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曹操；曹丕；曹植；《诗品》

锺嵘《诗品》将三曹父子诗歌划分为三等：陈思王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为上品；魏文帝曹丕“鄙直如俚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为中品；魏武帝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为下品。锺嵘对三曹父子诗歌的品评似乎已成定论，后世多引《诗品》语。但我对三曹诗歌品级的评判有着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曹操诗歌为上品，曹丕诗歌为中品，曹植诗歌为下品。

一、上品曹操

锺嵘评价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是中肯的；宋代敖陶孙在他的《诗评》中说：“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锺嵘所说的“古直”，“古”不仅指曹操诗歌体裁之古，也指其诗歌语言风格之古朴质直。从语言风格来看，在建安诗人中，曹操的诗与汉乐府最为接近，语言十分朴素，几乎完全不加修饰。正因其朴素、天然、直抒胸臆而不加修饰，更突显其内容的充实、感情的真挚，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薤露行》、《苦寒行》等等。诗风悲凉慷慨，念之断人肠。曹操的诗虽直白，却让读者有联想、有思考，回味无穷。

曹操的诗歌，有四言诗、五言诗和杂言诗等，体裁很多。他的五言诗艺术上大都注重结构的完整性，都以写实为主，同时也善于运用比兴的手法。杂言诗和四言诗则多是依乐府曲调作的，“依曲调填词”，所以其句子的“长短杂凑”，都与曲调有关。在语言风格上，也与汉乐府相近，不加修饰，直白质朴，甚至不怎么在诗篇章法上作安排，任情抒发，曹操意在学习乐府民歌的真朴。可以说，在建安诗人中，在神理上接近于汉乐府诗的就是曹操。在这些诗歌里，曹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加任何修饰的和盘托出，展现在众人面前。鲁迅说曹操的诗风“通M”，是很恰当的。

二、中品曹丕

同样作为政治人物，曹丕的诗与其父亲相较，更像是文人诗。曹丕身份贵为储王、帝主，却有一种忧郁的文人气质。清代诗评家沈德潜这样评价曹丕：“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的确，曹丕的诗不像曹操的诗那样气韵沉雄、悲凉慷慨，而是有些女性化倾向。他的诗歌学习汉魏乐府民歌，风格清新秀丽，抒情悲婉凄清，语言通俗流畅，形势变化多样。他的代表作《燕歌行》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燕歌行》以一个女子的口吻，拟写闺中在秋夜思念出门未归的丈夫，倾诉自己独守空房，对月伤情的怀抱，最后以牛郎织女隔河相望的故事比喻自己相思的衷肠。全诗融写景、抒情为一体，秋天的凄清气氛为孤独的心绪起了烘托与渲染的作用；而一韵到底、句句押韵的形式，婉转流丽的舒缓旋律，流畅的语言、抑扬的节奏，也使得一种感伤的情调和声韵和谐的美感跃然而出。

曹操与曹植的诗大都体现了他们作为权力中心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是，曹丕的诗似乎是有意在回避政治，从建安诗歌政治主题中淡出。他的诗歌，浸润着一种闲逸自适的雅趣，偏重于感性体验。他写乐府，与其父曹操一样，都是要付之乐工的。他本人又精通乐理，能调筝作歌。所以他的诗，乐感很强，诗乐相生。

三、下品曹植

曹植的诗作很多，现存诗九十余首，且绝大部分为五言诗。提起曹植，人们大多会同情他的遭遇，他遭到曹丕父子的打压，抑郁不得志，报国无门。锺嵘更是对曹子建大加赞赏，将其列为上品。但是有的时候读曹植的诗似乎没有那么精彩。

我对曹植诗歌的第一感觉是：细碎、拖沓。他不像曹操诗歌那样慷慨豁达，“辞达而已”，而是要把一件事情细细讲来，尽管对方已经明白他要讲的意思了，但曹植还要用大量细碎繁琐的文字去细细描绘，反而令人生厌。曹植诗歌给我的第二感觉是：满纸怨气。这当然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青少年时期为曹操宠爱，几乎立为太子。但因“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终致失宠。曹丕即位后，曹植遭到了严酷的迫害和打压，脍炙人口的《七步诗》即作于此时。曹植被一再贬爵徙封，虽名为王侯，然实同囚犯，抑郁不得志。魏明帝曹奔涛唬身为叔叔的曹植在政治地位上仍然没有起色，虽然几次上书请求任用，却屡屡遭到拒绝，无奈只生活在愤懑困顿、郁郁寡欢之中。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他的诗歌也充满了各种不得志的抱怨与愤慨。较之其父兄的诗歌，曹植诗终究是羸弱一些。而人们偏爱曹植的诗歌、抬高曹植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恐怕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受尽排挤和压迫而产生的同情心理。

四、结语

也许笔者对三曹的诗歌评价过于感性和主观，但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诗歌阅读者的真实感受。我认为，曹操诗歌格调上高于曹丕诗歌，曹丕诗歌理性、简丽于曹植诗歌。操诗上品，丕诗中品，植诗下品。这就是我对三曹诗歌的定位。

参考文献：

[1][清]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第1版）.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历史转关。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

中国与西方诗歌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诗歌以言志抒情为主，西方诗歌以模仿叙事为主。中国诗歌发端于言志抒情，但其发展却长期依违于言志、缘事、缘情之间，左右摇摆，徘徊游移。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当在文学自觉的建安时期，又当以“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的曹植着力更勤，贡献最大。

