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一、产业政策的两个重要属性与权贵资本主义

 

江飞涛认为，中国产业政策具有强烈的直接干预市场的特征，对于微观市场的直接干预是中国产业政策的主要手段。江飞涛等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扰乱了市场机制的正行运行，应全面反思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林毅夫赞同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但认为产业政策应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换言之，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实施产业政策。江小涓最早将公共选择理论应用于产业政策分析，她认为，产业政策所追求的“全局利益”可能无法被很好地界定和计算。

 

循公共选择与利益集团理论的思路，张许颖指出了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三个博弈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史铭鑫也构建了一个产业政策制定的博弈模型。但以上分析中的模型均集中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企业尚未进入博弈模型;其次，均选择了单次博弈，而事实上，产业政策的制定显然是多次博弈。

 

就激励类产业政策而言，这一类产业政策以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为主要思路。显然，当激励类产业政策出台时，企业应十分欢迎。我们再假设该类产业政策本质上符合公共利益，然而，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官僚机构或官员本身也是一方利益集团。在此情况下，官僚机构或握有实权的官员可以借故取消该类产业政策或降低补贴力度，强迫企业向官僚机构或官员输送利益，并借此获得相应产业政策的继续支持。再考虑限制类产业政策的情形：一般情况下的限制并非“一刀切”的限制，政策中保留的机动性，主要体现为产业政策语言措辞的模糊性。由于模糊性的存在，官僚机构或官员便可以实施自由裁量。笔者曾专门分析制度模糊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机构或官员通过模糊的政策语言继续对企业施加影响并获取利益。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官僚机构或官员可以通过操纵产业政策的两种重要属性以便在博弈中获取自身利益，这两种重要的外部属性就是：政策时效的易变性和政策操作标准的模糊性。已有的文献大多集中于产业政策内容的分析，而如果仅从基本内容上进行分析，很可能只看到产业政策的公共利益属性。事实上，正如本文以上分析所显示的，官僚机构往往并不是通过产业政策的内容本身，而是通过产业政策的时效性和操作属性来对企业施加影响，或者与资本结盟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简言之，在某些情形下，尽管政策的内容完全是公益的，然而在经过多次博弈之后，对于企业而言，其最佳选择就是与官僚机构或其人建立权贵资本主义联盟。

 

权贵资本主义是吴敬琏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放开搞活中小企业的过程中，会出现掌权者或掌权者的亲信或关系户蚕食和侵吞公共财产的问题。事实上，权贵资本主义主要反映资本与官僚机构或官员结盟的问题。吴敬琏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产生很大的舆论影响，但关于权贵资本主义的相关形成机制仍局限于“设租”“计划与市场双轨”等传统理论，较少涉及到资本“为何以及如何”与权贵结盟的问题，几乎没有人研究转型期间的经济政策与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

 

二、经济政策的政治效果分析

 

传统上，经济政策通常有三种基本功能：资源配置优化、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其中，收入再分配肯定会产生相应的政治效果，然而，基于资源配置优化与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其政治效果经常被忽视。公共选择理论注意到利益集团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但是其观察视角通常是单向的，也即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而较少注意到经济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利益集团及维持其存在。

 

在本文看来，利益集团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影响关系是循环往复的：利益集团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政策反过来又有利于特定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经济转型国家中的经济政策，其政治效果非常重要，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分析。以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政策争论而言，主流经济学理论有关于二者利弊的详尽分析，然而政策实施情况相当复杂，尤为重要的是，二者都有可能被利益集团所操纵。如果奉行强烈的国家干预政策，很可能形成官僚机构利益集团;如果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市场很可能被垄断资本所把持;如果取二者之折中，则可能形成资本与权贵相勾结的权贵资本主义。

 

基于此，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传统争论仅仅只是转型与发展问题中的一个侧面，利益集团问题在某种程度而言更为重要。因此，相关研究应该更重视经济政策的政治效果，包括商人与企业家政治地位、阶层地位的变化以及权贵资本主义问题，这一分析对于转型国家尤为重要。

 

三、治理体系异化与发展治理的核心

 

治理介于自由放任与传统管理之间。何增科认为，国家治理指的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者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其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从理论上说，国家治理过程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各类国家治理主体有效履行自身功能的过程。

 

在国家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治理体系很容易被利益集团所把持，显然，这并非是国家治理体系设计的初衷，这是因为每一个体或阶层都有其独特利益，它们与公共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当然这不并意味着我们要一概排斥利益与利益集团，然而一家利益集团独大或者利益集团结盟的情况则必须避免，本文将一家利益集团独大或者利益集团结盟的情况称为治理体系异化。

 

一个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允许利益集团的存在，但必须有一种稳定性机制保证各方利益的协调、保证治理体系本身的稳定;其次，一个好的治理体系必须以发展为着眼点。换言之，好的治理体系首先应稳定、协调，其次应促进多方利益的共同增长：基于稳定协调的治理与基于发展的治理同等重要。若只考虑稳定与协调，国家治理很可能陷入发展能力陷阱或发展能力瓶颈。发展治理要求国家要能够整合、创建、重构国内外资源，从而在变化多端的外部环境中不断寻求和利用机会，形成国家发展的动态能力。在发展治理中，发展始终居于目的和中心的位置，而治理只是发展的一种手段。

 

四、结语：从利益集团现象看人治与国家干预中的“术”

 

