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范文第1篇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第2篇

首先，通过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热点，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6、佛教思想史研究

中国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现代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反思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澂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影响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学界关于佛教研究方法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历史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文献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目前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理论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规律之外，它还要面对时代的现实问题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自然·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理学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第3篇

首先，通过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热点，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研究

中国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现代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反思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澂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影响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学界关于佛教研究方法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历史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文献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目前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理论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规律之外，它还要面对时代的现实问题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自然·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理学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第4篇

一、历史中的科学和科学的历史：从学科史到科学通史和科学社会史。

二、社会结构中的科学和科学中的社会结构：科学社会学的贡献。

三、绚丽的画面深层的理解：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特点和价值。

一、历史中的科学和科学的历史

从学科史到科学通史和科学的社会史

马里奥·邦格曾经说：科学史是研究科学诸学科中的长者。［Bunge,1974：244］我们的讨论先从在历史上出现最早的科学史入手。科学史是以各门自然科学的学科历史为起点的，可以说没有各门学科的历史研究就不会有今天的科学史这个大的研究领域。但是作为一个学科，科学史的出现，并且得以立足于学科之林，却是由于科学通史的出现；而科学通史的倡导和确立，是人文学者的功绩。

1)各门自然科学学科的历史是科学史发展的起点，但是没有独立的学科意义

我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学科史的出现，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各门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时候，需要了解自己学科的历史，最早的学科历史出自科学研究第一线的人物，也就是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就是为了看看前人做了哪些工作，什么工作是当前必须进行研究的。他们的历史研究也是为了告诉后来人：这个领域已经有了什么成果，新手应该学习什么，才可登堂入室；应该关注什么，才能有所前进。

先从科学研究来说，科学家为了科学研究需要了解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近期历史，如，十八世纪的著名化学家普利斯特列在1767年写了一本带有插图的《光学和电学的历史和现状：最初的板极实验》，这本书当时很受欢迎，作者在世时就曾再版五次。原因是这本书根据英国《皇家学会会刊》的报导资料，翔实地描述了各国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进展，对于科学家的实验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受到这本书的鼓舞，他又出版了另一本学科史著作《视觉、光和色的发现的历史》。［Peacock，1919：20-21,27］这两本学科历史都是为了使从事研究的人员知道别人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的工作，有些什么工作和问题是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

再说教学，人们打开某一学科教科书的前言或绪论，往往就有简洁而明白的学科历史，那些优秀的教科书更是如此。19世纪的地质学家赖尔在他的名著《地质学原理》一书的开头，就以好几章的篇幅阐述地质学思想的历史。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也有简短的前言叙述生物进化思想的历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当代，物理学家狄拉克曾经有《量子力学的发展》的演讲，以后收入《物理学的方向》一书[狄拉克，1981]。杨振宁教授也有《基本粒子发现简史》一书[杨振宁，1963]，并且在他的多次演讲中都是从历史的观点考察物理学的学术问题。［宁平治等主编，1989：第二部分］优秀的教师在讲述本学科的知识内容的时候，经常要回顾某项知识发展起来的历程。可以说，从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来引导学生，是训练新手的必由之路。

正是因为如此，最先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往往就是科学家，如前面说的普利斯特列等人。对于学科历史最有发言权的人物也就是这些领域中年高德韶的优秀科学家。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所有的科学家都是科学史家。但是，科学史研究毕竟是要求专门的时间和精力的，特别是当各门学科的知识已经有相当程度积累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专业的学科历史著作大约在18世纪出现。从学科学术队伍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撰写学科史的专门著作，例如著名的数学史家莫里茲·康托尔(MoritzCantor,1829-1920)，他是和著名数学大师乔治·康托尔(GeorgCantor,1845-1918)有亲属关系的数学史家。医学史专家苏德霍夫专职行医28年，53岁专任医学史教授。［Sarton，1962：25-26，30-31，38-39］最早出现的学科史就是最先发展起来的那些学科的历史，如天文学史，力学史，数学史等等。1因为在这些领域，知识的成熟最早，积累最多。

应该注意的是，此时的各门学科史，仍然显现为各门学科的一个部份。因为无论从研究目的还是人员的训练背景看，确实只是分属于各个学科的。所以说，最早出现的学科历史并没有独立的学科意义。2)科学通史是科学史学科独立的标志

这个独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科学史家库恩指出，“科学史的研究者把实证知识看作是整体，用科学通史代替专科史。这种看法作为一个纲领可以追溯到培根，特别是孔德”。［库恩，1981：107］培根在他的《TheAdvanceofLearning》[Bacon，1952]中讨论了知识的进步，但是那个时候各门自然科学并未充分发展，他的论述也就不是严格意义下的科学通史。以后，十九世纪的科学家惠威尔写作的三卷本《归纳科学的历史》2可以说是科学通史的起点。这部著作被誉为是“一本无与伦比的，...对于从古代希腊到十九世纪科学的重要概述。”［Butts,1970：292-295］惠威尔是19世纪科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由他来写作综合史著作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真正把科学史放在人类历史中考察的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他的著名的历史发展的三阶段学说，就是从知识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精神的发展，经历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与此相应，人类历史（社会组织和政治统治）发展也是三个阶段，祭司和军人统治（古代），牧师和法官统治（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工业家和科学家统治（现代）。显然，这种分析明白地表现了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但是他毕竟是在历史的框架中讨论知识的发展。正是因为这种思想支配，他极力推崇科学史的研究和学习，并且主张把科学史教育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他明确指出，“为要了解人类思想和人类的历史发展就必须研究不同学科的进化”，又说“仅仅研究一个或多个具体学科是不够的，必须从总体上研究所有学科的历史。”早在1832年，他向当时的法国首相基佐提出“一项请求，要设立一个讲授一般科学通史的教授席位。”［转引自萨顿，1987：27-28］。所以，科学史家萨顿说：“应该把奥古斯特·孔德看作是科学史的创始人，或者至少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对于科学史具有清晰认识的人。”［同上］这一建议的实现是在1892年，也就是孔德死后35年。此后，欧洲的著名大学也开设了相近或者类似的课程，如，著名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在1895年在维也纳大学开设《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课程。

