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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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学理论 范式 转型 多元化

在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里开展了一场极具深意的文学理论研究运动，它以文学理论、“后”理论等为支撑，涉及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文学理论反思。在这场运动中，人类对文化建构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划分，提出了宏观意义上的解构与重建的立题，在这一文学建构的过程中进行自省式反思;同时，在这一场文化运动中，更为深刻而具体的表征性转变即是对文学理论概念的大讨论，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文化学者们都以质疑的态度对文学理论进行了省察和批判，对于文学理论的纷争性讨论，构建了西语学界的文化体系。我国在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所之甚少，传统的理论范式已不能实现其现实功效，“理论的焦虑”和“范式的危机”已经侵入到我国的人文学科领域，人文的缺失已成为理论研究的迫切议题。

一.范式理论的经典概念

美国学者库恩提出了“范式”理论，成为了公认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成果。范式理论有其基本的两个核心元素：范式吸引了一批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成员;范式又为重组的共同体提供谜题和问题。统一而论，范式在同一种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方法论的基础上，在其模型为广大科学实践者所接受的基础上，对这一特定的科学共同体进行制约、协调和整合的作用。范式不但在社会科学上应用，而且拓展到文学理论应用，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里，理论是一种对科学及文学现象的认识和认知，是对科学及文学认识的阐述与解释;而范式则是一种模型和框架，它代表着共同体要素的承诺，同时以取代明确的规则而成为科学文化解答的基础和原点。库恩用范式这一科学共同体的承诺，推动了科学的革命，赋予了其重大的历史性价值。

中国文化研究也借用了范式理论的发展性概念，我国文学理论界通过对文学理论的反思和重构，重新审视考察“理论焦虑”与“后现代的范式危机”，进行范式转型的探索与研究，并且从不同的公共领域、公民、道德角度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范式思考。

二.比较分析文学理论现代和后现代范式的内在逻辑

（一）、现代范式和其中的同一性逻辑。

1、现代范式。

文学理论现代范式在历史的进程中凸显了理性的光环，在这一理性的延伸之下，衍生出了经验主义、普遍主义和人性的一致性等理念，这些现代文学理论中的各衍生理论都是基于启蒙理性崇拜精神，有两个观念是通用并与现代文学范式密切相联的。其一是：普遍主义观念，其内涵是指理性和科学的原则是世界通用标准，它是控制宇宙全范畴的普遍真理。其二是：人性的一致性，即人作为宇宙的主体存在，具有特征的一致性，并且不论是处于何时，还是处于何地都具有同一性。

现代文学理论的范式正是以启蒙精神的普遍原则作为关键核心点的文学体现，现代文学范式主流理念是自由人文主义构想，它以对文学作品的价值认同观为前提，基于人性的一致性原则和普遍性原则，自由人文主义阐述出了永恒的概念意识，即任何一个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超越时间的束缚，并且超越文学作品本身历史时代的局限，以统治宇宙的人性主义力量显现出现代文学中自由人文主义的激情。自由人文主义的对自由、自主和理性的文学价值观体现出了“人”作为普遍主体的不懈追求，体现出了著名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独立自主的反思主体，以及康德的“呼吁自己的理智”哲学观念。

2、现代范式中的同一性逻辑。

同一性逻辑是现代范式的主要特征，其逻辑原则是把普遍原则扩大化到极致领域，以统括的概念取消了差异性的存在根因，导致极端化和文化暴力侵蚀，它用抽象的同一性抹杀了差别事物的具体表现和个性特征，这种同一化标准支配着文学的统一解释，而使差异性特征黯然失色。

在现代文学范式中，其同一性逻辑往往伪装成一种普及全球的统一性思想而对被统治者加以同化，其实这是统治者强加给被统治者的一种意志表现，其在现代文学范式中体现出来的意志实质是以地方涵盖全部、以特殊代表普遍，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将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用复杂的话语手段，转为一种“自然存在的、不可变更的”形式呈现出来，显现了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学价值观。那么，这种无可非议的启蒙渊源的同一、普遍性原则，自然也将诗人、作家等文学表现者扶上了主体的地位，并通过文学世界的架构来传达特定的统治意识形态，那么，隐藏在其中的中心化、同一性逻辑则很难被发现。在现代化范式的中心追求中，对异体的排斥、消除不确定性是一显著特征，而建构一个中心化的、人为秩序的系统则标明了文学理论现代范式的某种特征。

（二）、后现代范式与其中的差异性逻辑。

在现代范式研究中，自由人文主义以普适的价值观念为规范，并设立同一性和统一性标志;而在后现代范式研究中，则新生出了解构主义哲学观，它以质疑、解构和批判的观点对普适的价值规范进行针对性的解剖。

