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新规定范文第1篇

新西兰是后起的发达国家，其基础设施完备，投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近年来，新西兰经济保持了较平稳的增长。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745亿新元（约合1291亿美元），经济增长率为3.1%。尽管新西兰国土面积较小（约为27万平方公里），其农、林、畜牧业发达，是世界上人均拥有牛、羊数量最多的国家，农牧产品出口额占新西兰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

新西兰是传统的资本输入国，外国直接投资在新西兰经济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鼓励外国投资，2002年，新西兰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投资促进机构——新西兰投资局。截至2008年3月，新西兰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907亿新元（约合671亿美元）。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是新西兰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这三国的投资占新西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8%。其中，澳大利亚对新西兰的投资占新西兰吸引外商直接外资总额的52%。新西兰对外国投资开放度较高，除核技术、转基因技术等严格控制的领域外，没有其他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生物技术、信息通讯、食品饮料、木材加工和电影业等行业是新西兰吸引外资的优势行业。新西兰实施自由的货币政策，外国投资者的资金可自由汇入和汇出，如携带超过1万新元现金出入境只需向海关进行申报即可。新西兰政府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在税收和贷款等方面没有差别对待政策。

二、新西兰投资法规和管理体系

新西兰《2005年海外投资法》（Overseas Investment Act 2005）和《2005年海外投资条例》（Overseas Investment Regulations 2005），对外国投资进行了一般性规范。《新西兰储备银行法》、《1996年渔业法》、《验光及配镜法》等法律对银行业、渔业、眼镜业等特定行业的外国投资做出了具体规定。此外，《1986年商业法》中的反垄断条款和《1991年资源管理法》对环境保护的规定，也是新西兰政府管理投资时的考虑因素。

新西兰财政部长负责实施《投资法》。敏感土地的审批由财长和土地信息部长共同负责。渔业配额审批由财长和渔业部长共同负责。新西兰政府设立海外投资办公室（OIO），负责具体审批在新投资项目，该办公室隶属于土地信息部。

（一）《海外投资法》和《海外投资条例》

2005年6月16日，新西兰政府颁布修改后的《海外投资法》，取代了1973年《海外投资法》、1995年《海外投资条例》和2001年《海外投资豁免通知》（ Overseas Investment Exemption Notice 2001）。同年，新西兰政府颁布《海外投资条列》，明确了对海外投资的具体管理措施。新的《海外投资法》和《海外投资条例》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海外投资做出规定：

1.对海外投资者的定义

（1）非新西兰公民或未取得居住许可通常不在新西兰居住的人；（2）在新西兰境外成立的公司或25%及以上的子公司在新西兰境外成立的公司；（3）25%及以上的股份或决定权由外国人掌握的新西兰公司；（4）对于合伙或非公司组织，25%及以上的成员是外国人或25%及以上的资产、利益或决定权由外国人享有；（5）对于信托，25%及以上的管理人是外国人，或25%及以上的信托资产由外国人所有，或25%有权更改信托书的人是外国人；（6）对于信托投资公司，经理人或托管人是外国人或25%及以上的信托资产由外国人所有。

2.需审批的投资项目

（1）涉及以下敏感性土地的投资：超过5公顷的非市区土地；超过0.4公顷的Arapawa岛等特殊岛屿的土地、湖床、保留地或历史古迹的土地；海滩和海床等；（2）海外投资者独立或合伙投资1亿新元设立企业，且该企业已经运营90天的；（3）海外投资者投资超过1亿新元，通过并购获得新西兰某家公司25%及以上的所有权，或已经拥有新西兰某家公司25%及以上所有权，希望增加持有份额的；（4）海外投资者对新西兰境内用于企业运营的资产（包括无形资产）投资超过1亿新元的。

3.项目的批准条件

（1）一般批准条件：海外投资者具有与该项目相关的商业经验和才能；海外投资者能证明自己在经济上可负担该项投资；海外投资者品行端正且不是1987年移民法第7条第1款所指的人。

