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范文第1篇

论文摘 要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建设也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协调发展。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经济，它是一切商品生产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所必需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的特征。从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手段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姓“社”姓“资”的制度属性的区别。由于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社会资源的配置与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实现提，因而市场经济体制又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而独立存在，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制度之下并同该社会基础制度结合在一起。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存在，它可以为资本主义所利用，也要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对我国经济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我们党制定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基本理论依据. 

三十多年前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以及后来的实践，是重要的历史性尝试。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市场经济。虽然列宁很早就提出过搞混合经济的设想，但没有来的及实施。而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的设想，还在我国进行了长期全面的实践，这不仅给我国带来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还为认识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同大多数新生事物一样，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是不完善的，有些实践也是盲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摸着石头过河。许多问题，如怎样将国企推向市场，国企要不要搞股份制、要不要搞破产、三农问题如何解决、金融体制如何改革，等等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它本身没有姓“社”姓“资”之分。但是，市场经济又总是与各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因而又具有自身固有的特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联系的，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有根本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起基础作用的经济体制或经济运行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它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和特征，同时又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特殊性，即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根本区别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之点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与之并存的必然是非公有经济的各种形式，它们将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也提出了改革传统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任务。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不同公有制形式共同出资的股份制等。传统的国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尚不完全适应，经过改革，在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国家控股的大中型企业，将会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益，在保证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节约资源和市场有序运行方面发挥出特有的优势。 

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思想逻辑脉络清晰，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出发，经过一系列艰难探索，得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结论，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最终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逻辑脉络 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必须解决“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思想有着清晰的逻辑脉络，经过一系列艰难探索，得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结论，进而明确指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最终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起点：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指出，“过去‘’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1980年4月，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怎么说呢？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其本质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穷的”，“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选择并坚持社会主义，就是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应该体现在哪里？邓小平也说，“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就要表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和较量的现实中并没有切实体现出自己的优越性。因此，邓小平又具体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甚至提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在这一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的著名论断。

穷则思变。贫穷落后的状况迫使人们反思当时的政策和体制。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中明确，“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因此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也就成为人们探索和研究“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问题的逻辑起点。

探索：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要解决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问题，至少要明确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是否存在根本矛盾

1.两对概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说明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该社会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属于经济体制范畴，说明的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管理体系，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计划和市场是社会经济采取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计划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经济体制作为一定经济制度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以一定社会的经济制度为基础，但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因为经济体制的选择不仅受经济制度的制约，还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如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历史文化传统等。所以，相同经济制度的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也可以采取相同的经济体制，一个国家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运用两种资源配置方式，正如实行市场经济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

2.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将实行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因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总之，“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可见，萌芽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根本矛盾，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3.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计划和市场一样，既具有优点又存在缺点。“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邓小平认为，“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所以，经济体制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不进行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单纯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而是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85年邓小平指出，“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时进一步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思想的指导下，1992年10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具备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所有制基础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态，是交换经济，体现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具有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之间交换各自商品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两个市场主体，生产者和消费者，二者能够交换成功，必须承认对方具有特定经济利益，拥有对特定商品的私有权，因为交换双方只能交换属于自己的商品。因此，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主体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即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所有制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在单一的公有制条件下，没有进行商品交换的必要，也就不会产生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1978年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有制改革也随之展开。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问题，“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已经进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份，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至此，我国就逐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为搞市场经济提供了必需的所有制基础。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固定下来，在报告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目标：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创造，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事物，没有任何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和参考。同时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崇尚价值、追求利益，鼓励效率优先，承认优胜劣汰。因此，人们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如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会不会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以及会不会走向资本主义？面对诸多顾虑和担忧，邓小平也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为了取得改革的成功，邓小平明确了市场经济的性质以及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把这（市场经济）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否违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坚持这两条原则，就一定能够发展生产力，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强调，“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又于1992年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将这一目标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83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雅典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纯经济强制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3－0029－07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是加拿大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她因《阶级的退却》(又译《新社会主义》)一书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而在理论界声名鹊起，国内学者也随着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潮而引起对她的关注。但是，这样一种切入方式显然不利于准确评估一位学者的思想所具有的价值。实际上在更多地了解伍德的论著后就会发现，批判后马克思主义只是她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民主话语的一个環节，她提出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重新考察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以及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关系。伍德的这种立场在自由主义民主和各种所谓的“激进民主”话语泛滥的西方是难能可贵的。她的民主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也富有启发意义。

