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管控论文范文第1篇

1.1盲目扩大投资

盈利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和发展的保证。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存在很严重的盲目扩大投资行为。很多企业为追求高额利润，在缺乏理性分析的状况下，向陌生产业领域尝试投资，以期达到扩张经营范围、寻求高额回报的目的。一些企业在投资中，严重忽略实际情况，盲目进行跨地域、行业的投资行为，从而大大增加了投资风险发生的几率。

1.2风险意识淡薄

企业管理层在投资方面缺乏足够的风险意识。面对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态势，很多企业依旧没有及时树立完备的风险理念，在投资中缺乏足够的风险管控和预警意识[1]。财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秩序混乱、漏洞百出的情况，导致财务管理工作无法提供详实紧缺的数据，在对企业管理决策的工作上存在缺陷和滞后问题。淡薄的风险意识会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在企业投资过程中存在各种风险隐患。面对投资风险，缺乏足够风险管理和预警机制的企业无法做到切实的应变调整，从而致使投资亏损和失败，不但会削弱企业受益，甚至会对整个企业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1.3管理水平滞后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很多企业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均尝试开展多元化经营模式，从而降低投资风险，保证企业的平稳运营发展。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一些企业管理层在投资管理中缺乏足够的科学指导理念，使得投资过程存在盲目性并且效率不高。企业投资进程中，要运用科学管理理念对投资项目进行管理，对项目的资金、质量、进度、安全进行严格的管理控制工作，切实做好每一个环节的把关工作[2]。企业缺乏完备的科学管理理念会直接导致管理水平的滞后，致使投资进程出现混乱，项目无法正常运转，使利润收益远低于投资预期，在财务管理方面造成严重的风险负担，甚至导致企业亏损，出现严峻的财务危机。

2提升企业投资风险管控能力的措施

2.1增强投资宏观分析水平

企业在开展投资工作前，需要制定详细的投资发展战略与规划，强化战略导向作用。其中包括：对投资环境和规模进行切实的宏观分析工作，了解候选投资行业和项目的市场环境，避免项目中存在极端垄断现象，选择竞争程度适中的行业进行投资工作。同时，企业要正确对自身实力进行评估，量力而行，保证投资方向的准确可靠。企业管理者需要充分掌握市场所占份额、市场需求等信息，保证投资的稳妥精准，有效规避投资风险的出现。投资规模方面，需要保证对投资规模进行明确的掌控工作[3]。针对企业中普遍存在的规模效益缺失情况，企业需要在保证财务可承担的风险范围内，合理扩大企业投资规模，从而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保证企业在不断增强竞争力的同时能够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国有企业中，对投资项目需要通过科学民主的决策流程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和决定工作。投资项目需要进行可行性分析研究，重大项目则需要聘请外部专家进行评审决策。决策进程中，需要对资金投入与利润回收的科学性进行分析，并切实对投资回收期进行掌控。国有企业管理者与分析论证人员需要站在客观角度分析企业技术、资金实力在投资项目中的可行性，保证对投资项目进行正确的取舍。董事会作为国有企业的决策核心，需要对决策流程进行切实的规范工作，董事会需要最终就投资分析结论、方向、具体方式等做出决议，并对整个过程进行记录工作，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防止个人意志和盲目投资对国有企业投资的消极影响。中小企业则需要对市场宏观环境进行及时了解，认真研究分析市场环境变化，掌握变动趋势和规律，运用各项具体措施进行调整工作，不断更新财务管理措施，提高中小企业投资风险的应变能力。同时，不断完善财务管理体系，通过增强财务工作人员业务素养、提升财务管理效率等方式，保证财务管理体系高效稳定运行。