1、后现代范式中的差异性逻辑。

差异性逻辑是后现代范式中提倡的一种辩证逻辑思维方式，它打破了同一性逻辑的思维方式，揭开了不同事物的不同层面，认为任何一个概念和理论思考都不是只有一个入口，而是由各种可能性组合而成的多个入口。差异性逻辑已经将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宏大解释予以破碎性的解体，并用社会实践验证了总体同一化所带来的危害，例如：纳粹法西斯主义。

2、后现代范式。解构主义哲学观在本质上是矛盾、差异和颠覆，在解构主义力求从文本边缘中突显出文本矛盾，从而将文本的统一根据予以打碎式的重构，将原来控制着文学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宣告解体，为差异性文学理念打开新的通道。另一方面，在话语形成的过程中，现代范式中的人文主义自由价值就是以权力为扩张点，运用话语的运作权来压制不同矛盾的话语冲突;而在后现代范式中，解构主义则要重申这些“另类话语”的合法性，认为这种“另类话语”更具存在价值，为差异性话语提供了伸展的空间。

后现代范式以“差异”、“他者”、“认同”、“表征”为基本理念，构成了后现代范式的结构体系。“他者”是一个热门概念，意指我们之外的他人，是有别于自我特征的另类特征，自我与“他者”是互为参照，自我是常态、稳定的参照点，而“他者”即是反常、不稳定的相反体，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在政治文化上就显现出了不对等，另类的“他者”就受到压制和排挤，话语权被“自我”统治者所掌控。

基于对自我话语权的统治批判，差异在话语变化过程当中不断地扩大和深化，认同不再是完整不变的同一体，而是倾向于分解和重构的变化体，既然认同是变化的，那么话语的建构实践也就成了差异的表征，霸道天下的话语文化必然不符合社会的发展，在健全的社会机制下多变的话语表征必然同时并存，在文学实践中也存在平等的多元文化权利，诸如：女性、弱势阶层等，对同一逻辑的颠覆必然导致多元化、平等化的诉求和申辩。后现代文学理论体现了各种差异性逻辑征服同一性逻辑的“多于一”的思维胜利。

三.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实践范畴下的范式转型思考

由“理论的焦虑”和“范式的危机”催生而出了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大讨论，旧有的理论承诺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的需要，传统意义下的许多文学概念和结构态势已无法为新时代下喷涌而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提供圆满的解释，新生的文学理论范式应运而生，例如：“文本”取代了“作品”、“话语”代替了“语言”，同一性和自由人文主义已无法适应差异化和多元化的“后现代生活”状态，范式创新、转型已成为时代所需，“记忆范式”、“空间范式”和“文化政治范式”已成为新型的范式关键词。

1、记忆范式。记忆是在时间的维度上，通过与时间的本质联系而构成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记忆的理论范式为任何一种理论的创造提供心理源泉，它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机械复制，而是一个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历史系统。记忆的范式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概念，也延伸了科学社会价值的内涵，记忆范式记载了过去的客观存在，也通过对理论的重构证实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不可割裂的关联，从文学记忆的视角贯穿文学理论发展进程。

2、空间范式。空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理论概念，它与“焦虑感”有着本质的关联，它受制于社会进程中人类的干预实践活动，诸如：信息资源互通与共享、资本扩张与跨国消费等，具有其时代性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含意;但相反地，空间也对人类的意识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人类在空间范式的视角下进行多元化的关注现象，例如：都市生态文化研究、视觉与图文关系文化研究等，这些空间范式都对人类社会产生了至深至远的重大影响。

3、文化政治范式。文学与政治已在历史的进程中得以结盟，当政治与文化互融之时，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就会发生重大变化，随着传统理论范式的失效，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后”语境下的政治和社会学资源，延伸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内涵，为文学理论的创造性提供了可能。

四.结束语

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世纪；文艺复兴；罗马；音乐理论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066-01

一、中世纪的影响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形成的丰富的音乐体系，包括乐制、乐律、乐器和音乐理论方面，给后来西方音乐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而基督教（包括犹太教）更是对西方文化尤其是音乐方面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从教会音乐到世俗音乐，基督教的影响无处不在。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在西方音乐艺术的今天。从中世纪开始直到文艺复兴，宗教更是在音乐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在欧洲中世纪，教会与封建主政权相互依托，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精神统治了整个的社会领域，支配着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在艺术领域，宗教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一切艺术活动都必须为宗教利益服务，符合教义的规范。在基督教早期没有标准的音乐仪式，而采用的是犹太教的仪式、规范，包括日常的祈祷和诗篇。随着罗马教会占据了统治的地位，罗马的主教变成了教皇，为了使教会崇拜活动变得有序，公元六世纪，教皇格利高里一世指导了教会崇拜和音乐的体系化。产生了格利高里圣咏，教会有了它仪式的实体——礼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常用的礼拜其十二门徒共进最后晚餐的仪式。格利高里圣咏是基督教会举行弥撒和每天八次日常祷告时所唱的圣歌。早期的圣咏大部分是单声部音乐。9世纪，出现了最早的复调音乐，称为奥尔加农，是在格利高里圣咏的基础上方或下方加上平行五度或四度。此后，圣咏音乐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为圣咏添加声部，并用一定节奏模式来组织音乐进行，如奥尔加农，二是为花唱式圣咏的拖腔填上歌词，如继叙咏和经文歌。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响