一、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的分析

伍德提出返回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首先是在方法论上坚持对经济和政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连续性的分析，从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她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对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连续性的分析，但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的经济、技术决定论却背离了这一方法，导致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维度的丧失。因此，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对重新理解内含于其中的民主的维度，使民主真正具备批判资本主义的力量具有根本的意义。

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地提出了连续性地分析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这一范式。他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在1859年《序言》中，这种连续性的分析方法表述得更为精辟：“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简言之，从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生活出发、从经济领域出发来理解和阐释相应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其特质，就是马克思所确立的对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分析方法的实质。马克思所确立的这一方法，不仅适用于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于透过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表象来剖析其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是合一的，经济领域从属于政治领域，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模式表现为生产者与再生产资料直接发生关系，而剩余劳动被统治阶级无偿占有是通过马克思所说的“超经济”力量，即统治阶级运用军事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强制力量来实现的。因此，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从政治领域分化出来并取得了独立性和基础性，而政治领域被当作经济领域的设置，在经济领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不得予以干涉或强制。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似乎与国家政治无涉，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也好像断裂了。然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劳动性质的研究及其剩余价值理论揭示出，这种经济和政治的断裂性从根本上说恰恰正是资本主义特殊的经济基础作用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不得不成为雇佣工人去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生产的这种强制性使资本家不必依靠超经济力量的介入就能够直接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剥削，于是强制手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实现了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的转移。这一变迁的发生，关键就在于经济领域中纯经济强制的出现；随着经济基础的这一变更，全部的上层建筑也就或慢或快地发生了相应的变革。在政治领域，资本主义国家以超越经济领域的公共机构的形象出现；而在思想领域，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流派提出了国家中立或“最小国家”的主张。然而，马克思戳穿了资本主义国家和古典自由主义的神话，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斥着对土地的暴力剥夺和对流浪者的血腥立法。正是政治强制与经济强制一起，才迅速导致无产阶级的形成和无产阶级向雇佣工人的转化。这就是说，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系在建立之初就隐含着政治性的秘密。不仅如此，在资产阶级运用经济强制还不够娴熟之前，通过限制工资、延长工作日来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也都是动用国家权力、以国家立法的名义来进行的。因此，国家政治权力一开始就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打上了烙印，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的本质体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者竭力掩盖它。

伍德在强调马克思对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分析的过程中，也澄清了经济技术决定论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方法的遮蔽。在伍德看来，经济技术决定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机械地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领域“刚性”地分离开来，分离后的经济基础领域就独立地被某种自然必然性所支配。然而悖谬的是，在信奉经济技术决定论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上层建筑又强作用于经济基础，甚至可以说全面控制了经济基础。这表面上体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由于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政治集权的，因此在实质上是政治吞噬了经济，致使政治和经济都无民主可言。伍德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从反面论证了民主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本质，“我们从苏联失败的共产主义实践中得到的主要教训也许是：资本主义证明它自身即使不民主也可以正常运行，社会主义则不可以，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定义上就是社会的一种民主的有机体，是从工作场所到国家的所有层面上的民主。”

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缺失，其源头就始自经济技术决定论片面强调无条件地发展生产力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经济技术决定论只抓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向度，却忽略了生产关系、社会交往关系是否民主这一向度，只谈技术进步而不谈社会关系的进步，这必然会忽略生产是否通过人们的自主联合来进行的问题。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强调物质生产必须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社会关系为中介，生产方式不只是一种技术方式，而且是生产活动的社会组织方式，这种生产组织方式既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又影响着物质生产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不能脱离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单独讨论生产力的发展。进而言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总体评价既要承认人对自然的技术改造关系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又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等社会交往关系的民主建构，并强调这两层关系的相互中介作用。因此，我们也不能脱离经济关系单独讨论政治关系是否民主，而应将政治和经济层面结合起来，这正是伍德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石，而这一基石在古希腊雅典民主的观照下进一步彰显出来。

