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与理财论文范文第1篇

（一)高职院校的教育要重视教育质量的提高。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强调，职业教育应该要重视教育质量的提高，让高职院校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得到充分的发挥，让培养一线高端技术型人才的任务能有效实现。在提高高职院校教育质量的过程中教师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教师首先应该要承担起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角色。

(二)投资与理财专业课程教学的需要。

投资与理财专业的教师主要是收集、管理、加工以及应用经济类信息。而实现环境则主要是以计算机硬件为基础，依靠网络来实现的。所以投资与理财专业的教师教育技术素养的主要需求特征就是能够合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在提升信息素养时也能够把经济类的信息进行收集、管理、加工、评价以及创新，同时还需要在投资与理财专业课程的教学和实训中融入各种理论。而且教师还要利用各种信息来对教学进行不断的改进，对教学的方法和思路进行创新，最终来实现现代化的教育。所以投资与理财专业对金融专业的技能比较强调，教师就需要在熟悉使用现代化教学设施的同时，还要进行不断的创新，让教学和工作之间的差距能够更小。

(三)金融行业的发展变化要求。

金融行业是一个创新型的行业，它的发展需要政策、服务、产品、技术的创新，同时也需要人才引入、人才培养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的创新。所以投资与理财专业作为一个需要对金融知识进行全面整合的应用型专业，在实际的专业教学中，教师需要具有很高的综合素质。

二、高职教师角色转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高职教师的师资力量来源比较单一。

现在很多高职院校在选择专业教师时都是从各个高校去挑选比较优秀的毕业生。投资与理财专业的教师基本都是投资学或者是金融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在理论知识方面比较熟练，但是在技能方面就比较的欠缺。教学经验丰富、具有双师素质的专业教师比较缺乏，使得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二)投入机制不完善。

投资与理财专业的教师角色转换需要投入大量的经费，而且在实际的角色转换中涉及到的部门也比较多，只有当每个部门都有效的发挥出自身的积极性之后，高职教师的角色转换才能有效实现，所以就需要对当前的投入机制进行不断完善，才能保证高职教师角色转换的真正实现。

(三)对教师角色转换的思想认识还不统一。

高职教师的角色转换需要涉及很多部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部门都愿意参与到教师角色转换中;另外如果没有师的思想，他们不能真正认识到教师角色转换的重要性，和明白相应的转换步骤，那么教师角色转换的效率也会很低，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三、高职教师角色转换的有效策略

（一)高职院校教师的来源要不断拓展。

对高职院校的投资与理财专业来说，应该要从证券、银行以及保险等金融机构中不断的引进水平较高的师资力量，但是也不能盲目的引进，高职院校应该要根据本校师资力量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另外还需要加强现有师资力量的培训、交流和学习工作，让现有教师能够发挥出更多的潜能。虽然从金融机构引进的高水平人才能够具有某些岗位的技能，但是他们对教学还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所以让现有教师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根据教师转换的目的，制定出相应的激励措施，对高职教师角色转换的最终实现会具有更好的效果。

(二)教师角色转换的顶层设计要认真做好。

高职教师的角色转换就是改变传统教师的工作和定位等，让高职教师能够更好的去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让高职教师的职业性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但是在实际的角色转换中高职教师可能会产生比较强烈的抵触情绪，因为高职教师需要对高职教育理念进行重新的认识，对专业相关课程进行重新的学习，而且还需要对相关的计算机教学软件和硬件操作进行学习，对有些教师来说这个工作量可能比较大。所以高职院校应该要认真做好教师角色转换机制的顶层设计，让高职教师角色转换的改革压力最大程度的减小，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让骨干教师能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通过目标的明确，有效的宣传、激励和评价，让高职教师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去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

(三)要引入行业参与到教师角色转换中，有效实现开发办学。

高职院校的教育任务就是为社会培养一线的高端技术型人才，所以高职教师的角色转换也需要行业部门参与其中。当行业部门参与之后就能够很好的为高职教师补充行业部门所提供的重要力量，同时还能够将学校、企业、教师以及行业骨干等力量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收集起来，让高职教师角色转换的目标更加明确，这样在制定奖惩机制和评价机制时就可以根据具体的目标来进行，最终才能够让高职教师角色转换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