文艺复兴运动形成了欧洲自古希腊、古罗马之后的又一个文化高峰，它以面向古人及对古代文化的继承为主要特征，是一场借复兴古代文化为名，创造新文化为实的运动。文艺复兴是一场精神领域的大变革，是中世纪通往近代的桥梁。手工业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商业贸易日趋发达，经院哲学受到藐视，更重视人性的潜能与人文关怀，这一时期的艺术以人本思想为基础，人本主义也叫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潮流。文艺复兴时期新旧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针锋相对的，中世纪教会强调的是经院哲学、禁欲主义神学，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思想，提倡的则是人类的智慧、对生活的热爱、相信人的力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以古希腊的自由艺术为楷模。表现人的意志、情感、文学、绘画、雕塑和建筑领域的文艺复兴，发端于13、14 世纪之交的意大利，音乐上的文艺复兴时期大致是在1450——1600年，发源地是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在音乐上，当时的人们读了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家的论述后，看待音乐与社会观点开始改变了，音乐不再是经院的理论，更是人们的娱乐和消遣，作曲家不仅是为了取悦上帝的乐匠，更成了受人尊敬的音乐家，艺术批评和鉴赏开始进入西方的思想。人文主义音乐家抛弃了中世纪神秘注意的风格色彩，而追求一种清晰、朴素的世俗性美。15世纪的勃艮第乐派到十七世纪之前的尼德兰乐派，将声乐复调音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勃艮第乐派又称前尼德兰乐派，代表人物是笛费和班舒瓦，他们既创作弥撒曲也有叙事曲和回旋曲等世俗歌曲。其后的尼德兰乐派以奥克冈为首，他在模仿复调技术上由较高的成就，创作以宗教内容为主的多声部歌曲。奥克冈的学生若斯坎作有100多首经文歌，18首弥撒曲，70多首尚松，以创作“模仿弥撒曲”著称。而尼德兰最重要的作曲家是拉絮斯作品繁多，从宗教作品和世作品如 牧歌、经文歌、弥撒曲、诗篇、歌曲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最著名的作品《忏悔诗篇》是由七个诗篇组成的声乐套曲，前后花了七年时间创作而成。16世纪（1517年），德国维滕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为了对抗罗马教会，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他的《坚固堡垒》成为象征德国新教精神的战歌。宗教改革在音乐上最重要的成果是创造出以德文演唱的众赞歌。众赞歌为单声部，在宗教仪式上广大信徒齐唱，节奏平均，旋律朴素，多采用德国民间流传的歌曲的旋律。16世纪最后30年，众赞歌演变成四部和声的主调和声织体。

三、总结

从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是西方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各种题材和类型的音乐都有长足的发展，其间西方宗教对这两个时期音乐发展的影响渗透到了各个方面，无论是宗教音乐和世俗音乐，声乐还是乐器，音乐理论、乐制、乐律的发展都受到了宗教和宗教意识的深刻影响，从古罗马到古希腊的神话，从犹太教至基督教。

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范文第3篇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范文第4篇

“指引”一词即“指点与引导，例如指引航向，猎人指引他通过林区”关于“指引力”一词的具体准确定义，目前仍未见有相关辞书给予明确标示，笔者认为：指引力，即通过一定的指点与引导而产生，并能促使事物按一定的方向与方式来实现变化发展的力量，西文中guidance一词，即直接具有指引力的含义；笔者认为：关于“社会指引力”一词，即在一定历史时期所产生，能够对当下或未来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产生出一定影响的社会力量；例如诞生于十九世纪的，“它虽然诞生于十九世纪，但没有停留于十九世纪，它虽然产生于欧洲，却跨越欧洲影响了全世界”。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往往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不可否定的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某种来自于社会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指引往往能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历史影响；其主要表现是，在逐步改变社会发展的模式中推动着会社的变革与进步；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大学学者，既是承接古典文明遗产的继承人又是开启新时代的领航者，当时的大学学者通过其特有的社会活动与学术活动，对当时欧洲社会变革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此即中世纪大学学者的社会指引力所在。

