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工智能；教育治理；技术赋能

国家《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指出，要“创新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开展大数据支撑下的教育治理能力优化行动，推动以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服务教育教学全过程”。当前，人工智能已被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列入学校专业教育中，成为人才培养的必修内容；同时在精准化教育分工、个性化教学导向下，学校硬件设施与软件服务配备都贴上了数字化、智能化标签。故而，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下推进现代教育治理格局的优化与重塑，是实现学校科学长效治理的关键保障。

一、人工智能对现代教育治理的赋能

1.治理理念赋能人工智能是以大数据、云计算、脑科学、超级计算等为典型特点的核心驱动技术，其在智能决策、深度学习、情感计算等领域拥有强大的技术优势。将人工智能引入现代教育治理中，将对传统行政式治理理念形成良性干预与引导。一是教师治理角色发生位移。教师由传统“事必躬亲”的全能角色逐步转变为教学管理的专业设计者与管理者，成为核心素养与关键能力培养的全程参与者与服务者。二是教育治理价值更加巩固。借力于人工智能技术支撑，塑造沉浸式、场景式教育体系，教育治理将更加贴近学生成长规律，优化后的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将为学生提供更加包容、更有价值的成长关怀，有助于激发学生内生动力，让学生在共性要求与个性需求中兼容式成长。三是教育治理形式发生变化。引入人工智能是对传统主观式治理方式的破解，更加推动教育治理向精准化方向发展。其应用大数据、云技术对教学数据、学生成长信息进行动态记录、挖掘，并智慧化分析学生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全方位权衡考量，制定精准方案，提升育人效能。

2.治理空间赋能传统学校治理更加依托于人工数据收集、主观意识判断，治理空间局限于课堂、学校等小场域，对学生主体缺乏全方位的把握了解，学校治理不免陷入低效。人工智能应用数字技术于教育治理中，教育分析更为精准，教育治理更为科学，为教育发展提供更多机会空间。一是以学校为核心的要素空间拓展。学校是教育治理主场域，而围绕学校，家庭与社会都将成为教育发展的影响要素。人工智能强调教育治理全域化，其能拓展治理空间，有效链接起“学校—家庭—社会”场域，为教育治理提供了海量而精准的数据信息，成为教育治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使得教育治理更为科学高效。二是以学校为单元的合作空间拓展。人工智能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构建触及教育活动各领域、环节的现代治理体系，实现区域学校间、网络学校间、学校与教研机构间的高效互联、深度合作。这不仅能够满足学校个性化发展、学生个性化成长需求，更能实现教育抱团治理、合作治理，从而建立全新的教育治理形态。三是以学校为基础的生涯空间拓展。智能时代，终身学习成为全民素质提升的必然需求。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治理的高度融合，为学习者掌握自主学习技能、养成自主学习习惯提供培养土壤。同时，人工智能能够为每个学习者量身定做“画像”，为其配备终身拥有的学习账户，无论学习轨迹、学习进度还是学分累计，都将强化学习者投入终身学习的兴趣与能力，实现规范引导与管理下的生涯可持续成长。

3.治理能力赋能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智慧创新能力的互补，推动了教育现代化治理工具、方法和机制的全方位升级。一是治理工具创新。传统学校治理更加依托于教育政策与学校制度等硬性规范，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应用，不仅为学校治理提供了线下数据系统支持，更提供了线上教育平台，实现了教育互助、经验共享。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统筹整合与协调教育资源，对教育治理行为高效联动形成优质供给。二是治理方法升级。人工智能理念主张协同发展，推动教育与技术高度融合。一方面以数字智能技术为依托，对教育数据信息进行全面采集，通过智慧分析优化教育治理流程，推进教育体系内各个治理环节最优化，提升治理方案应用实效。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应用，通过线上连接、利用大数据分析，科学评价治理方法，推动固定对象间优秀方法共享与互补，实现方法借鉴、创新与升级。三是治理机制完善。人工智能依托海量数据信息，对治理目标、治理范围、治理方法、治理评价等要素展开模拟设计与分析，依据学生学习状态主动优化适配，推动建立线上线下一体、课上课下衔接的高度数字化、智能化、动态化的融合教育管理机制，构建新的教育治理形态，全面提升现代教育治理效率与效能。

二、人工智能下现代教育治理的现实桎梏

1.现代教育治理主体“结构性”缺位传统视角看，行政化依然是教育发展的隐性影响因素[1]。当前教育“去行政化”不彻底，导致治理行为依然表现为传统管制型政府模式下的行为方式，治理主体呈现“1大N小”的角色格局。一是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是教育治理的主导及绝对主体。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环境中，教育行政化使得各学校主体之间形成了沟通壁垒，不利于治理协调互动及数据的开放共享。二是教师、社会等其他治理角色的相对弱化。这种弱化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人工智能背景下教育治理角色的话语权弱化；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教育治理者的治理理念、治理方法、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三是第三方专业治理力量的支持不足。当前教育治理缺乏独立专业研究机构支持，而大多数研究者在“人工智能+教育治理”课题研究层面尚未形成完整框架，现阶段利用人工智能开展教育治理多停留在简单的技术层面，可借鉴经验有限。

