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形势范文第1篇

【关键词】鱼缸模型 价值球 预期场

一、引言

对证券市场的描述有学院派与市场派两大阵营，在市场派中又有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分析。在市场派投资者的实际投资分析过程中，投资者或坚持其中之一，或分别分析，简单综合。细看各自具体的理论尤其是技术分析，均线、指标、道氏理论、波浪理论等等，可谓百花齐放，层出不穷。另外还有混沌投资理论、投资心理分析理论、投资行为分析理论、博弈投资理论等等。似乎其它所有学科的理论或方法都会变相的搬过来。近年来由于股神巴菲特的成功，人们开始关注价值投资理论。而建立在复杂数学模型之上的量化投资方法也有兴起之势。在如此状况下，本文试图从源头入手，提出一个证券市场的基础模型。一方面解释实际市场中的各种现象，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依此模型来看看这众多的理论各自所处的“位置”，以及了解它们的发展历程和方向。

二、鱼缸模型简介

笔者将此模型命名为鱼缸模型。假设一个延时间轴自左向右无限延伸的鱼缸，其中有一条鱼，如市场价格走势般自左向右波动向前运动。截取在某T时间段的鱼缸如图1所示，该模型由缸体、缸底球形植物、鱼、上层液体、下层液体、各层液体的进出通道、缸体外部共八个部分组成。

1.缸体，缸体象征证券市场的相关法规以及交易所等构成证券市场的基本要素。

2.缸底球形植物，缸底球形植物象征市场中各上市公司及其价值。植物的寿命与盛衰相应的表征上市公司的生命周期及其价值的兴衰变化。本文称其为价值球。

3.上层液体，象征市场中流通的股票及其持有者的观望或看涨预期。

4.下层液体，象征市场中的存量资金及其持有者的观望或看跌预期。

5.鱼，在论述总体市场时它象征着市场的即时综合指数，在论述个股时它代表该股的即时价格。鱼游动在两层液体的交界处，该鱼依缸底植物而生，本文将此鱼命名为模鱼。

6.上层液体进出管，象征市场中股票的发行与退市渠道。

7.下层液体进出管，象征市场的存量资金与其它场外资金的进出渠道。

8.缸体外部，象征着市场之外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指经济环境。

三、基于鱼缸模型对市场价值投资的认识

价值投资理论是通过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研究分析，然后比较证券市场价格，决定投资行为的一种理论。在本模型中上市公司的价值是以价值球表征的，其示意图如图2所示。球体可分为多层（本文以四层示意），由外向内密度递增，以表征内在价值不同部分所具有的坚实性。在此以格雷厄姆所强调的上市公司的绝对价值，也就是公司有型资产的清算价值，将其分成现金及无需折旧的资产如土地，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某些原材料等，与需折旧资产如厂房，设备等，分置于价值球的核心一层与二层。将以菲利普·费雪所强调的成长型价值，也就是公司的无形资产价值中的核心专利技术，特许经营权等置于第三层。而公司无形资产中的的品牌价值等置于最外一层。如此，既可清晰表明公司的内在价值中，哪些是理论上不可低估的，哪些是周期波动的，同时也可直观表达公司各部分发展状况。模型中的模鱼，可以钻过其表层（市场低估），但是无法钻透价值球。由此可以看到价值投资理论是一个具有坚实核心基石的理论。如果想象一下，鱼缸边上坐着一个垂钓的老人，鱼钩永远在缸底价值球附近等待愿者上钩之鱼，大家都会猜到他就是那个不看市场走势图表的股神巴菲特。

价值球的建立使我们对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与过去所认识的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描述本质是相同的，但有细微的差别。传统价值的概念将其视为一个数或一条线，而价值球是将其视为一个体。并且价值球的引入，更便于对价值投资的理解。价值投资是一种踏踏实实的投资，正如巴菲特所说；“如果你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奔跑是没有用的。”

四、基于鱼缸模型对证券市场价格及走势机理的基本认识

投资者投资的目的无疑是获得收益，在具体交易时投资者一定会为自己的投资行为找到自认为可依赖的理由，客观上也就产生了相应的预期及交易。在模鱼的一呼一吸之间，一方在反向预期转为正向预期的引导下买入股票，而另一方在正向预期转为反向预期的引导下卖出股票。市场的价格与走势也由此而产生。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虚拟经济中的金融市场交易价格的直接环境是一个虚拟的预期“氛围”，它是由持币者与持仓者的预期构成。在此将这种预期的“氛围”定义为预期场。如通常所讲的电磁场，虽无形却存在。其中货币、股票在此只是预期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讲，投资者在市场中买股票并不是他们需要这个股票本身，而是为了股票具有的可预期的属性。而这种预期的大小、方向又是投资者自己赋予它的。那么证券市场的价格也就不是简单供需关系所决定的。因此关于价格走势的研究必需对载体与预期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市场外部环境，（2）上市公司，（3）价格，（4）资金流动，（5）股票发行与退市，（6）预期场。其相互关系概念性的描述如图3所示。

在上述各项中，除股票的发行与退市是由相关的发行制度及政府针对即时市场特殊状况而决定的。其余各项都存在着相互的作用。投资者会根据有关各项的部分或全部信息产生其预期，预期下的交易行为产生价格，而且任何一项的作用在预期产生过程中的权重受制于其它项的作用。相反的作用亦同时存在，价格走势会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预期，预期直接影响着甚至决定着资金的流向，预期会影响投资者的消费，预期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投资，甚至股票的价格会影响到其贷款能力，品牌影响力等等。因此研究证券市场价格及走势，就必须对模型的整体加以研究。

