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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婚庆主持词

农村婚庆主持词

农村婚庆主持词范文第1篇

现在,奏乐鸣炮,一对新人入场!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两情相悦,地久天长,伴随着喜庆的鞭炮和美妙的音乐,一对新人携手走进了婚礼的殿堂。新郎 在 工作,新娘 在

工作。他们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相识、相爱,终于梦想成真,喜结良缘,这真是两心相许,只在一盼,终于盼来了这人生中最美妙的光景。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来共枕眠。人生是花,爱就是花的蜜,当爱情瓜熟蒂落,男女双方通过合法途径结为夫妻的时候,每个人生命中最动人的一幕就要开始了。从此,一个崭新的家庭也就诞生了。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之中又少了两个单干户,多了一个互助组。在此,我们恭喜二位两颗丹心呈俊秀,百岁结发度春秋,我们衷心祝愿二位新人丝罗共结百年偕老,琴瑟相伴地久天长。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两位的幸福结合表示祝贺!

天上四时春作首,人间百行孝为先。在这幸福神圣而又激动人心的时刻,新郎新娘不会忘记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父母,更不会忘记各级领导和朋友们对自己的关怀和培养,下面,一对新人举行礼拜仪式。一拜高堂:一鞠躬,喜成新家,别忘爹妈;再鞠躬,养育之恩,终身报答;三鞠躬,祝父母大人福如东海,健康长寿。现在,向全体来宾三鞠躬:一鞠躬,感谢各位领导对自己的关心、帮助和培养,对给予他们家庭以深切关怀的亲友,工作生活中给予帮助的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再鞠躬,谢谢朋友们来贺喜,永远把这美好的光景和大家的深情厚意保留再自己的记忆里;三鞠躬,衷心祝愿各位领导和全体来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合家幸福、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爱情甜蜜。

下面夫妻对拜。夫妻对拜的意义在于,男女双方由热恋阶段达到量变到结为夫妇的这一质变过程的这样一个庄严的夫妻地位的饿正式确立。这里首先确立了双方地位的平等,在家庭这个舞台,没有领衔主演,一切决策都产生于经过夫妻共同商量合讨论一番的研究之中。如果谁婚后犯了毛病,就请放一下今天结婚盛宴的录象,细细品味一下主持人的婚姻祝词合全体来宾默默的祝福,各自挖掘一下自己的思想根源,我想,一切问题都将得到圆满解决。一对新人听口令,一鞠躬,这一拜,要牢记,胜过桃园三结义,相依相伴永不弃;再鞠躬,这一拜要记住,结婚后幸福生活靠努力;三鞠躬,这一拜,不能忘,孝敬亲人高风尚,相敬如宾别打仗。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男人是船、女人是帆,家庭是港湾。结婚是爱情长跑的终点,更是牵手同行漫漫长路的起点。婚前的爱情常常充满着浪漫和幻想,更深的感情要靠婚后去培养。婚姻无戏言,婚姻贵在美满,美满贵在情感,情感贵在长久,这一切只能在双方的尽责中实现。一对新人请牢记,大千世界,人海茫茫,既然你们决定携手同行,就一定要珍惜这份旷世情缘,愿你们双脚踏向婚姻之船的时候,要同舟共济,千方百计将它驶向美好生活的彼岸。

农村婚庆主持词范文第2篇

一、地理与人文环境

(一)何谓秦东

秦东,指今天陕西省渭南市(包括韩城)所辖地区,因地理位置在陕西省东部,因之称为秦东。[1]秦,最早指今甘肃天水一带。西周时,秦人先祖非子因养马有功,受封于“秦地”,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驾周平王东渡有功,受封“歧山以西之地”,建秦国。从此,陕西始有“秦”的概念,后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秦帝国,陕西人自此自称“秦人”。而渭南地区又位于陕西东部故称秦东。

(二)地理环境

秦东(即今陕西省渭南市)地处陕西关中盆地东部,向东与山西隔河相望,南依秦岭与商洛相连,向东南则与河南接壤,西与西安、咸阳、铜川三市吡领,北靠黄龙、乔山山脉和延安交界。地质构造跨越三个构造单元,南部属北秦秦岭元台拗折带,中部是汾渭地堑渭河断陷区,北部属华北地台陕甘宁盆边缘。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东西开阔。

(三)人文环境

该地区历史悠久,早在二十万年以前就有早期“智人”(蓝田人和大荔人)在这里繁衍生息。据相关史书和大量的文物遗址证明,秦东地区属华夏民族的发祥地和黄河流域农业发源地之一。同时秦东地区也是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地上地下遗存了大量的文物古迹。目前渭南市全市扔有国务院公布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处,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29处。另外,全市公布有580余处文化遗址,330余处古墓葬,290余处古建筑。

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了秦东地区丰富的民风民俗,成为东府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民间逐渐形成了许多与众不同的风俗和禁忌,做为文化积淀浓厚的陕西东府的婚礼习俗与婚俗禁忌,源远流长,礼仪繁多,寓意深远,是秦东地区风俗文化中的瑰宝。

二、秦东婚俗

关于秦东地区历代的婚俗,张晓红女士曾撰文将陕西婚俗地域分成三个区域:关中区、陕北区及陕南区。并指出关中区具有“婚俗内部差异很小,一致性较强”特点。照此分区秦东地区可纳入关中区范围。[5]王杰夫先生曾在《渭南历史通览?第七卷》中简明扼要的指出秦东地区“历代婚俗,虽有衍化,但基本上都是以“六礼”为纲,大同小异。”[6]39长期以来,东府的婚娶习俗虽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是遵循着“六礼告成”的大框架。并且总体上有两个特点,一是缔约时双方不用庚贴,主要依赖媒妁之言;二是在婚礼上新娘以白布裹头,尚白。在雍正《陕西通志》(卷45)有“妇人虽浓妆,亦必以白布饰其首”的记载;在民国《华阴县续志》中载“男女庚甲,久不通之吉柬。近岁有悔婚姻者,构讼于官,邑宰素悉习俗,据媒庭断,而府宪以无庚贴为凭,遽然判离”。可见秦东地区婚俗以“六礼”为纲,非常注重仪式规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婚俗进行了简化,以满足实际生产需要。

