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近现代　经济思想　分析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1 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及其继承变化关系概况

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却是在15世纪-18世纪早期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关税保护政策，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中晚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价格是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70年代，经济思潮中出现了以“边际革命”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众多构想和方案。

2 近现代西方经济经济思想流派的变迁、原因及其主要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和流派的演变主要经历了6个主要阶段，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货币学派，以生产价格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预期学派，目前受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反思或者对未来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构想。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英国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价值规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自由竞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就必然要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干预而成为主导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其政策主张，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时代。

新古典经济体系和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批判继承基础上之上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和发展，但其某些提法已经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范畴。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的提出其基本背景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信条，运用行政、经济和其他各种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并取代了传统自由放任的思潮。1936年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手段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反思和对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味，凯恩斯主义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而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财政赤字，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基于这种反思，经济思想界出现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和观点，即货币学派、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1960年英国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3 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特征及新形势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面对于近现代西方各主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来看，其经济思想和主张有种环状循环和回归的特征，即大体遵循着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自由放任这样一个回归循环过程，同时也有螺旋上升的趋势和特征，即无论在单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实践上也越来越侧重于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融合和综合使用。经济思想理论和及其实践的这种演化导致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和混合经济的出现，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背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想界对于其传统经济的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上都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反思。

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不但需要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特点，也需要计划机制的宏观统筹，因而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既重视市场机制调节，又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理论。

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战后美国的经济既不同于以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仍然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得手即价格杠杆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和加强，政府广泛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对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来纠正经济运行的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宏观政策的调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性调整，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这种混合经济的基础是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但不同于19世纪的古典市场经济行为。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和其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构想，从而推动了西方经济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内容主张到具体方法措施，还是其在国家经济管理措施的层面上，这种新的反思和构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海啸中，西方众多经济界学者都严厉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提出在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另外，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反思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危险和风险的相关防范机制等的研究，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同时，也使经济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论断给予了重新的关注，也使得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传统数学模型的崇拜和迷信中走了出来，更多地从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层面上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

4 总结

自亚当·斯密从西方传统的重商主义中脱离出来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的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几经变迁，发展到了目前最新的理性预期学派，其中的过程和主张也有回归的现象，但总体看来，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主张自由经济到主张国家计划和调整作用的发挥再到手段和方法的改进这样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过程。本文就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史上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流派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其产生的背景、原因、主张及其政治经济影响，试图找出人类经济思想演变的规律和背后驱动因素及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等规律性的东西，接着对于西方经济思想的未来演变趋势及其影响进行了合乎推理逻辑的预测，认为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在宏观上从重视物质财富的个体自由积累到重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应用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微观上从贸易保护主义等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上的应用到对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和心理行为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等细节问题上的考究。

参考文献

[1]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十七版）,宏观经济学（第十七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2]　迈克尔.帕金.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3]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下册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　曼昆.经济学原理（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第2篇

（一）一个流行的误解引发的思考

企业理论是微观经济学中以研究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企业的运作及其结构、形态演变规律为主要内容的重要基础理论。当前“经济学的研究者和观察家们极少否认这样的说法：企业理论已成为当代经济学家们最偏爱的迷人事物。”（foss，1999）它已成为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最富有魅力和最具有挑战的领域之一，一大批经济学家如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森、阿尔钦、德姆塞茨、杨小凯、黄有光、哈特、詹森、青木昌彦等沉浸其中，乐此不疲。由于融合了博弈论、契约理论、激励理论、信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菁华，当代企业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irm）向纵深不断拓展，由“企业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到“边界或一体化”、“最优委托权安排”，再到“多任务委托”、“权威分配”、“合谋或勾结”以及“文化或声誉”等问题，不断地对现实企业问题进行不懈的探索。然而在追溯现代企业理论的起源时，大多数的学者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中间却存在这样一个流行的误解：现代企业理论始自科斯。他们认为在科斯1937年发表其经典性论文《企业的性质》以前是没有真正的企业理论的，科斯因此登上了现代企业理论“鼻祖”的宝座。不可否认科斯《企业的性质》的发表以及交易成本范畴的提出，的确在企业理论发展史中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作用，但是要说在其之前没有真正的企业理论的这样的断语则未免过于武断了。说得严重一点，这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偏见。其实早在科斯之前近一个世纪，马克思就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运行和演进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相对西方企业理论来说更科学、更完整、更深刻的企业理论，尽管其中若干观点甚至分析方法不免含有时代的局限。正如程恩富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正直学者都会承认，即使不谈其他著作,也完全可以说《资本论》早已形成了关于企业的起源、本质、规模和治理结构等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学说,而且十分深刻”（程恩富：《西方企业理论的意义、误点及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比较》，《韶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8期）。甚至可以说《资本论》就是一部企业理论的巨著，其内容之博大、论述之深刻、结构之严密，没有一部企业理论的著作可出其右。这是我们研究企业理论必须挖掘和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马克思企业理论中真理的光芒不应为误解所遮蔽。

在此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认识长期内也存在偏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局限在生产关系的领域内；并且简单地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原理，认为两者之间是直接发生作用的。这样一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就被吸引到宏大叙事的层次上来，微观领域的企业理论问题就被长时间的悬置起来。由于离开了这一微观基础来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抽象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被从现实割离出来，变成了无法“直面现实”的经济学，有关理论就带有了某种程度的“拜物教”性质。其实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不是直接发生作用的。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中介：生产方式。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都是通过这个中介实现的。（吴易风，1997）企业是生产方式的微观实现形式，是近、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主流形式，离开了对企业理论的深入研究，是无法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运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样一个三段式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化的。在第一版序言中，他就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2004，第8页）。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就偏离了这一正确的研究轨道，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抗性的研究上，强调的是劳动价值理论的本体论研究和抽象地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样的研究由于未能直面现实而遮蔽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光芒。上述理论研究的倾向使得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研究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使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也认为马克思是没有企业理论的。以至于我们在进行企业改革的时候，很多人直接从西方经济学的仓库中去寻宝。因此才有不少专家深刻指出，建立完整的马克思企业理论是实现马克思经济学创造性转化的关键环节（孟捷，2002）。