二、对古代雅典经济和政治民主的探讨

民主无论是作为政治制度还是意识形态，都源于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形态由于其物质生产基础的不同，其民主的性质也会存在差异。因此，考察各个社会的民主应从它们所依据的物质生活关系出发，并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加以分析，这是伍德探讨民主问题的进路。根据伍德的观点，历史上民主的典范是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其真实性的基础是公民的自由劳动；与之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雇佣劳动制度绝不可能给劳动者以自主和自由，因此，资本主义民主必然是虚假的。

伍德承认，雅典的民主制确实以大量奴隶的存在为基础，但如果人们过于强调奴隶制对雅典政治民主的决定作用，就会忽略雅典自由劳动者的意义。实际上，雅典除了使用奴隶劳动，它的大多数公民仍然要为自己的生计而工作。雅典的自由劳动者包括农民公民和城市工匠，其中农民公民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劳动形式。首先，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处于农业生产的中心。农民的这种自由与大多数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直接生产者对于剥削者的人身依附性是不同的，这种自由使农民脱离了大地主的人身与劳役控制。由于整个社会对小农的控制力非常微弱，雅典的奴隶制才异常发展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是农民公民的自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规定了奴隶的受奴役性，而不是奴隶的存在为农民公民创造了自由，自由劳动对于雅典生产方式的基础性绝不亚于奴役劳动。其次，农民公民的存在打破了在统治者和生产者之间进行划分的社会分层模式，消除了作为占有体的国家与从属的农民共同体(即村庄)之间的对立。与其他农民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庄是雅典国家的组成部分而非附属部分，农民只有通过村庄才能成为公民。农民公民的产生表明农民从对财产所有者的附属关系中解放出来，从地租和税收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不同寻常的自由程度。“城邦的公民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各种形式的直接税的豁免权，特别是土地所有者——在法律上限于公民——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负担国家财政，这是城邦中农民自治的关键条件。”因此，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中基本不存在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农民的公民权在这里同时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含义。农民公民的存在，标志着占有与生产、“劳力”与“劳心”的结合，也体现着公民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的统一。

伍德通过对古雅典民主的再研究，挖掘出民主在古雅典所具有的双重含义：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古往今来，大多数学者都重视雅典民主的政治层面，但很少有人关注到雅典政治民主所紧密联系着的经济民主这一基础民主。在这个意义上，伍德为古代雅典民主的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她不仅重视雅典的政治民主，而且尤其强调雅典民主的一个被掩埋了的涵义，即经济民主，以及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有机统一。就政治民主而言，它建立在农民公民和城市工匠的自由劳动基础之上；就经济民主而言，自由劳动本身就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体现。因此，雅典的民主不仅具有政治自主性的一面，还具有经济、劳动自主性的一面，这两种自主性的社会物质基础都是自由劳动。伍德所阐发的古雅典民主的双重意蕴，不仅深化了我们对雅典民主的理解，更通过“以古照今”的方式将资本主义民主置于被审判的地位。

对比雅典劳动者的经济自主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民主和经济自主性根本无从谈起。经济强制是经济民主的反题，这一强制的反民主本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工人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工具，他们被完全抛到市场上，为了维持其生存只能成为雇佣工人，因而他们在经济方面是没有什么自由和自主可言的；其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创造了迄今为止最为发达的人类物质文明，其经济逻辑也变得不可一世。资本增殖的逻辑驱使资本主义持续地积累，持续地寻找新的市场，持续地将它的强制性施加到新的生活领域、施加到人类和自然環境之上。资本的这种自我扩张使人类的需要和欲望让位于资本积累，并服从于一个自由放任的竞争市场带来的所有危机和矛盾。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反民主性源于它以“经济”之名、以“资本”为主宰，不仅否定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而且随着劳动者对物质生产方式的主动权被剥夺，它还否定了人与自然物质交往关系良性互动的可能性。因此，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内在地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两个民主向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具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

