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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是时展的价值诉求
1,当代教育发展要求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历史地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经历了一个由分野到融合的漫长过程,两者在相互抗争中交错发展。在古代教育中,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不需要学校教育来反映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节,因而导致在学校教育内容中人文科学占主导地位,自然科学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微乎其微,学校成为上演人文学科的主阵地,如我国古代教育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诗》、《书》、《礼》、《易》、《春秋》等,欧洲中世纪大学中的“前三艺”:文法、修辞、辩证法,都关注人文知识的传授和人文精神的培养。
19世纪以后,伴随欧洲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和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工业化社会对生产者的科学知识与操作技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这就要求学校教育关注科学知识传授和劳动技能的训练,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逐步结合。一种以开发人力、传授科学知识为主的科学教育思想开始诞生,并在后继的学校教育中地位渐升。而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内,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日新月异地变化,使得科学教育的地位空前提升,并演化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教育思潮,主导着学校教育,人文教育在与之抗争中屈居下风,退至次要位置。
20世纪70年代之后,尽管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的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但其负面效应同样值得人们反思探究,人们所面I临的种种社会挑战和精神危机不得不使人们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一度被科学发展所遗弃的“人文”,因而充满着对人类社会自身终极关怀的人文教育开始复苏涌动,找回了其在学校教育中应有的位置。
不可否认,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各有其自身的合理内核和社会价值。科学教育在于传播科学知识、培植科学精神、提高科学素养,求真是其重要的价值取向,其操作要义指向于“是什么”的问题;而人文教育作为一种传授人文知识、培植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的教育,求善是其主要的价值取向,其操作要义指向于“为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毫无疑问,只有把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有机结合,真正解决“是什么”“为什么”和“如何做”等一系列交织的问题,方能显现教育的内在魅力,方能体现教育的本质和现实价值。科学与人文的割裂,或重一方而轻另一面的教育,都是不完善的教育。
社会的发展呼唤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教育的自身完善和固有功能的挥发需要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从早初的对垒抗争到融合统一,两者在当代社会“握手言和”昭示了如是道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当代教育不可缺失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的融合是当代教育的必然。
2,知识经济社会发展呼唤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当代社会是知识经济飞速发展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必然改版重构,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形态,它是以知识、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知识创新和能力创新为内在动力,其基础是知识,关键是人才。当今社会,伴随知识创新和知识转型的速度加快,学科高度综合和高度分化已越来越明显,学科间的界限和隔阂正在消解。由于知识性质的变化,过去关于知识是中立的、客观的这一普通定位,在后现代视域中正在转化为境域的、文化的和有价值的,人文知识的价值正在提升,这也极大地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
知识经济对教育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由于知识创新的水平和速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也决定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是当代教育应肩负的历史使命。由于知识经济社会大量需要创新型人才和国际通用人才,这就要求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必然是复合型人才,必然是一种既通晓科学知识,有宽厚的人文素养的人才,必然是一种既有不断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科学精神,又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具有优良品质和健全个性的人才。
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无不把高素质人才培养作为学校生存与发展之道,强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契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虽然发展的重心在于科学与技术,关注点在科学和工程学,但并不否认人文科学的价值,强调文理相通、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把人文课作为理工各科学生的第二主修课。格雷院长认为,麻省理工学院对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人文教育对工程技术人员丰富自身很有必要,这种做法很可能对美国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教育不仅仅是智力的发展,也是为生活做准备,学生接受教育整体的环境很重要。
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要求
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仅仅依靠科学技术这一单一的力量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先进科学理论的引领,没有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支撑,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是不可能的事情。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理论创新的先导,也是培植民族精神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重要理论武器,同时,自然科学要真正地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必须通过人文科学加以导引和规范,而其承传与发展必然离不开人文科学的整合和中介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认为,人文,不仅直接关系着个人的人性与灵性,而且严重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强弱与社会进退。没有自己的人文文化。这个民族实质上就消亡了,就是“不打自垮”。国家强弱取决于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军事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关键是民族凝聚力,此即对人文文化的认同。社会进步退让,取决于科学技术、物质文明与人文文化、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没有先进的人文文化、高度的精神文明,而只有发达的科学技术、高度的物质文明,这是人类最严重的危险,乃至是毁灭之灾。
