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第1篇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自我扬弃；部分质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科技与信息化迅速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开始从工业经济步入知识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呈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点，说明它已经发生了某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它正处在向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爆发式转变的过程中。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观点与方法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其作出合乎实际的理论解释，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一、应当摈弃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错误方法与观点
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没有正确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而招致了严重的挫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理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许多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进行了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同时，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都完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基本态势。徐崇温先生(2005)发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一文(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以下简称为徐文)，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徐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笔者认为，徐文观点存在许多纰漏之处。对此，笔者要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态度及其基本观点等方面同徐文作者进行商榷。
首先，从其内容来看，徐文观点包括这样三个具体论点：一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而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二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了社会主义特征，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趋同性。三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些论点的实质在于仍然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论，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论，坚持“灭资兴社”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飞跃论。这些论点，尽管其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但实际上则是无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际情况、无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密切联系的客观现实，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些业已过时的具体结论的结果，因而是脱离实际的理论观点。就其实质来说，这些论点仍然是斯大林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当前新形势下的翻版．是以往长期存在的固有观念的变种。因此，这些论点是难以看作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观点的。
其次，从其根据来看，徐文观点的提出有这样三个主要论据：一是主观目的决定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所采取的各种新措施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二是客观效果有限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取新措施的结果，只是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社会矛盾，而没有也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三是和平演变论。徐文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改变了斗争策略，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排斥和根本对立的基本格局。很显然，这些论据是主观化和绝对化的观点。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只要资产阶级自己不想或不愿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自我扬弃措施，都绝不会改变其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戈尔巴乔夫及其错误思想和路线。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和“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动机来论证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必然结果，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客观趋势的科学原理；用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政治背叛来说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完全违背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资本主义要么是实现根本质变，要么只是形式变化而绝不发生任何性质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要么保持不变、踏步不前，要么飞跃突变、一步到位。这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而完全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从量变经由部分质变而到根本质变的科学原理。毫无疑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确实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确实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质变。但这绝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丝毫没有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实现总体上的根本质变不等于它没有发生局部性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徐文在否认当代资本主义根本质变的同时，也武断地否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引起部分质变的可能性，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与观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历史过渡性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此，探究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对应对危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金融危机的现实诱因
次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2007年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简言之，是指缺乏支付能力而信用程度又低的人无力偿还买房时的抵押贷款所引发的一系列金融问题。
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和利率保持较低水平，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由于这种金融衍生品信用要求低，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不少金融机构将其同其他行业的次级证券捆绑出售，结果大量金融残次品充斥美国以至世界金融市场。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和短期利率提高，促发次级抵押贷款本身高于普通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也使购房者出售或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
金融危机是由于“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造成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金融衍生品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会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且既可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交易，又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广泛流通，买房时抵押贷款的偿还问题由局部扩展为全局问题、由地区扩展为全国乃至全球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历史根源
此次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次贷危机造成的。探究其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六点：一是互联网泡沫。美国的IT产业曾如日中天，带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其中也隐含着大量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美国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企图以房地产业的繁荣来进行掩盖。进入21世纪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金融机构简化购房手续，不需首付款即可发放贷款，甚至在信用等级评定上造假以鼓励次级抵押贷款，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房地产泡沫同过去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泡沫合二为一，导致金融市场的风险迅速累积。三是虚拟经济泡沫。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在于虚拟经济的主要成分之一——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四是财政泡沫。多年来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由此维持经济运行。五是消费泡沫。美国鼓励家庭靠借债来支持超前消费，目前家庭债务已超过15万亿美元。六是出口泡沫。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优势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便依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
金融危机的实质解析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的本性本质上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源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是资本家贪婪的代价。
（一）金融危机由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引发