（2）对涉及敏感性土地投资的特殊批准条件：该投资项目能否使新西兰受益；对5公顷以上非市区土地的投资项目能否给新西兰带来可观且能证明的效益；农场土地必须先在公开市场上对新西兰本国民众出售20天；组成海滩、海床、河床或湖底的土地必须首先出售给新西兰政府，只有政府无意购买时，海外投资者才可以购买；提交详细的土地管理计划，投资者在购买后需定期报告履约情况并接受监管。

（3）确定投资项目能否使新西兰受益的条件：项目能否为新西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或维持可能消失的就业机会；为新西兰带来新的商业技能；为新西兰出口商增加出口渠道；促进新西兰市场竞争力、提高效率、生产力和国内服务质量；引进用于新西兰发展的额外资本；提高新西兰初级产品的加工水平。

4.对项目申请书的要求

如果投资项目需要审批，则海外投资者需按以下要求递交项目申请书：申请书必须是书面的；每位申请人都要在申请书上签字；包括新西兰政府相关公告要求的信息；递交保证内容真实性的声明；缴纳申请费用。审批部门如认为需要，可要求申请人补充信息。

5.申请书的撤回和修改

如申请书内容包含虚假信息，审批部门可在许可生效之前撤回批准。申请人如需修改审批许可，可在缴纳一定费用之后提出书面申请。

（二）《1996年渔业法》

新西兰自1986年开始对渔业捕捞实行配额管理。新西兰政府对外国企业投资新西兰渔业捕捞实行准入管理。外国投资者在新西兰从事渔业捕捞或生产，需得到一定的豁免和许可，才有资格参与分配或购买新西兰海区渔业捕捞的配额、配额使用权、临时捕捞证或年度捕捞权等。近年来，新西兰批准的对渔业的外国投资占其吸收外资总额很小的份额，外资较难进入新西兰商业捕鱼领域。

（三）《新西兰储备银行法》和《1988年证券市场法》

根据《新西兰储备银行法》，任何希望在新西兰注册成立银行的个人或机构需通过新西兰储备银行的审批。新西兰储备银行审批时考虑的因素包括：申请者的所有权结构、业务规模和性质、申请者审慎行事的能力及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如申请者是海外投资人，新西兰储备银行还需考虑申请者所在国的以下法律规定：申请者破产时其债权人的权利、申请者依法必须披露的金融和其他信息、相关会计和审计标准、申请者董事的职责及对申请者注册、批准和监管的相关措施。

新西兰《1988年证券市场法》规定，一旦投资者直接或间接购买新西兰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超过5%的股票，需向股票发行公司和证券交易所递交《大宗股票持有者》通知，说明有关投资者和所持股份的信息。如投资者所持的股份发生1%的变化，需再次披露信息。

（四）特殊行业的所有权限制

根据规定，未经新西兰政府许可，海外投资者不能拥有新西兰电讯公司超过49.9%的控制权和新西兰航空公司（air new zealand）超过49%的所有权。1976年《验光及配镜法》规定在新西兰从事眼镜制造业的外国投资者不得拥有该企业45%以上的控制权。

总体来说，新西兰政府鼓励外商投资新西兰，其外资管理措施较为明确和宽松，但对涉及国家利益的重点领域和战略资产的投资持谨慎态度。近日，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局拟出资17.5亿新元收购新奥克兰国际机场40%股份，该项投资受到新西兰国内高度关注。新西兰政府以投资涉及敏感土地和保护重要战略资产为由对该项投资实行紧急限制。为加强对战略资产的保护，新西兰议会通过《投资法》修改案，在审批涉及敏感土地的投资项目时，要考虑该项投资是否会帮助新西兰保持对敏感土地上重要战略资产的控制权。该项修正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外资并购新西兰重要部门的难度。

三、中国与新西兰的投资合作

目前，中新相互投资规模不大，尚处于起步阶段。截至2007年底，新西兰来华投资项目为1301个，实际投入金额7.5亿美元。中国在新西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4106万美元，涉及资源开发、运输、保险、贸易和房地产开发、通信等多个领域。中新同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新西兰在农牧业、生物科学等领域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其乳制品、羊毛、猕猴桃、葡萄酒等产品的品质在国际市场有较高的声誉。中国经济增长迅速，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两国开展经贸合作潜力巨大。

