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农业 循环经济 意义 模式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同时也明确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应以循环经济来探索我国变革传统的农业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1]所以，研究如何把循环经济的理念应用于新农村建设中去便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认识农业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recycling economy)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主要指在人、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从直观上来讲，循环经济就是把上一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料变为下一生产过程的原料（生产要素），使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实现环状式的有机组合，变成几乎无废料的生产。这是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最大限度地提升资源利用率的经济增长模式。

循环经济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传统经济运行方式是一种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它是建立在资源、环境无偿供给和保障的前提下,依靠高强度地开采和低效率地消耗自然资源,同时持续不断地排放废弃物,破坏生态环境,来达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即呈现出“高开采、高投入、低利用和高排放”的(“三高一低”)特征, 这意味着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就越多，产生的废弃物也就越多，不仅制约了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

循环经济倡导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理念和模式,旨在生产和生活的全过程讲求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以减少资源的投入,实现废弃物的减量化;对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体现回收再使用和循环利用的原则,达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对不能循环再生的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使其不对环境产生污染。用“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的环状反馈式循环理念重构经济运行过程，其表现为“两低两高”，即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率和高循环率，使物质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经济发展模式。

农业循环经济是把循环经济理论和技术方法应用于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过程和产品周期中,可持续利用农业资源,并能减少资源的投入及废物的产生和排放,最终实现农业经济效益、农业生态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农业循环经济可以科学地安排不同生物质在系统内部的循环、利用或再利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业环境条件，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得到更多更好的产品。

二、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积极意义

1.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社会资源

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自然环境直接参与农业生产过程。农业生产者如果只追求效益而并不考虑环境代价，就会致使一些有机物资源不能充分开发利用。农业循环经济的本质就是以生物链之间的作用来循环利用各种资源，所以就能做到资源的充分利用。

重庆市万州区探索了三种循环经济的模式:牛(羊、猪)―沼―果―林模式、畜―沼―稻―果―鱼―加工模式、畜―沼―稻―鱼―桑―蚕―纺模式，以林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沼气为纽带、种植业为重点，从而提高了农业资源的利用率，节约了大量社会资源，符合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目标，达到生态与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实现社会、经济、生态三者效益的和谐统一。

2.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就业，缩小城乡差距

农业循环经济的核心是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有利于农业生产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强调资源的节约利用,同时还注重资源的重复利用和资源的再生,并为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效率提供了新模式,将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要求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形成一个良性运转的“产业链”或“产业网”。这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人才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农民就业机会。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还扩大了劳动密集型的园艺、畜牧、农产品加工等优势产业的规模,可以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

江苏省姜堰市河横村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模式，形成了以农畜产品加工为核心、实现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相配套的循环产业链,基本实现村域内资源的循环利用。200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1145元，农民增收305万元。通过产业化经营,共带动农户5 615多户,机械化的使用及龙头企业生产需求,促使全村887位农民进入企业工作,人均每年在企业工作的直接收入达9 600元,既扩大了农民的就业机会，也大大提高了农民经济收入，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3.保护农村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目前, 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已经严重危害到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 农民的身体健康严重受损，严重影响到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农村居民不能充分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繁荣成果,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社会不公平进一步加深,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此,中央提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护,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北京郊区留民营村发展以大型沼气工程为核心的农业循环经济，将鸡粪便转化成为沼气，使全村炊事用能不再依赖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还可将剩余的沼气用于发电，为养鸡场提供电力能源。同时，沼渣和沼液是种植业的有机肥，能改善土壤结构，其有效施用使全村土壤有机质含量从上世纪80年代的0.9%提高到目前的2.7%，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化肥和农药污染问题。通过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既节省了农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又减少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对环境的污染，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三、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建议

在农村发展循环经济是一个全新的农业生产模式，需要一定资金的投入和技术支持，而农民观念相对保守，投资意识不强，投资实力有限，这些客观存在的因素加大了在农村发展循环经济的难度，其任务艰巨，所以，政府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以扫除障碍，以推广农业循环经济。

1.加强宣传教育, 树立示范典型

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前提就是要加大宣传教育，普及循环经济知识，，让农民更多的学习了解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措施,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不断将循环经济的理念引入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中，切实提高公众的资源意识、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同时，要建立典型示范工程，认真总结典型经验，加以推广，以发动、带动更多的农民发展循环经济，也为加快发展循环经济提供示范和借鉴。湖南农村在推广沼气建设的初期，在政府给与补助的情况下，修建家庭沼气池的农户还是寥寥无几，经过村干部的走访和宣传，以及在第一批使用沼气的农户效益示范作用下，很多农户改变了想法，虽然错过了政府优惠政策，但还是加入到使用沼气的行列中，取得了显著效果。

2.依靠科技,加强农业循环经济技术开发

科学技术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支撑，主要包括用于消除污染的环境工程技术，进行废弃物再利用的资源化技术和生产过程的无废、少废及生产绿色产品的清洁生产技术等，关键是积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尽可能把环境污染的排放消除在生产过程。通过产学研结合，组织一批关键技术攻关，努力突破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如农村垃圾多为有机物，任意堆放或弃置会造成难以控制的污染,收集并加以科学发酵处理,不仅可获得沼气,以补充或代替其他昂贵能源,还可以获得优质的有机肥料,进一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生产绿色食物。加大对农业循环经济相关科技创新与开发，为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以及新兴的旅游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组织开展资源节约和替代、能量梯级利用，绿色再制造等方面的科技攻关，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原理连成生态链或生态圈。

3.完善政府政策，以保障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除了在法律法规中体现出对循环经济的扶持外，应制定相关经济政策，加大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以保障其顺利发展。制定有利的投融资政策：税收政策方面，对企业用于环境保护、节约能源和安全生产等的专用设备投资给予抵免税的优惠政策，对于循环经济专项投资机构和商业银行可在税收减免与优惠上采取相应措施，从企业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两方面推动循环经济投融资体系发展。财政支出政策方面，用政府贴息等手段，加大对企业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污染防治项目的投入力度以及支持循环经济的政策研究、技术推广、示范试点和宣传教育。金融政策方面，支持和鼓励商业银行发展循环经济相关贷款业务，完善农村金融信贷服务，对允许增添农业循环设备的农业企业或农户享受技术更新贴息贷款优惠政策，解决农村融资难的问题。对生态农业或其他生态项目的用地政策上，要在征地、审批和投资环境方面给予倾斜。只有政府帮助农户扫除障，解除后顾之忧，农民才能安心地发展农业生产、推广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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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学术理论界对农业循环经济研究十分火热，对农业循环经济内涵、方法及发展模式进行了如火如荼的研究和探索，要用农业循环经济的科学发展模式改造传统落后农业产业，结合农业产业结构特点、发展状况、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将绿色生态农业作为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重点领域，可持续地开发适合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适用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探索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新模式。