实现社会和谐,构建美好社会,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根据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和新特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要求我们的教育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和谐的方式构建和谐教育。因为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要素中,蕴含着对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规设,彰显着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体现着人的知识、道德、情感和心灵的内在结合,也必然要求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做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培育和谐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
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如车之两
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综合国力提升,和谐社会构建,既需要科学技术的推力,更需要人文科学的助力。其实,随着人类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并相互发生作用的趋势已日渐明朗。自然科学的发展必须借助于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其明晰方向,而人文科学的研究更需要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以及自然科学的技术力量支持。在人才的培养规格上,人为地割裂两者的教育,既不利于培养和谐社会构建所需的全面发展人才,同时也不利于“科学”的真正发展。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也是人类社会在现代化目标追逐中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在现代化的乐园中,亮点与阴影、欢乐与痛苦并存。伴随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在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恩泽的同时,其身心也正在承受着高科技负面效应的煎熬。高科技也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枯竭、毁灭性战争、贫富悬殊加剧、道德的颓丧、亲情缺失、人际紧张、信仰危机等一系列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社会问题不断浮现,也严重地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一书如是说:“所有的国家都承认,发展是必需的,而发展意味着要具有一种科学精神。发展中国家只有把科学吸收到它们的传统文化中去,把世界思潮吸收到它们自己的民族生活中去,才能更新自己而又保持它们的民族特点。一个文化,只有它自己能够变革,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如何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有效构建和谐社会,教育的作用无比巨大。重理轻文,强调科学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的做法难以培养当代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因为,只有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教育才能真正地回应时代呼唤。现代化的困境呼唤民众人文素养提高,和谐社会的构建呼唤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并重。
三、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是高素质人才培养必由之路
基于教育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对我国新世纪的教育方针进行全新规设: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教育方针是建立在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基础之上的,兼顾了“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个性发展和创造才能发展的教育理念,并对“劳动者”素质作出全新设定,目标取向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这是办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决定着人才的培养方向。
当今时代,是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时代,是经济一体化和东西方文化思潮激荡交融的时代,它要求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必须有全新的知识构成和心智模式,必须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能把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人文精神、人文艺术方法结合起来,并具有终身学习、创新、创业、服务的精神和能力。尽管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十分丰富,但对于当代学生发展而言,主要是指他们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和个性的充分发展,应是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身体与心理及其自然性、社会性与精神性的全面发展。基于此,在教育过程中,仅靠单一的技能训练或某一学科知识的传递是难以达到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目的。也如爱因斯坦所言,学校教育不能培养“为谋生而学习的人”,“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而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没有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联手不可能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但理性反思当前人才培养现状,其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合理,知识面过窄。由于学科本位主义浓重,整个教育是严格按照狭窄的“专业”铺展运行,教学程序是严格按学科内容构设,学生也是围绕所预设的方向“自我完善”,文理分家,画地为牢,互不干涉,缺乏整合,导致了学生知识结构单一,视野过窄。二是创新能力不高。