五、基于鱼缸模型对学院派中有关市场走势的金融理论的基本认识

在证券市场相关金融理论中，对于价格走势的基本理论，是漫步随机理论。该理论认为股价的变动是随机且不可预测的，其波动的原因是外部环境的各种事件，信息等造成的。对于外部环境，主要是经济环境的评价，现代金融学已建立起了许多评估参数与模型。对于外部环境与股价波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有有效市场理论，假设投资者是非理性的，有混沌分形理论等。另外现代金融学大量的理论是关于投资组合、定价模型、风险评估等的研究，其潜台词就是：既然预测不了天气（漫步随机），那就尽可能合理的整理行装、规划旅程（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对理性的最好诠释）。关于市场价格走势，行为金融学做了大量研究。通过对投资者决策偏差的研究，建立的BSV模型。通过投资者自我评估能力的研究，建立的DHS模型。将投资者区分为消息观察者与惯性投资者加以研究，建立的HS模型。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对预期产生背后的逻辑作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是多逻辑不确定性的，并对其作了大量的进一步研究，但是其研究结果距市场投资运用仍有较大的距离。显然学院派对于金融市场走势的本质认识是清晰的，有些理论也得到了一些实证支持，但是普适性有限，理论探索之路仍将是漫长而又艰辛的。因此对于市场中追逐价格走势的投资者而言，市场派的分析理论与方法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

六、基于鱼缸模型对市场派关于市场走势分析方法的基本认识

市场派的分析有两个方面，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分析。基本面分析是指通过经济学，金融学，财务管理学及投资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公司有关价值或价格的基本要素的分析，决定投资行为的一种理论。为了区分基本面分析理论与价值投资理论，本文将通过各种基本面要素分析，研究目标为价值球的理论，称之为价值分析理论，而研究目标为模鱼，也就是市场价格及其走势的理论，无论是定性研究或是定量估值，皆称其为基本面分析理论。技术分析是指以市场走势为研究对象，以判断市场趋势进而决定交易策略的方法的总和。技术分析的基础是三大假设：市场包容一切，价格以趋势方式运行，历史会重演。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理论上对市场走势的认识有待进一步突破的情况下，市场派准备了两手。一手就是基本面分析，其逻辑就是，既然还没有研究清楚市场各相关因素与价格走势的准确逻辑关系，那么就将除价格走势以外的其它因素定性划分为利多与利空。另一手就是技术分析，其逻辑就是，在所有与预期产生的有关因素中，预期与价格走势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主导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是在其它诸多因素的背景下完成的（市场包容一切）。并将这种预期与价格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称为趋势，不同系列正负反馈交替占优（势）的结果，就是上涨趋势、下跌趋势或各种震荡形态的趋势（市场以趋势方式运行）。而这种预期与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市场阶段性的主导作用的时期不时会出现（历史会重演）。由此可以理解基本面分析与技术面分析的三大假设所产生的背景及原因。我相信这两大分析理论产生时，其相关创立者是有这样的认识的，甚至可能还有更深刻的认识。关于其它具体的技术分析理论，无论创立者介绍或者没有介绍其创立时对市场的基本认识及思路，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其理论或方法的展现一探究竟。很多技术分析理论虽然在实践中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其精妙的思路、方法仍可为后继的研究者提供很好的借鉴。然而市场中有些所谓的技术分析理论、炒股秘籍已经走的太“远”，不去研究市场中哪些认识还未被发现，哪些认识还有待深入，在一堆莫名的大道理之后，剩下的只是在图表、数据中“发现”，已经纯粹的沦为看图说话。一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是实践（发现）、理论、实践（检验）。而伪理论常用“道理很简单”来代替。这也是市场派被学院派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总结

本文提出了鱼缸模型及价值球，预期场等概念，鱼缸模型是为帮助投资者对市场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价值球概念的建立便于更完整的理解上市公司的价值及价值投资理论。预期场的提出是便于投资者对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有一个了解。市场派与学院派并无本质的矛盾，市场派的两大分析方法只是在理论界的认识还有待发展的情况下，做出的实用性处理。由于本文重点是模型及有关概念的简介，并未作进一步展开，关于预期场的各种相互作用，预期冲突的产生等等，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关于技术分析，笔者将在《对证券市场走势分析方法的再认识》一文中，以一个简易的开放的非线性体系模型来类比市场走势，对技术分析以及技术分析中某些常用的关键概念的误区作进一步论述。

参考文献

[1]本杰明·格雷厄姆，戴维·多德，证券分析[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09）.

资本市场形势范文第2篇

关键词：武汉市；经济转型；比较优势；竞争优势

基金项目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5730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大鹏(1981-)，男，湖北成宁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发展、政府间竞争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63WH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6―1096(2008)05―0054―04

收稿日期：2008―05―08

一、引言：武汉市竞争力衰落

在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史中，曾被冠以“大”字的，一个是上海，一个是武汉。建国之初，得力于新中国的产业部署，武汉从一个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一跃成为新中国的工业重镇，“大武汉”名至实归。1950年―1982年，武汉经过30年的建设，形成了具有一定水平，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基地和工业中心。到1982年底，在全国25个大中城市中，武汉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实现的利税额排名，均居第4位。近年来，武汉市的城市竞争力排名早已被挤出前10名。表1显示了武汉2002年、2004年和2005年的城市竞争力排名以及相关指数。