对于科学史学科进一步体制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是，比利时裔美国学者乔治·萨顿。萨顿(1884-1956)出生在比利时的根特。在大学时代，他曾攻读哲学，后来学习科学，在化学和数学方面取得优秀成绩。他深受法国人文和哲学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孔德的影响。早在1912年，萨顿就勇敢地选定了他一生的目标，就是“把科学史建立成为一个能和其他学科相比美的独立学科”。为实现这个目标，同年他创办了科学史专业杂志《ISIS》［E.M.E.,1944：xi-xii］，他主持这份杂志达40年之久。萨顿骄傲地宣称说，《ISIS》是他的两个孪生女儿之一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家园惨遭占领，年青的萨顿离乡背井，仍然矢志不移，继续为他确立的目标竭尽全力。他几经困顿，从故国来到美国，坚持办杂志，而且开展研究，寻找机会。最初是卡内基研究所任命为研究助理，以此身份进入哈佛的温德纳图书馆(当时世界最大的大学图书馆)。数年之后，在1920年成为正式成员；在1940年成为哈佛的正教授。那时的他，已经教授了许多学生，得到了许多国际荣誉，终于建立了迄今仍然存在的哈佛科学史系和科学史的学位教育(1940年授出科学史的第一个博士学位)。科学史确实已经和其他学科一样，屹立于众多的学科之林了!［ThackeryandMerton,1970：107-114］

我认为，萨顿的人文主义思想，支持了他的一生。他毕生致力于科学的人文主义化，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从创刊时的《ISIS》的编委会的人员组成4，就可见到他完全是把科学史的研究作为一项社会和人文的事业来完成的。这份杂志作为科学史学科的优秀杂志，直到现在始终坚持创办时立下的宗旨，突破纯粹内史研究的藩篱。从他有关科学史的论文可见，他是从整个人类的历史角度观察和推崇科学史的。真、善、美是他的历史主题，是他推崇的人类精神的重要内容。科学是人类进步的核心，科学史研究科学的发展史。他要继承孔德的衣钵，建立起以科学史为核心的人道（人文）主义的宗教。显然这是一种唯心史观，我们并不认同；但是，分析他的唯心史观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讨论的是萨顿对于科学史的贡献。他在《新人文主义》一文中强调地说：“新人文主义是双重的文艺复兴，对于人文学者，是科学的复兴；对于科学家，则是人文的复兴。”［Sarton，1956：159］“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和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科学和人类本性的关系。这不是贬低科学；相反地，科学仍然是人类发展的中心及其最高目标；使科学人文主义化，不是使它不重要，而是使它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萨顿，1987：51］萨顿认为，在当代社会，出现了经济问题或是各种社会弊端以及混乱，“没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它们”；但是，“任何一种有效方案都必须有科学的人文主义化。”［Sarton,1956，184］正是在这样一种信念支配之下，他才以最为严谨的精神，从事历史研究；才以常人难以企及的热情，把科学史纳入了教育体系。5

如前所说，萨顿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他不仅得到许多国外学术机构的荣誉和称号，而且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史的活动。1928年，在他参与之下，国际科学史研究院成立，是领导人之一。1934年，在葡萄牙举行的国际科学史学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他是大会的主席。在1938年，他被授予科学史学会的荣誉主席。由于他对于科学史学科的巨大贡献，国际科学史学会设立了萨顿奖章，是科学史学科的最高奖励。［E.M.C.，1944：xiii-xiv；刘珺珺，1984］

总之，科学通史的出现意义非同一般，它的出现是人文和科学融合交叉的产物。孔德的倡导只是一个开端，萨顿的一生才是最为生动具体的代表。3)科学史成为人文学科(历史学)的一员；科学史发展成为一个学科群

自从科学通史出现以后，科学史就成为历史学的一个领域，是历史学的一个特殊领域。没有人类发展的观念，没有历史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就无从研究科学的历史。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只有在历史学工作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哲学社会学的分析说明。从事科学史工作的人员，一方面要受到科学技术的训练，另一方面，也要受到严格的人文和历史科学训练。萨顿的经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再以备受萨顿推崇的保罗·汤内里来说，他受到的人文训练也非同一般。按照萨顿的介绍，他虽然身为法国国家烟草公司的高级白领和高级工程师，从事实际的技术和管理工作凡40年，但是他把全部的业余时间献给了科学史研究，“最为热中的领域是希腊的、拜占廷的和17世纪的科学，尤其是数学领域”。他的兴趣和成就说明，他不仅精通数学，也精通古代文字，有很高的人文素养。［Sarton，1962：27］

科学通史的出现以后，各个学科史就发生了变化，它们一方面分属于各该学科，另一方面也就成为科学史这个大的领域的一个部分，并且随着整个科学史学科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化。科学史现在成为一个大的综合领域了：科学通史或者综合史，以及各个学科史，断代史，国别史，人物研究等等，无一不是历史中的科学。这样形成的科学史学科就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有多少个科学和技术的学科，就有多少科学技术的历史。所以和各个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相比较，科学史的国际会议就成为一个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常常多达数百人之多，可以讨论最为高深的天体物理的历史，也可以讨论诸如种牛痘和做豆腐的历史这样貎似通俗的话题。

4)社会历史中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历史：历史学的变革和社会学家的贡献

前面已经指出，在孔德和萨顿看来，对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方面的研究是科学史研究的内在目的，他们在倡导科学史的一开始，就是把科学史的研究和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但是，在科学史的长期发展中，以内史的研究占据着科学史文献的主流和优势，也就是说“孔德和萨顿的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并没有真正形成西方科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潮流。”［刘珺珺，1985］但是孔德和萨顿撒下的种子，以后由于默顿的工作而开花结果。

科学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社会学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早在1933年，在英国召开的国际科学史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苏联科学史家就以《牛顿力学的经济基础》一文，打破传统科学史的研究的框架，首次宣布了研究科学史的马克思主义范式。接着，英国一流科学家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从唯物史观的立场描述了科学的发展。贝尔纳的另一重要的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作为姐妹篇，也在30年代末期问世。

在30年代后半期，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默顿，在导师索罗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索罗金的《文化动力学》，把科学作为大的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考察，要求默顿为他搜集大量数据。于是他在萨顿的指引下，在温德纳图书馆，开始了从社会学角度考察科学的工作。默顿也就是在这项研究中，开拓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广泛接触了有关科学的历史资料(传记、手册等等)，确定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的选题；终于以《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以下简称《十七世纪》)获得了社会学的博士学位。这是一篇国别的、断代的科学社会史，1938年发表在《Isis》的专刊《Osiris》。