2.2健全投资风险预警机制

投资风险预警工作需要通过企业内、外部信息资源作为基础，依据企业投资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设定一些容易引起企业投资波动的指标，从而保证对投资进程中的潜在风险进行切实的管控工作。具体的预警机制中，需要保证预警组织的完备，使其可以保证预警工作的效率和持久功用[4]。在风险信息方面，需要严格进行资料数据的统计收集工作，在有效分析的前提下，有效发现潜在的投资风险。风险信息系统需要保持开放和顺畅，从而为企业管理层提供实时精确的信息保证。风险分析层面上，需要保证分析的合理性，保证企业可以发现投资风险中的各项初期特性，并进行具体应对措施的制定，切实转移或规避投资风险，减少投资损失。国有企业投资工作具有一定的规范要求，通过合理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切实保证投资的最终目的，即经济效益提升的实现。在投资中，需要合理进行风险控制，避免投资中的重复和低效作用出现。对已经扭亏无望的企业需要及时停止投资的追加；对资产状况不明朗、资信状况不佳的企业需要拒绝投资。通过各种措施保证国有企业投资的可行性，切实保证国有企业整体经济利润的有效提升。中小企业需要了解投资风险发生和存在的普遍特征，并对风险出现和作用机制进行具体研究。中小企业同样需要重视投资风险预警体系的建立，切实防范潜在投资风险的逐步积累而导致的突然性释放，从而保证中小企业投资的安全性。风险预警体系中，中小企业需要重视风险管理体系的完善工作，对项目建议书、投资项目评估等工作进行合理设立和具体分析研究。

2.3提升投资风险管理水平

投资风险管控工作需要科学的管理措施保证管理水平的提升。具体投资管理工作中，需要在企业中进行风险管理的文化建设工作，保证企业中的每一位员工在企业投资过程中担负起风险识别工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好每一处细节，保证风险管理文化的切实建立。企业需要在员工中宣传投资风险管控理念，同时定期进行风险控制管理方面的知识技能培训工作，提升整个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为企业投资风险管控工作提供坚实的保障[5]。国有企业需要运用科学的管理模式提升投资风险管控能力。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形势下，需要明确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决策流程，针对改革出现的新精神对企业管理层工作人员进行具体的要求，保证管理人员在切实领会的基础上可以严格施行各项措施，从而保证国有企业投资风险管控的规范性和时效性。中小企业在投资风险管理方面，需要认识到风险与利润报酬的正比例关系，同时，实际投资中可以根据投资项目进行组合式的投资方式，保证在可能出现风险的情形下，通过分散投资，实现盈亏相抵或者依旧可以获取利润的情况。中小企业好可以运用兼并、联营等投资方式，切实规避风险，取得更高盈利。

3结束语

投资管控论文范文第2篇

与中国太平盛世比起来，海外的政治特别是民族宗教环境不太确定，因此对于经济特别是在海外的中方施工企业有一定的影响。虽然与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相比，海外的政治环境还算安宁，但是存在的少量的部落冲突、政治党派斗争以及地方的势力斗争都是影响到中方企业的稳定施工和合同等环节，这也会造成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投资者跟进的重要因素，从而会影响到海外的招商环境和经济发展。>>推荐阅读《基于能力培养的管理学教学现状》

此外，当前海外招商引资的环境接近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大量引起外资企业的绝佳时机，应该拓展眼界，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以隔壁的朝鲜等闭关锁国的教训作为失败典型，完善引起来的开放政策，在这个驱动下才能对于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进行改良，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安宁的局面给中资建筑企业，同时也要端正国内政府的意识，服务于外商企业才是更有利于当地国泰民安的长期措施，保证中国建筑企业与国内的当地企业公平公正竞争是一个长期长久之计，任何地方保护主义都是短期行为，不会带动当地的经济行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建筑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时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来进行股权安排：

（1）中方独资经营，虽然这样是由中方企业完全控股，但是由于在海外国处于外资的环境中，所以有一定的投资风险，例如在中国爆发的反对乐天超市这种民族运动，涉及到民族主义等排外事件时，会对企业的经营带来巨大的风险，完全没有风险分担。所以中国企业通常不适合采用全资在海外成立子公司的方式， 甚至股权也不是越多越好，避免成为当地进行民族斗争以及排外的牺牲品。

投资管控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内部控制； 投资过度； 投资不足； 企业价值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4-0079-05