1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及其特点

1.1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是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目标，循环经济以“绿色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不断构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路循环模式，其核心是生态环境保护、经济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农业循环经济是指以循环经济的理论为核心，在农业发展过程清洁生产与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相结合，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把生态环境或农业生产系统的祸合，形成农业资源的多级、高效利用，节约农业经济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不断实现在发展绿色农业生产、推动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获得农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最大化。目前农业循环经济生产模式是“自然界—农业产品—农业废弃物—自然界”的形式，通过将循环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应用到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创新农业生产技术，构建农业生产循环利用的生态结构，实现在农业经济资源的循环利用，使农业生产系统转变为集约型、生态型系统。

1.2农业循环经济的特点

农业循环经济是当前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一种新途径，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强调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与保护，通过创新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促进农业经济资源的循环利用，将传统的粗放式农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精细、可持续发展模式，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农业经济资源的高效利用。农业循环经济要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结构、采用高新农业生产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提高农业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增长相协调，从而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三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将人看作是与自然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应转变以往的以消耗农业经济资源来实现农业经济增长的思想观念，通过不断创新绿色农业生产技术来实现农业经济的不断增长，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农业循环经济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2.1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循环经济理论的研究在国外学者研究中很少出现“循环经济”一词，而是将其替换为产业生态理论、零排放理论、生态农业理论、可持续农业理论等。美国肯尼斯•鲍尔丁[1966]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循环经济思想萌芽；哥尔丹•馗格拉斯[1984]明确提出“农业可持续性”问题；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帕斯和特纳[1990]提出“农业循环经济”概念；Loge，Emest[2008]产业生态理论主张通过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将环境负荷降到最低，推动环境质量的提升，并注重产业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ZeroEmissions[1994]零排放理论主张废弃物也应是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原材料，通过技术手段将废弃物转化为资源而充分应用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从而实现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废弃物排放达到无限小；美国土壤学家W-Albreehe提出生态农业（EcoligicalAgriculture），通过运用现代的农业生产科技手段，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相和谐的现代化农业；美国加州议会通过了《可持续农业研究教育法》提出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战略既“可持续农业”发展战略；《我们共的未来》（WCE（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一书中全面分析了世界面临的人口、环境、资源和粮食等方面的严峻挑战，科学论证了忽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注重生物、自然资源的保护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生态破坏，农业经济就得不到健康发展。此外，发达国家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支撑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

2.2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循环经济”这一术语20世纪90年代出现在中国，学术界从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环境保护、经济增长方式等不同的角度对循环经济所涉及的范畴进行探索及研究。农业区域规划委员会和相关部门“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践”项目[1992]，就有关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生产技术体系，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管理战略进行研究。吴天马[2002]《循环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出并简单介绍了农业循环经济的相关概念；马凯[2004]在全国循环经济大会上提出循环经济是一种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它的有效运行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用循环经济的思想来指导农业经济生产活动，有效减少了资源的消耗，提高了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郭铁民[2004]提出“循环型农业以生态经济学、生态学等理论为基础，建立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王鲁明[2005]提出农业循环经济是以循环经济理论、农业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这种农业发展模式讲求农业生产资源的充分利用，通过利用生态技术来保证农产品的质量；何尧军[2007]指出把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理念应用于农业经济生产系统，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以原材料和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为重点，从而做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方杰[2008]指出转变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观念，生态农业是农业循环经济的本质，建立生态环境有效保护和农业资源循环利用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生产模式；张学会[2010]提出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将农业生产废弃物转化为可供生产利用的再生资源，实现上游废弃物、下游新资源的生产模式，从而提高农业生产资源的利用效率。唐思航、韩晓琴[2011]认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业投入和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综上所述，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农业循环经济及其模式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研究、集中理论层面研究，对农业循环经济缺乏定量研究和实践操作层面研究。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对区域性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分析探讨和评价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

3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工程，由于农业循环经济政策、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目前农业循环经济面临着很多问题，存在着诸多制约影响因素。

3.1农业循环经济的观念尚未全面树立

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农业经济模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根深蒂固，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约束了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不科学的农业经济产业结构制约了农业循环经济的实施。我国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科技含量低，是造成农业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农业循环经济的开展，对农业技术的要求较高。目前，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不能满足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需要，造成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技术梗阻问题。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意识较薄弱，对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重视程度也不够，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导致严重背离了科学发展观，农业经济发展违背科学发展规律，一度出现盲目追求农业产量，严重破坏了绿色生态环境，阻碍了农业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2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主体动力不足

在国外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政府倡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良好氛围。农业循环经济需要有政府、农业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参与才能推动其有效发展。现阶段我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动力却不是很足。传统的政绩评价方法使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缺乏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动力。现阶段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在我国已经得到高度重视，要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但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存在着“中央热”、“地方冷”的局面。既得利益使一些涉农企业缺乏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动力。涉农企业是农业循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它们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最大化而不是社会效益最大化，是农业生产成本的最小化而非社会成本的最小化。而生态环境意识薄弱使社会公众缺乏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动力。

3.3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缺乏政府资金和技术支持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需要大量资金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支持。农业技术体系和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决定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可能性和经济效益好坏。我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尽管我国近年来一直强调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重要性，不断加强农业生产管理包括资金、科技服务、人力等的投入力度。目前状况是，“农”字企业融资难、贷款难，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资金不足的矛盾比较突出。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项目投资周期比较长、收益率也偏低，银行因利益不愿投资农业经济领域，也不能有效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服务。因此，导致农业生产设备科技含量较低，农业生产技术设备落后，很难形成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农业生产技术保障体系，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缺乏农业生产技术支撑。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制度的不完善，必然导致了农业生产推广项目和农业生产科技成果脱节。

3.4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社会参与度不高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没有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就很难取得成功，目前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工作中存在一些不良现象，如社会参与度不高，值得深思和改进。主要表现：一是政府重视程度不够。例如一些地方政府业绩行为导致宁可把资金和技术花费在业绩明显的方面，不愿意在成效不明显的农业循环经济下功夫；二是社会对农业循环经济的关注相对较少、关注度不高，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宣传程度和社会教育不到位，培养农业循环经济、生态环保意识不够，也没有鼓励人人参与农业循环经济、生态环保建设奖励机制和人人参与农业循环经济建设的社会氛围；三是许多农民缺乏生态环保意识和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认知，没有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意识。一些农民资源消耗存在浪费，为了盲目追求农业产品产量，牺牲农业经济资源环境为代价，甚至带来了严重后果。

4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实践路径思考

为了加快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真正认识到实施农业循环经济是保障农业企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农业循环经济的实现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任务，它需要多方位努力才能够促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取得成效。同时，还要积极学习国外经验，与国际接轨，让我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进一步国际化。

路径一：将农业循环经济理念引入农业企业生产设计、农业企业管理、农业企业生产的全过程，以农业资源循环利用为主线，延伸农业产业链。农业企业应积极探索“农业资源—农业产品—农业再生资源—农业再生产品”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统筹兼顾，发展农业再生资源产业，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农业废旧物资和农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形成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农业资源开发、农产品加工和农业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良性循环。从推行清洁生产入手，打造新型农业循环经济型农业企业。农业企业是实施清洁生产的主体，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要依据“增效、降耗、节能、减污”的清洁生产目标，把开展清洁生产作为实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污染物达标排放和完成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重要手段。