四、结束语

投资与理财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本成本 约束效应 财务政策

作者简介：

汪 平（1963-），男，山东临清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邹 颖（1972-），女，山东龙口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袁光华（1965-），男，湖北云梦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财务政策研究是现代财务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财务政策是企业董事会、管理当局根据基本的财务理论、财务规则以及企业的发展战略、行业惯例与客观的内外部环境所制定的进行财务管理工作必须遵循或采用的基本的原则、程序和方法等内容的总称。财务理论是制定财务政策的基础之一，也是保障财务政策科学性、理性化的核心因素。作为严谨的财务理论的补充，以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尤其是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为工具而进行的长期、细致的财务政策的调研与分析进一步发展甚至修正了有关财务理论。科学、合理的财务政策应当既有财务理论的支撑，又符合企业所处环境的诸多理财惯例，尤其是可以促成理财目标的顺利实现，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财务政策的研究是财务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一般认为，投资政策、融资政策与股利政策是企业的三大具有战略意义的财务政策（Baker，Singleton和Veit，2011）。这三个财务政策的制定与优化均受到资本成本的严格约束，资本成本在其中发挥着重要而核心的作用。这些财务政策以及由此决定的理财行为将从根本上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以及价值创造实力。与国外管理优秀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尚未建立起科学地组织财务管理活动的机制。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通常没有明确的、稳定的财务政策，当然更罔论财务政策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本文着眼于资本成本对于财务政策的约束效应，基于上市公司10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企业的投资政策、融资政策与股利政策进行经验检验，力求为公司财务政策的制定与优化提供理论与数据支持。

二、文献评述与理论分析

从1958年到1961年，Modigliani和Merton深入研究了资本成本与投资政策、资本结构政策、股利政策之间的科学关系，奠定了资本成本在公司财务政策的制定与优化过程中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开启了资本成本与公司财务政策的相关研究。

（一）资本成本与投资政策 投资政策又称资本预算政策，是企业针对资本投资所制定的财务政策。Dean（1951）将资本成本作为资本项目取舍的标准，认为只有内含报酬率（IRR）超过其市场决定的资本成本水平的投资项目才能够被采纳。Solomon（1955）更是直接提出资本成本的基本作用在于为资本性支出是否可行提供正确而客观的标准，即资本支出的取舍率。自此，从理论上讲，资本成本在投资政策中的约束效应已经得以确认——资本成本是资本投资项目选择的基准利率，且该基准利率要随着项目的风险程度进行调整（Ehrhart，1994；Brigham和Ehrhart，2008）。因此真实的资本成本取决于资本的投向，不同风险程度的投资项目，应以不同的资本成本作为基准利率进行投资决策（Armitage，2005；Brealey， Myers和Allen，2008）。调查研究发现，超过50%的美国公司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成本作为投资项目折现率（Gitman和Mercurio，1982；Bierman，1993；Block，2003）。亚太地区国家的公司在基准利率的正确选择上落后于美国公司（Kester等，1999）。我国企业普遍将“银行贷款利率或以此为参考”作为折现最重要的依据（李悦等，2007）。按照Modigliani和Miller（1958）的分析，决定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亦即价值创造实力的惟一活动就是资本投资决策。如果企业的资本投资项目可以完全细分，那么，最佳的资本投资规模就是净现值（NPV）为0的那一点的投资规模。如果NPV为正值的投资项目存在资本限制，为投资不足；相反，如果企业投资于NPV为负值的投资项目，则为过度投资。其中，尤以过度投资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更为重大和深远，需要引起高度关注。毫无疑问，资本成本是投资决策中最为重要且核心的决定性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成本越低，企业对于资本投资项目的选择余地越大，财务竞争力也就越强。

（二）资本成本与融资政策 融资政策实则一个复合型的财务政策，涉及到不同性质投资者之间以及相同性质投资者之间利益的权衡以及对于企业经营、资本投资新增融资的满足程度，包括融资金额和融资结构两个方面。融资金额从根本上取决于企业的资本预算，是由投资决策所决定的；融资结构包括资本结构问题和股权结构问题。自Modigliani和Miller（1958）开拓性的研究以后，众多学者在资本结构无关论的基础上逐渐放松了理论假设，提出了诸多资本结构理论，其中静态权衡模型一直处于主导地位（Van Horne，2001；Brealey， Myers和Allen，2008）。该理论精髓在于通过债务税盾利益与财务拮据成本、成本的权衡，确定企业最优资本结构。调查研究发现，管理者无一例外地认为资本结构十分重要，因为管理者都在尽力管理其资本成本（Baker，Singleton和Veit，2011）。我国学者李悦等（2007）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具有低估股权融资成本和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等错误的融资观念与政策。这些直接诱导了企业的非理性融资行为。按照现代财务理论，最优资本结构是指能够使得企业价值最大化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小化的资本结构。也就是说，从融资政策的角度讲，最优的融资政策在资本成本方面具体表现为董事会和管理层应当且有义务通过科学的方法和途径合理地安排融资金额和融资结构，在满足经营和投资所需资本的前提下，尽量地降低企业现金流的风险程度，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从而降低资本成本。