二、欧洲中世纪巴黎大学的基本概况

中世纪大学，一般是指中世纪时期欧洲的主要高等大学，学院以及学术机构，其中也包括了一定数量短暂存在过的学术机构和一些地位尚有争议的教育机构，一般认为颁发授予学位的大学是中世纪基督教教育的产物，具有相对自主的地位，1500年之前，在西欧与中欧地区建立了超过80所大学，随后大学又传入了拉丁美洲的殖民地。中世纪时期，欧洲主要大学的产生以及在其不断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项制度是中世纪的欧洲留给我们当代世界的一笔珍贵的遗产；其中巴黎大学作为“欧洲大学之母”。在当时具有极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代表性主要表现为，巴黎大学是最早建校的大学之一，在1231年（另一说为1180年）法国皇帝路易七世正式颁授“大学”称号，至此与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并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另外巴黎大学的成立与学校发展的历史对法国乃至欧洲其它大学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即便是在蒙昧与禁欲主义最为最盛行的时期，巴黎大学依旧孕育并积淀着其独有的人文价值理念与预见性的时代精神。笔者认为，巴黎大学所提倡的人文价值理念正是对古典时代人文精神的继承，同时其超前时代精神也对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产生了不可替代的舆论影响；与此同时，巴黎大学的建立为当时学者在社会活动中发挥现实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在众多学者的勤奋努力下逐渐成为欧洲社会先进思想的摇篮，最终成为照亮时代的灯塔。

三、中世纪学者社会指引力的形成的社团因素

巴黎大学学者的人员构成相对比较复杂，由于受巴黎大学建校之初的历史影响，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学者其学术立场倾向于神学，但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学术世俗化的不断加深，无论是倾向于神学的学者还是倾向于世俗化的学者都共同肩负起时代与社会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的社会活动及学术探讨有着极强的社会性，尤其表现为利他性，即通常所谓的“社会的良心”、“人类精神世界最坚固的保护壁垒”，最终外化为一种社会指引力。针对这种社会指引力的研究，以往学者多视作中世纪文化研究的范畴，但大学学者的社会指引力影响往往是体现在众多领域，已远远超出文化的范畴，例如，巴黎大学作为典型的教师行会组织学校，教师所具有的管理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欧洲的教权与王权政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迫于大学学者与学生的不断运动，教权与王权不得不对其做出必要退让，于此同时大学学者的社会活动为其作为学者的社会指引力的发挥提供了重要的途径。笔者认为，巴黎学者社会指引力的形成因素应当是多方面的，如社团因素、大学学者社会责任感因素、王权与教权斗争因素，其中社团因素在之前学者研究中是经常被忽略的。

中世纪时期的西欧社会是一个社团风行的时代，社团是当时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巴黎大学内部的基本组织特征。巴黎大学的社团性结构包含民族学会、院系、学监、会长、以及系主任等。大学社团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可以通过众多的法令而保持其独立性和不受社会因素干扰，而这些法令正是是巴黎大学的建校之基，当中包包括了一些院系集体制定或经由全体大会通过的法令、教皇或其使节的敕令与国王的敕令；例如“教皇英诺森三世为保护大学师生而颁布的1208年敕令，这一敕令使巴黎大学获得一定的独立的司法权，这意味着巴黎大学获得了当时社会的承认，所以这一敕令也被认为是巴黎大学建立的标志。”由此大学的特权地位初步奠定，而一种可贵的自由独立思想也由此诞生了且成为自由的法律表现。

另外，教会与国王对大学的各自干预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间接的推动了大学社团的发展与成熟，“教会懂得为了统治人的思想必须掌握教育，关键是掌握教育者。”而与教会意愿相反，国王则是希望在封建割据的情况下，通过庇护大学来加强王权。例如：“公元1208年著名的教皇特权敕令就巴黎大学与市民的纠纷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对巴黎大学的和平与学者的安全做了保证，1231年的教皇敕令给予大学罢工和制定自己法令的权利。从1245年起有了一系列教师大会召开的记载，表明大学社团的成熟。1246年教皇允许巴黎大学拥有自己的印章，标志社团独立”。“社团赋予个人的生命以意义和力量，厚实地横隔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并发挥用。……总之，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某种大于自己的东西，反过来社团则将其丰富的资源与力量呈现给个人”在精神上，巴黎大学以教师社团作为自己的认同对象，无论是教学还是工作之余，都尽其所能的给予属于各个社团的学者以必要的帮助，与此同时社团当中的互帮互助也总有发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社团体系，中世纪巴黎大学的学者才能顺利地把学术影响力推向了一个又一个的。因此，在梳理中世纪时期学者的社会引导力形成因素时，中世纪巴黎大学社团因素的是其大学学者社会指引力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四、巴黎大学学者对中世纪时代的指引