2.现代教育治理范式“数据化”失位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治理要求以海量数据的采集与分析为基础。无论是教育对象的即时表现还是长期成长轨迹，都能通过数据方式呈现出来。不过由于人工智能应用对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条件及教育机制等要求较高，故而大多数学校治理环境与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匹配度尚存在差距，依然表现传统教育治理的烙印。一是教育治理偏经验主义。未经科学评价、论证的“经验”，既成为了决策的主要依托，又成为管理的主要方法，其很难与以算法和数据为基础和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应用环境相适应。二是教育治理偏保守主义。跨区域、跨阶段、跨班级之间的教育治理存在原始数据壁垒，从而限制数据信息对治理决策的支持[2]。同时，非集群式治理所面临的风险应对能力有限，很难建立人工智能状态下相互赋能增效的“群智空间”。

3.现代教育治理模式“能动性”弱位人工智能与教育治理的协同融合，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向。不过现代教育治理模式依然难脱传统影子，在治理供给、治理内容、治理评价等层面缺乏良性驱动。一是治理供给行政化。教育治理行政化取向，使得智能化教育环境优化的自主空间不多，能动性不足，尤其是人工智能设施设备及系统的配备上体现明显。二是治理内容碎片化。以信息化为特征的人工智能内容碎片化存在于信息技能培训中，这给人工智能专业化应用、服务教育治理造成极大限制。三是治理评价主观化。当前来看，大多数评价仍然以治理者、管理者、教学者意志为核心，评价方式简单，不能精准呈现学生短板，对教育治理的决策参考价值“大打折扣”。

三、人工智能下现代教育治理的重塑

1.主体培新：夯实“学生为本”的智慧治理基础人工智能应用教育治理的价值落脚点就是学生[3]。人工智能环境下，现代教育治理要想保持科学、高效与长效，必然要践行生本理念，做到多角色并举、多主体互补。一是倡导政府角色转新。依照杰索普（BobJessop）“元治理”理论，政府是教育治理的发起方，“应该承担设计制度的责任”。人工智能时代，政府要从行政型角色变身为服务型角色，要为特色化学校、个性化学生量身设置相适应的远景规划、制度规范和技术策略，同时从政策上给予倾斜支持，创造良好的应用环境。二是赋予角色治理话语权。人工智能环境下，教师、家长等治理参与角色应该获得更多自主空间，成为教育治理的并行主体。一方面赋予其治理话语权，对不同角色、不同视角下采集的教学数据信息的兼容，有助于使治理决策更加科学化，另一方面要想让教师家长等角色用好话语权，服务于学生成长，为其提供教育理念与技术培训是必要的。要倡导通过课程培训与问题研习等方式，培育其运用人工智能解决教育治理问题的能力与习惯。三是适度培育治理新主体。人工智能应用要求下，要“促进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鼓励社会教育机构参与教育治理，输出优质教育治理产品服务。同时，可邀请人工智能教育专家作为特设讲师展开技术课程与治理能力培训，亦可聘请其纳入教育治理团队中，丰富教育治理选择，提升治理主体整体能力。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特点范文第2篇

一、多元智力的含义

从古希腊的先贤到当代的心理学家，人们对于智力的认识是随着对客观世界的逐步了解而愈发深入的过程。1983年，霍华德・加纳德在《智力的结构》一书中，将智力定义为：“在一种文化环境中个体处理信息的生理和心理潜能，这种潜能可以被文化环境激活以解决实际问题和创造该文化所珍视的产品。”在加德纳看来，智力是在某种社会或文化环境的价值标准下产生的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将这种能力分解为八个维度：语言智力、音乐智力、逻辑-数学智力、内省智力、空间智力、肢体一动觉智力、自然观察者智力、人际智力。

加纳德的多元智力观点与传统意义上强调思维力、记忆力、感知力、想象力的观点不同，在他的智力观点中，他更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创造社会所需要的产品的能力。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存在差异，对解决问题的方式存在分歧，因此智力的表现形式必然是多样化的。

二、基于多元智力理论的教学方法探索

受威斯康辛大学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作为高校的重要任务之一的影响，以及杜威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的熏陶，美国人一直重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加纳德在定义“智力”这个概念的时候，从解决问题、创造产品的角度出发，也是受制于美国的经济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文化环境对人思考问题的角度确实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的侧面反映了智力决定于文化环境的理论。以加纳德的多元智力理论为基础，结合其他智力理论，智力决定于生物遗传，也决定于文化环境，在两者犬牙交错的状态中，任何人都必然存在着一系列尚未被挖掘的智力区域，如果给予良好的教育方法，这些人会通过学习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从教育的角度看，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因材施教时必须考虑学生在家庭、社会阶层、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一）树立智力平等的学生观