（三）资本成本与股利政策 科学、合理的股利政策既要满足股东的报酬率要求，又要有助于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二者兼顾的关键在于科学地确定股利支付率和股利支付额。已有研究将股利支付率作为分析股利政策的重点。Lintner（1956）、Walter（1956）、Rozeff（1982）、John和Williams（1985）、Miller和Rock（1985）以及John和Lang（1991）等学者提出不同的最优股利支付率模型，然而学术界对这些模型的检验结果莫衷一是。理论上讲，在未来投资机会与目标资本结构确定的前提下，按照剩余股利模型，公司可以形成最佳股利政策。然而调查证据显示几乎没有公司严格地使用纯粹的剩余股利政策，而是对剩余股利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Smith，2009）。从长期来看，股利支付率是股利政策的核心指标，也是观察企业股利政策特征的重要指标。但就某一个具体的股利支付期而论，股利支付额是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指标，因为直接关系到股东利益的保护以及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的实现。按照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董事会、管理层应当在配合投资者实际获得的资本利得报酬率的基础上通过现金股利的支付来实现股东所要求的报酬率，亦即股权资本成本。股权资本成本对于现金股利支付额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现金股利支付额与股权资本成本的波动呈正相关关系，亦即资本成本提高，现金股利支付额要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现金股利支付额可以减少。对现金股利进行科学合理的动态调整离不开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合理估算。

从现有研究来看，企业财务政策的研究主要是采用调查研究法，即通过运用E-mail、问卷、访谈等形式调查企业财务人员尤其是首席财务官，对企业的财务政策进行整理与分类，得出结论。很明显，对企业理财行为进行分析，并将此上升到惯例、规则的层面，当具备了一定的稳定性和普遍性之后，某种财务政策就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普适性，可以为很多企业财务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在调查研究中，学者们对于财务政策制定的制约因素多有涉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相对而言，受到研究方法的局限，此类研究尚流于表面，难以深入了解财务政策制定的内在机理，对于不同财务政策科学性的辨析也难以上升到理论层面。收益权是投资者最为基本的投资诉求，具有投资者要求报酬率（资本成本）约束的财务政策是公司实施理性财务行为的基本依据与标准。资本成本对公司财务政策具有核心约束作用，“投资者要求报酬率-资本成本-财务政策-理财行为-价值创造-理财目标实现”这是公司财务政策制定与优化的正确逻辑与科学思路。从技术上讲，具有一个合理的资本成本的估算值是制定科学财务政策的基础和前提。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以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沪深股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样本依据以下原则进行了筛选：剔除无期初收盘价格的样本；剔除无每股收益的样本；剔除EPS2-EPS1为负的样本。2000年至2009年每年的初始样本规模、删除样本规模与最终样本规模如表（1）所示。

（ 二 ）变量定义 本文中相关变量的定义与计量详见表（2）。

（ 三 ）模型建立 本文从投资规模与投资结构两个角度反映公司的投资政策，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计量投资的规模，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计量投资的结构。构建模型如下：

Investmentit=α+β1WACCit+β2TobinQit+β3OCFit+ε （1）

融资政策的研究重点是资本结构。本文以资产负债率、短期融资长期融资比分别从资本的性质结构与期限结构两个方面全面反映企业的资本结构。构建模型如下：

CapitalStructureit=α+β1WACCit+β2lnTAit+β3Profitit+β4Collatit+λIndDummy+ε （2）

股利政策是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关系最为紧密的财务政策，直接关系到股东利益的保护。股东实际报酬包括股利报酬与资本利得报酬两部分。股利支付额是直接构成股东报酬的重要内容，是股利政策中尤其应当引起关注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采用股东实际报酬率（以相对数的形式侧重计量股利支付额）和股利报酬率两个指标反映公司的股利政策。构建模型如下：

Dividendit=α+β1OCFit+β2TobinQit+β3Investmentit+β4WACC+ε （3）

本文采用PEG模型（Easton，2004）估算股权资本成本，构建如下模型：

RE=■ （4）

模型4中，P0为期初每股价格，取每股收盘价格；EPS1是当期预期每股收益，EPS2是下期预期每股收益。本文使用实际每股收益替代。

四、实证检验分析

（ 一 ）回归分析 依模型1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3）。首先，为了便于对比，先不引入资本成本，做企业投资对运营现金流与托宾Q的回归表（3）的第I部分。结果表明，在不考虑资本成本的影响时，对公司投资影响最大的是企业的未来成长机会（托宾Q）。然而，两者的关系是与财务管理的理论相冲突的。理论上，企业未来成长机会越大，投资支出越大。而基于我国企业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与现有理论恰好相反，两者的关系是负向相关，而且非常显著（t值为-7.592）。这一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是非理性的，与众多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并存现象的研究结果是相吻合的。当将样本按企业性质 分组进行回归时发现，国有企业组的R2值显著提高。除了上面谈到的投资和托宾Q负相关关系更加明显（t=-1819）之外，还发现投资水平和企业的运营现金流也显著正相关（t=5.470）。而对另外两个分组（法人控股和自然人控股）而言，这一关系不明显，R2也较低。这说明投资不理主要存在于我国的国有企业中。然后，我们在回归中加入资本成本作为自变量表（3）的第II部分，发现模型的解释能力提升到了极致（所有企业样本的R2从0.113提高到0.995）。但是结果却与财务理论所预测的符号是相反的，回归的结果显示资本成本与投资水平呈现显著的（t=970.4）正向相关关系，与理论分析相背。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公司在资本投资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资本成本缺位现象，作为核心锚定因素的资本成本并未在公司投资政策的制定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这就直接导致了公司的非理性投资行为。进一步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这一现象最为突出的只有国有企业，对于法人控股和自然人控股的企业，资本成本和企业投资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最后，采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进行回归表（3）的第III部分，结果显示，只有运营现金流有部分解释能力，其他均无明显的关系。