巴黎大学主要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致力于知识的探讨与文化的传播，在中世纪欧洲多元化化的权利体系中居于独立自主的办学之列，应当说一定程度上巴黎大学依靠其独有自治性。但是，就整体的社会环境而言，中世纪欧洲大学的非公益、非盈利性决定了大学必须自主筹措经费以维持运转，因此对“钱袋”的掌控的重要意义也就显露出来了。大学经费大体上来自于各个教俗团体或个人的捐赠，以及学生缴纳的费用。而大学在向学生收取费用的同时也会依法保障其各种权利，并通过各种方式给学生提供必要的资助，以便学生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在巴黎大学中，教师作为管理者周旋于教俗间，以艺术的博弈手段纵横捭阖，在大学的平台上展现活力。笔者认为，巴黎大学的教师们通过筹措到充足的经费来巩固独立治校的权力，保障了大学拥有充足的资源以维护其在经济上的独立，从而为其在争取权力，保障学术自由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应当说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大学为整个欧洲追求自由贡献了一股强大的时代指引力。

巨大的社会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社会的各个层面，但这也正给予了中世纪欧洲大学学者为社会提供社会指引力的良好机会。在巴黎大学课程体系随性辩论中，神学家的态度便是有力佐证。1260年左右随性辩论开始在巴黎大学风靡一时，巴黎大学的学者们依照惯例每年可以举行至少两次辩论，辩论问题可以是“任何人提出的任何问题”，辩论过程中分为辩论和终止性陈述两个重要阶段，原则上一个神学问题的争论只能由一位校长或神学老师来主持，每场神学争论都有两场不尽相同的会议作为配合。第一场会议是辩论会，有许多观众参加，其中也包括非大学的成员，在一程度上现场的观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决定该辩论的主要内容。第一场会议中的问题借助讨论，从而使一些答案由一个担任应答的学者来解答。主席的回答内容可能很多，也可能较为简单明了。但是第二场会议要持续几天，只有主席一个人宣讲。他给予在第一次会议中提出的每个问题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法，或是由处于知识顶层的神学老师来决定；值得注意的是，每场问题数量在15个到300个之间，甚至可能更多，另外许多问题跳出了学校的范围，涉及到了该时代的各种问题，政治、经济、社会无所不包，涵盖了道德和未来社会的方向等等；神学的、世俗的、普通人都可能出现或隐含在问题之中，由此显示了巴黎大学乃学问探究的场所，无论是广大民众的问题，还是封建贵族与教会人员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必要的解答；当时的人们希望知道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事到底来源于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在涉及人们日常生活意识问题的基础上，都可能对人们的社会活动以及行为方式做出指引。另一方面，这种争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娱乐形式，时而会吸引市政官员和当地名流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的问题及其结果往往会对当地的政治走向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使巴黎大学的这种问题辩论不仅仅局限于“秀才议政”的尴尬局面。

从巴黎大学问题辩论的过程来看，神学家选择低调的、半遮半掩的处理风格，实际上也是一种在保护传统的同时又开创性地适应新社会需求的办法，由此表明了大学没有超然于社会之外，而是及时对社会变化做出反应，成为引航时代的灯塔。实际上，崇尚学术的自由、追求理想抱负、崇尚理性正逐渐成为大学的主要特征，而这些特征恰恰显示出了社会前行的方向。正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坐着满载黄金而归，发大财的美梦并没有错，正是代表并表现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先进性特征那样。追求知识动机与目的的分层引起社会的分层，这种社会分层化的加深标志着历史的进步。并且“显而易见的是，与集团或者地方主教们控制的教师相比，那些享有自由权利的学者们组成的法人团体能更好地为教皇和君主的利益服务”。巴黎大学的教师们以自己所独有的对社会的指引作用和对教皇与世俗君主的服从，赢得了对自己有利的生存的空间以及对大学有利的经营条件，最终实现共赢的局面。神学教师在维持旧有知识体系，履行教师职责时，还需要适应多变的社会环境，这就要求神学教师在尊重传统的同时要具备创新精神、创造性地与时俱进。而在因社会的进步而加快个人前进步伐的同时，我们需要深刻地了解到社会发展变化是需要指引的，尤其是在面临抉择的中世纪，此时的西欧社会里，大学的学者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在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运动悄然兴起，人文主义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视，经院哲学遭到冲击，新的人文主义学科，如希腊文、修辞学、文学、诗歌、艺术、考古等被纳入大学课程体系之中。巴黎大学教师行会与教会的斗争本身正代表了某种意义上的去神圣化，从神学观呼唤人性、理性，世俗知识兴起，到国家逐渐向世俗化发展。人文思潮促进了法兰西学院与奎恩学院的创立，并成为传播人文主义思想学校的典范。巴黎大学的人文主义教育家们重视校园环境建设，坚信环境对于人才培养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展现人文情怀的建筑、雕刻、壁画等比比皆是。教师们作为幕后的主推手，展现出强大的社会指引力，推动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也推重这社会的发展走向了另一个空前的高度。