事隔30多年，1970年《十七世纪》出版了单行本。这说明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因为60年代以来，科学社会史研究成为科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潮流，在某种程度上压倒了传统的内史研究。有人说，这是“最新的运动”［库恩，1981：159，111］；有人说，科学社会史使得“科学史失掉了科学”。［Broad,1980］这种情况的出现有深刻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人类历史和社会本身重大变化所导致的历史学的重要变革。20世纪中期以来，历史学描绘的再也不是帝王将相和少数贵族绅士等上层精英人士的活动，而是过去从未进入史册的布衣、市井、妇女等芸芸众生的多重生活画面；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不再只是编年史、政治军事史和帝王将相史。社会科学的影响，包括社会学的、人类学的以至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的引入，计量手段的采用，都促使历史学面目改变。“历史学的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历史学的工作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巴勒克拉夫，1981：13］在历史学领域进行工作的不再只是传统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人口学家以至心理学家都进入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的主要新潮流是社会史。这样的史学革命必然影响到它的各个领域，科学史也不例外。

科学史的变化是母体学科历史学变化的后果。不仅如此，科学史的变革直接以科学本身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面临的社会环境的为背景。20世纪是科学的时代，是科学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变革引起了社会生活面貌的重大变化，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日益强大。这就引起全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的普遍关注。科学技术专家、经济学家、政治家、社会学等社会各界人士从各自的角度关怀和讨论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关系。这是科学和社会关系方面。另外，科学本身也有重大变化：从过去的小科学变成了大科学，成为从业人员众多，耗费资金巨大，成果累累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之下的科学史研究，就必然会要突破单纯内史，单纯编年记载的传统，走向社会。

科学史的变化还要以本学科内部的学术准备为前提，要由本学科的优秀代表人物来实现。《十七世纪》一书就是这种准备。它是关于某个时期某个地区的科学和社会的关系的讨论，这正是断代的和国别的科学的社会史。《十七世纪》也就被誉为科学社会史的开山之作，被称为科学史研究中的“默顿命题”。［库恩，1981：113-116］它在沉寂几十年后，以单行本为标志，走向前台，引领风骚。这就是科学社会史的开山之作。时至今日，科学史的英语文献之中，科学社会史的新著使人目不暇接，不过这里没有篇幅说明了。二、社会结构中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结构

科学社会学的贡献

《十七世纪》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历史上的科学，最为重要的就是把科学放在社会结构中进行说明。这种观察角度并非默顿原创而是由来已久。但是默顿的工作却把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推向了历史舞台。

1)经典作家的论述

培根不只是最早研究科学史的元勋，也是在社会结构中研究科学的始作俑者。他的名著《新大西岛》[Bacon，1942，1952]勾画了理想社会的社会结构，又着意描绘了这个理想社会中的科学和科学家人群及其地位。培根生活在近代科学发展之初，他对于社会结构的描述和他对于科学的理解有关，是建立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上的。

其次就要说到孔德的老师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了。在他的理想社会中，实业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支柱，科学家取代宗教神职人员成为社会的精神支柱。他是在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中考察和推崇科学家的。我们如果翻阅他的文集，那些论文，如《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体系》［圣西门，1985：1-27，250-309,］等，都是说明社会结构中的科学。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揭示资本主义奥秘的巨著，在有关机器和大工业的论述中，生动地说明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其中有一个片段讲述了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出现了许多“小屋工厂”；这些小屋工厂仍然分属于小业主。拥有蒸汽机的业主，他的蒸汽机所提供的动力可以连接供应几个纺纱机或者织布机小屋。“小屋工厂和真正的工厂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2年以上。结果是300家小屋工厂完全破产。”［马克思，1975：504］马克思通过小屋工厂的事实告诉我们：科学技术(蒸汽机)的作用怎样在经济（资本）的运行中实现；而技术(蒸汽机)又怎样导致新的社会结构(工厂制度)的形成。

许多社会学大师都曾经在社会的框架中讨论科学。1919年韦伯在柏林大学的演说《作为职业的科学》，从青年学生面临的就业境遇讨论社会结构中的科学，说明在德国大学中工作的青年学者和在美国的大学中的处境是多么地不同。这种区别首先在于高校的体制差异很大，他甚至把德国大学中的研究所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把科研助手称之为“与生产手段分离”白领工人。在德国，青年人取得博士学位以后，不能获得正式学术职务，只能以编外讲师的身份任教，没有固定工资，要直接向听众(选修课程的学生)收取费用。教学负担较少，有时间进行科学研究；要成为教授，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资格考试，而且最终受到教授岗位数目的限制。美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就业之初就有稳定工资；教学负担重，科学研究的时间少；向教授晋升的途径也是大相径庭。［Weber,1977：109-132；参见刘珺珺，1990：46，152］

社会学家索罗金的巨著《社会和文化动力学》也是在社会结构中考察科学的例证。当然这本书强调文化精神因素在历史中的基础作用，说明作者的社会观和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强调社会文化的整体观念，认为种种社会建制，诸如法律、艺术、哲学、科学和宗教等，在一定时期是会呈现某种统一状态的。他没有把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直接对立起来。用现在的语言说，他是把科学当作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来看待的，并以详细的统计数字明他的这种观念。由此，默顿协助索罗金的资料搜集工作才可能直接为他的《十七世纪》做好准备。［科瑟，1991：515-516；参见刘珺珺，1990］

2)默顿的贡献：以经验研究结果说明社会结构中的科学

在社会结构中说明科学不是默顿的首创；但是他找到了可以进行测量的途径，使用了数量的手段，把纯粹理论的命题，变成可以用数据说明的东西。他的贡献在于采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方法，实际说明社会结构中的科学。这是他体现社会学经验研究特点的地方，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

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首先要在时间和地点上确定经验研究的范围。他选择了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十七世纪》一书，说明在十七世纪的英格兰社会中，科学成为社会上层精英人士的兴趣爱好；科学家精神气质和新教伦理的关系；说明了科学技术和经济军事的关系。6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社会结构中的科学。具体说来，他采用了集体传记研究和内容分析的方法，把两者结合起来。对于在《国民传记辞典》7中的科学家传记进行内容分析。在对传记进行内容分析的时候，关键是要确定分析单元，以此为基础才能进行统计。默顿找到了可以计量的“初始兴趣的转移”(在职业和学科之间的)，就是这种分析单元。除了传记辞典，他还利用了《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和达姆斯塔特的《科学技术史手册》，使用这些工具书中的数字，研究各个学科的科学出产率，以便和传记辞典中的统计数字互相对应。这样就有了他在《十七世纪》一书第二、三两章中的大量图表和说明，进而引出第四章的分析和结论。［详见默顿，2000：32-90；参见刘珺珺，1990：第四章。］默顿关于科学技术和采矿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军事技术的讨论，也是利用许多文献资料，其中特别是《皇家学会史》的进行说明。最后的《附录》中并有原始文献的摘编。这样他在第十和十一章中的结论就是言之有据的了。他的博士论文就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性著作。8