三、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总体批判

上文已经提到，资本主义经济民主缺失这一事实是在古雅典民主的观照下显现出来的，而资本主义经济不民主的根本原因则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揭示出来的。由此观之，伍德是将古雅典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重新构建了一种针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话语。这一批判话语贯彻了对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连续性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和经济强制的内在统一，从而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总体性的批判。

首先，从经济和政治的连续性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和片面性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域分离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产生在根本上都源于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纯经济强制的出现，正是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民主性质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的纯经济强制取代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超经济强制，不仅使经济领域从政治领域独立出来成为可能和必要的，而且使政治领域“撇清”与超经济强制的关联，使政治领域发展出前所未有的向普通大众扩展的民主，显示出现代民主社会和传统专制社会的巨大区别。但是，民主的内涵从此也被资本主义抽空了：民主与表面的政治民主画上等号并被反复讴歌；而纯经济强制的反民主性却避而不谈，对民主在经济方面的要求则讳莫如深。资本主义民主就这样用政治民主置换了民主的全部内容，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断裂性地看待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必然结果。

伍德指出，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在表面上体现了对强权与专制的祛除，但这只是虚假民主。随着领域分离的出现，强权与专制充斥于经济领域，但人们对民主问题的讨论却并未随之转移到经济领域，使得经济强制逃逸于民主话语之外，而争取和维护政治民主却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可是无论政治民主的要求多么激进，也不会触动经济强制分毫。这种矛盾间接地告诉我们，经济强制和政治民主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是相互匹配的，二者分别在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中并行不悖。在伍德看来，资本主义民主局限于政治领域只会导致民主的“贬值”：民主虽然在形式上不断扩大范围，但民主的内在价值却不断减少。民主“贬值”的秘密就在于，没有经济民主、经济权利作为基础，政治民主和政治权利就如空中楼阁，不可能具有真实的意义。如果人们仅仅停留在政治民主的假象层面，就会丧失对经济民主的渴望，继而无法把握真正的民主。所谓真正的民主不仅表现在政治关系上，而且体现在经济关系上，并且只有首先在经济关系中实现民主，即每个人都在经济关系中处于主体地位，都能动地参与经济建设和管理，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人，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民主才是真实的，才是维护、反映和集中体现经济民主的力量，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才能真正成为有机统一体。

如果说古雅典的民主是一个统一体，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相互支持，那么资本主义的民主就是个残缺体，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脱节，蜕变为没有实在内容的外在形式。在古代雅典的民主中，公民的权利并不为社会经济地位所左右，公民无论穷富都具有同样的权利。公民权还意味着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摆脱“超经济”的剥削，也就是说，政治参与减少了他们在经济上遭受剥削的可能性，政治民主对于他们的经济民主起着实质性的保障作用。“在这种意义上，雅典的民主不是‘形式的’民主，而是真实的民主。”此外，古代的民主主体在经济上也没有必要进入市场以获得劳动和生活的条件，他们的公民自由没有像现代雇佣劳动者那样被资本主义的经济强制所抵消。资本主义民主的残缺起源于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的剥离。由于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权力不依赖于司法特权或超经济的特殊地位，因此公民平等就不会直接影响或有效改变阶级不平等，也就是说，劳资之间的阶级对立关系即使在具有司法平等和普选权的情况下也能够继续存在。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假民主和经济不民主的连续性的表现。换一角度观之，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强制恰好也构成了一个统一体，但这个统一体与古雅典的民主统一体存在天壤之别。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表现为民主的光辉面，但经济强制内含反民主的本质，前者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后者植根于经济基础本身，因此后者才是资本主义的底色。更明确地说，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归根到底就在于它是表面的政治民主与实际的经济强制的结合。至此，伍德运用这种连续性的分析方法揭开了资本主义民主的面纱，使其反民主的本质无所遁形。

四、伍德的民主观的意义与局限性

伍德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回溯古雅典民主和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最终目的是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存在本质区别。伍德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有助于我们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话语取得强势地位的今天，清醒地认识资本主义同民主之间内在的龃龉关系，从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对民主的“绑架”，在形形的民主话语中拨云见日：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下才能获得其全部的和真实的含义。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出发点，也是民主在社会主义的最终归宿。但是，伍德的理论在建构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方面却相对薄弱。因此，我们必须辩证地评判和借鉴伍德的民主观，保持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的独立思考。