“三中心”(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书本为中心)人才培养模式,把教学看作是知识经验的传递系统,片面地强调书本知识的灌输,把学生目光定格在书本之上,行为禁锢在校园之内,理论与实践脱节,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探究精神市同对薄弱。三是功利主义浓重。重视显性价值效应的学科学习,学习完全围绕着考试进行。学习的“工具――功利”意识无形放大,造成了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相对下降。四是人文素质偏低。由于“科技至上”思潮的流行。重理轻文。重科学教育轻人文教育的倾向比较严重,加上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的影响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念左右,学生的人文素质较低,个人的荣辱观和人生观倾斜,集体主义思想淡化,团队精神欠缺,法制意识不强,社会公德较差,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下降,这与构建和谐社会所需的人才不吻合。这就要求我们从基础教育做起,改变当前教育过程中的纯功利化的倾向,加强人文关照,营建良好的人文发展环境,为学生的基本素养的全面提高打下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中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发展失衡,人文教育十分薄弱,重理轻文现象十分严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严重分离,缺乏沟通,导致了学生人文科学知识贫乏,自我中心主义膨胀,缺乏良好的个性品质,文化熏陶不是,没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民族精神淡化,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文化的甄别和过滤能力较差,影响了青少年一代的综合素质的养成。可以说,在素质教育主旋律唱响的今天,文化素质教育的提出及其稳定推行,它不仅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突破口和开展素质教育的有效策略,也是我们的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回应。
【关键词】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 统一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内涵、功能各异,但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且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整体的两翼
人类的行为既要合目的性又要合规律性,人文为其合目的性提供基础,而科学则为其合规律性提供基础,两者互补才是行为合理性的保证。然而,科技的迅速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造成了许多道德、伦理、贫富、环境等问题。于是,历史上的科学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各执一端,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也是分离的。科学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的这种局限性,虽然历经批判在理论上呈衰微趋势,但事实上的分离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呈扩大的趋势。
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过分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对GDP的贡献率,社会对掌握一技之长的劳动者的需求经久不衰,而培养劳动者的高等乃至中等、高中教育又分为文、理等学科,学生们为了就业谋生往往又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的功利化倾向。另一方面,人文素质教育被边缘化,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对智力开发、专业知识的灌输趋之若鹜,而对于诗书礼乐、传统经典、人文关怀、如何做人之类的人文教育实际上不够重视,特别是理工科类院校,不仅人文类必修课程开得少、不系统,即便是不得不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时上也常常打折扣。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不全面的。
造成这种人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状况的根源是文化教育中的科学和人文两者长期的分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实质上分离的现象还有理论支撑而加剧分离倾向。实践证明,这种“互相包含、难分彼此”的统一论,更加剧了人文素质教育的边缘化。所以,越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越要提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协调,由此,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协调发展。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具体人的精神世界的统一
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要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育人”的高度出发,在教育实践中确实把人文素质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把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统一起来,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具体的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统一起来。
知识经济的综合性,要求现代教育必须是文化科学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能力培育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教育,必然要求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统一。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不仅需要我们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特别是高新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而且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科学家、发明家、学术带头人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拔尖人才,以带动和促进全民族科学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的提高。
但是,知识经济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知识,还应当包括人文知识,即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知识。实践证明:成功的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往往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所以,要把素质教育贯穿于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使受教育者具有厚实的科学和人文的知识结构,同时受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熏陶,从而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统一。