法律法规新规定范文第2篇

“以新代旧”是必然的

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因此，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以新代旧”是必然的。笔者认为：我国法律是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在立法方面，可以且应该视为同一机关。

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代言人”。宪法和法律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许多相同职权，可以说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实质是由其常委会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再者，立法法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七条规定，法律解释权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都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代言人”。

其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效力是完全一样的。尽管立法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其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但只要是适当的法律且没有被改变、撤销，就是有效的。宪法和法律并没有规定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效力高于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效力。只要是法律其效力应该是一样的。

其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方面可以“混为一谈”。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和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实践中全国人大的多部法律就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既然有修改权，把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视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实在是可以接受的。由于全国人大也可以修改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视为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应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因而全国人大和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可以“混为一谈”的。

由此可见，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视为立法的同一机关，在法律的完善和执行上，“以新代旧”是必然的。

舟山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冯国海

后法应优于前法

我以为，后制定的法律应优于先制定的法律。法律往往有一定的滞后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社会发展变化，会发现法律中有规定不全或不到位的地方，后出台的法律会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因此新法往往比旧法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如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但没有规定对不适当的决定的处置权。但监督法第三十条明确提到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不适当的决议、决定。从法律层级来讲，地方组织法高于监督法，但监督法出台的时间晚于地方组织法，因而对于地方组织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东西，监督法里有规定的，可以参照监督法的规定执行。

而从法律的普适性来讲，母法优于子法。宪法是国家根本法，亦有母法之称，除此以外的法律，都是子法。立法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而任何与宪法规定或宪法精神相悖的内容，都要力戒避免。

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人大常委会 滕修福

规定不一致应依法适用

笔者认为，应依据立法法第五章的相关规定进行“适用”，并遵循相关原则。

一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立法法第七十八、七十九、八十条明确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高于法规，法规高于规章。二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三是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此外，还应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对于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对于私权利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

譬如，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能否在闭会期间提出质询案？持否定意见者以宪法及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组织法等相关法律只规定“会议期间”为由，若准许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闭会期间可以提出质询案则违宪，有悖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笔者认为，新出台的监督法之所以没有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质询案限定在“会议期间”，并非立法“考虑不周”，而是特别立法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质询权的放宽；解禁质询案提出的“会议期间”限定，符合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也符合“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权利适用原则。又如：地方组织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但是监督法第三十条则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决定”，“有权予以撤销”。因此，撤销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更加符合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

河南省汝州市人大常委会 闫旭辉

以立法原则法律解释为依据执行

笔者认为，对于不同法律对同一事项有不尽一致的规定，应依据立法法的相关原则和法律解释，并结合实际情况，决定执行相应的法律规定。

法律法规新规定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冲突；法律适用

【正文】

一、问题缘起：刘家海诉交警部门行政处罚案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两者制定的法律冲突时能否适用《立法法》确立的“法的效力等级规定”或法律适用规则？《立法法》未明确规定，法学界和实务部门也见解不一。刘家海诉交警部门行政处罚案件中提出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冲突时法律适用问题争议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一）案件事实及争议

刘家海2005年1月27日驾驶摩托车被值勤交通民警以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为由以简易程序处以100元罚款。刘家海不服，于2005年3月18日将交警部门诉至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处罚法》）第33条规定，对公民处以警告或50元以下罚款的处罚才能适用简易程序当场处罚；而且《处罚法》第3条还特别规定，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处罚的规定和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程序，都必须“依照本法”，这是明确排除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作出除外规定的效力的。所以，被告对原告的处罚违反了《处罚法》规定的法定程序，应属违法。

被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安法》）第107条第1款和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7条第2款的规定，对原告作出的处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此案适用的是《交安法》而非《处罚法》，是符合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行政执法依据的适用规则的。所以，原告所诉理由不成立。