（二）企业理论研究中“言必称西方”倾向牵动的忧虑

推进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是新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这需要以正确的理论来指导，而以怎样的企业理论指导我国的企业改革实践，是一个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事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企业改革和发展领域指导地位的稳固与否，事关企业改革方向的正确与否，并最终决定企业改革的成败和企业发展的成效。其问题的核心在于以怎样的经济学范式来主导企业理论研究。经济学范式是一种经济学体系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立场、范畴和方法的总合，是经济理论体系的灵魂。主导企业理论研究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研究的结论可能会完全不同，而指导理论选择上的错误很可能将我国的企业改革引入死胡同而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在企业理论问题的探讨上，现在学术界有一股风潮，言必称西方，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西方经济学家、交易成本等基本范畴不离口，以西方企业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主导的研究企业问题的论文遍布我国各大核心期刊，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的论文也被看作“经典”充斥参考文献之中，而以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为主导的研究企业问题的论文则相对较少，笔者依据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1992—2002年）的查询结果粗略估计，后者的数量不足前者的1/10。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势头强劲、咄咄逼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受到严峻挑战，很多人甚至认为马克思没有企业理论。这种情形任其发展令人堪忧：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企业改革和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将受到巨大冲击；二以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为主导的企业理论来指导的我国的企业实践会不会“水土不服”，会不会产生“淮橘为枳”的结果，这样的企业还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微观基础？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穷庙富方丈”、部分地区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缺失甚至人权屡屡受到侵犯等似乎已显示出了某些征兆。比如一些人借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借助企业改革、改制之机，大肆侵吞公有资产，大肆侵吞工人利益，大肆逃废债务特别是银行债务等手段和行为造成的。这成为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手段和机会。更有甚者，企业改制之后，又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上市公司，然后，在股市里再捞一把，再去掠夺广大股民利益。目前，一些上市公司，弄虚作假，虚造帐目，虚造利润，欺骗股民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一些公司老总，一看情况不妙，卷款出逃国外的情况屡见不鲜。而改制企业员工只有面临下岗、失业的命运，造成普通股民血汗钱血本无归。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严重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急剧拉大。盲目崇拜西方经济理论，贻害无穷。前转轨陷入锁定状态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我们认为我国的企业理论研究必须以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为指导。马克思尽管没有专门和重点研究企业问题，但是他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运行和演化的研究中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的、系统的企业理论研究框架。尽管其中的部分观点已经“死去”，但就其总的经济学范式而言仍有顽强的生命活力，至今显示着真理的光辉。比如林岗、张宇教授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相关阐释概括出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五大方法论命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等等（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在上述方面强调个体选择、比较静态分析、缺乏历史分析的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显然是无法与之争锋的。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深刻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哪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辨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页。）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地拜倒在西方企业理论的脚下，仅仅充当西方企业理论的批发商，尽管其中不乏科学的成分。我们应当回到马克思那里，不是去为实践寻找细枝末节的理论依据，而是要从其经济学宝库中挖掘出其研究企业问题的科学方法作为我们研究企业问题的出发点和指南，联系变化的实际发展马克思的企业理论，科学地回答企业改革和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回击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各种藐视、非难和攻击，拓展出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新形式，从而坚定地捍卫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在企业理论研究中的主导地位。这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我们必须肩负的时代使命。

（三） “郎旋风”激发的反思

要说2004年中国经济学界最为轰动的事件，非“郎旋风”莫属。一个香港教授在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众多的学者参与了热烈的讨论，各大媒体纷纷响应，以至于普通公众对之也能品评一二。“郎旋风”的真正意蕴何在？人们见仁见智。窃以为这本质上不是一场纯粹的经济学的专业学术讨论。在辩论中，经济学家并不仅仅对自己的同行说话，而是对公众说话，对政府说话。学者们希望通过诉诸这些可能影响和决定公共政策走向的群体，使自己的意见影响甚至左右未来的公共政策。因此，这是一场事关重大的公共政策辩论。该辩论之所以如此轰动，并不在于朗教授的观点多么高深、多么出人意料，正如他自己所言，“只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正确的时候，说了一些话，一些让人比较触动的话，然后让这个社会产生很大的反思，仅此而已。”反思的核心问题就是：我国的企业改革向何处去？路在何方？主流学者所主张的现行企业改革模式是绝对的真理吗？对于我国企业改革的走向，大多数的学者的看法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西方流行的股份公司制尤其是美英的股份公司制。这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制度应该是何国际接轨，更确切一点是向欧美国家接轨。完全可以这样讲，公有企业的民营化，非公有企业的欧美化，几乎成了中国主流经济学者的一种所谓的“政治正确”（politics correct）。笔者认为这样一种主流看法会误导我国的企业改革实践，并不利于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能会带来若干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首先，按照这样的方向改下去，我国的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究竟怎样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虑，还是从倍受西方思想界推崇的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角度的考察，社会主义的微观基础都不可能与资本主义的微观基础是同质的。其次，成功的企业制度是否可以移植？在国外起作用的制度安排，我国拿来之后，是否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这是不是有点制度万能论之嫌疑，并且从现实看，世界范围内成功的企业制度也是多种多样的，美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只是其中的一种，从理论上很难说这一制度就是具有最高效率的企业制度。第三，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以股份公司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尽管是仍然是企业制度的主流，但其弊端日益显露，就连资本主义的有识之士，也直言不讳。一般认为其有三大弊端：一是股东至上逻辑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的高昂。二是短期利益至上与普遍的诚信缺失。近年来，随着安然公司的轰然倒塌，西方国家接连出现大公司财务丑闻，暴露了现代企业制度专制性的弊病。高级经理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为自己谋取暴利；通过做假账，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对劳动者和社会大众造成严重危害。三市场导向的生产模式与环境资源的破坏、浪费等等。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以这样的企业制度作为我们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可能是这一制度的优点我们没有得到，收获的却是它的缺点，从而成为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很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陷入既缺效率，又无公平的“锁定状态”，使我们的经济在除培育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富人之外，再乏善可陈。“郎旋风”事件中广大网民90%的支持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国企业改革的总体方向是什么？这是企业改革的一个突出问题，关系改革成本的高低和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从现实中那一企业制度占主流中寻找答案，而是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从研究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和企业形态的演化等企业基本问题入手，探询企业发展演化的一般规律，从而为企业改革指明方向。为此，就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既继承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精华，又借鉴西方经济学家的有益探索，使马克思企业理论在与时俱进中增强活力、生命力和影响力，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取得主导地位，并为我国的企业改革实践提供有效指导。

二、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拓展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一是将马克思关于企业问题的论述梳理、整合起来，从而形成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下的企业理论