文化是拥有很强的继承性的,谈到婚俗,就不得不说一说婚俗中的诸多禁忌,有些禁忌是各地通用的,有些禁忌则在秦东地区所特有的。婚俗禁忌在广大的农村,由于本身的落后与封闭,再者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这些禁忌或整体或部分的被继承下来。众多禁忌中如从血缘关系出发的有同姓不婚、异辈不婚、表亲不婚;生宵禁忌中流传最广的是对于属虎的女性的禁忌,还有生肖属羊的女子,也比较忌讳,究其原因,原来民间有“眼露四白,五夫守宅”说法,而羊眼又被认为恰是“眼露四白”的。在东府民间流传的一则生肖婚配禁忌的谚语:“两只羊,活不长;龙虎相斗,必有一伤;两虎相守,必定短寿;两虎不同山,猪猴不到头;白马怕青牛,鸡狗不一家;青龙克白虎,虎鼠不结亲。”[6]351在纳吉禁忌中,定礼要求成双成对,忌单喜双。

此外,在东府地区还有禁九月里定亲,喜好十月成婚;嫁妆中还忌有剪子、镜子、茶壶一类的东西;对于嫁娶的日子呢,还要择吉避凶;完婚时间上呢,要避开无春之年,因无春之年为“寡年”,不吉利。月份选择上呢,忌五月、七月、九月;在具休日子的选择上呢,忌单日,多取双日等。

当然在迎娶时辰、婚服选择、送亲、上轿、迎娶途中、下轿、进门、拜天地、婚宴、闹洞房等,都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禁忌,反映了人们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以及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希望。王杰山先生在《渭南历史通览?第七卷》中关于这些禁忌有相当完整而精彩的描述,在此不多言。

以上所讲到的种种婚俗及禁忌,大多在建国以前,那时候处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父权社会大环境下,妇女地位低下,在婚姻中受到种种限制,只能处于屈从的地位。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婚姻法的实施,开始提倡自由恋爱,妇女地位不断提高,传统的婚俗逐渐被打破,开始追求简约,个性。时至今日,传统婚俗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若陷若现。这些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是陈规陋习的仪式与禁忌后,承载着我们的对天地的敬畏,对幸福的追求,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揭开那些表面习俗礼仪下隐藏着的各种民间信仰的根源秘密,让人们认识深层文化的本来面目,是我们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自从2006年实行新农村建设以来,已经历时7个年头,农村在交通、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生活的改变必然对传统婚俗产生极大的冲击,我们有必要对新农村建设这一政策作一解读。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历史上的新农村建设

杨学成先生曾撰文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是一个新词汇,它的开始时间为上世纪五十年代。[4]但那个时代的新农村建设和现在我们所讲的新农村建设在内容、目标、方式上是不相同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它就是农村工作中的一个常用语。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然而与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比,农村依然落后,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回顾这三个阶段的新农村建设不难发现其共性,其一都是单纯的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去进行农村建设,国家投入少;其二由于受当时户籍管理体制的影响,当时的农村建设主要是封闭在农村内部,城乡互动不足。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本原因是由我国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优先发展工业,人财物向城市倾斜。在这种情况,广大农村地区也只无奈的在封闭的环境中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新农村建设。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完成,我国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到2005年我国的GDP达到15万亿元(折合人均GDP1400美元),国家财政总收人将达到3万亿元。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已进人新的阶段,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客观基础已经或正在形成,国家将有能力在财力、物力等硬件方面对新农村建设予以支持,从外部推动新农村建设。再加上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我国广大农民已经在技术水平、思想观念、文化素质、经营能力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新农村建设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4]

(二)新时期“新农村”建设

在理论界,“新农村”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时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林参考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新村运动”,提出将经济投入重点转移到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村领域中来,以解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作为政协常委,林毅夫的观点通过“两会”提案后,在学界和政界中迅速发酵,相继被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所吸纳。2005年10月党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提出,要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在2010年的一号文件中,中央提出同步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双轮驱动”新政。新时期新农村建设主要是要解决不愿到城里去生活、工作的农民的生活问题。李成贵先生曾作过一个假设“假设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降到45%,仍会有6亿多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约4.5亿人生活在农村,要让如此之众的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绝非易事。”[2]我国农村在空间上发展水平差异是很大的,农村的落后面貌单纯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需要国家的投入,国家的发展需要第一产业的支持,从国家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对第一产业的重视。再者就是对过度城市化的纠偏。“十五”期间,由于全国各地盲目扩张城市,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人口的城镇化,这导致大量失地农民涌现、农村更为凋敝。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因此2005年以后,中央将“新农村建设”摆在了更为重要的政策地位。

四、新农村建设对秦东婚俗的影响

新农村建设使得农村原本的婚俗发生着这样那样的改变,究其原因,是交通、教育、收入增加等因素共同影响下所导致,在下文中,笔者将细细列举这些变化。

(一)婚龄的变化

新农村建设对婚俗的直接影响就是婚龄的变大。原先“女儿十五、六,娘家打发走。”在近代关中地区这种情况是很普及,尽管《婚姻法》中明文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但是农村普便存在早婚早育的现象。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在逐步减少,一方面是由于婚姻法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受到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的影响。陕西省在农村实行义务教育和“两免一补”政策,受益学生达到580万人。到2007年,利用1.27亿元专项资金为家庭经济困难的158.1万名学生免费提供了教科书。使得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绝大部分都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相当一部分可以进入普通高中或者职业高中就读,甚至上大学,知识的增加使他们对待姻的态度也发生着改变,农村人早婚早育的思想在这些人身上已不见踪影。在华县的调研中,发现出生在1965到1970的人结婚年龄80%都在20岁以内,其中有少数人更是刚初中毕业就结婚。而出生在1985到1990年的人结婚年龄有了明显提高,68%的人能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在调研中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结婚年龄绝大多数高于法定结婚年龄;受教育程度越低,其结婚年龄就明显低于法定结婚年龄。随着义务教育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婚龄总体上朝着略高于法定结婚年龄的方向发展。