（二）一、二审判决要旨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依据的是《交安法》，该法是规范道路交通秩序的特别法，按照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被告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对原告作出当场处罚100元，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据此，原告主张被告适用简易程序作出处罚决定，处罚程序不合法的理由不成立，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出现了法律规定的选择适用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没有上下级的区分，应视为同一机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区分，只存在“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的区别。《处罚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关于行政处罚的基本法律，《交安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法律，属于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由于两法不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区分，故不存在下位法的规定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的情形，只是出现了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不一致的情形，即《处罚法》的上述规定属于行政处罚适用简易程序的一般规定，《交安法》的上述规定属于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简易程序的特别规定。根据《立法法》第83条关于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规定，交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没有违反法定程序。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家海不服二审判决，提出申诉。

（三）案件的法律意义

本案核心问题是关于《处罚法》和《交安法》的法律冲突如何适用。《处罚法》是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交安法》是2003年10月28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立法法》确定的后规定优于新规定、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之前提是“同一机关”，所以，《交安法》和《处罚法》的冲突能否适用该规则依赖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为“同一机关”的理解和认识。此类问题在现实中绝非个案，2008年6月1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律师法》规定律师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与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明显不一致，对两者效力学术界理解不一，[①]《律师法》实施中遭遇尴尬。[②]可见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为“同一机关”的分析是必要的，具有现实意义。

二、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为同一机关

（一）从现行法律分析

1.《宪法》文本的分析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向全国人大负责和报告工作，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不适当的决定。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组织法专门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章，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活动原则和工作，作了全面规定。

《宪法》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语言上都使用了“机关”的法律术语，表明宪法对两者的组织定位，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是全国人大的内部机构。从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可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以及全国人大可以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等规定来看，在《宪法》规范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存在法律地位、人员组成、职权划分、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等方面的区别，两者同行使国家立法权，故不是“同一机关”。

2.《立法法》文本的分析

《立法法》中“机关”与“机构”的法律术语具有明确区别。“机构”一词在《立法法》中出现13次，其是指机关内设的具体工作部门，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国务院法制机构和直属机构。而且《立法法》在重申《宪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及其相关规定基础上，分别用两节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和程序做了规定，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及其法律解释的效力等同于法律，从《立法法》法律术语也可看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常设机关并非全国人大常设（内设）机构，两者同为国家立法权主体，虽联系密切但区分明显。所以，两者不是“同一机关”。

（二）从立法体制历史沿革分析

我国立法体制尽管历经变动和调整。1954《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制定法令”。可见，当时国家立法权主体仅为全国人大。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授权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的精神、根据实际的需要，适时地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即单行法规”的决议。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又进一步确定：“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大会授权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需要，对现行法律中一些已经不适用的条文，适时地加以修改，作出新的规定。”两次授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部分国家立法权，实质上改变了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唯一机关的规定。1982年《宪法》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和加强它的组织，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③]从立法体制沿革来看，国家立法权并非是唯一而是具有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相区分的二元立法主体。

综上所述，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立法权限、立法程序不同，应属不同的国家立法主体，两者非“同一机关”，将两者视为“同一机关”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理论逻辑的。

立法实践表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大量的、经常性的立法工作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活跃的国家立法权主体。[④]两者制定法之间的冲突是难免也是现实存在的，如《交安法》和《处罚法》之间、《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法律规定的不一致，这就必须有相应的法律适用规则来解决此类问题。《立法法》是否规定了相应的法律适用规则？

三、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法律适用规则之立法漏洞

1.《宪法》确定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划分不能解决《交安法》和《处罚法》之间的法律冲突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上依据法律规范有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的区分，但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明确的。“尽管在《立法法》的制定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应当对‘基本法律’的范围作出具体的列举，以便于各方面更好地理解和执行。立法机关经过反复研究，多数意见认为，现在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许多社会关系还没有完全定型，将‘基本法律’的事项进行一一列举存在许多实际困难。因此，本法仍然沿用《宪法》的有关规定，对‘基本法律’的事项不作一一列举。”[⑤]立法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经常性立法工作，《宪法》对基本法律界定不清，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与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律之间的冲突成为可能。可见《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规定的模糊性不仅不能为两者界定明确立法权限，相反还是造成法律适用规则选择混乱的原因，法律之间的冲突而又缺乏相应适用规则，必然影响立法和执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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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法法》确定的法律适用规则不能解决《交安法》和《处罚法》之间的法律冲突

