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腔组织及病理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家兔；口腔溃疡模型；免疫

人类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十分复杂，而动物模型的建立为深入探讨疾病的发病机理及疗效机理提供基础。复发性口腔溃疡（recurrent oral ulcer，ROU）又称为复发性阿弗他溃疡（recurrent aphthous ulcer，RAU）、复发性阿弗他口炎（re-current aphthous stomatitis，RAS），是一类慢性口腔黏膜炎症性疾病[1]。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其发病率高达20%左右，具有周期性、复发性及自限性等特点[2-3]。

有学者发现，用免疫荧光法研究显示ROU基底膜荧光效应及血循环中存在抗口腔黏膜抗体，说明免疫因素是ROU发病的可能因素之一[2]。由此致病机制，通过免疫因素成功建立实验动物ROU模型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探讨ROU的发生发展提供研究基础。

1 实验动物及方法

1.1实验动物 新西兰家兔40只，雄性，体重（2±0.2）kg，由山西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饲养于山西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家兔基础饲料：山西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1.2方法

1.2.1动物分组 新西兰家兔30只，雄性，体重（2±0.2）kg，由山西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单笼，颗粒饲料饲养，150g/只/d，自由饮水，室温（20±2）℃，相对平均湿度45%，实验室适应性喂养1w。其中10只急性猝死取口腔黏膜组织备用，其余20只家兔按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10只）、实验组（10只）。

1.2.2动物模型建立

1.2.2.1抗原制备 15只家兔采用空气栓塞法急性处死，无菌条件下，口腔黏膜下注射生理盐水，剥取家兔口腔黏膜组织，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玻璃匀浆器匀浆，并加入磷酸盐缓释液，超声波震荡后将组织研磨液转移分装至1.5ml的离心管中，于4℃离心（14000rpm，10min），去沉淀物，将匀浆液置于-70℃低温冰箱备用。免疫注射前，匀浆液中加入等量（等体积）费氏佐剂，振荡器将二者充分混匀，呈乳状液（放置不分层或者滴一滴于水面，仍保持为滴状不散开）。

1.2.2.2动物模型建立 实验组30只家兔3%戊巴比妥于家兔耳缘静脉麻醉，取俯卧位，固定家兔四肢和头部于手术架，背部剃毛并常规消毒，将抗原乳状液注射于家兔脊柱两侧皮内，每次注射4点，每点1ml，1次/2w×6次。实验组家兔口腔黏膜于第三次注射结束后开始出现不同程度充血。8w后陆续出现溃疡，多集中于上唇、双颊粘膜，溃疡面红肿，形态不规则，部分病损面表面可见黄白色伪膜，触之疼痛反应明显。

1.2.2.3组织病理学检查 建模12w结束后，按随机数字法，处死空白对照组、实验组家兔各一只，3%戊巴比妥于家兔耳缘静脉麻醉，取仰卧位，固定家兔四肢和头部于手术架，切取对照组家兔口腔黏膜组织和实验组家兔口腔溃疡黏膜组织，切取组织体积大小均为5mm×5mm×2mm。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后，10%甲醛固定液固定48h，常规石蜡包埋，以8μm厚度进行黏膜组织横断面切片，进行HE染色，显微镜下观察口腔黏膜的组织变化。

1.2.2.4血清中抗口腔黏膜抗体检测 在实验前，第三次注射抗原后10d及结束观察前，从实验组及对照组家兔耳缘静脉各采血4ml，采用补体结合试验，以口腔黏膜匀浆作抗原，检测血清中抗口腔黏膜抗体。

2 结果

2.1对照组家兔口腔黏膜未见明显变化，活动正常，反应灵活，饮食正常，毛色浓密光亮。实验组家兔口腔黏膜于第三次注射结束口腔黏膜出现不同程度充血，口唇处可见潮湿流涎，8w后陆续出现溃疡，多集中于上唇、双颊粘膜，溃疡面红肿，形态不规则，表面可见黄白色伪膜，触之疼痛反应明显；家兔活动量减少，反应迟缓，饮食饮水量减少。

2.2组织病理学检查HE染色后，对照组黏膜组织切片标本显示：黏膜上皮连续完整，固有层结缔组织较致密，黏膜下层较厚可见小涎腺体。实验组织标本切片显示：溃疡表面连续性破坏且有假膜覆盖，上皮内有密集的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浸润，固有层炎症细胞大量浸润，毛细血管充血扩张，血管内皮细胞肿胀，部分可见坏死区。

2.3血清中抗口腔黏膜抗体检测 于实验前、实验后分别测定各组家兔血清中抗口腔黏膜抗体效价，对照组实验前后、实验组实验前均未检测到抗口腔黏膜抗体，实验组实验后血清中检测到抗口腔黏膜抗体。

3 讨论

本实验选用新西兰家兔作为理想的整体动物模型。近年来报道，建立ROU动物模型的方法有很多，包括化学烧灼法、自身组织抗原免疫注射法、组织剪切创伤法、氧自由基诱导法、细菌感染诱导法、放射法等。其中自身组织抗原免疫注射法所建模型的临床及病理表现与复发性口腔溃疡最接近，且组织学检查均表现为非特异性炎症。

4 结论

本实验采用新西兰家兔作为实验动物，用健康同种异体家兔口腔黏膜组织匀浆加完全费氏佐剂作抗原于家兔脊柱两侧行皮内注射，引起实验家兔发生ROU，其病损与人类ROU相比，临床及组织学检查较为相似，因此可以作为人类ROU的动物模型，为进一步研究人类ROU的病因和治疗提供基本手段和实验依据[4]。

参考文献：

[1]Scully C，Porter S.Oral mucosal disease：recurrent aphthous stomatitis[J].British Journal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2008，46（3）：198-206.