法家理论最为人所诟病的可能是“术”。韩非认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可见，“术”从其根本含义而言，与欺骗无关，而更着重于手段、策略。为何法家要发展出一套“术”的理论?这是因为法家深刻地认识到治理国家不能只依靠君主一人，国家的治理还必须依靠一个廉洁、高效的官吏阶层，这个官吏阶层由于自身握有巨大的权力，因此对于他们的考察、任用便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而在法家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便是“术”。

 

今天民主社会中已不存在皇帝，当然也不存在皇帝与官僚之间的“欺骗与利用”。然而，现代民主社会中利益之间分歧以及利益集团现象更加普遍，其中一些利益分歧很难用“法”或“法治”来解决。事实上，现代社会中法的本身便是各方妥协的产物。换言之，“法”本身不是万能的，当然，“法治”也不是万能的。由此，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适时强调人治是正确的。

 

当然，本文所称人治绝不是个人掌握绝对权力，而是指政治家个人充分利用有限的权力和影响力，通过各种技巧维护公共利益，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尤其在转型与发展中国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既需要领导人在各种复杂矛盾中坚持公共利益导向的“君子政治”，又需要领导人的智慧与技巧，从这一意义而言，一味强调法治或自由市场而完全否定人治可能是偏颇的。我们需要国家适时干预，因为现代治理体系的形成与良好运作离不开政府，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国家干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主张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在现实中很难存在，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很难实现，因为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经济体制转向为自由市场经济这一过程本身就需要国家干预。从干预机制上看，治理更强调利益的协调而非简单的行政手段，这就更需要正确而高明的干预。

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 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 “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 [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

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 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 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 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 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新 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 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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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1917—1928)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74-305.

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列宁全集:第39-40卷,第42-43卷,第52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66.

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徐博涵.列宁《论合作制》的真谛[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1):197.

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日本经济；泡沫危机；财政扩张

中图分类号：F131.3

据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30日，日本包括借款在内的公共债务余额首次突破了1000万亿日元，相当于其GDP的247%，位居全球之首。分摊给日本1.3亿人口，人均负债约为人民币50万元。日本如此庞大债务的产生，既有周期性的原因，也有结构性的原因。但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日本政府认同并实施了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建设国债无害论”，认为只要国债用于经济建设，形成资产，这样资产就等于负债。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改变以往的谨慎的财政政策，实行赤字财政，走上了一条通过财政扩张来刺激总需求的凯恩斯主义道路。可以说日本堪称凯恩斯赤字财政的典范。考虑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和全球性，本文将重点介绍从二战后开始到金融危机前这一个阶段凯恩斯主义与日本经济的渊源。

一、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

20世纪 30年代，在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时，当时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却一筹莫展，凯恩斯主义便横空而出，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就业理论，其逻辑为：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有效需求。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社会未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有效需求不仅决定实际就业量，其大小还决定就业水平的高低。

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市场万能，反对政府调控。凯恩斯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主张通过强化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能来增加有效需求。由于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因次要刺激有效需求就要从上述两个方面着手。但相比增加消费，凯恩斯更着重于投资。凯恩斯认为刺激有效需求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的国家预算平衡观点，推行赤字财政。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当出现经济萧条时，政府应该减免税收并扩大财政支出。在货币政策方面，凯恩斯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是无害的。与货币主义不同的是凯恩斯强调利率对货币调节的传递作用，认为利率应成为政府使用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

二、日本经济和凯恩斯主义的渊源

凯恩斯主义在日本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当时日本经过战争的洗礼，经济体系受到剧烈打击，供给严重不足。单纯的通过市场来改变日本遭受破坏的经济显得非常困难。为了尽快的渡过这一艰难阶段，日本政府积极探索干预市场的可能性及方式。

1946年，日本政府曾一度实行凯恩斯的膨胀财政政策，即“石桥积极政策”。大藏大臣（财政部长）石桥湛山主张动员闲置的生产要素重开生产活动，但当时的日本不是凯恩斯笔下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一定程度上的“供给不足”，可知，单纯的以需求管理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膨胀财政政策对战后初期的日本并不奏效。

日本政府开始立足国情，一方面控制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开始实行“重点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促进供给。到1947年，日本的普通钢产量达到74万吨，煤炭达到2934万吨，跟上年相比同年工业增长了22.7%，而在1948年，这一数据达到了33.3%①。战后日本实施的产业政策，使经济得以恢复，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供给能力，使日本迅速从战后颓败的经济局面中走出来。

凯恩斯主义政策真正得到日本政府的推行是在1965年。1965年日本陷入“昭和四十年萧条”，为应付税收不足采取了缩减财政开支的反凯恩斯主义做法。但这一对策失败后，日本政府改变了以往长期坚持的预算平衡原则，佐藤荣作政府提出实施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政策，并首次发行赤字国债。该政策改变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模式，由以往的设备投资主导型转向国家财政主导型。因此，与西德相比，或许日本更加倾向于凯恩斯主义。

此后，日本一直在延续凯恩斯主义政策，规模比较大的主要有三次，分别是在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以后经济陷入长期萧条阶段和国际金融危机时期。

石油危机后，日本率先克服难关，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在70年代后期出口也呈现出“急风暴雨”式的增长，高峰时期的1975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竟高达70%，特别是80年代初期，日本对美国贸易盈余迅速增大，出口大量汽车到美国，强势冲击美国本土汽车产业，使得日美贸易摩擦升级。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985年的238日元升至1986年的168日元，升值幅度达到29.4%，1988年更是进一步达到了128日元②，升值幅度竟达到46.2%。伴随着日元大幅度的升值，日本政府为了摆脱日元升值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缓解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开始推行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