投资作为公司重要的财务活动，既是公司积累资金和不断成长的动因，又是连接公司当前和长远利益的纽带。高效率的投资可以使得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委托关系、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造成了非效率投资现象的广泛存在。投资过度会让公司的发展背上沉重的包袱，造成资源浪费；而投资不足会使公司丧失良好的发展机遇，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由此可见，不管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都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增加公司的经营风险，而且损害企业价值。因此，寻求合理的途径，有效地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针对普遍存在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大多着重于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如何改善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现象。本文从内部控制的视角，研究内部控制、非效率投资以及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回顾

在现代企业的四项财务活动中，投资居于核心地位，投资决策合理与否对企业的价值和长远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实践中，委托问题的存在会引起非效率投资[1]，信息不对称会造成投资不足[2]，无法实现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企业的投资效率不高，张纯和吕伟[3]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现象普遍存在。

非效率投资对企业价值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杨兴全和张丽平[4]指出投资过度行为损害公司价值，尤其在高自由现金流的公司更为明显。蒋东升[5]通过案例分析，指出投资过度行为对企业价值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杜兴强和王丽华[6]选择国有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发现投资过度行为损害了企业的价值。

那么，如何有效抑制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治理方面。Richardson[7]通过研究发现，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减少投资过度行为；王霞与张国营[8]、张丽平[9]经过实证研究得出，货币薪酬激励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现象具有约束作用。吕长江和张海平[10]、强国令[11]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股权激励机制可以有效缓解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矛盾，抑制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现象。向锐[12]从董事会的视角分析发现，CFO进入董事会可以抑制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现象；胡诗阳和陆正飞[13]认为非执行董事可以明显抑制投资过度。

也有部分学者从内部控制的视角，研究如何约束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但是尚未得出统一的结论。方红星和金玉娜[14]把非效率投资分为意愿性和操作性非效率投资，公司治理可以抑制意愿性非效率投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操作性非效率投资。然而，于忠泊和田高良[15]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并不能有效地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

以上研究丰富了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但对于内部控制如何通过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来提升企业价值未作进一步研究。因此，本文除了研究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的约束效果，还试图实证分析内部控制是否可以通过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来提升企业价值，进一步丰富了内部控制、非效率投资和企业价值三者之间关系的文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般是信息不对称和委托关系。投资过度是指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损害企业价值；投资不足是指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进而对企业价值造成负面影响。那么，如何抑制这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呢？

除了公司治理，内部控制是约束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因为内部控制产生的根源是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内部控制可以通过一系列制衡和监督的制度安排，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缓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投资不足，缓解管理层和股东之间、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因问题造成的非效率投资现象。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出，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约束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于是，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

现代企业在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是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因此，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实现有效率的投资，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重要前提保证。王坚强和阳建军[16]通过研究发现，公司价值的提升从根本上是由公司的投资效率和投资决策决定的。但是，委托关系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非效率投资现象时有发生，对企业创造价值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内部控制可以有效约束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使得管理层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实现有效率的投资，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因此，推断出内部控制可以通过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来提升企业的价值。于是，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内部控制可以通过有效约束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来提升企业价值。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2―2015年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并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剔除ST类公司，因为这些公司财务状况异常，影响整体样本的完整性；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减少样本误差，因为这类公司的运营模式不同于其他公司，不具有代表性；剔除缺失值，这样数据具有完整性，更有研究的意义；对所有变量都在1%和99%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以避免极端值对样本产生影响。本文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使用Excel进行数据筛选和整理，用Stata 11.0进行数据相关性分析。

（二）模型设计

首先，本文借鉴Richardson[7]的做法，用预期投资模型1估计出整体样本的预期投资支出和实际投资支出的残差，残差为正，表示投资过度；残差为负，表示投资不足。其次，在确定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两组样本量之后，使用模型2和模型3考察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最后，根据公司价值的相关研究，利用模型4研究内部控制如何通过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来提升企业价值的。