(二)结婚对象的范围的扩大

原先,媒人介绍的结婚对象多在同村,同镇,同县,少数是邻县,外省的。这与农村的封闭是分不开的,结婚对象基本上来自于自己的活动范围以内。而现在情况大有不同,随着教育的普及,很多新生代的农村人口已经进城上学工作;而国家农村土地结构的调整也使得农村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去经济发达的城市谋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农村小伙子娶了个的外地媳妇,或者当地的姑娘远嫁他乡,都已经不稀奇。出现这咱情况与我国的户籍制度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在开革开放前,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再加上经济的不发达,人口流动较小,可选择的结婚对象范围也就小;改革开放后,逐步放开户籍的限制,特别是2000年以后,由于城市化的增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农村人口开始加速向城市转移。在华县的调研中,出生在1965到1970的人,结婚对象有79%是来自同一个样的县的,邻县的占到21%,外省的没有。而出生在1985到1990年的人,结婚对象中来自同一个县的下降到55%,邻县的占到25%,外省的占到20%。以后随着农村发展,婚姻对象的范围会越来越广。

(三)婚庆方式的简化

尽管在新农村的乡风文明建设中明确提倡节俭办红白喜事。但是秦东地区农村结婚还是讲究隆重,以免在乡里乡亲面前没脸面。少数家境殷实的,请的是专门的婚庆公司,订制的酒席,和城里人的婚庆方式已经没多大的区别。绝大数人还是会选择传统的方式,在自己家里庆祝,请村子里德高望重者担任司仪,找个乐班子,吹吹打打,图个热闹。请个厨师就在自家院子设席棚待客。一旦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都会拿出自家的来共用。人手不够都过来主动帮忙。在一些村子中,一旦谁家结婚,那就是全村的喜事,全村都不用做饭了,一起去吃席。吃席一般分两棚,头棚即先入席的是远来的客,因为路远要先吃先走,二棚基本上就是庄客即本村庄的人了。一些怕麻烦的就近到镇上订席来宴请宾课。当然去的人不能多,每家只会派个代表去,不能全家出动,除非是一些近亲。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这一方式渐渐成为主流。

(四)对待媒人的态度

由于秦东婚俗自古依赖媒妁之言,对媒人很是尊重。即使是自由恋爱,也有谢媒这一说。婚宴当天不仅夫妻双方以及各自家长都要向媒人敬酒,以感谢其促成一桩好姻缘,同时也要给媒人一定数量的钱币以及烟酒,以示感谢。在农村由于没有专门的婚介机构,媒人一职就显得特别重要,是一种很受人尊重的职业,一般是由当地人缘好且能说会道的人担任。由于近些年来,进城务工的人数增多,大多数人都会通过相亲这种省时省力的方式解决个人的终身大事。每到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前后,在一些集会上总有许多的单身男女相聚在一起,而媒人游走其间,为其牵线搭桥,尽月老之事。

(五)彩礼变化

在秦东地区结婚彩礼一向必不可少。彩礼是由六礼中的第四礼“纳成”演化而来的,即男家纳吉往女家送聘礼,至于聘礼的多少,取决与女方的贫富与身份。《礼记?士昏礼》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7]这也是婚姻仪式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彩礼的交付意味着一桩婚事就此定下来,剩下的就是选定日子举办婚宴。至于彩礼的数目多少,由女方约请对方的长者参考各地的标准,确定具体数额,然后赶在婚宴前选定日子,多以现金的方式当面交清。由于农村人口收入的增加,彩礼数基本上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考虑到物价和收入因素,基本上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农村婚庆主持词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婚俗;秦东

一个区域的婚俗是受到该区域社会生产的间接影响的,折射出的是这个区域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家庭、心理等多个方面。新农村建设从上世纪五十代起,经历了由片面到全面,由单一驱动到双轮驱动发展轨迹,尽管其在内容、目标、方式上不同时期是不尽相同的,但新农村建设这一话题历久弥新,李成贵先生曾指出“新农村建设要循序渐进地推进,需要对其长期性和艰巨性有清醒的认识。”尽管新农村建设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但直到2006年国家才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时至今日七年有余,新农村建设才刚刚开始,可谓任重道远。虽然时间短,但是对农村的改变却是全面而彻底的,对农村地区的婚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伴随着新农村的建设循序渐进,有着长期性和持续性。本文将重点突出新农村建设对传统婚俗的冲击并且对未来农村地区婚俗的发展作出预测。

一、地理与人文环境

(一)何谓秦东

秦东,指今天陕西省渭南市(包括韩城)所辖地区,因地理位置在陕西省东部,因之称为秦东。[1]秦,最早指今甘肃天水一带。西周时,秦人先祖非子因养马有功,受封于“秦地”,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驾周平王东渡有功,受封“歧山以西之地”,建秦国。从此,陕西始有“秦”的概念,后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秦帝国,陕西人自此自称“秦人”。而渭南地区又位于陕西东部故称秦东。

(二)地理环境

秦东(即今陕西省渭南市)地处陕西关中盆地东部,向东与山西隔河相望,南依秦岭与商洛相连,向东南则与河南接壤,西与西安、咸阳、铜川三市吡领,北靠黄龙、乔山山脉和延安交界。地质构造跨越三个构造单元,南部属北秦秦岭元台拗折带,中部是汾渭地堑渭河断陷区,北部属华北地台陕甘宁盆边缘。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东西开阔。