金融危机导致了全世界的恐慌、混乱和经济下滑，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其一，危机作为周期病，这个周期过程是：谋求最大利润—科技进步—个别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科技进步普及—超额利润消失—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显现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造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其二，危机作为制度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特别尖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才爆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过对现存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与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比例得到暂时平衡；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由此而得到暂时的缓和，资本主义生产经过停滞之后，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重新高涨，各种矛盾又开始激化，在一定时期又引致下一次危机的爆发。
其三，危机作为基因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由于虚拟经济的存在，使资本家进一步谋求最大利润成为可能，通过销售虚拟产品，资本家绕过了生产过程而达到赚钱的目的，但是生产价值终归是由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所以这一规律违背了价值规律，从而产生了危机。在资本家不断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同时，危机也在不断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早就洞悉到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科学揭示了各类经济危机的病根。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剖析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正是资本的弊端导致了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关系。
（三）金融危机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一，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个别企业内部的生产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尽力改进生产技术和完善劳动组织及经营管理。但是，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由个别资本家自己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破坏。当这种比例失调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引起大量商品过剩时，就会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受剩余价值绝对规律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而要求市场也相应扩大。但是，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使广大劳动者陷入失业和半失业的贫困状态中。与社会生产扩大的趋势相比，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对立。当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的大量商品就找不到销路，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关联
（一）虚拟经济不产生剩余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已经论定，商品在流通中不产生任何利润。比如期货、股票、基金、股指等，只是有价物质（或说特殊等价物）的有形转移和膨化，是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无机再分配，只能将其视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流通。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从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所必然蕴藏的潜在危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不等于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前者说的是价值源泉（可变资本）问题，后者讲的是价值形成（不变资本）问题。如果不了解两者的区别，就可能错将“价值源泉”等同于“价值形成”，从而否定价值形成过程中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得出“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的片面结论；或者错将“价值形成”等同于“价值源泉”，从而否定价值源泉的唯一性，得出“机器设备等物质生产要素也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错误结论。
（二）借贷是剩余价值的预期支付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社会产品是剩余价值的有形存在，而预期就是虚拟和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存在。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不断扩大规模，于是选择在金融市场上“借贷过度”；可当产能相对于全社会购买力相对过剩时，企业资本周转出现困难，逐渐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首先，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其次，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大批中小资本破产，大大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从而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同时，使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再次，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失业人数剧增，而且也使在业工人生活状况恶化。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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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第3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 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 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第4篇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介学说
第一派别的经济学家主张，将马克思所概述《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即生产力不是直接决定生产关系，而是通过生产方式影响生产关系。
将物质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进而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一词意味着单方向的影响，在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中，代表着只能是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方式不能反过来对生产方式起作用。从时间维度看，具有决定性的事物在前，被决定的事物在后，而具有适应关系的两个事物可以同时存在，不存在时空的差异。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的。在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其中;反过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够存在于其外。按照这样的理解，手推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和农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蕴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同样，蒸汽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标志，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和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包含在这种方式之中。与此相适应，揭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手推磨的生产方式。同样，揭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蒸汽磨的生产方式。
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
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此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第5篇
关键词：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资本主义股份制；消极扬弃；合作工厂；积极扬弃；公有产权
一、《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历史沿革的研究概述
《资本论》的学术魅力不仅在于理论抽象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且更在于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所遵循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是《资本论》这一重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著作的思想精髓。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研究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有产权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通过梳理《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我们可以概要性地总结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历史沿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早中期，其最主要的形式是私人经营，比如家族式私营（当然由于私有产权形式的复杂性，也存在合营等其他私有产权形式）；到了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并且出现了一些类似合作工厂这一积极突破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权形式；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穷途日暮的晚期，极度自由资本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等垄断资本主义产权形式，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干预。在以下的论述中，本文将重点探讨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合作工厂，以及它们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改革的重要启示。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制度基础——资本主义信用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它的存在有其客观的物质经济基础——“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之上的。”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对信用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归根结底是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服务的。简要剖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制度，它主要包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但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三者相互渗透。比如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政府通过金融机构大量发行国债，并以工代赈，消极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是国家信用、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有效结合、调节经济的典型案例，因此，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解析的那样，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历史特征