（ 二 ）相关性分析 依模型2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4）。没有加入资本成本作为自变量的回归（表4的第I部分）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企业规模、企业盈利能力以及资产抵押性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国企业的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负债率就越低。也就是说，在资本结构政策方面，我国大型企业显然采取了一种极其稳健的策略。这应当与我国公司债市场的不发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一般的理财惯例是，企业的规模越大，其偿债能力越强，从而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举债的能力也越强。这一回归结果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不同于西方国家。与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研究所得出的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的结论是一致的。按企业性质分组回归的结果与样本整体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这一融资行为是普遍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加入资本成本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表（4）的第II部分后，最为显著的一个变化是回归方程的解释程度大幅提升（所有企业样本的R2从原来的0.031提高到0.971）。数据显示资本成本是解释企业资产负债关系的关键变量，这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本框架是一致的。然而资本成本是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呈负向关系，亦即资本成本越高，负债率越低，这与负债属于较低资本成本的资金来源的观点相悖。资本成本越高的企业为了降低资本成本，应该提高资产负债率。当然，从资本结构决策的角度讲，由于各个企业的内外部融资环境差异极大，资本成本与负债率直接的相关性也很难获得一个稳定的结果。如果从我国企业股权融资偏好的角度来看，股权融资偏好是形成资产负债率低和资本成本高的一个共同原因。最后，应用短期融资长期融资比的回归结果表（4）的第III部分没有发现企业的融资期限结构和企业的资本成本之间有明确的相关关系。依模型3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5）。未引入资本成本作解释变量的回归表（5）的第I部分）结果表明，企业的运营现金流、托宾Q和投资对于股利报酬率解释能力均不强（R2除国有企业组外，都低于0.02）。回归系数除常数项外，基本也不显著。说明股利报酬率和企业的运营现金流、成长机会与投资额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关系。企业的股利政策和理论上的预期是有出入的。加入资本成本作解释变量（表5的第II部分）后，模型的解释能力有所提升，而且股利报酬率和资本成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和理论预测是一致的，因为股权资本成本是股东期望的报酬，股利报酬率是股东实际报酬的一部分，两者一致说明股东的报酬要求得到了回报。我们进一步用实际报酬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5的第III部分），结果显示实际报酬率和资本成本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实际报酬率还和托宾Q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除了股东期望的报酬以外，企业的投资机会也是决定股东实际报酬的重要因素。然而总体来看，本文设计的模型3对于股利政策与资本成本相关关系的解释能力都比较有限（R2太低）。

五、结论

本文认为，资本成本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制定与优化具有约束效应，在不考虑资本成本因素的状态下，公司的财务政策难以明晰和稳定。没有资本成本约束的财务政策必定是盲目的、非科学的，而这种财务政策所引导的理财行为也必定是低效的、非理性的。总体来看，实证数据表明，通过我国企业实际理财行为所体现出来的财务政策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联度很弱，很多财务政策缺乏资本成本约束，理财行为难以得到足够的理论支持。投资政策直接关系到企业价值的创造与股东财富的增加，是公司的第一大财务政策，资本成本作为企业资本投资项目所必须获得的、最低的报酬率水平，是投资项目选择的惟一基准。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成本越高，可供备选的投资项目就越少，公司的财务竞争力越差。没有足够资本投资项目的企业，其未来的发展实力必将受到重大影响。但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显示，资本成本水平越高，企业的投资规模越大，与现代财务理论的分析完全相悖。这表明资本成本显然没有成为我国企业投资政策制定的约束因素。许多被采纳的资本投资项目，按照净现值法则，实属过度投资的范围。很多学者已经对于我国企业界大量存在的过度投资现象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应当引起企业界的高度关注。融资政策包括融资金额与融资结构两个方面。没有资本成本约束的投资政策必然导致公司的融资金额决策缺乏必要的资本成本约束。就资本结构而言，公司管理当局应当合理安排不同资本成本水平的资本构成项目，即权衡债务资本、股权资本以及长短期资金的不同风险程度与其投资者要求的报酬水平，并在经营过程中努力降低现金流量的风险，降低财务风险，满足投资者报酬率的要求。本文实证结果表明，由于我国公司债市场的不健全以及银行业的短视，逼迫企业过多地依赖外部股权融资，形成过分的股权融资偏好，结果出现了较高的资本成本与较低的负债率并存的不合理局面。股利政策与股东财富关系最为密切。本文的数据分析对于我国企业股利政策的合理性予以了部分支持，但是鉴于模型本身对于资本成本之于股利政策的解释能力有限，只能表明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受到了较弱的资本成本约束。