自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与人在法律、人格等各个方面都是平等的这种普世价值观念，席卷了整个世界，各个国家的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在教学工作中也认同人人平等的观念。但是这个平等被大多数人理解为学生在人格尊严和享有教育资源方面的平等，对于学生智力的水平方面的平等，一致持怀疑态度。按照多元智力理论，学生与学生之间在智力上的差别，其实是各个学生的智力在不同侧面出现的差异，而不能简单归结为学生在智力上存在高低之分。因为以多元智力为基础进行教学方法改革，必须树立平等的学生观，即每个学生在智力上是平等的，其智力差别只是来源于八个智力维度的组合有所差别而已，教师应该根据学生智力发展的特点组织教学活动，这样才能使教学过程发生质的改变，切实做到因材施教。

（二）树立个性化的教学观

在中国由工业化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的过程中，整个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逐渐发生变化。原有的教育方式，尤其是高等教育中按照专业来界定学生技能与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需要，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必须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改变过去那种重视共性技能，忽视个性差异的流水线式的教育模式。知识经济时代的最根本特征就是不断创新，因此传统的批量式教育必须彻底转变为以学生的智力特点和个性心理为基础，根据学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学生智力表现的不同形式设计差异性的教学内容，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活动，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途径方法、手段和策略，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和学会学习的方法，从而塑造学生丰富多彩的个性，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人文精神。

（三）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根据多元智力理论，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要求教育主管机构和领导者改变传统的教育经济观念，改变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提倡小班化教学、研究式学习、合作式学习。只有转变教学形式，教师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不同学生的智力特点，才能发现学生在不同智力维度上的差异，从而根据不同教学对象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手段和策略，并给予学生以充分的发展机会。

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必须以个性化的课程体系为基础。从小学到大学，传统的课程设置单一、呆板、落后，不符合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因此以多元智力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改革，必须根据八种智力的各种组合情况，设计一系列各具特色、符合各种智力组合的课程体系，在保证学生获得基本科学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又能够发挥个体智力优势，充分展现学生的潜能。

（四）建立多元化的评价观

根据加德纳的智力理论，每个学生都是具有不同智力组合的个体，他的发展具有整体性、差异性，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用统一的标准去测评。以多元智力理论为基础进行教学改革，必须建立多元的评价标准，在评价学生的学业水平时，不仅要评价学生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还要评价学生的情感态度、人际关系、思想道德、兴趣、价值观等。在评价过程中，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特点，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学生，把对学生的评价放在真实的情景中。在评价方法上可以多样化，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布置不同的专题作业，建立个人学习档案等。在知识经济时代，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法，不仅有利于培养多样化的人才，而且能够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也有利于教师提高工作热情。

加纳德的多元智力理论毕竟是一个尚未完善的理论，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实践与发展的理论。以多元智力理论为基础进行教学方法改革，需要广大教师和学生的积极参与，更依赖于社会的多元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H.加纳德.智力的结构――21世纪的多元智力[M].霍力岩，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4.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特点范文第3篇

一、培智教育是时代的需求

智弱儿童是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由于智力水平偏低，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遭遇了大量的挫折，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一直以来，国家对智弱儿童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给予了政策倾斜。培智教育是我国特殊教育的内容，也是智弱学生享有教育权利的综合保障，不仅是国家现代化建设改革的要点，也是时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培智语文教育的难点

1.学生方面。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学生的表现对语文教学有很大的影响。因先天条件的缺失，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作用难以发挥出来。以培智语文教育为例，尽管教师努力做好课堂的备课工作，为智弱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语文知识，但由于智弱学生学习能力有限，记忆能力较弱，无法牢记教师教授的知识内容，语文课堂取得的教学效率十分低。此外，学生对所学的语文知识不会应用，无法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给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教师方面。培智教育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培智教学改革需要教师发挥相应的作用。教师是培智教育的实践者，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表现影响着学生。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高压状态，教师对培智语文教育失去了信心，难以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例如，职业教育调查显示，60%以上的教师对培智教育感到疲惫，20%的教师感到厌倦，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培智教育工作的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教师课堂教学积极性不强，这与学校对教师提供的薪资福利密切相关，是培智教改需涉及的内容。

3.学校方面。学校是培智教育的主要机构，特殊学校的学习环境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这些依赖于学校内部管理工作的优化与完善。从现行培智语文教学的情况来看，学校对课程教改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一方面，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表现缺乏考评机制，教师队伍建设落后;另一方面，对语文课程教学质量考评力度不够，对语文教学缺少指导。倘若学校不能从智弱儿童学习的实际情况出发，很难提升语文教学的整体质量和水平，对智弱儿童智力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三、培智语文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1.谜语法。心理学家调查显示，很多儿童在入学初期都对谜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源自儿童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培智语文教学需灵活应用谜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而强化学生自我学习的意识。《我是谁，请你猜》（培智教材语文第六册）语言训练课写的是三则谜语，谜底分别是小鸡、山羊和狗。谜面根据这三种小动物的叫声、外貌和生活习性，配以押韵的儿歌。教学时，我把准备好的小鸡、山羊、狗的图片发给学生，让学生说出动物的外貌特征和生活习性。经过一步步引导，学生了解了语文知识体系的特点，慢慢地理解了语文教材。

