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论文范文第1篇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高精尖知识技术的集成载体，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是其发展的基石和原动力。创新活动是创造性、革新性的活动，是目前任何机器都无法代替人完成的活动，人力资本作为知识、技术和经验的凝结，与员工的知识、技能、能力、承诺、技术以及思想和健康相关联，对创新行为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具有产权特征，所有权仅限于体现它的人，本质上是无形资产。如果在现企业个人发展遇到瓶颈或工作缺乏吸引力，会导致员工流失;关键员工若遭遇意外灾难，将会给企业带来重创，人力资本的这种流动性和风险性对企业来说是巨大的挑战。组织在知识管理过程中，通过社会化、外化、组合化、同化的过程促进隐性和显性知识的转换，新旧知识的更替，实现组织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提升。知识管理的成功对人力资本构成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但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关注于用知识管理流程框架和知识管理基础设施测量知识管理的绩效和知识管理的效果，但对知识管理维度的构成，以及知识管理和人力资本开发的关系很少。王润良认为人和技术是知识管理的两个重要维度，组织知识管理策略就是在这两个维度上做出选择，但并未涉及人力资本开发问题。Birasnav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领导者可以通过参与知识管理流程，建立企业文化，鼓励员工之间的沟通影响员工的人力资本开发态度和行为。尚珊珊则认为知识管理能否成功实施要受领导与支持、企业文化、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实施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从人力资本开发视角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知识管理维度的研究将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知识管理过程;二是知识管理平台。知识管理过程一般包括显性知识管理过程和隐性知识管理过程。对于高端装备制造业来说，研发和自主创新能是发展的基石和原动力，人是创新得以持续的内生力量，核心人才拥有的隐性知识是竞争成功的秘诀。王润良，李柏洲等研究发现显性知识不能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知识创造的源泉来自隐性知识，构成核心能力的知识基是建立在隐性知识之上的。于米，于桂兰通过实证研究也得出“隐性知识与技能是一切显性知识的基础，是创新的源泉”的结论。Noruzy发现因为独特的隐性知识会给员工带来竞争力和现实利益，促使员工对人力资本开发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和行为。本次调研也发现关键员工的隐性知识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力资本为高端装备制造业在复杂和创新环境解决问题和做决定时增加了价值。如: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公司是数字化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的佼佼者，主导新型产品真空清洁机器人关键部件钢带安装，在全企业甚至全国仅一人能完成，而该员工因独占该隐性知识成为真空清洁机器人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来源。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在高科技含量产品大型压缩机制造中，外壳普遍采用的是由高级焊接技师靠经验在工作中一步步地摸索出来分体焊接制造技术，这一创新打破了大型压缩机多年由外国垄断的困局。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隐性知识管理过程是引领高端装备制造业人力资本开发的重要的知识管理过程维度。知识管理平台一般涉及解决问题的路径和组织文化。解决问题的路径会影响人力资本开发的效率。高端装备制造业在产品设计、研发甚至制造过程频繁使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局域网、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创新活动提供了便捷的交流和沟通平台，促进人力资本开发，为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Berliant等认为通畅的沟通文化有利于知识创新。Shu-MeiTseng发现鼓励创新、创造和冒险行为的文化与知识创新正相关。高端装备制造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企业，知识型员工具有较强的个性和自主性，希望得到认可和尊重，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传统的刚性管理已经不适合他们，需要更多的柔性管理。持续、动态、双向的沟通可以鼓励员工与员工之间、员工与管理者之间互相学习、协同工作。鼓励创新的文化有利于满足员工的高层次需要，激发员工的创新热情。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解决问题的路径、沟通导向的文化和鼓励创新的文化是引领高端装备制造业人力资本开发重要的知识管理平台维度。根据假设1和假设2的内容可以勾勒出高端装备制造业有利于人力资本开发的知识管理框架的轮廓: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知识管理由知识管理过程维度和知识管理平台维度构成;知识管理过程维度下有隐性知识管理过程子维度;知识管理平台维度下有解决问题的路径、沟通导向的文化、鼓励创新的文化三个子维度。但对于这种结构是否最优，其中某些维度是否可以合并成一个维度尚存疑虑。为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引起高端装备制造人力资本开发的知识管理维度在性质上是特别的。

2研究方法

2.1研究样本

本研究选取来自东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制造装备、航空制造装备、海洋工程装备企业的具有高价值和独特人力资本的员工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进行大规模调研，问卷使用包含19个问项的5等级Likert量表，征得企业管理部门同意后，本着自愿参与、信息保密、匿名原则，在工作场所、讨论会和会议上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600份，收回469份，无效问卷32份，最终有效问卷437份用于本研究。为确保不存在无应答误差，进行了无应答分析，结果表明应答者和无应答者没有显著差异。