鉴于数据获得的限制，本文对于上市公司财务政策的检验采取了间接分析的方法，这会使得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受到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基于资本成本约束对财务政策进行科学分析是对财务政策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补充，对于企业财务政策制定科学性的提高具有重大价值。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资本成本、价值创造与我国国企EVA考核研究”（项目编号：10YJA630146）；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0YJC630024）；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资本成本约束、可持续分红与国有企业价值创造”（项目编号：11BGL026）；北京市教委科研水平提高项目；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建设与教师职业发展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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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与理财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循环经济；理论框架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1

财务管理工作在20世纪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管理理论层出不穷，探讨重点在于企业资金的筹集、周转、控制等等微观层次问题。而现代财务理论则着重于企业价值与企业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关系问题的定量分析。在企业中，经济资本是企业价值创造的基础，而财务管理则是企业通过对投资、融资的决策，实现企业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效益。

一、财务管理的内容框架

财务管理主要内容，包括财务决策，主要由投资决策、 筹资决策、特殊财务业务决策等。

1.财务总体决策理论

财务总体决策顾名思义，是从财务管理全局出发，对企业的投资、资金筹资以及企业的利润分配（股利分配）等问题的总体决策，确保企业的这三大重要问题互相配合，实现企业资金的可持续发展、业主财富的最大化。其中，由于企业的投资以及筹资存在着互动关系，因此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之一。

2.投资决策理论

投资决策理论可以分为长期、短期投资决策理论。长期投资决策一般是指以固定资产进行投资的决策，主要实现方式是净现值法。这种方法需要对资金的成本率进行估算，而资金成本率的估算工作又涉及到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证券组合投资理论以及有效市场理论，所以说，筹资决策与长期投资决策是有着紧密联系的。而短期投资决策，是指一个企业流动资产投资的决策，其中包括企业存货、应收账款、现金以及有价证券等。

3.筹资决策理论

狭义筹资决策只是指长期、短期筹资决策。在企业的长期资金来源上来看，股利（利润）分配之后盈余公积金也是其中一部分。所以，可以把股利分配看做是企业的长期筹资决策。而广义的筹资决策不仅包括长期、短期的筹资决策，还包括资本结构决策、股利（利润）分配决策。其中，筹资决策最容易受到外部因素，例如金融市场的影响，而筹资决策也直接关系着股东财富。就目前研究热点来看，资本结构决策、股利政策占有重要的地位。

4.企业财务管理特殊业务决策理论

企业财务管理的特殊业务决策是指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一些财务管理工作上没有经常发生的业务，例如企业的重组、并购、破产以及清算等等工作。

二、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理论本质

“活动论”、“关系论”、“活动+关系论”，是目前财务学界关于财务本质的三种主要认识。其中，“活动 +关系论”不仅包含了“活动论”的有益内核，也吸取了“关系论”的合理性，是一种全面的、本质的观点。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念，实际上是一种对进入了生产领域的原始资源、可回收资源的在时间、空间上的优化配置，而可持续发展中经济财务管理的基本矛盾，也就是经济资本和生态资本之间的错误配置。所以说，无论是经济资本，还是生态资本，其投入与收益，都往往是在投资者之间的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完成的，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经济利益关系、资金权利以及责任得以形成。因此，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实质，是投资者以未来的经济资本、生态资本的合理跨期配置作为基础，以追求企业价值实现最大化的目标。从投资主体上看，是投资者，从资本的配置特点来看，是跨期配置。因此，无论是资本配置对象、还是资本配置活动、配置主体，都是在价值网络内进行活动。

三、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构建

企业价值的创造，主要是经济资产以及生态资产的驱动，而循环经济财务管理则是在此背景下，通过价值网络的分析，以及核心资本价值创造模型的分析，利用公司财务理论，分析企业的财务状态，并在状态分析的基础之上，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规划以及评价，以最终实现企业的价值最大化的追求目标。因此，就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理论框架来说，其基本理论框架包括了经济资本、生态资本的涵义、财务本质、财务目标、财务假设、财务原则、财务职能以及财务内容；而其应用理论结构，则包括了财务行为选择、财务状态评析以及财务评价三部分。

以循环经济财务本质的要求以及其机制原理作为依据，进行财务系统设计。

首先，对循环经济的财务目标进行界定；其次，根据确定的财务目标，进一步确定财务内容以及财务职能。在设计中，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财务系统进行运行工作的环境是相对复杂的，因此，我们应该结合财务系统进行运行的规律，以及财务目标要求、财务环境，对财务运行的基本前提进行提炼，也就是财务假设和财务原则。由此，循环经济的基本理论结构得以构造。