3)默顿学派：科学的内部结构研究

默顿所开辟新的学科，在其后的几十年间，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青年人的加盟，就形成了一个学派。默顿学派发展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容纳其他学科的创造，吸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以至情报学家的贡献，变成自己的研究的概念工具或者统计工具。这里最为著名的就是两位科学史领域的大师级人物的影响，一是普赖斯，另一就是库恩。他们的名著《小科学，大科学》和《科学革命的历史结构》是具有跨学科和世界影响的传世之作。其中的概念的创造，如“小科学，大科学”、“无形学院”、“科学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或者使用，对于科学社会学具有重大意义，这些概念相继成为后来人进行经验研究的指导理论，形成科学社会学的独特范畴。

既然是进行经验研究，数量研究工具的发展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普赖斯在《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首创对于科学发展的数量研究方法，从科学家人数、科学期刊和论文数目以及耗资状况，得出当代科学是“大科学”的结论；情报学家加菲尔德的《SCI》(科学引文索引)9的发明创造对于科学社会学的数量研究来说，更是锦上添花。这个情报学的杂志《SCI》一经出现，立即成为社会学家数量研究的有力工具。不但可以评价每个科学家的成就和学术地位，从引文的时间可以考察学术论文的水平和各个学科的特点，从引文表现出的关系可以考察科学家之间的学术联系，从而了解某个学科形成和发展情况，可以考察科学家之间的无形学院或者科学共同体的形成，等等。情报学家加菲尔德有一段精辟话语可以说明这个工具的意义，他说他，普赖斯是从历史学‘转向’图书目录学，默顿是从社会学‘转向’图书目录之山而找到金子，他自己则“是从图书目录学家转向历史编纂学家和社会计量学家。”［Garfield，1977：158；参见刘珺珺，1990：87］

运用上述这些概念武器，使用新颖有力的数量工具，一大批学者对于各个学科的师承关系，人际联系和其他活动进行经验研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和新人；其中突出的有朱可曼的《科学界的精英》，克兰的《无形学院》等，均已列入科学社会学领域的基本文献。凡此种种，充分说明科学社会学已经进入它的成熟阶段。这个阶段学科讨论的内容是科学的内部结构。

说到科学的内部结构和和分层现象。普赖斯的《小科学，大科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研究不同文学家状况，发现了科学中的结晶现象：这就是说在一个大的科学领域中，从科学论文的发表率来看总会有高产者(影响学科方向的少数人)出现，这种结晶现象是以母液(众多的低产者)的存在为前提的。高产者的存在是无形学院出现和活动的基础。［Price,1963：49，57，75；参见刘珺珺，1990：229-230］高产者雄踞科学家分层之颠，获得最多的荣誉和权威，即最大的社会承认。提示社会承认是科学界根本性的社会资源，是默顿学派的功绩。这种社会承认获得的多少，是在论文生产和发表率的基础上起作用的，种种荣誉和物质奖励只是具体的体现。默顿以经验研究的事实说明这种荣誉、人力和资金等的资源分配，存在着优势积累效应，就是“马太效应”。这是默顿及其学派的重要发现。社会承认中“马太效应”的作用，是这种分层现象和权威最后形成的根据。所以说，科学内部的分层和权威结构的研究成果是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家共同研究的成果。至于这个学派的众多其他研究涉及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等。这些基础性质的研究，都可以为政策和应用研究做出贡献。

说到政策和应用研究，这是涉及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纲领的问题。早在70年年默顿就说过，“科学社会学起源于认识的、社会的、历史的学术兴趣的汇合。它最初和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结合在一起，后来就和科学政策、科学心理学、科学经济学等连接起来了。”［Merton,1977：ix.］现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成为热门，人们或许不知道科学社会学和ScienceStudies，但是更多的人知道STS。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日益巨大，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成为普遍关注的中心；又因为STS的研究纲领直接面对现实和政策问题，而科学社会学或者ScienceStudies具有学科的或者说学术的取向。研究科学社会学或者ScienceStudies和STS的关系，需要专门篇幅。此处可以指出，无论如何，《十七世纪》是首次使用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这一鲜明提法的著作，并且实际讨论了这个问题，优先权应该属于默顿。4)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于默顿学派的批评：科学知识社会建构论的出现

库恩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于为科学社会学提供了诸如“范式”10和“科学共同体”11这样的概念，并且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出现准备了思想基础。从历史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继承了旧有的知识社会学的传统，这种传统认为知识是社会的产物。一定的思想观念和知识都是和一定人群的社会活动直接相关的。许多著名社会学家都对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这种传统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一个特点，都不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同起来，大都认为研究自然和研究社会是不同的。由于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的，这些社会学家对于自然科学特别是它的知识内容，并不进行社会学的分析。现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却是要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列，进行社会学的说明，特别是要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内容的形成进行社会建构的说明。而他们所依据的理论就是库恩的学说，就是因为库恩把科学的发展归结为范式的变革；而一定的范式又是和一定的人群，即科学共同体，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是不连续的。从这种基本观点出发，他们批评默顿学派是过时的，是没有涉及科学知识本质的，只是科学家和科学职业的社会学，因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的作品，形成了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文献，目前是这个领域的主流作品。

这个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如前所说，就是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都是受到社会影响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是一定人群在一定地点的活动所产生的，是社会建构的。在方法上，他们区别于传统的知识社会学，采用经验方法证明他们的理论观念，因此注重对于产生自然科学知识环境条件和过程的实地研究(含历史文献研究)。这个学派进行的工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宏观的理论讨论，着重从一般的社会条件分析科学产生的社会依据。另一类是着重对于知识产生的具体过程和环境做出发生学的研究，他们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深入实验室或者其他工作现场，写出详实的描述和说明。这个学派的历史学家则是深入研究某一时期文献资料，描述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过程，用以说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结论。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由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完成的一批实验室研究。以法国的哲学家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Latour,1979&1986]12为代表，可以见到这个学派的工作特色：在一个科学技术的活动场地(site)，实地研究一个时期(如，一年)进行观察，详细描述科学家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注意他们内部人员的活动，他们和其他实验室的关联，分析他们的对话和他们的论文。最后完成类似于民族志13形式的专著。

