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 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 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 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 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 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 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二、商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 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紒紜矠 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紒紝矠 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以满足市民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商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娱乐的场所主要是瓦舍。吴自牧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是。”紒紞矠 对这一解释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戏剧学家周贻白认为瓦舍“实则指为旷物，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紒紟矠 谢涌濠认为瓦舍“是简易瓦房的意思，其含义即指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市场。”紒紡矠 其实，吴自牧是从“瓦舍”的性质而言的。“瓦”本义是指房顶如覆瓦形状的建筑物，是专供文化使用的场所，其作用是遮日晒、蔽风雨，故称“瓦子”或“瓦舍”。后来，商人利用这种娱乐场所做生意，使之成为娱乐与商贸合一的场所，故称之为“瓦肆”或“瓦市”。从这个名称上就可见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商品化性质。瓦舍中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舍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不过，这种观赏和娱乐属于文化消费，是要付费的。从瓦市艺人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一种消费服务，他们靠卖艺来谋求生计。如北宋著名的瓦市艺人张山人所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紒紣矠 又如《金鳗记》载歌妓庆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由于伎艺表演已成为商业性的文化服务行业，其收入与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因此，瓦肆艺人十分注重自己的表演技巧，努力加强自己所演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书的技巧之高、感染力之大。瓦肆伎艺是市民文艺，它所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趣味。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这些愿望和趣味肯定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瓦舍的伎艺表演又是有偿服务，其表演的内容也肯定是纯感性的、纯娱乐的，它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为政治教化服务。因此，它成了市民和一些士子尽情享乐、放纵情欲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因经常出入其中，深受新兴市民意识的熏拂，导致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可见这种充满商品化色彩的瓦肆伎艺——市民文艺对传统意识的冲击作用。
无论是宋代的民俗、宗教，还是都市文化娱乐，都充斥着浓烈的商品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创造的一种新的都市文明。
三、文学艺术呈现出商品化趋势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的文学艺术，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产品。而由于宋代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产生于社会文化生活这块土壤上的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所谓“商品化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有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二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始遵循商品生产的法则，并反映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
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有文、诗和词。诗与文是传统体裁，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言志”、“明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商品化的趋势不太明显。不过，诗歌已被市井艺人所利用，变成了他们挣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诨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诨话即十七字诗。其诗诙谐滑稽，意含讽刺，观众在开怀大笑中获得启示，领略褒贬之意。十七字诗类似现代民间文艺节目——“三句半”。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鬻钱以糊口”。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根据他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要想博得酬劳，就必须具有娱乐性，所作的诗歌就必须贴题、幽默、让观众产生审美愉悦。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已成了市井艺人的衣食之资，诗歌创作的技能也当成商品来出售。
词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学，是一种音乐文学。它从唐代“声诗”发展而来，兴起于中晚唐，流行于五代，繁荣于两宋。词本是尊前宴边娱宾遣兴的工具，由士大夫文人在宴会中即兴创作，由歌妓当场演唱。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大夫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大夫文人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紒紤矠 此说甚是。由于词大多数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的，必然具有市民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它是为有偿的娱乐服务而创作的，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精神产品。这就决定了它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因此，词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艺术特征：通俗性、娱乐性。其次，词是一种商品化的精神产品，它就必须遵循商品生产的规则。词人的创作不是专为抒发主体的“修齐治平”之志和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去表现它的精神产品（作品）的消费者（读者或受众）的愿望和情绪。因为词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更多的读者乐意欣赏。宋词的题材多为情爱离别、伤春叹老、歌酒游乐，就是为了揭示广大市民的生活愿望和人生情绪。因为追求个性解放、性爱自由，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是市民意识的深层底蕴。第三，词既然是商品化的精神产品，那么，流通（传播）便是它实现文学价值的重要环节。只有流通（传播）渠道畅通，它才能占有更广阔的文学市场，才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歌妓是词的传播媒介。词由她们“推销”给消费者，并通过她们去实现词的文学价值。宋词的繁荣，歌妓与有功焉。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蜕变，向“诗化”（追随辛弃疾的“辛派”词人多抒发进取或超然之志）、“雅化”（推崇姜夔的“风雅派”词人主张雅正）方向发展，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歌妓出于“票房价值”考虑也不愿唱，而改唱“缠令”或其它俗曲，导致了词的流通环节断裂和文学市场萎缩。词因此而走向衰落。