《立法法》确定“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规则不能解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立法法》规定的的上位法和下位法是指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之间层次效力，《宪法》、《立法法》对法律只有“基本法律”与“基本法律”之外其他法律之分，现行法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说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是两个位阶，两者没有同位法和上下位法之别。而且两者统称为法律，所以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是不能适用“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规则的。二审法院判决对此问题的法律理解无疑是正确的。《立法法》确定“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与“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同样不能解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可见本法律适用规则的前提是指“同一机关”之规定，《处罚法》和《交安法》分别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如上所述，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是同一机关，所以缺乏适用本法律适用规制之前提条件。可见，一审判决适用“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解决《交安法》与《处罚法》之间的法律冲突值得商榷。二审判决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没有上下级的区分，”所以“应视为同一机关”的结论同样也应受到质疑的。二审判决“视为同一机关”的逻辑前提就是承认他们不是同一机关，既然不是同一机关，就不符合适用《立法法》第83条法律适用规则的条件。“视为同一机关”的命题不仅难以服众，也有超越现行法律赋予法院职权之嫌，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

3.《立法法》确定的法律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制度不能适用《处罚法》与《交安法》之间法律冲突

有学者建议，《处罚法》与《交安法》之间法律冲突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决定具体法律适用。《立法法》第85条规定“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这是解决法律之间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的冲突的规定。就本案而言，《处罚法》是旧的一般规定，《交安法》是新的特别规定，两部法律在罚款程序上冲突属于是“新的特别规定与旧的一般规定”之情形，显然无《立法法》适用之可能。

4.《立法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权的制度不能解决《处罚法》与《交安法》之间法律冲突

有学者建议，《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法律解释权，其对法律的解释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所以，针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时可以通过《立法法》确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方法加以解决。但《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限于“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与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两种情形，《处罚法》与《交安法》之间法律冲突显然不属于上述情形，依法不具有适用此制度之条件。

5.《宪法》和《立法法》有关“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的规定也不能解决《处罚法》与《交安法》之间法律冲突

《处罚法》是1996年制定的，《交安法》是2003年通过的，其间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是巨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或修订法律必须考量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变化，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面临车流量大、行人流动性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又比较多等特点，《交安法》作出“交通警察可以当场作出200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是符合交通警察在纠正道路交通违章过程中的特殊情况的执法实践的，具有执法中的合理性，难谓“不适当”。又如针对律师在实践中会见难、调查难等现实而修订《律师法》有关内容体现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符合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精神要求的，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难谓“不适当”。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是具有“不适当”之情形，所以，此制度对《交安法》与《处罚法》之间、《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法律冲突缺乏适用余地。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冲突是现实存在，现行法律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冲突相应规则的缺失，不同机关出于诸多考量对冲突法律的不同理解和选择性适用必然带来司法和执法的混乱，最终受到冲击是整个国家法治秩序。所以，寻求适当解决思路就成为论文最后要解决的问题。

四、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之解决思路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或不一致，我们可通过个案解决方法和规则解决方法妥善解决法律理解和适用混乱的问题。

个案解决方法。个案解决方法就是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法律时，应当尽可能将新的法律规定和旧的法律规定一并考虑作出同步修改。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在不同该法的基本原则相抵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是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是，仅仅依靠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相关法律作出一揽子统筹考量缺乏现实性也难以周全，对此，立法者可以充分发挥民间法律力量，可以将法律草案公布并鼓励相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积极参与，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关立法机关可以委托有关法律团体进行立法冲突评估，尽可能考虑周延，最大限度减少法律冲突。当然，个案解决方法最好是在新的规定尚未实施前，避免法律实施后再进行解释犹如亡羊补牢，虽未完全不可，但毕竟造成适法中的混乱，难为上策。

规则解决方法。规则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确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不一致时法律适用规则来解决此类问题。我们在不改变现行法律适用规则的情况下，在《立法法》第83条增加一款，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一致时候准用第一款之规定。”如此，刘家海诉交警部门违法处罚案法律适用的争议就有法律依据，更不会有司法终审判决后当事人和民众的“合法性”质疑。如此，《律师法》也不会出现专家学者各说各话，实施过程中的尴尬就不会出现，这有利于树立法律权威，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注释】