诸如在该协议签订的一个月后，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扩大内需的政策》，总投资规模达到3.1万亿日元。1986年4月日本政府又发表了关于扩大内需和调整产业机构的“前川报告”。1987年5月末，日本政府又提出了高达6亿元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

1985年，随着上述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日本经济逐步摆脱了日元升值带来的萧条。经历了短短两年时间，到1987年7月，日本经济企划厅和日本银行正式宣布日本经济实现了“景气复苏”。

虽然80年代中期的刺激内需政策使得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阻止了由日元大幅度升值可能带来的萧条，实现了“景气复苏”，但由于长时间放松银根等失误政策的存在，使得该扩大内需的政策不幸被过度实施，最终导致日本经济显著过热。20世纪中后期，土地价格和股票价格异常火爆、加速攀升。日经平均指数由1985年12月的12977点上涨到1989年12月的38130点③，涨幅超过3倍。1986年到1989年，东京中心三区的价格实际涨幅达2.7倍④。在CPI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呈现出股票、房产的价格急速上涨，明显脱离实体经济。

到了90年代，当其他主要国家逐渐对凯恩斯主义丧失兴趣之时，日本却一反常态，对凯恩斯主义寄予极大厚望。日本政府政策的转变原因在于后世所知晓的，至今还使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的泡沫危机。

随着日本经济经过80年代的“疯狂”发展，泡沫不断膨胀，而政府只是简单的采取了“急刹车”的“硬着陆”政策。1989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央行将再贴现率从2.5%上调至6%，上调幅度高达140%，再贴现率如此高幅度上升，致使过热经济中存在的泡沫顷刻间破灭。1990年初，股市开始回落，到2001年9月10日日经平均指数跌至10196点的最低值，10年间，东京股市市值缩水大约达300万亿日元以上。1991年地价也开始下降并持续走低，直到2005年开始有所恢复。截止到2001年，由于资产价格大幅度缩水，累积起来的日本损失额高达1330万亿日元⑤，此外，伴随着泡沫的奔溃，遗留了一系列诸如不良资产规模庞大、企业倒闭、投资消费萎靡不振、失业率攀升等难以治愈的后遗症，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打击，最终导致日本经济从“失去的十年” 到如今“失去的二十年”，经济深陷长期萧条。

经济泡沫奔溃后，为了扭转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日本政府从1992年3月开始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截止到2002年，对策数量就多达18次，日本大量发行国债，采用扩张财政政策，力图通过增加公共投资和减税的凯恩斯政策来刺激总需求，加快经济复苏。

上述18次财政扩张政策集中于公共投资、中小企业对策、减税、雇佣、不良债权处理等领域。其中扩大公共事业投资是日本在当时采取的最主要的刺激经济复苏政策。1992年到2002年期间，日本政府共实行了11次大规模的“紧急经济对策” 。其中小渊政府于1998年11月的投资规模最大，总规模高达23.9万亿日元（财政支出达7.6万亿日元）；1999年11月，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总规模为17.9万亿日元 （财政支出达6.5万亿日元）的“经济新生对策”⑥。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直到2002年末才结束。此外，日本从1999年开始实行大规模减税，永久减免了4万亿日元的所得税，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降低15个百分点，法人税减免后实际税率降低到40%左右，企业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为了刺激消费，日本政府还发放“地方振兴券”，这一措施的实施使居民消费额提高0.1%。

为了避免政府投资带来的“挤出效应”，日本银行需要大幅度降低短期利率。从1991年7月开始，日本开始连续降低利率，至1995年8月短短4年时间再贴现率由6.0%的水平降低到0.5%的水平⑦。1999年2月，日本银行决定实施零利率货币政策，日本进入零利率时代。零利率的状态使日本进入凯恩斯经济学中的流动性陷阱，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发生流动性陷阱，使得货币政策失效。零利率为日本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但这只是应付异常情况而采取的紧急对策，将其长期化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从上可知，在泡沫破灭后日本采取了增加公共投资和减税的凯恩斯政策以及超低的利率政策。

但在1990-1998年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2.2%、1.1%、0.3%、-0.2%、0.6%、1.4%、2.5%、0.8%，年均增长率为1.09%，远低于同期美国的实际GDP增长率，与欧盟国家也有较大差距，更与本国中速发展时期（1974年到1985年）3.8%的平均增长率有明显差距。

从国内需求来看，1991年以来趋于萎靡，内需对GDP 的贡献率从1997年开始连续4年都是负数。从1992年到2010年，日本民间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1%。

尽管日本政府发动了数次经济刺激计划，以期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创造需求，减少企业破产和失业。但按负债额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倒闭数来算，1990年为6468家，1995年增至15086家，刺激力度最大的1998年增加到19171家。考虑到刺激政策存在“时滞效应”，到1999年以后，企业的倒闭数应该趋于减少，但从2000年起的3年间，企业倒闭数又回到1.9万家以上了⑧，倒闭企业的负债总额也呈增大趋势。