通过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统一,推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相统一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可以是基本原理或观念层次上的相互启发,也可以是方法层次上的互相借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相统一的表现形式的最高层次是学科上的整合与重构。也就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各门学科都必须兼具科技与人文的丰富内涵, 任何单一学科发展都有碍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体的统一。比如医学,它的形式是理学和工学,但它的本质是人学,在学科整合上必须突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又比如建筑学,它是集力学、数学、材料学、地质学、美学等学科在内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只有具备了建筑学与美学的设计师和建筑师才能设计和建造既坚固耐用,又美观漂亮;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建筑物。通过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作进步,推动了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那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能既有人文方面的精神,又有科学方面的精神,同时,具有良好的科学与人文素质,使得人们在对待科学技术问题时,既能够遵循着科学精神,又能够顾虑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实现着用一种人文的精神来观察和正确处理科学技术的自身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形成的各类社会问题;在处理各类人文问题时,不只遵循着人文精神,也遵循科学精神的指引,使人文精神体现更多科学精神,能够在正确地把握和理解人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时代价值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有利于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教育的应用价值在于使人成其为人,教育的发展在于通过改变人的命运进而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但传统的教育观受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教育思潮的影响根深蒂固,破坏了教育目标的整体性,使受教育者的个性发生扭曲,割裂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造成了教育上的不协调,也使受教育者个人的发展不完善。在现实教育实践中,上述两种教育观的历史影响依稀可见,尤以科学主义的教育观根深蒂固。虽然也有不少人只关注心灵、情感、人格以及个性的发展,对科学知识一知半解,没有真才实学。但主要的倾向是不少人只重视学习应用性、技术性的专业,而轻视基础理论和人文学科,不注重实际能力的培训,从而出现了智商高而德行低、学历高而修养差、知识多而能力差的现象。“知书”而“不识礼”,遇到困难和挫折,心理脆弱,逃避现实,容易走向极端。这说明,如果教育只讲科学不讲人文,或是只讲人文而不讲科学,培养出来的往往是“单向度的人”。克服这种状况的根本出路就是改变教育理念,通过加强科技与人文的教育,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的统一,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有利于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有利于造福人类社会。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戴森在他的著作《宇宙波澜》中有一个鲜明观点:科学与道德主要之点是科学要充满人文关怀。杨振宁博士也认为,科学家每一个人的活动都听命于某一种心情,这就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他说:如果我们退一步问,我们所钻研的这些问题的深远意义是什么?每一项研究结果的长远价值是什么?那么,我相信基本的、最终的价值判断标准就不会取决于为了科学的科学,而是取决于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这是关于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感的典型诠释。特别是当今科学研究对象已不仅仅是天然的自然,而是越来越成为人化的自然、社会化的自然。这种变化在性质上主要恢复和保持人的整体性,消除科技对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面对这种变化,如果科学工作者没有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指导,就很难树立高尚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情况在生物学、医疗、心理学、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特别是医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最需要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但据南方医科大学郑木民校长主持的一项科研课题的调研显示,90%的医患纠纷是医务人员缺乏人文素养、人文关怀造成的,纯技术的因素只占10%,这反映出加强对医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为确保现代化的快速实现,国家提出了“科教兴国”的重大战略。首要关注点是处理好人的素质问题。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统一的首要价值,就是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观。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协调的格局。对于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来说,为“四个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它的基本要求就是走一条人与社会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的正确道路。
1、从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看科学与信仰的辩证关系