2.阅读法。智弱儿童的文字识别能力较弱，阅读可以使其接触到更多的文化知识，体会到文字学习带来的各种乐趣。我在教学过程中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让学生通过阅读掌握文字的基本含义，锻炼自己的认知能力，发挥阅读法的培养作用。例如，《司马光》（培智教材语文第六册）一课的重点是通过学习使学生明白司马光遇事不慌、善于动脑的品质。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反复阅读课文第四段，根据课文内容，指导学生画出司马光砸缸的简图，引导学生自己说出图的内容。阅读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字的印象，提高其对文字语言的认知水平，为今后的自主学习创造有利的条件。

3.故事法。通过讲解故事，学生理解了事物，锻炼了自我学习、自我认知的能力。故事情节往往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其将目光投向教师的授课内容，为课堂教学活动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小华的头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小华的头发长了、脏了，被小鸟误认为是鸟窝，后来小鸟发现小华的头比鸟窝还脏，不愿意住了，离开了小华，小华知错了，赶快跑回家告诉爸爸妈妈，要去理发。我通过小鸟们的对话，告诉学生要爱清洁讲卫生，这一简单故事涵盖了深厚的道理，学生也学到了故事背后的道理。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特点范文第4篇

模式带有系统性、稳定性、标志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图书馆社会化发展已有进步，但总体仍处在转型阶段，尚未完成角色边缘化、格局自闭性和基于专业服务局限性的转变，发展空间狭小、服务途径闭塞和社会业绩偏低的弊端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值得欣慰的是“以人为本”“六化同步”的中国特色现代智慧城市建设之梦，推动了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改革与创新。而且国外图书馆发展也提供了许多有益经验和发展思路，如本世纪初，英国伦敦的IdeaStore（创意店或概念店）就是为市民提供终身学习教育服务、提高居民素质、满足专业和就业技能培训需求、促进社会发展的典范。学习借鉴不可或缺，但绝不可照搬照抄，必须从实际出发，走特色化发展道路。犹如智慧城市建设，基于理念和国情不同，各国选择道路和模式也可不同：美国以宽带网络主导型智慧城市为先，瑞典以绿色环保型智慧城市著称，新加坡以“智慧国2015”资讯通信驱动型智慧城市见长，日本却以“i-japan（智慧日本）战略2015”数字信息技术覆盖型智慧城市独步等。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也不例外。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基于城市特点，发挥自身优势，形成了特色化的社会服务模式。借鉴嵌入理论，推动服务方式转变，优化社会教育服务模式，是一个顺应改革致力发展的思路。

2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

社会教育模式的理性思考嵌入（Embed），是舶来品，源自当年美伊战争新闻报道，后被信息通讯技术移植运用，而今已广泛应用于经济科技、社会管理、文化教育和各类工程等领域，成为一门应用性显学。新世纪以来，将此概念引入图书馆工作，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笔者提出的“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模式”，是指适应智慧城市建设需要、面向全民、融入社区、以人为本、以馆藏资源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依托、以超时空服务为特点、以互动发展为保障、体现终身学习教育特点的一体化教育服务体系。其要义是嵌入服务，核心是“具体关系以及关系结构”[2]，对象是城市居民，目标是促进终身学习教育及其生命发展，关键是互动发展。

2.1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模式特征

嵌入作为一种渗透参与机制和合作互动方式具有可行性和普适性，但运用于智慧城市中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领域，有其鲜明的时代性、一体性、互动性特征。2.1.1鲜明时代性时代性，是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模式的社会特征。一是智慧城市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正式列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了“六化”建设方向和发展重点，加强了发展的指导性和规范性，强调了发展协同性和全面性，为高校图书馆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二是城市发展方式转变，高校图书馆面临改革新课题。21世纪，是城市发展的新世纪，智慧城市建设方兴未艾。在此背景下，信息化、智能化和现代化加快，对城市人口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实质是对教育的诉求。传统的精英化和阶段性教育已逐步让位于大众化与终身化教育。高校图书馆传统社会服务方式显然不合时宜，改革成为必然趋势。但就现状看，无论服务观念、内容与方式都与智慧城市要求尚存不小的差距。改革重点和难点在于转变服务方式，创新服务机制，走出校园围墙，融入城市空间，深入用户需求，提供灵活便捷多样化的服务项目与平台，满足不同年龄、不同专业、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们对知识技术学习教育的需求。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智慧城市建设和自身发展的需要。2.1.2浑然一体性一体性，是嵌入主体与对象合作关系构建的要求，也是嵌入型服务模式的结构特征。诚然，从独立性看，智慧城市与图书馆是不同概念。高校图书馆是嵌入主体，属于行业专业图书馆范畴。智慧城市是嵌入客体，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和新兴形态。两者性质与特点不同；但从关系性看，彼此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个辩证统一体。在社会学视域下，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具有同源性。在空间理论下，两者有着不解之缘，具有内生性。一方面城市是高校的依托，为高校图书馆提供社会与物质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高校图书馆是智慧城市科技文化知识信息传播中心、人才培养基地、就业创业培训中心和实现终身学习教育的理想场所。彼此交融，浑然一体，不可分割。2.1.3卓越互动性互动性，是智慧城市建设中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模式的机制特征。一是制约性。是事物规定性与影响力的表现，是制约转化为促进的关键。建设智慧城市，需要资源与IT技术支持，但关键是人，基础在教育。高校图书馆兼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双重职能和优势，但也离不开社会资源与环境条件支撑。这种规定性法则决定两者发展绝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独立系统中完成，必须通过彼此合作互动，方能形成合力促进共同发展。二是互补性。是生态意义上普遍存在的发展方式和根本动因。关键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智慧城市是自然与社会空间契合，是科技与人文整合，无疑为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提供必要的环境条件；高校图书馆是专业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地，也是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知识信息人才的重要来源。三是促进性。是互动功能与效能的集中体现。智慧城市发挥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优势，从政策资源环境上推动教育发展；高校图书馆充分发挥资源信息技术人才的“育人”优势，为城市用户提供便捷灵活多样的终身学习教育服务，通过开展成人继续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等，不断提高市民综合素质与创新就业创业能力，促进城市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