2.2研究工具

本研究调查问卷主要由研究对象背景信息和测试问题两部分组成，19个测试问题都采用Lik-ert5级评分法，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背景信息用来分析员工特征和组织特征，员工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专业技术职称，职位;组织特征包括组织规模。为增加变量测量准确性，所用到的题项来自成熟量表，对知识管理过程的测度主要借鉴Noruzy等提出的测量指标;对知识管理平台的测度主要借鉴了Denis-en的OCQ组织文化量表以及Quinn和Cameron构建的OCAI组织文化评价量表中的题项，并根据小范围测试结果及测试组织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修正题项。对于因变量人力资本的测量，由于学历只代表显性知识，对于高端装备制造业实践工作来说隐性知识更有价值。因此，本研究对员工人力资本的衡量借鉴柯江林等提出的测量指标:专业理论知识的丰富度;工作经验的丰富度，专业技能水平。借助SPSS17.0软件和LISREL8.70软件对各知识管理维度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分析中采用Cronbach''''sα测量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一般情况下，Cronbach''''sα大于0.6即可接受。在本研究中，Cronbach''''sα=0.829，表明内部一致性良好，调查问卷信度很高。为确定知识管理过程维度进行了检验性因素分析。结果说明知识过程仅包含隐性知识管理一个维度，因素分析的解释量为42.614%。结果表明知识管理基础设施测量工具由解决问题的路径、沟通导向的文化、鼓励创新的文化三个维度构成，因素分析的解释量为53.529%。

3结果与讨论

为检验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设，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比较所提出的高端装备制造业知识管理维度模型(Model1)和其他替代模型的指数拟合优度，以确保结构因子的有效性。开发的替代模型分别为:将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沟通导向的文化两维度合并为一维度(Model2);将解决问题的路径与鼓励创新的文化两维度合并为一维度(Model3);将沟通导向的文化与鼓励创新的文化两维度合并为一维度(Model4)。测量本研究提出的模型(Model1)，GFI=0.924，CFI=0.967，TLI=0.961都超出建议值0.9，SRMR=0.066﹤0.08，因此，所收集的样本数据与本研究所提出的知识管理维度模型(Model1)拟合程度良好。χ2/df=2.863﹤5，表明模型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其他替代模型(Model2、Model3、Model4)验证性分析结果也说明所提出的模型(Model1)比其他几个替代模型(Model2、Model3、Model4)更可取。因此，在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知识管理过程中存在独特的维度隐性知识管理;知识管理基础设施中存在独特的维度解决问题的路径、沟通导向的文化和鼓励创新的文化。进一步验证这些维度对人力资本开发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隐性知识管理、解决问题的路径，沟通导向的文化，鼓励创新的文化这4个知识管理维度对衡量人力资本开发的3个指标专业理论知识丰富度，经验丰富度和专业技能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假设1、假设2、假设3获得支持。在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人力资本开发活动通过知识管理过程正式或非正式地进行着。讨论新开发产品或过程、知识资源使用、分享工作经验、邀请专家指导工作中缺少的知识、在员工中进行无障碍与工作相关的讨论等形式的隐性知识管理过程可以使组织成员获得知识、应用知识，从而提高员工的知识和创新行为，因此，隐性知识管理与人力资本创造正相关。结果也说明高端装备制造业是通过解决问题的路径、面向沟通文化和鼓励创新文化的知识管理平台促进人力资本开发。解决问题的路径通常是收集信息、明确问题、找到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确定最佳方案。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中，这种路径是通过故障管理和品质圈进行的，鼓励员工应用通过经验获得的隐性知识和通过知识库获得的显性知识来解决问题，最后决定一个最佳解决方案。员工参与解决问题的路径可以提高学习能力，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网络节点间关系越强，节点的相互信任程度越高，对知识流动投入的时间、感情和努力越多，知识流动效果越好。沟通导向的文化可以增强组织成员彼此间的信任，提升员工对组织和工作的承诺。员工对组织的承诺逐渐增加，结果是人力资本也得到提高。当沟通导向的文化提升员工能力和承诺时，它与人力资本开发正相关。以鼓励创新的文化为特征的企业提供资源鼓励员工进行与创新战略一致的创新行为。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中，为经理和工程师提供空间讨论企业内现有产品或方法来提高创造力和创新，鼓励员工灵活地参与决策。因为创新文化鼓励员工的创新行为，人力资本开发更可能提高。因此，解决问题的路径、沟通导向的文化、鼓励创新的文化与隐性知识管理这些知识管理维度都有益于人力资本开发。因此，在高端装备制造业，设计实施知识管理活动来提升人力资本，关注隐性知识管理过程、建立解决问题路径、沟通导向的文化和鼓励创新的文化是人力资本开发的先决条件。