[2]陈谦明，主编.口腔粘膜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口腔组织及病理学范文第2篇

例如，口干症的病因可以追寻到口腔病毒、细菌及真菌感染，口腔软硬组织病变，多种口腔黏膜病或系统性疾病相关的口腔表现，颌面部感觉以及运动障碍，灼口综合症，包括三叉神经在内的口腔颌面部神经疾患，以及其它与癌症和／或放射治疗相关的口腔并发症。同样，越来越多的内科疾病存在口腔病理表现。例如，牙周病已经被内科学界确定为除眼、肾、足、血管、神经损害之外的＂第六并发症＂。因此《口腔内科学》作为关注内科学与牙科学之间的交叉特定研究领域有其诞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4]。《口腔内科学》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提出要归功于美国的莱斯特－柏克特博士。莱斯特－柏克特博士于1951～1972年担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牙医学院院长。他是影响深远的口腔内科学教科书的作者，并被认为是美国口腔内科学之父。自那时以来，在全球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口腔内科学作为一门广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已完全融入牙医学院的课程。显然，该科学的提出，标志着口腔学界已经有人用新的认知模式来联系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以及口腔健康对于全身健康的潜在影响。[4]这种从内科角度审视口腔疾病的观点，给口腔内科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尤其是对我国长期将＂牙体牙髓病＂、＂牙周病＂和＂口腔黏膜病＂三合为一的《口腔内科学》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2《口腔内科学》的定义

与其它学科的初创期一样，《口腔内科学》在学科诞生和成长的早期有许多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个特点首先反映在对它的定义缺乏一致性。在美国历史上提出了口腔内科学不同定义。最初，《口腔内科学》被最泛泛而松散地定义为＂医学和牙科的交汇研究区域＂。后来，由美国口腔医学会提出的《口腔内科学》定义为：＂与口腔健康相关的齿科专业，关注伴有夹杂症的患者口腔健康，口腔颌面部相关疾病的诊断与非手术治疗＂[4]。2011年《一份关于口腔内科学临床实践的国际性调查：第五届口腔内科学世界工作组会议纪要》中，记载了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口腔内科学》临床实践的定义，来自全球6大洲40个国家的200名口腔内科学专家参加了这一调查。结果发现：不同国家之间口腔内科学临床实践的定义大相径庭；其中，印度的口腔内科学临床服务具有最大的范围，并且该国这一专业的临床医师数量相较于其他国家正大幅增长。尽管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国际上关于口腔内科学现状的描述反映了学界对＂《口腔内科学》是一门连接牙科与内科传统领域之间健康问题的桥梁，是内科学与牙科学交界的牙科专业，关注于影响口腔及颌面部非牙科类疾病的诊治＂的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5]。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口腔学界对《口腔内科学》的定义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上世纪50年代的学科结构基础上。我国现代口腔医学的教育最早可以追溯至1917年由加拿大牙科医师林则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医科中设的牙科系，当时并无口腔内科学。1954年我国口腔医学教育全面学习苏联，将口腔医学从原有的十几个分科归为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内科学和口腔矫形科学三大专业为主体的口腔医学教育体系[6]。自此，我国的《口腔内科学》形成了＂牙体牙髓病＋牙周病＋口腔黏膜病＂＂三合一＂模式的传统概念，沿袭数十年。虽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的口腔医学教学大纲对传统学科进行了一些改革，传统《口腔内科学》被分为《牙体牙髓病学》、《牙周病学》和《口腔黏膜病学》等三门学科，但仍然没有顾及国际上《口腔内科学》新概念和定义的变化。本人关注该学科的起因出于对《口腔黏膜病学》发展前景的考虑。我国近半个世记的《口腔黏膜病学》临床和教学实践告诉我们，口腔是人体的一个特殊器官，结构复杂，功能多样，其生理和病理的特殊性，使口腔医学成为有别于大体医学而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的原因。然而，口腔更是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人的整体，因此，口腔医学无论有多强的特殊性，都在医学的大范畴之内。已经习惯于用局部眼光注视和处理口腔疾病的口腔科医师，必须转换视角，打破思维定势，将口腔疾病置于人的整体背景下进行研究，才有可能深化认识，提高疗效。这一点尤其是对于从事口腔黏膜病诊疗事业的口腔专科医师来说更显重要。为此，在邱蔚六院士组织编写的《口腔医学精粹丛书》系列里，本人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与国际概念接轨的《口腔内科学》，专门聘请了诸多内科学、传染科学、皮肤科学、精神科学、麻醉科学等临床医学专家，以及口腔黏膜病学、口腔颌面外科学、牙周病学等口腔各科专家合力完成。在该书的前言中，以本人的理解，将《口腔内科学》定义为＂是一门研究口腔及口周组织健康和疾病的特殊学科，主要探讨与口腔疾病有关的内科学原则以及采用药物进行口腔疾病治疗规律的学科＂[7]。