伴随着企业倒闭产生了大量失业，日本完全失业率从1990年的2.1%一路飙升到2002 年的5.4%⑨，刷新了195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虽屡次采用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政策，以期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手段刺激社会总需求，实现经济复苏。但上述数据无疑给日本政府“当头一棒”，更令日本政府头疼的是经济刺激政策的频繁出台，迫使国债余额越积越多。1995年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为86.2%，低于意大利122.5%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上水平。但到1999年，这一数据已达127%，高于同期意大利的126.4%，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中债务余额最多的国家。再从净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看，2008年日本达到96.5%，高于意大利的89.9%，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中债务最糟糕的国家，债务风险大。

也有学者对日本从1989年到2008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与财政支出做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支出中，公共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导致GDP减少约0.22个百分点。我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日本政府一次次使用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整个理论框架的凯恩斯主义，但经济还是未能从泡沫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得到长足发展。

三、凯恩斯政策对日本经济是否有效

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日本收效甚微的原因不仅有该理论本身的缺陷，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外的条件发生了变化。

（一）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缺陷

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缺陷主要包括：凯恩斯主义割裂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以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传导机制有待检验。

1.凯恩斯主义割裂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因此对付经济危机就要扩大有效需求，这一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在扩大有效需求途径的选择上主要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和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这样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而不可能根治经济危机。凯恩斯本人也承认他的政策只在短期内有效，在长期内则是无效的。他的理论只能解决短期内的经济增长而对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无能为力，将经济的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割裂开来。因此，一旦把扩张性财政政策长期化，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

2.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传导机制有待检验

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扩大财政支出被作为对付经济危机的最主要手段。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建立在投资乘数效应上，而投资乘数往往达不到凯恩斯所认为的高度。乘数=1/（1-边际消费倾向），即K=1/1-b，显然边际消费倾向b越大，（1-b）就越小，投资乘数就越大。当经济处于萧条阶段，边际消费倾向减小，投资乘数也相应缩小，此时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从日本的实际情况来看，1990年前后公共投资的乘数第一年为1.02，第二年为1.06，第三年为0.89⑩，公共投资对GDP的带动逐渐下降。

（二）国内外条件发生变化，财政政策收效甚微

受国内外条件变化的影响，日本的财政政策收效甚微，具体分析如下。

1.全球化带来消费和就业乘数外溢

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日本经济必然参与全球分工，将原本可以为本国增加投资和就业的产业通过外包等方式转移到更具成本优势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就业乘数进一步外溢。就消费而言，日本消费者可以通过现代化网络来购买国外价廉物美的产品，政府减税所得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有一部分用于购买外国的产品，并不能全部形成对本国产品的需求。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必然会减弱。

2.财政投资中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制约

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制约，日本投资方向的调整举步维艰。在土木建筑业表现的尤为突出。随着技术的进步，土木建筑业更多充斥着大型机械设备。如果要改变投资结构，那么大量的机械设备就会闲置，建筑业企业经营困难。而政治家要想在选举中获胜，肯定不会放弃建筑企业家这块“票田”，其结果是本应该遭到淘汰的低技术含量产业却因为大规模的财政投资得以存活和发展，重复建设、大而不当等问题日渐突出。

3.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

20世纪80年代日元升值前后，日本企业开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由此，产业发生大规模转移。特别是当泡沫破灭后，国内经济萎靡，缺乏投资机会，更多的企业选择将生产转移至劳动力更为廉价的新兴市场国家，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状况愈演愈烈。

4.科研创新能力不足、体制匮乏

长期以来偏重技术的引进，轻视基础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严重制约了日本的科研创新能力，技术进步也仅限于对现有产品的改良和技术的调整。在以美国引领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日本步伐滞后，与美欧的科技水平逐渐存在差距。虽然日本国内有些方面的技术还是处于世界前列的，如太阳能发电技术，但创新体制的匮乏，以及国人“以成败论英雄”等心态的存在，进一步阻碍了日本创新能力的发展。

5.日本全要素生产率降低

2006年，日本一桥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深尾京司表示，按照其所在的经济产业研究所推算，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达到1.5%左右，可进入90年代却下降到0.25%。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下行，使得凯恩斯扩张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无法起到治本作用。

6.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严重

凯恩斯干预国家的政策必须有人口的增加，只有人口增加了，才能将增加的税收用于弥补在危机时期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债务。在当今人口老龄化的日本，政府税收持续增加的愿想也只能变成一纸空谈。老龄化同样会改变消费心理，使日本民众更加关注消费养老问题，把本应用于本期的消费储存起来，造成本期消费不足。少子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这样将势必影响日本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辩证看待凯恩斯

从上文叙述可知，1965年日本为挽救“昭和四十年萧条”走上了一条财政扩张的凯恩斯道路。此后，日本先后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广场协议”后，为避免日元大幅升值所带来的萧条，日本采取一系列刺激措施，经济在短短2年内实现“景气复苏”，但这一系列措施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催化了日本的经济泡沫。90年代初，陷入泡沫经济泥潭中的日本经济，虽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扩张，但还是饱受泡沫经济遗留的一系列难题的困扰，深陷“失去的十年”。

可以说，日本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国家干预政策并未能带领日本走出危机、走向繁荣，日本经济依然处于低迷的状态。曾经让日本政府满怀希望的凯恩斯主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由此认为日本采取的诸多扩大内需的政策毫无作用也具有片面性。从实际增长率角度看，从1991年到2000年的10年间，日本民间设备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为-1.3%，而平均实际GDP的增长率为1.2%，这一正一负之间的差额只能由公共投资来弥补，公共投资平均增长率为1.9%。同时，配合而来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给金融市场注入了流动性，防止经济破坏性的局面出现迅速下滑，再加上“中国特需”的外界因素，2002年日本开始走出长期萧条，到2007年11月，实现了战后最长的长达69个月的经济景气！。