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历史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它依然是资本主义私人产权形式，它存在的物质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依然根深蒂固，因而它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陈旧的范围，也没有根除资本与劳动、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不仅如此，它反而在新的形态上激化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其次，由于股份制所必然导致的资金和劳动的社会集中，即使是在私人控股的前提下，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也取得了“社会企业”的形式，形成了虚拟的、间接的“社会财产”，策略性地适应了物质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要求，而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化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纯粹是一种消极的过渡点，存在着“自行扬弃的矛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再次，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出现了资本所有权与职能相分离的现象，即资本所有者沦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完全脱离了具体的生产过程，企业由专门的职业经理经营，但在“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下，资本所有者可以攫取全部利润（即包括企业主收入和利息），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坐享其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专门靠炒作、投机股票的食利阶层，马克思称之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一种没有私人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最后，由于股份制的过渡性，资本主义股份制存在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改革后的股份制——社会主义股份制（公有控股），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能够适应“过渡型”社会主义经济的组合产权形式。
（三）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它表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断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是由一系列存在着内在联系的阶段性过程的统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亦是如此。但是，由于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对某一阶段的“否定”，既存在着积极地“否定之否定”，又存在着消极的“否定之否定”，这就是积极扬弃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资本主义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自我消极扬弃形式。私人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初始的主要形式，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资产阶级在确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根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具体形式进行了适度调整，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粉墨登场”，与私人企业形成了形式上的“对立”，实质上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实现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所有制）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尽管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但是它并没有根除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反而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随着“小鱼被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对个人生产资料的剥夺发展到了极致——这种剥夺已经降临到中小资本家本身，社会财富越来越被极少数大资本家所垄断，并最终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力的介入，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垄断法。
三、合作工厂与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合作工厂——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进一步否定
资本主义股份制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进行了消极地“形式”层次的否定，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否定——涉及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物质内涵”层次的否定，由此可见，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更为深入地“否定之否定”，取其精华——它所体现的某些共性范畴，比如股份制及其基于的信用制度等，祛其糟粕——它所蕴含的物质内涵——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权）。因此，虽然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都属于过渡性的组合产权形式，即两者存在形式上的可比较性，但是它们的物质内容大相径庭，合作工厂批判性地否定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它在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扬弃方面，走得更远。
（二）合作工厂积极的历史过渡性
马克思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这句话体现了合作工厂的历史过渡性，即合作工厂不仅具有历史积极性，而且必然会存在其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合作工厂的历史积极性在于，通过工人自己的资产和劳动的联合（基于这一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合作工厂”可理解为“股份合作制工厂”），它在其内部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而扬弃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对立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形成一种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资产增值，这类似与小商品经济私有产权形式，不过那时的小商品生产者在这里转变为工人的“联合体”；但合作工厂存在其历史局限性：尽管合作工厂的资产归工人联合体共同“占有”，摈弃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但是它依然遗留着资本主义“母体”的历史痕迹——工人联合体的个体之间的私人产权关系依然是清晰的，这就使合作工厂依然仅仅是一种比较低级的集体经济产权形式，依然有改进的空间。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亦属于一种过渡性产权形式，但它不同于资本主义股份制，它是积极的过渡性产权。
（三）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是积极扬弃的革命辩证法。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革命性突破，这种突破的革命性不仅仅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形式的扬弃，更为关键性的一点在于，它扬弃了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在其内部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私人财富同社会财富的对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为更适应物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实践。当然，由于当时的历史客观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所描述的合作工厂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它的改革取向是积极向上的，是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的。
四、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问题的思考
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企体制改革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而所有制（权）的结构性改革是公有制企业体制改革的核心，很显然，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突破口。在社会主义公有产权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积极扬弃的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改革观，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公有产权的具体形式。
在突破纯粹、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而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时，要保持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体地位以及国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导优势[3]，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公有产权改革必须牢牢谨记的首要原则，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物质保障。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属于过渡型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可以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各种过渡型产权形式，但是要注意酌情处理，不能“一刀切”，更不能搞盲目私有化。比如说，一些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依然应该采取国有国营的形式；一些经营状况不是很理想、但大有发展潜力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可实行国有控股的股份制经营（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而一些盈利能力明显不足、持续亏空、毫无发展前景的中小型企业可实行租赁、承包，甚至出售；对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根据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形势，可鼓励农民从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到农村专业化合作社经营，实现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经营；针对异军突起的民间个体私营经济，对已经较有规模的个体私营企业，要有意识的引导它们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同时要通过法律、行政等强制性手段提取公积金、公益金，提高公有财产的比例。此外，要加快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进程，同时加快对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及监控工作，谨防由于虚拟资产的极度膨胀而导致的经济虚假繁荣。
参考文献：
1、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政治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张薰华.《资本论》脉络[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