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评估范文第1篇

“市场失灵”和循环农业的经济特性是政府参与循环农业的根源所在，循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在循环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承担着发起者、组织者和引导者的角色。政府的各种行为决策势必会对其他参与主体的行动产生一定程度甚至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

（一）循环农业的“外部性”需要政府建立合理的引导机制

传统的生产模式使得环境资源产权界限模糊，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和农户必然会在生产中忽视公共环境成本，如对河流的污染和秸秆的焚烧。而将这些成本转嫁到他人身上来增加自己的利润，即所谓的私人成本社会化现象，也就是环境“外部负效应”。若农户和企业采用绿色无公害的生产技术通过循环利用各种资源实施清洁生产，实现废物的零浪费，就可以减少原始资源的耗费和环境污染，从而为社会带来一种“正外部性”的效果，然而这种模式的推广实行并不理想，个体生产或规模较小的企业会因为生产成本的升高而不愿意进行清洁生产，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循环农业很难自发运行。因此，要想改善环境不断恶化的现状，政府势必要利用其权威地位，以强制手段介入农业生产整个过程，建立清洁生产的激励和约束制度，引导各参与主体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以“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的生产模式，将生产带来的的环境外部负效应内部化。

（二）循环农业作为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要求政府作为承担者

循环农业的发展中，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和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如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河流治理、农村发展规划、农村信息系统等资源的建设与治理。这些公共物品在使用过程中具有完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相比私人化的供给就难免地出现“免费搭便车”，造成“公地悲剧”，进而造成供给不足和使用纠纷。因此作为主导来避免“市场缺陷”，提供公共物品是减少纠纷的必然选择。因此，只有政府承担起循环农业“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角色才能防止“市场失灵”，更好地推进循环农业的发展，由于西北地区投入产出低下，资金市场的竞争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资金的注入。因此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相对于中东部地区存在天然的供给缺陷：一方面表现为“投资大、效益低”，如1998年，东部地区的投入产出比为2.84，中部为1.82，而西部只有0.97，分别相当于东中部的34.16%和53.3%。近年来随着经济规模扩大，投入产出比逐渐出现下降趋势，但西部与中东部之间的差距仍很大。这就要求政府转变投资方向，加大对循环型农业的长期投资。

（三）循环农业的长期回报性要求政府提供补偿

循环农业不是个别部门或产业能够在局部范围完成，其系统性需要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以及产地环境之间进行持续的链接和延伸，形成一套完整的农业产业体系。各产业之间衔接紧密，其资源得到最佳配置，中间产品和废弃物得到有效利用，环境影响减少到最低水平。其中包含的大量沉淀成本只能依靠政府的支持。沉淀成本（SunkCost）是指那些一旦投入并承诺了专用用途后就不能回收的投资成本。它不但影响在位企业的退出，也会影响潜在企业的进入。循环农业投资的沉淀成本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需要在政府的依托下通过特定的投资行为和管理模式完成，是一种沉淀成本。这种沉淀成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各类市场制度的完善来降低，却无法完全依靠自发的市场制度进行化解。因此，政府必须利用优惠政策补偿循环农业行为主体投入的沉淀成本，特别是社会性沉淀成本，既利于各类资源的退出与重新进入，又可以增强企业长期投资的动力。

（四）循环农业的规模化生产需要政府的介入

循环农业的发展要求农业生产与其他产业的有机耦合，在闭环中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利用，不仅仅孤立于农业生产内部，需要规模化的生产、设备的大量投入、循环农业技术的应用，因而在循环农业发展的初期生产成本必然高于传统模式下的农业生产成本。循环经济只有建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减量化、再利用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实现最小化，工业在循环中的参与也需要废弃物的规模化程度；生产中需要的土地、资金、技术和设施等要达到一定规模和水平才能够保证循环农业的参与企业有相对较低的运营成本和较高的参与热情。这种系统化、长期性的产业链条使得很多企业无法在市场机制中独立完成系统的运转。这就决定了必须也只能由政府介入，才能凭借其特有的强制力获取大量资源，满足循环农业运行的技术、资金、基础设施和社会意识等规模要求。

二、西北地区政府传统绩效观对循环农业的影响

由于地域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的不平衡，我国循环农业的发展在全国也呈现出许多空间差异。从表2中可看出，东北、中西部地区循环农业水平较高，而东部沿海是水平较低的地区，其中甘肃（1.4947）、宁夏（1.9853）青海（2.8146）在全国水平中较高，说明对循环农业发展较为重视，尤其是青海省的循环农业发展水平较高。但资源的利用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西北地区循环农业的发展现状

我国西北地区地域辽阔，气候干旱，土地退化，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分布极不均匀，人口与土地承载比例失衡，目前这种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在继续扩大，缺乏有效的遏制措施。这些状况与上游地区大量挖河沟、引流、工业污染、过度放牧等生产活动息息相关，这种掠夺性的经营方式、“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发展模式，对黄河下游的生态影响极其巨大，说明政府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这种错误的粗放式生产。据计算，2000年西部地区每平方公里未达标工业废水、未净化工业废气和未处置的工业废气物的排放量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7.4%、29.2%和39.9%；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用量为210公斤，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5.83%。

（二）传统的政府评估模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绩效评估和目标设置别重视经济发展，评估指标主要以GDP增长和其它决定GDP增长的因素，如吸引外资、固定资产投资等为主。绩效指标或目标更多地以硬性的、有形的和数量化的为主，而软性的和质量控制的标准很欠缺。评估更多关注投入而忽略产出，更少关注结果。这种GDP崇拜热潮，导致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不协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人对自然界的无限索取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异化和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脆弱的生态系统引起了环境污染、土地沙化、生物多样化减少等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政府在价值倾向上具有“反生态”的性质。西北地区是一个农业生产立地条件差，农业基础设施较弱，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幅度较慢的地区，长期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导致这一地区政府对农业新的经济模式接受较慢，长期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引导着粗放式的农业生产模式。循环农业的发展遵循生态系统和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追求长期的经济效益，以绿色GDP核算体系和可持续协调发展评估体系为导向，通过创新型农业技术体系和对农业产业结构及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延长产业链条，以实现污染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来最大程度地减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最终实现农业资源消耗的零增长和农业生态环境体系的基本平衡。这种生态发展观迫切需要政府建立科学的增长观念和评价体系。