虽然由于凯恩斯主义自身存在缺陷以及国内外条件发生变化使得刺激政策收效甚微，但不能说凯恩斯主义已无用武之处，至少在理论武库中仍占有一席之地。而日本政府却将解决短期与突发性经济危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长期化，由此带来了岌岌可危的巨额政府债务。相比于单纯依靠一个在上世纪提出的理论，关注和解决国内存在的诸如产业空心化、老龄化及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等根本性的问题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恐怕更具有现实意义；但由于利益集团的制约及“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存在，凯恩斯主义逐渐淡出日本的道路还会很漫长。

注释：

①数据来源：张利梅.凯恩斯主义与日本经济政策[J].日本问题研究，1998（2）：28.

②数据来源：张季风.凯恩斯主义的“复活”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日本经济[J].日本学刊，2009（5）：35.

③数据来源：张季风.凯恩斯主义的“复活”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日本经济[J].日本学刊，2009（5）：36.

④数据来源：边恕.凯恩斯“流动性陷进”理论与日本经济[J].日本研究，2004（1）：4.

⑤数据来源：张季风.挣脱萧条：1990-2006年的日本经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3.

⑥数据来源：“日美金融危机比较研究”课题组.日美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2：25.

⑦数据来源：“日美金融危机比较研究”课题组.日美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2：15.

⑧数据来源：“日美金融危机比较研究”课题组.日美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2：138.

⑨数据来源：栾雅钧.萧条的日本经济与困境中的凯恩斯主义[J].世界经济研究，2010（5）：74.

⑩数据来源：“日美金融危机比较研究”课题组.日美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42.

！数据来源：张季风.凯恩斯主义的“复活”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日本经济[J].日本学刊，2009（5）：37.

参考文献：

[1]张利梅.凯恩斯主义与日本经济政策[J].日本问题研究，1998（2）.

[2]张季风.凯恩斯主义的“复活”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日本经济[J].日本学刊，2009（5）.

[3]张建刚.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及其新的发展[J].经济问题，2010（3）.

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一、日共对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初步探索

“二战”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民主政治势　力获得自由，成为合法组织。日共经过一年的组织重建后恢复了活动，并于1945年12月　、1946年12月、1946年2月分别召开了四大和五大。面对形势的变化，党代会《宣言》　针对敌对势力对共产党的责难和攻击，在经济政策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我党从来不主张　‘否认一切私有财产’”。还说“‘否认一切私有财产’这种主张，在任何社会里都站　不住脚”，“将来即使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将存在与那个社会相适应的私有财产”　。(注：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　第181页，第246—247页。)从而开始了对未来日本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1973年的十　二大、1976年的十三大和当年特别大会制定的《自由和民主宣言》中，日共进一步提出　了日本未来社会主义要利用经济手段的设想。十二大报告提出，税制、财政、金融政策　，对于服务以大企业为中心的自由民主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来说，是最重要的政策，这对　于“开辟改善国民生活的财源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因此，税制、财政、金融政策，将　来也是共产党“最重要的政策手段”。

日共认为，日本革命将经过反帝、反垄断的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两个连　续发展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为排除美国资本对日本经济的控制而斗争，要求对美国　资本所控制的企业实行人民的统制和国有化。”“通过对垄断资本实行人民的统制，争　取使垄断资本的金融机关和重要产业的垄断企业向国有化过渡，根据需要和条件宣布对　某些垄断企业实行国有化和民主管理。”但是，在对待国内垄断企业的国有化问题上，　“一定要根据需要和条件作出决定。特别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如果脱离了需要和条件，　没有得到国民的同意，过急地实行国有化，必然会遭到失败。”但日共同时强调，在民　主联合政府阶段，“对大企业采取必要的民主限制，这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限制，而　是从实现经济民主的观点出发，为保卫国民生活和权利所必须采取的民主的限制。”(　注：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第1　81页，第246—247页。)对于没有实行国有化的其他大企业、大银行，则通过国会行使　国政调查权、政府进行行政指导、修改禁止垄断法和制定新的法律，由工会和居民实行　监督，实现面向国民的民主管制。不难看出，日共在民主革命阶段，要对美国资本控制　的企业和某些日本垄断资本的大企业实行人民的统制和国有化。但是，对大企业采取的　民主限制，“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限制”，而是从当时民主革命阶段的现实出发所采　取的必要的有益措施，因而，这些企业的运营还得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还得有商　品、市场的存在。