2.2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模式的内涵

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模式如何构建，是一个建立在两者资源与合作基础上的复合体系，就内涵而言，包括资源、信息、素质、就业、教育、人才培养等要素，共同支撑与架构这一模式空间。2.2.1知识信息传递与共享当今世界“知识爆炸”“信息高速公路”，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和竞争实力。建设智慧城市离不开知识创新和信息保障。因为一个知识贫困与信息闭塞的城市绝不可能成为智慧型城市。关键是构建一个知识信息传递与共享的立交桥。一是知识信息传递。高校图书馆拥有得天独厚的知识文本和信息资源优势。欲使社会需求得到满足，关键是保证知识信息传递，推进资源能量转化。既取决于观念变革，重构知识信息自由平等的服务意识，又决定于技术升级和体制改革，加快4G网络建设，扩大资源开放度，共建城市公共知识信息数据库和服务体系。惟此，才能使知识服务社会化，信息供给最大化。二是知识信息共享。是城市民主和谐发展和公平正义的体现。城镇居民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群体，而且目前为数不少还处在弱势状态，事实上的知识信息贫困与不均衡依然存在，成为制约智慧城市发展的瓶颈。高校图书馆应把知识信息共享放在首位，面向市民，深入社区，通过举办网校与培训班等多种途径方式，为逐步实现知识信息自由公平公正共享提供可能，促进城市智能化建设。2.2.2城市素质提升与共建所谓城市素质，是指市民综合素质整体状态和发展程度，包括思想政治道德、科技文化、心理体魄等，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石，也是高校图书馆嵌入社会教育服务的深层内涵。一是思想政治道德素养。目前，城市发展正处在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期，面临市场经济和亚文化思潮的冲击。智慧城市需要确立一个风清气正蓬勃向上的城市精神，支撑发展，应对风险。高校图书馆拥有弥足珍贵的科技人文资源，是城市发展的精神财富。赋予其时代精神，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想政治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足以使市民从中获得思想启迪，情感陶冶，促进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二是科技文化素质。是城市素质的基座。非先天形成，而是后天教育学习的结果。在这方面，“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为经济生活和文化进程服务的[3]。”高校图书馆作为城市高端教育学术机构，不能不关注并服务于城市基本素质教育和培训。重点是加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面的教育培训，关键是集聚全社会力量，构建一个多元参与共同分担合作共建的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其中，既要阳光普照，更要关注城市弱势群体（转岗待业居民与新市民）文化和教育状态，提供必要的科技文化教育和培训机会，保证他们的学习教育权益，促进城市社会全面均衡和谐发展。2.2.3就业创业支撑与完善城市就业，是天下难事和民生大事，也是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重要内容。其重要性与必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一是创新发展就业创业体系是智慧城市一项基础性建设工程。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各类矛盾突现期。转岗待业和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城市劳动力市场既面临就业压力的纠结，又遭遇“技工荒”的困惑。破解这一难题，惟有改革，别无选择。当此时刻，隶属于社会公共文化事业的高校图书馆责无旁贷。根据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对劳动职业岗位提出的新要求，主动嵌入对接城市就业创业工程，提供“菜单式”和模块化的教育服务，解决劳动力素质和职业能力偏低问题，为充分就业创业提供可能条件。二是创新发展城市就业创业体系也是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重点领域。在较长时间里，大学被世人视为“象牙之塔”和“精英教育”。诚然，崇尚知识学术，培养专业人才始终是大学之道，无可厚非，但决非脱离实际，淡薄社会需求。面对城市发展加快就业难度不断加大的情势，高校图书馆“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4]。应借鉴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以就业为导向、为所有社会劳动者服务，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全面履行图书馆社会职能和义务。2.2.4终身教育体系与构建终身教育是智慧城市建设和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方向。因为城市发展不再是唯“GDP”数量规模模式，而是转向以人的素质为核心，主要依靠知识科技创新为动力的综合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首先，智慧城市是一个重知识、讲学习、全体市民素质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终身教育学习是必由之路。高校图书馆应成为城市居民终身学习接受教育的理想场所和服务中心。其次，智慧城市呼唤“更智慧”的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支撑。高校图书馆面对知识创新与科技日新月异的形势，应通过不断改革与创新教育学习内容与方法，满足城市用户对新知识新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为智慧城市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第三，城市终身教育需要建立一个面向人人的学习教育体系。城市不同年龄、职业、阶层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学习教育需求。这种多样化决定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个性化特征，应面向所有用户，以人为本，分型培养，加强专业化和个性化服务，满足社会职业发展与生活需求。第四，终身学习教育是社会生命发展的要求，体现为时空的长期性、持续性和终身性。高校图书馆应着眼于教育全程性，构建一个适应城市生命发展的终身学习教育服务体系，不仅满足今日之发展需要，而且为其明日发展服务。2.2.5高端创新人才与培养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说到底是人才培养。但从目前国内智慧城市建设进程来看，走在前列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都未将人的重要基础作用及人才培养提高到战略层面。建设智慧城市，人才是第一战略资源。“财富不是金钱（或在他的时代指黄金），而是指生产性资源——人、知识和资本。”[5]智慧城市不能不重视高端创新人才培养，高校图书馆必须把培养掌握智慧技术的人才作为社会教育服务的中心任务，抓紧抓好。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重点是培养智慧型的创新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途径是基于高校图书馆资源、技术、人才和环境优势，充分发挥“科技育人”和“文化化人”功能作用，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高端创新人才支撑。