三、政府转变绩效模式的路径思考

（一）改变发展观，构建生态型政府理念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在生活和生产上都体现了和谐、统一的整体性思维，如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就是将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顺应自然，遵照自然规律，与自然形成有机的整体。20世纪以来的现代工业社会带来了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形成了近代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恶劣的生态局亟待政府乃至全社会以整合、系统的观念推行生态行政管理，很多国家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治理与推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政府部门目标责任制的内容逐渐从关注GDP增长到注重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更多关注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环境的保护，然而，单一经济为指标的核心特点没有根本的改变。这就需要思维方式的进一步创新与整合，即运用生态学的知识和方法去认识和解决当前的问题，建立“人-社会-自然”的生态观和方法论，运用整体性、系统性、有机性、多样性与复杂性等特征。现代生态观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共存与和谐，人类与自然的共同演进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构建生态型政府成为新时期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趋势，由于生态危机的复杂性，它不可能由部分社会群体或单纯的科技手段或市场法则来解决，其复杂性与长期性决定了这个问题是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公共危机，必须由政府出面整合各种资源，设计公共政策，完善公共管理，使得政府的治理范式发生根本的转变。生态环境脆弱是西北地区的通病，我们一定要杜绝“先污染再治理”的模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把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结合起来，形成生态发展和生态建设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才能更好的发挥西北生态屏障功能。建设生态型政府，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理解，主要是指“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和谐作为其基本理念，将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促进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作为其基本目标，并能够将这种理念与目标渗透与贯穿到政府制度与行为等诸方面之中去的政府。”

（二）改变原有农业发展的绩效考核模式，建立科学发展水平考核评价机制

传统的政府对当地农业部门的考核注重产量和经济效益，盲目扩大耕地面积，无度开发土地，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对畜牧业的生产也缺乏环境资源承载力的考虑，尤其是西北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放牧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没有摆脱当地农民贫困的帽子，还对当地生态环境进行了过度透支，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极大的损失。这些现象都是政府在以短期的经济效益为主的价值引导下形成的绩效观，带来了政府的一系列制度惯性，由上至下以项目的多少为评估的标准之一，各地大搞政绩工程，项目审批繁多，政绩工程泛滥，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在考核模式上应该首先贯穿科学发展理念，充分发挥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充分体现尊重自然规律、谋求长远发展的科学发展理念，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GDP评价的做法。其次是功能分区，分类考核。党的十七大以来逐步推行的主体功能区建设打破了以往按照行政区制定区域政策的思路，采用了多元化的评价指标来衡量区域发展的指标设计，除了传统的经济指标还增加了社会指标和生态指标。西北地区生态和地理条件相似，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功能划分，各省政府进行生态区域划分的横向联合，才能充分发挥西部的“屏障”作用。三是健全机构，信息公开。各地区在地方政府统一领导下成立环境考核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省级至县级考核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承担考核评价的组织实施、分类管理和综合协调等工作。同时，定期在公众平台上向社会公布每期考评结果，要将考核频率适当缩小，实时让公众了解政府行动，并将考评结果作为公务员考核、任用、晋升、奖惩的重要依据。

（三）改变单一的评估主体，构建多元评价主体

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开展了形形的政府评议活动，逐渐开始让公众参与到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中去，虽然这些活动体现了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正在发生转换，但“政府主导、自上而下、上下呼应”的中国绩效评估模式特点依旧很突出，距真正意义上的“民众本位”的价值取向还很远，主要表现为：政府既是评估的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评估中，政府“内部评估”权重高于“外部评估”，领导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都很强，经验主义色彩浓厚。这样的评估模式必然导致地方政府的评估出现种种问题，如指标体系不统一，各地自行其是，评价主体单一，群众参与度不高或积极性不够。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和科学发展观理念的深入，公众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公众作为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作用越来越突出。在这样的机制下，公众满意度成为了评估体系当中的重要指标，只有充分测量了公众满意度，绩效评估的结果才能切实的保障其客观性。

1.完善地方政府农民参与评估的制度规范建设。农民是农业的生产者，他们能切身地体会生产的良性发展态势，发挥生产的可持续潜能，地方政府应该建立农民信息反馈平台和互动机构，增加政府与农民的意见交流与讨论，提高农民对政府政策制度制定的参与度。当然，增进农民对政府农业绩效的评价能力，是实现这一途径的关键。循环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技术手段，而农民的综合素质和当地的农业技术服务水平是其中的关键。然而西部农村地区社会发育落后，市场化程度低，农民思想意识落后，对可持续的循环经济的意识淡薄，加之循环农业的经济效益短期成效不明显，农民往往只关注眼前效益，对清洁生产带来的长期经济效益缺乏认识。因此要培养农民的市场理性和长远意识，要提高农民对新的生产方式的接受能力，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政府要对广大农民进行系统性教育培训，加强对发展循环经济、资源忧患意识和环保意识的宣传教育，从思想上转变农民的传统生产经营观念，建立农业科技服务站，普及循环经济知识，进行典型事例讲座，逐步培养农民节约型、生态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引导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强化公众评估的导向和规范作用。保障公众评估主体地位的法律基础，体现“以民为本”的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导向，把评价聚焦于“公民期望的结果”，并使之成为推进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机制。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绩效评价，大多以自主或半自主的经验式评估模式为主，统一化、标准化的政府绩效评估模式尚未建立，各级政府评估模式大致雷同，评价体系的管理机构各行其是，评价权缺乏清晰度，指标体系缺乏科学性，缺乏对地方政府的针对性，评价主体经常处于混乱的界定，被评对象也因此无所适从。因此，用法律的手段保障公众的评估主体地位和评估程序，是解决评估体系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建立外部评价机制，尤其是委托第三方机构，如社会机构和学术团体，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收集公众意见，不断扩大社会各界对政府评估工作的参与度。总之，应该以满足公众的需求，体现公众的满意度为政府的终极目标。

（四）建立经济激励机制，提高区域间循环农业合作机制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评估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业经营组织；绩效；绩效评估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4-0030-07