4结论与管理

资本论论文范文第2篇

沿海1646年8月后，因抗清失败而与隆武帝分手南下的郑成功面对时局困难，决意起兵于山穷水尽之时，誓师海上，忠君报国。他为保障供给、坚持抗清，开始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充足的货物来源和当地盛行的外贸传统，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不仅有效沟通了内地和沿海的商贸往来，而且还创造性地开通了“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的三角贸易航线，促进了当地的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凡中国各货，海外人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唯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不少台湾商贾也因“通外洋诸国”而“财用不匮。”至于大力推崇、发展海外贸易的郑成功，更是在德国人AllrechtWilth的眼中被认为：“……就豪华以及财富来论，他（郑芝龙）几乎凌驾他主君的唐王，而的确他已瞩目到帝位了。”生活在康乾时期的闽南人庄亨阳，则为郑成功所倡导的海上贸易成效做了这样证明：“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惟恃贩洋番银，……转徙贸易，每岁获利千百不等，寄回赡家。其族戚空手往者，咸资衣食，给本钱为生，多致巨富。”由此可见，在郑成功力主“通洋裕国”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带动下，濒临海洋的闽台人民都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最为适宜的生存发展之道。原本那个只作为漳州月港部分开禁时进出船只验船处的厦门，也在盛极一时的对外贸易中，一跃而成为当时著名的海内外贸易商品集散地，“市廛殷阜，四方货物辐辏，乎可比一大都会矣。”以至于清大臣认为：“盖厦门一窟，素称逆寇郑成功之老巢，商贾泊洋贩卖货物之薮也。想诸臣之垂涎已非一日。”于是，为了断绝大陆沿海居民对郑成功海外贸易以及抗清事业的接济、追随，清王朝决定实行严厉的“禁海、迁界”政策，但却收效甚微。一些通过秘密途径仍与郑氏政权保持往来的贸易行动，仍使“郑成功盘踞海徼有年，……凡杉桅、桐油、铁器、硝黄、湖丝、紬绫、粮米一切应用之物，俱咨行贩卖，供送海逆。”“……（违禁下海者）结党联宗，更番出没，或装载番货，如胡椒、苏木、铜、锡、象牙、鱼皮、海味、药材等项，有数百担。神偷鬼运，贸迁有无，甘为寇盗之资。”“沿海一带……或遇一六、二七、三八等墟期，则米、谷、麻、篾、柴、油等物无不毕集，有发无发，浑迹贸易，扬帆而去。此接济（郑氏）之尤者。而有司不敢问，官兵不敢动也。”这种对“禁海”目标的无能为力和对海上走私活动的防不胜防，除有巨额利润给予沿海居民的本能吸引外，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郑成功成功汲取了发展海洋经济的宝贵经验，将军事活动与商业贸易紧密结合在一起，打造出了一支南洋最大的海军部队，为郑氏家族纵横海上，控制中国东南沿海的制海权提供了强大的运营保护，不会轻易就被“禁海、迁界”政策击倒。对此，延平王户官杨英就无不自豪地认为：朝廷“没收其内地商行，仍未足以致其死命，盖在海外转辗贸易，仍甚裕如，且如通商之故而得台湾，适以延其世祚也。”而清人郁永河则对此评价说：“成功以海外弹丸之地，养兵十万余，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由此可见，“通洋裕国”作为郑成功海洋经济思想的重要表达方式和集中体现，不仅在极端困难的抗清时期帮助郑成功排除了经济和军事上的重重困扰，而且还为郑氏集团开基台湾、发展民生提供了必要的财富积累和经营基础，是对历代中原统治者“重农抑商”“重陆轻海”“以农立国”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一次成功挑战。

二、郑成功“通洋裕国”引领时代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契机

事实证明，郑成功创建“海上商业——军事集团”“通洋裕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先进主张，不仅契合了大航海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顺应了明朝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蓬勃发展的社会需求，而且还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福建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契机，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一）通过贸易发展

推动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促进资本主义因素在福建社会的萌芽1.以瓷器制造为例，明清之际的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制作陶瓷和运输销售为主要谋生盈利手段的、分工明确的世家大族。他们不仅接受市场订货，而且还在生产方式上，形成一种“各自制坯，合作烧窑”的联合经营方式，由商人根据市场需求，将货款发放各个作坊，作坊按照商人要求的式样、数量，制出瓷坯，打上自己的商号、款识，然后由商人集中统一烧制。器成之后，再由专门的人员行销海内外。2.在水果及经济作物收购中，不同形态包买商的活动相当活跃。以蔗糖业为例，商人在糖蔗成熟之时，就以“放赈”的形式预付资本给糖寮（即糖厂），然后收购其产品。这种包买方式切断了小生产者在销售产品这一环节与市场的联系，因而“获息数倍，以此起家者甚多。”3.由于贸易兴盛，手工业产品生产繁忙，开始出现商人直接投资进行生产的手工工场。雇主与雇工之间不存在主仆名分，雇工的身份是自由的，他们按月领取工资，有的按银计算，有的按铜钱计算。如崇安县（今福建武夷山市）的纸厂主人吴玉贵“……小的厂内雇有工人虞五开，每月工钱银五钱，并未立有文卷，议有年限”；龙溪县（今福建龙海市）的土窑雇工“欧万向在杨莫窑内做风炉，每月工钱二千四百文”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4.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一些商人也开始造船雇佣水手，投资海运。在船主与雇工之间形成的雇佣关系，也是平等的货币与劳动力之间的买卖关系。所谓“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富豪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枻相续，亦既习惯，谓生涯无踰此耳。”