3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

社会教育服务策略的实践探索智慧城市下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体系构建并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推动力，必须制定相应对策，包括战略与战术的支持与保证。国外经验表明，没有统一可供套用的模式，惟有从本国国情、城市特点及高校图书馆实际出发，科学定位，择优路径，方能形成彼此互动可持续发展的局面。

3.1智慧城市下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空间定位

空间是点线面层关系的综合，运用于社会不同领域，呈现出不同特点。智慧城市建设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拥有自己的空间结构和运行特点，是意识、资源、制度、关系的总和。3.1.1智慧合一智慧合一，是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理念定位。智慧城市本质界定具有先导性，关系到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方向和前提。目前，世界智慧城市建设所形成的不同发展模式，事实上反映了不同的行为理念。总括而言，大体分智能型和智慧型，前者是传统城市信息化升级，特征是注重资源与技术要素及其作用；后者代表了发展趋势，主张智（科技）与慧（人文）合一。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适应未来智慧城市发展，不仅要物化的智能基础，而且要人化的智慧保障。“智慧合一”体现了智慧城市的本质，强调了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价值定向，处在空间的核心地位，起着引领发展的作用。3.1.2优势互补优势互补，是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资源定位。相对而言，城市终身学习教育是最大规模也是层次样式最复杂的教育类型，需要优质资源来保障。目前，城市社会教育正处在快速增长与转型发展阶段，但资源的短缺薄弱依然是制约发展的瓶颈。借鉴国外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引入市场机制，综合社会力量，通过体制改革与创新，加强城市与高校图书馆资源（人财物信息）互通共享，实现优势互补，是资源空间定位的关键。3.1.3终身构建终身教育，是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体系的时空定位。半个多世纪以来，终身教育作为国际教育思潮，具有全面性、全民性、全程性的国民教育特征，是城市社会教育和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的主体。在传统意义下，城市教育长期处在单一封闭阶段，制约了社会终身学习教育开展，影响了城市产业创新、素质提高、职业发展和就业改善。建设智慧城市，知识创新与产业更新，极大促进了职业与技术发展，人们只有不断学习充电，提高应对能力，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城市弱势群体也才有改善与发展的机会。3.1.4双向驱动双向驱动，是指智慧城市建设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的关系（机制）定位，建立在对接合力互动之上。一是理念对接。当今城市发展愈来愈注重联盟合作。在此战略框架下，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要确立联盟发展新理念，改变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促进开放与合作。二是制度规范。不仅推进建章立制，纳入法制轨道，而且形成以制度保驱动促发展的局面。三是机制互动。源自于内在需求，也离不开外在协调。无论智慧城市与高校图书馆都要处理好“自律”与“他律”和“公转”与“自转”的关系，建立双向合力驱动机制，促进智慧城市建设与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预期。

3.2智慧城市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嵌入型社会教育服务路径选择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职业教育智库；“中国制造2025”；职业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6-0041-04

一、引言

（一）时代背景：“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出

2015年5月由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在制造业领域实施的第一个十年行动规划。文件指出，“人才是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1]。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人作为创新的主体与核心，创新驱动的力量在于人，质量的控制、提高依赖于人，绿色发展和结构优化的观念转变与实施的重心也是人。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中国制造由大变强归根结底是“人力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制造业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迈进亟需具有创新思维和跨产业协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即赋予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基于原有定位的新内涵：创新型与复合型。创新型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客观上造成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的高移[2]。然而，现行的职业教育培养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无法满足“中国制造2025”的根本需要[3]。根据人社部对部分城市各个季度人才流动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中所提，2015年至2016年第二季度，各技术等级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供求比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均大于1。其中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见表1。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转型发展必须直面的挑战。