而对于中小企业、农业和中小渔业部门，日共则采取不同于大企业的政策，即“广泛　地保留私人所有和个体经营，尊重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我们设想，在这些部　门实行社会主义化的主要形式将是合作化。但到那时，也决不急于搞集体化，要等到它　们感到那样做对自己有利而要求集体化时才付诸实施，就是说要严格遵守自愿的原则，　决不采取勉强地强加于人的做法。”从事承包业务的中小企业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之间　的关系主要是民主的关系，要充分发挥这些中小企业的力量，以便在维护它们的个体经　营的情况下，使它们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农业、渔业　，在自愿原则基础上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将是实现社会主义化的途径。”(注：中共中　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第181页，第24　6—247页。)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日共强调的还是计划经济的作用。1961年制定的党纲就明确提　出，只有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使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并推行使　生产力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保证日本人民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剥削下　解放出来，从饥寒交迫的生活中最后地解放出来。”党努力同一切拥护建设社会主义方　针的政党和人士合作，一方面尊重劳动农民和城市劳动市民以及中小企业家的利益，另　一方面通过说服，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社会。1976年制定的《自由与民主宣言》也明确　提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为了节约和有效地使用生产力、保障国民生活和全面　繁荣日本经济的手段。”即便这样，日共也并没有对未来日本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　度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更不用说提出一个具体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怎样结合的　模式，只是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建设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民主联合政府阶　段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时期应对大企业迅速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而　对中小企业则不急于实行国有化，还要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经济建设，当条件　成熟时才实施社会主义国有化政策，这就为以后提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奠定思　想基础。

二、当前日共对“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进一步探索

90年代初的使日共受到来自国内外和自身内部的巨大压力。对于苏联、东欧　社会主义的失败，日共中央认为，其政治原因是苏联“霸权主义、官僚主义和****主义　的破产”，虽然苏联最初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列宁逝世后，以斯大林为中心的领导　集团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走上了对外实行霸权主义，对内实行官僚主义、****　主义的错误道路，而这一错误又为随后的历代领导层所继承，并体现得更为严重”。(　注：《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日]2000年11月22日《赤旗　报》。)经济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使前苏联连“一枚螺丝、一根管子的生产都　必须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批准”，从而压制了经济本身的活力。这是苏联东欧失败的　重要政治经济原因，但这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科学社会主义至今仍然闪耀着　真理的光辉。由此，日共根据自己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结合日本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政治经济的特点，作出了自己的判断。1991年，时任日共领导人之一的上田耕一郎　发表了《日本式的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论》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模式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阐述。他在分别于1994、1997、2000年召开的日共二十、二　十一和二十二大上，以及在1996年对其重要文献《自由与民主主义宣言》的修改稿中，　都提出了未来日本社会主义经济将实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体制。

从总体上看，日本共产党“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虽然目前仍然是一个粗略的构思　，但是从日共领导人、日共决议和日共理论工作者的有关论述中不难发现，日共“市场　经济社会主义”就是“混合经济”论，而“混合经济”论的实质是“采纳了将改革了的　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要素的体制”。这一模式不是苏联中央管理模式的计划经济　体制，而是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方向迈进的“市场经济模式”。具体地　说，这一经济制度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不对农业实行集体化。如果要对农业实行集　体化，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即采取“集体化是基于自发性的协同合作方式”。二是不　将中小企业国有化。“应长期实行私有制和私人经营”。三是不实行官僚统制，不采取　命令主义。包括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支柱的被国有化了的基础产业在内的各经济部门，也　不实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统制经济”，而是要“确立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紧密　结合中发展的体制”。四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是抛弃了“国有化、集体化”这　一形式的社会主义。五是市场经济模式在价格上“不采取统制价格和管理价格”，即“　物价就是市场价格”。日共认为，这样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才可能“发挥日本　社会主义的原动力”

“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经济体系离不开国家权力，就日本共产党的权力理论来　说，“从成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到谋求成立获得国会多数支持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阶　段，都要“得到国民的理解，根据国会决议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走向建设社会主义　”。无论在民主联合政府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阶段，“如果共产党在国会里　失去了国民的支持而成为少数派，就要脱离政府执政党，把权力交给在野党。”在社会　主义阶段，“可以考虑对一部分大企业或有关交通、通讯、石油产业之类的燃料、能源　方面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但是，“即使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经济阶段，由于国民　支持的摇摆不定，经济政策的失败等等，也会导致作为社会主义权力政府的崩溃和政权　转让的情况。因此，不能强行地采取社会主义化的政策。另外，在价格、流通、生产计　划方面，如果整个国家计划不能施行的话，那么就只能采取现在日本实行的‘行政指导　’方式。也就是说，虽然称之为‘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其内容也只能是极其粗枝　概略的东西。”

现在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实行着一定程度的计划。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自由放任型　的资本主义，今天在任何地方已不复存在。在当前日本经济的各方面，政府实施了强有　力的政策，即“以政府财政政策为根本，采取了商情刺激，或者根据商情调整政策。另　外，通过日本银行实行了根据法定利率的‘利息政策’”。作为个别政策，在通商产业　部，对于特定产业的特定企业，通过政府的投资和融资，采取了产业培育政策。如在电　脑、半导体部门，国家就特别实行了培育政策。在农业和水力部，有关稻米、播种、减　少农作物的耕地面积等，几乎都在政府的计划支配下。即使牛奶，也是在严格的生产计　划管理下进行生产的。也就是说，在当前的日本，对经济实行了相当力度的计划和指导　，这在事实上已为日本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基础。

在企业的操作层面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体制，即使在“国有化的基础产业中，　也不实行‘命令主义的统制经济’，而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发展的体制”。如果以这个　方向为目标，“在经国有化的基础产业里，不必等待中央政府的决定，各部门或单位可　以自由地作出决定。如果各部门决定的计划必须等到中央政府认可的话，那么就必然会　发生‘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因此，“这些企业在形式上虽然称之为国有化，但是　企业运营的实际情况是与私人企业相同的。”