路径二：建立政府扶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制度，提供农业技术创新支撑。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政策、资金、科技、人力等主导方面予以扶持。各级政府对农业循环经济的扶持主要从融资、财政绿色补贴、绿色采购、贴息贷款、环保专项基金支持、增殖税和所得税减免等方面予以扶持，鼓励绿色消费，鼓励废物回收再利用以及农业循环经济建设与运营的市场化等促使农业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科学先进的农业生态循环技术和先进设备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基础条件和保证。我国目前提供农业技术创新支撑体现在以下方面：推广新型长效平衡施肥技术，加强生物农药研制与开发，加强农业高新技术应用，重视农业废弃物和生物质能源循环技术开发利用研究；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要突出抓好农业资源节约和农业“零排放”技术，切底解决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和障碍问题。

路径三：建立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咨询服务体系。积极支持建立农业循环经济信息系统和农业技术咨询服务体系，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要加强农业重点行业、重点农业企业经济运行的监测和预警，科学调度水、电、气、运等资源配置。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要及时向社会有关农业循环经济技术、管理和政策等方面的信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环境科研、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力量，综合协调开展农业循环经济技术推广、信息咨询、宣传教育培训等工作。

路径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需要公民的全面参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全社会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主体农民应该加强自身学习和对农业循环经济重要性认知，通过学习和教育培训，自觉普及农业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农业资源循环利用知识，不断增强农民认知意识和责任感，让农民认识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有效性。同时，最多限度调动全社会参与，鼓动人人为农业循环经济贡献一份力量，尽量减少一次性消费品的使用，减少垃圾的排放，养成良好保护生态环境和节约农业资源的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

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农业经济形态，需要由政府引导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建立健全农业循环经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此来推动农业循环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必须依靠市场机制来推动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只有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才能拓宽农业循环经济的投入渠道。同时政府应将农业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权更多的投放到农产品市场，政府加强对农业经济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督和宏观调控。政府要采用农业循环经济政策引导方式，引导农产品市场主体绿色生产、环保生产、绿色采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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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态文明 低碳经济 农业城市

农业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

中国过去30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但也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上升和环境恶化。据环保部和中国工程院（2011）估测，中国有超过3亿人使用的水受到污染，1/3的水未达到政府规定的安全标准，约有1/5的农田受到重金属污染。中国环境规划院（2010）连续7年的环境经济核算结果表明，中国污染治理和生态破坏压力日益增大，7年间的环境退化成本从2004年的5118.2亿元提高到15389.5亿元，增长2倍，占GDP的比例从2004年的3.05%增至2010年的3.5%。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能源浪费导致严峻的社会问题：少数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少数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GDP的增长牺牲了后代的蓝天碧水。因此，作为发展后起之秀的农业城市不能再重蹈旧辙，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经济发展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与生产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恶化的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型农业城市。

生态文明是依赖人类自身智力和信息资源，在生态自然平衡基础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全球化协调发展的文明。生态文明把生态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框架中加上“生态环境”，建立“四领域”的总体框架。生态文明的发展就是通过使经济活动基于人类的基本需要和生态协调发展的方式来保持自然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文明发展否定传统的“重增长、轻发展、高消耗、高污染”的资源消耗观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观。生态文明发展的内容要求人口、社会经济与环境、资源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低效率、低产值”模式转型为“高效率、高产值”的模式。因此，对于农业城市来讲，只有遵循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才能建成人口、社会经济与环境、资源相协调的生态文明城市。

农业城市一般都属于限开发区域，部分农业城市还担负着保护水源区、保护区等生态环境的重要职责，这决定了农业城市的主要经济增长方式必然是低碳型、不污染环境的，农业城市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好生态环境，既要担负生态资源的承载力，又要保护好生态资源的质量。因此，建设绿色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农业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和必然要求。在生态经济理念下农业城市要建立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就必须倡导建设绿色环境，削减碳排放，减少对生态资源的污染，保护好本地及周边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理念下农业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内容是低碳经济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消费模式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协调发展，它是通过低碳化进程得以实现。低碳化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比重不断下降，二是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能源消耗不断下降。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通过技术进步、能源结构化和采取节能措施，在碳生产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可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因此，低碳化进程也就是农业城市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生态文明理念下农业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

调整农业城市经济结构，发展低碳经济模式。首先，合理布局农业城市经济结构和产业设置。农业城市普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相对较大等方面问题。农业城市的主体功能定位是粮食主产区，担负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任务，这要求农业城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保证农业生态经济健康、环保。我国大部分农业城市都位于中、西部地区，相对于沿海地区来讲，农业城市一般环境承载力有限，特别是水资源有限，使得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低碳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农业城市需要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协调经济发展与低碳约束之间的矛盾以实现生态理念下的经济增长，就必须科学设置产业结构。科学设置各门类产业结构从理论上讲既可以实现农业城市经济产值的最大化又可以满足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协调。

其次，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布局工业发展增量。农业城市普遍水资源总量充足且水质良好，植被状况良好，大部分是适合养生的城市，因此需要维护好绿水青山环境。但另一方面，很多农业城市面临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困境。因此，农业城市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构建绿色安全生态体系。一方面要稳步地发展工业经济，推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确保水资源及其他各种资源环境的生态循环性，打造与“低碳”相关的战略品牌，同时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环境基础。此外，各农业城市应依据各自发展特点研究本区域的环境承载力，探究现行工业体系的各类污染物排放量，将环境承载作为经济发展的潜力，并以此作为约束，在现有工业体系的基础上，以其对环境的污染排放作为存量，以最大还可容纳的排放量为余量，合理布局工业发展增量。

最后，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配进农业经济发展。发展农业产业，一方面是农业城市响应和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农业城市发展的优势所在，是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各种农业作物的经济价值不同，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也不相同，发展农业经济则要求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业产业，还需要调整现行的农业作物种植结构。由于农业作物对资源的使用不同，污染物的排放量也不相同，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兼顾发展农业经济与维护生态文明的双重任务。

为确保农业城市的发展战略地位，农业城市一方面要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优化农业生态环境，需要在盘活现有农业生态环境承载力为存量的基础，通过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为目的，以降低水资源消耗，减少TN、TP、COD等污染物排放为条件，实现农作物的调整，建立各种农业生产作物的规模发展指标，以此指导农业发展，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以秸秆回收利用为重点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农业城市。首先，加强秸秆回收体系建设。以秸秆综合利用规模化企业为龙头，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县、乡镇政府监管，建设若干秸秆收贮中心，形成“一点对多源”的多级秸秆收集贮存体系，具体做法是以农业城市城区为中心，在全区各县区建立回收贮存中心，在各乡镇建立回收站，形成网络回收系统。并以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经济人为纽带，一头连接千家万户，一头连接秸秆利用企业，形成“多点对多源”的运输利用模式。鼓励利用荒地、荒坡、荒滩建设秸秆存储设施，积极推进农作物联合收获、捡拾打捆、贮存运输全程机械化。秸秆回收利用的重点是创新回收物流系统，建立以企业回收和社会参与的运输体系，要将社会资源引入秸秆的运输系统中，将农业城市及附近各县市的物流公司和社会车辆整合起来，鼓励他们参与秸秆的运输业务。