近年来，我国各地组建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组织，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了更有效扶持适于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形式，需要建立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综合绩效评估体系，对其实际运营绩效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对构成农业经营组织综合绩效评估体系基本要素的分析是绩效评估的基础工作，农业经营组织综合绩效评估工作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这些基本要素包括评估目的、评估对象、评估指标、评估标准、评分方法及评估结果。

一、现代农业经营组综合绩效评估的目的

立足于组织内部评估绩效，是对组织内部门或员工的绩效进行评估，主要为人力资源决策服务，为改善组织的经营管理服务，即人们常说的“绩效管理”。这在工业企业与农业经营组织中区别不大，现有绩效管理理论相对成熟，可借鉴。

立足于组织外部的绩效评估，是考虑组织或正或负的外部性，全面评估农业经营组织的综合绩效，从而找出真正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经营组织，为政府惠农政策制定或财政支农资金运用及组织的其他出资人做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农业经营组织争取外部投资指明发展方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尚不成体系，无法满足组织顺应时展趋势改善自身绩效的要求。

二、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综合绩效评估的对象

正确评估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的综合绩效，首先需要准确把握其内涵及特点。

(一)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绩效的内涵

企业绩效是指一定经营期间的企业经营绩效和经营者绩效。由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及农业产业的特殊性，现代农业经营组织除了其内在要求的经济绩效外，还具有巨大的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因此，农业经营组织的综合绩效是包括组织的财务成果、财务状况、发展能力等与经济相关的绩效和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在内的集合。

(二)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绩效的特点

在我国，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的绩效表现为经济绩效的有限性、社会绩效的必然性和生态绩效的不可忽略性。

农业生产经济绩效的“有限性”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导致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绩效差别的最根本原因。工业生产的经济绩效可以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提升。而农业生产的经济绩效则不然，农业生产的过程可分解为自然生产过程和经济劳动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生产过程，其自然生长规律所决定的自然生产技术水平短期内基本不变，不是人为技术所能改变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社会绩效的必然性表现为在其追逐经济绩效的运营过程中伴随而来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如对当地农业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缓解、组织农户依据市场信息生产、对农户进行生产培训、兴办社区等。

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的生态绩效越发显得不可忽视。人们长久以来认为农业生产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农村也不存在环境问题的错误认识导致广大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一直被忽视。同时，随着健康消费理念的普及和对饮食质量要求的日益提高，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换来的高产的农产品却得不到消费者的青睐。加之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绿色”标准己成为农产品进出口中一种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所有这些都昭示着对生态绩效的忽略严重制约着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的发展。

三、绩效评估指标的选取及评估指标权值的确定方法

所谓绩效评估的指标是指从哪些方面对产出进行衡量或评估。口’是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绩效评估体系的核心部分，可将其分解为三个子系统，即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见表1)。

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的活动是复杂多变的，针对不同的评估主体，需要结合农业经营组织所处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组织运营的主要目的及不同产出的大小和重要程度，对绩效评估指标进行取舍，选取最能反映组织的运营目标、使组织综合绩效最大化、可衡量的指标构成农业经营组织综合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对于无法量化的指标，用详尽的语言描述其绩效表现的不同级别，以等分值或不等分值法对其赋值。结合科学性和先进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整体性和简明性、互斥性和系统性、现实性和预测性等原则，应用Delphi法与强制评分法相结合实现农业经营组织综合绩效评估指标的筛选，根据专家建议，本文选取重要度系数在0.1以上的指标，剔除重要度系数在0.1以下的指标。最终构建如表1所示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综合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评估范文第3篇

地球化学指导实践源于19世纪

早在1910年，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人，与达尔文共同提出自然选择学说的英国博物学家A.R.华莱士就指出，地壳变动是生物进化的诱因和冲动力，其中化学元素含量的变化是根本的动因。更早于1870年，法国的J.Raulin首次发现了Zn可促进植物的生长，从此以后，人们陆续确认了生命必需的各种微量元素。1916年，В.И.维尔纳茨基认识到有机体和地壳的化学元素之间的联系，认为地球化学异常将导致动植物及人类的某些病症的发生或变异，并于1927年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生物地球化学实验室。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世界人口及工业快速增长，大量废物排放到水体和农田，一些元素通过食物链对人产生毒害，如日本因铅锌矿开采的镉污染引起的骨痛病和氮肥废水排放汞引起的水俣病，以及加拿大、挪威和美国的汞中毒等一系列事件，推动了以研究人为因素引起元素迁移及其环境效应的环境地球化学的发展。1988年实施的国际地球化学填图IGCP259计划，以人为重点，预测未来环境的变化，开展跨国界的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开始了用地球化学眼光研究全球环境问题。我国环保部门则在“七五”期间开展的全国土壤背景值调查中进行了包镉、铅、铜、砷等对水稻、玉米等大宗作物的生物效应专题研究。

80年代中期，我国地学界兴起了地质与农学结合的农业地质研究，主要从名特优农产品分布与地层岩石背景的相关性出发讨论农业地质背景问题。国家层面还开展了一项跨学科、跨部门的联合科技攻关――“区域地球化学在农业和生命科学上的应用研究”，项目将岩石圈、水圈、土壤圈、生物圈研究系列中的主要环节连接起来，反映出营养元素通过水载体，从岩石到土壤经农作物到人体的整个迁移、转化历程，提供了较完整的环境地球化学素材。

湖南率先命名“生态地球化学调查”

世纪之交，多目标地球化学填图列入了国家地质大调查计划，中国地质调查局于2002年启动了部省合作形式的农业地质调查项目，湖南是我国东、中、西部先期展开的三个试点省份之一，并率先以涵盖面更广、表述更精准的“生态地球化学调查”为名。生态地球化学是以元素及其化合物在生物-地质复合系统中的循环为基础，以元素对人的影响为核心，研究元素在系统中的分布分配、迁移转化规律，评价其生态效应的新兴边缘学科。为正确认识资源环境本底，全面评价生态环境问题，科学规划资源利用与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国家因此于2007年启动了“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专项。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评估范文第4篇

