写《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培训情况登记表》，并在年底报县局备案。

交通行政执法案例分析范文第4篇

一、加强领导，明确权责，构筑药品监管执法责任体系。制订了行政执法责任制，明确了药监分局局长对辖区药监执法工作负总责，药监分局副局长对分局行政执法具体负责，各业务股（室）对行政执法业务工作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建立一岗一责任，哪一岗出错追究哪一岗的行政执法责任，为全分局行政执法工作的开展理清了思路，明确了职责，形成了从局长到每一岗位相互负责的行政执法责任体系，确保行政执法有序、高效运行。

二、创新手段，健全制度，构筑药监行政执法内外监督体系。明确了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促进监管人员依法办事、规范执法；建立行政处罚案件合议制度，定期对分局所有行政处罚案件从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等各方面进行检查，适时召开案件合议会和评审会，推广经验，改进不足，要求案件审查人员对执法人员和管理相对人高度负责的精神，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对执法案件的调查、审理、处罚等程序进行把关，确保执法案件的内部审查落实到位，扎扎实实地提高办案水平、增强办案能力；要求执法办案人员在案件合议或做出行政处罚时，对照“十看”(一看执法主体是否合法；二看受罚主体是否确切；三看违法事实是否清楚；四看证据材料是否齐全；五看案件定性是否准确；六看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七看自由裁量是否适当；八看执法程序是否违法；九看有无超越职权；十看文书格式要素)进行内部审核，实行“立、查、审、罚”交叉分离和执法办案过错追究制，使每起案件均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通过公开举报投诉电话，聘请行政执法行风监督员，发放行风评议监督卡、召开药品协管员座谈会等多种途径，增强行政执法的透明度，改善机关作风；主动邀请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辖区药监工作进行检查、指导，促进分局行政执法工作的有序开展。

三、从案件卷宗入手，查找办案问题。采取执法人员自查、互查和案件质量会审相结合的方法，重点检查案件卷宗包含内容是否完整、是否在规定时限内立案、证据是否充分有效、执法程序是否合法、案件定性是否正确、是否履行告知义务、是否按规定进行案件讨论合议等方面的内容。

四、严格要求，注重实效构筑药监行政执法奖罚分明的考核体系。药监分局对一年来所办的一般案件23起，利用业务学习时间进行内部交叉会审，从而使执法办案人员学会从法律角度来分析执法办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强化了法制意识和证据意识。制订了药监分局干部考核制度和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办法，实施年中初查、年底综合考核，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考核制度。将行政执法责任完成情况的考核作为干部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年终考核结果优秀的，予以表彰，对于不合格的，按有关规定取消评优资格，并责令整改。通过检查考核，进一步促进了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的全面落实和深入开展。

五、严格程序，提高效能牢固树立“重程序、重证据”的观念。及时纠正为办案而办案、重查处轻管理的执法倾向，案件查办与整改成效并重，严格按照《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开展工作，建立执法成效回访制度，定期对药品、医疗器械等各类已办结案件进行随机抽查，检查案件办结与整改措施是否同时到位，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始终使行政执法人员明确认识到办案程序就是案件的生命，证据是办案关键，不断提高办案执法水平；并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始终要有诉讼意识，在案件质量上严格要求，精益求精，力求无错案的发生，并及时对所办案件的办案程序、办案依据、办案结果等及时进行公示，使每一个执法案件都经得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六、开展案例分析活动，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的办案水平。更多经典尽在药监分局对近年来典型案例和《中国医药报》刊登的案例进行搜集整理，并不断分析其办案程序和技巧，通过对典型案例分析讨论，提高了执法办案能力。

交通行政执法案例分析范文第5篇

行政执法行为具有重复性、繁杂性等特征，容易导致行政执法过程中指导思想、行为方式、结论评判等方面存在惯性思维，出现僵化的行为模式，难以做到具体问题分析，严格完善执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工作态度消极的现象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的认识程度各有不同，在对违法行为的处置上也存在较大差异；有些行政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危害后果认识不足，导致处理过轻或者简单地以罚款了事，导致行政相对人对处理结果有不理解、不满意的结果；有些行政执法人员对行政相对人提出的合法、合理要求不理会、不履职、不作为、消极对待，行政相对人容易产生埋怨情绪，容易形成群体性突发事件；更有极少数行政执法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为了谋取一已私利，不顾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不计危害后果，导致违法犯罪的行为发生，最终走上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和渎职犯罪道路。