从循环经济的财务基本理论结构的顺次来看，还应该以技术角度作为切入点，对财务状态评析、投资以及融资行为选择进行研究。在这里，财务状态评析是作为财务评价以及财务行为选择的基本前提而存在的。如果企业的价值网络发生变动，将会直接导致资本系统跟着发生变动。由于经济资本、生态资本两者本身就具有资本转换规律，因此资本系统出现了变动，也势必对经济资本以及生态资本的价值创造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从整体上看，对循环经济的财务状态进行评析，也就意味着对企业价值网络、经济资本以及生态资本的价值创造模型进行评价、判断、分析。其中，财务状态的评析，对财务行为的选择起着指导性的作用，而不同的财务行为将会导致不同结果的产生。循环经济财务评价，作为一种提供反馈信息、确保财务系统运行良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由此完成了循环经济财务应用理论结构的构造。

四、结束语

可持续发展中经济财务管理理论，国内外的学者研究成果不计其数。而可持续发展中经济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构造，应该在结合自身企业实际情况以及国情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进行运用，以其科学性、实效性、合理性，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投资与理财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现代财务标准财务理论行为财务

一、行为财务理论起源——标准财务理论遭遇挑战

自1952年Markowitz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打开现代财务理论先河,M&M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有效资本市场理论,Black-Scholes股票期权定价模型等众家理论奠定了标准财务理论的基础。但对于财务学中另一个基础问题—投资者实际决策过程不一定是最优决策—标准财务理论却无能为力。20世纪80年代,一些非效率市场现象促使新的财务理论应运而生,主要有以下方面:

1.规模效应。Banz(1981),Barnber(1997)发现未来股票价格的变化与股票所代表的公司的规模有密切的关系。小公司的股票较大公司股票更易获得较高的收益率,这种现象在一月份尤为明显。显然,公司规模是市场上众人皆知的信息,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借此信息应该无法获取超额回报。

2.日历效应。French、Gibbon和Hess、Ariel研究发现,价格走势与日期相关,特别要指出的是周末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在周一至周五的投资收益率中,周一的投资收益率不仅是最低,而且是负数。换句话说,可以将原本周四或周五买入证券的投资计划,推迟到周一,而将周一卖出证券的投资计划,推迟到周五,可以获得超额利润。

3.反向投资策略。Debondt、Thaler、Lakonishok、Shieifer和Vishney认为,一只股票受关注的程度也影响着股票价格的变化。受关注的股票往往只有较低的收益率,而较不受关注的股票往往能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因此投资者可采取一种“反向投资”的策略来获取超额回报。

这些异相给传统财务理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并且大量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显示,投资者表现出非理性的特征。行为理论正是在投资者非理性决策上应运而生。

二、行为财务理论的基本内容——理论基础和基本模型

行为财务通过利用行为经济学的框架,通过对行为主体在金融市场上真实行为的观察,探索主体在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因素和行为特征,并以此解释和预测其在金融市场上的真实行为。一般认为,行为财务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

1.决策特征。行为财务理论的决策特征表现在,决策者的偏好是多元化的,寻求令人满意而非最优的决策。决策者的偏好是易变的,并且仅在决策过程中形成。

2.期望理论。vonNeumann(1947)等认为,决策者谋求的是加权估价后形成的预期效用的最大化。但大量实证表明,人们往往背离期望效用理论。期望理论把违反预期效用理论的现象归结为三个效应:分别是确定效应、反射效应和分离效应。

3.认知心理学。Kahneman教授从自己的认知心理学出发,结合西蒙对人类问题解决与决策过程中“有限理性”的观点,将心理特征概括为:(1)损失回避;(2)心理账户;(3)过度自信;(4)倾向于认知偏差。

近几十年,行为财务理论的成果显著,形成了一些主要的模型:

1.羊群效应模型。Bannerjee(1992)提出了最有影响的序列型羊群效应模型。该模型解释了投资者在市场中产生群体行为的原因及其后果,把投资者的群体行为产生的原因归于效用最大化的驱使以及“群体压力”等情绪的影响。

2.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Shefrin和Statman(1994)提出BAPM对传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进行了调整。BAPM指出,金融市场上除了严格按照传统的CAPM进行资产组合的信息交易者外,还有一部分投资者并不按传统的CAPM行事,由于他们获得的信息不充分,因此会犯各种认知偏差错误。

3.BSV模型。Barberis,Shleifer和Vishny(1998)提出了BSV模型,该理论认为投资者在决策时存在两种心理偏差:选择性偏差和保守性偏差。由于收益变化是随机的,因此上述两种偏差会使投资者做出两种错误的判断:反应不足和反应过度。

4.DHS模型。Danie,Hirshleifer和Subramanyam(1998)提出了DHS模型。该模型认为,市场中的投资者分为无信息和有信息两类,前者不存在判断偏差,后者表现出过度自信和自我偏爱两种判断偏差。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者夸大了私人信息对股票价值判断的准确性;自我偏爱导致投资者对私人信息的反应过度和对公共信息的反应不足。表现在股票价格上短期内会保持连续性,长期会因前期的反应过度而回升。