作为中国诗歌艺术渊源的《诗经》，是以言志抒情为发端的，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的产物，“诗三百”除《生民》、《公刘》等所谓“民族史诗”及《七月》、《氓》等少数诗作有明显的叙事倾向外，其余皆“吟咏情性”(同上)。《楚辞》“忧愁幽思”(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以抒情言志为主，但《楚辞》的叙事成分，较之《诗经》，则大有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自叙世系祖考，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以至上叩帝阍，下索佚女，便大量用“赋”的手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具有明显的叙事化、散文化的倾向。《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体物叙事，排比铺陈。这种赋化倾向，越到后来越发突出，《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日：‘子非三闻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卜居》中，“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日：‘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日：‘君将何以教之?”’《楚辞》明显的有一种由抒情而叙事，由诗而文的脱胎换骨的发展趋势，这预示着一种新文体“汉赋”在《楚辞》母体中的孕育和诞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战城南》、《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如果说中国的叙事诗萌于《诗经》，长于《楚辞》，而《汉乐府》则是其成熟的标志。汉代文人诗一片荒凉，《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最高成就，它“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总论》)，或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或抒写士子才人的失意苦闷，又转而以抒情为主。直到魏晋时期，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出，才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结束徘徊，明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现，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所以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有云：“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转关。”④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且感情单一，大多限于男女离愁和士子失意两种，远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抗衡。更何况，《古诗十九首》等汉代诗人受汉乐府的熏染，也一定程度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俱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虽穷作乐而意不平，抒情性很强，但仍然以一次朋友相聚为背景，叙写了聚会的场面、音乐及对音乐其“声”、其“响”、其“意”、其“真”的评述，仍有一定的叙事成分。另外，《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涉江采芙蓉》、《驱车上东门》、《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大多数诗作，也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的某些特征。《古诗十九首》并非标准的抒情诗，仅以抒情为主罢了，仍带有由言志、缘事而抒情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2l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汉乐府》的影响极大。曹操的大量诗歌，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善哉行》、《却东西门行》、《谣俗辞》，等仍以事件为基本要素，多采用铺叙手法，其抒情也常常情附于事或“缘事而发”，句式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成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便真实地记叙了东汉末年关东各路军阀联合讨伐董卓的战争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明代钟惺《古诗归》卷七评曹操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实录”二字，准确地揭示出曹操诗强烈的叙事特征。又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也大量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虽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器之《诗评》)，慷慨悲歌，沉著雄放，以抒情为主，但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中国诗歌徘徊于言志、缘事、缘情的大格局，更何况曹操诗数量太少，情感也较单一，多偏于悲壮粗豪一类。曹丕诗“工于言情”，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也谓曹丕诗“能移人情”。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谓曹丕“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并认为“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曹丕的转变主要表现之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②高度评价了曹丕对中国诗歌抒情化过程的独特贡献。而该书在谈到曹植时仅强调了曹植的“文采富艳”和“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字未提曹植对中国抒情诗的贡献。诚然，曹丕诗情感性强，“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刘熙载《艺概》卷二)并且已基本突破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套路，与《古诗十九首》多选择“意象”，立象见义或“凿空乱道”(同上)，直抒胸臆的抒情手法一脉相承，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俺留寄它方?贱妾筏筏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燕歌行》)其中“秋风”凄寒、“草木”凋零、“白露寒霜”、“群雁南翔”，景为情设，立象见义，或“贱妾筏独”、“泪下沾衣”，则又放笔直抒，没有“缘事”而“凿空”抒写。但曹丕诗的“抒情”，一是情感也单一，偏于男女之情，特别是乱世之中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如《燕歌行》二首写居妇怀远；《杂诗》二首写游子思乡；《清河作》写新婚别怨；《陌上桑》写征夫行愁；《寡妇》伤寡妇筏独；《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哀弃妇凄苦；《钓竿》言男女求欢；《秋胡行·朝与佳人期》写佳人失约等等，这类诗约占曹丕诗歌的5O，是曹丕诗的主流及精华之所在；二是代人言情，曹丕诗中的男女风情、离愁别怨，多非曹丕自己的真实感受，也没有屈原似的“香草美人”的兴寄蕴籍，大多是沿袭《古诗十九首》的传统题材，代人言情罢了，这与中国抒情诗主要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类。更何况占曹丕诗歌27的政治、军事题材诗，如《黎阳作》四首，《至广陵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煌煌京洛行》、《秋胡行·尧任舜禹》、《令诗》等，仍大量用赋的手法，铺叙直陈，更多继承的是汉人言志、缘事的传统，如“奉辞讨罪遐征，晨过黎山峻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惨霄零，彼桑梓兮伤情。”(《黎阳作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整理。”(《令诗》)与乃父曹操的政治、军事题材诗一样，“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散文化倾向很明显。因此，曹丕虽对中国诗歌抒情化的确立有一定贡献，但其诗歌创作仍带有从汉乐府、《十九首》及汉末文人诗脱胎而来的因袭，带有中国诗歌正在突破言志、缘事传统而走向抒情的转型性特征，并且曹丕诗的数量、质量也有限，与其弟曹植相比，更是相差有间。