庞大的生态系统不仅为人类社会提供必不可少的载体，生态系统功能及其服务无疑是维系地球生命的厚实基础。历史与现实都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就是要在着力保护生态环境之时，更好地实施生态系统服务管理，以求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要深入开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管理，必须充分考虑由于生态系统复杂性等诸多因素所引起的不确定性，要合理应用新的技术手段，不断揭示其内在的变化规律、依存关系及其动态影响，科学地建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指标体系。本文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内涵—定义深化—具体分类—价值评估—方法改善—发展趋势为主线，对近年来的研究动态与若干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内涵与定义表述 1．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出与发展 人类很早就开始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初步探索，意识到生态系统与人类的生存及发展密切相关。古希腊时，柏拉图就认识到当时水土的流失和水井的干涸与雅典人砍伐森林有关［1］，《淮南子》中也有关于保护生态系统服务而使其永续利用的论述，建立和保护风水林也反映了人类很早就认识到森林对村庄及居住环境具有重要作用［2］。1864年，Marsh［3］在其著作《Man　and　Nature》中首次提出生态系统对人类生产生活发展具有重要的服务功能的观点，同时对资源是无限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但因当时处于工业革命时期，他的观点并没有得到重视。 20世纪40年代，Tansley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后，生态学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研究才逐渐形成学科体系，研究重点从生态系统的结构逐渐向生态系统功能方向发展。Leopold、Osborn、Vogt也才开始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进行深入思考。Leopold［4］研究发现，狼群对维持牧群和草地的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将狼群杀光，就破坏了狼群对牧群的控制作用，指出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其自发的，人类不可能替代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Osborn［5］对生态系统在维持社会发展的服务功能进行了研究，指出水、土壤、植物和动物等是维持生态系统的基础，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Vogt［6］认为社会耗竭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壤）资本越多，偿还债务的能力就越低，从而提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概念。 20世纪70年代初，SCEP［7］首次明确了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及发展的服务功能，例如大气组成、土壤形成、物质循环、水土保持等，此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逐渐形成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分支，也成为1个科学术语。随后，Westman［8］提出社会要做出更加合理的政策和管理决定，应该要考虑生态系统收益的社会价值，并将这些收益称为“自然的服务”。1981年，Ehrlich［9］对“环境服务”、“自然服务”等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统一，首次使用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一词，这一术语逐渐为人们所公认和广泛使用。 1．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义与表述 目前关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义有多种描述（表1），最具有代表性的是Daily和Costanza等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的定义。Daily［10］指出生态系统提供的能够满足和维持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条件和过程就是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该定义着重强调3个方面，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生态系统的支持，发挥服务功能的主体是自然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发挥服务功能是通过条件和过程来完成的［11］。1999年Daily等［12］在肯定了之前3个观点的同时，还补充强调了生态系统状况和过程的广泛性以及生物物种的生态系统性，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义更加明细化。 Costanza［13］认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就是生态系统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指出生态系统产品（如食物）和服务（如废弃物处理）是指人类直接或者间接从生态系统功能中获得的收益，即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功能中获得的收益。Cairns［14］则认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应该是对人类生存和生活质量具有贡献的产品和服务。该定义同样强调了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产品和功能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体现的主体，与Daily定义的实质基本是一致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15］中认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效益，基本上采用了Costanza的观点。 我国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90年代，我国有一批学者开始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概念进行译介、综述、分析，结合实际工作与相关区域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进而对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详尽描述。如董全［16］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义描述为：“自然生物过程产生和维持的环境资源方面的条件和服务”，该定义不仅强调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支持作用，还指出此作用是通过环境资源的条件和服务来发挥的。谢高地等［17］认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通过生态系统的功能直接或间接得到的产品和服务；阎水玉等［11］总结得出，自然生态系统产生的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支持作用的产品、资源等就是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敖登高娃等［18］认为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所需的一切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而这些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境、物种和生态过程产生的资源物质及生活环境对人类的作用就是生态系统发挥的服务功能。李文华［19－20］认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自然生态系统和人造生态系统）获取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效益。 纵观分析，笔者认为，近年国内外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定义与内涵研究可归纳为5个观点：一是明确了生态系统功能及其服务价值作为地球生命的支持体系，直接或间接地关系着人类的福祉。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为活动影响的加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威胁。三是不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关联性决定了价值评估的不确定性。四是目前经济学方法的局限性与可比性难以概全，必须因地制宜寻求复合评价办法。五是要进一步关注观测尺度，不同生态系统本身与环境条件的多择性等引发的服务功能与价值的空间异质性，合理指出指标体系，以利于揭示内在规律，做出合乎实际的理论界定。#p#分页标题#e# 目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仍尚未形成比较系统且统一或完整的概念，但是总的来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界定关键在于如何阐释“自然组分－生态过程－生态功能－生态服务－获得利益”之间的关系［21］。虽然我国系统的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较晚，但是通过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我国在生态系统服务领域多个方面已有所进展，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加上我国幅员辽阔，具备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这为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奠定了基础，对国家的生态政策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与研究现状随着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可替代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从最初探索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义、内涵及分类，逐渐向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以及不断修正价值评估方法的方向发展。 2．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体分类的研究 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多种多样，相互之间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根据不同的定义和标准，不同学者和组织机构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表2）。Costanza等［13］从功能的角度，根据生态系统的生产、基本功能、环境效益以及娱乐价值4个层面，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17类，包括：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调节、土壤形成、养分循环、休闲娱乐等，还划分出了16种生态系统类型，并以货币的形式进行了估算。这是目前生态价系统服务功能分类方面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之一，许多学者都是依据此分类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评估研究。此后Norberg［22］从生态学角度以及生态系统的同属性考虑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为维持种群密度、处理和转化外部干扰物和组织生物学单元3大类。Groot［23］则根据生态过程的特点以及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调节功能、提供栖息地功能、生产功能及信息传递功能等4类。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15］主要依据人类获得效益的关系，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4大类。该分类较为直观，但是在此分类体系中不同类别的生态系统服务会出现重叠，如O2的产生既是调节服务，也是支持服务。 我国许多学者也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类进行了大量研究。孙刚等［25］从不同角度出发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细分为生物生产功能、物质循环功能、气象气候调节功能、生物多样、防灾减灾功能及娱乐文化功能等。张志强［26］认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生态系统生产出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生态产品，二是维持人类生活环境的生态功能。