（二）职业教育改革的智慧源：职业教育智库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为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迫切需要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大力加强智库建设”。2007年1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关于加强我国职业教育科研工作的思考和建议》情况专报后作出批示：“在职业教育加快发展的同时，加强职业教育科研工作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基于职业教育政策和舆论的公共需求，基于市场经济多元利益格局下民众的现实需求”，基于制造业转型升级时代背景下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理念、规格、对象、质量、方法途径等改革的需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为职业教育的改革增添了新的动力，“需要职业教育智库这一‘独立思想的盒子’提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方案”[4]。职业教育智库是指由职业教育及其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的，从专业化的角度，客观、科学地对职业教育领域出现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向政府部门提出政策建议的教育研究机构。建设职业教育智库，为培养高素质、高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战略决策咨询，使科学决策依赖科学咨询，最终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

二、职业教育智库的内在功能

（一）启智：为转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观念提供思想源泉

“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要求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多层次、全产业链式的，重新阐释了传统职业教育的办学观念，要求我们反思现代职业教育如何满足制造业智能型、高端型对人力资本的创新型、复合型的新要求。创新型人才通常具备较高的学历或专业知识、技能，其本身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根据环境的变化，运用良好的自我应变能力对自身加以调整，从而更好地应对各种机遇和挑战[5]。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职业教育必须实现从“制器”到“造人”的转型，强调对人才自主创新意识、灵活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求其既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更要探其未然、追求超然。复合型人才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制造业的高端制造体系的要求，文件提出：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环节，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大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十大重点领域的突破发展。十大重点领域代表着我国制造业高端层次的主攻方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衡量我国制造强国战略实施处于哪个阶段、完成进度如何的量化标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观念的转变是促进职业教育与中国制造共同l展的第一步。

（二）规划：为改革职业教育实施主体提供转型路径

在现有阶段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尚不成熟的背景下，可以从职业教育实施主体转型进行探索。首先，稳步推进具有制造业行业背景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高校转型，在充分考量地方行业特色与建设重点的前提下，在部分学科应用性较强、具有发展潜力与转型基础的高校试点改革，比如地方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可以优先试点。其次，鼓励部分办学成熟的高职升格，这类学校事实上在培养一线技能人才方面更具教育实践经验，基本具备运行良好的实训基地和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再次，通过高职与地方本科联合培养的方式，可以发挥两类高校各自优势，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的整合，避免单兵作战造成的重复建设，提高人才培养效率。最后，开展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共同指导职业教育，培养社会需要、市场契合的技术技能人才。

（三）践行：为变革职业教育组织模式提供改革方案

为实现制造业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变，担负人才培养重任的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教学形式及课程开发方面也需要相应地进行变革。首先，专业设置应紧扣市场需求和产业导向。目前部分职业院校“大而全”的专业设置思想尚未改变，容易造成人才培养脱离市场需要，就业能力偏弱。其次，教学形式的理实一体化，引入现代学徒制，加强理论教育与技能培养的有机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是指在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融合理论与实践，在进行理论传授的同时，为学生提供实践操作的机会，以职业为导向，兼顾学习与工作的要求。再次，为促进制造业服务化、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真正融合，加快制造与服务协同发展、推动发展服务型制造的步伐。职业教育改革需要深入到课程领域，开发前瞻性强的未来制造业课程――“制造业+”融合式课程。课程的开设应围绕具体的案例和项目进行，结合当今产业链环节运作过程，运用“互联网+”、共享、开放等前瞻性思维进行理念的更新、生产出创新型的产品。

三、职业教育智库的外在作用

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关键实施主体，对于我国制造强国战略实施的进度影响重大。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进入深水期、攻坚期，涉及的问题范围广，职业教育改革的复杂性与社会需要的多样性史无前例，迫切需要发挥职业教育智库的作用。为此，应搭建以职业教育为专门研究方向的智库机构，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助力。

（一）明确研究方向，策划“中国制造2025”专题研究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的职业教育智库建设，无疑应以服务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下职业教育战略决策为终极追求，坚定不移地围绕制造业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类型、素质、技术技能的发展要求，瞄准重大的职业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承担起开展前瞻性、针对性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使命。在研究方向上，要以服务更快更好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开展专业性强、建设性高的专题研究，响应建设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在研究课题门类设置、研究内容与方式方法选择、成果总结与使用等方面，遵循“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切实需要，采用“订单式或量身定做式”[6]。战略提出加快十大重点领域突破发展，职业教育智库可以其中一个或几个领域为专题，对重点行业、关键环节组织多学科、多机构、跨区域的专家学者，组成一支结构合理、分工明确的研究团队。根据不同专题开展研究的难度，建立研究成果的分类培育与孵化机制[7]。对于诸如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工艺等尚未研究，需要全面、深入、系统研究的课题，可以放宽研究期限，鼓励在充分的前期论证和规划之后开展研究工作。