“建安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较高。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其诗多抒遭乱流寓之苦、怀才不遇之愁、思治思定之叹，但毕竟数量太少，现存诗2O首。刘桢诗“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情感豪雄飞壮，现存诗不足2O首。孔融、陈琳、阮璃、应埸、徐干存诗太少，不足论。总之“建安七子”抒情诗的成就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曹植现存诗96首，远远超出同时代诗人，并且“本乎性情”(丁晏《曹集铨评·陈思王诗钞原序》)，写理想，抒豪情，如“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虾鳝篇》)“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真是慷慨高歌不减乃父；写离愁，抒别怨，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七哀诗》)可谓“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曹植诗大大突破了其父“悲壮”、其兄“凄婉”的情感基调，达到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如《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之凄婉、《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称子建“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也评价其诗“才思逸发，情态不穷”，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赞赏其诗“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感叹“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并且曹植的“千悲万恨”、“汹涌而发”，是真正个人化的，是作者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就是《美女篇》、《七哀诗》等抒写闺怨情愁的作品，也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精神，下开李白、杜甫所谓“南国佳人”、“燕赵秀色”的兴寄传统，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和，寄寓着自己被无端压制、闲置而壮志难申的悲苦愁怨、抑郁愤激之情，与曹丕“贱妾畿畿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代人言情，无所寄寓，殊自不同，这才是中国抒情诗艺术发展的方向或主流。

曹植诗歌创作以曹丕登基为界(时年曹植29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实曹植前期诗与乃父乃兄差不多，仍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及《古诗十九首》向抒情过渡的某些特征，读曹植《白马篇》、《送应氏》、《赠王粲》、《赠徐干》等前期诗，这一点，不言而后明。曹丕登基以后，曹丕父子对曹植横加打击、迫害，不仅政治理想毁于一旦，并且还常有生命之虞，真是名为侯王，实为囚徒，这前后处境的迥然不同，一落千丈，激发出曹植的“千悲万恨”且“汹涌而后发”，将曹植的抒情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曹丕自己，登基后忙于政务、军务，前期“工于言情”的特征反而被这些事务所缠而弱化，而言志、缘事的特征反而有所加强，曹丕的抒情诗基本上止于前期的水平，读曹丕后期的《令诗》、《黎阳作》四首、《至广陵于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等政治、军事题材诗，这一点，也显而易见。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唐诗 植物 意象 类型

什么是意象，文艺理论研究者有很多种解释、定义，古人更有诸多妙论，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立象以尽意”[1]。《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窥意象而运斤”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2]。胡应麟《诗薮》则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3]。笔者认为所谓意象者，即文意之象也，盖诗人心中之意借物象而生发也。文意就是作品的意思、意蕴，作家的意向、意图。人说话是为了表达和交流，诗人写诗也是为了表达某种意思、宣泄某种情感，但诗人与生活中的常人不同之处在于，常人想说什么可以用直白的语言说明，比如“我饿了，要吃饭”，但诗人不能这样说，因为这是白话，是生活的语言，不是诗的语言。诗人要表达同样的意思需要借助某件事物，以其作为情感表达的支点，于是上文的白话便成了“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4]的诗句了。诗人所借重的这件事物，就是意象。它可以是拥有真实形态的“具体”之象，也可以是某个典故、某种情感、某一事件等非物之象。植物意象无疑在文学意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云：“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5]佛偈有言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花草树木到了诗人笔下就拥有了文学性，披上了艺术的面纱，面纱之下除却现实世界的花木，自然还有一颗诗人的文心。唐诗中的植物意象，除秉承前代的文学典故与传统外，还注入了一股诗人的个性气息。

一、植物意象的符号意义与文学典故

中国文学的创作者们很早就开始使用植物意象，从《诗经》第一章的“参差荇菜”开始，到唐代初年也已经一千余年了。唐代以前的很多文学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积聚的文学内涵逐步沉淀、固定下来，成为了表达特定含义的文学典故。具体到植物意象来说，某些植物由于唐前的典故，使得它在唐诗中的出现就如同数学或交通指示符号一般，含有相对固定的意义，表达了一些类同的情感。唐诗植物意象中反映这一现象颇具代表性的便是“莼”了。

莼菜是江南水乡习见的一种菜蔬，《齐民要术》谓：“莼……皆可生食，又可约滑羹，江南人谓之莼菜，或谓之水葵……杂鲤鱼作羹，亦逐水而性滑，谓之淳菜。”[6]莼菜做的菜羹深得当地人的喜爱，生于江东而羁旅他乡的游子，常常写诗怀念家乡的美味莼羹来寄托思乡之情。西晋时张翰更因思念莼羹而毅然辞官，《晋书·张翰传》记其事曰：“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7]这件史实引来不少诗人歌咏，遂成“莼鲈之思”的文学典故，“莼”因着张翰的举动而成了思乡归隐的一个文学符号。唐诗中的莼意象常与江南、送别、怀乡等联系在一起。

严维诗《状江南·季春》曰：“江南季春天，莼叶细如弦。池边草作径，湖上叶如船。”（《全唐诗》卷二六三）以莼之一叶而见江南春，与杨万里之“小荷才露”[8]一般清丽而韵味悠长。莼与送别怀乡的联系更为普遍，如：