我们知道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在西方的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最清晰的展现,本通过把科学与信仰的辩证关系镶入西方文化,力图清晰的展现科学和信仰的独特关系。在西方文化中,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并非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调整、变化的辩证关系。在西方文化的摇篮时代―希腊城邦时代,科学与信仰是一种水融的同一关系,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一度攫取了绝对的专治权利,而这时科学与哲学只能够仰承宗教的鼻息,完全不具有独立的地位。随着近性精神的崛起,科学开始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二者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这时一种以科学为主导的新的人文精神重新产生出来,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变成一种共生互补的新关系模式,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1.1对科学与人文信仰进行重新反思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对科学与信仰,尤其是信仰中包含的宗教精神抱着一种过分简单的看法。一般认为信仰在过去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占主导地位,是因为科学理性精神的不发达,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理性精神的壮大,信仰也会被科学所控制。然而面对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这种科学与信仰之关系的传统观点正在日益受到严峻的挑战。当今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无可争议地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但是美国的文化以及精神在世界上占有非常强势的地位。今天的中国比起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无疑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是中国人对于人文精神的需求也越来越明显。面对科学与信仰同步发展而非此消彼长的新现象,我们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科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应该采取一种无视现实的自欺欺人的蒙昧态度。
自从儒家思想在汉代取得独尊低位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在本质上就采取一种拥有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文化倾向。这里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表现为一种道德教化。中国人从来未真正经历过宗教的暴虐和理性精神的跋扈这两种相反的极端形式。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对于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往往采取的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即简单的把二者看作是一种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
毋庸置疑,科学与宗教在西方曾一度处于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之中,但是正如他们曾经也在其他的历史阶段中呈现为一种水融的统一关系一样。在西方历史长河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关系,我们只有用这种辩证的眼光看待二者之间关系,才能真正理解科学理性与人本主义信仰之间表现出来的微妙的共生关系。
所以语文教师要特别重视德育渗透。但语文课毕竟有自身的特点,我认为在语文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教材,把思想教育、语文知识教学、能力的培养有机的结合起来,缘文释道,因道解文,激发学生“对善良事物的钦佩感情和对邪恶势力的不可容忍的态度”(苏霍姆林斯基语),从而使学生思想得到教育,感情得到熏陶,能力得到提高。在阅读与鉴赏活动中,不断充实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逐步加深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认识。②通过阅读和鉴赏,深化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冶性情,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养。
比如在教学必修五中《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时,其中有两句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我引导学生思考:“直的猛士”这里是泛指“真正勇猛的革命者”的基础,而后我紧扣文章的思想内容进行点拨:为什么说他们是哀痛者和幸福者?他们为什么而哀痛?又以什么为幸福?通过分析和讨论,学生透彻地理解了这两句话的含义,体现了他们的伟大和崇高,这样使学生受到了继承和发扬爱国传统的教育。我们知道课文中有许多古今名人,他们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他们的业绩彪炳千秋,永垂史册。如伟大爱国诗人屈原,那种忧国忧民,为国家衰亡而疾心疾首的爱国情怀,博学多才,刚直不阿的气质,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的愤世疾俗的凛然正气,都为人们所倾慕和景仰。这样的英雄,热爱祖国、忠于祖国、报效祖国的高风亮节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他们的光辉业绩和高贵品质是我们后代学习、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学这些课文时,教师应引导学生通过语文知识的学习,语文能力的培养,在头脑中树立起英雄形象,让这样的英雄深入学生心中,成为他们追求的真正的“明星”,照亮学生的人生。
我们知道在诗词当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因素。《唐诗宋词选修》和必修教材中的诗词大都是文质兼优、形神俱佳,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作品,每一首诗词都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美妙的天地,都是闪光的人伦、理想、信念、情操的寄托者,它为我们进行德育渗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③因此,引导学生赏析精品或名句,不仅会使学生获得美的享受,潜移默化中孕育一种内在美的气质,而且也使学生的思想境界得以净化。如品味“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能激发起学生勇于开拓未来、建功立业的满怀豪情;品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可以认识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以此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总之,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
必修教材许多专题以人文话题统领,又熔铸着人文精神,包含着语文因素。人文话题的选择重点,指向那些适合高中生成长需要的,体现生命精神,传承人类文明,反复出现并持续地起着完善人格作用的命题。高中生能从这些人文话题获取精神的滋养,初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安妮日记》、《一个人的遭遇》、《流浪人,你若到斯巴……》、《沁园春・长沙》、《相信未来》等。在教授这些文章时要根据需要,采用适当的方法解决阅读、交流中的问题。通过对语文知识、能力、学习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要素的融汇整合,切实提高语文素养。在阅读与鉴赏活动中,不断充实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逐步加深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认识。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 现代 独立性 科学性