西方企业理论自科斯以来，就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和企业形态的演化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现代企业理论的框架体系。马克思尽管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但是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是散见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这一宏大主题之中的，并未象西方经济学家那样专门著述企业问题。由此，某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才误以为在科斯《企业的性质》之前，是不存在真正的企业理论的。将马克思关于企业问题的论述梳理、整合起来，将之系统化、体系化，形成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下的企业理论，从而改变企业理论研究中言必称西方的错误倾向，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学术研究以及企业运行和改革实践中的话语影响力。

二是根据新的实践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充分体现马克思经济理论与时俱进的科学品质

马克思经济学是与时俱进的科学，马克思企业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是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纺织工业的业主制企业为模特来研究企业问题的。他从生产性、交易性等多个层面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了企业的起源，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剖析了资本主义企业演化的一般轨迹，并对未来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些问题作了天才的预测，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科学的企业理论。马克思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直到二战，资本主义企业的演化情形基本印证了马克思的分析，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正确性。二战后特别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资本主义企业的演进出现了新的特点，内容之广泛，变化之深刻，影响之强大，前所未有。比如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总体上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不少企业的组织结构由h型转变到u型并逐渐转变到m型；大企业在不断发展，兼并浪潮风起云涌，跨国公司发展迅猛，小企业的发展势头也很强劲；企业的治理结构方面发生了在所谓的资本革命、经理革命和创业革命等“三大革命”；企业中劳资两极的简单对立为多元经济主体构成的复杂分工体系所取代等等。马克思以业主制为原型的企业理论的部分结论已被现实所否定，如大企业将越来越多，小企业越来越少等，其理论和时代上的局限性初步显露。同时，一些国家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基础上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企业问题显然与马克思当时的设想的情形大不一样。对我国这样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当前企业理论研究中重西方企业理论、轻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实是与长期以来我们不能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发展马克思企业理论是有很大关系的，结果是相关的研究成果变成了文献考据，严重脱离实际，文章读起来死气沉沉，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大众中的亲和力。与时俱进的实践呼唤与时俱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历史性科学”（恩格斯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日新月异的企业运行变化面前，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只能拓展，而不能固守已有的结论，正如唯物主义要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而必然要改革自己的形式一样，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也只能与时俱进，否则，在企业改革领域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就真要被“劣币”驱逐了。这显然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失职，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所不愿看到的局面。

三是用新的企业理论对资本主义企业演化的新态势和我国企业改革的轨迹、走向进行新的解读

对于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企业运行发生的新变化，西方经济学家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进行解读，如企业的契约理论、企业的能力理论等，并由此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已由对抗转为合作共赢。他们的理论在方法论存在重大缺陷，对于这些新变化的解读，往往只在问题的表象上兜圈子，而难以抓住问题的实质。需要运用拓展的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新的解读，从而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我国企业改革的轨迹和走向的解读，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现代企业理论，这样的解读，使人有生搬硬套的感觉，毕竟现代企业理论以契约型的理论为研究对象，并且以一定的宏观制度背景为前提。这种仅就企业来谈企业，而忽视企业背后的制度的解读，难以使我们对我国企业改革的演进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很容易将我们的企业改革引入歧途，现在学术界如清华大学的候若石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批判以及朗咸平对公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质疑等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四是为我国企业改革提供理论的借鉴，减少盲目性。

公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公有资产流失、内部人控制、工人权利受到侵害等等，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得的不够，如公有制企业的性质是什么？企业中的权利应该如何配置？企业运行的目标是什么等等认识存在偏差，是理论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实践上的迷误。非公有企业运行中出现了劳资关系紧张、“民工慌”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非公有企业的竞争力，和谐劳资关系亟待有效对策。经济改革虽然是一个探索过程，但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缺乏基础经济理论的指导。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尚有活力，除其内在因素外，与他们在坚持私有制这个理论前提下的理论探索和创新也有直接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企业改革，急需以新的理论指导我国企业改革的实践，否则我国的企业改革就很有可能陷入既缺效率，又乏公平的“锁定状态”。

（三）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拓展的基本途径与方法

在坚持以马克思经济学基本范式为主导的原则下，依据新的实际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笔者以为至少应从下几点着力：

1、“回到马克思”

通过重读原典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梳理出马克思的企业理论。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企业问题，他对企业问题的研究是包含在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之中的。这就需要我们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运行和演化的研究中，特别是从《资本论》中梳理出马克思研究企业问题的时代背景，马克思关于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运行和企业制度演化的有关论述，并着重考察马克思某一观点提出的假设前提、推理过程和适用范围等，整理出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并以此清除我们传统认识中对马克思关于企业问题若干观点的教条主义甚至是歪曲的理解。今天我们强调这一点，现实针对性很强。因为长期以来，统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头脑的是所谓的“前苏联范式”。这一范式的有二大突出特点：一是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带有乌托邦式的幻想。在这范式的影响下，人们对马克思企业理论有很多的误解、误套、误用。如将公有制等同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认为公有制就是取消个人的所有权；其实，马克思在论述公有制的时候，反复强调，公有制并不是取消个人所有权，而是要确保个人所有权，这个所有权不仅包括消费资料所有权，而且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包括劳动者个人劳动力的所有权（刘永佶，2004，212页）。再比如，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的雇工8人的例子作为私人企业的性质的认定标志；再比如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设想的严格的工资等级制，当作一般的理论照搬到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形成了以“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所谓“按劳分配”。这一系列的误解、误套、误用，不仅是对马克思的不尊重，而且还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活力，降低了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我们现在原原本本地回到马克思那里，弄清马克思有关论述的本来含义，实现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正本清源，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思想起点。

2、依据变化的实际分析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合理内核”与时代局限

经济理论是经济实现的反映。拓展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我们不应该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任何经济学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马克思企业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逝世后的100多年来，特别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企业运行与演化的实际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要在全面地、完整地分析这些变化的基础上，以实践为检验尺度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企业理论，看一看那些分析方法和那些观点依然有效，而那些方法和观点已经过时，从中找出其合理内核和时代局限。在此问题上，我们有太多的教训。正是长期以来很多人们将马克思的著作当作了应急用的“锦囊”，认为马克思已经穷尽了真理，试图省却自身的努力而向马克思的著作寻求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才导致了马克思经济学包括企业理论在日新月异的现实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前车之鉴，后世之师。这是我们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关键环节。