归路随枫林，还乡念莼菜。（刘长卿《早春赠别赵居士还江左，时长卿下第归嵩阳旧居》，《全唐诗》卷一五〇）

六月槐花飞，忽思莼菜羹。（岑参《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全唐诗》卷一九八）

我恋岷下芋，君思千里莼。（杜甫《赠别贺兰铦》，《全唐诗》卷二二〇）

橘花低客舍，莼菜绕归舟。（钱起《送外甥范勉赴任常州长史兼觐省》，《全唐诗》卷二三七）

从来此地夸羊酪，自有莼羹定却人。（韩翃《送客之江宁》，《全唐诗》卷二四三）

莼羹若可忆，惭出掩柴扉。（郎士元《赠万生下第还吴》，《全唐诗》卷二四八）

莼菜动归兴，忽然闻会吟。（李群玉《送处士自番禺东游便归苏台别业》，《全唐诗》卷五六八）

托兴非耽酒，思家岂为莼。可怜今夜月，独照异乡人。（唐彦谦《客中感怀》，《全唐诗》卷六七一）

值春游子怜莼滑，通蜀行人说鲙甜。（李洞《曲江渔父》，《全唐诗》卷七二三）

莼意象作为思乡符号在唐诗中虽然很常见，但真正将其发扬光大的还是宋人。唐诗中莼意象总共出现了53次，而到了宋诗中，这一数字变成了606。如果说在唐人的印象中，莼还只是江南的一种特产，一个代表而已的话，那么到了宋代，坡的一句“若话三吴胜事，不惟千里莼羹”[9]，便把莼推到了一个提及江南舍莼其谁的高度，直接将莼与江南划等号了。身为越州山阴人的陆游更是爱在诗中写莼，他一人的诗中莼就出现了71次，这甚至超过了整个唐代！陆游在《叹老》（《全宋诗》第四〇册，第25238页）中感叹：

晨起梳头满镜霜，岂堪着脚少年场。酒徒分散情疏索，棋敌凭陵意颉颃。寓世极知均醉梦，余生只合老耕桑。石帆山下莼丝长，待我还东泊野航。

果然人一年老便开始怀旧，老年的陆游思念起故乡的风物，最难以忘却的便是石帆山脚下那清水河塘中的莼菜了。莼这一植物，因其所生地域上的人与事，作为意象进入到诗歌中，经过众多诗人的描摹传承，固化成了诗歌里代表江南的符合，于是忆江南便是“忆莼”[10]，忆莼便是忆江南。

二、文学范式中的植物意象

意象是唐诗的情感符号，诗人对意象的运用实是其心迹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流露，但这种表达心意的意象并不包括程式化的意象，或曰文学范式中的意象。这里的范式指的是诗歌体裁的范式，即律诗中对仗的范式。律诗中的颔颈二联要求对仗自不待言，有时绝句也对仗，比如杜甫的《绝句四首》其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全唐诗》卷二二八），就是两个对句组成的绝句。诗歌创作要求对仗的规定使得一些律诗中植物意象成对出现，有时并不表达什么意思，而只是为了诗句的工整。

清人车万育的《声律启蒙》[11]总结了前代诗歌中一些经典的对仗用语，书分上下卷，共30韵，其中涉及植物意象的仅前5韵就有14对：

杨柳绿—杏花红 杨柳雨—芰荷风 绿竹—苍松 芍药—芙蓉 蓉裳—蕙帐 黄花—绿竹 红菡萏—白荼蘼 枣—葵 梅酸—李苦 海棠春睡—杨柳昼眠 霜菊瘦—雨梅肥 桃灼灼—柳依依 杨花—桂叶 棣棠—杨柳

类似这样的植物对子在唐诗中很多见，为求诗句工整而堆叠意象的情况较为常见。梅和柳在律句中相对就是个典型例子。“隋与初唐时期，随着自然风景诗写作的繁兴和律诗创作技巧的逐步成熟，诗歌中‘梅’与‘柳’对偶为言成了春景诗中最普遍的现象”，梅与柳的配搭，“几成描写春色尤其是早春景色的固定套式”[12]。既然成为了范式，就很难说这种成对出现的意象除了应景外还蕴含什么深意，至少唐诗中看不出来，到了宋代，“当诗人们不只是客观地感春写景，不只流连于物色风景之美，而是生发出其他表现动机，尤其是透过物色进求深刻的思想认识，或寄托性格意趣时，则对事物就有了不同的体认和理会”[13]。这是唐宋诗的不同风格，钱钟书先生谓唐诗与宋诗“乃体格性分之殊”[14]，可谓一语中的。唐人写的这些植物意象，可能入眼便落笔，也可能不假思索便配对，但无论什么情况，其表意之单薄，诗味之寡淡，则是毋庸辩驳的。

又如兰和桂也是常见的“搭子”。如以下诗例：

不挹兰樽圣，空仰桂舟仙。（任希古《和东观群贤七夕临泛昆明池》，《全唐诗》卷四四）

桂筵含柏馥，兰席拂沉香。（李峤《床》，《全唐诗》卷六〇）

泛兰清兴洽，折桂野文遒。（武三思《宴龙泓》，《全唐诗》卷八〇）

桂宫男掌仆，兰殿女升嫔。（赵良器《郑国夫人挽歌》，《全唐诗》卷二〇三）

更有甚者一首诗中连用多个这样的对子，完全是铺陈辞藻了，如权德舆的《酬十楚源春夜宿虎丘山，对月寄梁四敬之兼见贻之作》：

东风变蓟薄，时景日妍和……蕙香袭闲趾，松露泫乔柯……悬圃尽琼树，家林轻桂枝……落落杉松直，芬芬兰杜飘……（《全唐诗》卷三二二）

这种过分堆砌意象的写诗方法深为后人所诟病，徐夤就说：“凡为诗，须搜觅。未得句，先须令意在象前，象生意后，斯为上手矣。不得一向只构物象、属对，全无意味。”[15]明确指出了写诗如果意象对子太多便失去了诗味。宋人更以整个唐代诗歌作比，告诫作诗者诗歌须平淡些，不要过分繁丽铺陈，“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几，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16]。如此看来，权诗显然是“晚唐之作”了。尽管有人批评，但只要律诗对仗的规矩不动摇，这种范式中的意象“属对”就是不可避免的。