词人的劳务费是由歌妓来支付的。词是精神产品，无法具体核定其价值。歌妓只有根据演出的创收情况来酌情支付。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的喜爱，一般的歌妓虽用重金支付“润笔”，也难以得到他的新作。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因为一首名人的佳作不仅能让一位歌妓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且能让她一曲唱红，一举成名。对于好的作品，歌妓是愿意支付昂贵的报酬的。
绘画艺术在宋代十分兴盛，北宋皇帝大多喜爱绘画艺术。宋太宗特置翰林图画院，将各地的著名画师罗致于京师。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置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因此，北宋的绘画艺术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艺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绘画作品一反过去那种高雅的姿态，成为街肆买卖的商品。如相国寺庙会日，“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紒紥矠 又如前面提到的潘家楼的“鬼市”上也有“衣物、图画、药环、领抹之类”的物品出售。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初入东京开封时，曾在天门道上出售自己的山水、人物画。另一位著名画家许道宁也曾在东京开封端门外将自己所作的画随药卖出。紒紦矠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风情焕然一新，为绘画艺术提出了丰富的题材，“市肆画”也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题材类型。北宋时擅长于“市肆画”的著名画家有燕文贵、张择端、高元亨等。燕文贵有《七夕夜市图》，高元亨有“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紓紛矠，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市肆画”本身虽不一定是商品，但它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它的出现，说明了绘画艺术在商品经济的渗透下开始发生变化。
四、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意义和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商品化的进程。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对当时或后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人们（尤其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在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十分顽固的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政治价值成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其它的人生价值取向（如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都不为社会所看重。因此，莘莘学子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不得不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甚至不惜皓首穷经。到了宋代，随着商品意识的兴起和文化艺术的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开始发生动摇。因为在文学艺术商品化的社会中，知识能够真正被尊重，文人的创作才华能够被赏识，作品能够获得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因此，有不少士子在科举场上失败之后，不再醉心于功名了，而是投身到文学艺术创作中来，通过创作之路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艺术价值）。前面曾提到过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就是一位在艺术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士子。他年少时就才华横溢，但在科举考场上却不顺利，曾在殿试时被宋仁宗黜落。从此，他放纵于市井二、三十年，为歌妓度曲作词。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他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宋代出现的“书会”，就是那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组合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创作为职业，以创作来获取生计。宋元时有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书会先生都是职业的作家。南宋瓦舍中的伎艺脚本大多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也有不少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审美娱乐的需要。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辨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职业作家和艺术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文学艺术商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在自然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文学艺术基本上是上层社会审美娱乐和传情达意的工具，而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被政治和道德所削弱，出现了“教化说”、“言志说”、“明道说”、“比德说”等。宋代的文学艺术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当然，这里只就词、话本小说、市肆画及瓦舍伎艺而言）。由于受到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消费对象娱乐需要的制约，文学艺术必然要去反映更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去揭示人人心中共有的人生情绪，以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市民文艺）不断兴盛，词、话本、诸宫调、戏剧、章回小说、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或相竞出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繁荣。 这些文学艺术以家庭生活、男女情爱、人物传奇、历史故事、魔鬼神怪为重要的创作题材，故能拥有广阔的文艺市场。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和文艺观的变化。