3、批判性借鉴西方的企业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放的经济学，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它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和借鉴密不可分的。拓展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我们也必须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的企业理论。西方的企业理论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在分析、解决资本主义企业运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运行的一般规律，比如威廉姆森关于企业组织结构变迁的分析，有其科学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它作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主要体现着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具有辩护性的一面，马克思之所以把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为庸俗经济学原因即在于此。在对待西方企业理论的问题上，完全排斥与照搬照抄都是不科学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其辩护性而忽视其科学性，也不能因为其科学性而忘记其辩护性。科学的方法只能是批判其辩护性、借鉴其科学性。通过对西方企业理论深入地研究，批判地借鉴，从而为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扩展注入新的动力。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笔者特别强调以下两点：

一是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与整体主义分析方法相结合

在企业理论的研究中，从基础方法论的角度看，也就是从哲学层次方法论的角度看，主要有两大分析方法：一是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是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对于前者，按照卢瑟福的看法，其关键假设或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陈述：（1）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2）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3）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应该只考虑个人，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转自《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1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一分析方法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创的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传统，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在企业理论的研究中，他们也是以此作为分析起点的。对于后者，按照卡莫恩的观点，包含以下三个基本命题：（1）部分的简单加总不等于整体，因此社会制度等整体范畴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体心理等个体范围；（2）社会整体的性质及相互关系决定个体存在的本质，个人行为的内涵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3）形成社会力量的各种整体范围不但决定着个体利益的内容，还决定着个体行为的结果。（转自，林岗等《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36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谱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分析方法就是后者。正如卢卡奇所说：“在历史的解释中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根本不同的不是经济动机的首要地位，而是整体观。”（转自《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94页）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目的人的活动”，但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并不完全是自由意志的产物。“不管个人在主观上超越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2页）。因此马克思研究企业理论不是从孤立的、抽象的个人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企业中的个人作为经济活动者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组成企业的，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制约下推进企业制度演化的，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并拓展自身利益、改造自身的。在笔者看来，在新时代条件下，研究企业理论必须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一，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尽管与人们的常识相吻合，但是往往却把历史和时间排除在企业理论的分析之外，从而忽略了历史和时间对个人的型塑作用，最终使理论变成中看不中用的逻辑推演游戏；其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尽管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比较深刻和全面，但是往往会因缺乏分析的中介而变成哲学层次上的“诡辩论”，无济于解决现实问题，并因离人们日常生活较远，而降低了理论掌握群众的力量。两者结合起来，既可以分析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下人们的行为选择，又可以分析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演化中个人与社会的互动。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一、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1976年“文革”结束后，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我国长期处于徘徊状态，直到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的文章之后，全国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两个凡是”被否定，人民大众也从教条主义中解放了出来。这次讨论是拨乱反正的思想基础，也 是新时期党的资本主义观形成的基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后党中央又正确评价了党在 建国以来的功过是非，批判了“文革”前后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这一切为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大门。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商品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人们对姓“资”和姓“社”的问题认识不统一。为此，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 义经济的区别在于所有制的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做出了商品经济不姓“资”的解释。但是我们仍然把商品经济区别于市场经 济，在党的文件中长期使用“市场调节”概念。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才被肯定，并在当年的十四大上正式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新时期，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江泽民在2006年10月提到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时，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做了概括，即“为了维护资本主 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做了不少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 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在发展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

二、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态度

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要不要利用资本主义是处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首要问题，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 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 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

（一）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

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分为三类：一类是不带阶级性的，如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等。一类是中性的东西，如商品经济、市场等。一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如资本和雇佣等。对于这三类，前两类是毫无疑问可以借鉴的，那么最后一类是否也要借鉴呢？对此，邓小平曾指出，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按照现行的法 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归根结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文明是一个系统，除了物质层面，还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它们也是反封建和建设资本主义过程中的精神产物，既有反封建和维护现代化生产的一 面，也有维护私有制的一面。我们党曾经多次强调，对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现代化思想观念，比如市场观念、效益观念、分权制衡思想、公务员制度、开拓意识和进 取精神等我们要大力借鉴，以此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同时，必须坚决抵制混杂其中的唯利是图、投机主义、尔虞我诈等消极思想观念。

（二）不断深化对外开放

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之一就是交换的不断扩大，不仅在国内交换而且要在国际交换。扩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是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 件，这也是我党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确立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到了1984年9月19日，中国政府又明确提出对外开放是 我们的基本国策。与此同时，我国逐渐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内陆相结合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在对外开放的形式上，党认为我们不仅要向国外借款， 而且要吸引外国企业来投资，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

（三）利用资本主义必须坚持的原则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生产力上有一定的继承性，但是，我们最终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的，两种意识形态之争不论何时都是你死我活的。因此，我们必须 坚持原则。首先，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不可侵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对外开放的体制、政策和法规的不断改革，不是以牺牲主权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第二，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最佳选择，退回到资本主义只能让劳动人民的血汗被资产阶级侵吞，我们在学习资本主义来搞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精 神文明建设。第三，独立自主是我们最根本的出发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对外开放永远是第二位的，处于第一位的始终独立自主，这是对外开放的大前 提。

三、对“和平演变”的坚决抵制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分享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西方分享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049-007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作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享经济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经美国学者威茨曼系统研究后享誉全球，国际政界、学界及思想界对此理论非常重视并探求不辍，而国内学者及相关政策机构亦显示出强烈研究兴趣。纵观相关文献，大多数学者分别从各自视角出发对分享经济进行了整理、分析及综合。美国学者威茨曼（1986）认为，所谓分享经济制度是指工资与某种能合理反映企业经营指数相联系的分配制度。在分享制度下，职工与资本家一样可分享企业利润和剩余价值，分享经济的薪酬制度能够自动地促使企业多雇佣工人。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偏重于学理分析，而对分析经济制度进行具体设计的却是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其以劳动者是否拥有企业资本和参与控制企业作为研究标准，把各种不同分享形式总结为员工持股计划、劳动者管理的合作社、纯利润分享、纯收入分享及有区别原则的劳动资本合伙。以上这五种分享方式中，米德重点研究纯利润分享和纯收入分享，而对其余三种分享方式并未做详细论述，但无论何种分享方式，皆存在一定弊端。威茨曼和米德的分享经济理论可被视为现代西方分享经济理论的两大支柱，以此为基础，众多学者对分享经济理论进行拓展与延伸，这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就微观层面而言，主要是围绕分享计划中最有分享比率的确定、企业内部人力资本所有权控制以及对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等核心问题展开的讨论；就宏观层面而言，主要是指一些学者根据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状况对利润分享制的实施所产生的质疑。