2、缺乏有效监督，监管力度不够

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缺乏有力的监督措施，现行监督存在的问题是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虚化，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弱化，新闻媒体的监督低效率。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实质监督仅停留在内部监督上，依赖于行政机关内部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移送，并获取相应的证据材料，这种内部监督方式弱化了监督作用。而外部监督也缺乏刚性，仅限于表面监督，所以必然存在监督不力，监督不透明，行政执法行为难以受到约束，造成社会上一部分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效果的产生怀疑。

二、检察监督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约束力现状

1、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现行法律依据

我国现行检察监督对行政执法主要是通过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行为的刑事追诉方式对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办理的案件中，是否涉及到刑事犯罪案件，行政执法机关发现涉及刑事犯罪后，有没有依法及时将其移送有权机关处理；二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本身是否有、等渎职行为。我国现行刑法第九章中规定的渎职类犯罪，共有34个罪名，其犯罪主体绝大部及到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如果行政执法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有利用职权进行徇情枉法行为，或有的消极不作为行为，造成严重后果，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就应当立案侦查，依究法律责任。

2、检察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现状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外延受限、法律监督刚性不足，以及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存在理论的困惑，这些导致检察机关长期以来无法实现对行政执法行为的有效监督。近年来，各地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方面做了一些大胆尝试，对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查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方面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但从宏观上看，该制度仍然没有解决两大重要问题，一是有罪不究，重罪轻罚，以罚代刑现象很严重；二是衔接机制运作效率并不平衡。从微观上看，衔接机制存在问题更突出：主要是衔接机制的主导权仍在作为行政机关的各级政府部门，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反受其制约。

3、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难点

近几年来，检察机关以督促、支持、公益诉讼和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了行政检察监督的有益探索，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对研究检察监督对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有积极意义。但是，检察监督也面临两大难题，制约着监督的效果。难题之一是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进行法律监督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行政执法监督的有关立法缺失，检察监督刑事追究仅仅基于“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缺乏具体规定；难题之二是行政执法与检察机关联系较少，信息交流不畅，导致一些案件不及时移送，或根本不移送，检察机关都无法知晓，助长了执法过程中的违法犯罪现象蔓延。例如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监督方式，行政执法机关如果敷衍塞责、或者置之不理、简单应付，检察机关就陷入尴尬境地，使监督成为无效监督。

三、检察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工作的建议

1、加强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理应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国家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明确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活动监督的法律地位，通过制订、完善、落实检察监督权的具体法律规定，强化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权，使检察机关监督权更具体、更具操作性。进一步完善经济犯罪案件和渎职犯罪案件的移送制度，明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经济犯罪案件和渎职犯罪案件的具体情形、程序、对应责任及法律后果等，使行政执法过程中的犯罪案件线索移送司法机关成为一条规范的、顺利的、必然的过程。

2、巩固创新监督机制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取得宣传教育成效。检察机关要与新闻媒体广泛合作，利用现代新闻媒体的各种途径加强法律宣传，营造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监督的强大声势，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到监督中来，调动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行为监督的积极性，树立人民群众对监督效果的信心，激发人民群众及时举报反映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信息，拓展检察机关的监督渠道。二是开展预防讲座，剖析典型案例。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主动把监督关口前移，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进行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在监督中发现问题采取有效措施，防患于未然。选择典型的职务犯罪案件到行政执法领域开展讲座，送法进机关，通过剖析案例，诠释法律规定和行为后果，做到打防结合，标本兼治。三是共建信息平台，增加监督时效性。通过实行联席会议工作座谈、通报工作情况，交换对工作的意见和工作中处理问题的办法，研究完善工作机制等行政事项，通过实施行政执法机关向检察机关通报和备案制度，确保检察机关能及时了解行政执法情况，特别是涉及到经济犯罪案件和渎职犯罪案件的相关信息，构成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建立科学合理的衔接机制和畅通无阻的监督渠道。四是规定不移送案件的相应法律责任。因为行政机关的行政决策权的关系，一些行政机关负责人对案件移送消极回避，以内部处理的方式取代案件移送，导致构成犯罪的案件线索通常不能及时移送，针对这种情况，检察机关要加大责任追究，实行质询或否决方式，提出不适合再担任行政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

3、加大惩处力度，强化惩戒措施

行政执法行为的校正一方面是通过加强监督规范管理，另一方面事后监督也要落在实处。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评判，阐明行政执法行为正确与否，其行政执法行为的后果和危害程度，达到警示和教育行政执法人员积极履职、秉公执法。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