Invt=α0+α1Growtht-1+α2Levt-1+α3Casht-1+α4Sizet-1+

α5Aget-1+α6Rett-1+α7Invt-1+■Industry+■Year+ε

（1）

OverInvt=β0+β1ICt+β2Top1t+β3Oret+β4Indirt+

β5Dualt+■Industry+■Year+ε1 （2）

UnderInvt=δ0+δ1ICt+δ2Top1t+δ3Oret+δ4Indirt+δ5Dualt+■Industry+■Year+ε2 （3）

Vt=γ0+γ1ICt+γ2ICt×OverInvt（UnderInvt）+γ3OverInvt（UnderInvt）+γ4Levt+γ5Sizet+γ6Top1t+γ7Oret+γ8Indir+

γ9Board+γ10Dualt+■Industry+■Year+ε3（4）

其中，模型1为预期投资支出模型，t和t-1分别代表当期和滞后一期，各变量的含义依次为t年的新增投资支出水平Invt、t-1年的成长机会Growtht-1、资产负债率Levt-1、现金持有量Casht-1、公司规模Sizet-1、上市年龄Aget-1、股票年收益率Rett-1、新增投资支出水平Invt-1，并控制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因素。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

模型2实证检验内部控制与投资过度的关系，模型3实证分析内部控制与投资不足之间的关系。模型2和3中的OverInv、UnderInv由模型1的回归残差所得，分别表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程度。对于内部控制变量，本文采用邢维全和宋常[17]的方法，将内部控制质量（IC）划分为低、中、高三种情况，如表2。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了股权集中度、大股东占款、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兼任等公司治理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3。

模型4中，本文选取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企业价值V的替代变量，把非效率投资分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两组，用IC×OverInv（IC×UnderInv）表示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的交叉项，分别用模型4对两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预期IC×OverInv（IC×UnderInv）的系数大于0，表明内部控制可以改善企业的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状况，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的价值。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本文选取了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大股东占款、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人数、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兼职等公司治理变量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3。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非效率投资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预期投资模型1进行回归，并计算出每个研究样本的残差值，以此度量非效率投资，将残差值大于0设定为投资过度；将残差值小于0设定为投资不足。

由表4可知，模型1中回归残差的最大值为0.316079，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投资过度，最小值为-0.144859，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投资不足。在投资过度组，残差的均值为0.054180，分布在最小值0.000003到最大值0.316078之间；在投资不足组，残差的均值为-0.035001，分布在最小值-0.144859到最大值-0.000012之间。从本文的样本分布可知，投资过度样本占38.97%，投资不足样本占61.03%。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现象，其中，投资不足现象更为普遍，这一结论与张功富和宋献中[18]等基本一致。

（二）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模型的回归分析

本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模型2和3，回归结果详见表5。

由表5可知，内部控制与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内部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缓解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假设1得到了验证。此外，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所有相关系数均小于0.5，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列示相关性检验结果。

（三）内部控制、非效率投资和企业价值模型回归分析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证实了假设1，内部控制可以抑制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行为，笔者进一步检验内部控制如何通过约束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来提升企业价值的，模型4使用内部控制和预期投资模型的残差（投资不足用残差的绝对值）的交叉项来表示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分组回归中交叉项的系数符号判断如何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

从表6和表7可以看出，在投资过度组样本下，IC×OverInv的系数为0.0275，大于0，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内部控制可以通过约束企业的投资过度行为来提升企业价值；在投资不足样本下，IC×UnderInv的系数为0.0264，大于0，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内部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约束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来提升企业价值。由此可见，内部控制可以通过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来提升企业价值，证实了假设2。

（四）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Richardson[7]预期投资模型的回归残差与其中位数之差衡量非效率投资水平，差大于0，表示投资过度，差小于0，表示投资不足，取其绝对值衡量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水平，对假设1和假设2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文结论一致，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限于篇幅，在此不赘述。

五、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12―2015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就内部控制、非效率投资及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具体分析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现象，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如何通过抑制非效率投资来提升企业价值的。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根据预期投资模型，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非效率投资现象，其中，投资不足更为普遍。

第二，通过对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的实证检验，发现内部控制与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说明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具有约束效果。

第三，通过将非效率投资分组，对内部控制、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内部控制可以通过抑制非效率投资现象来提升企业价值。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证明，可以通过内部控制约束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而提升企业价值，为上市公司进一步制定和落实企业内部控制措施提供了实证依据。首先，上市公司应该重视内部控制环境建设；其次，上市公司应该加强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能力，提高内部控制活动的执行力，把内部控制真正落到实处；最后，应该强化信息与沟通体系、完善内部控制监督体系。

【参考文献】

[1] JENSEN M C.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and Takeover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2）：323-329.