国内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李炳炎在《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1981）和《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1982）两篇著作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之后，他又通过一系列论著对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进行了拓展与延伸（李炳炎，2008；李炳炎，2009；李炳炎，2011），他认为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管理模式、经济理论及经济运行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便是净收入分成制，主要经历拆分成制除本分成制净产值分成制净收入分成制职工股份制职工参与制的演变过程和具有变剩余关系为分享关系、职工个人劳动收入全额浮动、从成本中排除工资、以销售收入作为分配基础四大特征。另外，李炳炎对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测算方法、企业分配方式与传统企业分配方式的区别进行了研究。张怀富（2001）认为利润分享制不但能强化劳动者，而且可充分体现企业内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与地位，促进企业内部产权结构更加合理。孙迎联（2007）在对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认为两者在思想来源、逻辑起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且指出西方分享经济理论所主张的雇员和资本家共同分享利润的理论构想和实践主张游离于分享，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其实质仍是按资分配，而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所提倡的净收入分成制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条件下对新创造价值的分享，其能真正实现国家、企业及职工三者的利益分享。丁远杏（2008）在对西方分享经济理论的企业利润分享、企业价值分享、企业所有权分享制、企业管理权分享制、专业人员贡献报酬制等主要形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虽然西方分享经济理论的最终目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非雇用劳动者合法权益，但其对中国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制度的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王雅俊（2010）在对西方分享经济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的分享模式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分配体制上宜选择李炳炎教授提出的净收入分成模式，把工资与成本分开计量，体现初次与再分配的公平。

综合以上分析，前人对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和西方分享经济理论已有相当广泛的研究，涉及分享经济理论的思想基础、本质、运行机理及测算方法等，且提出很多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综述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从本源上挖掘分享经济的深层次含义，而且有助于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与西方分享经济理论的异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系统认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特殊价值与重要意义。国内学者李炳炎在分享经济研究方面，与国外学者几乎同时提出各自分享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因此，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理所应当地应被看成为分享经济理论的重要分支，其源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理论创新，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色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用语和思维方式的特征，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崭新的经济理论，受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并为其巩固发展服务（李炳炎，2009）。但总体而言，学者们多是从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或西方分享经济理论的视角对分享经济理论进行研究，而未构建一个逻辑自洽和一般性的分享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深层次研究分享经济理论的演化维度、发展路径和生成逻辑。实质上，对分享经济理论的研究应持一种全面、系统、开放、多维的视角，且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进行。显然，这方面还是分享经济理论研究的盲点。

二、分享经济理论演化的基本维度

演化是历史和规律的统一，且一般遵循一定的维度、路径、逻辑。因此，完全有可能揭示分享经济理论演化的维度，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分享经济理论演化的路径和逻辑。

（一）国家主义实践的基本维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

国家主义的基本维度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自从列宁和斯大林领导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开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经常发生。即便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也从没停止过。发展至今，资本主义经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四个阶段。在每个资本主义阶段，西方分享经济思想（理论）皆有与当时实践相适应的思想（理论）形态，这些思想（理论）形态既源于特定经济现实，又指导未来经济实践。世界社会主义迄今为止主要经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命运都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密切：研究资本主义是探索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建设社会主义更需妥善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理论源于实践，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无论是西方分享经济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皆源于当时特定的社会实践环境。这一般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两种形式。分享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主要是指中国。这包括：成都市89户集体企业于1980年起首先试行除本分成制，成功后逐步推广到湖北广济县，河北石家庄，四川沐川县、雅安市及安徽等多个省市的211户企业；南京市汽车工业公司于1984年起在7个厂推行经除本分成制发展而来的净产值分成制；重庆永川县6个国有企业于1985年起推行经净产值分成制发展而来的净收入分成制；江苏南京于1999年起实行“期股买断，工人自治”的工人所有制股份公司，等等（李炳炎，2009）。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领域集中在中国不同，分享经济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领域覆盖比较广泛。根据利润分享制覆盖范围的高低，可将主要西方国家分为三组：一类覆盖范围最高，主要包括日本和法国；二类中等范围，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芬兰、荷兰、丹麦、新西兰、意大利等；三类覆盖范围较低，主要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爱尔兰、瑞士等。（Saul Estrin，1997）。

（二）思想（理论）形态的基本维度是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理论）和西方分享经济思想（理论）

分享经济思想是马克思分享经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分享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分享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理论）的逻辑起点和逻辑基点，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理论）是马克思分享经济思想（理论）的延伸和拓展。但无论是马克思分享经济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理论），皆服务于包括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内的无产阶级，这不仅是马克思分享经济思想与西方分享经济思想的主要区别，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理论）与西方分享经济思想（理论）的典型差异。西方分享经济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德国经济学者屠能最早对分享经济思想进行剖析（张卓元，1998），其反对马克思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张，认为政治斗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唯有在经济领域实行分享经济制度才有助于克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即劳动者工资不应仅为必要生活资料，而应等于必要生活资料和部分剩余资料，进而使每个劳动者皆成为所有者，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获取投资利息（孙迎联，2007）。西方分享经济理论源于西方分享经济思想。西方分享经济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一套集多学科和多领域于一体的理论，但其绝非“普及分享经济理论”。囿于固有阶级局限性，西方分享经济理论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客观、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而是常给予主观、片面、肤浅的解释。这是因为经济科学是属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而意识形态体现一定的阶级利益和诉求。众多事实表明，经济学家在分析、研究、解释、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吴易风，2003）。当然，分享经济理论的阶级性并不排除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和西方分享经济理论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和取长补短的可能。

基于上述分析，分享经济理论大致沿着“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理论）、西方分享经济思想（理论）”两个基本维度演化（见图1），这两大基本维度可组成六种不同的分享经济思想（理论）类型：剩余分享（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资本分享（西方分享经济思想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工资分享（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要素分享（西方分享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收入分享（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利润分享（西方分享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

三、分享经济理论演化的基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与资本主义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是马克思价值分享思想（简称价值分享），主要包括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其中，工人分享前者，而资本家分享后者。马克思价值分享经济思想隐含在剩余价值理论之中，本质上就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分割理论，旨在强调以私有制和按资分配为主要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和剥削性，进而指出资本家剥夺全部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最终后果便是新生、充满生机活力、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代替陈旧、落后、残酷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制度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实现剩余价值和社会成果的全民共有和共享。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虽创造巨额社会财富，却无法分享自身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利润，而剩余价值和利润被资本家无偿分享。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商品财富皆是建立在资本家与劳动者没有实现共同、合理、平等的分享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基础之上，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亦是以无偿分享工人创造的社会财富为前提。显然，马克思虽未形成自己一套全面、系统的分享经济理论，但仅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分析中便可知，马克思经济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分享经济思想，而其更是非常赞成工人与资本家共同来分享剩余价值。