三、集体的文思与个体的玩味

历史上一些有关植物寓意的典故得到诗家的普遍使用，这就成了集体的文思，比如香草美人、莼鲈之思与折柳送别等。在这些普遍的文思中还有一些诗人个体的玩赏，俗语云“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明皇以海棠比玉环，元稹“花中偏爱菊”，周敦颐“独爱莲”，皆是他们个人趣味的体现。

唐人的个性和趣味反映在诗歌中，有两种形式，一曰古物新义，二曰新物新咏。

所谓古物新义，就是历来有很多吟咏它的诗章的植物，诗人往往寄寓新的含义，使之有别于他人。比如咏柳诗，人常以柳寄惜别之意，如“赠行多折取，那得到深秋”[17]和“无力摇风晓色新，细腰争妒看来频……东门门外多离别，愁杀朝朝暮暮人”[18]便是如此。但有些诗人颇能发他人所未发，比如贺知章的《咏柳》（《全唐诗》卷一一二）诗：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该诗完全写景，既无灞桥柳之思，又无章台柳之怨，在众多的咏柳诗中显得尤为清新可人。又如柳宗元的《种柳戏题》（《全唐诗》卷三五二）：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全诗重在一个“戏”字，名为戏题，却有深意。柳刺史为地方百姓种了很多柳树，还自谦没有任何政绩可以流传。其实大树种成，荫蔽百姓，便是最大的政绩了，但这份功绩不到“耸干参天”的时候是显露不出来的，而“十年树木”，其彰显出来的时限已远超出官员的任职升迁时限了，因而柳宗元用召公奭的典故[19]，自我解嘲般地说，我现在没有什么政绩，但后人看到覆地参天的柳树会想到我。民国年间，冯玉祥将军进驻徐州时曾作诗曰“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与此诗颇有情趣相通之处。再如咏竹，往往重在歌咏竹的挺拔、虚心等品格，但李贺的一首《竹》（《全唐诗》卷三九〇）却别出新义，不与他人为伍。诗曰：

入水文光动，抽空绿影春。露华生笋径，苔色拂霜根。织可承香汗，裁堪钓锦鳞。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孙。

前几句写景状物，都很平常，惟末句写竹的用途，说竹可以让猢狲立地，拄杖戴冠，实常人所不能想见，真乃诗鬼思诡也。

所谓新物新咏，就是古人没怎么表现过的植物，唐人由于个人的趣味或特殊的经历，对这种植物进行了玩味，在诗歌中加以表现。譬如沈佺期的《题椰子诗》（《全唐诗》卷九六）。椰子这种植物前人几乎没有在文学中描写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只收录了一首提到椰子的诗，即沈约的《咏甘蕉诗》[20]，椰在其中还是作为配角出现的，只是为了反衬蕉的甘甜。沈佺期是高宗、武后朝的文学侍臣，诗与宋之问齐名，多应制待诏之作，颇得武则天嘉赏，后因谄附二张，神龙复辟后被流放驩州，于是“有幸”见到了关中文人们很难看到的热带植物椰树，写下了这首诗。诗曰：

日南椰子树，香袅出风尘。丛生调木首，圆实槟榔身。玉房九霄露，碧叶四时春。不及涂林果，移根随汉臣。

本诗前三联写椰树的风姿，长春袅娜，末联以乐景写哀情，感叹因椰树无法栽种到关陇地区，所以这么好的树木诗人无法带走，实际暗含了诗人猜测自己将复官无望，流离他乡，因而失落苦闷的情绪。

唐人于花木颇多玩味，这种玩赏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社会风气影响的，以至于一些不随风潮的诗人还被人疑怪。当时蜀中盛产海棠，“蜀之海棠，诚为天下之奇艳”[21]，而在成都草堂住了多年的杜甫却没有写海棠的诗，引来后人怪之。《声律启蒙》上说“杜陵不作海棠诗”，并解释道：“《王禹偁诗话》杜陵无海棠诗，以母名海棠也。陆放翁云，老杜不应无海棠诗，意必失传耳。”[22]这一番海棠诗案，诚为诗坛一件趣事[23]。

总之，唐诗中的植物作为意象，其类型有写实也有象征，有典故赋予的含义，也揉入了诗人的情感与思想，集体的文思与个人的玩味相映成趣，共同组成了唐诗的植物意象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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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胡应麟.诗薮[M].北京：中华书局，1958：1.

[4]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末句，《全唐诗》卷二一六。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本文所引之唐诗若无特殊说明均出于此，下文引用时不再说明.

[5][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卷二七）[M].台湾：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165.

[6][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M]，北京：中华书局，195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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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车万育.声律启蒙[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1.

[12]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250-251.

[13]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256.

[14]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2.

[15][唐]徐夤.雅道机要.见王运熙等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767.句读为笔者略改.

[16][宋]佚名.漫斋语录.见傅璇琮等主编.中国诗学大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188.

[17]戴叔伦.赋得长亭柳.全唐诗（卷二七三）.

[18]杜牧.新柳.全唐诗（卷五二六）.

[19]《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1550.