[2] STEIN J.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inefficient firms： a model of myopic corporate behavior[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9，104（4）：655-669.

[3] 张纯，吕伟.信息披露、信息中介与企业过度投资[J].会计研究，2009（1）：60-66.

[4] 杨兴全，张丽平.控股股东控制、管理层激励与投资过度值[C].中国会计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2011.

[5] 蒋东升.投资过度与企业价值[J].管理世界，2011（1）：174-175.

[6] 杜兴强，王丽华.高层管理当局薪酬与上市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7（1）：58-65.

[7] RICHARDSON S A.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6，11（2）：159-189.

[8] 王霞，张国营.管理层薪酬激励与企业投资关系研究[J].财会通讯，2007（12）：18-21.

[9] 张丽平.管理者权力、管理层激励与投资过度[J].软科学，2012，26（10）：107-112.

[10] 吕长江，张海平.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J].管理世界，2011（11）：118-188.

[11] 强国令.制度变迁、管理层股权激励和公司投资――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3）：89-97.

[12] 向锐.CFO财务执行力与企业投资过度[J].会计研究，2015（7）：56-62.

[13] 胡诗阳，陆正飞.非执行董事对投资过度的抑制作用研究[J].会计研究，2015（11）：41-48.

[14] 方红星，金玉娜.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3（7）：63-69.

[15] 于忠泊，田高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的有用吗――基于会计信息质量、资源配置效率视角的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10）：110-118.

[16] 王坚强，阳建军.基于DEA模型的企业投资效率评价[J].科研管理，2010，31（4）：73-80.

投资管控论文范文第4篇

一、我国投资内部控制的现状及问题

（一）企业管理层对投资内部控制不重视

多数企业管理层对内部控制不够重视，特别是对投资内部控制不重视。在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分离的情况下，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只注重企业短期效益，认为内部控制就是牵制，把投资内部控制机构定位为可有可无甚至有的管理者直接不设置投资内部控制机构，为了效益而违章违法。

（二）未形成与时俱进的投资内部控制体系

外部环境和企业经营状况复杂多样，相对应的投资内部控制应保持动态发展，企业应结合本单位业务特点和管理要求及时设计调整投资内部控制体系。现实中，许多企业只注重一开始建章建制，根本不考虑外部竞争环境和本单位实际业务情况的变化，做出及时的修订和补充，同时没有相应的责权制度，使得投资内部控制制度操作性不强，时效性和完整性缺乏。

（三）投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力

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数由国家或国有企业法人控股，股权过于集中，“一股独大”，以国有投资主体为代表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许多公司的内部人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身，在缺乏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内部人凌驾于内部控制制度之上，根本不依照制度办事。

（四）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

我国目前很多企业缺乏相互制约的法制环境，股东大会、监事会作用有限，股东和董事之间的制衡关系形同虚设，存在内部人控制、决策随意等问题，导致内部制约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难以形成按章行事，违章必究的良好氛围。

（五）企业投资内部审计低效甚至无效

我国很多企业虽然设置了投资审计部门，但与其他业务部门处于平行地位，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加之内部稽核体制不顺畅，投资内审部门力量薄弱，对企业管理层的内部监督作用较小，难以发挥有效的投资内部控制作用。

二、完善我国投资内部控制的对策――基于开放自然管理控制论与系统论

基于投资内部控制的研究现状、我国投资内部控制普遍存在的问题，基于开放自然管理控制论与系统整合观，对我国企业实施投资内部控制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高各个阶层特别是管理层对于投资内部控制重要性的认识