谢高地［17］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三大类，第1类是生态系统通过生产功能为人类提供生活所需的产品，如食物、燃料等；第2类是维持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功能，如气体组成、气象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传粉播种等；第3类是为人类提供娱乐休闲的功能，如打猎、钓鱼、漂流、滑雪等。而张彪等［27］以人类需求的角度，考虑是否同属于一个生态功能，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为物质产品、生态安全维护功能和景观文化承载功能3大类。其中，物质产品是指生态系统通过大气、水、土壤等组分和光合作用等生态过程，将太阳能转化为有机质（生物量），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基本物质；生态安全维护功能则是指生态系统通过一系列生态过程来维护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及生物资源等生态安全的作用；而景观文化承载功能是指生态系统因其独特的组成结构作为美学景观、历史文化和科研教育等的载体功能。此分类体系较简单，易于大众理解与接受，也有助于开展基于人类需求差异的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动态变化与供需平衡研究［28］。 这些不同的分类方法都强调了生态系统对人类生产生活具有不同的重要作用，便于人们从实践上去理解。但是部分学者认为这些分类方法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无法区分开服务功能本身和产生这些服务功能的过程。Boyd等［29］认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自然所产生的，应将生态系统服务本身和产生服务功能的过程区分开，也就是说生态系统服务并非是中间服务而是最终服务，在进行评估时应当只计算其最终服务。Maler等［30］根据与人类福祉的关系来分类，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中划分的4类合并成2类，即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是属于最终服务的，而支持服务和调节服务应合并为中间服务。而Fisher［31］认为，由于研究尺度及目的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但重点还是要取决于生态系统通过何种因素影响人类福祉变化。Costanza［32］则认为不管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本身还是产生这些功能的过程，或者是属于中间服务或最终服务，只要是能为人类福祉作贡献的就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之，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及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任何分类方法都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合理性［21］。 2．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估方法 自然资源价值中引入经济学的概念推动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经济学中，福利常用“效益”来表达，因此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是可行的。假如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未完全进入市场，或者没有把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这就容易使人类在经济活动决策过程中忽略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会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系统的破坏［17］。因此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尽可能的估算是实现生态服务等非商品化“自然资本”货币化的有效手段，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并实施的重要依据。随着人们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方法也在其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展。目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估方法主要分为：直接市场评估法、替代市场评估法、模拟市场价值评估法三大类。 2．2．1　直接市场评估法　 直接市场评估法，是以当前的产品的市场价格来作为其经济价值，主要包括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等［33－34］。费用支出法是一种发展较早且简单易懂的方法，它通过消费者的角度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进行价值评估，将消费者享受某种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时支出的费用来作为其经济价值［33－35］。比如评价某个自然景观的游憩价值时，可将消费者支出的费用总和（包括吃、住及门票所花费用）作为该景观的游憩价值。费用支出法通常又分为3种形式：一是总支出法，即以消费者所花的总费用（包括交通等）作为该区的游憩价值；二是区内支出法，即仅以消费者在游憩区内所花的费用来作为该区的游憩价值；三是部分费用法，即只将消费者所花的部分费用作为该区的游憩价值［33－34］。费用支出法通常用来评价森林游憩的价值。我国台湾省在1984年采用费用支出法对其森林游憩区的价值进行评估，得出该省森林游憩区的总经济价值为159．8亿新台币。日本在1991年采用费用支出法对其63个森林游憩区进行价值评估，得出日本森林游憩区每年的总价值为19　546．6亿日元［36］。市场价值法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评价方法之一。某些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没有费用支出，但存在市场价格，常用市场价值法来进行评估。市场价值法评估的步骤是先定量评价某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效果，然后再结合这些服务效果的市场价格来估算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其评价方法通常有2类，理论效果评价法与环境损失评价法。理论效果评价法要先计算某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量值，如农作物的增产量、二氧化碳的固定量等；接着评估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子价格”，如可根据当前市场的价格来给农作物定价；最后综合估算出其总的经济价值。而环境损失评价法是指用生态系统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来估算其经济价值［33，37－38］。欧阳志云等［39］采用市场价值法评估了我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得出中国陆地每年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304　880亿元。肖玉等［40］采用市场价值法研究了稻田生态系统气体调节功能的经济价值，结果表明稻田生态系统的气体调节的经济价值每年能达到204亿美元。但是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种类的多种多样，以及在评估过程中很难定量某些间接使用价值，因此实际操作中仍有困难。#p#分页标题#e# 2．2．2　替代市场评估法　 替代市场评估法，是指根据某种技术手段获得与某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相同的效益所需的费用，间接估算出该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主要包括旅行费用法和机会成本法等［33，38］。旅行费用法是最早用于评价环境质量价值的非市场评估方法，主要用于狩猎、森林观光等大众化的户外娱乐场所的价值评估［41］。此方法通过游憩的费用（包括交通及门票）来估算游憩区的消费者剩余，并以此作为该游憩区的经济价值，即Ev＝Ae×P（Ev为经济价值，Ae为旅游者的平均消费，P为旅游者人数）。旅行费用法最先使用消费者剩余作为游憩区价值的评价指标，同时也是最先对游憩区的消费者剩余进行估算的［33，38］。靳乐山［42］以北京圆明园的旅行费用作为其环境服务价值，估算出圆明园每年的环境服务价值为11　697亿元。谢贤政等［43］应用旅行费用法估算出黄山风景区的游憩价值每年为3．532亿～4．395亿元。但是旅行费用法仍然存在着局限性，例如在评价森林的游憩价值时，只能评价其使用价值，而无法评估其非使用价值［33］。机会成本法是指在相同条件下，利用某些自然资源来生产某种产品时，必须放弃生产另一种产品时产生的价值，或者利用某些资源会获得某种收入时所放弃的另一种收入，以此作为该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常被用来评价不能直接估算的某些资源应用的社会净效益，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在评价稀缺资源时，不能用其平均机会成本来决定其经济价格，而应该通过边际机会成本（边际生产成本、边际使用成本与边际外部成本之和就是边际成本）来决定［33，38］。 2．2．3　模拟市场价值评估法 　在无法使用前种评估方法，即不存在市场交易和实际市场价格时，只能人为的构造假想市场来评估该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并综合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来估算出其经济价值，此种方法就是模拟市场评估法。其评价方法主要为条件价值法［33，38］。条件价值法是指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直接询问人们对某种环境物品改善的支付意愿，或放弃某种环境或资源的服务功能愿意忍受的接受意愿，并以此来表示该环境商品的经济价值。适用于评估环境物品或自然资源的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任何不能通过直接市场技术或替代市场技术评估的环境物品或自然资源都可以应用条件价值法来评估。条件价值法被认为是评估环境物品和服务的非使用价值的唯一方法［41］，相对于其他方法，更适宜于评价非使用价值比重较大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目前条件价值法较多的应用于生态系统恢复方面的研究［44］。条件价值法是一种极有用的评价方法，能为决策者和公众提供宝贵的有价值的信息，是美国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领域的主要方法之一。条件价值法根据获取数据的途径又可分为3大类：直接询问法，包括投标博弈法和比较博弈法；询问选择的数量，包括无费用选择法和优先评价法；征求专家意见，即德尔菲法（也称专家调查法）［33］。条件价值法的评估结果表现了人们对环境物品或自然资源的价值取向［41］，但是其结果的准确性与调查方案设计的严谨性、被调查对象的不同有很大关系，其可信度可能会低于替代市场评价法［38］。 2．3　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研究状况 2．3．1　森林生态系统研究动态 　侯元兆［45］选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的3项生态效益（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固碳制氧），首次较全面地评估了我国森林资源的价值。杨永辉、毕绪岱［46］估算了河北省森林固定二氧化碳的服务功能的效益。蒋延玲等［47］根据Costanza等划分的服务功能及相关的价值评估方法，以我国38种主要森林类型为研究对象，估算出其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价值为117．4亿美元。薛达元等［48］对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的间接经济价值进行估算。结果表明，保护区总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1．76×109元，其中活力木生产量价值为1．08×108元，涵养水源价值约为6．97×108元，保护土壤价值为2．31×107元，固碳价值为8．77×108元。Gram［49］探讨了森林产品被人类利用部分的经济价值的评价方法的优缺点，还提出了新的综合评价方法。姜东涛［50］还针对森林制氧固碳的服务功能，估算了黑龙江省森工林区每年氧气与二氧化碳的生态效益，两者效益总和达80．58亿元。 2．3．2　草地生态系统研究动态 　Kundhlande等［51］估算了津巴布韦热带稀树草原生态系统的碳沉降服务的价值，结果显示，当时津巴布韦国家森林和公共林地碳沉积的经济价值每公顷约为3　200津巴布韦元，预测50年后大约会降到3　000津巴布韦元。谢高地等［52］按照土地覆盖类型，将我国草原地区划分为18类草原生态系统，并按照Costanza划分的17类服务功能，对各类草原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进行评估，得出我国草原每年的生态服务总价值达12．7万亿元。2003年，谢高地等［53］参考Costanza评估全球生态服务价值的部分成果，结合我国专家问卷调查结果，构建了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的生态服务价值表，同时针对青藏高原不同生态资产的服务功能价值进行研究。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每年的生态服务价值约为9．