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是要用经验研究证明他们的理论观点，所以不论他们使用什么方法，都是要涉及知识内容和知识的产生过程，这样也就是进入了认识过程的认识讨论。以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为例。他在实地考察一年又十个月，积累了大量资料：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但是他运用这些资料得出的结论是认识论的：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这是因为作者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看法，他在参与观察中的任务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的描述资料和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结论，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至于谢廷娜的《知识的制造》[Knorr-Sentinna,1989]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民族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全书几乎都是晦涩的哲学认识论结论，诸如，“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等等。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注释和例证；人类学所关注的人群的生存方式和活动特点以及关于社会关系、行为规范等等，也就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他们想要得出的科学知识内容是社会建构的结论又怎么样？我认为，在他们的实验室研究成果中，科学知识的内容和他们描述的社会活动的具体联系，并没有得到具体的阐明(如，拉都尔的可信用性循环究竟和实验室的产品-生长激素知识内容有什么关系)。他们想要的结论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经验支持。14

不可否认，一个时期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它赖以出现的种种哲学和社会思潮在一起，对于研究科学的几个学科，特别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里，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仅引用本·戴维的一段重要话语来认识这种现象，他说：“人们很难希望在一般认识论理论和像社会学那样的经验学科中找到必然联系”，“这种想要把社会学研究和哲学理论联系起来的企图常常是有害的。因为它把许多研究归结为纯粹去证明哲学(哲学并不要求这种证明)，并且妨碍了通向经验研究的问题的形成道路。”［Ben-David,1981：55］

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传统的民族志是进行文化描述的，他们却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民族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民族志方法相一致。”［Latour,1986：278.］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科学社会学“人类学转向”的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刘珺珺，1998和1999］

尽管如此，无论如何，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毕竟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研究科学，在实验室研究中进行实地参与观察，完成民族志形式的报告，形成科学技术人类学发展中的一批值得重视的成果。这些成果，和人类学家的工作以及科学社会学家的实地考察成果一道构筑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三、绚丽的画面深层的理解

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特点和价值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说明了社会学家研究科学做出了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难以企及的贡献。在ScienceStudies的舞台上登场亮相的现在轮到了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一起把科学技术人类学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是90年代的事情。说到人类学和人类学家，我们同样不得不从经典开始。

1)人类学经典的启示：绚丽的画面和深层的理解

关于人类学的基本说明。人类学是社会学的姐妹学科。两个学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理论方法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和相互影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一个大的类别就是质的研究也就是定性研究，是和人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要使用FieldWork这种研究方法。在人类学中，通常译为田野调查或者田野工作，是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的组成部分，是这个学科的发展基础，也是青年学者的基本训练，“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成为一种通向专业文化人类学的通道”。15在社会学中译为实地调查，过去和现在都有运用这种方法取得的成果。如果说，一个时期以来，在社会学研究中，通过问卷调查取得数据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以数量形式表达研究的成果，占据社会学研究的主流，那么现在似乎有关某种程度的复归。在经济学中，在数量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的美国，现在出现了行为经济学。这种趋势不能不说是社会科学中的人类学转向一种表现。

人类学的传世之作是缤纷绚丽的社会画面，是有声有色的生活场景。这就是人类学表达的人类文化多样性。人类学的民族志不仅描绘场景而且探索其深层的意义。人类学就其起源来说，是从研究异域初民社会开始的。西方人类学家远离本土，到亚洲、澳洲、非洲等地区，研究不发达的部落人民的生活。在人类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一代一代的人类学家以生动的笔触写下了大量的民族志，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决不雷同的人类生活图景：库拉圈交易，菊花与刀，萨摩亚人的成年，巴厘岛上的斗鸡等等，这些都是著名人类学家写下的不朽名篇中的内容。应该指出的是，人类学家在描述这些生活图景的时候，就说明了有关这些社会人群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婚姻亲属关系、信仰、宗教、礼仪习俗、居住交往，以至人们的社会地位、角色扮演、整个社会的结构等等。

总之，人类学研究的要义在于揭示不同文化存在和文化的多样性，在于揭示不同人群的生存方式。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使得人类学家的工作不同于社会学家，他们以深入的现场观察和生动的描述记载生活，又以透彻的理解剖析所见所闻。

2)研究领域的汇聚：人类学家研究现代生活和科学社会学家运用人类学方法

早在1998-99年间，我已经发表文章说明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是由两个方面人员的工作组成的，是由人类学家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学家研究科学技术（也就是科学社会学家，有信奉不同纲领的两派）这两大方面的工作组成的［刘珺珺，1998，1999］。

首先讨论人类学家这一方面。二战以后人类学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学家研究现代社会，虽然早已存在，但是现在变成主要的活动。人类学发展初期主要是研究异域初民社会，这种情况是和人类学诞生时期的世界格局直接相关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到了本世纪7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交往发达，再也没有许多处于孤立状态的简单社会可供研究了，原来初民部落的奇风异俗，有的也开发成了吸引远方来客的旅游项目。某些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人类学面临的危机。［Lepenies，1981：256］解决危机的出路在于:人类学家回归本土，研究他自己的本土文化。美国人类学家海斯指出，“近年以来，政治的和财政的限制，造成了很大数量人类学家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进行田野调查。这些在自己本土进行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到工厂、医院、技术组织等等地方进行研究的时候，和在异域进行工作一样，也是要学习他们选择的人群的约定俗成的地方文化，学习这些人们日常生活的格调，学习隐蔽在界限之间的和没有表达出来的多种意义”。［Hess，1992b：3-4］也就是说，从研究异域初民社会，转变成研究本土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中是无所不在的，研究现代社会就不能不遭遇科学技术。因此，人类学家研究科学技术，研究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人群，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海斯说：“有一系列的原因，其中包括如经费拮据和入境困难等实际问题，造成了人类学的新的关注焦点-科学技术。”［Hess，1992a：x］所以，运用人类学方法考察科学技术的诸多方面，就是人类学的当代主题之一。应该说，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主力军是人类学家。

其次，这是由于科学社会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和人类学家研究当代社会研究科学技术形成了研究领域的汇聚。