首先，伍德将古雅典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通过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总体性批判，论证了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社会主义才是民主真正的同义语。尽管有学者质疑伍德的整个论证过程，是以古雅典模型的民主来否定现代政治，她没有考虑到现代社会状况与古希腊的雅典已有天壤之别，因此她的“返古”、“学古”是不合时宜的。笔者认为，重新回到雅典的民主当然不可能，因为雅典民主不仅包含奴隶制的“硬伤”，而且其自由劳动本身也具有小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是马克思所向往的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下的社会化生产。但是，关于雅典民主的现代阐释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许多学者都从中吸取资源来指出现代民主的症结，伍德亦是如此。对比雅典民主，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成为政治领域的基本原则，但在经济领域人们则无力抵抗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原则的市场机制所造成的实际不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的这种畸形化，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无法容纳民主的全部内容。在伍德看来，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消融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成为民主无法渗透的领域，而纯政治的形式民主则遮蔽了民主的雅典式内涵，并遮蔽了经济强制的问题，这两个层面都意味着资本主义是反对民主的；反过来，民主要求在经济领域的扩展，以超越资本主义的狭隘限制，因此民主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真实的民主成为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可见，伍德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真实性上的民主建构。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旨在使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重新结合起来的民主，这种民主首先是指生产者本人的民主的自我决定。因此，社会主义是在向社会共同体回归的条件下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重新统一、民主的形式与内容的重新统一的。这种民主既来自于古雅典的启示，也来自于马克思开启的对资本主义民主形式与内容分离的批判。概言之，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和最终旨归都与资本主义民主存在质的区别。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是以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同时也必然宣告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民主的终结。这一观点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彻底批判，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则具有建设性意义。

其次，伍德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民主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在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伍德指出，自由主义是先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现代概念，把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等同起来的正是资本主义，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之下，“自由主义民主”的观念才成为可能。它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域外在于经济领域，另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有其自身的权力关系——不依赖政治领域也拒绝政治领域的介入，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与自由主义结合的奥秘。自由主义民主的限度在于，它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强迫的新领域，包括其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私有财产乃至到市场强制等众多权力的重新分配。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看似激进，但它实质上不过是接受资本主义的前提，企图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内、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中走向社会主义，如其代表人物墨菲所言：“今天左派的任务就是设想一下怎样才能通过一种与自由民主政体相容的方法来实现这一过程。”在伍德看来，这种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民主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在原则上可以扩展为社会主义民主。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完成，而且这一从此到彼的变动，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不间断的连续过程”。由此可见，所谓的“激进民主”完全抹煞了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的断裂性区别，它不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加强，而只是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拓展。它与自由主义民主一样，完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再生产关系，完全放任经济强制、市场强制的存在。因此，它们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同盟。

但是，伍德澄清了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什么”的问题，却对社会主义民主“是什么”的问题，即对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实际内容和运行方式却较少论及。实际上，伍德的民主观的主要缺陷，就在于它难以介入现阶段如何现实地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践进程。具体而言，伍德直接或间接地将民主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尖锐对立起来的做法，极大地削弱了其理论的实践品格，使其对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这是我们不能苟同的。