[①]修订后的《律师法》关于律师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问题的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不一致。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认为，关于两个法律之间的关系，《立法法》中只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层次的区别，没有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之分，因此，不能说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是两个位阶。关于新法与旧法，两者都是法律，只不过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律师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根据立法法中的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那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属于“同一机关”？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不能随便作出解释，需由有关机关作出立法解释。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认为，宪法是最高法律，其他法律是否有效，只要看其是不是违宪即可。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那么新《律师法》关于律师权利的规定并不违宪，应当是有效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两者应视为同一个机关，其通过的法律应具有同样的效力。因此，新《律师法》的规定优于《刑事诉讼法》。如果实在解释不清楚，应当由人大常委会就二者的适用问题作出一个裁决。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不是同一位阶的法律，《刑事诉讼法》是上位法，《律师法》是下位法。另外，两个法律的宪政基础也不一样，《刑事诉讼法》是由近3000名左右的人大代表表决产生的，而《律师法》只是由100多名常委会委员表决产生的。因此《刑事诉讼法》的效力要高于《律师法》。具体内容参见2008年2月25日的《法制日报》。

[②]《律师法》的规定在现实中难以落实，如据重庆市律协秘书长陈翔介绍，自6月1日新《律师法》实施以来，市律协已陆续接到10余起关于律师会见嫌疑人受阻的反映。有关部门认为《刑事诉讼法》高于《律师法》，所以要执行《刑事诉讼法》。具体内容可见2008年6月11日的《时代信报》。

[③]这样规定的理由是，“我国国大人多，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宜太少；但是人数多了，又不便于进行经常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它的组成人员也可以说是人大的常务代表，人数少，可以经常开会，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经常工作。所以适当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办法。”参见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

法律法规新规定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刑诉法；法律援助；规定；特点；做大做强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改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范围，提前了法律援助的介入时间，为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使得法律援助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作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如何以新刑诉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做大做强做优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将是每个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人员应当思考的问题。

一、新刑诉法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

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未成年被告人、又聋又哑的被告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如果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但是,从刑事诉讼实际运行的情况看,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比例还相当低,一般认为不到30%。这意味着70%以上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没有律师辩护。但从现实需要来看,审前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对法律援助的需求程度并不比审判程序中的被告人对法律援助的需求程度低或弱,相反,需求程度更高、更迫切。

近年来,社会公众多认为,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已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刑事法律援助的现实需求,呼吁应当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具体而言,应当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提前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我国总体经济实力已位居世界第二。这就为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奠定了物质条件。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这次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做了较大修改，集中表现在刑诉法第34条和267条，其中第34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267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新刑诉法在刑事法律援助规定上的突出特点

新刑诉法较1996年刑诉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1996年的刑诉法仅规定“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或“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以及“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修改后的刑诉法则明显扩大了援助范围。其主要表现在：一是不仅仅规定“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且规定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都可以法律援助；二是不仅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助，而且规定“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三是新增了两类案件应当获得法律援助：一类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另一类是当事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

（二）提前了法律援助的介入时间

以往无论是可以指定辩护的情形还是应当指定辩护的情形，都是向处在审判阶段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在审前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是难以获得法律援助的。新刑事诉讼法则在这个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把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以及审查阶段。也就是说,处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只要符合援助的条件,与处在审判阶段的被告人一样,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三）凸显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地位

按照1996年刑诉法的规定，刑事法律援助是由法院指定，使法院法院处于一种主导地位，法律援助机构及承办案件的律师处于一种从服地位。而新的刑诉法则规定，只要是符合《刑诉法》第34条第2、3款和第267条规定的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将原来的“指定”改为“通知”，使得法律援助机构和公检法处于一种同等的位置，凸显了法律援助机构的主导地位，使得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属于援助对象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负有保障其获得法律援助的责任。