（二）组建研究团队，培养“中国制造2025”专题研究人员

职业教育智库必须拥有一支优秀的研究队伍。《中国制造2025》是家宏观战略，影响着职业教育的重大决策，涉及职业教育综合改革中一系列复杂、系统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专题研究人员必须是多学科背景的，融合经济、社会、政治及法律等众多研究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其次，研究视野应成为专题研究人员素质方面的一项评价标准。“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是循序渐进的，职业教育改革也具有阶段性与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制造2025”及职业教育问题的研究人员需要具有阶段性与特殊性的研究视角[8]。建设围绕“中国制造2025”战略研究团队，需要打破现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事聘用制度，建立专题化、项目化的专兼职结合、长短期聘用相结合、单聘和双聘相结合的灵活的人事组织与管理机制[9]。建立“旋转门”机制，作为沟通政府、企业、智库三方的流动机制。“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是指卸任官员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发挥余热，智库的研究者也有机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10]。在加大人才引智力度方面，可以借鉴“旋转门”机制，聘请专家型领导与同志，加盟智库，嵌入各个研究专题，发挥其熟悉中国制造2025战略，熟悉政府决策过程等方面的优势，做到不拘一格纳人才。

（三）创新研究方法，服务“中国制造2025”专题研究

职业教育智库必须实现由传统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向依靠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等新技术的转变。《中国制造2025》提出，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为深化互联网在制造领域的应用，制定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路线图，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制造业的智能化、信息化转型。智库开展“中国制造2025”专题研究，通过搭建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减少“拍脑袋决策”，降低由于信息孤岛引发的实地调研不畅，确保研究的针对性和现实可操作性；建立制造业区域统计分析、案例集成、研究成果运用的效度等方面的专题数据库，促进研究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四、职业教育智库的建设路径

建设一流的职业教育智库有利于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综合、深入改革，有利于职业教育战略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其具体建设路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创新职业教育智库研究机制

职业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应突破我国现行体制机制的束缚，深入改革研究体制，倡导职业教育智库与运作部门加强合作，增强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可操作性。职业教育智库所开展的研究工作需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行业动态，研究成果的实效性不容忽视。然而，我国职业教育智库建设工作尚不成熟，课题研究和招标制度还不健全，职业教育智库仍奉行“订单合同式”的横向课题研究，鲜有纵深探索现实问题的积极性，职业教育智库的制度化服务形式尚未形成[11]。这种“等候”政府行政部门“下菜单”的研究模式，导致大部分智库研究沦为政府职业教育政策的诠释者和宣传者，难以提出建设性的咨询建议，违背了智库的建设初衷。为推动职业教育智库建设，应全方位完善职业教育智库与政府部门、企业之间的沟通机制以及研究成果的报送、反馈机制，对接社会基层需要，开展纵深探索，以多种形式、多方渠道研究成果，促进研究成果向全社会推广。

（二）加强职业教育智库人才队伍建设

建设职业教育智库，关键在于职业教育智库人才队伍的建设。《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谈到，“要把人才队伍作为智库建设重点，推动政府部门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完善以品德、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和激励政策，建立健全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的薪酬制度”。与一般智库不同的是，职业教育智库的人才培养需要对接企业的现实需求和市场的发展趋势，加强职业教育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发挥人才“旋转门”机制的重要作用，重心在于实现政府、企业及智库三方人才的有序流动，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步走”的人才培养方式，加强职业教育决策方、研究方及作用方三者的紧密联系。也就是说，智库研究人员由拥有较强政策素养的离退休行政干部、经营管理经验丰富的企业高层及职业教育研究专家三方组成，实现政府“高层”、智库“中层”与企业“基层”三方人才流动渠道的畅通，推动人才资源共享。

（三）拓宽职业教育智库筹资渠道

独立性不仅是推动职业教育智库生产高信度、高效度研究成果，发挥政策影响力的前提，而且是保证其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经费的独立对于研究成果独立性的影响重大。为实现职业教育智库的独立发展，应着力促进筹资渠道多元化，降低政府行政拨款在智库可用经费中的比重，拓宽职业教育智库筹资渠道，提升研究成果的独立性和研究视角的中立性，可以通过自营刊物获得收入，建立基金会、公司、企业和个人捐赠体系等，设置专门的财务部门专职管理资金，定期公布资金来源与去向，接受公众监督[12]。职业教育智库应制定严格的经费碓聪冈颍并且在制度层面上严格把控项目经费的支出，保证研究的独立开展。

参 考 文 献

[1]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Z].国发[2015]28号.

[2]李政.“中国制造2025”与职业教育发展观念的转轨[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33）：38-44.

[3]刘晓玲，庄西真.高技能人才培养：“中国制造2025”与职业教育的最佳结合点[J].职教论坛，2016（1）：62-66.

[4]《职业技术教育》杂志评论员.职业教育发展需要智慧源[J].职业技术教育，2009（18）：4.

[5]朱晓妹，林井萍，张金玲.创新型人才的内涵与界定[J].科技管理研究，2013（1）：153-157.

[6]庞丽娟.我国新型教育智库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J].教育研究，2015（4）：4-8.

[7]王莉丽.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J].国际问题研究，2010（2）：13-18.

[8]肖凤翔，付小倩.多主体协同：我国职业教育智库建设的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15）：5-10.

[9]肖兆武.关于高职教育研究所定位及职能的一些思考[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6）：1-4.

[10]陈鹏，庞学光.《中国制造2025》与现代职业教育转型发展[J].教育发展研究，2015（17）：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