三、对日本共产党“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几点认识

日本共产党结合日本国情对日本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结果，具有积极的　意义，但是其具体的运行及其机制如何则有待实践检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具　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一种社会主义经济　体制，而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日共认为，“要是放任市场经济的　话，市场经济就具有威胁国民生活的破坏性作用，但在整个社会经济运营中，‘市场的　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市场经济能与计划经济结合，那么市场经济就会成为开辟　社会进步发展道路的要素。”

第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条件孕育成熟于现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日共于200　0年11月召开的二十二大指出，21世纪“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建立新体制的条件成熟的　世纪”。其标志是，首先，“人类在20世纪赢得的世界史的进步，是全人类向21世纪新　体制发展的准备。”民主主义、民族独立和和平秩序的发展，将成为社会主义前进的“　强有力的基础”。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制定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民主规　制以及国家用法律和行政指导、财政和税收、公共投资、金融等各种形式和手段对经济　的介入，可以认为“是资本主义创造的发达生产力，同时，也成为推动向新社会前进的　‘重要线索’”。再次，许多国际组织“承担起了调整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国家垄断资本　各项政策的任务”，由于这些国际机构的全球化，里面也隐含着迈向超越资本主义，建　立新体制的条件已经成熟的“重要线索”。这些都为日本实现“市场经济模式”的社会　主义提供了“现成的形式”和“条件”。所以，日本共产党只要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　行民主改革”，利用“资本主义全部成果和价值”，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可能的　。(注：《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日]2000年11月22日《　赤旗报》。)

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1 西方经济学国家干预理论分析

国家干预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更形象的表述，是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整体把握，是“看的见得手”对市场中存在的弊端进行的管理，是国家利用经济政策与法规指导调控经济稳健运行的措施。

1.1 早期西方经济学的国家干预理论

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由于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市场可以发挥自发调节的作用，对于资源进行有限的配置，使经济有效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市场失灵的状况，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休谟和萨伊认为国家干预只能存在于市场失灵的状态，其提供的公共政策和服务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必要手段。

新古典经济学代表马歇尔主导自由放任经济学，认为在市场自由竞争条件下，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商品的供求、价格变动、劳动力的工资涨跌达到相应的平衡状态，从而使资源有效的配置。国家的干预只能打破市场原有的平衡，破坏了市场中的自我调节，反而会引起经济的动荡。福利经济学教父庇古主张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应限制在消除外部性对经济的干扰，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来增加社会福利。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早期西方经济学理论着重强调市场自由调节经济的形式，不赞成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但同时也认为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或者特定的条件下，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国家可以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当的调整。

1.2 20世纪早期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自于1929年-1933年美国持续4年之久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西方发达国家自由放任经济的做法，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只能是“守夜人”的角色，“小政府大社会”同样是当时政府的主张。然而经济的萧条让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供求不平衡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是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有效需求对于经济的发展才是至关重要的。有效需求的变化会使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均衡破坏，同时对资本市场也会带来影响。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就会有可能产生经济危机。解决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投资，达到平衡的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的目的。凯恩斯的理论形成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1.3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

在美国经济出现滞涨的现象，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滞涨的出现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过分应用，哈耶克对货币和经济周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经济出现危机是由于扩张的货币政策使银行信贷的扩大，刺激消费，但是一旦金融系统出现问题，停止信贷，扩张的货币政策是无济于事的，经济从而出现滞涨的现象，甚至爆发危机，他主张经济本身会趋于稳定的机能，不主张国家的干预。

弗里德曼是货币经济学派的主要提倡者，认为经济危机的出现与货币供应直接有紧密的关系，他强烈反对金融货币政策作为管理调控的手段，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应该被严格的限制，反对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特别是价格管制，认为价格是市场中反应经济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体现，干预只能适得其反。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计划控制思想

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入手点在于社会经济活动的表象、运行和决策规律等方面的理论，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深层次本质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则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分析社会经济的客观规律。

2.1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揭露及批判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进行了研究，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客观规律。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进行研究后，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不断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最终目的，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技术的提高，追求剩余价值伴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导致资本有机构 成不断提高，形成了生产的相对过剩，而工人的工资却由于资本家的追逐利益的本质得不到提高，这样就出现了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从而出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唯有实行计划经济。

2.2 马克思的计划调控思想

马克思研究国家经济的性质，对于国家在经济中主要职能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在不同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在经济中角色的改变，首先在大工业时代，由于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经济发展不稳定，竞争的混乱，需要对整个经济进行全面的协调，创造一个对于劳资都相对公平的环境；其次，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公共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家需要在市场本身缺陷而导致的领域进行调控，增加公共资源；再次，国家以法律和经济手段维护经济秩序；最后，随着国家实力和国际优势的增长，国家直接采用资本介入的方式，对现有经济进行干预。

3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

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经济进行干预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自由经济为主导地位的，而国家干预经济在特殊的时期也会被认可，在经济危机时期显得尤为有用。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产生的凯恩斯理论，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度过了经济危机，但由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的“滞涨”的困扰，凯恩斯理论被新自由主义思潮取而代之，到8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的局面，再次启动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扭转了局势。在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采用的同样是国家干预经济，利用财政和货币手段进行调控，使人们再一次认识到宏观调控的重要性。