如前所述，科学社会学家一也就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的学者，分为传统科学社会学和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两个流派。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流派在运用人类学方法方面是非常突出的，他们所使用的经验研究方法主要就是人类学方法。可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是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并且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派。但是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家中，也曾有人使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早在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就已经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到加州大学劳伦斯实验室进行研究，对于该实验室的历史发展做出说明。在60年代和70年代，还有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对于费米实验室和印度的科研机构进行的研究。［Anderson,1981：218］后者专门撰文论述田野调查对于研究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他们的说明和解释框架仍然是科学社会学的传统范式，所以影响不大。在科学社会学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范式，提出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并且运用了田野调查方法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但是，由于他们的研究的特殊目的，他们的著作被称为民族志的特殊版本。只是在推动科学社会学研究向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起到明显的作用。3)从已知成果和自己的研究说明：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人类学家一旦对于科学技术进行研究，他们所展现的特色就是十分鲜明的，充分表现出对于人文背景的注视，表现出对于人的关怀；他们所打开的眼界也就更加开阔，决不限于传统科学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内容，更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所突出强调的自然科学知识内容的社会建构。他们关注的是更为宽泛的文化现象。现在从不同作者的作品中展现的关注焦点和特点来说明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首先，某些论文和专著给予的启示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那么和科学技术相关的文化现象是什么呢？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和法庭中的科学家，［Anderson,1981：218,216］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多元的场址(site)。”“有助于把民族志置于和更为广阔的多元的科学技术文化的对话之中。”［Hess,1992b：17］对于这种说明，最好的理解是从已有作品考察。我本人基于对某些论文和专著的体会认为，具体说来，一是人群研究，研究和某一科学技术事项相关(采用或者使用)的人群状况。二是机构研究，某个科研机构或者和科学技术有关的机构的状况，以及在这些机构中从事科技活动(或者与科技有关的活动)的人员状态。

人群研究。从三篇论文可见一斑。第一篇讨论妊娠流失的文章[Layne,1992]。说的是新技术的应用对于曾经怀孕的妇女及其配偶也就是胎儿的双亲的影响：他们看到过技术手段显示出来的图像，形成了对于胎儿的想象，因流产而丧失了孩子以后，经常怀念和诉说那个想象中孩子，似乎真的有过这么一个天使般的孩子，其中有的人甚至产生宗教幻想。作者的结论是新技术改变了人的生死观和宗教信念。第二篇讨论妇女生育观的文章[Davis-Floyd,1992]。文章说明，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中持有不同生育观念的人选择了不同的生育方法：认为生育是自然过程不要技术参与的，在家分娩，只需产婆或助产士的协助；认为生育是机械过程的，在医院分娩，要求技术和医生参与、借助于各种技术设备和手段以及医生的医学知识。第三篇文章讨论计算机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Forsythe,1992]。作者研究了临床医生并不使用专为他们设计的专家系统的现象，发现：专家系统之所以束之高阁不是因为临床医生患有计算机恐惧症，而是因为软件设计人员强调设计是硬科学，没有考虑在医疗过程中的社会文化软环境的原故。

机构研究。有的文章研究了欧洲空间组织中的科学家，描写了他们的日常活动(飞来飞去，访问，磋商，粘贴，剪刀和胶水)，结论是在这类跨国的科研管理机构中的科学家，不再像科学家那样行事，变成了并不代表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员[Zabusky,1992]。再有就是关于海洋生物养殖技术(开发扇贝的人工养殖)的机构的文章[Collon&Law,1989]。作者认为，从这个机构的活动来看，R&D为一方，经济市场和外部因素(供应和需求,生产和消费)为另一方，是紧密联系着的。文章超出了单纯科技的范围，涉及了市场和经济组织，涉及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是讨论社会经济网络的建构。最值得提到的是特拉维克[Traweek,1988]对于高能物理研究机构的专著《BeamtimesandLifetimes》。作者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为此她担任了该实验室公关部门的导游)，以民族志的形式完成了被誉为第一本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专门著作。在她的书中，有对于的实验设备和分布的详尽描述，有关于机构设置和和管理运作的记载，有对于人员分工、关系和活动以及新手培养的观察结论，等等，最后还讨论这些物理学家的宇宙观和他们实验活动的关系。总之，对于这个机构和它的人群进行了“深描”。16

以上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对于高能物理实验室和欧洲空间组织的研究是田野调查的成果，是传统人类学的经典方法。有的研究人员采用文献法，有的学者使用话语分析，等等。正是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Hess,1992b：16］

其次，美国人类学家的硅谷研究

这是对于一个与高技术直接联系的特殊社区的总体研究。1991年圣何塞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查里·达拉（CharlesDarra）和同事英格利奇·利克（EnglishLeuk）首先发起了一项关于硅谷文化的项目研究，简称SVCP。次年另一位人类学家詹姆斯·费里曼参加了进来。他们试图将硅谷作为高技术社区的实验室和文化地域（culturearea）来研究，把硅谷生活不同侧面的民族志研究项目联结起来，形成总体指导性的理论框架。这项研究的内容：首先是作为高技术园区本身的研究。人类学家称硅谷为技术精英的“麦加圣地”，是“国内和国际的技术、人力、思想和资本流动的汇聚地”；硅谷还被称为“智力王国”（astateofmind）。高技能的科技人员、高文化的熟练工人和高素质的领导才能构成了硅谷的智力群体。其次研究技术对社区的影响。硅谷的独特在于它不仅集中了高技术企业，而且还有风险资本的活动，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地，等等，就是说包括了一系列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各种各样的公司，特别是小公司。硅谷的产业“现在已经扩展到了金融、治疗、餐饮、健身、商店、法律服务等行，硅谷实际上是一个公司城镇(companytown)。它展现了“文化的多样性”，预示着“后工业未来的全球符号”。最后是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研究。特别研究了家庭，硅谷实现了工作-家庭之间关系的转移，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了。信息技术对家庭的作用还表现在对家庭各项活动的管理上。工作关系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同时改变了家庭自身存在的方式。不仅使用各种技术手段用来协调复杂的家务安排，同时使用信息手段使亲人互动增加，使父母的角色和性别角色都受到了挑战。此项研究的特点是：规模大，但是并非传统意义下的“大科学”研究。在3位人类学家的指导下，由许多课题，组成一个生态系统。各个课题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存单位，不是由统一的指挥做出硬性安排，不是线性的结构化框架，而是建构中的柔性的生态系统。时间长，进行为期10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人员多，几百名学生陆续被派往社区的不同场所，进行了大范围的简短访谈和重要事件的收集工作，记录生活在那里成千上万的人的习惯和观点。资助多元。大学的，国家基金的，私人基金的，协会的，不一而足。方法多元。传统人类学的民族志的调查以外，还运用人口统计、组织实践的分析等等方法。17这是值得继续关注的重要研究。