（二）利用工商业资本

培育强大的军事力量，形成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倪乐雄教授认为：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参照这个标准，郑成功所构筑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不仅成功运用商业资本孕育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还成功运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对商业活动进行有效保护，进一步促进了社会资本的集聚壮大。二者所形成的互动关系，在经济结构上远比江南的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在社会结构上则基本接近经济学家顾准所认定的那个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为其在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西太平洋海域，构筑了一个几乎无人能与匹敌的强大帝国：“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乌船。装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熕、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当是时，闽粤逐利之氓，辐辏而至，岁率数万人。……彼往此来，以博贸易之利，而台湾物价大平。”可以想象，如果郑成功能够活得更久一些，如果沿海经济能够照此不断发展下去，中国人的发展历史，或许将被改写。

（三）实行开海通商、掌握外情、坚决斗争、寸土不让

资本论论文范文第3篇

独立战争前的美国是英国的完全殖民地，虽然作为资本主义的英国当时已经开始了它的工业革命，但仍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厂制刚刚得到推广；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许多欧美列强，如英、法、俄、德、日等，此时的这些列强大多数已完成工业革命，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阶段，侵略者在力量上的悬殊对比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民的革命面临更大的困难。从历史上看，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没有封建制度的束缚，因此，推翻外来殖民统治成为首要的任务；而中国却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文明古国，近代以来，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不仅仅是反侵略，而且还要反封建。

2.领导阶级和指导思想的对比

从领导阶级来看，美国的独立战争是由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和南方种植园奴隶主阶级联合领导的，他们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独立宣言》的发表成为他们共同斗争的旗帜。而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各个主要阶级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每个阶级基于各自指导思想、理论的差异，对中国历史前途有着各自的理想目标以及与众不同的社会实践。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渴望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所有的艰辛努力都最终由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没能使中国社会得到根本的改观；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

3.从经济发展状况对比

美国独立之前，北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流，因此，北美独立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即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而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有多种经济成份存在：这里面有1840年以后伴随列强殖民侵略而传入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还有1927年之后出现的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这些经济成份的不平衡性、不统一性，使各个革命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难以担当革命重担，因此，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4.国际环境的对比

美国所面临的环境相对有利，即18世纪英国在争夺殖民霸权的过程中与欧洲国家矛盾尖锐，特别是与法国的矛盾最为突出。美国独立战争正是利用欧洲国家与英国的矛盾，孤立了英国，取得国际上的军事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几乎是没有外援的，甚至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国际环境极为险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得到了国际上爱好和平与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

5.从革命的结果和前途来看

美国独立后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共和政体的国家，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处于封建制度的情况下，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对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建设起了示范作用。中国独立后很快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大鼓舞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同时，年轻的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团结世界各国人民，积极维护了世界和平与发展。

6.从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贡献来看

美国独立战争后于1787年颁布了近代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联邦宪法，在权力结构中突出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原则，在此基础上美国逐渐发展成为典型的民主共和制政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典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英国一样成为以后许多国家学习效仿的榜样，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于1954年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为其基本原则，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更好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成功总结，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通过上述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知识的区别比较，使学生能够透过这两个历史事件的表象去了解他们的本质，这样就有利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了那段历史，也学会了客观地正视历史，正确地评价历史，从中感悟历史带给我们的精彩和人生智慧。