5.HS模型。Hong和Stein(1999)提出了HS模型。该模型把市场中的投资者分为消息观察者和动量交易者两类。在对股票价格进行预测时,消息观察者完全不依赖当前或过去的价格,而是根据其获得的关于股票未来价值的信息;动量交易者则把其预测建立在一个有关历史价格的简单函数的基础上。

三、对于行为财务理论的评价和未来发展

行为财务理论与标准财务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行为财务理论是研究财务主体选择过程的理论,它力求揭开主体选择过程中的“黑箱”,综合了心理学,社会学,金融学等多元学科知识,在标准财务理论中引入了心理变量,对传统财务理论加以调整,解释了标准财务理论中大量矛盾和混沌之处。可是行为财务理论还不成熟,它不能独立于标准财务理论,同时由于心理变量的难以度量,理论假设的合理性仍待考证;而且该理论尚不能对金融市场的大量普遍现象进行解释,因此研究时应注意将二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行为财务理论的发展应该解决好下面问题:

1.行为财务理论发现人的情绪因素会影响股价,从而市场不是完全有效的。在此基础上可以探讨是什么因素影响投资人的投资意愿;

2.社会文化的差异和国家政策的影响已经被证实是影响投资人决策的因素之一。行为财务理论可以研究政府应在什么时间干预市场、稳定证券价格;

3.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的现实情况下,大多数研究文献基于融资选择理论将其解释为股权融资实际成本低于债权成本。从行为金融的角度怎么来看怎么处理好股权和债务融资是一个研究趋势。

参考文献:

[1]饶育蕾,刘达锋《行为金融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夏明《行为财务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汉论坛,2006年第7期.

投资与理财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股权性质;财务杠杆;企业投资

中图分类号:F27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2-0069-03

自1958年MM理论诞生以来,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与发达国家明晰的产权制度、高度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和完善的法律保护程度不同,我国的证券市场处在一个转型时期,资本市场不完善,企业投融资渠道还不健全,外国的研究理论和成果直接移植到我国缺乏说服力。因此,我国学者在梳理国外文献的基础上,借鉴他们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我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来研究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支出的关系。然而,国内文献中专门就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不多,代表性的文章主要有几篇,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的关系怎样,公司的股权性质是否会影响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的关系,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索。

一、文献回顾

MM理论认为,在交易成本为0的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下,企业的投资决策与其他融资决策无关,仅取决于新投资项目的净现值。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成本的存在,现实世界并不是完美的,因此,企业负债水平与投资决策是相关的。

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研究发现,当企业财务杠杆较高时,企业往往会存在投资过度;然而Myers(1977)从股东和债权人的角度出发,认为过高的财务杠杆会导致投资不足的现象。Gavish和Kalay(1983)、Parrino和Weisbach(1999)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负债引起了投资歪曲行为。Michael等(2008)以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也说明了债务没有抑制成长机会和业绩较差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反而引起了投资扭曲。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负债具有相机治理作用。Jensen(1986)的研究表明,债务具有的硬约束作用,会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Lang、Ofek和Stulz(1996)以美国工业类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结果表明,对于低成长的企业来说,债务上升能抑制过度投资,而在高成长的企业中,负债无此效果;Aivazian等(2005a)以加拿大公开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负债融资和投资支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这种负相关关系仅发生在缺少投资机会的低成长性企业,支持了负债具有约束过度投资作用的理论观点。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制度环境对上市公司财务杠杆与公司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李胜楠等(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低的公司中存在投资不足问题,而国有股比例高的公司中存在过度投资现象。辛清泉等(2006)在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的预算软约束框架内实证检验了财务杠杆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同质性因素”的存在弱化了债务的治理机制。姚明安、孔莹(2008)研究了股权集中背景下上市公司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杠杆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减弱。同时发现,财务杠杆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在成长机会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结果均支持了过度投资假说。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我国的上市公司中负债水平与投资支出的负相关关系也普遍存在,但是负债却没有发挥约束作用,更多的是造成了企业的投资扭曲行为。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Jensen(1986)认为,债务可以作为一种公司治理工具,但这种治理机制作用发挥的前提条件是债务要有硬约束作用,这就要求有完善的治理保障机制。然而,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正处于转轨时期的新兴市场,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较弱以及公司治理结果也不完善(Allen,2003),从这一国情出发以及我国学者的一些研究发现来看,债务的治理作用在我国上市公司微乎其微,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过度投资的现象。

一般来说,企业负债主要有3个来源:银行贷款、商业信用与企业债券。由于没有国外发达的债券市场,我国上市公司负债一般都来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且与政府关系密切。这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是由政府直接控股或通过国有法人间接控股的,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和重大战略决策也都由政府决定,比如向哪个企业发放银行贷款、发放多少等等。