从城市竞争力排名来看，2002年武汉的城市竞争力已经下降到16名，2004年和2005年排名出了前20名。2002年和2004年，武汉除了在区位、人才、科技、资本等4个方面排名比较高，基础设施有所进步外，其他都在30名开外，2005年，就竞争力的指数来看，武汉市规模指数、结构指数和就业指数排名比较靠前，效率指数和效益指数比较滞后，质量指数和增长指数排名严重滞后；就单项竞争力而言，除了公共部门竞争力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创新相关的竞争力保持了原有的水平外，企业本体竞争力以及生活、商务、社会三项环境竞争力仍然比较低。

武汉市排名较高的几项内容基本上都是其传统比较优势：区位优势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人才、科技优势源于武汉历史上所建立起来的高校和中部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本优势源于武汉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基础设施则是建国以来国家重点发展支持和所形成的；规模指数、结构指数和就业指数排名比较靠前源于其传统资源禀赋优势。虽然在生产要素的禀赋上，武汉市具备良好的比较优势。然而，无论从城市竞争力，还是从区域经济增长率来看，近年来武汉的发展结果并不理想。

二、武汉经济竞争力衰落的困境：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发挥

比较优势是亚当・斯密(1776)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有竞争力，就必须有相对最低的生产成本。李嘉图(1817)进一步指出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的最主要原因，并提出绝对和相对比较优势概念，深化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市场力量会引导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应用在比较有生产率的产业。Heckscher(1919)和Ohlin(1933)进一步发展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在各国的技术相等，规模报酬不变且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率随着投入的增加而递减的情况下，生产方式决定于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差异。国家或地区应生产和出口资源禀赋相对丰富的产品，进口资源禀赋相对稀缺的产品。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应多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丰富的国家应多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林毅夫(2005)认为现在经济学讲的比较优势是从各个国家的资本、劳动力和资源等三方面经济要素的比重结构来分析，如果一个地方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则应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品，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反之，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就应该发展资本密集产业，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产品，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自然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政策全面或部分地改变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促使本地区企业(或产业)的生产成本低于竞争对手。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技迅速发展，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在促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时面临困境。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法则对很多地区或产业来说根本不实际，因为生产要素比较优势法则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它假定技术具有普遍性、生产本身没有差异性、国家资源是固定的(波特，1990)。在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中，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并不能扮演决定性作用，以生产成本或政府补贴的比较优势的弱点在于更低生产成本的生产环境会不断出(波特，1990)。今天具有的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竞争优势，明天这些竞争优势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优势所取代。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和新知识的产生，新的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将会迅速出现，同样也让以传统资源为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迅速失去其竞争力。以劳动力或资源等初级生产要素或以粗放型生产为优势的产业往往进入门槛不高，容易复制。这些产业也是其他地区优先发展的产业，从而存在很多的竞争和过多的投入，从而导致激烈乃至过度竞争。由于竞争，很快该地区不但会失去其比较优势，而且还会因资产专用性而被“套牢”，产生路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这类具有比较优势产业支持越多，则越容易“套牢”，引起产业同构，陷入恶性竞争的困境。

波特(1990)在对各国产业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困境的系统考察基础上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竞争优势的持续力取决于三个重要条件：一是特殊资源优势。从竞争优势的持续力来看，资源的重要性有层次之别。低层次比较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和便宜原材料，是很容易被模仿取代的，竞争者可以寻找新的廉价生产环境和资源来复制这类竞争优势，使得原有的竞争优势丧失。低层次竞争优势还包括以竞争者能取得的技术、设备和方法发展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这种成本优势会因新的生产技术或方法出现而消失。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则包括高级技术、创新力，具有难以复制性、差异性、可以培育新的优势性。二是竞争优势的数量与种类的越多越好。如果一个地区或产业只靠一种优势维持竞争力，其竞争者就可以集中资源在这一领域，培育或复制这种优势。优势越多，越难培育和模仿，并且优势能够互补和相互加强，从而使竞争者难以赶上。三是竞争优势是一种持续的改善和自我提升。一个地区或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创造，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地改变和提升，在竞争者赶上旧的优势时，已发展出新的优势。波特进一步提出一个产业(或地区)培育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生产要素、机会、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政府等6方面互动和有机组合(波特，1990)。

本文旨在强调在知识和信息时代依赖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局限性，但并不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应被竞争优势理论全面取代。本文认为一个地区应该依据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定位优势资源，调整发展战略，实现竞争优势。创造竞争优势关键在于通过对经济竞争处于不败之地的优势进行定位、发挥和集聚。竞争优势形成不是说不需要发挥比较优势，而是说不能以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静态地或简单地发挥。竞争优势形成既要动态和高端释放比较优势又不被这些比较优势套牢，同时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集聚和创造现实中没有优势但又需要的优势，最终形成竞争优势持续创造。本文在分析武汉市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的局限性基础上，运用竞争优势理论来分析武汉经济竞争力衰落的原因：