7.总结

资本论论文范文第4篇

1.由此，在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妇女无论是作为交换主体的平等抑或作为交换客体的自由必将得到确认与尊重。并且，由于资本的运动具有克服和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力释放、阻碍生产多样化扩大的自然或精神力量的能力，因而它也必然并确实地克服与摧毁着排除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父权制自然经济格局。而为了确保“平等、自由”的市场交换能够顺利进行，资本主义需要以一种更接近人的“自由、民主”本性的新的政治关系代替专制政治中的权威主义和人对人的直接依赖、臣服关系。妇女在这种新的政治关系中尽管因为生产资料占有权的劣势无法与男性平等地劈分权力，两性在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方面的差异及由此带来的自由、民主权利的差异由来很大，但披上了“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等“物治”面纱的资本主义政治毕竟瓦解了专制父权政治中性别之间的直接依赖与臣服，使公共事务成了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人的普遍事务，使政治职能成为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人的普遍职能，使两性之间的生活差别仅仅是社会差别而不是政治差别，从而也使得妇女在父权制的国家中首次获得了解放，即妇女的政治解放。与此同时，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资本逻辑在经济上所确立起来的“平等、自由”不仅通过政治得到了社会领域内的放大与扩展，同时这种放大与扩展伴随着资本的扩张与发展又进一步地影响着包括妇女在内的人类整体精神生活，促使着她们产生出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社会参与意识乃至女权意识等等。她们作为人所拥有的自由、民主、价值与尊严牢牢地建立在了资本的世俗生活基础之上，她们在传统父权社会中长期被轻视、压抑的主体性得到了一场以“平等、自由”为特征的大解放。因此，对于破除那种导致了性别之间直接压迫与对抗的传统父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发挥的历史进步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现代西方社会中表现出的对抗父权制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压力也是十分强大的。它们迫使或促进男人变得更多地参与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以及接受女人在公共领域中愈加重要的角色。它们不断瓦解着关于什么是‘自然的’，以及男人与女人适合于做什么的传统观念。生产关系不断革命的力量与迈向理性化的进程吹响了反对性别差异的号角；性别的坚冰随着‘由古老而令人尊敬的偏见而来的冷硬关系’一起融化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人获得了平等或类似的东西，也不意味着这些过程是不可抗拒或不可逆转的”，因此同样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有反父权的本质。事实上，父权制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表面上削弱了传统父权的统治，但却从未真正挑战过作为父权制之核心内容的等级制劳动性别分工。相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常需要维系这种分工，因为它非常需要通过妇女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基础。并且，家务劳动以无偿的形式由妇女承担，这意味着资本家所付出的一份工资可以购买到双份的劳动力一个为他劳动的工人和一个为工人劳动的妻子，意味着他可以毫不费力地降低工资的价值而增加剩余价值的占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具有巩固传统性别分工，即巩固家庭父权制的利益与动机。而从这一利益与动机出发，通过公私领域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使大部分妇女被限定在家庭之中专事家务劳动，并在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家庭生产功能日益弱化乃至彻底丧失的条件下将她们置于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属地位之上；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奉行着“自有其明言的和不言自明的双重标准，这里的双重标准决定着谁应成为首要的、受雇佣的劳动力，谁将充当次要的、失业的劳动力。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完全不是因为界限已然清楚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资本主义就派定男人为‘主要’的劳动力资源，而派定女人为‘次要’的劳动力资源。因为需要女人呆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如此，或者说父权制认为不需要男人如此”，从而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模式成功推广至社会生产领域。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中，妇女就业的边缘化、底层化连同性别之间的同工不同酬导致了妇女在经济上广泛依赖于男子的现实。男人占据着那些相对重要的行业部门，并明显地影响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和形式；妇女则被视作流动工、季节工与劳动后备军的最佳人选，更多地从事着那些技术相对落后、薪酬福利相对较差的从属性工作。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在社会的公共领域，性别之间直接而公开的压迫虽然已经较为少见，可取而代之的却是隐性的间接歧视无处不在。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结果并不是消灭了父权制，而只是推动了它由家庭私人领域向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展与升级。而面对着这种被扩展与升级了的父权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解放，同时还承受着双重负担、遭遇着双重剥削她们既是家庭内无偿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同时又是社会经济中交换价值的低报酬生产者。这样，在所谓“理性”的权衡与“效率”的谋算下，许多虽然拥有了参与社会生产形式权利与现实机会的妇女最终却选择了退居家庭。据此，由于“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因为它坚持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妇女实行较低的工资。低工资使妇女依赖男人，因为它鼓励妇女结婚。已婚妇女要为丈夫料理家务。于是，男人从较高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这种家庭分工反过来又为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起作用。这么一来，等级制家庭分工被劳动力市场永久化，反之也一样。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连锁制度长期影响的结果。父权制远没有被资本主义征服，它仍然是强有力的；它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所采用的形式，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父权制一样。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互相适应，给妇女造成恶性循环。”［8］这就是说，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不是有着明显区分的、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它们之间已经超越了那种密切联系的互补关系而彼此渗透、扭结交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给妇女带来的是一种混沌难分的阶级—性别连锁压迫，从而也就构成了促使妇女超越内部阶级差异实现“阶级式”联合反抗行动的外部压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确实改变了传统父权制的具体统治形式，但又使父权制实现了从家庭向社会的扩展与升级。父权制历来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妇女所受到的性别压迫也历来就是阶级压迫在性别之间的特殊表现。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妇女特殊的异化体验

1.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曾对法国小农阶级的存在状态展开评述：“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之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9］在此，马克思实际指明的是，经济条件只是阶级“自在”存在的客观前提，社会阶级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意识，即具有属于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时才会真正成为“自为”的存在。因此，“阶级”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形成的范畴，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与此同时，构成阶级的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特别是个人建构于特殊阶级身份上的共同“经历”是他们在行动过程中形成为阶级的关键。同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阶级意识的形成是阶级形成的标志，是阶级由“自在”转为“自为”状态存在的关键环节与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妇女来说，历史中的她们长期各自被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的父权制家庭牢固铆定，彼此之间难以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与社会生产基本隔绝的生存方式以及在父权意识操控下经常产生的“虚假意识”使她们就像一个一个甚至都没有被装进袋中的土豆，很难形成为实现自身利益而组织和行动起来的整体自觉意识，即很难突破“自在”的状态而上升为真正“自为”的阶级。这就是说，基于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的互通本质，妇女虽然作为认识论的对象可以确定地被整体视为一个阶级，但要在本体论的实践层面推动她们以阶级联合的形式展开反抗性别压迫的统一行动，则必须以她们形成真正属于她们的“妇女阶级意识”为前提。这种“妇女阶级意识”在内容上不仅包括对妇女利益的理性认识，也包括对男性利益不合理性的认识与有意识的反对，同时还包括对运用集体政治的手段以达到推翻性别压迫、实现妇女利益的政治目的的认识和随时行动的准备。而在结构上，“妇女阶级意识”则是由以“认识压迫”为特点的较低层次的经验意识与以“实现解放”为特点的较高层次的政治意识共同组成。其中，较低层次的经验意识作为主观与客观双向互动的结果，产生于妇女独特的受压迫经历，特别是她们对于这种经历的理解和感受之中。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这种经历集中表现为妇女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所普遍感受到的特殊“异化”体验。“异化”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己的活动而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又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与人对立，即进一步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劳动异化的理论，将“异化”概念改造成为对资本主义现实生活进行彻底批判的重要范畴。他指出，私有制的产生使原本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逐渐丧失了原初的自由自觉性质而不断发生着异化，即“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这种异化劳动发展到了极端，使“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工人彻底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而仅作为“工具性的存在”，即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机器，他们不仅与他们的劳动产品发生着异化，同劳动本身发生着异化，同时也与其作为人的类本质发生着异化，与周围其他一切人发生着异化。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包括两性关系，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也必然呈现出异化的本质，即“当个体与他人彼此分离时，他或她只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