36×1011元，其中土壤形成与保护价值占了19．3％，废物处理价值占16．8％，水源涵养价值占16．5％，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价值占16％。 2．3．3　海洋生态系统研究动态 　Loomis等［54］采用条件价值法对受损的Platte河流域5种生态系统服务恢复的经济价值进行估算，其中包括废水稀释、水的自然净化、侵蚀控制、鱼类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以及娱乐场所等。结果表明，每个家庭每年要为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支付约252美元，如果将这个结果标准化到河流沿岸的家庭，得出河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恢复的经济价值为19×106～70×106美元。Duarte［55］研究了海洋生物多样性与其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复杂难以琢磨。陈仲新等［56］评估中国海洋生态系统的效益价值，得出我国海洋面积为473万km2，其生态效益价值每年高达2万亿元。石洪华等［57］对桑沟湾的气体调节、污水处理、空气净化、渔业生产等服务功能进行价值评估，得出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总价值为10．51×108元，其中渔业生产的服务价值占了总价值的65．29％。#p#分页标题#e# 2．3．4　湿地生态系统研究动态 　严承高等［58］针对湿地生态系统研究了生物多样性的概念、价值及其分类，并提出了湿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评价指标及其评估方法。Engelhardt等［59］研究发现大型水生植物的物种丰度能够提高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辛琨等［60］综合运用环境经济学、资源环境学、模糊数学等方法，对盘锦区的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价值评估，得出其服务功能价值高达62．13亿元。庄大昌［61］、段晓男［62］等还分别对洞庭湖、乌梁素海的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了评估。陈鹏［63］采用生态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对厦门湿地生态系统提供的栖息地、湿地产品、涵养水源、污染净化等7种服务功能进行价值评估，得出该湿地污染净化的服务功能价值量最大，每年高达66．46亿元。邓立斌［64］运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替代费用法等对南四湖湿地的物质生产、大气调节、保护土壤、生物栖息地、休闲娱乐等9个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生态经济价值进行评价。 2．3．5　农业生态系统研究动态 　农业生态系统是一类特殊的人工与自然复合的生态系统，它通常能够在有限时间段较小空间尺度内更为有效地提供某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高效性。农业生态系统不仅提供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物质基础，还为人类提供旅游服务等多项服务功能，因此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农业生态系统。Bj?rklund等［65］比较了瑞典20世纪50年代与90年代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变化，其中研究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类型包括：直接生产、土壤肥力、水质量、生态因素以及对全球气体管理的贡献。结果表明，瑞典的农业生态系统支持自然系统及过程的能力，从农业集约化程度较低的20世纪40年代到集约化程度较高的90年代，呈下降的趋势。高旺盛等［66］对典型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安塞县境内7种不同类型的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总计为3．17×1010元，是当地农林产品价值的170倍。肖玉等［67－68］对稻田生态系统服务温室气体调节形成和累积的过程进行研究，表明尿素的施用会促进稻田对温室气体的吸收。 2．3．6　果园生态系统研究动态 　刘炳钻等［69］对福建省香蕉果园主要的生态服务功能进行了评估，从而估算出福建省香蕉果园在2006年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为7．67亿元。江福英等［70］采用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和影子工程法等评估方法对福建省茶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价值评估，其中研究的生态服务功能的类型包括：茶叶初级产品的生产功能、气体调节功能、营养物质循环与贮存功能、水土保持功能以及涵养水源功能。通过对这些功能价值的评估，估算出福建省茶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总价值为164．895亿元。陈菁等［71］估算了福建省莆田市2002～2008年果园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结果表明，其服务价值总体呈大幅上升的趋势。田志会等［72］就土壤保持功能对北京市平谷区果园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区果园生态系统年均土壤保持价值为每公顷633．47元，年均减少土壤养分损失的经济价值为800．8万元，该区果园生态系统就土壤保持功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当于2006年该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1．6％。 3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自然的干预能力不断增强，森林砍伐、过度放牧、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都将造成全球生态系统格局发生极大的变化，自然生态系统的面积会逐渐减少，受人为控制的生态系统面积会迅速增加。同时，人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污染物都排放到生态系统中，大大超过生态系统本身所能承载的容量，进而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其服务功能也受到极大的损害。这使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成为当前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今后的研究将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3．1　明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完整定义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涵和适用对象及范围是随着人类对其认识的不断深入而发展演化的。多元分类的方法也使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义多种多样。但是，为了使在不同时空、政策背景下的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结果具有可比性以及协作的可能性，就必须得到一个较为明确、统一且实用的定义。不同背景下，都有与之对应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定义。要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客观的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义不仅要符合基础生态学的原则，还要与相关的经济核算体制一致。明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义不仅有利于科学划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合理评估也有重要作用［28］。 3．2　完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类体系 由于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种类多种多样，相互之间又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至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全面、科学的分类体系。如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类主体不明会造成评估过程中的重复计算，即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造成影响。因此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体系，不仅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客观地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重要基础。 3．3　深化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不仅是为人类生存提供优质食品的产业，也是绿色覆盖度最为广泛且光合作用旺盛的载体。要深入评估不同尺度和多种类型的农业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为生态补偿与农业环境保护提供参考依据，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态保护以及种地与养地相统一的意识。要多学科知识综合，多种方法和多技术手段的集成，力求在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体系研发过程中，充分考虑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等不同系统特点与耦合要素，嵌合经济社会生态复合模型、生态过程模型与乡村社会模型。 #p#分页标题#e# 3．4　优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尺度 要加强对不同空间不同生态类型的各种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研究。目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主要集中在对大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但是大尺度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对于小区域范围的服务功能指导意义并不直接和明确［15］。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同种生态系统，因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表现的服务功能也有所差异。尤其我国许多学者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时，照搬国外研究的模型和参数，这使得我国当前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脱缺乏可靠性［68］。因此还要加强对不同空间、不同生态类型的各种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研究。 3．5　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新方法 国内外学者为推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价值评估研究，都在探索新模式与新方法。例如地理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为多源数据和多学科模型的集成分析平台，遥感的多角度、多尺度的动态监测能力可有效改善生态过程观测的质量与效率。生态经济理论与指标体系及其方法也可以丰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内容，为合理量化提供科学的计算方法支持。要积极倡导学科交叉与知识共享，引入先进的科研理念与研究手段，创新思维，集成技术，突破制约，优化组合。要开发适于生态学深度研究的多功能观测工具箱。要立足于多维度分析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理，并进行专家知识整合与综合评判。尤其要注重以生物多样性变化以及通过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间的结构关系，而选取最佳观测技术组合。 3．6　健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体系 通过不断深入的探索与实践，目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和评估方法的框架，但是其中还是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完善的。例如现有的评价方法过于依赖经济学理论，对生态系统自身规律分析较少。理论上，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都可用一定的方法进行价值评估。但因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本身的复杂性，主观认识的差异性，不同的研究人员所选用的评估方法的不同，得出的评估数据差异较大，无法形成对比。因此要针对不同的评价对象和要求选择好方法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评估范文第5篇