随着文化娱乐的发达，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娱乐需要不断扩大。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如词、散曲等）已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小说、评书等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从此，诗文主宰文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戏剧、小说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这一结果虽然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但文学艺术商品化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文学艺术商品化，而文学艺术商品化又对社会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种良好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多重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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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四。
②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
③《东京梦华录》卷二。
④《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增刊》，1984年，第29页。
⑤吴涛：《北宋都城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 六九》。
⑦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户》，《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页。
⑨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社馆，1963年版，第438页。
⑩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台湾华世出版社1981年9月版。
紒紜矠《东京梦华录》卷八。
紒紝矠宋代张舜民：《画墁录》。
紒紞矠《梦粱录》卷十九。
紒紟矠周贻白：《中国戏剧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
紒紡矠谢涌濠：《艺术研究论丛》，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紒紣矠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
紒紤矠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紒紥矠《东京梦华录》卷三。
商品经济的发展范文第2篇
一、商品经济意识的介入客观地说，在商品经济意识的作用下，今天的人们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演讲者，重新以商品经济的眼光观察社会、透视人生、辨析复杂的人际关系，阐发深刻的思想哲理，以把握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例如：
“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竞争已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才的竞争，在优胜劣汰中，每个有识之士都会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然而人才何在？在于发现、寻找，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自我推销。”
这是陈驹在题为《时代需要推销你自己》的演讲中说的一段话。演讲者以充满商品意识和竞争观念的“推销”一词立论，深入阐述了在人才竞争中勇于“自我推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我们翻阅报刊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诸如《市场——一所新大学》《幸福未涨价》一类的演讲题目。由此可见，商品经济意识的介入，使演讲这一现实活动，体现出了多么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商品经济活动的介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无论是商品广告、市场营销，还是商贸洽谈、交易论辩，都离不开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演讲作为一种有效的媒介手段，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无庸置疑，正是一些商品经济活动的广泛参预，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一片独具魅力的风景所在。例如：
“恩格斯说过这么一段话：‘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乐、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所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公司经营从根本上是服务于顾客，但绝不能以‘庸人’暗中所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来迎合与满足之，用这种方式赚来的钱也必然是肮脏与不洁的，因为它损害了人类至高无上的尊严！”
这是胡平在公司开业典礼上以《商道与尊严》为题发表的一段演讲。演讲者引述恩格斯的言论，旗帜鲜明地鞭挞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损害人类尊严的“一切龌龊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给人以强烈的警示。这类商品经济活动的广泛参预对演讲业的发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商品经济语汇的介入演讲是一种语言艺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大量传播商品经济信息的语汇已介入到各种商务演讲中来了。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经济交流不断扩大与深入，许多体现现代商品经济色彩的外来语汇也被大量地吸收过来，并派生出各式各样的新语汇，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交际语言的实用性与表现力。这种符合语言发展客观规律的文化现象，也就成了演讲业发展的一个强力推动剂。例如：“在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着生产建设资金投入短缺问题的同时，消费品的生产量和进口量的强势增长却偏偏要处处挤投资，争原料，抢能源，占市场，形成难以抑制的、居高不下的膨胀刚性，而这又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初始阶段的大忌。难怪一些海外朋友曾不客气地指出：国内的进口狂热和超前消费简直就是‘破产行为’！”
这是史策在题为《快从集团消费中警醒》演讲中的一段话。演讲者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矛盾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集团消费”的严重危害。语势强烈的表达中融入了不少经济语汇，鲜明地体现了具有时代信息的语言特色。
四、新形势下演讲的社会效应那么，新形势下演讲的这种新的发展态势将会产生哪些积极的社会效应呢？
（一）交际效应。演讲是一种社会性的交际活动。它采取商业性实践活动方式的意义，不仅反映在扩展的交际领域上，而且表现在获取的交际效应上。不管是开业庆典、公益赞助，还是商务宴请、经贸馈赠，演讲者的致辞都将产生特定的社会交际效应。这种效应，既可以调节人际关系，又能够增强社会效益。
（二）广告效应。演讲是一种公开性的现实活动。它势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发挥作用。强烈的广告效应，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体现。在竞选、应聘、营销、义卖等社会活动中，人们就是充分利用了演讲的广告效应，为自己或企业树立起良好的公众形象的。这不仅可以向社会展示个人的才智，而且能够为群体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不要采集我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范文第3篇
一、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及其趋势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表现在许多方面，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初步考察：