[20][南北朝]沈约.咏甘蕉诗.“抽叶固盈丈，擢本信兼围。流甘掩椰实，弱缕冠絺衣。”见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8：1659.

[21][宋]宋祁.益部方物略记.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杂记之属.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中国古代诗歌 自然科学元素 自然科学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人类凭直觉认识到自己来源于神秘的自然，由于自身力量弱小，处处依赖自然，敬畏自然的巨大力量，对一些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产生惊悚和恐惧，从而对自然产生崇敬和膜拜。这些情感在中国古代的一些神话传说当中有很明显的反映，《诗经·十月之交》也有：“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不少文化学者对此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比如袁珂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中国神话史》，何新先生《诸神的起源》，朱狄先生的《原始文化研究》，等等。

随着人类自身力量的不断强大，对一些问题的不断质疑，对一些自然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逐步认识到一些自然现象原来是自然事物运动的结果，是有其规律的，可以把握，甚至可以运用，于是人类不再害怕，逐步从一些自然现象中获得启发，领悟人生、社会的一些道理。

一

中国古代诗歌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除传递人文情怀、描绘历史景观、刻画社会风俗，还有不少自然科学元素。中国古代诗歌不但含有众多的自然科学元素，还包含了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气象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植物学、动物学，甚至建筑学等。

（一）中国古代诗歌涉及气象物候的内容特别丰富。

《诗经》的《豳风·七月》被认为是一首物候诗。其中一些诗句反映了各个月份的物候现象和农事活动。比如：二月份，“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三月份，“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杨”；四月份，“四月秀葽”；五月份，“五月鸣蜩”，“五月斯螽动股”；六月份，“六月莎鸡振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份，“七月流火”，“七月鸣鹦”，“七月亨葵及菽”；八月份，“八月萑苇”，“八月载绩，载玄载黄”，“八月其获”，“八月剥枣”，“八月断壶”；九月份，“九月授衣”，“九月叔苴，采荼薪樗”，“九月筑场圃”，“九月肃霜”；十月份，“十月陨箨”，“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十月获稻”，“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十月涤场”，等等。

在唐宋诗词中，既有大量关于四时物候及天象的客观揭示，更有对雨雪风霜现象绘声绘色的生动描述。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大林寺桃花》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首艺术性极高的诗同时又是一首典型的揭示物候现象的杰作。诗中第一二两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点出了在四月(阴历)的平原地区已是春季即将结束的“芳菲尽”时期，然而，在海拔约1400米高的庐山大林寺，却是“山寺桃花始盛开”的另一番初春盛景。而诗中第三四两句“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则含蓄地表明了，春天并未结束，在海拔很高的庐山上，则刚刚开始。这正是现代气候科学中早已揭示的气候随海拔高度而变化的自然气候规律的生动写照。现代气候学研究表明,气候受海拔高度的影响十分明显，其中最敏感的气候要素就是温度。由于气温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因而其相应的物候也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延迟。在气候科学上这一规律往往又与气候（指平地上）随纬带升高而趋向寒冷的分布规律相一致。通常人们将气温随海拔高度升高而降低的速率称之为“气温的垂直梯度”，它不仅因山脉海拔高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还因不同季节而有所不同。

坡《有美堂暴雨》云：“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此诗概括而生动地描写了暴雨来临之际诗人正在浙江海边的一所房舍“有美堂”中所见到的一幕幕“浙东飞雨”过江的天气过程，真实写出暴雨来临前的一片天昏地暗的自然景象，十分传神生动。

（二）地理学的知识也出现在许多诗歌作品中。

例如，《诗经》叙述的“谷风”有两种，一是东风，是一种大中尺度的大气环流，春夏之期，和润的东风带来雨水，有利于谷物生长，《邶风·谷风》描述的“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就是这种风。另一种是中小尺度的大气环流，即山谷风，白天由山脚向山顶刮上山风，夜晚由山顶向山脚刮下山风，在一定的条件下，可造成强烈的区域性雷暴雨，《小雅·谷风》中描述的“习习谷风，维山崔嵬”就是这种风。

沈括在《梦溪笔谈·雁荡山》中说：“唐僧贯休为《诺矩罗赞》，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之句。”认为这首诗准确地揭示了雁荡山的地理、天气特点。

（三）植物学知识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大量出现，尤以《诗经》和《楚辞》为甚。

《诗经》里的植物学知识不胜枚举，现仅略举一二言之：《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茆。”这里的“茆”是莼菜，莼菜为睡莲科水生宿生草本植物，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蔬菜中的珍品，嫩茎叶可食用，还是抗癌症的佳品。

《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一位青年樵夫，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把高大的灌木做了柴草，把绿绿的蒌蒿割倒了聚拢起来，把马儿用蒌蒿喂得饱饱的，以便能够有机会去接时刻记挂的人。作为菊科的蒌蒿，历来就是人们桌上的凉拌菜，苏轼诗里云：“竹外桃花两三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河豚肉里有毒，而蒌蒿则是除芦芽之外解河豚之毒的佳品。

涉及植物学知识堪与《诗经》媲美的是《楚辞》。《楚辞》，尤其是其中的《离骚》与植物学的关系，早就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台湾的潘富俊、吕胜由先生，“希望能在古典文学与植物科学间凿开一条双方沟通的管道”。他们将《楚辞》中的草木全部拍成照片，并配以专业性的植物学解说，编成《楚辞植物图鉴》一书（该书2002年由台湾猫头鹰出版社出版）。据他们研究，《楚辞》中写到大量的植物，按作品统计，《离骚》写了28种，《招魂》写了14种，《九歌》写了40种，《九章》写了17种，《天问》写了9种。