结论

在中世纪的欧洲，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欧洲大学通过学术探讨，学术活动，问题辩论所产生的社会指引力，是推重社会前进发展的一股强劲的力量；借助社团组织，经费筹措，辩论会召开等有效手段，在实现其独立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变革，对其后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当我们再一次回首中世纪大学时，其很多时代局限性也是不应被忽视的，例如当时的大学就读费用是昂贵的，导致其生源大部为少数富有子弟，广大普通人民群众几乎没有进入大学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与此同时，随着大学对学校设置认可的追求，享受越来越多的特权尊位，伴随着独立经营性格的消失，传统崩坍，最终实现“国有化”，以致王权的完胜；另外，大学里也出现学者的媚富、目空一切、为所欲为的行为，综此种种都束缚了中世纪欧洲大学学者的社会指引力的进一步发挥。当代中国大学学者应以此为鉴，在实现学术追求的同时，始终牢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不断砥砺自我，成为时代的学者，人民的学者，勇于肩负历史与社会责任的学者。

注释：

（1）《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第六版

（2）《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绪论

（3）Roberts.Rodriguez&Herbs

（4）Roberts.Rodriguez&Herbs

（5）《世界博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01期

（6）见于《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第006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7）GainesPost，ParisianMastersasaCorporation，1200-1246’，SpeculumVolume.9，No.4.（oct，1934）.

（8）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9）李秉中.浅析西欧中世纪大学的生存之道――以巴黎大学为例[J].历史教学2010年（3）

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艺复兴；园林艺术；台地园；意大利

Abstract:After the shackles of the Church's long-term after the 14th century Italian intellectuals to interest invested in the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culture, and formed a new culture. Renaissance thinkers in the emerg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architects, designers and engineers of genius to create, to the Italian garden in the artistic attainments reached unprecedented heights. The development of Italian garden art in Florence, the center initially and lat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naissance, the Roman garden in the boom and an unprecedented rush of development. Italian garden on the terrace later most influential Renaissance Park has also formed a more systematic design techniques and gardening techniques.

1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1.1意大利园林发展的背景

在经历了教会的长期桎梏之后，14世纪的意大利人开始寻求摆脱教会控制、开创新生活的尝试。知识分子阶层不满于现实社会中封建教会统治的经院哲学，把兴趣投到了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上，并形成了新文化，当时被称为“人文学”。这就是文艺复兴的开始。

15世纪，欧洲商业资本发展迅速，地处沿海的佛罗伦萨得益于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达，成为当时欧洲最繁华的城市。当时的意大利正处于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时期，这使佛罗伦萨成为了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中心。

1.2意大利园林发展的动力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园林以罗马园林最为突出，其艺术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意大利上层社会人士的奢华生活对于园林方面的需求。由于海上贸易的发达，上层社会人士中享乐主义盛行，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愿意炫耀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而建造私人庄园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方式。第二，罗马教廷为了自身的私欲建造庄园。在文艺复兴运动过程中，教会的势力及影响力被大大削弱，教皇为了宣扬上帝和教会的神圣及营造个人宅园而建造宫苑。第三，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的大批思想者、建筑师、设计师和工程师的天才创造，使意大利园林在艺术造诣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2 意大利园林的发展分期

2.1文艺复兴前

意大利早期园林主要受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影响。古希腊时期建造的花园通常是被用于祭祀神灵或是环绕在墓地周围。意大利崛起后在古希腊基础上形成了古罗马园林艺术，当时的庭院以宠贝式最典型。主要特征表现在以建筑为轴心的设计及建筑与环境的融合。尼禄的金宫是当时最宏大的风景园林之一。

高度发达的古典文明在中世纪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漫长的中世纪之后，意大得只保存下蔬菜园风格的花园。在此时期，修道院花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流传了对过去美好传统的向往，但古典文化和园林艺术却没有予以保留。