3《口腔内科学》的学科界定

根据《学科学》理论，任何一个学科在其诞生和成长的早期都会因为学科概念和定义的不确定性带来学科边界的模糊性、学科重心的飘移性，从而影响到学科存在的忽然性。换句话说，《口腔内科学》究竟涵盖什么内容？它的学科重点是什么？对它的学科界定必然影响到它在现有的口腔医学分科体系中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口腔黏膜病诊疗事业的口腔专科医师，我收集了新概念《口腔内科学》的发源地—美国1986～2001年出版的《OralMedicine》主要版本，发现它所涵盖的内容正处在一个＂由粗旷到精细，由凌乱到系统，由平铺直叙到重点突出＂的过程中。虽然对该学科的界定至今尚无定论，但已经迈出了逐步明晰学科边界、形成学科重点的征程。1986年由WilliamR．Tyldesley．等编写出版的《OralMedicine》包括了＂口腔内科学介绍、口腔黏膜感染（复发性阿弗他溃疡、舌与唇）、皮肤疾病的口腔表现（扁平苔藓、大疱性疾病）、胃肠道疾病（溃疡性结肠炎）、血液疾病及营养异常（血管异常）、药物引起的口腔黏膜改变、内分泌紊乱、白斑及相关病变、感染性过度增殖及肿瘤、唾液腺病、牙齿异常、骨病变、几组常见症状的诊断要点＂等等13大类疾病以及对口腔内科学定义的介绍。尽管有些粗矿和凌乱，但已明确提出《口腔内科学》的新概念，并且对该学科的内涵有了一个初步的界定[8]。1995年由StephenT．Sonis，RobertC．Fazio，LeslieST．Fang．等编写的《OralMedicine》全书共16部分48章，包括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病人评估（病史、体检、实验室评估；口腔疾病诊断）；第二部分：患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的评估与管理（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死、充血性心力衰竭、心电图、心率失常、心动过缓）；第三部分：具有细菌性心内膜炎风险的病人的评估与管理（细菌性心内膜炎、正在进行心脏手术的病人、已经经历心脏手术的病人）；第四部分：患有内分泌疾病的病人以及怀孕病人的评估与管理（糖尿病、肾上腺疾病及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甲状腺疾病、内分泌疾病怀疑病例）；第五部分：肺部疾病的评估与管理（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结核）；第六部分：患有胃肠道疾病的病人的评估与管理（胃溃疡、炎性肠病、肝炎、肝硬化）；第七部分：患有血液病的病人的评估与管理（贫血、出血性疾病、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第八部分：患有关节疾病的病人的评估与管理（关节炎）；第九部分：患有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的病人的评估与管理（慢性肾功能衰竭、透析、移植病人、性传播疾病）；第十部分：患有神经疾病的病人的评估与管理（癫痫、脑血管疾病、颅面神经疾病）；第十一部分：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的评估与管理（精神疾病）；第十二部分：患有口腔黏膜疾病的病人的评估与管理（口腔溃疡性疾病、白色病损、大疱性疾病及自身免疫病、色素改变、口腔软组织常见发育异常）；第十三部分：患有肿瘤病人的评估与管理（头颈部鳞状细胞癌、良性肿瘤及非鳞状细胞恶性肿瘤、癌症化疗引起的口腔并发症）；第十四部分：患有唾液腺疾病病人的评估与管理（唾液腺疾病）；第十五部分：患有颌骨疾病病人的评估与管理（骨疾病、颞下颌关节疾病）；第十六部分：患有口腔感染性疾病病人的评估与管理（细菌感染及抗生素应用、艾滋病及相关疾病、病毒感染）。该版《OralMedicine》极大地丰富了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并且体现了较强的系统性[9]。2001年SolSilverman，LewisR．Eversole，EdmondL等编写的《OralMedicine》则突出了《口腔内科学》面临的临床常见病和需要关注的重点疾病，将其分为：病人检查（病史采集、头颈部体格检查）；带有夹杂症的病人（心血管疾病、肾病及高血压、呼吸系统疾病、肝脏及胃肠道疾病、出血性疾病、恶血质、内分泌疾病、甲状腺疾病及钙代谢异常、药物副作用）；感染性疾病（感染与宿主防御的机制、疱疹病毒及肠道病毒、HIV、人类状瘤病毒及状口腔病变、乙肝、丙肝、细菌感染、口腔真菌感染、感染控制）；软组织疾病（口腔癌前病变及口腔鳞癌、免疫病理黏膜疾病、口腔黏膜及面部皮肤色素异常、口腔及面部肿胀、肿瘤、口面部肉芽肿及其他感染性疾病、发育性黏膜改变、唾液腺疾病）；面部疼痛及神经病变（感觉异常：味觉及嗅觉异常、疼痛机制、疼痛及行为、颞下颌关节疾病、头疼、口面部神经痛及神经性疼痛、非典型性面部疼痛、舌灼痛、区域性及牵涉性口面部疼痛、癌症病人的口面部疼痛）等等。与1995年的版本相比，虽然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没有大的变化，但学科关注的重点发生了变化，体现了学科重心随疾病谱的变化而主动飘移调整的态势，是学科健康动态发展的标志[10]。