（一）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值的增长和商品率的提高
总之，从1840年—1936年的近百年间，我国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商品值，一般都是在增加着的，虽然各个阶段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
（二）农产专门化区域的形成
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农业生产的专门化上，即表现在一些区域专门生产一种市场生产品，另一些区域又专门生产另一种市场生产品，并且农业的其它方面也都适应于这种主要的生产品。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十九世纪末年以后，我国农产商品化的过程加速了。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国不少地方已形成了许多新的农业生产的专门化区域。如东北是生产大豆的主要区域，河北、江苏、湖南和湖北等地已成为棉花生产的中心；江浙、广东等地是蚕丝的生产中心；山东、河南等地是烟草和花生的集中产区；内蒙等地是盛产皮毛的畜牧区域等等。
这些专门化农业区域的出现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同时它又是农业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动力。这种专门化农业区域的形成，“不仅引起农产品与工业品间的交换，并且引起各种不同的农产品之间的交换”（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0页）。
我国近代农业专门化虽有发展，但程度不高。首先，从地区上看，其分布是很不普遍、很不平衡的。它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等一些交通比较发达的区域。其次，从农作物上看，主要是大豆等几种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而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则很低。再次，这些区域内仍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它们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受到封建的买办的商业高利贷网以及帝国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并没有很大的发展。
（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例的变化
粮食作物的商品率一般是比较低的，经济作物的商品率是比较高的，因此，这两类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变化也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
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编的《第四次农商统计表》中的资料，1914年时，粮食作物面积占各种作物总面积的88.9％，油料作物面积占8．8％，棉花面积占1．9％，烟叶面积占0.4％。
（四）农村各阶层对市场依赖程度的加深
农村各阶层与市场的关系也是衡量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指标。
首先，货币在农民经济收支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据有人调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徽等七省十七处2，866田场支出中，现金部分占47.6％，田场收入中，现金部分占58．1％。其次，各类农户的生活用品都有相当一部分要购诸市场。据调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徽等六省十三处农户生活费用中购买部分占34.1％，绥远一些地方农民生活费用中购买部分占54．7％。由此可见，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较深。这反映出，我国农村商品货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
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的农户与市场的关系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别。
3．总的来说，我国农民经济的商品性是比较低的。孙晓村在《中国农产商品化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引用马札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话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村中农民经济的商品性，在任何地方都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即是说，农民出卖自己的生产物不少于百分之四十，并且在市场帮助之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少于百分之四十。”这说明，农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还不到50％，农民经济生活基本上仍保持着半自给状态。
（五）我国城乡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变化
二、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是有所发展的，但它又很不发达，其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国近代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且有衰落之势，整个农业生产不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就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发展。在我国耕地少、产量低的情况下，我国近代粮食总产量始终徘徊在两千多亿斤左右，这些粮食大部分被农村人口消费掉了，运销城镇的真正商品粮占的比重很小。由于我国的交通阻塞，运输不便，对外贸易又处于不利地位，广大农民不易通过外贸和内贸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粮食，所以他们极力发展粮食的自给生产，有时为了保证粮食的自给，甚至不惜放弃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因此，我国近代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始终不超过20%，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一直占80%以上。我国粮食的商品率既没有很大提高，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又不可能有很大增长，这是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程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我国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不发达以及频繁的侵略反侵略的战争和国内战争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严重影响。商业的发展，是把治安与交通作为它的外在条件，把交通媒介的确定，交换对象的增殖，作为它的内在条件。这就是说，统一和平的环境，交通的改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反，战争和动乱则有碍于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古代是这样，近代也是如此。如前所述，抗日战争前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较快，而抗战爆发后直到全国解放这段时期则较慢，就是明显的例证。在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环境中，农村商品经济之所以不能发展，是因为战争的参加者都必须首先保证粮棉的供给，因此都极力发展粮棉的自给生产，相对缩小其商品生产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广大抗日根据地是强调生产自给的，机关工作人员甚至部队都要尽可能自力更生，力求生产自给。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粮食、棉花等的供给也是最迫切的任务，因此，在日本统治下的沦陷区也不得不实行粮食的配给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大后方，也实行什么经济统制政策。生产中的自给、流通中的统制和分配中的配给政策和制度，虽然其性质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限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战时交通阻塞，货币金融制度不统一，这更加阻碍商品的流转，并进而影响商品生产。