2.2文艺复兴初期

14世纪初，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托斯卡纳地区聚居了大量的新富裕阶层，他们以罗马人的后裔自居，乡村别墅生活情趣重新成为时尚，富裕阶层建造别墅和花园带来了园艺学的兴盛。同时，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与实践唤起人们对别墅生活的向往[1]。佛罗伦萨宜人的地理气候条件及郊外美丽的风景为建造别墅花园提供了理想的场所。美第奇家族建造的花园促使奢华的别墅花园更加流行。在这样的热潮的影响下，造园理论的研究也逐渐兴起。阿尔帕蒂以小普林尼的书信为蓝本，对庭园建造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设想的理想庭园由以下要素组成[1]：园地以矩形为佳，以直线形园路进一步划分出整齐的矩形小园，各园以黄杨、夹竹桃或月桂的整形绿篱，围合草地布置；树木应呈行列式种植，排列成一或三行；园路末端正对着以月桂、圆柏、杜松编织的古典式凉亭；以圆形石柱支撑平顶藤架，形成绿廊，并架设在园路上起遮荫作用；在园路两侧点缀石制或陶制的瓶饰；花坛中央用整形黄杨组成园主的姓氏；绿篱每隔一段修剪出壁龛造型，内设雕像，其下安放大理石坐凳；在园路的交叉处以月桂修剪成植坛；在庭园中设置迷园；在溪水流下的半山腰，依势修建石灰岩洞，对景为鱼池、牧场、菜园、果园等。

此外，阿尔帕蒂非常注重园林的选址及尺度，他强调庄园应该建于可控制风景的山坡上，与建筑形成一个整体，这种思想对意大利日后发展出的台地式园林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2.3文艺复兴盛期

16世纪，接受了新思想的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提倡发展文艺事业，使罗马巨匠云集，成为继佛罗伦萨之后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因此，在园林艺术发展上更多的体现在宏伟的教堂建筑和神职人员的奢华花园上。在布拉曼特为梵蒂冈成功设计了结合地势的台地花园后，在丘陵地上建台地式花园的做法成为一种时尚，并为意大利园林发展带来的新的活力。本世纪40年代以后，意大利庄园的建设以罗马为中心，进入了繁盛时期。此时期最著名的是法尔奈斯、埃斯特和兰特三大庄园。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开始了人文主义的风格创作。罗马城被洗劫后，意大利人沉溺在“固定居所”的幻想世界中，风格主义思潮在国内兴起。风格主义在16世纪初萌发于佛罗伦萨，其在园林艺术中的表现较低调。花园中都江堰有高大的围墙，水景在园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最典型的作品是特宫。

2.4文艺复兴末期

16世纪末到17世纪，风格主义发展到极致，进入了艺术史上的“巴洛克”时代。造园艺术中出现巴洛克园林比这晚大约半个世纪。巴洛克园林追求自由奔放，后来出现了求新求异的夸张表现手法。园内建筑物作为统率，体量变得巨大，园路讲求纵横交错，植物整形技术术越发复杂和精细。最具代表性的庄园有阿尔多布兰迪尼庄园和伊索拉・贝拉庄园。

17世纪末，造园更加矫揉造作，背离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最终导致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园林的衰落。

2.5文艺复兴后

文艺复兴运动后，文化艺术中心由意大利转向法国，加上意大利国内战乱不断，使意大利的园林艺术没能再创辉煌[2]。一直到19世纪古典主义复活时，意大利在修复古园和结合新需要建造新园的同时，其园林艺术再次受到了重视。

3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造园艺术

3.1意大利地理气候特点

意大利属于大面积山地的国家，这与台地庄园的形成及发展密不可分。多雨的气候特点也使意大利的理水艺术得到极大的发展。意大利从地理气候方面可分为三个分区：（1）南部半岛和岛屿区，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庄园内多采用深浅不一的常绿植物。这种做法目的有二，一是在视觉上得到宁静和凉爽的效果，二是起到遮荫降温的作用。该区庄园主要集在罗马。（2）马丹平原区，地处亚热带与温带的过渡区域，属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庄园植物的配植与南部半岛和岛屿区相似。庄园主要集中在佛罗伦萨。（3）阿尔卑斯山区，是全国气温最低的地区，气候垂直分布明显。山麓湖区冬暧夏凉，庄园台地中央的水池周围多有精美的花坛，园内植有南方植物[5-7]。

3.2意大利园林的艺术特点

3.2.1地形运用

意大利有大片的丘陵山区，这本来是园林建造上的一大问题，但意大利人利用坡地造成一级级的台地，这为造园提供了空间。台地就是以人工的方法把坡地改造成平坦的地块，其宽窄一般取决于坡地的坡度，而长短和数量则取决于地形和具体需要[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造的园林以台地园成就最为突出，其中最著名的有法尔奈斯庄园、兰特庄园和加尔佐尼庄园。台地前一般设有挡土墙，台地除用于建筑别墅外，还会修筑喷泉和花坛、栽种绿丛植坛、陈列雕塑等，同时还可以作为观景台。

3.2.2理水手法从地理气候条件上看，意大利夏季干热，水体在降温增湿上效果显著，所以在园林中的理水手法成为了意大利园林艺术的最高成就之一。多姿多彩的水体在园林中兼有了实用和装饰的功能。常见的意大利园林理水手法为喷泉、水池、瀑布和水剧场。