4《口腔黏膜病学》的归宿———新概念《口腔内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以上美国历年出版的《OralMedicine》可以发现，口腔黏膜病在《口腔内科学》的学科内涵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的口腔黏膜病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独立发展，在几代口腔黏膜病专科医师的努力下，已经成为我国口腔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口腔黏膜作为口腔的一部分，其生理和病理变化不得不受制于口腔环境的影响，而口腔作为人体的一个器官，又不得不受制于机体的生理和病理状态。将发生在口腔黏膜上的症状和病损集中起来进行研究，无疑有利于对口腔黏膜病的深入认识。但是，脱离了全身状况，局限于口腔黏膜的思维方式，就可能将视野禁锢在局部，这也就是以往口腔黏膜病的诊疗水平难有突破的重要原因。因此《口腔黏膜病学》要得到长足发展，根本出路在于认清它的学科群环境及其归属。新概念的《口腔内科学》正是通过内科学与口腔医学的交叉，将与口腔黏膜病有关的各种相关学科组合在一个学科领域中，从而为《口腔黏膜病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科环境。换言之，在我国，《口腔黏膜病学》不仅仅可以作为《口腔内科学》的基础，而且由于《口腔内科学》（Oralmedicine）不仅存在于口腔医学领域的学科群中，同时还在内科学、皮肤科学、肿瘤学、中医学等大医学领域的学科群之中。这一特殊的＂学科群时空整体格局＂决定了包含有《口腔黏膜病学》内容的《口腔内科学》（Oralmedicine）在医学学科布局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存在的必要。同时也决定了它的＂依据全身，聚焦口腔黏膜＂的＂学科群时空迁移格局＂。《口腔内科学》因其研究视角的不同决定了它必将成为《口腔黏膜病学》的归宿。需要强调的是，《口腔黏膜病学》回归于《口腔内科学》并不是简单的＂归并＂，而是口腔黏膜病学学科＂螺旋式＂上升的一个机遇，它将为我国的口腔黏膜病学科提供新的发展空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编写的《口腔内科学》不仅包括了口腔黏膜等软组织的感染性疾病和性传播疾病、非感染性疾病、口腔癌前病变和损害、系统性疾病的口腔表征、口腔皮肤联发综合征等内容，还包括了口腔颌面部疼痛及神经疾病、涎腺疾病、关节疾病、口腔颌面部肿瘤、药物反应和变态反应等内容。具有＂发自黏膜局部，强调全身＂，突出了围绕＂口腔及口周组织＂的＂泛化＂研究的特点[7]。

5《口腔内科学》的实践

口腔组织及病理学范文第3篇

【摘要】 目的 探讨P73、P53蛋白在口腔鳞状细胞癌中的表达及与肿瘤侵袭和转移的关系。方法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通用型两步法检测50例口腔鳞状细胞癌病人的癌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中P73、P53蛋白表达。利用计算机图像分析得出平均吸光度（AOD）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口腔鳞状细胞癌组织P73、P53蛋白的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u=2.798、2.913，P

【关键词】 癌，鳞状细胞；口腔；基因，p73；基因，p53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 between P73 and P53 expression and invasion as well as metastasis in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SCC）. Methods The P73 and P53 were detected in carcinoma and non-carcinoma tissue that adjacent to carcinoma in 50 OSCC patients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method. The results were evaluated by computer-aided image and average optical density （AO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 The expressions of P73 and P53 in OSC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adjacent tissue （u=2.798，2.913;P

［KEY WORDS］ Carcinoma， squamous cell; Mouth; Gene， p53; Gene p73

p73基因作为p53基因家族的第一个成员，于1997年首先由KAGHAD等［1］发现。p73基因编码的P73蛋白，在结构和功能上均与P53蛋白具有很高的同源性［1，2］，且与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因此，p73作为候选的抑癌基因，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对口腔鳞状细胞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P53和P73蛋白表达进行检测，探讨其在口腔鳞状细胞癌侵袭和转移过程中的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1 病例选择

选择2005年1月～2007年12月在我院口腔颌面外科手术治疗的原发口腔鳞状细胞癌病人50例，男34例，女16例；年龄29～80岁，中位年龄62.5岁。其中舌癌24例，颊癌、牙龈癌、口底癌、腭癌、唇癌共26例。所有病例均行原发灶扩大切除及颈淋巴清扫术，手术标本均经石蜡固定、苏木精-伊红染色，常规病理检查。按照UICC 2002年标准进行TNM分期［3］，T1 期17例，T2期 20例，T3 期9例，T4 期4例；病理分级：高分化28例，中、低分化22例。有颈淋巴结转移者20例，无转移者30例。取其癌组织、癌旁正常组织（指肿瘤边缘外2.0 cm以上的黏膜组织）及颈清切除的颈淋巴结的石蜡标本进行研究。全部病例术前均未接受放疗或化疗。