(一)产业结构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发挥

首先，产业结构以粗放型和外延型增长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先后实施了一条“学先进、找差距、搞赶超”的发展战略，学习广东经验，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学习江浙经验，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学习上海经验，大力发展区级经济(何小梅，2004)。在学先进、找差距和搞赶超过程中，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发挥，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优势资源定位不准，造成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相关产业的拓展和产业整体升级的力度远远不够。这使得武汉市的工业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光电子信息产业等优势产业，没有形成聚集效应；以汽车制造为重点的现代制造业，其经济规模和产业链的优势不明显；生物工程及新医药、环保产业仍在培育中。在产业发展上，武汉市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发挥，未能及时定位优势资源，从而在原来的竞争优势丧失时没有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其次，产业发展重点不突出，支柱产业未能做大做强。武汉市很长时间坚持“大而全”产业结构发展。如“十五”期间。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方案为“五大产业基地”、“五大功能中心”、“以十大产品为主导的农业产业体系”。武汉市发展“大而全”的产业结构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在上述方面具有生产要素比较优势(资源、区位、劳动力和重工业密集资本优势)。而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都可以流动，并且这些传统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容易复制。另外，产业结构调整“大而全”，看似全面，实际上有着明显的不足：一是重点支持的产业过多，无法集中力量打造新时期具有竞争优势产业，形成“集聚效应”；二是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法与手段不突出，资金、技术、人才、制度等几个要素中孰轻孰重，没有明确。如，在武汉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中，高新技术产业是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的，但“新”所包括的范围不够清楚。三是产业发展脱节，没有形成关联型与支持性产业结构。一方面，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缺乏有机融合，不能相互依托发展，制约着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第二、三产业不能相互依托发展。虽然武汉第三产业中的消费业较为发达，而对武汉的制造业有着极强促进作用的金融业、信息服务业、物流业等生产业的发展不足，造成服务业与制造业相脱节，工业发展缺乏足够的支持，自身优势未能得到整合(冯健、袁林，2004)。

(二)经济体制改革力度不够，缺乏竞争优势的持续创造能力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配置国有企业需要的资源和产供销，因此一个地方的国有企业越多，规模越大，则越有竞争优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武汉市拥有大量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成为武汉经济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因本身固有的软预算约束、政企不分而失去了竞争优势。武汉市的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长期出现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等现象，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受体制和政策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缺乏竞争力和活力；同时，政府在市场培育方面力度不够，导致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不高。这导致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没有被充分激发，产业经济效益低，财源少，城市建设发展慢，没有成为武汉经济发展持续创造竞争优势的源泉。

(三)城市功能定位不明确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不存在市场竞争，武汉市城市功能可以凭借具有资源、能源、区位、劳动力和历史工业基础以及国家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传统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取得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传统生产要素的优势，容易复制和培育，已经不能代表优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知识、资本、制度、创新等“软要素”成为现代重要的优势资源。武汉市仍然采用传统比较优势发挥方法，一方面，在城市功能上与中部老工业城市存在大量雷同。没有动态定位城市功能，陷入中部老工业城市间恶性竞争的困境中；另一方面作为中部的老工业城市，武汉市以传统行政区为单元推动经济发展、制定政策及评价标准，导致所辖区(县)之间盲目攀比，过度竞争，不能有效发挥整体优势。这种以传统比较优势谋发展的方式，没有很好整合自身优势，也没有有效地聚集外部优势，从而被东部城市迅速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技术代替，失去了竞争优势。

(四)机会缺陷

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地区竞争环境也会发生改变，其竞争优势也会相应改变。在计划经济时代，武汉市由其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以及历史重要性，成为国家重点发展城市。国家为武汉市发展注入许多资源和项目，从而为提升武汉市的竞争优势创造了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非均衡发展的战略，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中央倾力打造珠江三角洲，80年代中后期重点建设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期重点打造津京唐和渤海湾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行西部大开发，2003年实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计划。每一次政策似乎都与武汉市有关，但是事实上又与武汉市无关。作为中部老工业城市的武汉遭遇了政策的边缘化，原来的政策优势迅速失去。同时，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相当于从更高层面为东西部地区注入了优势资源，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创造了培养竞争优势的机会。武汉市不但失去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给予的机会，而且丧失了发展竞争优势的新机会。

三、实现经济成功转型：从比较优势发挥到竞争优势创造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明确提出，支持中部地区发挥优势，促进中部崛起。2007年12月武汉市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东部地区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延伸。这些为武汉经济发展带来了历史机会。武汉市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从城市发展战略、机会、市场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政府体制等方面构建竞争优势钻石体系，跳出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创造出持续的竞争优势。

(一)精心设计发展战略，明确城市功能定位

在城市功能定位，武汉市应以市场为导向，重新定位和集

聚新时期优势资源，构建中国内陆现代制造业中心、流通中心和科教中心“三位一体”的体系，创造出相互依赖和相互加强的多种竞争优势。

1、中国内陆现代制造业中心。武汉具有成为中国内陆现代制造业中心的基础：(1)产业配套能力强。经过建国后多年来的发展，武汉制造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目前已形成了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体，钢铁、汽车、机械、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以服装、食品、医药、化工等为优势，电力、交通、通信为依托的门类比较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2)处全国经济地理中心，区位优势明显，有利于现代制造业的发展。(3)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逐步提升。(4)“大市场、大流通”格局初步形成。武汉是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也是我国商贸重镇，物流硬件比较完备，市场辐射面广。(5)科技发达、人力资源丰富，是我国最重要的科教基地之一。但要打造成为中国内陆现代制造业中心，必须摆脱传统比较优势思维的束缚，走发展竞争优势的道路：发展要有所选择，不能依赖于传统的巨大投资、廉价劳动力、区位和体制改革等已“过时”优势；重新定位优势资源，整合和创造内外部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信息等现代市场经济优势资源；通过各种联系，使内外优势资源融合利用，提高制造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2、中国内陆流通中心。武汉是全国的交通中心，具有发达的交通(包含运输与电讯)和流通(商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比较优势，并且是中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具有打造内陆流通中心的基础：(1)较强的市场辐射优势。武汉商品市场发展，各类专业、商品批发交易市场发展势头强劲，是我国五大商业中心之一。(2)全国的交通枢纽。具有世界大城市中极为罕见的优越的航运条件，以长江为干，并接纳了汉水，构成庞大的水网；同时也是全国的铁路和公路枢纽之一。(3)要素市场初具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建材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科技人才市场、金融服务等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武汉打造中国内陆流通中心，不能以上述比较优势的发挥作为战略本身，而是重新定位新时期交通运输、内地交易、对外经贸、金融等优势，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支持，进一步集聚现代流通中心所需要的内外部优势资源，促进新时期竞争优势形成，使这些优势相互支撑和强化，最终形成集聚效应。