2.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了的人际关系给妇女带来了更为不利的处境。因为：“男人能在家庭生存，也同样能在工商业的社会生活领域生存，因此他能够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表达自己。但是对女人来说，她的活动余地仅限于家庭内部。在工业生产内，男人的劳动产品被剥夺，由此产生的把男人对象化，它表现为异化形式。男人通过对女人的关系来缓解异化，女人的异化却无法缓解。因为这些亲密关系正是压迫她的制度结构中最重要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上的父权本质，异化对于妇女来说还是一种居于性别之间的体验，“不仅不赚工资的妇女同样经历异化，而且挣工资的女人所体验的异化也不同于挣工资的男人。”劳动的异化性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甚至已经深刻渗透到了那些原本能由妇女完全掌控的劳动／活动，如身体修饰、履行母职以及个人精神智力活动之中：妇女对自己的身体加以修饰，就像工人生产那样，最后的结果都是劳动产品（对于妇女来说是她的身体）与他／她本人相疏离。也许“一个女人会强调，她节食、锻炼和装扮的目的是愉悦自己，但事实上她可能是为了取悦男人而塑型和修饰自己的肉体”，以至于“最后她的身体也都变成了男人与她的对象”。作为拥有特殊生理机能的女性，生育对于妇女来说已经变成不可控制的人类自身再生产劳动。妇女个人的生育意愿并不能决定最终的生育结果，“在对童工劳力的需求和对成人劳力的需求同样多的社会，妇女被迫在身体限度内尽可能多生育。在视儿童为经济负担的社会，妇女想要多生孩子则得不到鼓励；许多女人迫不得已，只能堕胎或绝育。”［与此同时，各种使用泛滥的现代精密生育技术操纵着妇女妊娠、分娩甚至受精的全过程，使许多妇女与她们的生育过程也产生了疏离。更为糟糕的是，如出一辙的异化同样发生在妇女履行母职的过程中。“育幼”不再是母亲的自然本能，而是她们异化的体验。而这种异化了的育儿方式，最终又导致了母子关系的疏离：“母亲和孩子间极度的相互依赖，鼓励母亲在界定孩子的意义时首先考虑到她自己对生活意义、爱和社会认可的需要。她把孩子视为她的作品，以为这作品能改善她的生活，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孩子是她的无价之宝，社会却对之不屑一顾。当代母职的社会关系使她不可能把孩子看做一个完整的人，看做母子双方所属的更大社区的一部分。”这样，不仅母亲“没有能力把孩子当作人来看待，同样的情况是，孩子们也没有能力把她当作人来看待。”更为可怕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普遍发生着的异化还侵蚀着许多妇女的精神智力活动。她们通常被培养得很不自信，以至于“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害怕自己的思想不值得表达，即使已经跻身于神圣的学术殿堂，她都会经常害怕被人指责为学术骗子，而不是专家教