其次，加强秸秆回收利用产业的发展。在加强秸秆回收利用产业的发展方面主要有五种渠道：一是秸秆饲料化。推广秸秆“过腹还田”，结合建设畜产品生产基地，鼓励养殖场（户）和饲料生产企业利用秸秆生产优质饲料，建设秸秆育贮、氨化设施，形成“种植业—秸秆—养殖—粪—还田”，“种植业—秸秆—养殖—沼气/沼渣/沼液—生物质能/还田”等循环模式，实现农业和农村设施、物流的生态循环；二是秸秆肥料化。鼓励发展农作物联合收获，秸秆粉碎还田技术，完善秸秆田间处理体系，提高秸秆收获还田。改善秸秆留茬还田的机械化水平，积极探索发展秸秆反应堆技术，推广过池（沼气池）还田、醇肥还田等技术，实现秸秆的深度肥料化利用；三是秸秆能源化。在秸秆资源丰富地方发展纤维乙醇，实行乙醇、沼气、发电、复合肥联产。在新型农村社区开展试点，优先建设一批秸秆沼气工程和沼气集中供气试点；四是秸秆原料化。积极发展秸秆生产板材、木糖醇和活性炭，鼓励采用清洁生产工艺以秸秆为原料的非木纸浆，引导发展以秸秆为原料生产包装材料、餐具和编织品；五是秸秆基料化。依托当地或借鉴外地的食用菌生产先进技术，筛选适宜不同作物秸秆种植的高产、优质菌株，发展以秸秆为原料的食用菌产业，形成“种植业—秸秆—食用菌—菌渣—生物质还田”等循环模式。

优化能源结构，构建现代农业城市能源产业体系。在加快重大能源项目建设方面，农业城市应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完善能源输送网络，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保障供应体系。积极发展热电联产，支持在产业集聚区、旅游集中服务区、大型商业区等区域建设集冷热电一体的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积极发展风电、水电和光伏发电。加快推进主干电网建设，完善地区性主干网架和城市电网，积极实施新一轮农网升级改造，建设各级电压匹配，运行安全可靠灵活的智能化电网。大力发展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料的生物质乙醇、生物柴油、沼气等可再生清洁能源产业。

在加强农村能源系统的建设方面，由于农业城市一般人口比率较大，能源消费量较大，因此，在改善整体生态环境方面，可将农村作为能源系统改造的试点，建立以实施沼气工程为核心，通过构建区域、村庄、农户三个层次的循环系统，提高畜禽粪便综合利用水平。具体模式如下：第一，区域大循环模式。依托畜禽养殖集中区和大型养殖基地建设大型沼气工程，构建“养殖业—畜禽粪便—沼气发电/生活、生产用能”、“养殖业—畜禽粪便—沼渣/沼液—种植业”等循环链条，形成区域范围内的养殖、农户、企业、种植相结合的大循环格局；第二，村庄中循环模式。以养殖业发达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主题，对畜禽粪便进行集中处理，建设中型沼气工程，沼气经管道供应农户，沼渣、沼液还田，形成养殖集中地区村庄和农村社区的中循环模式；第三，农户小循环模式。以养殖农户为主体，因地制宜推广农户自建小沼气池，形成沼气供应农户，沼渣、沼液还田的农户小循环模式。

发展环保事业，建设农业城市的生态文明。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方面，农业城市应尽快建设城市社区和乡村回收站点、分拣中心、集散市场三位一体的回收网络，鼓励各类投资主体积极参与建设。改造回收站点，建设符合环保要求的专业分拣中心，逐步建设一批分拣技术先进、环保处理设施完备、劳动保护措施健全的废旧商品回收分拣集聚区，加强重点再生资源回收，落实有关优惠政策，做好废金属、废塑料、废玻璃、废纸等传统再生资源的回收，提高回收率。创新回收方式，强化监督管理，推进废电器电子产品、报废企业、废旧轮胎、包装物、废旧纺织品等物品的回收，推动废铅酸电池、废镉镍电池、废弃含汞荧光灯、废温度计、废弃农药包装物等有害废物的回收。

在推动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化发展方面，农业城市应围绕生产及生活领域产生的报废机动车、废旧机电、废电子电器、废旧金属、废塑料等可再生资源，开展产品再制造和资源再生利用，实现废物资源化和再循环利用。推进再生资源规模化利用。鼓励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集聚发展，加快培育再生资源龙头企业。推进再生资源高值化利用。加快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推动装备升级。支持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延长产业链，加快形成覆盖分拣、拆解、加工、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着力加强深度加工利用，提高产品附加值。推进再生资源清洁安全利用，确保生产环节清洁安全和再生利用产品质量安全。

农业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调整

加强农业城市对低碳经济的政策支持。农业城市应充分发挥农业主体功能区的定位，以保护水源区、保护区等具有当地特色的项目为契机，积极争取中央、省财政资金支持本地低碳经济重点项目的发展，优先支持低碳经济发展项目，对低碳经济重点项目帮助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信贷支持。增加地方财政对低碳经济建设的投入，将低碳经济发展规划中列入重点项目并为高效循环经济成果转化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建立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机制。农业城市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涉及面广、期限长、资金需求量大，单一的投资机制不能满足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需要建立健全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金的参与，努力满足低碳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在加大低碳经济的财政投资方面，农业城市应依据地区特点，突出重点，采用灵活的资金使用方式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同时，创新财政贴息贷款模式，鼓励银行支持低碳经济项目和碳排放权交易发展。在建立地方绿色税收制度方面，部分农业城市应尝试适时开征碳税、环境税，鼓励农业运作过程中增加节能减排投资。在建立地方政府低碳经济发展资金方面，农业城市应着重考虑优先支持低碳环保项目发展和环境监管信息系统的建设。

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碳排放交易属于排污权交易，它是将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具体的实践做法是由政府机构评估出一定区域内满足环境容量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并将其分成若干排放份额，每个份额为一份排放权。政府在排污权一级市场上，采取招标、拍卖等方式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污者，排污者购买到排污权后，可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排污权买卖，可以尝试在一些地区建立包括碳排放在内的统一排放权市场，通过引入竞价机制充分发现价格，通过市场化手段促进节能减排。同时，农业城市应促进碳排放交易中介的组织建设，增加买卖双方信息的对称性，提供专业的中介服务。

建立协同的农业城市低碳经济创新机制。低碳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是低碳技术研究和低碳管理机制的结合与创新。农业城市低碳经济模式的建立需要协同社会资源与力量，积极吸收高校、科研院校开展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先进适用技术。开展工业生态化理论、产业生态学研究、产业循环规律等研究，促进科研开发及成果转化。此外，农业城市还应建立和发展社会群团、中介组织，鼓励支持建立循环经济发展研究会、学会和产业协会及咨询服务等社会组织，鼓励社会群团组织和中介机构参与循环经济政策研究、法制规定和技术推广与咨询服务，组织社区公众和志愿者参与，以便最广泛地推动生态理念下低碳经济的发展。