(三)人文环境

该地区历史悠久,早在二十万年以前就有早期“智人”(蓝田人和大荔人)在这里繁衍生息。据相关史书和大量的文物遗址证明,秦东地区属华夏民族的发祥地和黄河流域农业发源地之一。同时秦东地区也是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地上地下遗存了大量的文物古迹。目前渭南市全市扔有国务院公布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处,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29处。另外,全市公布有580余处文化遗址,330余处古墓葬,290余处古建筑。

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了秦东地区丰富的民风民俗,成为东府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民间逐渐形成了许多与众不同的风俗和禁忌,做为文化积淀浓厚的陕西东府的婚礼习俗与婚俗禁忌,源远流长,礼仪繁多,寓意深远,是秦东地区风俗文化中的瑰宝。

二、秦东婚俗

关于秦东地区历代的婚俗,张晓红女士曾撰文将陕西婚俗地域分成三个区域:关中区、陕北区及陕南区。并指出关中区具有“婚俗内部差异很小,一致性较强”特点。照此分区秦东地区可纳入关中区范围。[5]王杰夫先生曾在《渭南历史通览・第七卷》中简明扼要的指出秦东地区“历代婚俗,虽有衍化,但基本上都是以“六礼”为纲,大同小异。”[6]39长期以来,东府的婚娶习俗虽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是遵循着“六礼告成”的大框架。并且总体上有两个特点,一是缔约时双方不用庚贴,主要依赖媒妁之言;二是在婚礼上新娘以白布裹头,尚白。在雍正《陕西通志》(卷45)有“妇人虽浓妆,亦必以白布饰其首”的记载;在民国《华阴县续志》中载“男女庚甲,久不通之吉柬。近岁有悔婚姻者,构讼于官,邑宰素悉习俗,据媒庭断,而府宪以无庚贴为凭,遽然判离”。可见秦东地区婚俗以“六礼”为纲,非常注重仪式规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婚俗进行了简化,以满足实际生产需要。

文化是拥有很强的继承性的,谈到婚俗,就不得不说一说婚俗中的诸多禁忌,有些禁忌是各地通用的,有些禁忌则在秦东地区所特有的。婚俗禁忌在广大的农村,由于本身的落后与封闭,再者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这些禁忌或整体或部分的被继承下来。众多禁忌中如从血缘关系出发的有同姓不婚、异辈不婚、表亲不婚;生宵禁忌中流传最广的是对于属虎的女性的禁忌,还有生肖属羊的女子,也比较忌讳,究其原因,原来民间有“眼露四白,五夫守宅”说法,而羊眼又被认为恰是“眼露四白”的。在东府民间流传的一则生肖婚配禁忌的谚语:“两只羊,活不长;龙虎相斗,必有一伤;两虎相守,必定短寿;两虎不同山,猪猴不到头;白马怕青牛,鸡狗不一家;青龙克白虎,虎鼠不结亲。”[6]351在纳吉禁忌中,定礼要求成双成对,忌单喜双。

此外,在东府地区还有禁九月里定亲,喜好十月成婚;嫁妆中还忌有剪子、镜子、茶壶一类的东西;对于嫁娶的日子呢,还要择吉避凶;完婚时间上呢,要避开无春之年,因无春之年为“寡年”,不吉利。月份选择上呢,忌五月、七月、九月;在具休日子的选择上呢,忌单日,多取双日等。

当然在迎娶时辰、婚服选择、送亲、上轿、迎娶途中、下轿、进门、拜天地、婚宴、闹洞房等,都形成了形形的禁忌,反映了人们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以及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希望。王杰山先生在《渭南历史通览・第七卷》中关于这些禁忌有相当完整而精彩的描述,在此不多言。

以上所讲到的种种婚俗及禁忌,大多在建国以前,那时候处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父权社会大环境下,妇女地位低下,在婚姻中受到种种限制,只能处于屈从的地位。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婚姻法的实施,开始提倡自由恋爱,妇女地位不断提高,传统的婚俗逐渐被打破,开始追求简约,个性。时至今日,传统婚俗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若陷若现。这些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是陈规陋习的仪式与禁忌后,承载着我们的对天地的敬畏,对幸福的追求,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揭开那些表面习俗礼仪下隐藏着的各种民间信仰的根源秘密,让人们认识深层文化的本来面目,是我们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自从2006年实行新农村建设以来,已经历时7个年头,农村在交通、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生活的改变必然对传统婚俗产生极大的冲击,我们有必要对新农村建设这一政策作一解读。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历史上的新农村建设

杨学成先生曾撰文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是一个新词汇,它的开始时间为上世纪五十年代。[4]但那个时代的新农村建设和现在我们所讲的新农村建设在内容、目标、方式上是不相同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它就是农村工作中的一个常用语。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然而与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比,农村依然落后,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回顾这三个阶段的新农村建设不难发现其共性,其一都是单纯的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去进行农村建设,国家投入少;其二由于受当时户籍管理体制的影响,当时的农村建设主要是封闭在农村内部,城乡互动不足。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本原因是由我国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优先发展工业,人财物向城市倾斜。在这种情况,广大农村地区也只无奈的在封闭的环境中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新农村建设。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完成,我国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到2005年我国的GDP达到15万亿元(折合人均GDP1400美元),国家财政总收人将达到3万亿元。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已进人新的阶段,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客观基础已经或正在形成,国家将有能力在财力、物力等硬件方面对新农村建设予以支持,从外部推动新农村建设。再加上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我国广大农民已经在技术水平、思想观念、文化素质、经营能力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新农村建设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4]