1.2 主要试剂和仪器

鼠抗人P73和P53单克隆抗体（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PV 6000二步法免疫组化检测试剂盒（Zymed公司，美国）；粘片剂APES（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PBS磷酸缓冲液（浓度0.01 mmol/L，pH 7.2～7.4）；OLYMPUS显微镜（BH-2，日本）；Sample PCI图像分析软件（美国）。

1.3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存档的蜡块均经病理检查证实，用LEICA石蜡切片机做4 μm厚连续切片3张，1张作空白对照，2张行免疫组化染色。采用免疫组化通用型两步法染色，参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用已知阳性切片做阳性对照，用缓冲液代替一抗做阴性对照。

1.4 结果判断及图像分析

以细胞核出现棕黄色颗粒作为P73、P53阳性细胞。对切片进行图像分析。将病理切片放在100倍的显微镜下，观察组织中各抗原的表达情况，然后在400倍的显微镜下随机选取3个视野。将每个视野图像摄入计算机，对图像进行裁剪，选定要测量的区域。将图像分割，利用颜色的差异把“热点”图像与周围的背景分开。对分割后的图像进行过滤和提取，然后由计算机对图像进行分析，得出结果。用平均吸光度（AOD）值表示抗原的表达水平，切片阳性表达的强弱与AOD值呈正相关。

1.5 统计学处理

结果应用SPSS 13.0 For Windows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口腔癌旁组织与癌组织比较（方差不齐）采用Wilcoxon方法进行检验；口腔癌旁组织、高分化鳞状细胞癌、中低分化鳞状细胞癌（方差不齐）组织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方法进行检验；两检测指标与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及两检测指标之间的关系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口腔鳞状细胞癌组织与癌旁正常组织中P73、P53蛋白的分布

在癌旁正常黏膜中P73蛋白均阴性，P53蛋白大部分为阴性，仅少数病例基底层细胞核有弱阳性表达。口腔鳞状细胞癌P73与P53蛋白均定位于细胞核，少数可见胞浆弱阳性。染色分布形式不一，可出现在整个肿瘤区或肿瘤部分区域，胞核着色强度在不同病例之间或同一瘤体之内均有差异。分化好的癌巢中，蛋白积聚常位于癌巢边缘部分，中央部分的癌细胞染色阴性；分化较差的癌组织中，阳性细胞密集或弥散分布，阳性细胞数量较多。

2.2 癌旁正常组织、高分化鳞状细胞癌、中低分化鳞状细胞癌组织P73、P53的表达

口腔鳞状细胞癌组织中P73、P53的表达明显高于癌旁正常组织，差异有极显著意义 （u=2.798、2.913，P＜0.01）。高分化鳞状细胞癌组织P73的表达与中低分化鳞状细胞癌比较，差异无显著意义 （u=1.132，P＞0.05），但高分化鳞状细胞癌或中低分化鳞状细胞癌组织中的表达却明显高于癌旁正常组织（u=2.716、3.070，P＜0.01）。P53的表达三者之间均有统计学差异，即中低分化鳞状细胞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高分化鳞状细胞癌（u=2.11，P＜0.05），高分化鳞状细胞癌中的表达明显高于癌旁正常组织（u=2.764，P＜0.01）。见表1。表1 口腔鳞状细胞癌与癌旁正常组织P53、P73的表达（略）

2.3 口腔鳞状细胞癌组织P73、P53的表达与临床病理指标的关系

P73的表达与口腔鳞状细胞癌病人的性别、年龄、肿瘤生长部位、病理分级无明显的相关性；与T分期、生长方式、淋巴结状况呈明显正相关。P53的表达与口腔鳞状细胞癌病人的性别、年龄、T分期、生长方式、生长部位无明显的相关性；与病理学分级、淋巴结状况呈正相关，见表2。表2 口腔鳞状细胞癌组织P53、P73的表达与临床病理指标的关系（略）注：*P＜0.05，**P＜0.01

2.4 口腔鳞状细胞癌P53、P73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口腔鳞状细胞癌组织中P73与P53的表达无明显相关性（r=0.172，P>0.05）。

3 讨 论

p53抑癌基因是细胞抑癌基因中研究最广泛和深入的基因之一。p53基因位于人17号染色体短臂，分为野生型和突变型。野生型p53基因是一种肿瘤抑制基因，参与细胞的分化调控，并以基因调控方式阻抑癌基因的活动，阻止异常染色体的形成。突变型p53基因表达则丧失抑癌功能，反而具有促进恶性转化的活性［4］，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浸润、转移及预后相关［5，6］。p73基因的表达产物P73蛋白与P53蛋白功能相似，在序列上具有同源性，被认为是候选的抑癌基因。P73蛋白对细胞生长和凋亡有双重调节作用，与多种肿瘤有关。在多种人类肿瘤组织中P73蛋白过表达，在正常组织中不表达［7］。

口腔鳞状细胞癌具有较高的侵袭性和淋巴结转移能力，早期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有研究显示，p73、p53基因在口腔某些肿瘤组织中具有较高水平的表达，p73还可能参与了癌细胞的生长与增殖［8］。本文结果显示，P73在癌旁正常组织中表达的量很低，癌组织中的表达量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其表达在高分化鳞状细胞癌与中低分化鳞状细胞癌之间却无统计学差异。P73表达同时还与肿瘤T分期及局部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