3、中国内陆具有现代科教中心。武汉是中国重要的科技和教育“大市”，科教实力雄厚：拥有一大批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大型企业，荟萃了大批技术人才；具有雄厚的工业支持，全市建有4个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4个高校科技工业园区，东湖开发区是全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通讯、生物工程、激光、微电子技术和新材料等5个领域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武汉资产存量和开发潜力大，已具备建设技术创新与扩散中心、教育中心基础的条件。在打造现代科技和教育中心时，可以通过定位和集聚新时期优势，实现从科教“大市”向科教“强市”转变，具体做法应是：(1)加大对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和创新投入，通过内培外引，集聚内外的发展优势资源，促进城市科技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2)探索一条企业、高等院校、政府长效合作模式，实现企业的资金和技术、高校的人才和科研能力、政府的政策等优势资源整合。(3)采取竞合的发展战略，集聚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外部优势资源，做到外部优势资源的内部化，内外部优势效应的共享化，为科技和教育创造广阔发展空间和市场空间。

(二)抓住发展机会

目前，国家实行中部崛起发展战略、东部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以及武汉市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些都为武汉经济转型带来的新的历史机遇。武汉市一方面应该尽可能从中央争取更多政策支出，降低培育和创造城市经济的竞争优势成本，从更高层面促进竞争优势的人为创造。在财政政策方面，争取中央加大武汉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优惠财政政策，支援企业向创新性企业和适应市场竞争企业转型。在产业政策方面，争取更多产业扶助政策，如允许在武汉市创业的高新企业享受优惠待遇，一些产业实行“同等条件，适度放宽”的扶助政策。另一方面，重新定位新形势下的优势资源，利用“两型社会”的实验权，探索新的工业化和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为武汉经济的竞争优势创造基础和动力。

(三)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发挥政府的作用

在竞争优势创造过程中，政府政策既能影响的优势资源集聚，也会影响到市场需要条件，同时也会影响到相关和支持性产业培育和发展以及同业竞争。政府的角色既可以是正面的可以负面。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武汉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武汉市应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建立服务型、法治型政府，具体做法如下：(1)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政企分开，政府在参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中，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2)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强政府投资管理和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健全政府投资的责任追究制。(3)加快政府管理创新。加强政府流程等创新，为经济转型提供有利条件。(4)推进政府机关工作规范化、服务标准化、提高行政效率、从严控制行政成本。

(四)提高市场化程度，激发市场活力

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激发市场活力，是实现城市经济竞争优势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对市场化相对滞后的武汉市来说也尤为关键。当前可行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1)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引导外资、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改组、改造，大力发展混合经济，在国有企业中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加强创业辅导和引导，为初创型和二次创业的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指导、信息和融资等服务，为其发展创造有利外部环境。(3)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促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4)用好财政专项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支持产业调整和升级。

资本市场形势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台资 优势 作用 基本趋势 区域联动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077-04

进入新世纪后，国际经济形势与格局出现了新动向，国际资本与国际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的迹象明显。继第一波连续的制造业转移之后，近年来服务业的转移也已初显端倪。在这个演进过程中，长三角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吸引外资高潮迭起，从而使长三角不仅被誉为全球第六大都市圈，而且也有可能塑造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之一，以及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集聚区域之一。在如此的大背景下，伴随着外资大规模涌入长三角，台资对长三角产业的崛起及产业体系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台资进入长三角发展的区域优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本地化趋势的融合发展以及知识经济的快速推进，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内在潜质最佳、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的首位经济核心区，也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率先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区域。在如此态势下，长三角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核心的现代产业发展的区域优势再一次凸现出来，而这些区域优势实质上又是台资大举入驻长三角的主要因素。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经济要素的组合优势。长三角是当今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对全国乃至全球的资金、高新技术、高素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成为人口流动、资金融通、技术交易、商品流通、信息汇集和中枢管理等经济活动的高度集聚地。资本充足、信息汇流、科教领先、技术创新与人才汇聚的有效结合，形成了长三角地区经济要素的组合优势，并使得该区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要素增值中心以及经济发展极。

其二，经济成长的后劲优势。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长三角已经呈现出发展腹地深、增速快、后劲足的经济成长态势。从发展腹地来看，长江流域经济带是处于长江口的长三角都市圈成长的重要空间依托和支撑。从经济增长来看，江苏、浙江、上海已连续十几年来年经济增长速度均超过了10%，并一直保持了经济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良好势头。从发展后劲来看，长三角较高的经济增长活力已经使其成为资金流、人才流、商品流、技术流和信息流“五流”交汇之地，成为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的重要区域，成为跨国公司和国内著名企业理想的投资场所，成为推进长三角都市圈崛起和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源。