文学批评作为文艺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是“五四”时期从西方译介过来的。“批评”含有“裁定”“判断”等意。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批评渊源于一个希腊字,意思是“作出判断”,因而,在广义上说来,批评就是“判断”。17世纪后期英国批评家德莱顿也曾说过:“批评最先由亚里士多德确立的,它的意思是指作出正确判断所使用的标准。”德莱顿使“文学批评这个术语在英语中意义明确并逐渐为较多的人使用。”我国传统的提法多讲“文学评论”,古代也使用过“批评”的概念。如明万历年间刊刻的《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传》等。此处的“批评”含义已与近代接近。文学批评作为学科是以~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文学理论批评对象,而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为主)为对象的评价和研究活动。
首先,文学批评具有独立性。批评是一种建构,一种再创造。任何一位文学批评家都不否认他对创造性的追求。正如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所说:“所能给予一位大批评家的最高荣誉是使批评在他手中真正成为一种创造。”批评家依据一定的批评观念、方法,首先对批评的对象进行选择,然后着力于发掘、揭示所批评作品的内在价值,这是一个建立在对作家与作品充分理解基础上的重新建构、新的综合过程,即对作品从“理解”进入“发现”,发现作家未意识到的作品的价值水平以及作品的潜在意义,并以独特的审美理想进行再创造,这时,批评家在批评中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使自己的批评也成为一种凝聚着审美个性的“创作”。有了这种创造意识,批评家就不仅是作家的知音而且是与作家并列于文学王国中的另一种意义的作家。另外,文学批评必须在联系于哲学、政治、道德、历史、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摆脱成为它们附庸的重负;必须在联系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同时也改变成为它们附庸的地位,而应该使批评回到批评自身的本置中来,使批评真正成为批评.,成为“文学”的批评。
其次,文学批评具有科学性。文学批评不是对主体情感体验的简单记录,而是一种转换,“批评其实是从感觉的范围转到思想的范围。”体验的心理学含义是“从内部”加以知觉,使主体的艺术知觉变为对现实生活的情感认识。而批评则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看待对象,在内部体验与外部观照和思考的结合中对对象作出综合判断。判断意味着文学批评应在对文学作品及现象的感受中探寻和揭示这些现象内所蕴涵的普遍规律和真理。在发掘和研究文学现象与规律之关系的工作中,仅凭批评者个人的喜好与情感偏向还远远不够,理性化的思维方式是必要的。与此相关,在表达方式上,文学批评应尽可能明确、坦率,这样才能符合批评家理性思维的轨迹,完成批评所应担负的态度鲜明地表述观点、评判作品的任务。这一点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批评应当是尽可能避免任何半吞半吐,限语但书,细致而暖昧的暗示以及诸如此类只能妨碍问题的率直、明朗的迂曲说法。”
另外,文学批评注重对方法诊的探索。进入20世纪以来,批评对方法论的探索热情与何比重明显增加,批评家自觉的批评意识与某种或数种科亨法或学术思潮相结合,产生了如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等多种形态和流派。这种状况显示了文学批评寻求秩序和建立系统的一种愿望,以使批评变得更加科学化。加拿大文论家诺思洛普·弗莱说过这样一段话:“不论涉及哪一领域,科学的引入都会使秩序代替混乱,在原只是偶然和直观的地方建立起系统来,同时它还保护了这一领域的完整,使它免遭外部侵入。”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文学批评科学化走向的一个说明。建立在新的哲学观念以及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新的批评方法的引入,为拓展批评家的思维领域,丰富和完善批评手段,从而推动整个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批评方法的确立和批评模式的建构完成,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因素更加得到增强。
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从文学批评来看,当其摆脱传统的理论附庸地位,通过具体文本分析而在文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大显身手时,本身已经担当起新的理论先锋角色。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家莫瑞·克里格说:“作为一种知识形态,而不是仅仅作为我们与文学的情感遭遇的详细描述,文学批评必须理论化。”正是这种理论化的批评使得“理论的作用业已深化和广泛”。当今的文学批评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已有了很大的区别,它们所关注的重心不再是一些具体的文本,而是文学批评本身的性质、目的、对象和研究方法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即使面对具体的批评对象,批评家们也主要不是以情感和审美为基础,而是以思辨的方式,在一定理论框架的规约下,运用一套理论范畴对文学作品加以剖析。20世纪文学批评十分注重理论建构,它们大多是通过某种理论预设,在演绎的框架中推导而成。在对已存批评的反思中,批评家也总是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人手,以否定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同时试图在理论上有所开拓,有所建树。而在理论建构中,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又表现出一种泛学科的趋势,即通过与其他学科的联姻,在借鉴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特有的理论框架。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种文学批评不与其他学科发生关系。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正是从现代语言学中获取了灵感,精神分析批评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产物,而文化学批评则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人文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坚实的学科背景,成为各种文学批评流派的理论前提。当今的各种文学批评正是通过对这些学科研究成果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在交叉、边缘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套独具特色的理论主张和观念方法,使文学批评呈现出浓郁的学术氛围。这种联姻不仅加强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和特色,多方面地揭示了文学的本质,同时也扩大了文学批评的关注范围,将文学批评研究的问题扩展到与文学相关的文化和知识的前沿。
批评家的立场。蒋原伦在《文学批评学》一书中曾把批评的进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前自省期、自省期、和创造期。所谓“自省”即批评对本身进行反思。批评心理的成熟往往表现在这个时期。就西方批评界来说,自省期始于18世纪中叶,由德国批评家“狂飙突进运动”的先驱赫尔德等人开启。如果说,早期批评的地位因其依附于创作,批评家的自信是凭借经典作品而来的话,那么,至自省期,情况有了根本的转变。由于批评意识的觉醒,批评家相对于作品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大部分批评家已经从经典批评的樊笼中走出来,觅取新的美学原则、确立新的批评信条并依此来评判创作。这时,批评开始走向繁荣。在前自省期,批评家往往充当批评公理的制作者和代言人(如亚里士多德),因此批评家个性中情感的,独具个人色彩的成分很难得到发挥或宣泄。而批评一旦对创作取独立的地位,批评家在其批评过程中同作家在创作中一样,可得到个性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