P73表达随着肿瘤的增大、浸润及淋巴结转移而不断增高，说明了P73与口腔鳞状细胞癌的体积大小及肿瘤的淋巴转移有关，很可能参与了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及转移，对预测口腔肿瘤的生长发展及淋巴转移具有一定的价值。这一结论与TANNAPFEL等［9］对肝细胞性肝癌的研究相一致。毛驰等［10］研究显示，P53阳性表达与口腔鳞状细胞癌病人性别、年龄、肿瘤大小、发生部位、病理分级以及淋巴结转移情况均无直接关系，同时亦未得出其表达和预后之间的关系。而国外亦有报道认为P53表达和临床病理指标之间无相关性，但是对于无淋巴结转移的病人P53阳性表达提示预后差［11］。GEISLER等也得出P53是头颈部肿瘤病人预后的因素之一的结论。本研究显示，P53的表达与病人性别、年龄、肿瘤部位、T分期、生长方式均无关，与肿瘤病理分级、区域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性。说明P53蛋白与口腔鳞状细胞癌的恶性程度及肿瘤的淋巴转移有关。

口腔鳞状细胞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多基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但癌基因、抑癌基因也有可能各自独立发挥一定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P73、P53蛋白阳性表达并无相关性。有人对头颈鳞状细胞癌组织中p53、p63、p73基因进行直接DNA序列检测，发现p53基因频发突变，而p63和 p73罕见突变。认为当p53基因发生突变时，p73、p63基因并不能取代p53基因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p73、p53基因可作为评估口腔鳞状细胞癌癌生物学行为和预后的独立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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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组织及病理学范文第4篇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例标本： 选取平凉市人民医院病理科2003至2011年存档的OSCC石蜡标本58例。按组织学分型分组：癌前病变组24例（其中上皮轻、中、重度异常增生分别为6、9、9 例） ， OSCC组34例（其中Ⅰ、Ⅱ、Ⅲ级分别为9、14、11例）。按2002年UICC TNM分期标准：Ⅰ期6例、Ⅱ期8例、Ⅲ期8例、Ⅳ期12例。其中男15例，女19例，平均年龄59岁。所有病例均符合以下条件：①未曾接受手术、放疗、化疗及生物疗法；②无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造血系统疾病及其他恶性肿瘤；③肝肾功能正常。正常口腔黏膜10例取自阻生齿拔除时的牙龈黏膜，约2mm×5mm，均经患者知情同意，标本经10%福尔马林固定、常规石蜡包埋。

1.2 免疫组化研究 按文献[2]方法，取石蜡包埋标本切成3μm厚组织切片，固定在载玻片上。采用免疫组化SP法，DAB显色。染色方法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已知阳性片做阳性对照，用PBS缓冲液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

1.3检测方法及结果判定 VEGF的阳性判定：VEGF为细胞浆着色，染色阳性以细胞浆呈棕色颗粒状为标准，且着色明显高于背景或背景不着色，而细胞着色者为阳性细胞染色。每张切片根据阳性细胞染色强度及阳性细胞百分数的多少进行分级：染色强度（不着色、弱、中、强）及阳性细胞百分数（0，1%-25%，26%-50%，51%-75%）分别积分为0，1，2，3。并根据指标的分数之和分为4级，即两项分数之和为0分者计为VEGF表达为阴性（-），1-2分者为弱阳性（+），3-4分者为阳性（++），5-6分者为强阳性（+++）。CD34的阳性判定参照Veidner等[3]的方法。CD34阳性以血管内皮细胞呈棕色或棕黄色为标准；微血管计数以被染成棕黄色的单个内皮细胞或内皮细胞族作为一个血管计数。只要结构不相连，其分支结构也计作一个血管计数。低倍镜（X 40）下观察切片，选择微血管分布最高密度区，然后在高倍镜（X 200，以每个视野面积为0. 785 mm2）下计数3个视野的微血管数，取其平均值为该例的MVD值。

1.4 统计学处理 MVD以 ±s表示，VEGF的表达以阳性计数百分比表示。运用SPSS13.0软件，MVD值和VEGF表达与OSCC病理分级和TNM分期的比较均采用X2检验，P < 0. 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分析

2.1 正常口腔黏膜、癌前病变及口腔鳞状细胞癌组织中VEGF的表达和MVD值：VEGF的表达主要见于肿瘤细胞胞浆内，呈均匀的棕黄色颗粒，VEGF在口腔鳞状细胞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较癌前病变组织及正常口腔黏膜高（P

2.2 VEGF表达及MVD值与口腔鳞状细胞癌临床病理之间的关系：VEGF表达及MVD值在不同病理分级口腔鳞状细胞癌中各不相同，并随着口腔鳞状细胞癌病理分级的增加，VEGF阳性表达率、MVD值逐渐增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34例患者中，按TNM临床分期，Ⅰ+Ⅱ期与Ⅲ+Ⅳ期的VEGF阳性表达率分别为71.43%和85. %，二者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