再次，中国农产品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旋涡之中，一方面使适应外资需要的某些农产商品畸形发展，另一方面，许多农产商品因受到世界市场的竞争而衰落。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被动的地位，其前途是暗淡的。中国国内因为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帝国主义的划分势力范围政策的影响，而没有形成完整的统一的民族市场。中国因为工业不发达，城镇人口增加有限，所以城镇对工业品原料和商品粮的需求有限，广大农民因受帝、官、封的压迫剥削而十分贫困，购买力萎缩，许多农民为了交纳赋税、还债、购买其它必须品而不得不干新粮下来时忍痛将其出卖，然后又于青黄不接时借钱到市场上高价购粮。显然，农民的这种购买力是一种虚假的购买力，不可能促进农产品的扩大。
最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工不发展，在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的阻碍。中国近代农村经济中，耕织结合、纺织结合、农牧结合、生产和运输结合，纺织、畜牧、运输等都还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没有专业化，没有形成大量的专业户。在农民自耕自织、自养猪、自运输的情况下，社会分工不发达，商品经济也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总之，我国近代农村的商品生产是在农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饥饿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是在市场购买力萎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虚假的商品流通。这种缺乏基础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显然不可能有高度的正常的发展。
三、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性质
中国近代农村商" 品经济的性质如何，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二、三十年代一些人首先夸大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然后又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在三十年代又有人夸大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的程度，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即在农村也不能不随着这个资本的势力所达到的地方，顺应外来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之整个的体系而改变它旧有的经济结构”，即农村经济也已资本主义化了。
这些人都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完全等同起来，他们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就是资本主义化的程度。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我们承认，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包括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段时间内，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伴随着这种发展，不仅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手工业发生和发展了，而且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展了。自抗日战争发生直至全国解放这段时期内，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停滞和衰退，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这充分反映出农村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联系。但是，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又是不同的，把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混同，从而夸大中国近代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错误在于，把小商品生产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诚然，小商品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但小商品生产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事实上，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生产主要是小商品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如前所述，我国近代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为了买粗粮而卖细粮的粮食品种调剂和为了交纳租税、偿还债务而于收获之后贱价出卖，然后再于青黄不接之时到市场上高价购买粮食所促成的。农民小生产者为买而卖的这种商品生产，显然是小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的发展，不是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表现，而是农民小商品生产者逐步走向饥饿贫困破产深渊的表现。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是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又一个主要表现，但其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即有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民小生产的经营中反比在富农、地主的较大经营中普遍些。例如“在陕西、四川、云南等省的鸦片区域，农民经营的规模愈小，这种鸦片的成份倒愈大，原因是鸦片税额太重，贫农兼种粮食，必致更无力量纳税，反之，较富的农民，却能划出一部分农田种植自给的粮食”（陶直夫：《中国农村现阶段性质之研究》，转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论》第200页）。在山东的烟草种植业中也有这种情形。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近代农村小商品生产占显然的优势，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
把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混同，从而夸大中国近代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错误还在于，把农产品在流通范围内受资本势力的支配与农业生产本身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混为一谈。他们反驳说：鸦片战争前的商品生产虽仍可看作简单商品生产，但是自资本主义的经济侵入以后，中国的国民经济便都不得不走进了资本主义经济之体系中，这样的商品经济（不是单纯的商品经济）与原有的商业资本结合起来，使乡村地主布尔乔亚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商品期货；市场效率；定价话语权；政策环境
中图分类号：F830.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4－0074－05