其三，群落规模的经济优势。在长三角区域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产业群落、企业群落与市场群落之间相依相伴、相辅相成的内在共生关系。例如，上海以全国以及区域性要素市场群落为中心，集聚着一大批与要素市场相关的产业群落和企业群落。又如，作为“市场大省”的浙江省，因为拥有一大批专业市场而催生出了一系列的特色经济区块。截至2005年底，浙江全省共有商品交易市场4 008个，年成交总额7 173亿元；年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有556个，年成交额超10亿元的市场有120个，年成交额超100亿元的市场有10个[1]。可见，这种产业群落、企业群落和市场群落的共生集合体，为长三角集聚与辐射功能的增强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四，制度创新的领先优势。在长三角区域中，经济体制、市场体制、管理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粮食流通体制、财政税收制度、企业制度、产权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的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一直走在全国首列。这些制度上的创新以及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完善，不仅为长三角的组织创新和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也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创造了可以相对比照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并获取先发优势。因此，制度创新的整体效应同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向长三角转移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也为台资入驻长三角奠定了制度条件。

其五，交会融合的环境优势。一方面，长三角区域有着比较完善的市政基础设施、城市内外交通体系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有着比较规范的信用制度和市场秩序；有着比较良好的国内外人才发展创业的制度环境和创业环境等。区域发展环境的逐步优化，为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企业的迁入提供了有利条件，极大地增强了区域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另一方面，长三角区域已初步形成了具有开放精神和开拓精神的文化氛围，并具有较强的文化亲和力。同时，作为我国南北文化的交会地带，具备了南北文化的优秀基因，从而使多类型文化在此交相辉映，异彩纷呈。

台资助推长三角产业的崛起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台商投资大陆逐渐自南北上的过程中，长三角已经成为大陆台资最为集聚的一个重要区域。当前，台资在长三角集聚的现实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台资以制造业形态为主，生产加工逐渐形成网络。就当前和未来发展的态势来看，尽管台资在长三角的投资领域有向纵深拓展的迹象，现代服务业的项目开始增多，但仍然有70%左右的项目是工业性项目，制造业继续是台商投资的重点领域，并且正在向着网络化的格局推进。如此态势的形成，不仅使台资成为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长三角塑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

其二，台资的集聚程度比较高，生产布局逐渐开始清晰。台资在进入长三角的过程中，逐渐开始出现向一定区域和重点开发区集中的趋势。例如，苏州利用台资的总额已居全国首位，并逐渐成为全国台商高度集聚的一个重要区域，尤其是昆山的台资与台商集聚程度之高，更为国人所知。又如，长三角区域内有不少城市中都设有台商工业园区，这些园区都已经成为台资和台商高度集聚的重要载体。

其三，台资的高新技术项目逐渐增多，生产结构逐渐转向高级。与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陆转移的趋势相适应，台资进入长三角的高新技术项目开始增多，其中电子、机电、资讯等技术密集型项目已经成为台商投资的新热点，并在区域内形成了一批具有产业集聚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这一趋势的逐渐形成，对于调整与完善长三角制造业的现实结构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四，台资向大型项目方向发展，集聚效应更加显著。台商刚进入长三角时，以中小企业的投资项目为主，进入新世纪之后，台商的投资规模不断向大型化方向发展，台湾的不少大财团、大企业都在长三角有大项目布局，其中还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大项目。如入驻在上海的台积电、旭庆半导体、华硕科技等，而这些大项目都具有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的显著特征。又如，从上海台资项目的动态趋势看，平均单项投资额：1995年为108.2万美元，1997年为128万美元，2002年为388.9万美元，2003年为422.6万美元，2004年为482.6万美元[2]。

其五，台资向现代服务业渗透已初露端倪，投资结构开始出现转化。继台商投资第一波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之后，近年来台商投资的现代服务业在长三角区域日见增多，投资领域更加广泛，投资规模也不断增大。例如，台资的“乐购”、“好又多”、“大润发”等大卖场在上海已家喻户晓，而现代物流企业大举进入、金融机构加快登陆、创投业者纷纷开始落地等，都预示着现代服务业将会成为台商投资长三角的一个新热点。

台资在长三角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和中国区域经济的不断协调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的格局也会出现新的态势，这无疑将对长三角的台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台资在长三角的未来发展有可能会呈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趋势：

其一，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开发重心的转变，增量台资“北上西进”开始呈现。当前，随着中国大陆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及沿海三大都市圈板块经济的区域战略态势逐渐形成，上海的浦东新区、天津的滨海新区、郑州的郑东新区、沈阳的沈北新区等“四大新区”又进一步奠定了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新格局，这就必然使得增量发展中的一部分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向长三角之外的其他区域转移，而在这过程中的增量台资也将会踏上“北上西进”的节拍。

其二，基于长三角区域功能和产业能级的不断提升，一部分台资的传统制造产业将会出现向外转移倾向。由于长三角是中国大陆实现东部率先发展的重要区域，当前正处于城市功能和产业能级“双提升”的发展进程中，再加上受到区域内资源、能源、环境以及劳动力等条件的相对约束，一部分台资的传统制造产业必然会出现逐渐向内地进行梯度转移的趋势。

其三，基于台资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台资的先进制造产业将会在长三角不断得到集群发展。随着台资企业产业升级的客观要求以及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的逐渐推进，在台资的传统制造产业出现一定程度上梯度转移的同时，台资的先进制造业将会继续在长三角得到集群发展，尤其是技术密集度和资金密集度“双高”的制造业仍然将得到集聚发展。