(一)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凡依法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重点流域、区域开发和行业发展规划以及建设项目，必须严格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并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作为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前置条件。环境影响评价过程要公开透明，充分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建立健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联动机制。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即擅自开工建设、建设过程中擅自作出重大变更、未经环境保护验收即擅自投产等违法行为，要依法追究管理部门、相关企业和人员的责任。

(二)继续加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完善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鼓励各地区实施特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对造纸、印染和化工行业实行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总量控制。加强污水处理设施、污泥处理处置设施、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和垃圾渗滤液处理设施建设。对现有污水处理厂进行升级改造。完善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强化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监管。对电力行业实行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继续加强燃煤电厂脱硫，全面推行燃煤电厂脱硝，新建燃煤机组应同步建设脱硫脱硝设施。对钢铁行业实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强化水泥、石化、煤化工等行业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治理。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点区域开展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试点。开展机动车船尾气氮氧化物治理。提高重点行业环境准入和排放标准。促进农业和农村污染减排，着力抓好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三)强化环境执法监管。抓紧推动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为环境保护提供更加完备、有效的法制保障。健全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建立执法责任制。加强环境保护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继续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对环境法律法规执行和环境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后督察。建立建设项目全过程环境监管制度以及农村和生态环境监察制度。完善跨行政区域环境执法合作机制和部门联动执法机制。依法处置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执行流域、区域、行业限批和挂牌督办等督查制度。对未完成环保目标任务或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负有责任的地方政府领导进行约谈，落实整改措施。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深化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实行资格化管理。建立健全环境保护举报制度，广泛实行信息公开，加强环境保护的社会监督。