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农业经济；农业发展方式；后现代农业；脱石油农业

长期以来经济的增长都建立在资源的大量消耗及环境严重破坏基础之上，这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需要摒弃这种不合理的增长模式，利用创新技术和创新机制利用低碳经济模式和低碳生活方式来实加快经济的增长。所谓的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以创新和发展为其核心，目的是为了有效的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并创建更为合理的清洁能源结构。目前我国农业处于现代农业基础之上，其发展的支柱以化肥和农药为主，高能源和高污染的化肥和农药不仅对土壤的有机构成带来较大的影响，而且农药的残留也给农作物和食品的安全带来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化肥和农药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同时还会导致大量的二氧化碳排入到环境中。所以在低碳经济时代，农业的发展进入了低碳农业经济和脱石油农业经济时代，这就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

1.低碳经济时代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面临着人口数量增加及人类经济活动增长的问题，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所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被提出来，而且很快被大家所接受。农业的发展，可以有效的保障粮食的供给，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保障社会供给及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为了实现农业发展的目标，其发展开始向以智能和知识集约型的方向转变。我国农业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非常快速的发展，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品种的提升及农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增长都显示出了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这些发展的获得，农业出面临着水土流失严重、土壤和水体受到较重污染、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及农业生产长脆弱、农业科技水平和推广服务功能较低等诸多问题，这给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较严重的制约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农业需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而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2.发展低碳农业经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选择途径

2.1发展循环农业经济

我国人地矛盾突出，农业生产效益低，污染严重，要用有限的资源养活更多人口并保持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大力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循环农业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农业经济增长新方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协调，实现农业生产的低资源消耗、低废弃物排放、高物质能量利用。发展循环农业是农业发展方式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必然要求和解决农业资源短缺与环境退化的现实选择

2.2发展后现代农业经济

要农业提高产出，一条途径是增加投入，另一条途径是提高效率。投入量应当与资源供应量相平衡，与环境承受力相适应。我国农业的发展应更强调第二条途径，即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对投入增加的依赖即要发展后现代农业。这是克服资源制约，协调农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最好选择。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也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

2.3发展生态农业经济

生态农业将各种生产技术有机结合发展生产，最终建立起人类生存和自然环境相互协调的发展体系，是一种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生产良性循环的生产方式。中国农业的发展尽管处于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农业工业化前期，但人均资源短缺和对农业产出的压力已使农业生态问题相当突出。因此，中国必须正视农业的生态合理化问题。生态农业建设的关键是通过评价和设计，选定合适的生态农业模式。通过强有力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可以加速我国农业发展的生态合理化过程。

2.4发展脱石油农业经济、有机农业经济

土壤包括天然草原是一个巨大的储碳库，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进行土壤固碳就可以抵消掉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4，其中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有机农业是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它将农业经济系统纳入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的过程中。发展有机农业可减少对环境的压力，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恢复；可以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减轻由此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保障农产品的安全性；发展有机农业还可以加快生态敏感和脆弱地区的生态治理和恢复，发展有机农业生产模式可以增加就业岗位，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有机农产品符合国际市场的需求，增加出口可以给农民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并且在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具有极大潜力。

2.5发展都市休闲农业、观光旅游

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向纵深方向发展，加快农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以开发多功能农业为主。农业供给全社会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同时还具有生态保护和观光休闲等功能。近几年甸子农业休闲、观光旅游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农民以自然生态的休闲环境来满足人们亲近自然、回归田园的旅游需求，实现了农业和旅游业的良好的结合，同时对于新农村建设及提高农民的收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农村环境的改善，加快城乡统筹的推进都具有关键的意义。

3.结束语

目前我们处于低碳经济时代，在这种环境下，我们需要加快摆脱对高碳农业的依赖，转变现有的农业发展方式，全力推进低碳农业的发展，开发和推广使用新能源，确保农业经济向环境友好农业、节约型农业发展，加愉快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步伐。 [科]

【参考文献】

[1]李明贤.我国低碳农业发展的技术锁定与替代策略[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2）.

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成立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绿色化发展成效显著，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三农”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发展成就的取得，与多年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扎实有效的学科建设及务实高效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管理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农业经济管理主要研究对象是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包括农业生产关系运动发展规律、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等。梳理和分析了解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立70年以来的发展轨迹，对明晰学科建设规律，推进学科未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发展史，农业经济问题一直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在中国历代的经济思想中，农业经济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容极为丰富，突出地表现在：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对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和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波动的认识等。但是由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的生产方式，使得这些农业经济思想大多停留于较为朴素的认识状态，未能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内一些优秀青年学者求学西方，进入相关大学学习和了解农业经济理论知识，农业经济的初级理论才开始从国外传入中国，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相关文献。如1897年创刊的《农学报》自1900年开始刊载有关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理论文章，相关的知识传授机构也有了对农业经济知识的初步讲授，如湖北省高等农务学堂1904年开设的农政、财政和理财课程等。1920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最早成立了农业经济系，首任系主任由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先生担任。至20世纪30年代，农业经济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一些著名高校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设立了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学组等，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和传授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范围涵盖了土地问题、产销经营、农业建设、农村金融、农业合作、农业部门经济、农业经济地理、农业经济史等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移植苏联模式。1952年，全国进行了高校院系大调整，组建了一批专业性高等院校。我国的农业经济教育也随之转入各地新组建的农业大学。1953年教育部颁布了主要参考苏联的农业经济学教育计划。1951—1955年，一批苏联农业经济专家来华讲学，其中杜宾诺夫的讲稿在1956年翻译出版，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教研室编写了《农业经济学讲义(初稿)》，1959年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1961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集体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主要是对当时的政策进行诠释。“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停止了农业经济学的专业招生。

1977年开始，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部分农业大学在1977年和1978年相继恢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招生，农业经济学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进入了恢复建设、繁荣发展的阶段。各地相继建立并充实了农业经济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农业教育系统从大学、专科、中专，到成人和函授教育都先后开设了农业经济课程或者设立了农业经济专业，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但由于“文革”时期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发展停滞乃至长期消没，使学科发展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一方面组织编写、另一方面翻译引进，逐步形成了一批农业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还先后成立了相关的专门性学术团体，如1978年成立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和1984年成立的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教学研究会等，聚集学科领域的精英人才，探讨和交流学科研究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引领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领域出现诸如农业经营体制、农业生产方式、农产品市场体系以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向农业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要研究的新选题，另一方面也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确立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农业经济研究范式，引导了学界对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问题的全面分析与系统研究。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基础理论和与国际农经学科的接轨，以及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以推动中国农经学科发展，加大与国际同行的联系与逐步融入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便成为必然之势。由最初个别学者的一般性参与，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提升，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关注，促成了2009年第27届国际农经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的最高级别的农业经济研究学术会议，也是世界农经领域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发展认同的重要体现。

学科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除了一般性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外，以研究生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是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36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农业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拉开了农业经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序幕。改革开放后，我国全面启动以研究生为核心的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遴选了一批具有较强人才培养能力的高等院校，授权开展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表1)。各大高等院校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全面制定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生培养计划，其中包括农业经济硕士、博士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文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体系。