加强投资内部控制相关理论教育学习，聘请投资内部控制方面的专家、学者或者培训机构，通过专题讲座、小组座谈讨论、模拟练习等各种方式，加强企业各个阶层特别是管理阶层、投资部门人员以及其他相关部门人员的培训，并通过向投资内部控制经验丰富且取得良好效果的企业学习看齐，充实员工投资内部控制相关理论储备，提高员工实践操作能力、应对风险变化的能力、明锐把握市场脉搏的能力等，使其充分认识到投资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并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同时以塑造优秀企业文化为助推力，提高员工道德理念，

（二）提高投资内部控制的时效性和系统整合性

通过闭环控制，以反馈为主线，将企业内外环境以及各个业务流程贯穿，提高投资内部控制的时效性和系统整合性。在开放自然管理环境下，企业投资内部控制要在遵守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和相关指引的前提下，将反馈体系贯穿于企业投资内部控制的全过程，摸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企业当前情况的投资内部控制建设思路，并随着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做相应调整，或发现失误进行纠正，或发现获利点加大投资，真正发挥企业投资内部控制的作用。

（三）充分发挥前馈、同期控制在投资内部控制中的作用

运用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以及投资跟踪管理等方法，充分发挥前馈、同期控制在投资内部控制中的作用。企业应当编制投资项目建议书，由相关部门或人员对投资建议项目进行分析与论证，对被投资企业资信情况进行尽责调查或实地考察，形成评估报告。企业应当指定专门的部门或人员对投资项目进行跟踪管理，发现异常情况，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和人员报告，并采取相应措施。企业还可以根据管理需要和有关规定向被投资企业派出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或其他管理人员。

（四）保证投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力度

以投资绩效评估为依据确定报酬，形成对各阶层特别是管理层的激励，保证投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力度。企业应采用科学的方法和特定的指标体系对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投资活动成果以及长远发展影响做出客观公正的价值判断，绩效评估需涵盖重要财务性指标，也要包括一些如产品质量、顾客满意度、创新及组织变革等影响企业竞争能力的非财务性指标。在绩效评估的基础上，确定各阶层的报酬，其中激励性报酬是鼓励和促使管理者达到组织目标的重要机制。

（五）以信息化为支撑，保障投资内部控制效果

企业应以信息化为支撑，充分运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各项管理流程和方法融合起来，实现投资内部控制与企业其他控制制度的系统整合。企业要优化相互制约的法制环境，健全企业治理规范，严肃法人治理结构，强化董事会的决策职能和监事会的监督职能，独立董事要切实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减少投资内部控制的随意性、人为性，保障投资内部控制的效果。

（六）优化企业内审环境

投资管控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资本结构 金融合约

合约可以被描述为几个人（至少两个人）或几个方面（至少两方）之间达成交易的某种协议。金融合约即是融资者和提供资金人之间的某种交易。要讨论金融合约理论，我们不得不提及“资本结构”，金融合约理论的发展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是金融合约理论的基础，金融合约理论的发展也为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资本结构和金融合约的分析各有重点。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是在证券（股票或债券）形式给定的情况下，企业发行各种证券的相应资本量。金融合约理论研究的则是投资者向企业提供资金时，什么因素决定了证券合约的具体形式。虽然资本结构理论和金融合约理论研究的具体内容不同，两者的研究意义却相似。对资本结构的研究是为了减少在企业各项决策过程中由于成本、非对称信息等因素带来的无效率，实现企业收入最大化的目标。金融合约的设计也正是通过合约条款的设计，提高企业运作的效率，使合约（如股票、债券）发行人的收益最大化。因此，对金融合约理论的研究可以借助于资本结构的分析框架来进行。

资本结构理论基础上的金融合约理论

资本结构理论始于MM定理(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根据MM定理，企业的债券、权益比率应该是随机的，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MM定理的假设条件过于严格，不能很好的解释现实，很多学者从放松MM定理的假设条件着手，探索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因素。假设存在税收，公司将会偏向于债务融资，因为根据现行的税收规定，税基是扣除企业支付给债权人利息后的利润，因此增加公司的债务可以减少公司需交纳的税金。这一简单的分析同样不能很好的解释现实情况，公司并非一味地偏向债务融资。除税收外，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影响资本结构。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中心的新资本结构理论一反旧资本结构理论只注重税收、破产等外部因素对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影响，试图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中的“信号”、“动机”、“激励”等概念，从企业“内部因素”来展开对资本结构问题的分析，从而给资本结构理论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提供了新的诠释。形成的理论分支主要包括新优序融资理论、激励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企业控制权理论等。