第三，贵州少数民族科技人类学研究

我们在1998年得到贵州省的资助，开展《贵州少数民族科技人类学研究》。经过当年的选点考察，进行了黔南侗族民居研究，普定岩溶实验基地和岩溶办公室(管理机构)的研究，三都水族自治县生态研究。民居研究主要是考察了侗族民居包括生产生活用房和公共建筑对于杉木的依赖，考察民居的建筑工匠班底和技艺传授的师承关系以及侗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普定研究主要讨论县级科研机构的生存方式，发展地方性知识，为当地人民生活生产服务；涉及基础工作和高技术项目的关系以及高技术和地方发展的关系。18水族生态研究主要考察了三都人民的生存方式和该地区自然生态之间的联系。我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调查，辅以档案文献，以民族志的形式完成每项研究。

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极为丰富，选题颇为分散；研究方法和当今人类学的研究一样，具有多元选择的可能性。这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是一方研究和创造的广阔天地。虽然科学技术人类学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的人类学属性，从已有的文献成果来看，可以见到人文特点，它的使命在于科学和人文的结合。实现这一点，并非高深莫测。深入社会深入生活，就会做到。因为在实际生活中科学技术本来就是和人的活动人的生存紧密不可分离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多多少少有些只见数字不见生动的活人和多彩的环境。研究人员的视角一经调整，缤纷的画面就会层出不穷，研究的问题也将俯拾皆是。人类学更多地要求研究人员的悟性和直觉感受，否则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一方面的能力的提高有两个途径，－是多读经典的人类学文献，民族志的范本。二是向实际生活讨教，深入田野调查，观察感受探索思考。

4)在现代化和全球化中研究多样性：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特点和价值

现代化和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要卷入这个潮流。现代化和和全球化的大趋势中，现代科学和高新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推广居于重要的核心地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日益认识到，在这个大潮流之中，保留文化的多样性又是一个严重的任务。现代高科技企业提出“科技以人为本”的口号，当代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经营方略”，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更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对于研究社会研究人类生活的各门社会科学来说，也就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人类学以研究文化的多样性为自己的根本使命。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上，不但描述了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中如何生存和发展，描绘了诸多文化的丰富性和独具的创造性。现在，人类学又进入了现代生活，科学技术人类学成为描述和记载现代生活的重要领域。应该指出的是，在人类学的历史上对于不同人群的科学技术是已有成果记载的，因为即使是最为原始的人群也不能脱离原始的科学技术活动。考古人类学及民族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no-mathematic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hiatr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等等，都属于这类研究。因此，有的学者指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Hess,1992，p.x.］当然，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但是这些研究毕竟展示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环境下的人群的具体成果和贡献，记录了人类在和自然斗争中的状况，提示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考察现代社会中的科学技术活动是理解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的重要领域，研究不同的人群在现代科技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怎样体现自己文化的特异性，现代科技又在何等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固有文化。这正是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历史使命和价值。

具体说来，在我国进行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有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对于传统科技的研究，这是指对于目前还在我国人民生活中存活着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民间技术，其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科技可能是丰富的宝藏。另一方面，就是对于从事现代科技活动的人群和科技机构的研究。这方面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实验室，科研院所，科研管理和科技的行政管理机构，高科技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以及其他有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活动的地方。《贵州少数民族科技人类学研究》极大丰富了我们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于人类学的理解。在考察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民族传统工艺技能由于它在本土具有强大的衍生能力，得到保持和发展，在当地生产生活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知识已经广为普及和应用，对于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影响；这两个方面又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产生了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传统工艺技术和民族医药，并且已经形成了企业化的生产。又看到：一方面，现代科技人员以各种身份广泛分布于少数民族社区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民间能工巧匠积极活跃在基层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两部分人员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形成各个地区的科技活动的主体和有影响的群体。实际考察说明，科技人类学的研究要考察现代和传统两个方面的内容，大大推动了我们对于现代化的认识。我们对于现代科技活动的研究正在开始，相信一定能够和少数民族的研究相辅相成，对于理解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事业有着更深的理解，对于怎样在现代化事业中保存我们民族特有的东西，对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争取固有文化的生存空间，有着更好的解决办法。

总之，虽然科学技术人类学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门类。但是，它对于实际生活的启示，对于我们知识界和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国人类学的研究不算发达，人类学的队伍不是很大；但是，在我国，对于科学技术进行研究的社会人文学科的队伍却蔚为大观，他们将要在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刘珺珺，1998］要知道，在西方也是一样，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1988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Hess,1992：x］尽管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毕竟是ScienceStudies中具有生命力和广阔前景的新学科，它在世界的新环境下应运而生，必将在新的潮流中发展壮大。参考和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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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代读者可以参阅惠威尔的选集。[Whewell，1984]。

3萨顿变卖祖产支持《Isis》，到美国以后又以他的妻子的收入贴补杂志。他在自己的论文集TheHistoryofscienceandtheNewHumanism的扉页上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最亲爱的朋友、奇异的孪生女儿May和Isis的母亲E.M.E.”(E.M.E.是他的妻子名字全称EleanorMabelElwes的缩写,他的独生女May也是诞生在1912年)。

4在《Isis》创刊编委会名单中有著名科学家彭加勒、阿累尼乌斯、奥斯特瓦尔德，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等人。[Merton,1977：63]

5关于科学史纳入教育体系的情况，可以参阅《Isis》杂志每4年出版一次的《AGuidetotheHistoryofScience》。

6默顿本人对于此书内容的概括，有两种说法，一种见之于1970再版序言［默顿，1999：7］，另一种见之于1999年为中文版所写的前言［默顿，2000：3-4］。我所作说明和上述两种说法并不矛盾，我的说法是为了论说的需要。

7实际上，是英格兰上层精英人物的传记辞典。参见［刘珺珺，1990：98-106］。

8年青学者的博士论文，成为一个学科的奠基之作的，并不多见。就本人所知，除了默顿，还有研究生命起源、在实验室中模拟进行大分子合成的青年博士。

9SCI以及SSCI等等情报刊物，现在已经是我国学术界、高等教育界所熟知的评价工具。

10范式(paradigm)一词，由于库恩的运用，已经成为研究科学的几个学科的基本概念之一。［Kuhn,1972：capterV；库恩，1981：12章］。

11科学共同体(scientistcommunity)一词，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英国科学家波朗依(Polanyi)。参见[Polanyi，1980，1951]

12此书有1979年的第一版和1986年的修订版，见最后的文献目录。

13民族志ethnography，另一译法为“人种志”，是一种统一完整的方法和表述形式。详见注13。

14这里论述的内容可以参见［刘珺珺：1990，第十章；1998，第二部分］。

15"Ethnography",EncyclopediaBritannica,vol.4,EncyclopediaBritannicaInc.,1993：583-584。亦可参阅其他百科全书(如：AcademicAmericanEncyclopedia,EncyclopediaAmericana等)的相关条目。