在学术性人才培养之外，为了强化对应用型人才的培育，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9年批准设立了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最初称之为农业推广硕士学位，涉及农业经济领域则在研究方向上定位为“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等。2015年将“农业推广硕士”更名为“农业硕士”，并设计了一套以高层次适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

注：资料来源于《全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名册》。①备注栏中的“第1批”“第2批”“第3批”分别为第一批名单(1981年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名单(1984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三批名单(1986年7月28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②各个农业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均大多以“**农学院”为名称，后逐步调整为“**农业大学”。为便于理解，采用“**农业大学”的新名称替代原来的“**农学院”的老名称。

二、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领域及方法

1.重点研究领域

虽然农业经济研究涵盖范围较广，但其重点研究领域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延续或者确立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村与区域发展、食物经济管理等4个方面。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在于通过理论分析农业领域的经济与发展问题，根据研究发现制定、优化相应的政策制度安排。由于农业问题与农村和农民问题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几乎涵盖了农业农村经济的所有方面，不仅不局限于农村生产领域，也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与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深度融合；狭义上讲，伴随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该学科逐步衍生出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食物安全与应用经济等相对独立的方向，而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方向关注的主要问题则包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农业土地与规模经营、农业劳动力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流通与贸易、农业财政与金融等。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是农业农村经济的传统研究方向和领域，其发展历程也恰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缩影。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借鉴苏联农业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模式，我国农业经济开始了向苏联学习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各大专院校的农业经济学科所使用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绝大多数仍然因循的是苏联农业农村经济的研究体系与风格。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走向改革开放，农业也随之由自给半自给向市场化农业转变，新的农业经济学研究体系逐步形成。改革开放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解体了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农业大规模集体经营形式，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土地制度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和采取统分结合的经营形式。这一制度设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围绕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和组织方式，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不断吸收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如公共选择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市场均衡理论、委托理论、边际分析理论及资源配置理论等，最明显的标志是使农业经济学的分析从定性分析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一些新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农业经济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中得到了重视和运用。在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经验和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业农村经济探索与实践，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共性的农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与改革在风雨中砥砺前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始终是理论创新的沃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场农业农村的深刻改革方兴未艾，急需理论上的阐释和指导。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农地制度改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城镇化与信息化、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农村公共服务等无疑是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亟待探究与创新的重点领域。

(2)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以农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范畴分析其保护、开发与利用的全过程，包括对农业资源与环境的配置、保护与管理的各项活动，并研究其中的经济运行规律。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是一项应用型研究，主要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探索资源与环境领域的具体问题，因此既与经济学管理学密切联系，又同自然科学息息相关。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农业自然资源系统与动态配置、农业自然资源核算与资产化管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资源与环境经济评价、环境保护与环境经济管理、灾害与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及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等。

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理论。此后，由马歇尔提出、庇古等人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外部性理论，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随着农经学科发展而衍生出的新兴研究方向，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无论是从发展起源还是活动依赖度方面，农业生产都与资源环境有着更为密切而深层次的关联，这就决定了农业经济研究与资源环境经济密不可分。欧美许多国家的相关高校已经用资源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替代了农业经济学，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把农业经济学更名为农业资源经济学等。

我国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制订的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78—1985年)促进了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科的产生。1980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1981年“环境经济学学术讨论会”讨论了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环境保护的经济指标体系和环境经济效果等三个主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研究者们愈加强调经济手段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随着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持续推进，资源环境经济手段、资源资产与环境价值核算、环境政策经济分析、绿色金融等研究领域的拓展，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容，扩大了研究内涵，推动了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的长足发展。

与其他方向相比，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特点在于更加注重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研发的结合，更加注重定量分析与区域性问题研究，讲究因地制宜的时空优化布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农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方面，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和资源利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等。但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等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任务趋紧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农村的资源环境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如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与空间配置优化、面源污染和土壤修复、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循环利用、农村人居环境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乃至技术领域的重点关键问题。

(3)农村与区域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结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着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然而，我国地域广袤、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如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区位差异明显，国家对各地区发展的定位也不尽相同，因而在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和共同作用下，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城乡之间流动而延伸到城镇地区，从而对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形成了新的制约，如城乡融合的问题、新型城镇化问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等。面对这些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问题，迫切需要农业经济学科给予科学解答，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便因此而展开。

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始终建立在农业与农村的实际问题基础上，其研究重点关注转型期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演进规律。一般而言，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是以农村及其特定类型区域(如林区、牧区、山区、粮食主产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等)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运用包括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农村社会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过程演进、发展模式、协调机制以及政策措施等。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规划和管理、农村社区治理、农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涉农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和农业技术推广与传播等方向。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与区域发展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但它始终紧密跟随党和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相关方针政策。党的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从全局上对农村发展进行了整体把握，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同时也为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形势下，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必定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紧密结合我国农村各地区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现实问题和制约因素等实际情况开展相关研究，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序流动，推动我国城乡经济融合和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4)食物经济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的持续深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连上新台阶。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推动了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促使了居民家庭与人口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发了深加工食物和在外饮食消费的迅猛增长，诱导了我国食品产业的快速扩大。但作为朝阳产业的食品工业却存在着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自主创新能力较薄弱、食品产业链条短和产业发展方式粗放等突出问题，再加上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食物健康与营养过剩以及食品供应链管理不足等现象[1]，使之远远超出了传统研究的解释范围，呼唤了对传统农业经济研究领域拓展的需要。将食品消费与营养结构变化等纳入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当中，通过食物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将研究范围从食品生产、加工、批发、销售拓展到消费等整个供应链中的经济与商业行为，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新的发展方向和领域。

食物经济管理领域侧重于经济学及管理学基本理论在食物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的主要领域涵盖食品经济理论与政策、食品产业结构与布局、食品资源与环境、食品物流与食品企业管理、食品产业组织与管理、食物营养与食品质量安全等方面，重点关注食物结构与供求变化、食品生产与质量安全、食物消费与营养等食物经济与管理问题。

2.主要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从过去的简单计算和定性分析为主，逐步发展成为一套包括案例研究、比较分析、实证计量等更加多样的方法体系。在理论上，不仅以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且还形成了自身的基本原理，如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诱导性技术进步原理等，这些理论和方法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学科的发展，国内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已有研究手段在不断优化与改进，突出体现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发展成熟及其应用范围的持续扩展；另一方面，不断尝试使用新方法，表现为开发新模型、运用新理论、引入空间多角度分析以及多学科综合运用等。总体来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三大类，即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以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分析中，既有建立命题的理论归纳，又有理论上的逻辑演绎；在实证研究中，既有实证归纳研究，又有实证演绎分析。

具体而言，在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上，大多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开展理论和实证分析，普遍集中于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引力模型的应用等。在资源与环境经济的研究上，以计量经济模型为主的定量评估占据主流地位。与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研究领域相比，资源与环境经济政策领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多。在农业技术与农户行为的研究上，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其中，定性分析与企业管理、组织行为学等学科联系密切，从大的学科分类来看属于管理学中工商管理的范畴。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借助于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对农业经济学科的相关问题展开定量研究，并逐步向主流规范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向转移[2]。