伍德的悲观主义并不难解释，这是其理论推演的必然结果。由于经济民主是伍德批判资本主义民主和构想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范畴，它的对立面是经济强制、特别是市场强制。在伍德看来，民主同资本主义的龃龉关系，实际上就是民主同市场的龃龉关系。因而她就把对经济强制的分析扩展到将资本逻辑和市场规律全都视作民主的反题，她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要实现民主就必须取缔资本和市场。然而，这个前提在资本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成为主导经济模式的今天，显然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伍德所向往的社会主义民主如同缘木求鱼。与此相关，伍德还反对任何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在她看来，市场经济及其规律在全球层面的统治，使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受到市场逻辑和市场强制的宰制。因为一国的市场机制必然在世界经济体系下运行，世界性的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的法则迫使这些国家的市场不得不在实质上去“社会主义”化。因此，在全球化的现实基础上，民主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可能调和。由此可见，伍德对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都予以了否定，社会主义民主在某种程度上变成被推至彼岸世界的东西。最后，伍德就只能走向一种空洞的理论诉求，即坚持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必须把社会生活从市场强制和资本逻辑中整个地解放出来。毫无疑问，伍德在现阶段要求彻底根除市场经济逻辑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伍德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根源于她没有正确地理解市场经济的历史意义，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中介環节。她过于强调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人类生活的异化，根本地否定社会主义通过市场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性。这种比较极端的观点在西方左翼中并不少见。正如施韦卡特所指出的，攻击市场社会主义的左翼学者“排除了仔细研究当市场被移植到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中时将会如何运行的需要”，他们的理论有一种策略上的方便，但却过分轻率了。应该说这种批评是很中肯的。实际上，市场经济除了可以看作是一种自动调节资源配置的方式，它也是一种现实的历史形态。如果仅仅将其看作是资源配置方式，那么市场经济就具有同一性，无需添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缀来突出它们的区别。但作为历史形态来看，市场经济是马克思划分的三大社会形态中的第二个阶段，它以市场为中心，物的依赖关系在导致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导致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马克思那里，市场经济阶段是人类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是不可跨越又终将被超越的，这个过程必须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来展开。由此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是可行的而不是“乌托邦”，它并不完美，但却是现阶段我们不得不做出的抉择，是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必经途径。

伍德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与彻底根除市场经济的逻辑等同起来，只在未来社会的最终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我们不可能一步跨越到未来社会。实际上，市场和资本都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产物，其局限性也只能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予以超越。马克思早就告诫我们：解放不是在理论当中发生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毋庸讳言，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保留了商品、货币、资本、市场等关系。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依据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它可以对资本加以控制性的利用，使社会福利可以与经济水平的发展呈正比例增长，使市场和资本服务于我们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交往关系发展的需要。这就并非像伍德所言，一旦实行市场经济，所有的价值和目标都要屈从于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当然，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也遭遇了不少问题和难题，如贫富分化、城乡差距以及政治文明建设和经济文明建设之间的不协调等。对此，我们倒不妨从伍德那里汲取这样一种问题意识，那就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问题上应该如何处理好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民主(具体也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异质性和优越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当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当今中国民主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实践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3]"critique of capitalism：the writings of Ellen MeiksinsWood in review"，省略／node／4579.

[4][加]艾伦·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吕薇洲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81.

[5][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M]，郭方，刘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1.

[6]Ellen Meiksins Wood，The Agrarian Origins of Capitalism[J]，Monthly Review，Vol.50，No.3，July-August 1998.

[7]Ellen Meiksins W00d，The Polities of Capitalism[J]，Monthly Review，V01，51，No，4，September 1999.

[8]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M]，王恒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03.

[9]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M]，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57.

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1-0199-03

前言

目前，高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学正逐渐成为一个难题，甚至成了“学生冷遇、教师逃避”的一门课程，存在边缘化趋势（张桂文，2011），因为其内容和框架的不确定性，甚至成为学生听不明白、教师讲不明白的课程。因此，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亟须发展和创新。

首先，这是坚持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需要。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其他应用类经济学科的重要理论基础，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大多是根据各个时期党中央的文件精神来编写，其内容总是随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属于“政策解释学”或者是“政策宣传学”，缺乏理论的独立性和创新性，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理论总结、阐释和指导的功能，也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陷入了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困境之中。因此，为了提高教学效果，与时俱进，紧扣时展主题，科学确定教学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需要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课程分两大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资本主义部分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原型进行编写，逻辑框架严密、完整。相比而言，社会主义部分主要介绍我国的经济制度，虽与现实联系紧密，但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严密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对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它要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必须具有强大的理论总结能力和创新能力来跟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变化的现实（乔榛，高文敏，2009）。

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需要，要确立一个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具有同一研究对象、同一研究框架、不同出发点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坚持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求。