与植物有关，自然也就会与中药有关，据研究，现存的屈原诗中，与中药相关的19首，其中植物类药物多达50多种。对于《离骚》所述的中草药，早在宋代就有学者作了专门研究，堪为代表的是宋人吴仁杰所撰的《离骚草木疏》，共分四卷，载有草木55种。

限于篇幅，中国古代诗歌中所反映的其他诸如天文学、建筑学等科学领域的现象不再举例。

二

（一）自然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描述，正确的描述来自对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大胆质疑，而质疑是科学的起点，不质疑，不去探索，科学就不能发展。

屈原是《诗经》以后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楚辞》，他在《楚辞·天问》中提出四个问题。一问宇宙的起源；二问天体的形成；三问日月的运行；四问物质的结构。这些问题，经屈原一问，实际上都成了自然科学问题。

诗仙李白在《日出入行》中就对神的存在产生了质疑:“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他否定六龙的存在，认为太阳的运行，不是六条龙拉着在跑，那么作为龙的驾驭者羲和(太阳神)也就不存在了，“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在他看来，太阳“似”从地底下升起来。一个“似”字，用得十分精当。太阳“似”乎从地底来，而不是真正从地底下升起来。由此可见李白在这里已经脱离了天圆地方说，认识到宇宙间日、月、星辰一直在运动着，“其始与终古不息”。这一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二）中国古代诗歌中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出现，证明了中国古代诗人是一个热爱观察、热爱思考、勇于质疑的群体。

因为毕竟是诗人，他们的观照最终还是落脚在艺术、人生和社会上，所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古代诗人总喜欢从他们所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上联想到艺术、人生和社会，悟出一些艺术和人生的道理，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理趣诗”，尤以宋代诗歌为甚。

如家喻户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暂时将繁盛的草烧光了，但是来年春风一吹，它们又绽出了绿色的小芽，并长成了一望无际的绿草地。诗人发现了真理，并形象地写出了这个真理，是对小草顽强生命力的礼赞，是一首生命的颂歌，蕴涵有深刻的哲理。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观书有感》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源头活水是池塘清澈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自然规律，但是诗人这里却用“源头活水”来比喻学习，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取得日新月异的进步。它还给予我们更为深远的启示：源头活则池水深，根本固则枝叶荣，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根本源头上解决问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这里，诗情和哲理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像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许浑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坡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无不在揭示自然科学原理的同时，参透人生和社会的某些哲理，而且浑然一体，了无穿凿的痕迹。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其实，她何尝又不是一个科学的国度，我们在生活当中从来就没有忽视科学的元素，然而事实是，中国近代以来在科学上确实落后于西方，其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还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袁珂.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2］何新.诸神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3］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4］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5篇

关键词：建安时期诗歌建安风骨诗歌特点悲情

中图分类号：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2-0116-02

一、建安诗歌历史背景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时局恶化，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建安文学就是在这一时局下发展而来。

建安（196-220）是汉献帝年号，古代文学史中通常以建安文学标志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然非也。建安诗歌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诗歌。建安时期社会动荡，黄巾起义，东汉朝廷衰败，军阀豪强混战，民生艰苦，诗人们以此为背景，诗中暗藏时局动荡之况。在这战争年代人们渴望和平。而诗人们也在诗中表达自身的激情与报效祖国的志向，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使诗歌充满了悲凉慷慨的情调。魏晋南北朝经学走向衰弱，诗人们的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又受乐府民歌的熏陶。因而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鲜明爽朗，诗作所述言语大多质朴刚健，这种独特的风格特征，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为“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璃、应场、刘桢）及著名女诗人蔡文姬。

二、建安诗风发展阶段

独具魅力特征的建安诗风应是指以三曹七子为核心的诗人群体的创作。所谓诗风，一是指创作的风气，二是指诗歌的风格。从创作风气的角度来看，从前期到邺下时期建安诗歌历了从个体的自然化的写作向群体的艺术化的写作的转化。最终在曹植的晚年时期创作中回到高度个性化的写作。从诗歌风格角度来看，建安诗歌经历了由早期的质朴向邺下时期的文质相谐的发展过程。从建安风骨内涵来看，建安诗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中平元年到建安二十五年（184年-220年）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曹操《蒿里行》《薤露歌》，王粲《七哀诗》及四言《赠士孙文始》《赠蔡子笃》等作，都继承了东汉后期文人写四言、五言和乐府风气。足以见得建安诗风，是发源于汉末时期。并不是自创的新类型诗风。但因其乱世激烈的斗争与之前盛平时期奢靡之世清辞丽句、哀乐任情的风格大有不同，本乐府采风之旧规，写乱世惊心之变相。故以之为建安诗风之发端，以质朴缘事为体。

第二个时期为邺下时期，建安十年（205）春正月，曹操攻破邺城。十三年（208）秋，曹操攻破荆州。攻城之后曹操便占领邺城、荆州。使得两处文化交融，文人汇聚，也使得建安十三年的文化得以繁荣。这一阶段是建安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被封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在他手下置“五官中郎将文学”一职，使得不少文人集结于一处，在曹丕主持下，文人们于此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论议。这一盛况在曹丕、曹植和其他的建安诗人的文作之中皆有记载。如曹植《与杨德祖书》：

仆少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包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