（四）强化了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

法律援助是政府职责，这在2003年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中已明文规定，而1996年的刑诉法规定由法院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是将律师视为“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主体，这显然是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而新刑诉法则规定，对于符合刑诉法第34条第1款的案件，由当事人向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于符合刑诉法第34条2、3款和267条的案件，由公检法通知援助机构。至于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是公检法通知的案件能否获得法律援助则有援助中心统一审查、指派，从而强化了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作用。

三、以新刑诉法实施为契机、做大做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新刑诉法对刑事法律援助的修改，表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获得显著发展。这对于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体现程序正义,促进实体公正,都将产生重大的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率还不高。即使新规定生效实施后,律师辩护率的提高幅度仍然是有限的。因此,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道路还很长,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应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更新观念,勇于创新,不断促使这项事业向前发展。

（一）加大宣传力度

新刑诉法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不仅对法律援助机构和执业律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同时对公检法的办案人员也是一个挑战。因此，不仅要在法律援助机构、执业律师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做好新刑诉法的宣传学习，更要在公检法等部门做好新刑诉法的宣传学习，使广大刑事案件的承办人员广泛知晓新刑诉法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以促使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更好全面贯彻落实。

（二）做好部门衔接

公检法机关在办案中，只要发现符合新刑诉法第34条第2、3款及第267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履行法定职责，通知同级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法律援助在接到公检法的指派律师辩护通知后，应依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及时作出是否给予辩护的通知，并安排承办律师办理。承办律师在接到法律援助机构指派通知书后，应及时与公检法的办案人员取得联系，行使辩护职能。当然伴随新刑诉法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变化,在实务上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譬如“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在审判阶段不难判断,但在审查阶段特别是在侦查阶段如何判断,就是一个难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

（三）完善法律规定

2003年9月1日，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法律依据问题，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从制度创立进入到加快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同时，自1994年初，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我国的法律援助已走过了近20年的历程。近20年以来，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自上而下、有自发到自觉、有社会推动到政府主导的过程，法律援助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贫弱老百姓懂得了运用法律援助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越来越多的党政领导人认识到了它在完善法制方面的重要作用，制定《法律援助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应尽快制定出台《法律援助法》。在2013年1月1日之前，如不能出台《法律援助法》，则应修改《法律援助条例》，完善配套法规，以促使《法律援助条例》适应新刑诉法的规定。

第一、《法律援助条例》的部分规定与新刑诉法的规定相冲突，应予修改。比如应将《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的“指定辩护”修改为“通知辩护”。

第二、规范通知期限。新刑诉法虽然规定对于符合新刑诉法第34条第2、3款及第267条的，公检法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但何时通知则未规定，应属法律缺陷，因此应明确规定。比如，规定公检法在查明符合新刑诉法第34条第2、3款及第267条的案件的人员未委托辩护人的，应在3日内通知同级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辩护，以便于操作。

法律法规新规定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证券法律体系；证券法律体系；内幕交易；行政制裁；法律模式

中图分类号：F803.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6(C)-0031-02

一、证券法律责任概述。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由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等构成的数量达三百多种的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因此，调整证券法律责任的证券法是广义上的。证券法律责任是指证券市场行为主体对其违反证券法行为以及违约行为所应承担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证券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因此，它具备法律责任的一般特征，但证券法律责任也有以下独特的特征。

(一)证券法律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无论对行为人进行行政罚款，还是要求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责任必然以财产为主要内容。证券法律责任按照法律性质可以划分为证券民事责任、证券行政责任和证券刑事责任。按照主体不同可以划分为证券发行人的法律责任、证券公司的法律责任、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法律责任、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法律责任、证券交易所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法律责任以及其他主体的法律责任。

(二)证券法律责任常常具有职务责任和个人责任并存的特点。证券发行人、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证券交易所以及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导致承担法律责任时，其所在单位要承担有关赔偿等责任，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三)证券法律责任是与有价证券相关的一种具有综合性特点的法律责任，既具有公法责任的性质，也具有私法责任的性质。