资本论论文范文第5篇

妇女是一个内部存在巨大阶级差异的性别群体，但又可以在整体上被视作一个受压迫的阶级。这不仅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定义以及阶级划分基本原则进行逻辑推理之后所得出的合理结论，同时也是基于对妇女所受压迫展开唯物史观阶级—性别经济、政治分析之后而形成的事实判断。在当代，由于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父权制两种连锁制度的长期影响，妇女所受的压迫仍然既具有阶级压迫的典型特征，同时又被披上了性别压迫的浓厚色彩。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对封建社会等级制和专制政治的革命性否定，资本主义对于瓦解传统的父权力量同样发挥着马克思所讲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增值运动必以平等、自由为特征的市场交换原则为基础。而市场交换，如果说它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确立了主体之间（包括不同性别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由此，在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妇女无论是作为交换主体的平等，抑或作为交换客体的自由，必将得到确认与尊重。并且，由于资本的运动具有克服和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力释放、阻碍生产多样化扩大的自然或精神力量的能力，因而它能克服与摧毁排除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父权制自然经济格局。而为了确保“平等、自由”的市场交换能够顺利进行，资本主义需要以一种更接近人的“自由、民主”本性的新的政治关系代替专制政治中的权威主义和人对人的直接依赖、臣服关系。在这种新的政治关系中，妇女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权的劣势无法与男性平等地划分权力，两性在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方面的差异及由此带来的自由、民主权利的差异由来很大，但披上了“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等“物治”面纱的资本主义政治毕竟瓦解了专制父权政治中性别之间的直接依赖与臣服，使公共事务成了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人的普遍事务，使政治职能成为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人的普遍职能，使两性之间的生活差别仅仅是社会差别而不是政治差别，从而也使得妇女在父权制的国家中首次获得了解放，即妇女的政治解放。与此同时，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资本逻辑在经济上所确立起来的“平等、自由”不仅通过政治得到了社会领域内的放大与扩展，同时这种放大与扩展伴随着资本的扩张与发展又进一步地影响着包括妇女在内的人类整体精神生活，促使着她们产生出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社会参与意识乃至女权意识等等。她们作为人所拥有的自由、民主、价值与尊严牢牢地建立在了资本的世俗生活基础之上，她们在传统父权社会中长期被轻视、压抑的主体性得到了一场以“平等、自由”为特征的大解放。因此，对于破除那种导致了性别之间直接压迫与对抗的传统父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发挥的历史进步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现代西方社会中表现出的对抗父权制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压力也是十分强大的。它们迫使或促进男人变得更多地参与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以及接受女人在公共领域中愈加重要的角色。它们不断瓦解着关于什么是‘自然的’，以及男人与女人适合于做什么的传统观念。生产关系不断革命的力量与迈向理性化的进程吹响了反对性别差异的号角；性别的坚冰随着‘由古老而令人尊敬的偏见而来的冷硬关系’一起融化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人获得了平等或类似的东西，也不意味着这些过程是不可抗拒或不可逆转的。”

因此，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有反父权的本质。事实上，父权制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表面上削弱了传统父权的统治，但却从未真正挑战过作为父权制之核心内容的等级制劳动性别分工。相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常需要维系这种分工，因为它需要通过妇女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基础。并且，家务劳动以无偿的形式由妇女承担，这意味着资本家所付出的一份工资可以购买到双份的劳动力———一个为他劳动的工人和一个为工人劳动的妻子，意味着他可以毫不费力地降低工资的价值而增加剩余价值的占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具有巩固传统性别分工，即巩固家庭父权制的利益与动机。而从这一利益与动机出发，通过公私领域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使大部分妇女被限定在家庭之中专事家务劳动，并在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家庭生产功能日益弱化乃至彻底丧失的条件下将她们置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属地位之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奉行“自有其名言的和不言自明的双重标准，这里的双重标准决定着谁应成为首要的、受雇佣的劳动力，谁将充当次要的、失业的劳动力。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完全不是因为界限已然清楚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资本主义就派定男人为‘主要’的劳动力资源，而派定女人为‘次要’的劳动力资源。因为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如此、或者说父权制认为不需要男人如此”，从而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模式成功推广至社会生产领域。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中，妇女就业的边缘化、底层化与性别之间的同工不同酬，导致了妇女在经济上广泛依赖于男子的现实。男人占据着那些相对重要的行业部门，并明显地影响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和形式；妇女则被视作流动工、季节工与劳动后备军的最佳人选，更多地从事着那些技术相对没落、薪酬福利相对较差的从属性工作。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在社会的公共领域，性别之间直接而公开的压迫虽然较为少见，但隐性的间接歧视无处不在。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结果并不是消灭了父权制，而只是推动了它由家庭私人领域向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展与升级。

面对着这种被扩展与升级了的父权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解放，同时还承受着双重负担、遭遇着双重剥削———她们既是家庭内无偿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同时又是社会经济中交换价值的低报酬生产者。这样，在所谓“理性”的权衡与“效率”的谋算下，许多拥有参与社会生产形式权利与现实机会的妇女最终选择了退居家庭。据此，由于“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因为它坚持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妇女实行较低的工资。低工资使妇女依赖男人，因为它鼓励妇女结婚。已婚妇女要为丈夫料理家务。于是，男人从较高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这种家庭分工反过来又为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起作用。这么一来，等级制家庭分工被劳动力市场永久化，反之也一样。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连锁制度长期影响的结果。父权制远没有被资本主义征服，它仍然是强有力的；它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所采用的形式，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父权制一样。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互相适应给妇女造成恶性循环。”这就是说，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不是有着明显区分的、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它们之间已经超越了那种密切联系的互补关系而彼此渗透、扭结交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给妇女带来的是一种混沌难别的阶级—性别连锁压迫，从而构成了促使妇女超越内部阶级差异实现“阶级式”联合反抗行动的外部压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确实改变了传统父权制的具体统治形式，但使父权制实现了从家庭向社会的扩展与升级。父权制历来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妇女所受到的性别压迫也历来就是阶级压迫在性别之间的特殊表现。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妇女特殊的“异化”体验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曾对法国小农阶级的存在状态展开评述：“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之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在此，马克思实际指明的是，经济条件只是阶级“自在”存在的客观前提，社会阶级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意识，即具有属于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时才会真正成为“自为”的存在。因此，“阶级”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形成的范畴，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与此同时，构成阶级的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特别是个人建构于特殊阶级身份上的共同“经历”，是他们在行动过程中形成阶级的关键。可以说，阶级意识的形成是阶级形成的标志，是阶级由“自在”转为“自为”状态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妇女来说，历史中的她们长期被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的父权制家庭牢固铆定，彼此之间难以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与社会生产基本隔绝的生存方式以及在父权意识操控下经常产生的“虚假意识”使她们就像一个一个甚至都没有被装进袋中的马铃薯，很难形成为实现自身利益而组织和行动起来的整体自觉意识，即很难突破自在的状态而上升为真正“自为”的阶级。这就是说，基于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的互通本质，妇女虽然作为认识论的对象可以被整体视为一个阶级，但要在本体论的实践层面推动她们以阶级联合的形式展开反抗性别压迫的统一行动，则必须以形成真正属于她们的“妇女阶级意识”为前提。这种“妇女阶级意识”在内容上不仅包括对妇女利益的理性认识，也包括对男性利益不合理性的认识与有意识的反对，同时还包括对运用集体政治的手段以达到推翻性别压迫、实现妇女利益的政治目的的认识和随时行动的准备。而在结构上，“妇女阶级意识”则是由以“认识压迫”为特点的较低层次的经验意识与以“实现解放”为特点的较高层次的政治意识共同组成。其中，较低层次的经验意识作为主观与客观双向互动的结果，产生于妇女独特的受压迫“经历”，特别是她们对于这种经历的理解和感受之中。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这种经历集中表现为妇女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所普遍感受到的特殊“异化”体验。“异化”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己的活动而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又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与人对立，即进一步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劳动异化的理论，将“异化”概念改造成为对资本主义现实生活进行彻底批判的重要范畴。