一、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的出发点

研究的出发点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物质资料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前提下，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出发点应有所区别。对于资本主义部分，没有什么分歧，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阶段，包括一般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竞争资本主义阶段。那么，与之相对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也应有其具体的出发点。

理论和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的出发点。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过渡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没有商品货币关系、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至少要经历如下几个阶段，即利用（和限制）旧的经济关系的阶段――对环境和人进行彻底改造的阶段――建立新社会的阶段（朱炳元，等，2008）。准确把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

因此，为能够把握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一定要在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含义和特征的基础上进行。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出发点，整个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就会偏离其学科根本，被西方经济学所替代。

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

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进行科学定位是进行教学和研究的基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理论界大体同意是生产关系，但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亟须发展。

作为新发展部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定位为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它既包括属于基本制度方面的生产关系，也包括属于运行机制方面的生产关系，但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

首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要研究的生产关系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具有生产关系的一般性，包括一个基础――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所有制，三个层次――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

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有其特殊性，从生产关系的三个层次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机制。而对其特殊的强化和理解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重中之重。

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内容构建

与研究对象问题密切相关，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结构是一个重大的、全局性的问题，需要经济理论界全力进行探讨，此时以生产关系三层次论为基础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多样性，在一个社会形态中，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以一种所有制为主体或占统治地位，同时并存着其他所有制形式；二是主导性，居主体或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决定该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划分，都是以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其次，是由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决定的，生产力多元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也多层次。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三个部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体现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重点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部分，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个部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具有积极作用。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指的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存在与实现形式。经济体制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决策机制，一般有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两种形式；二是信息传递机制，一般有纵向和横向两种形式；三是动力机制，包括精神奖励或物质奖励两个方面。经济体制主要有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类型。经济体制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需要用多课时来分析的，建议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进行安排。

首先，分析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理论和苏联的示范效应，新中国成立之初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确保了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进行，从而为消除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打下了基础，并为经济过渡到新的、社会主义的管理形式创造了条件。但也出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双重损失”，经济效率低下、经济结构僵化、短缺等，最终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具备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完全的信息、较低的信息获取成本和很强的信息处理能力；二是人们根本经济利益的一致性。

其次，介绍各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说明中国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及其两大创新：一是认识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体制范畴，社会经济性质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既定经济制度可以通过不同经济体制模式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商品经济，具备商品经济产生的两大条件：社会分工以及存在不同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体。

最后，介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含义和基本框架，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政府进行必要的调节的经济体制，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机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机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经济主体之间内在的相互作用。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企业。生产是生产关系的第一个环节，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是生产的主体，被赋予三种基本任务：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的基本实现形式；二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任务是校正市场失灵；三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承担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重任。为把国有企业培育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我国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革：一是国有企业的微观改革，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国有企业的宏观改革，通过战略调整，有所为，有所不为，缩小国有经济范围（张银杰，2010）。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分配是在生产之后的第二个环节，应重点分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一个人收入分配基本原则的必然性，按劳分配着重调动生产中的人即劳动者的积极性，体现劳动者的经济利益；按生产要素分配着重发挥生产中的物即生产资料的作用，体现要素所有者的经济利益。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结果，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统一体，表现为“五个统筹”：一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二是统筹区域发展，贯彻“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三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四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五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宏观调控具有必然性，且应以间接调节为主，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手段。

总之，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确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三层次论是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有效框架，在此框架下，把介绍基础理论知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体思路，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创新。

四、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学中的配套建议

为了进一步保证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成果，还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适当增加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时间。随着应用类课程教学时间的增加，高校在逐渐压缩基础类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基础理论课程或者减少教学时间，或者直接予以取消。其实作为基础性课程，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是其他课程展开的基础和背景，没有对基本理论的掌握和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很难全面了解许多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建议增加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时间或者设立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一课程。

第二，不要回避理论体系和框架结构不稳定的问题。正如中国的改革实践一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仍处于探索中，在这一过程中，难免出现不规范或逻辑矛盾的地方，对于这些问题，在教学中不要回避，可以直接指出，并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加深其对于理论和实践之间差距的清醒认识，引发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兴趣。

参考文献：

[1]张桂文.政治经济学创新应从高校教学改革入手[J].经济纵横，2011（5）：6-10.