(二)新时期“新农村”建设

在理论界,“新农村”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时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林参考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新村运动”,提出将经济投入重点转移到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村领域中来,以解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作为政协常委,林毅夫的观点通过“两会”提案后,在学界和政界中迅速发酵,相继被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所吸纳。2005年10月党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提出,要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在2010年的一号文件中,中央提出同步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双轮驱动”新政。新时期新农村建设主要是要解决不愿到城里去生活、工作的农民的生活问题。李成贵先生曾作过一个假设“假设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降到45%,仍会有6亿多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约4.5亿人生活在农村,要让如此之众的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绝非易事。”[2]我国农村在空间上发展水平差异是很大的,农村的落后面貌单纯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需要国家的投入,国家的发展需要第一产业的支持,从国家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对第一产业的重视。再者就是对过度城市化的纠偏。“十五”期间,由于全国各地盲目扩张城市,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人口的城镇化,这导致大量失地农民涌现、农村更为凋敝。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因此2005年以后,中央将“新农村建设”摆在了更为重要的政策地位。

四、新农村建设对秦东婚俗的影响

新农村建设使得农村原本的婚俗发生着这样那样的改变,究其原因,是交通、教育、收入增加等因素共同影响下所导致,在下文中,笔者将细细列举这些变化。

(一)婚龄的变化

新农村建设对婚俗的直接影响就是婚龄的变大。原先“女儿十五、六,娘家打发走。”在近代关中地区这种情况是很普及,尽管《婚姻法》中明文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但是农村普便存在早婚早育的现象。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在逐步减少,一方面是由于婚姻法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受到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的影响。陕西省在农村实行义务教育和“两免一补”政策,受益学生达到580万人。到2007年,利用1.27亿元专项资金为家庭经济困难的158.1万名学生免费提供了教科书。使得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绝大部分都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相当一部分可以进入普通高中或者职业高中就读,甚至上大学,知识的增加使他们对待姻的态度也发生着改变,农村人早婚早育的思想在这些人身上已不见踪影。在华县的调研中,发现出生在1965到1970的人结婚年龄80%都在20岁以内,其中有少数人更是刚初中毕业就结婚。而出生在1985到1990年的人结婚年龄有了明显提高,68%的人能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在调研中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结婚年龄绝大多数高于法定结婚年龄;受教育程度越低,其结婚年龄就明显低于法定结婚年龄。随着义务教育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婚龄总体上朝着略高于法定结婚年龄的方向发展。

(二)结婚对象的范围的扩大

原先,媒人介绍的结婚对象多在同村,同镇,同县,少数是邻县,外省的。这与农村的封闭是分不开的,结婚对象基本上来自于自己的活动范围以内。而现在情况大有不同,随着教育的普及,很多新生代的农村人口已经进城上学工作;而国家农村土地结构的调整也使得农村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去经济发达的城市谋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农村小伙子娶了个的外地媳妇,或者当地的姑娘远嫁他乡,都已经不稀奇。出现这咱情况与我国的户籍制度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在开革开放前,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再加上经济的不发达,人口流动较小,可选择的结婚对象范围也就小;改革开放后,逐步放开户籍的限制,特别是2000年以后,由于城市化的增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农村人口开始加速向城市转移。在华县的调研中,出生在1965到1970的人,结婚对象有79%是来自同一个样的县的,邻县的占到21%,外省的没有。而出生在1985到1990年的人,结婚对象中来自同一个县的下降到55%,邻县的占到25%,外省的占到20%。以后随着农村发展,婚姻对象的范围会越来越广。

(三)婚庆方式的简化

尽管在新农村的乡风文明建设中明确提倡节俭办红白喜事。但是秦东地区农村结婚还是讲究隆重,以免在乡里乡亲面前没脸面。少数家境殷实的,请的是专门的婚庆公司,订制的酒席,和城里人的婚庆方式已经没多大的区别。绝大数人还是会选择传统的方式,在自己家里庆祝,请村子里德高望重者担任司仪,找个乐班子,吹吹打打,图个热闹。请个厨师就在自家院子设席棚待客。一旦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都会拿出自家的来共用。人手不够都过来主动帮忙。在一些村子中,一旦谁家结婚,那就是全村的喜事,全村都不用做饭了,一起去吃席。吃席一般分两棚,头棚即先入席的是远来的客,因为路远要先吃先走,二棚基本上就是庄客即本村庄的人了。一些怕麻烦的就近到镇上订席来宴请宾课。当然去的人不能多,每家只会派个代表去,不能全家出动,除非是一些近亲。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这一方式渐渐成为主流。

(四)对待媒人的态度

由于秦东婚俗自古依赖媒妁之言,对媒人很是尊重。即使是自由恋爱,也有谢媒这一说。婚宴当天不仅夫妻双方以及各自家长都要向媒人敬酒,以感谢其促成一桩好姻缘,同时也要给媒人一定数量的钱币以及烟酒,以示感谢。在农村由于没有专门的婚介机构,媒人一职就显得特别重要,是一种很受人尊重的职业,一般是由当地人缘好且能说会道的人担任。由于近些年来,进城务工的人数增多,大多数人都会通过相亲这种省时省力的方式解决个人的终身大事。每到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前后,在一些集会上总有许多的单身男女相聚在一起,而媒人游走其间,为其牵线搭桥,尽月老之事。

(五)彩礼变化

在秦东地区结婚彩礼一向必不可少。彩礼是由六礼中的第四礼“纳成”演化而来的,即男家纳吉往女家送聘礼,至于聘礼的多少,取决与女方的贫富与身份。《礼记・士昏礼》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7]这也是婚姻仪式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彩礼的交付意味着一桩婚事就此定下来,剩下的就是选定日子举办婚宴。至于彩礼的数目多少,由女方约请对方的长者参考各地的标准,确定具体数额,然后赶在婚宴前选定日子,多以现金的方式当面交清。由于农村人口收入的增加,彩礼数基本上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考虑到物价和收入因素,基本上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五、结语