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是工资分享思想（简称工资分享）。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时间范围是以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为主要时间段，其理论基础和典型形式分别是工资范畴和工资制经济，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而非市场直接决定工资高低，而工资本质上是计划工资而非市场供求关系所形成的工资。当时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国家制定八级工资制的工资级别、工资标准和工资提升幅度、工资提升时间，工资很少变动。二是劳动力受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各种制度、政策所限，区域自由流动性差，而企业职工亦无职业选择权。劳动管理制度是以行政指令为主要特征的直接调配制，而工资不仅固定不变，且与物价互不相连。这不仅限制劳动力资源最优配置，而且导致职工在低工资水平下缺乏劳动积极性。三是劳动者对自身所生产的产品无分配权，即不能直接参与产品分配。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背景下实行的是工资制的分配关系，工资与利润范畴紧密相连，两者皆源于职工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但却呈现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对抗关系，而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极可能以减少职工工资为代价。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虽然理论上并不存在剥削关系，但这种分配与马克思所剖析的资本主义工资的分配具有某种相似性，即工人工资并非劳动结果，而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和以前生产的商品价值中的一部分，脱离于现在的劳动，一般由劳动力生产费用和市场的供求关系而非劳动的数量与质量所决定。显然，按劳分配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并不能获得实现，而工人在当时的工资制度下亦难以真正参与分享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李炳炎，2008）

西方分享经济思想与资本主义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是资本分享思想（简称资本分享），即资本控制进而分享剩余。在资本主义古典企业制度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本雇用劳动或劳动依附于资本的生产经营管理思想在经营管理者的管理理念中占据统治地位，而人格化的资本统治更是被运用得淋漓尽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资本雇用劳动，且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处于垄断地位，具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而劳动依附于资本，且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无任何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二是泰罗制被普遍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之中，主要特点是实行工作定额、差别计件工资制、职能工厂制等相关管理制度，以强化资本统治和劳动依附。泰罗制是资本剥削劳动的严酷手段和“奴隶制度”，其不仅损害工人健康，而且增加工人工作强度，使其成为机械设备附件与机械“活人”。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经营制度在现实操作过程中遇到监督成本高、劳资冲突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张怀富，2001）。三是在企业经营成果分配方面实行萨伊的“三位一体”的分配方式，资本、土地及劳动分别获得利息、地租及工资，而工资高低取决于劳动边际生产力。

西方分享经济思想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是要素分享思想（简称要素分享）。这主要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西方分享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宏观经济发展制度、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地在摆脱传统计划经济束缚的条件下，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成果分享道路，主要表现为鼓励、支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要素参与分配的形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要素分享思想的形成主要是以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为载体，是在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不断改革的基础上逐步产生的。这主要是以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为主要形成标志。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以工资制度为核心的多种要素分配制度的改革总共经历四个阶段（苏海南，2008）：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84年的“解放思想，恢复按劳分配原则”时期，但尚未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旧分配制度；第二阶段是1985年至1991年的“打破‘两个大锅饭’，调整分配关系”时期，但仍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第三阶段是1992年至1999年的“确立改革目标，培育新的分配机制”时期，但分配秩序比较混乱，体制外收入差距开始扩大；第四阶段是2000年以来至今的“工资分配制度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显然，要素分享思想真正确立于中国1992年至1999年的第三阶段，而之前重点是对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进行改革，之后重点是对包括劳动在内的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形式进行规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要素分享思想为摆脱传统计划经济桎梏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但因中国要素分享思想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初期实行过的古典的企业资本所决定的分享方式，而古典企业资本制度的典型特点便是资本所有权决定企业管理决策和经营成果分配，进而以此为基础追求利润最大化。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所出现的强势资方、弱势劳方以及工资等于甚至低于劳动力价值的情形与资本主义古典企业制度背景下所出现的情形类似。

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是净收入分享理论（简称收入分享）。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是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由中国学者李炳炎提出。李炳炎认为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典型形式是净收入分成制。所谓企业净收入是指已实现的企业净产值，由销售收入扣除物耗成本求得，而净收入分成是指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方经济主体中根据一定比例进行分享。净收入分成制的特点：一是以销售收入作为分配基础，以销售收入扣除生产资料价格后的企业净收入作为分配基数，依据一定比例确定国家、企业与职工三大经济主体的分成。二是工资在成本范围内。社会主义职工工资在传统工资制度下属于企业生产成本，而固定工资在净收入分成条件下不再存在，即职工劳动收入源于职工所创造的净收入，而企业从成本项目中排除工资。三是企业职工个人劳动收入实行全额浮动。企业职工劳动收入总额在净销售收入基础上分成获得，故其可随净收入而全额浮动。四是变“剩余”关系为分享关系，使国家、企业及职工成为利益共同体。显然，净收入分成制所分配的内容完全是职工自身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创造的劳动成果，主要通过两级按劳分配来实现：第一级按劳分配重点解决企业职工提供的集体劳动总量应获得的集体劳动收入总量的问题，而第二级按劳分配重点解决企业对职工个人的按劳分配问题，即企业在公平、合理考核工人履行经济责任制情况的基础上确定单个职工的劳动量，进而根据一定系数折成劳动收入，最后算出每个职工的劳动收入。

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与资本主义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是利润分享理论（简称利润分享）。所谓利润分享是指职工与企业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利润的一种企业纯收入分配模式。根据英国学者米德的定义，纯利润分享是指企业完全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工人工资，且又从纯收入中扣除有形资本装备应得的收益（由重置价格和市场收益率算出），剩余金额即是企业纯利润（纯收入减去所有生产要素市场成本的部分），而纯利润分享计划是指把纯利润或纯亏损依照预先确定的比率在工资与资本收益之间进行分配（米德，1989）。资本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是西方国家发生的经济停滞和物价上涨的困境，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的马丁·威茨曼于1984年出版的《分享经济》一书。威茨曼认为，工资制度向分享制度转变必须确立以下几点原则：一是挂钩原则。分享的方案必须明确以每个工人的销售额或近期的正常利润这类指标为根据，且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方案稳定。第二，自由用工原则。法律、政府或工会皆不应限制实现分享制度的企业按照方案积极地吸收工人。第三，排除干扰原则。资方在对本企业进行就业决策时，不应受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影响。第四，就宏观角度而言，政府应在编制全国性计划和设立专家组咨询机构的基础上在社会上进行广泛宣传，且政府财政部门制定实施分享制度的准则和审核分享计划的责任。威茨曼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与分享经济制度两者之间完全可相互协调，较大的产出增长、较高的劳动报酬与较高的利润显然完全可并行不悖。劳方利益与资方利益完全能紧密相连、休戚相关，即资本家的利润依赖于工人，而工人的就业和收人依赖于资本家，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由原来的竞争敌对关系转为合作伙伴关系，进而可避免劳资对立和冲突。