三、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快速成长和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极大推动了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平稳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1.农业区域布局规划得以确立

我国农业资源与区划萌芽于20世纪初，正式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个内容由浅入深、工作由点到面、范围由小到大的过程。70年来，农业区域布局区划历经了三个阶段。

(1)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初创期(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工作，分别于1951—1954年、1960—1961年和1973—1976年开展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农业资源考察，全面系统的调查了解了全国土壤、水、农业生物资源和农业气候资源等状况，基本掌握了我国农业资源分布特点，明确了生态环境特征与开发利用前景。该阶段，农学、农业经济学界融入研究领域，研究范围拓展到了综合资源调查，并开展单项和综合农业区划试点。相关工作的完成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提出了诸如《中国气候区划(初稿)》《中国自然区划草案》《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等一些综合区划和部门区划，也发展了区划研究的相关方法论，对学科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2)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发展期(1979—2000年)。改革开放为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1978年科学大会制订的《1978—1985年全国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便包含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要求，次年国务院成立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委员会，同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设立了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随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相关机构，推动了农业资源调查、农业部门区划、综合农业区划和专题调查研究等相关工作的有组织、有计划开展。期间全国共有2108个县完成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国家、省、地、县纵向配套的农业资源与区划体系，取得了全国农业现状区划、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概要)等一批重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不同规模尺度上的农业资源及其区划成果图件4万多幅、统计数据与研究报告8万多项，相关成果汇集成中国农业资源区划数据集并转为电子版本实现网上查询[3]。

(3)农业资源与区划的成型期(2001年至今)。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与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21世纪以来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先后组织开展了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编制工作。为充分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农业农村部陆续颁布实施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和2008—2015年)》和《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6—2015年)和(2013—2020年)》。经过几年发展与建设，优势农产品生产日益向优势区域集聚，粮食作物九大优势产业带、经济作物优势区域、养殖业优势区域和水产品养殖带等布局初步形成并趋于稳定。在绿色发展的指导思想推动下，《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编制形成并印发。在该规划中，通过综合考虑各地农业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类型和发展基础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适度发展区和保护发展区三大区域，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分类施策，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纵深实施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系列改革的重要开端。改革废除了“一大二公”和“大锅饭”的旧体制，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简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改革前夕，农业高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部分地方农民群众自发开展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及类似的包干到户，中央默认并开展试点，次年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专门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基于这一工作的良好效果，1980年中央转变态度并在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通过了国家农委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会后印发全党，史称“75号文件”，文件承认了少数地区实施双包的合理性，引领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大变革。1981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家农委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并经杜润生同志建议，于次年被中共中央批转成为首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至此，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承认并几乎全面放开。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明确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4]。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了农村土地制度，是改革初期我国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一制度促使了农民与土地的紧密结合，从生产积极性、技术效率和技术采用三个方面推动了农业生产增长，在改革初期对各类粮食作物生产增长的贡献约为35%～50%。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双层经营制度的建立，为国家后续农业农村配套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5]。

(2)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是我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发端。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市场竞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逐步取消。起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基于当时为应对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农产品供不应求问题而出台，伴随着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便开启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实施。

但1978年以来，国家开启了渐进式改革。在最初阶段，实施了在不触及统购统销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有计划地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少统购统销农产品品种，放开集市贸易，允许部分农产品议购议销和自由购销，将市场因素纳入进来。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标志着除少数品种外，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随后，受大宗农产品产量连续4年徘徊不前的影响，国家又开始了对粮食实施“双轨制”，对棉花等农产品实施统一收购经营制度。1990年以后，郑州中央粮食批发市场与地方粮食批发市场相继建立，同年国务院筹建国家粮食储备局，对粮食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并建立粮食专项储备制度。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形成市场购销为主、合同订购为辅的农产品市场格局，同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口粮定量办法，价格随行就市[6]。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目标。之后，改革不断向前推进，陆续推出农产品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制度。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迎来了新一轮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开始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补贴。除了出台良种补贴、种粮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制度外，政府还对水稻、大豆、小麦和玉米等主粮实施保护价敞开收购，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从此，粮食生产连续增长，实现了“十二连增”的卓越成就并保持6亿吨以上的生产能力。近年来，面对农产品价格倒挂、进口压力加大等挑战，我国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采取了新的应对措施，比如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坚定推进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调整完善大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等，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系列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以保障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发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随着这一改革的持续推进，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体系发育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心、城乡集贸市场为依托的市场网络，基本形成了农产品价格机制和农产品宏观调控机制。与此同时，改革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成本，增加了农民生产投入，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农产品销售价格，提升了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调整并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增强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7]。

(3)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与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与选择问题，理论界大致有三次大的讨论[8]。

第一次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这一时期，形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初步认识。在这次讨论中，理论界把农业现代化概括为“四化”，即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同时认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以此来武装农业，以实现对农业的改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后来的“七化”，即：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优良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大地园林化和公社工业化，这些内容涵盖了对生物技术(如良种问题)、生态环境(如大地园林化)和农村工业(如公社工业化)等问题的考虑。这种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四化”或者“七化”的初步认识与概括，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状况和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对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需要。

第二次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通过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梳理，形成了对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认知与认识。随着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农业生产发展环境的变化，理论界又一次开始了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基于农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成效与实践效果，再加上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空间，丰富了对现代农业发展内涵的深层理解，进而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思考。于是便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新四化”的概念，即：机械化、科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并由之而替代了过去的“老四化”，认为：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来武装农业，用现代经济科学来经营管理农业，用社会化、市场化的科学理论来改造农业”。基于这一时期对农业现代化的上述认识及相应的思考与讨论，对于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机械技术现代化和生物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等。

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世界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农业发展方式的不断变化，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强化，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也在不断深化，加上对第一次与第二次的认知累积，人们对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概念逐步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认为：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也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是不断发展农业综合生产力和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并实现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用现代技术体系改造农业，用现代工业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经营意识与市场经济观念来组织和管理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来提升和发展农业，用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来引领农业，最终促使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目标顺利达成。

从上述的发展演进与三次认识进程看，农业现代化事实上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历史概念，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与水平的认知也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据此，可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面对我国地域类型多样和各地层次差异明显的客观现实，因地制宜地选择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取向。

3.农业农村扶持政策日臻完善

(1)粮食收购双轨制。粮食收购双轨制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价格管理政策，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创新性政策设计之一。20世纪80—90年代，政府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如确定订购量和较低的订购价)和激励机制(如确定议购量和实施接近市场价格的议购价)直接控制部分粮食以稳定粮食供给，并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后，将剩余或自留部分在市场进行销售[9]。