Harris和Raviv(1992)在《金融合约理论》一文中，以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为基础，对金融合约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分类，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从成本的角度进行研究；运用非对称信息的方法进行研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特征的资本结构研究模型；从公司控制权的角度研究。

成本的研究是由Jensen and Meckling(1976)开创的。Jensen和Meckling研究了两类利益冲突的情况，一类是经理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另一类是股东和债权持有者之间的冲突。在分析成本的资本结构理论中，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应确定在使负债的边际避税效应与负债对股权融资边际成本降低效应之和等于负债的边际成本。基于成本的金融合约理论主要着眼于如何设计融资证券来解决经理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研究如何在经理和外部投资者之间合理的分配现金流（较少涉及控制权分配）。根据不同的分析角度，成本的证券设计分析模型可分为三类：一是由Townsend(1979)提出的模型。Townsend认为企业家或经理设计证券的现金流分配时考虑投资的实际收入和由核实行为带来的核实成本。核实行为是指对投资项目进行评审以确认投资的真实收入的活动。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对经理来说，最优的证券合约是既能从外部投资者手中筹集资金，又能使核实成本最小化的证券合约，即面值为固定支付值的债券合约；与Townsend模型相似的一个方法是1984年Diamond提出的惩罚函数模型。Diamond(1984)保留了Townsend(1979)的基本分析框架，但他假设经理可以消费所有未被支付的收入，并且认为根据对投资者的支付情况可以给经理施加一种金钱惩罚，得出了与Townsend(1979)相同的结论，即最优的证券设计结构为面值是固定值的债务合约。另一类成本分析模型考虑了内部持股情况。在Bolton Schorfstein模型中最优证券设计具有如下特征：如果第一阶段对外支付过低，投资者在第二阶段就不提供资金。第三类模型考虑了外部持股的情况。Chang研究发现，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债务水平越低。以成本为基础的金融合约理论基本上都是只考虑了经理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问题，忽略了对股东和债权持有者之间冲突的研究。这一与资本结构理论的差异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

非对称信息是问题研究的另一个分支。这一研究思路是Myers和Majluf(1984)提出的。在非对称信息的相关文献中，企业经理或企业的内部人员都被假设掌握企业的现金流及投资机会等内部信息。Myers和Majluf(1984)指出，在存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发行股票筹资，股价可能被低估，这意味着现有股东净损失，于是即使新项目净现值为正，也会被现有股东拒绝，导致投资不足。由于逆向选择问题的存在，经理人只会在股价高估时才发行股票，而此时投资者又不愿意购买，因此发行股票总是存在问题。Myers指出企业融资应尽可能选择对企业内部信息敏感性较小的资金来源，融资顺序先是内部资金、然后是无风险债券、可转换债券，最后是发行新股。金融合约的设计是为了减少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带来的低效率。

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特征的资本结构研究模型，可以分析企业资本结构与产品或投入品特征之间的关系。如Harris和Raviv(1992)所指出的，将企业资本结构选择与产品性质和投系起来是富有前景的一种研究方法，产品策略和产品特性理论目前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但已经触及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战略或产品特性之间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资本结构对消费者可利用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企业职工在与雇主谈判中的博弈效应，这些研究有助于解释资本结构在行业内的差异表现。

金融合约理论为资本结构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之前金融合约理论对于问题的研究只分析了合约的现金流量配置，债务合约通常会承诺保证一种固定的收益支付而不是根据企业的绩效来随机变化，如果企业不能给予这种固定收益支付，那么债权人的回报就在相应的破产法的裁决下协商谈判解决。股票合约则详细表明了其股东在支付了债权人的收益后分享剩余所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兼并收购活动的增多，学者开始重视对公司控制权的研究。