其四，基于长三角经济转型的需要，台资的现代服务业将会成为入驻长三角的新亮点。当前，随着中国加入WTO后过渡期的结束，长三角地区正处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进程中，这就为台湾现代服务业更多地入驻长三角提供了战略契机，而近年来台资服务业在长三角区域内主要城市的发展就是一个印证。

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区域联动发展

为了进一步改善长三角的整体投资环境，吸引台资进一步集聚长三角，长驻长三角，长三角各城市很有必要在加强区域合作和联动发展的基础上，共同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域。本着如此的宗旨，长三角的区域合作和联动发展应进一步向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其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一体化。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国际、区际、区内、城市各层次配套的综合交通、通讯网络。形成以浦东国际机场为国际枢纽机场的区域机场群落，初步建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框架，实现区域港口的合理布局与分工。依托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都市功能的互补，联手进行环境整治，使多数城市的大气和水的质量达到或接近国家规定的环境质量二级标准，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其二，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一体化。以市场一体化为核心来推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形成区域商贸网络，加大商品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统一规划要素市场网络建设，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要素市场体系，尤其是金融、人才、技术、产权等大市场。各类专业市场和特色市场继续形成合理布局与分工的态势，并以壮大高科技产品和中高档商品市场、开发新型商业形态为主攻方向。进一步繁荣农副产品市场，在上海形成各城市内外贸产品的储运基地。形成长三角大旅游圈，联合开发建设环太湖旅游带、沿海旅游带、滨江旅游带，以及推动区域内的旅游连锁经营。形成统一的经济运行和市场监管制度体系。

其三，是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的一体化。根据长三角各区域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层次，来选择各城市的支柱产业。处于工业化发展早期向中期过渡阶段的城市，可以在轻工业领域和基础性的重工业领域选择劳动、资金密集型支柱产业；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的城市，可以在重工业中的深加工工业领域选择资金、技术密集型支柱产业；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城市，可以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领域选择支柱产业；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迈进的上海，应当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高新技术制造业等领域选择支柱产业。同时，不同层次的城市之间形成分工和协作联系。

其四，是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体化。按照已有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形成长三角新兴的产业链，以及规模型、集约型的生产体系。一要形成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整合域内产业资源，形成相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带。共同提升技术水平，推进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积极发展污染少，市场需求大的都市型制造业。促进外向型产业的发展，增强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二要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中心。整合域内的技术开发、成果孵化、融资中介、市场拓展等功能，联合建设高新技术产业链、产业带，尽快形成产业规模，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三要形成企业制度的创新中心。通过产业整合、要素优配、制度建设等，使各种资源向优势企业、优秀企业家集中，培育一批承担增长极发展、参与国际竞争重任的国内行业龙头的骨干大企业，形成更加高效的产业组织规模。共同优化域内的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大企业、国内各类行业协会的进入，形成大企业和行业协会的集聚中心。共同构筑域内企业产权交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推进企业制度建设的多元化。

其五，是经济运行与管理机制的一体化。为此，一要架构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主要领导联度会议制度，研究并确定重大事宜。二要建立“都市联盟”来统一行使跨界职能，协调政府际的利益、解决政府之间的公共服务问题。三要由长三角15城市市长开联席会议，具体协商区域内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问题和相应举措。四要建立长三角15城市台办、协作办工作联系制度，定期相互交流信息，为企业的跨地区经济合作作好服务工作。

其六，是制度构架与政策措施的一体化。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方面，要加强行政协调，联手构建统一的制度框架和实施细则，实现区域制度架构的融合。要联手制定与协调各城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为多元化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要联手制定统一政策，着力营造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无差异的政策环境。认真疏理各城市现有的地方性政策和法规，熨平各城市在税收等特殊优惠政策方面的差异，对各种经济主体实行国民待遇。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地方政府统一执法和依法执政的水平，推动地方政府管理和调控政策的规范化和法制化进程。

注释：

资本市场形势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大型零售商场/资本经营/战略

【正文】

企业扩张战略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内部管理型战略，通常体现为在现有资本结构下通过整合内部资源，强化管理（包括控制成本、提高质量、组织调整、市场开拓等）维持并发展企业竞争优势。另一种是外部经营型战略，也可称之为资本经营战略，它旨在通过吸纳外部资源，调整资本结构，包括组建合营企业、吸收外来资本、战略联盟、兼并与收购等途径发展新的核心能力。内部管理型战略实现盈利目标的方式是单一的，而外部经营型战略则是全方位的。在目前条件下，企业通过内部挖潜各自为战，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限制，强调企业利用外部经营型战略，对我国大型零售商场持续发展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我国大型零售商场的战略转变将会有助于企业摆脱困境，确保在市场竞争中健康发展。

一、战略转变是摆脱困境的出路所在

我国大型零售商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自1995年以来，利润下降，效益滑坡，继1995年“亚细亚”在广州的一个大商场停业后，全国不少大商场亦相继停业整顿，大型零售商场的市场占有率已由1993年全国最大的100家大商场销售收入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6％，下降为1995年的2.9％。大商场面临困境的直接原因是供给过剩，大商场经营趋同，缺乏特色，购买力被逐步分流。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国内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企业产权的流动，企业的破与立、分与合将成为必然，大型零售商场的存量资产如不实现重组，突出经营特色，就难以立足。资本经营战略使经营者面对更为广阔的经营空间，打破所有制、地区、行业的限制，面对整个世界市场，实现资本的最大增值。企业从产品经营向资本经营战略的转变是摆脱困境的出路所在。