对于国有上市公司来说,国有商业银行有可能愿意提供更多的银行贷款,原因在于: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可能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盈利目的来为国有上市公司提供债务(Brandt和Li,2003),政府可能会出于选票、政绩等政治目的来直接干预国有银行的贷款行为(Sapienza,2004;Dinc,2005)。相反,当非国有上市公司需要银行贷款时,国有商业银行会更多地考虑盈利目的,从而提出较高的贷款标准;另一方面,国有上市公司通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存在更为软化的预算约束,当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政府更愿意向国有上市公司提供援助(Brandt和Li,2003)。财政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具有较强独立利益的主体,上市公司对各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诸多治理目标都依赖于其辖区内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得到政府各种各样的支持。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来说,政府能直接或者间接对国有上市公司进行控制,所以政府会更加鼓励国有上市公司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扩张,投资于NPV为负的项目。然而,当国有上市公司的负债比例很高时,政府也会为了当地经济增长或者其他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干预银行的约束性再贷款,另一方面干预国有上市公司的经理做出过度投资的决策。此外,由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委托关系不明确,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不必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即使国有企业存在高负债,也不会抑制过度投资,反而存在着过度投资的现象。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财务杠杆之间呈负相关。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来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对财务杠杆的敏感性更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3~2006年共4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在样本的选取上,遵循以下标准:(1)剔除金融类公司,因为其债务结构具有特殊性;(2)剔除PT、ST公司;(3)剔除在当年上市的新公司;(4)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5)剔除财务杠杆高于1,成长机会、投资支出以及生产能力应用等极端值;最后得到3637个样本观测值。本研究的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统计分析软件为Stata 10.0版本。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本文在借鉴Fazarri、Hubbard和Peterson(1988)模型的基础上,用企业投资支出的模型作为衡量负债水平和投资支出关系的基本框架,模型如下:

Inv=β0 + β1Lev +β2Growth +β3CF + β4Sales

+β5Year1+β6Year2+β7Year3+β8Year4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投资支出,定义为t+1年的固定资产原值改变量除以t年末的固定资产净值,用Inv表示。解释变量为财务杠杆(Lev),由于前文都是围绕银行贷款展开的,因此Lev定义为t年末公司银行借款余额除以t年末的总资产。

基于现有理论及相关实证研究,本文采用以下控制变量:(1)成长性Growth,定义为t年主营业务收入变化量/ t-1年主营业务收入;(2)现金流CF,定义为t年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t年末总资产;(3)生产能力Sales,定义为t年主营业务收入/t年末固定资产净值;(4)国有控股哑变量Dstate,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国有股时,取1,否则取0;(5)年度哑变量,为了控制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本文设置了3个年度哑变量。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财务杠杆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基本情形

表1中模型1是引入解释变量Lev之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Lev的系数为负值且在统计上高度显著,这与国内外的许多学者研究结论相一致。从经济意义上看,财务杠杆每提高1%,企业的投资支出下降0.16%,我们认为,财务杠杆对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二)投资支出对财务杠杆的敏感性:股权性质的影响

为了检验本文假说,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国有控股哑变量(Dstate)以及其与财务杠杆乘积项(Lev*Dstate),模型2是引入乘积项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财务杠杆系数为负且显著,Dstate与企业投资支出负相关,但Dstate与Lev的交叉变量与投资支出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的国有股权性质使得财务杠杆对企业投资支出的敏感性降低。也就是说,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中的投资支出对财务杠杆的敏感性较低。

(三)稳定性检验

对投资支出Inv的计量方法,我们采用t+1年的固定资产净值改变量除以t年末的固定资产净值。检验结果显示,Lev的回归系数为负数且显著,Dstate系数为负且显著,Dstate与Lev交叉变量系数显著为正,检验结果仍然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说,说明以上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此外,由于财务杠杆对投资支出的敏感性可能随着负债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可能会对前文的结论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分别比较了国有控股公司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均值,发现其负债水平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而说明前文的结论不会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

五、结论

本文以我国2003-2006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财务杠杆与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投资支出整体上同财务杠杆呈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支出与财务杠杆的关系受公司股权性质的影响,公司的国有股权性质使得投资支出对财务杠杆的敏感性降低。总的来说,债务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没有发挥硬的约束作用,没有抑制过度投资,过度投资的现象普遍存在。

参考文献:

[1] Aivazian Varouj A.Ying Ge, and Jiaping Qiu, The Impact of Leverage on Firm Investment: Canadian Evidence[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 2005,11:277-219.

[2] Firth Michael,chen lin,wong,S.M.L., Leverage and Investment under a State-Owned Bank Lending Environment: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Forthcoming,2008.

[3] Jensen, Michael C., and William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Capital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305360.

[4] Jensen, M.,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Corporate Finance,and Takeover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323─329.

[5] Lang,L.E.,Ofek,E.,Stulz,R., Leverage,Investment and Firm Growth[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6,40:3-29.

[6] Myers, Stewart C.,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7,5:147175.

[7] Stulz, Rene M., Managerial Discretion and Optimal Financing Polici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0,26:327.

[8] 李胜楠、建波.上市公司负债水平与投资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N].证券市场导报,2005,(03): 4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