因为金融合约配置的回报取决于企业的决策，例如项目的选择、人员的安排、日常运行的决策等，设计金融合约的问题应该同时包括剩余控制权的安排和现金流量的配置问题。就股票和债券合约而言，股东拥有选择公司管理层的权利，而债权人的权利是由破产法决定的，除非企业破产，债务合约并不配置任何剩余索取权。金融合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对公司控制权的研究。金融合约理论研究如何事先设计证券以平息竞争冲突，Grossmann和Hart(1988) 认为，由于投票权结构直接影响企业法人控制权，所以证券投票权结构非常重要。股权类型不同主要表现在投票权和收益要求权。企业创业者可以通过发行不同类型股权证券来设计企业控制权结构。证券可分为两类：一是任何类型证券的所有证券同时对待，要获得控制权须收购与控制权有关证券，这种情况一股一票的投票权结构最优；另一类是任何一种类型证券中的所有证券并非需要同等对待，竞争者只需收购获得控制权必要比例证券，多数投票原则是合理的。Harris和Raviv（1989）发展了一个以现金流量为特征与公司证券选举权转让的模型。在其模型中，经理和竞争对手对企业控制权的争夺是通过赢得股票拥有者足够的选举权获得的。因此控制能力较差的候选人的成本是他要承担证券资本的损失，证券设计要使该成本最大化，同时要使争夺冲突最小化以及企业价值最大化。其主要见解是：证券可以看作是一种承诺工具。因为最优的证券设计使得能力较差的竞争接管者控制企业的成本最大化，从而使企业的控制权保留在能力较强的在职经理手中；“没有廉价选票”。

Harris和Raviv(1992)将那些对企业控制权变动引起价值变动相对不敏感的投票权称为“廉价选票”。由于“廉价选票”的存在会使低能力的接管竞争者通过收购“廉价选票”来获得企业控制权，而只需相对较小的成本。也就是说“廉价选票”的存在使得在职经理无法保证较差能力竞争者获得企业控制权的成本达到最大值或没有承担企业价值减少的后果。没有“廉价选票”的看法意味着有单一选票权的证券是最优的；取走对手控制的利益。由于企业控制权的竞争者都可以从控制企业中获利，因而使较差能力的经营者也会产生接管竞争的动机，显然这种动机是不符合企业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因此证券设计必须能够有效地取走这种额外收益，从而使接管竞争者产生正确的行动选择。

从公司控制权角度分析的金融合约文献认为，尽管合约的双方由于合约的不完全性而不能够将决策具体化为预测变量的函数，合约的双方却能够通过某种方法预先进行决策，例如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因此，资本结构理论也在公司控制权的层面上有所发展。资本结构对于公司控制权的研究以Harris和Raviv(1988a)、Stulz(1988)和Israel(1991)的成果为代表，在他们的研究模型中，企业的管理者通过控制企业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收益B，管理者只持有一部分股权，企业的其余股权被外部投资者持有，这些投资者没有接管企业的动机，市场上存在一个竞争者，该竞争者可以通过购买外部投资者的股票成为企业最大的股东，替代原来的管理者控制企业，获得管理者的额外的收益B，由于管理者和竞争者经营能力的差异性，企业的收益也会因兼并收购行为和兼并收购双方能力水平的高低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结果。因此，资本结构理论要研究的是在企业的管理者和竞争者能力给定的情况下，哪种资本结构对企业实现收入最大化的目标而言是最优的。

在公司控制的方法上，Harris和Raviv(1992)把证券设计模型与资本结构模型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些研究的思路。资本结构的文献通常认为经理能够改变企业金融证券的性质，以在某种程度上对接管企业作出反应。那么在证券设计的体系中，允许这样做对取决于证券可能改变程度的最优证券有重要的意义。此外，资本结构文献提出证券设计可以在投资这与经理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证券并不是一种承诺的工具而是潜在的接管中选择收益最大化的方式。

资本结构的“信号传递”研究也被借鉴到金融合约理论中来。Paul(1989)认为证券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考虑证券价格，因为证券价格可以传递信息。Paul观察到，投资者所拥有的模糊信息很难用在一份激励合约中，而证券价格却很容易具体化。因此，在证券设计的过程中考虑证券价格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