16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Geertz）的使用术语，指人类学家不仅记述所见所闻还要理解见闻背后的深层意义。［格尔茨，1999a：3-36;1999b：471-521］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第5篇

一、理工类院校发展人文社会学科的必要性

高教领域内的专家和学者认为我国理工类院校发展人文社会学科的必要性主要体现:适应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诱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学者一致认为人文学科的确立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需要。美国大学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形成了通识教育的理念，这特别集中地体现在哈佛大学在科南特校长领导下于1945年发表的著名报告—《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俗称“哈佛红皮书”)，这个报告是在二战最激烈的战争年代(1943年1月到1945年6月历时两年半)，科南特召集一批一流学者完成的，被公认对二战以后的美国大学具有广泛的影响。该报告认为通识教育比原子弹更重要，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和未来。因为原子弹归根结底是要人来控制的，而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则是由教育目的和方向来决定;人是否能成为负责任的道德主体，也不是专业化的博士生教育所决定，而是由基本的人文历史教育所塑造。而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过于功利，对人文社科教育的认识深度不够。中国的大学二十世纪开始就切断了自己的文明传统，成为没有文化之根的大学。今后二三十年，或许是中国文明复兴的最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大学发展的最关键时期。中国的大学应作为伟大中国文明的担纲者，惟其如此才会成为伟大的大学。「‘’顺应世界高教发展趋势的现实需要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逐渐结束分野抗争的局面，转趋融合统一、协调并进。许多专家提出科学教育人文化的观点，把加强人文社会学科教育作为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之一，把人文社会学科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维系自己价值观念的重要手段。

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理工类大学培养的人才不仅懂科学技术，而且能够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同效应，具有较高人文素养，是一种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理工类大学发展繁荣人文社会学科，有利于扩展理工科大学生的视野，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综合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塑造人文精神。「6〕提高高校综合实力，创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战略需要纵观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其学科设置都无一例外地具备理工结合、文理渗透、学科齐全的显著特点。学科门类齐全为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和新学科的产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为通才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为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要创建并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注重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协调并进。「8〕处理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关系的理性选择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内在的相通性，决定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具有实现整合的内在机制。科学与人文两者之间的相互结合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它们自身发展的需要—相互促进、推动，才能求得各自的新拓展。历史上两大科学体系曾长期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转趋融合统一、协调并进。这一历史轨迹，一方面从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印证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都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人们在历经了历史性的反思之后，已经理性地意识到了只有坚持二者并重，高等教育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正确地服务社会，服务人类。

二、理工类院校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取得的成绩

教育部启动、实施了“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93个“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作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程”规划的一部分，遍布全国的93个“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在促进高校教育思想和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教学改革、课程体系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践等方面，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引发了高等教育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学生的综合素质普遍得到很大提高，高校人文社会学科发展氛围逐渐浓厚。部分理工类高校大力发展人文社会学科，综合实力快速提高以清华大学、华中科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方交大为代表，成效尤为显著。华中科技大学前身为华中工学院，八十年代初，在朱九思院长领导下率先建构了一批理科和文科院系，走上了综合化的发展道路，1988年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90年代中期，在杨叔子院士的领导下又以倡导理工科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而提升了文科的地位与作用;20(X)年华中理工大学与其他院校合并重组，建立了华中科技大学。时任周济校长提出了大力发展文科的战略构想，学校党委在后来提出的“国际化、研究型和综合性”发展战略中进一步明确了文科发展的基本目标—“高水平的特色文科”，提出了“人主流、倡交叉、创特色”的发展道路，并制定了加强文科重点学科建设、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文科学术队伍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和保障措施。〔川经过短短二十多年，在朱九思、杨叔子、周济三任校领导的带领下，华中科大迅速成长为涵盖理、工、医、文、管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水平一流的高等学府之一。理工类院校的大学生是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最大收益者理工类院校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完善了理工类院校人文社会学科课程体系，优化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影响了学生的思维方式，使学生的思维更为活跃，更为深刻;校园文化的建设，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进一步认识了国情、民情，增强了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使命感。

三、理工类院校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

理工类院校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成就是可喜的，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不少院校认识不足、贯彻不力，长期忽视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思想轻视现代中国教育尤其是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对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虽然这和中国现代化主要以工业化为导向有关，本质上是功利思想在作祟，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主要以GDP为依据，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性在一定时期内受到严重忽视，被看作是“无用”科学，学科建设明显滞后于时代要求，对人文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天然联系认识不足。理工类大学更是长期忽视人文社会学科建设，在强大的理工科优势面前，文科的地位总在有意无意中显得低人一等。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文科的发展总是很难成为重点，不能以高标准来要求，在压倒性的理工科价值氛围中，文科的特殊性往往不被理解和尊重。投入不足由于主客观原因，多数理工科院校领导把精力放在学校重点学科上，忽视对人文学科的管理和投入，人文学科经费匾乏;师资队伍建设上，缺乏相应激励机制，整体水平不高，名师很少，大师更少，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严重不足，部分教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缺乏良好的精神状态，教学上消极应付，仅为完成工作量，忽视质量的提高;图书资料方面，文科图书资料匾乏，甚至连不少学科的基本图书收藏很少;人文学科学生更是深感处在边缘学科，学习积极性偏低。理工科学生即使有爱好人文学科的，在整体理工科的氛围中兴趣也逐渐被扼杀。学科设置不合理虽有不少理工科院校开设了人文学科，但大多开设课程有限，有些院校单纯追求综合化、大而全，忽视学科间的整合与交融。学科创建的着眼点主要不是促进学科交融，而是为了通过添置新学科，使自己不至于在大学排行榜上失分。

四、理工类院校人文社会学科发展思路

转变思想，树立学科和谐发展观念实践表明，搞好理工科大学文科教育的关键是学校党委、校长与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从理念上明确人文教育在整个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将人文教育作为大学的基础任务，而不是将它作为一种装饰或点缀，附庸于所谓的专业教育上。〔要在内部和外部树立学科平衡的观念，在实力较强的理工科与实力弱小的文科之间，努力达到某种平衡，这种平衡虽不能说是经费方面的绝对平均(由于学科特殊性，这方面也许永远都不可能)，但给予文科更多的重视则应该是最基本的条件。正如克拉克•克尔说，“每一个学科得到的资助应当与该学科当前所具有的潜力，以及这些潜力的变化相一致，没有永恒的重点”。〔大学的重点不能总是“锦上添花”，按现有学科优势大小来分配资源或是“直线外推”，发展有潜力、有需要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