文章生动地描述了建安文人由早期的分散各地到建安中期的向邺都汇聚，形成一个空前的文学家群体的情形。在曹丕的提倡下，当时出现了同类题竞作的风气，其盛况在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这一背景下，建安的诗风、文风都发生了变化，逐渐向炫丽、文采的方向发展，但仍保持前期诗文中那种慷慨多感的基调，同时酝酿一种慷慨任气的文学风格。就如《文心雕龙・明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文篇所述的便是邺下时期的诗风。在钟嵘《诗品・序》中以“建安风力”作为其评价。但刘、钟在描述建安诗风时，主要是将其与后来的中古各期的诗风相比较而言之。着重于它的任情抒发、质朴不雕。事实上，如果将邺下诗风与建安前期尤其是汉乐府、汉末古诗相比，则邺下诗风，实为诗歌走向更加艺术化的重要阶段。

第三个时期为魏朝的前期，太和六年（232年）曹植去世，以其为下限，此期的创作，专家之诗，实际上仅剩曹植一人继续。曹植的后期创作与其邺下时期的创作相比而言，发展甚大。但不能认为是建安诗风的发展和其新发展的标志。这一时期诗坛的状况，如钟嵘而言“凌迟衰微”。明帝曹睿是保存作品较多的一位文人，他的作品以乐府为主，但仍然沿用魏曹君王为乐府制词的“特权”，他的乐府多秉承其父祖的成调。依拟的作风明显。其中如《步出夏门行》实为宰割曹操、曹丕的词句而成，开后来傅玄一派拟古、隐括之风气，反映了魏初诗风的浮浅、依拟的特点。其余何晏、应璩之流，多沦于平钝，盖专诣者少，多为率尔之咏，似汉人作诗的习惯。

三、建安诗歌的特点

《文心雕龙・明诗》中，“五言腾踊”是建安诗歌中的一大特点。五言诗萌生与民间歌谣密切相关，五言诗是在民间歌谣的浇灌中发展而成，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便有五言形式的。而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标志了文人五言诗已经臻于成熟。而建安时期文人竞相创作五言诗，使得五言诗在当时的诗坛上的位置举足轻重。从历史上三曹七子留下的五言诗来看。说明了当时诗人对五言的重视程度。在当时五言诗已蔚为大观，成为当时文人所运用的主要诗歌形式。而建安时期的诗歌在创作上也具有与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

（一）题材的选择：注重反映时代的苦难

建安时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政治腐败。黄巾起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建安诗人生活在这样悲苦环境下，经受战争的戾气和颠沛流离之苦。生活的苦难驱使了文人们拿起手中笔记录这个纷乱的时代。正因此建安诗歌虽然题材类型丰富多样。却有一个被文人所共同选择的题材，那便是反映时代的苦难。就如曹操的《薤露行》：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诗歌以董卓谋权篡位、朝廷混乱、权势争夺这一时代为背景，以沉重的话语描述了时代的苦难。国家的沦陷。朝廷的倒塌等等这一让人闻之叹息的历史悲剧。

（二）主题表达：注重民生人生的关怀

任何战争时代、动乱时代，受苦受难的永远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们，这一幕幕悲惨画面深深的刻入诗人眼中心中，因此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深刻的反映了这一时代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并对此表达他们对百姓生活艰苦的深切同情。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诗中虽然讲述的是秦始皇修筑长城这一历史事件。但其中关于“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的描写。不单单是描述秦筑长城这一历史中人民的苦痛，更是表现东汉时期的民生悲苦，沉重的徭役负担不知道压垮了多少家庭。那连绵不绝的长城就是上千冤魂的无尽悲哀。这就是把东汉末年的民间民生之苦用历史重现。

（三）造怀指事：注重艺术手法的创新

建安诗歌的艺术成就一直深受后人追捧。它不仅意境宏大、笔调明朗、抒情直接，而且其风格特征刚健有力、悲凉慷慨，造怀指事，十分注重艺术手法上的大胆创新。概括地说。建安诗人对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借用古乐写时事，创造新曲以抒怀；学习汉乐府而又超越汉乐府，建安诗人学习和借鉴汉乐府特别是乐府民歌创作了大量的乐府歌辞。对汉乐府民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多有继承：继承了“比兴”传统又发展了“比兴”传统。在创作中借物抒怀、托事寄意，创造了大量的名篇佳句；叙事写景则大笔勾勒，描情写态则务求细密。

四、建安诗歌的悲情

时代赋予了建安诗歌的悲剧气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诗人的诗中多渲染时局的险恶和环境的恶劣。使得诗人的悲苦之情得以倾诉。主观的情绪和意志的激励给所观照的景物染上了主观情感的色彩。而自己的情感也沾染了景物所赋予的色彩。如曹植的《盘石篇》：盘盘山巅石。飘砜涧底蓬。我本太山人。何为客淮东。蒹葭弥斥土。林木无分重。岸岩若崩缺。湖水何汹汹。蚌蛤被滨涯。光彩如锦虹。高彼凌云霄。浮气象螭龙。鲸脊若丘陵。须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橇。澎濞戏中鸿。方舟寻高价。珍宝丽以通。一举必千里。乘飓举帆幢。经危履险阻。未知命所钟。常恐沉黄垆。下与鼋鳖同。南极苍梧野。游眄F九江。中夜指参辰。欲师当定从。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诗中险恶的情景使人望而生畏，那林木下覆盖的荒原、布满崖岸的蚌蛤、大能吞舟的巨鲸，映衬了诗人忧郁的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