新农村建设将彻底改变农村的现有状况,对农村的影响将逐步在各个方面显现出来,以上所谈到的只是其中在婚俗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部分。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会有更多新的变化显现出来。尽管在建设过程中会伴随着种种的困难,但总体上是向着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要求前进着。新农村建设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农村的发展正在迎来一个春天。

参考文献:

[1]韦爱萍. 论《史记》中的秦东民俗及其审美意义,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6期;

[2]李成贵《新农村建设从哪里开始》,《绿叶》,2007年第11期;

[3]李育江《陕西省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障碍评价及对策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0。

[4]杨学成 从中国近代农经史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4月。

[5]张晓红 清代陕西婚俗地域分布的初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7年6月。

[6]王杰山:《渭南历史通览?第七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

[7]中华书局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仪礼》中华书局;第1版2012年6月;

农村婚庆主持词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陕西关中;农村婚俗;变迁

婚姻是维系一个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形式,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者地区都有自己的婚姻习俗。陕西关中地区在历史上长达一千多年是政治、经济中心,尤其注重礼仪,婚丧嫁娶更是重大活动。其婚俗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的进步,在基本保持了传统的六礼习俗的同时,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一些变迁。

一、陕西关中农村婚俗概述

自周代开始,我国出现了婚嫁应遵循的“六礼”。陕西尤其是关中作为周礼的发源地,更是以“六礼”为准则。主要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纳采是议婚的第一阶段,男方请媒提亲后,女方同意议婚,男方备礼去女家求婚。问名,是求婚后请媒人问女方姓名、八字,准备合婚的仪式。纳吉,把问名后占卜合婚的好结果通知女方的仪式,现称“订婚”。纳征,是订婚之后男方将聘礼送往女家,进入成婚阶段的仪礼。请期,是去女家商定结婚日期时举行的仪式。 亲迎,新婿亲往女家迎娶新娘的仪式。

关中农村基本上还是遵循六礼程序,婚礼程序主要由订婚,完婚,回门三个程序。订婚首先请媒人,说明求婚之意让媒人去提亲,也就是“六礼”中的“纳采”。媒人奔走双方,发挥媒介作用。男女双方是自由恋爱,那么媒人只需去女方家提亲,为彩礼而两头跑。如果关于彩礼和相关事宜都达成一致,双方家庭主要亲戚一起吃饭(吃订婚宴),这是订婚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男方给女方家一定数量的聘礼,给聘礼这一礼节就是“六礼”中的“纳征”。接下来就是合日子了,在“六礼”中叫“请期”,即选择吉日良辰结婚。 最后就是完婚,就是“六礼”中的“亲迎”是整个婚姻礼俗中最隆重、最热闹,也是最繁缛琐细的一个环节。首先要在婚礼前一日请主持婚礼的人(俗称执事)和收礼先生(俗称礼笔);在大门、洞房门上书写喜联;请厨师;请做勤杂工作的亲朋好友(俗称棚亲),他们的任务是借家具、搭棚子、买东西、烧水、招待客人等等;请民间乐队(俗称叫龟子或乐人);安排接亲的人和车。婚礼当天一大早新郎去接新娘回来,吉时举行婚礼,宴请亲朋好友。最后结婚三天后回娘家(俗称回门)。

二、陕西关中农村婚俗变迁

1、婚俗变迁的概述

古代婚俗遵循的六礼准则根深于中国历史的长河当中。到了清末民国初期中国在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自由文明的风气开始影响婚俗文化。但是身处内陆地区的陕西受影响不大,特别是农村地区仍然延续古代婚俗。人们生活贫困,娃娃婚在当时很是流行。父母在孩子长到十二三岁时,就托媒人给娃订了婚,娃娃亲一旦订妥,双方就不能随便反悔。

新中国成立以后,婚俗基本上以简单为主。破四旧时期农村的婚俗中,就是男方不送聘礼、女方不收聘礼,结婚程序从简、摒弃一切旧的繁文缛节,新娘不再坐轿子等。注重政治因素和政治成分,政治化倾向严重;彩礼简单,仅限在简单的衣物上,婚礼仪式简单,婚礼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向鞠躬是必有的仪式。对于家庭成分是地主的农村青年来说,找对象的困难主要是政治成分的歧视与限制。迎亲上,改为骑自行车或者徒步走到婆家去的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婚姻风俗也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农村入学率普遍提高,农村男女在提亲之前往往已经对彼此有所了解,甚至已经有了心仪的对象。给子女谈婚论嫁的时候,父母开始征求子女的意见。在经济条件好转、文化政策放宽的双重影响下,农村传统的问名、纳吉、纳征礼仪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由于科学文化知识的不断普及,农村人们对占卜等迷信行为不再重视。媒人的作用也在不断弱化,除了提亲环节,其他事情都是当事人双方父母直接联系。农村的彩礼再次流行起来,传统的纳征礼仪也就成为了谈婚论嫁的重要环节之一。婚车由插满鲜花的一辆小轿车和几辆大汽车组成。

21世纪初期以来,农村婚俗又有了一些变化。青年男女可以自由谈恋爱,在男女双方有感情基础后,父母会询问孩子意愿,孩子可向父母提出结婚愿望。婚姻缔结的环节进一步简化为提亲、结婚、回门。婚嫁物质设备呈现多样化,婚庆形式增多。婚车的数量有所增加。在结婚之前,新郎新娘会拍一些婚纱照片,制作成册。在整个婚礼当天,专业的婚庆录像公司被邀请前来录制整个婚礼过程。婚礼的举行地点或者在宾馆酒店,或者在村里事先搭建好舞台的一片空地上。典礼的内容增加了一些西式婚礼情节。另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媒人角色也越来越多元化,如电视相亲,网上相亲网等。