(四)有效防范环境风险和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完善以预防为主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实行环境应急分级、动态和全过程管理，依法科学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建设更加高效的环境风险管理和应急救援体系，提高环境应急监测处置能力。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和装备，加强环境应急管理、技术支撑和处置救援队伍建设，定期组织培训和演练。开展重点流域、区域环境与健康调查研究。全力做好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准确信息，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和生态环境损害。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严格落实企业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地方政府环境安全监管责任。

二、着力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五)切实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对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地区、行业和企业进行集中治理。合理调整涉重金属企业布局，严格落实卫生防护距离，坚决禁止在重点防控区域新改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项目。加强重金属相关企业的环境监管，确保达标排放。对造成污染的重金属污染企业，加大处罚力度，采取限期整治措施，仍然达不到要求的，依法关停取缔。规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活动，建设废旧物品回收体系和集中加工处理园区。积极妥善处理重金属污染历史遗留问题。

(六)严格化学品环境管理。对化学品项目布局进行梳理评估，推动石油、化工等项目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对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进行环境隐患排查，对海洋、江河湖泊沿岸化工企业进行综合整治，强化安全保障措施。把环境风险评估作为危险化学品项目评估的重要内容，提高化学品生产的环境准入条件和建设标准，科学确定并落实化学品建设项目环境安全防护距离。依法淘汰高毒、难降解、高环境危害的化学品，限制生产和使用高环境风险化学品。推行工业产品生态设计。健全化学品全过程环境管理制度。加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重点行业监督管理。建立化学品环境污染责任终身追究制和全过程行政问责制。

(七)确保核与辐射安全。以运行核设施为监管重点，强化对新建、扩建核设施的安全审查和评估，推进老旧核设施退役和放射性废物治理。加强对核材料、放射性物品生产、运输、贮存等环节的安全管理和辐射防护，促进铀矿和伴生放射性矿环境保护。强化放射源、射线装置、高压输变电及移动通信工程等辐射环境管理。完善核与辐射安全审评方法，健全辐射环境监测监督体系，推动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建设，构建监管技术支撑平台。

(八)深化重点领域污染综合防治。严格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与管理，定期开展水质全分析，实施水源地环境整治、恢复和建设工程，提高水质达标率。开展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修复示范。继续推进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完善考核机制。加强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等湖泊污染治理。加大对水质良好或生态脆弱湖泊的保护力度。禁止在可能造成生态严重失衡的地方进行围填海活动，加强入海河流污染治理与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重点改善渤海和长江、黄河、珠江等河口海域环境质量。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加大气污染物监测指标，改进环境质量评价方法。健全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实施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严格控制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加强恶臭、噪声和餐饮油烟污染控制。加大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力度。加强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强化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管理。被污染场地再次进行开发利用的，应进行环境评估和无害化治理。推行重点企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推进污染企业环境绩效评估，严格上市企业环保核查。深入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和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创建活动。

(九)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扩大环保产业市场需求。鼓励多渠道建立环保产业发展基金，拓宽环保产业发展融资渠道。实施环保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应用、重大环保技术装备及产品产业化示范工程。着重发展环保设施社会化运营、环境咨询、环境监理、工程技术设计、认证评估等环境服务业。鼓励使用环境标志、环保认证和绿色印刷产品。开展污染减排技术攻关，实施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等科技重大专项。制定环保产业统计标准。加强环境基准研究，推进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建设。加强高等院校环境学科和专业建设。

(十)加快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实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责任制。深化“以奖促治”和“以奖代补”政策，扩大连片整治范围，集中整治存在突出环境问题的村庄和集镇，重点治理农村土壤和饮用水水源地污染。继续开展土壤环境调查，进行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推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服务向农村延伸，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和农膜，切实减少面源污染。严格农作物秸秆禁烧管理，推进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强农村人畜粪便和农药包装无害化处理。加大农村地区工矿企业污染防治力度，防止污染向农村转移。开展农业和农村环境统计。

(十一)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国家编制环境功能区划，在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红线，对各类主体功能区分别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和环境政策。加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和南方丘陵山地带以及大江大河重要水系的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修复，让江河湖泊等重要生态系统休养生息。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立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以及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有效防范物种资源丧失和流失。加强自然保护区综合管理。开展生态系统状况评估。加强矿产、水电、旅游资源开发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生态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试点，进一步开展生态示范创建活动。

三、改革创新环境保护体制机制

(十二)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不断强化并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道路，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宏观战略体系、全面高效的污染防治体系、健全的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完善的环境保护法规政策和科技标准体系、完备的环境管理和执法监督体系、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

(十三)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把环境保护列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并逐步增加投入。适时增加同级环保能力建设经费安排。加大对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投入力度，完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民族自治地方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扩大生态补偿范围。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对生产符合下一阶段标准车用燃油的企业，在消费税政策上予以优惠。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对“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研究调整进出口关税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用于环境保护项目。加大对符合环保要求和信贷原则的企业和项目的信贷支持。建立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制度。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严格落实燃煤电厂烟气脱硫电价政策，制定脱硝电价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电、余热发电和垃圾焚烧发电实行优先上网等政策支持。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实行差别电价，对污水处理、污泥无害化处理设施、非电力行业脱硫脱硝和垃圾处理设施等鼓励类企业实行政策优惠。按照污泥、垃圾和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的要求，完善收费标准，推进征收方式改革。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建立国家排污权交易中心，发展排污权交易市场。

(十四)不断增强环境保护能力。全面推进监测、监察、宣教、信息等环境保护能力标准化建设。完善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重点流域、地下水、农产品产地国家重点监控点位和自动监测网络，扩大监测范围，建设国家环境监测网。推进环境专用卫星建设及其应用，提高遥感监测能力。加强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监督管理和运行维护。开展全民环境宣传教育行动计划，培育壮大环保志愿者队伍，引导和支持公众及社会组织开展环保活动。增强环境信息基础能力、统计能力和业务应用能力。建设环境信息资源中心，加强物联网在污染源自动监控、环境质量实时监测、危险化学品运输等领域的研发应用，推动信息资源共享。

(十五)健全环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构建环境保护工作综合决策机制。完善环境监测和督查体制机制，加强国家环境监察职能。继续实行环境保护部门领导干部双重管理体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环境保护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结合地方人民政府机构改革和乡镇机构改革，探索实行设区城市环境保护派出机构监管模式，完善基层环境管理体制。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职能和队伍建设。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