[2]乔榛，高文敏.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问题与出路[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11）：186-188.

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一定的经济运行形式及经济体制，总是依托一定的所有制结构而存在。市场经济的不同社会形式，是由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必然依托一定的所有制结构作为经济运行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 

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指各种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中的构成状态，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所有制结构是由生产力的水平和结构决定的。实行何种所有制结构，应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来决定，凡是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所有制形式都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关键。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构建，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运行的效率和方向。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依据如下。 

1、它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 

（1）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化大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处于基本的和主要的地位，从而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而，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物质基础，保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才能保证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相反，如果没有公有制经济及其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就将丧失其自身的经济基础，就不能保证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 

（2）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水平的多样性决定的。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参差不齐，呈多层次、不平衡的结构状态，经济发展必然长期受到人口多、消费需求大、就业负担重、资源相对短缺等种种矛盾的制约。这种状况，客观上限制了人们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统一支配生产力的能力。因而，只有建立起多种所有制经济合理配置、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才能调动起国内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各种经济成分的优势和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有利于解决经济建设中的矛盾，满足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可见，现阶段我国非常复杂而又呈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状况，是导致我国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根本原因。 

（3）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针对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种种弊端，我们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并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积极探索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通过积极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努力创办“三资”企业，来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它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各个经济主体在市场上围绕经济利益展开激烈的竞争，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发展目标。实现市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则有利于形成充分的公平竞争环境。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打破传统经济体制下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的格局，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培育多元化的相互竞争的独立经济主体。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1、坚持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地位和实现形式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全体劳动者或部分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同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因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根本标志；公有制经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支柱；公有制经济是保证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定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实现我国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经济上共同富裕的物质保证。 

2、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也不意味着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越大越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有效地组织社会生产，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大事，促进经济高速发展。这种优势，不仅要有“量”的优势，更应该注重“质”的提高，即体现在产业属性、技术构成、科技含量、规模经济、资本的增殖能力和市场的竞争力等方面。目前，在现有的608个工业门类中，国有企业涉及604个，其中大中型国有企业涉及533类，占全部工业门类的87.7%。 

（2）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即控制国民经济和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控制经济运行的整体态势、控制重要的稀缺资源的能力。为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贯彻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对少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2006年12月18日，国务院国资委首次明确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这一领域国有资本总量增加、结构优化，一些重要骨干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其中，对于军工、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开发及电网、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应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对以上领域的重要子企业和民航、航运等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保持绝对控股；对于石化下游产品经营、电信增值服务等领域的中央企业，应加大改革重组力度，引入非公经济和外资，推进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在其他领域，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可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国有经济要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让更多的社会投资主体进入，依靠多种经济成分解决现阶段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3）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所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是为实现所有者的利益服务的。什么样的实现形式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现所有者的利益，就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实现形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继续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以明晰产权为重点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

三、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内在地包含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中。非公有制经济“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我国现阶段存在的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部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决不是权宜之计，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强经济活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1、支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已经占GDP的1/3。 

2、拓宽了就业渠道。到2001年底，城镇非公有单位从业人员已达到4329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29.3%。 

3、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投融资体制由单一投资主体向多元投资主体转化。到2001年底，非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已达到38.5%。 

4、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多元竞争、充满活力的环境。到2001年底，全国私营企业202.9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460.8万户，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33万户。到2002年底，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设立外资企业424196家。最后，促进了一批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和新兴行业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占了很大比重，为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既有好处，也有不足，特别是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存在的雇佣劳动关系和剥削现象，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一种代价。但从总体上来看，它们还是“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利大于弊，“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既然非公有制经济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投机性，这就需要政府利用经济政策和法律手段加以管理和规范，抑制其消极因素，鼓励其更好地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非公有制企业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又正式出台。《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公平竞争；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监督管理和服务，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进一步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健全管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意见》提出，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国防科技工业，这些长期以来非公有制企业难以进入的领域，如今获得了国家的准入。可见，《若干意见》的出台，将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