三、陕西关中农村婚俗变迁的原因

1、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实力增强

我国农村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村生活闭塞。农村婚俗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国初期,农村物质生活水平极度低下,婚礼缺乏丰富的物质承载形式,整个结婚过程显得朴素、简单。温饱问题是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当农村经济条件好转时,人们开始追求丰富的物质装饰。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对于结婚对象的家庭经济、个人收入、结婚彩礼、嫁妆等物质内容很重视,对于人的个人魅力、夫妻感情、婚礼氛围等精神层面的有了更高追求。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物质生活产品的丰富,自由恋爱、拍婚纱照、装饰典礼现场、打造个性迎亲方式等以各种物质消费为基础的活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满足以后,人们向更高的需求层次发展,从而导致了农村婚俗的变迁。

2、人们眼界开阔,精神境界追求提高

建国前后,农村生活贫困,孩子根本上不起学,生活处于封闭状态。农民熟知的事情就是地里的农活、相邻的家长里短,认同的规范就是家乡的乡规民俗。农民娶媳妇、嫁女儿都是按照农村传统的婚俗进行。改革开放以后,人生活水平提高,孩子的教育逐渐普及,逐渐接触外面的世界,将新鲜的事物和思想传进农村。农村交通和媒介激增,城乡之间的联系变得密切,城市文化也渗透到了农村生活中。对于农村传统风俗,人们多数认为比较古老了。城市文化逐渐渗透到乡村婚俗中。在二十一世纪,自由恋爱结婚、穿婚纱结婚、举办大型、浪漫的典礼等活动受到了农村青年男女的热捧。

3、政策导向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变化

国家一直都处于转型期,各项政策处于试行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国家调整政策逐渐的落实。随着国家对各项法律政策的不断强调,人们的守法意识不断强化,对婚姻登记的认识不断提高。人们主动领取结婚证。土地是农民的生活依靠。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农民对于土地有了自,促进了农民的积极性,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对于婚礼的要求提高。政府铺桥修路,促进各个地方与地方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特别大批量农民工到大城市打工,受城市婚俗文化的影响,农村婚俗逐步与城市接轨。

中国是礼仪之邦,婚姻自古以来都是人生大事,婚姻的程序必然受到重视。农村地区比较闭塞,发展比较缓慢,传统的风俗习惯在农村保持比较完备。虽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习俗多少有改变,尤其是现代的农村年轻人大多来到城市,已被城市简洁的婚俗所影响,但是作为传统的礼节好的部分我们应该汲取并传承下去。婚姻习俗寄托人们对生命繁衍,对父母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闰玉.当代中国婚姻伦理的演变与合理导向.研究,2008.6.

[2] 何军.关中农村发展变迁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6.

农村婚庆主持词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市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

引言

2000、2006、2010年三次全国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经济状况明显改善,医疗保障水平显著提升,社会参与水平提高,老龄服务体系快速发展,居家养老意愿占据主流,空巢、独居老年人显著增加,心理健康水平有所提升,老年群体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由于我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非常明显的社会,导致城市和农村在经济、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在城乡居民的生活状况中也有反映,尤其是在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中反映尤为明显。在其劳动年龄阶段,城乡劳动收入差距大,农村劳动者难以老年所需的资金,年老后,在如养老金、福利设施等方面国家投入资源更倾向城市,因此,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的生活需求状况和满意程度应该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截至2012年底,重庆市户籍60岁以上老年人口584.41万,占全市总人口的17.47%;80岁以上高龄老人82.22万,占老年人口的14%;老龄化率在西部排名第一,全国排名第五。2013年,重庆市常住人口为2970万人,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1732.76万人,城镇化率58.3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1237.2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41.66%。其中,0-14岁人口占16.40%,比重下降0.27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占71.72%,比重下降0.0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11.88%,比重上升0.30个百分点。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困境。其中,低龄老人数量大也寓示着重庆市老龄化将加速发展。

一、重庆市城乡老人的生活状况

随着“积极老龄化”的提出,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生活状况也备受各界的关注。重庆市城镇老人自我感觉“健康”的比例是47.15%,农村老年人则是35.25%,城市比农村高出11.9个百分点。城镇与农村老人自我感觉“基本健康”的比例基本相当。但农村老人自我感觉“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的比例比城镇高出8.58个百分点。农村自我感觉“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也比城镇要高出1.4个百分点。

重庆市农村老人有劳动收入的比例比城镇高出34.08%,但有离退休养老金的比例比城镇低46.16%;农村获得低保的老人数达5.38%,比城镇高1.13%;农村有家庭其他成同供养比例为为41.15%,比城镇高出11.4%。但提醒的是,2011年新型农保实现了全覆盖,农村老人领到80元以上养老金的比例达95%以上。至于“其他”项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储蓄、保险、社会救济、出售财产、金融资产性收入和亲友赠送等,但城镇、农村老人的“其他”收入均较低,仅为2%左右。

二、调查数据分析

本次以重庆市渝中区大溪沟街道、茄子溪街道和梁平县云龙镇、合兴镇四个地区的老年人为调查对象,2013年在重庆市人口信息中心的带领下展开的社会调查,共发放问卷840份,回收问卷814份,有效问卷812份,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男性384人,占47.3%,女性428,占52.7%;60-64岁占29.3%,65-69岁占21.7,70-74岁占20.2%,75-79岁占11.7%,80-84岁占10.8%,85岁及以上占6.3%,已婚有配偶的占64.8%,无配偶的占35.2%,初中及其以下的文化程度87.1%,中专以上的文化程度占12.9%。

(一)经济状况评价比较

农村老人对个人经济状况的评价,有48.5%的老人选择大致够用,30.28%的老人选择有些困难,11.4%的农村老人选择比较宽裕,8.9%的老人选择很困难,仅有0.7%的农村老人选择很宽裕;城镇老人超过被调查人员的一半近57.1%的老人选择了大致够用,22.9%的城镇老人选择了有些困难,11.4%的老人选择比较宽裕,很困难选项的选择比例为7.3%,选择很宽裕的城镇老人占比1.3%。可见,农村老人对于个人经济状况的评价低于城镇老人对于经济状况的评价。