马克思指出，私有制的产生使原本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逐渐丧失了原初的自由自觉性质而不断发生着异化，即“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这种异化劳动发展到了极端，使“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工人彻底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而仅作为“工具性的存在”，即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机器，他们不仅与他们的劳动产品发生着异化，同劳动本身发生着异化，同时也与其作为人类的本质发生着异化，与周围其他一切人发生着异化。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包括两性关系，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也必然呈现出异化的本质，即“当个体与他人彼此分离时，他或她只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了的人际关系给妇女带来了更为不利的处境。这是因为：“男人能在家庭生存，也同样能在工商业的社会生活领域生存，因此他能够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表达自己。但是对女人来说，她的活动余地仅限于家庭内部。在工业生产内，男人的劳动产品被剥夺，由此产生的把男人对象化，它表现为异化形式。男人通过对女人的关系来缓解异化，女人的异化却无法缓解。因为这些亲密关系正是压迫她的制度结构中最重要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上的父权本质，异化对于妇女来说还是一种居于性别之间的体验，“不仅不赚工资的妇女也同样经历异化，而且挣工资的女人所体验的异化不同于挣工资的男人。”劳动的异化性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甚至已经渗透到那些原本能由妇女完全掌控的劳动/活动，如身体修饰、履行母职与个人精神智力活动等。妇女对自己的身体加以修饰，就像工人生产那样，最后的结果都是劳动产品（对于妇女来说，是她的身体）与他/她本人相疏离。也许“一个女人会强调，她节食、锻炼和装扮的目的是愉悦自己，但事实上她可能是为了取悦男人而塑型和修饰自己的肉体”，以至于“最后她的身体也都变成了男人与她的对象”。作为拥有特殊生理机能的女性，生育对于妇女来说已经变成不可控制的人类自身再生产劳动。妇女个人的生育意愿并不能决定最终的生育结果，“在对童工劳力的需求和对成人劳力的需求同样多的社会，妇女被迫在身体限度内尽可能多生育。在视儿童为经济负担的社会，妇女想要多生孩子则得不到鼓励；许多女人迫不得已，只能堕胎或绝育。”与此同时，各种泛滥使用的现代精密生育技术操纵着妇女妊娠、分娩甚至受精的全过程，使许多妇女与她们的生育过程也产生了疏离。更为糟糕的是，如出一辙的异化同样发生在妇女履行母职的过程中。“育幼”不再是母亲的自然本能，而是她们异化的体验，“母亲们的压力是巨大的，在几乎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她们被认为必须执行专家们的每一项命令……她得按专家的方式、而不是她自己的方式抚养孩子。”而这种异化了的育儿方式，最终又导致了母子关系的疏离———“母亲和孩子间极度的相互依赖，鼓励母亲在界定孩子的意义时首先考虑到她自己对生活意义、爱和社会认可的需要。她把孩子视为她的作品，以为这作品能改善她的生活，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孩子是她的无价之宝，社会却对之不屑一顾。当代母职的社会关系使她不可能把孩子看作一个完整的人，看作母子双方所属的更大社区的一部分。”这样，不仅母亲“没有能力把孩子当作人来看待，同样的情况是，孩子们也没有能力把她当作人来看待”。更为可怕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普遍发生着的异化还侵蚀着许多妇女的精神智力活动。她们通常被培养得很不自信，以致“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害怕自己的思想不值得表达，即使已经跻身于神圣的学术殿堂，她都会经常害怕被人指责为学术骗子，而不是专家教授”。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