按 TNM 分期，Ⅰ+Ⅱ期与Ⅲ+Ⅳ期的MVD值分别为12.65±4.62及18.71±8.00两者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就浸润深度而言，达肌层者的MVD值（17.38±7.71），明显高于黏膜层及黏膜下层的MVD值（10.24±3.05），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VEGF表达与MVD的相互关系：VEGF表达-、+、++ 组中，微血管数目分别为6.83±0.59、10.38±2.43、19.56±6.39，阳性组较阴性组、强阳性组较阳性组均有明显升高，显示在口腔鳞状细胞癌中VEGF的表达与MVD呈正相关（P

3 讨论

肿瘤的生长、浸润和转移依赖于肿瘤血管的形成。已证实，肿瘤的血管形成过程极为复杂，血管生成因子可促进肿瘤微血管形成丰富的肿瘤新生血管，必然会加速实体瘤的生长、浸润及转移[4]。因此，肿瘤血管形成将成为判断恶性肿瘤转移及预后的一个独立指标[5-6] 。MVD则是一个能反映肿瘤血管生成的客观指标。本实验中VEGF表达率在正常口腔黏膜为0，在癌前病变组和口腔鳞状细胞癌组织的阳性表达率依次升高，提示VEGF在促进口腔鳞状细胞癌新生血管生成的同时，也促进了癌的浸润和转移，导致预后不良。MVD在良性到恶性、正常或癌前组织到癌组织中明显升高，说明血管新生在正常口腔黏膜组织或癌前病变到恶变的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实验结果显示：VEGF表达和MVD与口腔鳞状细胞癌的组织学分级无关（P>0.05），说明肿瘤细胞产生促血管生成因子的能力与其分化程度无关。本研究发现，VEGF表达和MVD与口腔鳞状细胞癌浸润深度有一定的关系。当瘤体尚小，局限于黏膜或黏膜下层时，其所需血供相对较少，VEGF表达及MVD较少；而当瘤体达到肌层时，其所需血供骤增，因而MVD明显增多。口腔鳞状细胞癌患者发生淋巴转移时其VEGF表达、MVD均明显高于无转移者（P

因子的治疗策略，可能是恶性肿瘤靶向治疗的又一新途径[8-9]。

参考文献：

口腔组织及病理学范文第5篇

【摘要】目的：探讨内科胸腔镜检查在不明原因胸腔积液诊断中的价值。方法：55例胸腔积液患者行内科胸腔镜检术，直视下取病变组织行病理检查。结果：胸腔镜下可见胸膜多发乳白色结节31例，胸膜增厚纤维分隔形成7例，充血水肿6例，弥漫性粟粒样乳白色结节4例，多发结节伴胸膜黏连4例，胸膜白斑2例，无异常发现1例。病理诊断示胸膜结核28例，胸膜转移癌17例，慢性非特异性炎症7例，胸膜间皮瘤1例，胸膜转移癌伴结核性胸膜炎1例，正常胸膜组织1例。55例不明原因胸腔积液患者，经胸腔镜检查，确诊47例。所有病例无严重并发症。结论：内科胸腔镜检查对胸腔积液是一种安全、有效、诊断率高的检查方法。

【关键词】内科胸腔镜;胸腔积液;诊断

胸腔积液是内科的常见疾病之一，经胸部影像学、支气管镜、胸水常规、生化、微生物、病理细胞学、胸膜活检检查，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难以明确病因。对于此类不明原因的胸腔积液，内科胸腔镜的应用为其病因诊断提供了有力的手段。本院自2007年8月至2009年6月期间共55例不明病因的胸腔积液患者行胸腔镜检术，现将其结果及应用体会总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41例，女14例，年龄23～81岁，平均年龄(52.1±11.5)岁。病程3～210 天。单侧胸腔积液53例，双侧胸腔积液2例; 草黄色胸水36例，血性胸水19例。常规检查提示为渗出性胸水，但病因未明。

1.2 仪器设备 日本OLYMPUS LTF-240内科胸腔镜，trocar套管，带针活检钳，标本毛刷，硅胶引流管，水封瓶，SONY电视监视系统，心电监护仪。

1.3 术前准备 术前常规检查心电图、血乙肝表面抗原、血小板计数、活化的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测定、血浆凝血酶原时间测定。胸腔镜检查前1 天查胸部B超或胸部CT了解胸腔积液量及有无明显黏连包裹。对于B超显示无明显黏连、包裹，胸水最大径超过2 cm者，术前未建立人工气胸，直接定位下操作;对于B超显示胸水最大径小于2 cm者，先建立人工气胸，抽胸水同时缓慢将等量或少于胸水量的气体注入胸腔，气体量为400～800 mL，拍胸片了解人工气胸情况并选择插镜点。术前半小时肌注阿托品0.5 mg，地西泮10 mg，度冷丁50 mg及可待因60 mg口服。