(二)健康状况比较

在老年人健康状况的调查中,农村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比例为54.6%,城市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比例为60.8%。农村老年人与城市老年人自我感觉身体健康的比例大致相近,分别为25.5%和23.4%;而自我感觉身体基本健康的农村老年人比例却比城市老年人低14个百分点,自我感觉不健康但能自理的农村老年人比城市老年人比例高出7.2个百分点,完全不能自理生活的农村老年人比例为7%,而城市老年人比例为1.8%。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农村老年人患慢性病的比例比城市低,但是,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对健康的自我评价更高,生活能够自理能力也比农村老年人强,相比之下,农村老年人更需要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务和护理服务,城市老年人更需要医疗保健服务。

(三)社会支持比较

在农村老人情形中,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率为43.4%,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率为12.8%,城镇老人中,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与率为33.3%,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率为7%,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率为2.5%,商业养老保险为1.6%,企业或集体养老补贴为0.4%。由各项数据可看出,城镇居民多样性更多,也便于发展多支柱养老保险。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村老年人占98.4%,参与职工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仅占2.3%;但城镇老人中,76.6%参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21.6%参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还有2.9%参与商业医疗保险;2.3%享受公费医疗,但仍有3.6%的仍未参加医疗保险。可见农村仅有新农合,但城镇居民多样性更多,也便于发展多支柱医疗保险。

(四)休闲娱乐比较

可知,休闲娱乐活动方面,休闲娱乐活动方面,看电视听广播是城乡老龄人群的主要方式,农村比例45.6%,城市为42.3%,城乡差异不明显;但是在读书看报这一休闲方式中,城乡差异非常明显,城市仅有5.9%,城市却高于农村近16个百分点高达21.5%;体育健身方面,农村比例仅有2.5%,城市为8.8%,几乎是农村的4倍;麻将作为娱乐方式,城市居民14.2%也明显高于农村的6%;农村老龄人口用手机比例为7%,也低于城市的13.3%;至于上网,城市3.5%的比率依旧是农村0.4%的八倍以上。而农村在其他比例为8.7%,高于城市的0.9%。可见,看电视听广播是城乡老龄人群的主要方式,但农村老人休闲娱乐活动项目相对更为单一,娱乐休闲总体水平也较低。

可见,对生活不满意的农村老年人和城市老年人比例非常接近。但是,对生活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城市老年人比例明显比农村老年人高,而认为生活状况不好不差的农村老年人又比城市老年人多。说明,不管农村还是城市,对生活不满意的老年人都是少数,认为生活质量一般的老年人却超过一半多,反映出提高和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

四、重庆市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本文自变量主要从老年人的人口社会学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社会支持、休闲娱乐这五大方面运用Spearman相关系数探讨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其中人口社会学特征选取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四个指标。经济条件包含经济状况、住房两个指标。由于调查问卷特有的限制性,本文只选取了健康状况、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种数三个指标。社会支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福利三个指标。而日常生活则选取闲暇活动、家庭成员关系两个指标,其中,闲暇活动是测量精神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一)人口学特征与生活满意度

人口学特征包含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不同的人口学特征对老年人的生活、环境等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从而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也不同。研究不同人口学特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探索人口学特征影响生活评价的规律,为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参考。

相关分析显示,性别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可忽略;值得探讨的是,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年龄越低、文化程度越高、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越高;但是,城市老年人却没有存在此类或者相反的关系。

(二)经济状况与生活满意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年人对经济状况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其对整个生活的评价。因此,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是必不可少的变量。

不管农村老年人还是城市老年人,经济状况对其生活的自评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经济状况自评月宽裕、没有领取低保的老年人对生活的评价越高。

(三)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度

老年人是否经常患病、能否自理日常生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其心情,而一个人对生活的主观评价就依赖于其心理状况,因此,选取了健康状况自评、有无慢性病两个变量分析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相关分析显示,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与自身的健康状况密不可分,与健康状况、有无慢性病皆呈负相关。自我感觉越健康、没有患慢性病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越满意;虽然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度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关系,可关系并不密切。

(四)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

目前,为提高我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努力加强建设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其中就包含了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的建设,说明当前养老问题并不是一个家庭的责任,更是社会的责任。本文选取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两个变量来分析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由上表可看出,城市老年人只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才与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呈明显的正相关,而参加养老保险却没有明显的关系;值得反思的是:农村老年人没有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生活越满意。

(五)休闲娱乐与生活满意度

闲暇活动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对于老年人而言,老年人不用工作和学习,因此,老年人的空闲时间就很多,那么空闲时间的活动安排就成了其生活的重要部分。除去闲暇活动时间外,老年人的其余的时间差不多都是与家人共同相处的时间。

由上表得知,体育健身、用手机等休闲活动对老年人生活质量都有影响,只是抛开这两项活动后,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打麻将等休闲活动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同样有影响。

五、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农村和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差别很大。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用手机对农村和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相同。但是,农村和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人口学特征、社会支持和其他休闲娱乐之间的影响差别很大。与城市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非常明显影响的因素有: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公共娱乐、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等,因此养老服务的供给上,应当注重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落实农村图书室和村广播站的建设,除此之外,还应当尽可能地提高农村的文化程度,特别重视高年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需要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老人社会生活状况的社会支持因素特殊关注的是: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合作养老保险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状况并不满意。这种不满意的原因有两种:一是不管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都不能解决农村老年人日常消费和看病贵的问题;二是农村和城市的保险待遇差别很大。因此,应该加快对农村和城市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建设。(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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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晓诚.北京市老年人生活状况及社会支持体系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年3月

[3]段昆.离退休老人生活质量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年3月

[4]陈薇.武汉市女性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实证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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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薇,周琼.关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的综述[J].兰州学刊,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