四、分享经济理论演化的基本逻辑

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主要是在对西方传统古典企业产权制度下资本决定分配方式（资本分享）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主要是在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背景下计划工资分配方式（工资分享）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无论是资本分享，还是工资分享，皆可以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割的研究中（价值分享）找到雏形。实际上，价值分享是资本分享和工资分享的本质，而资本分享和工资分享是价值分享的表现形式。要素分享是在工资分享和资本分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两条演化路线：一是价值分享工资分享要素分享。要素分享是以价值分享为起点，在工资分享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对工资制度进行深化改革，其间很多有关市场经济建设和企业制度建设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皆涉及工资分享的内容。二是价值分享资本分享要素分享。要素分享是以价值分享为起点，在资本分享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西方有关市场经济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对多种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参与经济发展成果分享的正当性予以法律、法规及政策上的认可和保护，其间很多有关市场经济建设和企业制度建设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皆涉及要素分享的内容。收入分享是在工资分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对原有的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制度进行改革，从而探讨能正确地反映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量的分享方式。利润分享是在资本分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主要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保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对市场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私营企业制度的一种调整，以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不断适应其生产力的发展。显然，从工资分享到要素分享是建立在中国经济运行机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基础之上。

无论是从价值分享工资分享收入分享，还是从资本分享要素分享或利润分享的演变路径中，都可发现一些共同的理论逻辑：两者都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探讨如何提高劳动者的分配收入，实现由利益独占到利益共享的过渡，并以此作为解决劳动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在经济利益分配方面产生的过度不合理、不公正及不平等问题的主要途径，进而起到合理缓和甚至解决劳资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无论是利润分享，还是收入分享，都应过渡到产权分享，即价值分享工资分享收入分享产权分享和价值分享资本分享利润分享产权分享。这是因为利益分享制实质上是一种产权分布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制度安排（刘新元，2002），而产权是人们（主体）围绕或通过财产（客体）而形成的权、责、利关系，在本质上是指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形式上是指人对物的关系（李炳炎，2009）。产权结构中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众多子权利，而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产权制度应是在这些子权利之间建立起相互制衡的机制，共同为实现社会价值服务。分享经济理论要求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摒弃以物为本的利益独占观，进而选择以人为本的利益分享观，这要求中国的股份制企业应构建以联合产权为基础的产权制度和以利益分享为宗旨的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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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通过对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的渊源、内容等的阐释，揭示了这一方法的本质及其局限性，认为把马克思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简单归结为整体主义方法是不科学的。

论文关键词：老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个人主义

制度经济学有两个典型学派，即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和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他们都以制度分析为核心，以人和制度的关系为主线，对制度的起源、变迁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展开分析。但在方法论上，他们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前者被归结为个人主义方法，后者被认为是整体主义方法。由于对制度分析方法的这种二分法，国内外一些研究者在分析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时，也往往笼统的或者将其归结为个人主义方法，或者将其归结为整体主义方法。笔者认为这两种归结都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误解。

事实上马克思对制度的分析方法既不能简单认为是整体主义，也不能归结为个人主义，他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为什么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不能简单归结为整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对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的纲领和实质有一个清楚认识，这是对制度经济学深入研究的必要前提。对于制度分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马克思方法论的区别，笔者已有探讨。因此，本文将集中探讨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由来、特征、方法论本质及其局限性。

一、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思想的渊源

“整体主义”(Holism或Wholism)作为一种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对它进行全面考察是困难的。正如对整体论思想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菲立普指出的“要从文献中找出关于整体论中心思想的明晰表达是异常困难的，而对这些思想的评价也存在着相应的困难。”基于此，本文只从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影响的视角对整体主义思想加以考察整体主义思想是与个体主义思想相对而言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和“个别”的论述，其中，柏拉图的“理想王国”就是用整体思想构建的。到了中世纪，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演变为经院哲学的“实在论”和“唯名论”两种思潮。实在论者认为，整体先于个体而存在；而唯名论者则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尽管这种争论是为了论证教权与皇权哪个更高的问题，但无形中却对后来的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不过，一般认为，比较系统的整体主义思想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这是因为，自从15世纪下半叶真正的自然科学开始发展以来，人们开始对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虽然使自然科学获得了极大发展但同时在方法论上，却产生了孤立、片面、静止看问题的习惯。这种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后，就造成了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形而上学思维这种思维的最大缺陷是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生物学的进化论、细胞学等理论的出现，对人们的认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人们认识到：“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从而使人们必须从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考察事物。于是人们开始对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和哲学界的形而上学方法论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较为系统的整体主义思想，其中自然科学中的“有机整体论”和哲学中的“辩证联系论”最具代表性。“有机整体论”认为事物不是简单要素之和，而是有机整体，要认识有机整体或系统的性质，不能依据部分属性对他们进行解释。同样，社会组织行为不能还原为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辩证联系论”认为事物是彼此联系的整体，孤立的看其中的一面，没有价值或意义，必须从对立统一中对事物进行整体考察才能认清其性质。

“整体主义”一词(Holism)最早出现在1926年出版的《整体主义与进化》一书中，作者J．c．史穆茨是南非的一位政治家。他指出整体主义是自然界或宇宙当中一种普遍、根本的特性，是宇宙间整体的起源与进化原则。当然他并没有说出整体主义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不过“整体主义”这个词逐渐传播开来。为了对整体主义思想有一个基本认识，菲立普把各种整体论思想的观点综合如下：1．以化学、物理诸学科为典型代表的分析方法，应用生物有机体中不适合；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3．整体决定其他部分的总和；4．若将部分同整体相分离而孤立地加以考虑，就不能理解这些部分。5．各部分在动态上是互相联系或互相依存的。

应该说，整体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方法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体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而老制度学派也公开宣称他们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都反对从古典经济学继承来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方法论”；都反对经济理论的抽象演绎，注重历史方法；都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转向了人和人的关系；都把制度及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学分析的核心等等。这使得马克思经济学与老制度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看上去貌似相同，再加之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也能找到整体主义思想的相关论据，所以，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同老制度经济学一起归入整体主义方法论，也不是纯粹的想当然。然而，这个貌似正确的归类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两种分析方法的相似性是十分表面的，而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和老制度学派方法论一方面都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他们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的。