二、中国证券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第一，较高层次的法律法规较少，主要是规章和规则。从现行证券法律法规体系的构成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证券立法虽然有3部，但因为调整范围较窄，如《证券法》仅调整股票和债券；《投资基金法》仅调整公募基金。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也不多，证券市场急需的证券法配套法规如《证券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证券公司管理条例》、《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法规一直没有出台。现行体系中主要是证监会的部门规章和证券交易所的规则。较高层次的法律法规较少，严重影响了证券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第二，实践中法律规则的作用较大，自律性规则或合同规则的作用较弱。通常将证券监管体制分为法定型和自律型两种，但不管哪一种监管体制，都离不开自律。我们将基于公权制定的规则称为法律规则，基于私权、并通过合同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规则称为自律性规则或合同规则。在证券法律法规体系中，自律型规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现行的证券法律法规体系中，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制定的规则不仅数量相对较少，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尤其是，法律规则和合同规则的适用范围没有明确的区分，导致合同规则基本上没有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第三，部门规章在立法形式上不够规范，在内容上存在重叠、交叉甚至冲突。根据2000年3月颁布的《立法法》的要求，部门规章的制定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并以中国证监会令的形式实施。中国证监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具有行政规章的法律效力。但《立法法》颁布以后，证监会以证监会令形式颁布的规章只有26件，大量的是其他规范性文件，在立法形式上不够规范。而证监会颁布的数以百计的规范性文件中，在内容上存在重叠、交叉甚至冲突的现象，需要及时清理，进行废止或修改。第四，有些证券法律机制的构造不够合理，甚至会造成实施上的障碍。法律本质上是政策的反映，许多法律问题的讨论其实涉及政策问题，但法律机制本身也有一个是否合理的问题。如《证券法》规定的股票审核制度。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作为证监会内设的独立机构，它所行使的审核和证监会核准权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是不够明确的。第五，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严重不规范现象，影响了证券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如市场结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不够规范，导致法律法规无法有效实施。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区别，而《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股票交易的规定，没有根据这种不规范的实际情况制定，这样，就出现了法律法规在实际执行中的困惑和困难。第六，制度成本过高。健全、明确、透明的法律法规体系固然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如果法律制度的设计不科学，不仅发挥不了促进市场发展的应有作用，还有可能大大增加市场成本。例如，在制度设计中，动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就会增加市场成本。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此外，现行法律法规从总体上说还存在审批I生规定多、监管性规定少的问题。

三、国内外法律对比。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证券法律责任由于香港的法律制度长期受英国的影响，因此，以判例为主的普通法成为香港法律的一个特点。香港没有综合性的证券法，有关政权的法律主要包括条例、附属法例、规则及一系列守则，如：《公司条例》、《证券条例》、《证券(内幕交易)条例》、《保障投资者条例》、《证券(公开权益)条例》、《证券(在交易所上市)规则》。除了以上法律法规之外，还有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香港公司购回本身股份守则》和香港《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等法律。(一)证券民事责任制度在《证券条例》、《公司条例》、《保障投资者条例》、《证券及期货条例》、《失实陈述条例》等中规定违反信息公开义务的民事责任主要是：赔偿金支付、撤销合同、恢复原状。1990年颁布的《证券(内幕交易)条例》对内幕交易所发生的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可分为对公司的责任和对股东或其他人的责任。前者是公司可要求内幕人士归还通过内幕交易而获得的利益；后者则是将公司成员的整体利益作考虑。香港《证券条例》第135条、第136条、第137条规定了市场操纵行为：制造虚假交易、制造虚假市场、不涉及是以拥有权转变的证券交易、流传或散播资料、使用使用欺诈或欺骗手段、证券价格的限制。第141条对违反这几条规定的人做出了民事损害赔偿的规定。(二)证券行政责任制度。1、不符合条件上市。在某种证券不满足理事会规定的上市条件或委员会处于保持有秩序的香港市场的目的而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取消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的上市资格。2、违法经营股票市场。任何人不得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之外零星建立或经营股票市场，不得有意协助经营香港联合交易所之外的股票市场。否则，可被处50万港元的罚款。3、擅自使用“股票交易所”、“联合股票交易所”、“联营交易所”或“联营股票交易所”等名称。否则，可被判处10万港元的罚款。如不悔改，可在其继续犯法

的期间以其处以每月5000港元的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