喷泉是从古罗马就开始使用的理水手法，也是最为广泛的手法之一。文艺复兴时期，喷泉成为了造景和装饰的重要形式，被认为是意大利园林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文艺复兴中后期，喷泉造景与水池及雕塑结合，形成了更多样的景观效果。

水池是意大利园林中唯一可能造成静水景观的要素，其规划形状多为矩形或圆形，规模按花园规模而定。

瀑布多以叠水的形式出现，突出了水的动态美，同时还造成了园中的水声效果。后来瀑布发展为水剧场及由水剧场演变而来的水风琴。

水剧场是综合运用喷泉、瀑布和水池的一种理水形式，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所独创。其多以半圆形壁龛为背景，通过不同的理水手法的水体组合，形成气势宏大的视觉及听觉效果。

3.2.3规划设计

意大利园林规设计分规则式和不规则式，其中不规则式园林又分为背景类和大庄园两种类别。规则式园林规模一般较小，是庭院的主要部分。大庄园一般为不规则式设计，局部以规则式设计，但总体是不规划式的。

规则式园林起源于古罗马，在设计上讲究对称、布局整齐和均衡。设计时以轴线设计为主，轴线常常相交形成园林的中心。主要建筑物常作为轴线的中心。规模较大的庄园除了主轴线以外还会有若干条副轴线。

背景类的不规则式园林通常作为规则式庭院的陪衬。大庄园的不规则式园林包括葡萄园、菜园、林地及小花园等。

3.2.4植物配植

意大利园林常用常绿树木，园中花卉植物使用较少。树木多采用对植、行植、带植、丛植及片植的方式。在早期的园林设计中，植坛都采用直线形式，后来还架入了半圆形和各种曲线形，被用于置景和藏景。植物整形造景上，意大利的修剪技术是位于世界前列的，常见的造型有几何形体、动物和人物造型及建筑造型等等。植物修剪术的运用，使花园景致更加丰富，又使植物材料变得更加生动。文艺复兴后期，植物的整形手段更为高超，造型更为活泼，但在一些园林设计中过于注重显示园艺师的个人技巧，让植物造型显得矫揉造作。

意大利园林善于利用绿色植物的明暗深浅来配置园中色调，变化具有层次性，来弥补缺少花卉色彩的点缀。

3.2.5雕塑

古罗马时代的园林就有用雕塑装饰的做法，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和艺术家们收集的古代雕塑作品繁多，产生了将雕塑作品放到室外陈列的做法。这种做法后来成为了园林设计中的时尚。开始的时候雕塑只放置于喷泉、壁龛之中，后来雕塑作品与园中的各种园林建筑和装饰形式结合。雕塑作品的室外陈列和运用提高了园林的艺术水准，使园林艺术更为综合化[4]。文艺复兴后期，雕塑的题材从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发展到更为生活化、生动化。

3.2.6建筑

在意大利园林中，花园是为建筑服务的，花园是建筑物的延伸。大部分庄园的设计是在建筑师的主持下完成的，园林在设计上运用了许多建筑的表现形式及手法，以体现建筑为主。别墅一般是庄园中的主要建筑，其形式规整、对称，与之相配的花园也大多运用轴线对称的手法设计，并且两者的轴线通常表现为重合或相交。台地园上的台阶、栏杆等构筑物也是造型各异，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建筑师精湛的设计水平。

花园中的其它建筑及构筑物，例如喷泉及水剧场需要建筑师与水利工程师的合作，这配要巧妙的设计及详细的水文地质调查。园林中的水剧场及露天剧场等是其中的开敞空间，作为人的社交活动场所，也同样体现了建筑师对人的户外活动需求的关注。

4 意大利园林发展特征

4.1地域性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园林发展的地域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在19世纪以前，意大利公国林立，政治不稳定，一些地方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这使得很多地区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并不方便，在园林艺术及技术上的沟通也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是意大利国内地理状况不一致，国内地理气候分为三个区，各个区内对于园林要素的需求和运用也各不相同。在三大因素的叠加作用下，意大利国内出现了园林艺术发展的地域不同步性。

4.2多样性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意大利国内极少出现城市公共绿地，庄园只是为少数统治阶级及特权阶层服务。造园活动也只有少数人参加，庄园主的个人意愿和个别建筑师的个人好恶成为了园林设计的主要思想来源。庄园的个性较鲜明，发展的随意性大，直到文艺复兴后期才出现较严整的规律。

4.3文化发展影响较大

意大利园林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如此大的发展，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当时文化发展的影响。作为台地园的发祥地的佛罗伦萨和后来的罗马城前后都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当地的文化的发展对园林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文艺复兴中后期，运动中心转到罗马后，造园热潮也随之迁往罗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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