商业企业资本经营战略的实施在中国已初见成效。武汉汉商集团原来只是汉阳区的一家规模与名声都不大的市场，该商场抓住改革的机遇，先后兼并了汉阳砂轮厂、汉阳服务公司、汉阳饭店、汉阳晴川工业品经销公司、汉阳副食商场、武汉商贸城等多家企业。通过多次兼并，汉商集团由原来的年销售不足五千万元，利润不足三百万元发展成为年销售收8.8亿元，利润5700万元的大型商企集团，跃居武汉商界第三强，进入全国商业一百强。杭州“解百”先后在义乌、临安、萧山、东阳开设了四家分店，总面积达2.3万平方米，已超过总店面积，从而大大增强了辐射范围。武汉汉商集团，杭州解百等企业通过实施资本运营战略而成为商界成功的典范。

二、战略转变是寻求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

近年来，专业市场、专业商店、超市、连锁等新兴零售商业在国内迅速崛起，外资零售企业也正全力开拓中国市场。这些零售渠道的开通必将对大型零售商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如何迎接挑战，确定竞争优势是摆在大型零售商场面前的紧迫任务。专业市场、专业商店的竞争优势在于低价格、挑选性强、市场目标清晰、特色鲜明、经营方式灵活；连锁店、超市的竞争优势在于购物环境简洁、宽松，以便利、快捷、廉价的特色吸引越来越多的顾客；外资零售业优势在于先进的管理方法和营销手段。我国大型零售商场的优势在哪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我国大型零售商场经营的商品大都无所不包，呈现大而全的特点，专业经营某一类或几类商品的不多，在诸多商家瓜分市场的情况下，如此分散的经营范围很难形成独具个性的竞争优势。而一些发达国家则不然，如日本的“伊势丹”专门经营高档商品，“八佰伴”则专门经营中低档商品。在品种上，美国西尔斯公司的每个大商店都只经营六大类商品，看起来好象是6个专业联号构成，这样每一商店都拥有自己的主力商品，而不是缺乏特色，经营雷同。如何根据市场细分，明确定位，实现大而专？资本经营是一个有效的捷径。资本经营能够冲破地区、部门、所有制的限制，借助企业外部力量克服自身资源的不足，实现资产结构的优化重组，进而更有效地满足顾客的需要，确立企业的竞争优势。

三、战略转变的方式选择

国际上成功的大商家、大企业无不以资本经营为重点，以资产经营为纽带开展资本扩张。资本经营从本质上要求生产要素的配套以效益为中心进行流动，这就意味着效益不好的企业面临着收缩与撤退的选择。与企业扩张相对应的是企业收缩战略，企业收缩技术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产生并已迅速成为一种新兴的资本运营方式。商业企业实现资本经营战略的方式主要有股份制改造、收购兼并、无形资产运营。其中无形资产运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上海华联商厦充分利用自身的品牌优势在市内外建起了57家超市和无锡华联、浙江华联等关联企业，成功地开辟了企业发展的新途径。短短4年时间，华联商厦已从当初的一家商业零售企业发展成为上市公司的龙头，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8家企业集团，其资产规模也由当初的1.7亿元发展为今天的13亿元。

资本市场形势范文第5篇

【关键词】市场；有效性；白噪声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6-066-01

一、问题的提出

资本市场的发展目标就是形成一个高效率，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而衡量市场的效率和资源配置的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资本市场的有效性。1967年，罗伯特在一次讨论会上没有公开发表的发言，将有效市场从信息集的角度在形式上分为弱势有效市场，半强势有效市场，强势有效市场。

弱势有效性的检验主要验证从股票价格中是否可以发现任何能识别和利用的规律来预测未来股价的变化从而获得异常收益。常用的检验方法主要有：随机游走检验、游程检验、以及"过滤法则"、"周内效应"或"周末效应"。

股票市场作为我国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的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有着深远影响，因此对股票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也就有着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二、实证分析

标准普尔指数是美国最大的证券研究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编制的股票价格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里的500家公司市值总额占纽约证券交易所所有股票交易总额的80%，有很广泛的代表性。上证综合指数，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全部股票为编制对象，能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某一时点股票价格的全面变动情况，广泛考虑到行业分布，兼顾公司的不同实力和规模，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本文分别选取1950年1月至2012年5月的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月度数据，1991年1月至2012年5月的中国上证指数月度数据的收盘价为样本，数据均来源于雅虎金融数据库。

要检验市场是否是弱势有效，即是检验股价是不是符合随机游走。根据实际情况，对两个指数分别取对数进行一阶差分得到股票指数的对数收益率。因此问题即转化为检验股票收益率是不是一个白噪声过程。若证券市场是弱势有效，则收益率是白噪声过程，反之则不是。

三、结论分析

分别选取1950年1月至2012年5月的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月度数据，1991年1月至2012年5月的中国上证指数月度数据的收盘价为样本，实证检验结果得出：美国标普500指数月收益率符合随机游走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检验结果表明其符合弱势有效市场；中国上证指数月收益率不满足随机游走过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检验结果表明其还未到达弱势有效市场。

对于国内股市的发展，建议政府作为市场的监管者，适度的降低对市场的干预，最大限度降低"有形之手"对市场的影响。而投资者也要理性投资，避免从众心理，要注意投资成本和分散风险，可以通过基本分析构建最优投资组合，以最大程度的获得收益或减少损失。

参考文献：

[1]俞乔.市场有效、周期异常与股价波动[J].经济研究，19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