3.1 1929年经济危机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宏观调控及其特征

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前，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经济上的政策都是自由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很少，几乎没有国家的产业政策，需要提出的是德国经济的政策，虽然德国在经济上和其他国家采用的政策也无大的区别，但是由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济遭到了重创，所以在经济复苏阶段，德国利用国有资金引导社会资本的发展，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使德国的经济有了很好的发展。

（1）实行国有化，建立国营企业

战后，各国经济受到了重创，经济的复苏首先需要在基础部门开始，而在这些领域，私人基本是不愿投资的，如铁路交通、电力、邮电等，都需要国家兴办国有企业才能得到发展，各国的国有企业在战后比重都有所增加。

（2）制定经济计划，指导经济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中，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需要国家的指导，所以制定经济计划尤为重要，对于经济宏观上的规划和指导，使得政府对经济的敏感度更高，在经济活动中，不在是企业的“独舞”，国家通过财政、信贷和货币手段对企业的投资和生产活动加以指导，实现经济计划的目标。

（3）政府采用直接采购的方式，利用税收等财政政策调节经济

政府刺激经济的手段主要包括采购、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福利保障。社会福利在调节经济的同时还对社会矛盾经济有效的缓和，有利于平衡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欧美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不断的提高。

（4）强化货币政策，有效地维持物价的基本稳定

战后发达国家，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引导还是会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中央银行的职能也不再是发行证券，通过货币和利率等金融工具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用以来调节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经济危机，让各国政府也认识到了金融市场对经济波动具有的敏感性，有效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增长，物价的稳定，充分的就业都有很好的调节，这也与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

（5）加强国际间的协调

经济的复苏，国际贸易的加强，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广泛的国际间协调。战后的美国变得强大，但是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遭到了重创，在美国的帮助下，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得到了恢复，随着经济的交流，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的摩擦也越来越多，贸易谈判缓解了国际贸易摩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3.2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全球性考验

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使得全球行金融危机拉开了序幕。金融危机对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经济体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陆续发生偿还困难和违约的问题，美国的住宅金融市场首先出现混乱，之后波及到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在美国对市场监管过于宽松的情况之前，这种宽松逐步绵延到银行、保险等金融部门。面对这种形势，尽管美国政府也采用了一些财政、金融措施稳定局面，但是还是未能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

美国作为头号的资本主义大国，运用国家干预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经济危机中起到有效的作用。但这次的经济危机的产生一个最重要原因是美国对金融市场监管的过度放松。国家采取的解救措施在自由经济论学者眼中也不完全赞同，强调不建议过度干预，实现相对均衡是比较好的状态。

4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总体上是成功的，特别是在90年代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规模的迅速扩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过去在宏观调控中出现的失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指导我国今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4.1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百废待兴，经济基础薄弱，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点使我国集中力量发展了重点部门，减少了资源浪费。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高度集中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低下，缺乏主动意识，同时经济整体发展缓慢，尤其是国民收入还处于比较低的状态，致使消费不足，经济良性循环差，因此计划经济模式渐渐由原来的高效率模式变成了阻碍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模式，致使产生了经济体制僵化，商品市场缺乏活力，生产环节效率不高等诸多问题。

4.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趋势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针对每一个阶段宏观经济波动，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不尽相同。

（1）1979-1981年“计划”式宏观调控

这段时间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中，“计划”成分还是比重较大。1980年进行的第一次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措施是，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压缩财政支出，减少投资，同时加强银行的信贷管理，有效地抑制了总需求的增长，最终实现了稳定物价，经济发展放缓的目标。

（2）1985-1986年“双紧”式宏观调控

1985年国家采取了 “双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即收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要求严控基建规模投资，抑制总需求的过快增长。

（3）1989年-1990年“硬着陆”式宏观调控

1988年开始，为进一步推进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政府下决心突破工资和价格的瓶颈，提高工资并放开商品价格的管制，放弃商品定价销售的传统模式改为以市场价格销售。价格的放开引起抢购风潮，物价指数暴涨，政府不得不采取更有力的宏观调整政策，在前两次调控政策基础上，又实施了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甚至对定期存款支付“保值补贴”的作法加大力度回笼货币。

（4）1993-1995年“软着陆”式宏观调控

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双双突破历史高位，新一轮的宏观经济调控在所难免。这一次的调控吸取了前几次的经验教训，没有采取“下猛药”的方式实施，而是灵活有度地合理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利用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和经济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机会，采用多种手段如下调贷款利率，适度控制货币存量，适度调整财政支出等来影响经济的运行。

（5）1998-2002年“激励或扩张”式宏观调控

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也同样受到影响，为了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增强民众克服危机的信心，中国政府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选择。为保证财政政策顺利有效地实施，国家通过发行国债和调整税收筹措资金，加上银行的配套资金和民间的企业资金，确保了资金来源。1999年的经济增长保持平稳，随后在出口逐步恢复增长的推动下，国民经济重新回到稳定增长的轨道来。

5 新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实践的特征

在新时期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出现了变化，不再是停留在只有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时候才进行干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随时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干预的做法，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政策的水平和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6 总结

通过分析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理论的发展，以及总结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可以看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国家干预的思想得到过不同程度的体现。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如何在经济生活中实现国家干预调控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保证宏观经济协调有序又充满活力富有效率，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尝试，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同时，上述课题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在实践中运用积累性经验与理性的规划设计力量来逐步实现灵活运用、游刃有余。

注：资本有机构成：是指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为了深入研究资本积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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