1.4 方法 所有患者取健侧卧位，常规吸氧，监测心电、血压、呼吸及血氧饱和度。切口部位用1%利多卡因5 mL局部麻醉，整个过程静脉持续输注咪唑安定1.5～3 mg/h。取患者腋前线至腋后线第4～第6肋间为插镜点，常规消毒，铺巾，局麻后切开皮肤约1.0 cm，止血钳钝性分离肋间肌至壁层胸膜。经切口垂直插入trocar套管至胸腔，拔出针芯，使空气随呼吸自由进出胸腔，然后插入胸腔镜，吸尽胸腔积液以暴露术野。旋转胸腔镜逐一观察脏层胸膜、前肋间胸膜、胸膜顶、后肋胸膜、膈胸膜，肋膈窦。刷检病变组织行抗酸染色及病理细胞学检查;钳取病变组织3～5块，将其中一块组织印片2张，分别进行抗酸染色找抗酸杆菌及病理细胞学检查，余标本行组织病理学检查。术毕从切口拔除trocar套管后留置胸腔引流管并连接水封瓶。术中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

2 结果

2.1 胸腔镜下表现及病理结果 胸腔镜下表现以多发乳白色结节最为常见，其余表现及相应的病理结果见表1。最终确诊胸膜恶性肿瘤18例，其中胸膜转移癌17例(腺癌16例，鳞癌1例)，胸膜间皮瘤1例;结核性胸膜炎28例;慢性非特异性炎症7例;另有1例既找到腺癌细胞，又找到抗酸杆菌，考虑为肺腺癌伴胸膜转移合并结核性胸膜炎。1例胸腔镜下未见异常，结合患者临床特点予以"盲检"。

2.2 并发症 胸痛31例，25例为切口疼痛，均服镇痛药后好转;5例胸膜活检时疼痛，但能忍受;1例出现术后非术侧胸痛，后查胸部CT发现非术侧胸腔出现少量胸腔积液，考虑为反应性胸膜渗出，未予特殊处理后好转。发热10例，经对症处理后好转。无一例出现胸腔镜术相关的严重并发症。

3 讨论

内科胸腔镜术主要用于胸膜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对于胸水生化、常规、细胞学检查和闭式胸膜活检不能确诊的胸腔积液，内科胸腔镜检查对诊断具有其优越性。在我国，胸腔积液最常见的病因是结核和肿瘤，但老年结核和中青年肿瘤患者的增多及多耐药结核杆菌的增加，给胸腔积液病因诊断增加了难度。本组资料显示不明原因胸腔积液最常见的病因仍为结核与肿瘤。两者在胸腔镜下多表现为大小不等的结节，少数也表现为充血、水肿、胸膜黏连等改变，但癌性结节比结核性胸膜炎结节形态更具多样性，可呈葡萄串状、菜花状，部分结节融合。本组有2例胸膜转移癌仅表现为胸膜纤维分隔形成，无明显结节形成，类似表现既往文献报道较少。本组癌性与结核性的病灶分布以膈胸膜及胸膜下部为主，与文献报道一致，故经胸膜盲检不易取到病灶。有资料报道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经胸腔镜检查诊断率为98%，而胸膜活检阳性率仅为80%，因此通过内科胸腔镜检查诊断结核性胸膜炎同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对于恶性胸腔积液，国外文献报道细针胸膜活检和胸腔镜的诊断率分别为36%和87%。对于胸膜不常见的疾病如胸膜间皮瘤，高兴林等总结胸腔镜检查诊断率达100%，并认为其是胸膜间皮瘤诊治的首选方法。

对于病理活检报告为慢性非特异性炎症的病例，应注意结合临床，区别对待，且需密切随访观察。Venekamp等对胸腔镜病理诊断为非特异性胸膜炎的75例患者近3年的随访发现，91.7%为良性过程，仅8.3%进展为肿瘤，最终发现不明病因的特发性胸膜炎比例为25%。本组7例病理报告为慢性非特异性炎症，2例组织印片抗酸染色阳性，诊断为结核性胸膜炎，1例病理组织中以淋巴细胞浸润为主，未见肿瘤细胞，结合临床情况后，考虑为结核性胸腔积液，经抗结核治疗后好转。另有1例多浆膜腔积液患者，其胸水介于渗、漏之间，胸腔镜胸膜活检报告为慢性非特异性炎症，但组织中见到较多浆细胞浸润。当时未能明确诊断，后在随访中患者因出现缩窄性心包炎而行心包剥离手术，术后病理提示为心包结核。考虑到结核可继发淀粉样变性，而胸膜浆细胞浸润可能是淀粉样变性的早期表现，后经胸膜组织刚果红染色证实其确为淀粉样变性。其余4例诊断未明确，尚在随访观察中。

胸腔镜不仅能直接窥视病灶，发现微小病变，而且可以多部位活检，避开大血管，清除糜烂坏死组织，明显提高诊断率。以往文献报道胸腔镜检查的诊断率在75%～92.7%。本组55例不明原因胸腔积液患者，经胸腔镜检查，确诊47例，诊断率为85.5%。本组胸腔镜检查的主要并发症为发热及胸痛，无一例出现胸腔镜检查相关的致命危险，与文献报道类似。

内科胸腔镜为呼吸内科医生诊治胸膜疾病打开了一扇"窗户"，其操作简便，安全，费用低，内科医生均可掌握。对于不明原因的胸腔积液，无明显禁忌证的患者，应尽早使用内科胸腔镜检查，以提高诊断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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