二、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内容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是与个人主义方法对应的范畴，有时人们也用“集体主义”即“Collectivism”这一术语来表达。如哈耶克把与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立的方法论称为“集体主义方法论”，他认为为了在方法论上不引起混乱，“也许更好的是，把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

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之间争论的各点，几乎涉及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所共有的方法，”这样，哈耶克实际把社会主义学说的方法论也归入了集体主义方法，这为后来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归为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方法论做了提示。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虽然与前面提到的整体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但其直接来源是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历史学派方法论深受“有机整体论”思想的影响，但却抛弃了“辩证联系整体论”的优秀思想，所以，他们一方面反对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中的过度抽象和演绎的形式，主张经济学分析应使用历史归纳法；另一方面又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不承认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经济规律的特殊性。历史学派的方法论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因为在当时，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德国资本主义还处在幼稚阶段，竞争力明显不强。所以，他们反对古典经济学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所提出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理论。例如，它的创始人李斯特在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直接抨击了斯密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他认为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直接以私人经济为研究对象，运用抽象演绎法，忽视了国家的存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别，因此他主张以国家整体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运用归纳方法，从历史、法律、道德等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中对经济关系进行分析，他实际上提倡的是整体主义方法。

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与其他学派的方法论一直处于争论之中，直至19世纪末，出现了以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在同以门格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展开的著名方法论之争，才使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更加系统化，并成为老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基础。具体内容主要包括：(1)拒绝承认社会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主张制度变迁的自然化论。(2)反对从个人出发演绎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学不是研究孤立的现象，国民经济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的有机整体，必须运用历史归纳法研究。(3)反对“经济人”假设，认为经济活动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自利心，还包括虚荣心、荣誉感，甚至单纯习惯等。因此，对经济活动的正确认识只能来自对群体现象和行为的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在反对个人主义抽象演绎的同时，也把科学抽象法否定掉了，所以，在他们的经济学中，没有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有的只是各种庞杂的历史资料的堆积。正如马克思评论历史学派时指出的：“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的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

尽管如此，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还是从历史学派方法论中找到了灵感。当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充满矛盾和利益冲突时，开始认识到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正统经济学，从“经济人”假设中演绎出的“市场秩序和谐论”，不符合资本主义现实。所以，他们试图寻找新的方法论，来解释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矛盾。

于是，他们在对历史学派批判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当时的心理学、人类行为学、历史学等学科内容，采纳了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观点，形成了以“制度”分析为核心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在他们看来，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所以，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从理性最大化选择出发，对价格、供求、竞争等纯经济因素进行分析，还必须联系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道德、习惯、法律等各种非经济因素，用历史的、经验的方法进行分析。他们把这些非经济因素归结为“制度”，并认为应该从制度整体对个人行为的制约上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及其形成的关系。他们所说的“制度”通常是指行为规则，包括习俗、文化、法律等内容，它一般为社会群体的成员所接受，详细规定具体环境中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瑟福把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归结为三方面：(1)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2)社会整体的性质及其关系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和功能。(3)个人行为应该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各种制度因素的力量演绎而来。

从这个纲领可以看出，这里的“整体”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中的个体简单相加之和的整体，而是“现实整体”和“思维整体”的统一。现实整体是指有多种因素构成的社会有机整体；而思维整体则是指从总体上对社会有机整体的一种抽象认识。在老制度经济学那里，这种抽象表现为从社会有机体中抽象出的、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各种非经济因素，他们将其归结为制度。应该说，老制度经济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认识到了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对它的认识必须用整体思维来把握，并试图用制度整体对个体行为的制约上分析各种经济利益关系，这对克服经济学上个人主义方法的形而上学性无疑起着进步作用。然而，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就认为老制度经济学是反理性的，它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流传下来。科斯的说法有些过激，但整体主义方法的确有很大的缺陷。

三、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根本局限性表现在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维上，具体说：

首先，虽然他们意识到个人主义方法论过于抽象的局限性，并试图降低抽象程度，用制度从整体上来认识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经济行为，但却不能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对影响人类行为的“制度”做出合理的抽象和科学定义。如凡勃伦将其定义为习俗、惯例、文化等，强调习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而康芒斯则有时将其定义为习俗、法律及家庭、公司、工会等“运行机构”；有时从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关系的角度，把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强调法律和习俗对人的行为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显然，他们这里的制度概念基本属于马克思所指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这些内容是由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对经济行为具有反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更不是经济规律内容本身。但老制度经济学却把习惯、法律等制度内容当作经济规律内容本身，结果，他们对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现象上，无法揭示其内部的本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

其次，老制度经济学在批判正统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方法时，提出了制度分析的动态、演进的方法，但由于缺乏唯物辩证法，他们无法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不可能科学解释社会制度形成与变迁的历史过程。如凡勃伦在批判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同时，也不同意马克思把社会物质力量看作阶级形成的基础，把阶级群体看作制度变迁的主体的主张。在他看来，阶级的产生与转换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思维习惯、真善美意识导致的，即阶级的产生是习惯转变的结果，占有财产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自尊心这种心理反应。他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归结为“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把资本主义划分为科学技术人员和资本家两大阶级，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矛盾的方法就是让科学技术人员掌握经济控制权。他把制度变迁的动力从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转变为人的“本能行为”，尽管有时他也认为技术是根本性的。而康芒斯则指出，个人主义方法论和唯物辩证法都有缺陷，因为：“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经济学都想消灭冲突，极端个人主义期望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未来利益协调；极端集体主义期望在集体财产基础上未来利益的协调。它们都不是对现有冲突以及怎样从冲突中产生秩序的科学研究。”所以他的经济学方法论就是要达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学说调和一致。但理论经济学在他那里变成了僻释交易现象的经济学，制度变迁的动力也被归结为立法和司法机构规定的制度规则和惯例、习俗的改变，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

最后，老制度经济学在批判个人主义方法论过于强调个人理性选择行为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人行动在经济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基础地位，从而走向了另一极端，即片面强调制度对人的制约作用，把个人行为看作是既定的环境、习惯和规范等制度约束的结果，人类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日常生活的固定模式建立的、更为特殊的习惯和常规问题。这使得他们无法科学说明个体与整体的内在联系机制，及个人与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它们的整体思维方法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

由此可见，老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属于恩格斯所说的这样一种方法论：“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其本质上是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