粮食双轨制是农村农业改革后宏观环境、资源配置方式和微观经营基础等变化后的内生性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出迅速增加，同时，在市场化改革取向下的最初单纯提高粮食收购价而销售价格变动较小，造成了巨大财政负担。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开始实施粮食“合同订购”制度，订购价按“倒三七”比例计价。之后，粮食市场价格下跌，导致生产停滞不前。鉴于对生产停滞的担忧以及“合同订购”带来的巨大政策成本，政策内容随即调整，即“合同订购”为国家任务，国家恢复对粮食生产的强制干预。至1990年“合同订购”改称为“国家订购”，国家在强制性干预粮食生产和市场的同时，采取投入补贴，如1987年出台的“粮棉三挂钩”政策给予农民化肥、柴油实物补贴，1993年后该补贴政策改为货币支付。此后，伴随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和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粮食双轨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渐进式改革理论在我国的创新实践，粮食双轨制具有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当时而言，粮食双轨制通过提高农民自留量、提高议购价格、降低订购量和提高议购收购量，有效促进了粮食生产，保障了城市农产品供应，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基础。综合来看，作为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特定背景的制度产物，双轨制尽管具有较高的实施成本，但通过帕累托改进减少了摩擦成本，以小步快走的形式促进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演进。

(2)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我国农业发展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创新。体系于2007年底正式启动，按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依托具有创新优势的中央和地方科研资源，针对每一个大宗农产品设立一个国家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中心由若干功能研究室组成)，并在主产区建立若干个国家产业技术综合试验站。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新世纪我国现代农业建设要求下的科学安排。2007年12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试行)》，配套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共同开启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并选取水稻、玉米等10个产业开展试点，2008年联合印发《关于地方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同时全面启动了50个以农产品为单元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此后，相应体系运行机制不断发展完善，于2009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人员考评办法(试行)》，于2015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绩效评估工作方案》，“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新要求，在保持50个体系总量不变情况下，通过合并小体系、适当新增部分体系、新增部分岗位和试验站等方式，进行了体系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功能优化。

作为农业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管理创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在提升农业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农业竞争力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的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截至2017年，共取得130项标志性成果和328项重大成果，显著提高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和产业技术供给能力，有力支撑了国家粮食连年丰产、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

(3)农地三权分置。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土地制度创新。农地三权分置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丰富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其中：土地集体所有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土地承包权人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一定期限内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实践问题引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规范。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形成，将集体垄断的农地产权制度转变为集体所有权和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世纪90年代至2013年，国家陆续调整承包土地不可流转的规定，以适应城乡要素流转格局和土地规模经营需要。结合前期各地三权分置探索，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规定将农地三权分置从指导思想转为实际操作，拉开了改革序幕[10]。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了“三权分置”的提法，提出要“科学界定‘三权’内涵、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逐步建立规范高效的‘三权’运行机制”。2017年，党的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农地三权分置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拓展了承包地物权体系，巩固了承包经营主体的财产权利，有利于细分农地产权结构，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重构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基础。在实践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有助于维护农民财产权利，实现土地权益的多元共享，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社会权力关系，形成农村多主体合作治理局面[11]。

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前瞻

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研究选题。伴随着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在农业农村领域也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举措与发展主张。作为具有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特点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其研究与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发展方向，深化研究领域并推出新的成果。在经济与管理学科领域和农业科技领域，以1998年1月到2019年4月的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库为数据源，采取以“农”为关键词的高级检索方法，共检索出7313篇文献，经过文献计量和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分析，从中提炼和归纳出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与趋势，认为在以下几大重点领域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仍有许多值得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1.减贫与发展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扶贫攻坚战的稳步推进，凭借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的重大意义，贫困问题势必保持较长时间的研究热度。在理论层面上，贫困的治理机制探讨经久不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人力资本理论在“扶智”上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即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积累，而“扶志”问题依然有待解决。针对贫困人口中的“懒汉”问题，基于学科交叉的认知来科学分析其贫困心理、内生动力与外部贫困文化，将是贫困理论的重要突破方向[12]；围绕“三区三州”等为代表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低水平均衡陷阱”和“空间贫困陷阱”的形成机理有待理论深挖。现实层面上，扶贫机制与返贫预防有待优化，尤其是针对2020年全面脱贫后的新贫困问题，涉及标准制定、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建立、基于权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保障扶贫投入的财政金融改革等诸多内容[13]，均需要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2.农地制度安排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其制度安排及变迁事关重大，备受各界关注。新一轮农地确权对承包地的制度安排直接关乎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如“生不增、死不减”的身份产权固化势必给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冲击，相应亟待补充围绕乡村治理与城乡要素流动影响的研究；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与制度创新，如何正确评价改革成效、科学评估改革推广的社会经济影响是摆在学界与政界面前的现实问题；规模化经营发展潮流下，有关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经营为代表的规模经营模式的研究成果丰富，相对而言，资本下乡办农业企业和国有农场统一经营仍停留在政策倡议层面，有关的经营机制设计、经营绩效比较有待研究跟进。与此同时，如何平衡规模经营与小农生计、安置被挤出的“落后小农”这一现实问题也有待研究补充。

3.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

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日益凸显，推动了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围绕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估仍是研究热门，包括量化气候变化、外源污染等环境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测度农业生产活动引发的面源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环境冲击，以及评估耕地保护、休渔禁渔等农业政策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农业之外的广义环境问题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选题，要求立足国家层面，评估评价土地、水、矿产、森林、草地和海洋海岛等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政策对生态系统的整体与局部影响，论证如何协调自然资源资产与经济增长、实现资源永续开发。相关研究愈发强调经济学与农学、资源环境科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将生态环境演进融入经济社会分析框架，构建包含资源环境约束与气候变化冲击的区域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开发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动态模拟资源与环境政策的综合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14]。

4.食物安全与消费研究

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引发的需求推动、耕地和水资源引致的供给束缚共同作用下，食品经济问题愈发突出，尤其是关于从量转质的食品安全探讨将愈加激烈。理论层面上，食品经济的内涵应该与时俱进，打破传统由生产到消费的单一供应链条，构建以消费者为中心、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辐射复合型功能网链，在食品市场分析模型拓展中引入政府、企业等行为主体，以明晰政府和市场双方力量在现代食品体系中的角色职能。应用层面上，围绕食品价格波动，农业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引起的供需间不平衡、价格波动时期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等都是食品经济有待回答的应用选题；围绕现代食品生产体系，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食品生产、物流与营销发展是全球趋势；围绕食品营销，食品企业的伦理道德、食品消费心理与行为、食品营养与安全等领域研究仍有待深入[15]。

5.农业科技推广研究

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围绕农业科技推广问题，未来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涉及高校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农业企业的创新激励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何去何从等问题的探讨，作为面向社会经济转型现实研究议题，其研究主体更多是扮演政府智库角色的机构与学者。二是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分析。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使得对技术效率的测算分析不再局限于国家或地区层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而是拓展至微观层面农户、农场和农业企业等单元的生产经营主体，以及把创新成果视为产出的农业科技研发效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影响效率的内外部因素。伴随大数据时代数据获取上的便捷化，农业企业有关的科技研发与技术进步评价分析将是今后的发力点。三是围绕农户的特定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农技推广问题需在内容上引入跨学科的社会经济因素以拓展经典的微观经济行为解释机制，在方法上基于情景选择实验的问卷调查和现实中开展农技推广的随机对照试验也将是新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