我国的期货市场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988－1991年理论准备与初步试验阶段；1992－1994年试点发展阶段；1995－2001年规范与调整阶段和自2002年以来的恢复与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已形成涵盖农产品、工业金属、化工材料、能源产品等种类较齐全、交易制度较完善、人才队伍精干的期货产业。
近年来，我国的期货市场加速发展，成交量迅速上升，期货价格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加强。图1对比了2002－2008年每年3、6、9、12月份中国三大期货交易所与国外交易所的商品期货合约交易量(中国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期货业协会，国外的数据来自于国际清算银行)。从合约的交易量来看，中国商品期货规模直逼国外，但中国期货市场规模发展距国外还有很大的差距。首先，从期货合约规模来看，中国期货每手的商品量明显小于国外，如CBOT玉米期货每份合约数量为5000蒲式耳，东京谷物交易所(TGE)玉米期货每份合约数量为100吨，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玉米数量为每手10吨；伦敦商品交易所每份铜期货合约数量为25吨，上海期货交易所铜期货每手为5吨；其次，中国的期货只局限于交易所交易，场外交易市场(OTC)微不足道，而国外OTC规模却远远大于交易所规模；最后，中国商品衍生工具只有期货，而国外还有与期货规模几乎对等的商品期权交易。
总体来看，我国的商品期货市场还处于发展阶段，规模较小、投机气氛浓厚、市场效率较低、其经济功能有待提高。2006年以来，在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产品、各类工业金属、农产品等商品价格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商品期货在金融体系、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影响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做大、做强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呼声日益提高。
一、期货商品的特点及其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一种商品能够成为期货商品，一般都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期货商品必须是交易量大而且价格容易波动的商品。只有这些商品才有必要进入期货市场，因为经营这些商品的交易者需要借助期货市场来套期保值，规避价格风险；也只有这些商品才能吸引大量投机者来参与期货交易，从而增加期货市场的流动性。
第二，期货商品必须是拥有众多买者和卖者的商品。把众多的买者和卖者集中于一个公开竞争的期货市场中，才能通过竞争将影响供给和需求的因素汇聚成一个权威性的期货价格；那些易受买方垄断或卖方垄断的商品，都不宜进入期货市场。
第三，期货商品必须是质量、等级、规格比较容易划分的商品或者同质性商品。如果品种过于复杂、技术性能差异很大、不易标准化，则不适于作为期货商品，因为期货合约是标准化的。
第四，期货商品必须是能够储藏较长的一段时间，并能进行运输的商品。这种性质使该商品具备了一定的投资价值，体现出其商品的金融性质。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期货商品大多数为初级或粗加工的原材料。这是因为一方面初级原材料的同质性比较高，且是下游多个产业所需要的必要投入，因此需求量极大；另一方面，如果初级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将对使用该原材料的下游各个产业造成全面的冲击，这种冲击会产生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两方面的效果，即所谓的“滞胀效应”。通过期货的避险机制降低这种冲击，对于保证国民经济体系的平稳运行具有重大的宏观意义，尤其是那些直接进入人们消费领域的商品，价格的上涨将直接提高CPI，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评测。
期货商品的性质和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发展商品期货对我国的经济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发展期货提高市场效率、保证经济体系平稳运行
期货市场的效率，是无法证实、但可证伪的。特别是在期货价格急剧波动的时期，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大量投机使价格剧烈波动，认为投机破坏了期货市场的效率，甚至想尽办法取消投机甚至是期货交易，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投机或者没有期货交易，效率是否会得到提高。
十九世纪末期，美国不利的天气环境、日益加强的国内和国际竞争使一些农场主的境况恶化。农场主认为期货交易压低了他们的小麦价格，而磨坊主却认为期货交易提高了小麦的价格。当时昙花一现的平民党利用国库资金支持商品贷款项目，并且明确反对期货市场，以期保证棉花和谷物价格的季节稳定并减少商品批发价格中不必要的(投机)成份(Yohe，1976)，保证人们的利益不再受农产品期货交易投机商的侵扰。国会在1892年通过了Hatch法案(或称Washburn法案)，虽然法案没有明确禁止期货交易，却对所有谷物和棉花的期货合同征收了10％的税收，完全挤占投机商的利润，杜绝了投机。法案的目的在于通过打压投机而提高农场主的卖价并降低磨坊主的买价，结果却适得其反。Bowen(1913)的研究表明，期货交易降低了农场主收到的批发价格与消费者支付的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
无独有偶，1958年秋天美国国会通过了《洋葱期货法案》(Onions Futures Act)，原因是“投机行为导致了期货市场严重的和不必要的洋葱现货价格波动，为保证州际洋葱的有序流动，完全禁止洋葱期货交易”。遗憾的是，《洋葱期货法案》通过后，现货价格出现了更大的波动(Gray，1963)。
在德国，禁止交易的事情同样也发生过。1891年，德意志和俄国的粮食收成不好，人们对粮食投机者的态度变得严厉，于1896年6月通过了《交易法案》：从1897年1月1日起，柏林物产交易所吸收农业和磨坊业的代表进入委员会，期货和现货价格被禁止公布，谷物期货直接被禁止(Flux，1900)。法案实施后，柏林由欧洲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市场变为一个小的省级市场，降低了物产交易所强大的影响力。该法案也没有实现其所吹捧的稳定商品价格的好处，与同期另外两个城市――利物浦和纽约的小麦价格波动的对比研究表明，禁止期货交易提高了柏林小麦价格的波动性，虽然同期世界价格的波动率出现了下降。《交易法案》于1900年被废除，柏林谷物期货市场重新开张，柏林小麦价格的波动率出现了下降。
期货市场发展的这些经验表明，期货在预测价格、发现价格、抑制波动、平稳经济方面是有效的，这对于防止经济体系的定价错误、防范产品生产的结构性失误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对不可储存的农产品而言，价格的可预测性对于防止出现蛛网式生产波动、保证生产安排平稳运行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期货价格也存在巨大的波动，有时难以证明期货市场的有效
性，但要证明期货市场的无效性却总是失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期货交易制度安排本身就是效率的保证，即使这种期货交易是以最为落后的公开喊价、手工记账的形式进行的，甚至在报价反馈、信息反应方面存在时滞。Hamori et al(2001)对世界上最早的期货市场、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堂岛稻米期货市场(设立于1730年)的效率进行的研究表明，堂岛期货市场是有效的，它能够有效地预测稻米价格，稻米期货价格是未来现货价格的无偏估计。
三、做大中国的商品期货市场，是保证中国市场定价话语权的必要条件
发展商品期货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商品话语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1)期货与现货价格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2)商品期货交易规模。
(一)商品期货市场平稳运行的条件
期货交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到期日期货合约价格与现货价格相等，期货盈亏按现货价格计算或进行商品交割。长期以来，监管者意识到商品不同于金融资产，其供应有限，市场容易受到挤压，因此商品期货的发展受到严格的监管，对投机进行限制。美国《商品交易法案》(CommodityExchangeAct，CEA)第4款A(a)条特别强调，期货商品过度投机将导致该商品价格突然或不合理的波动，为减少、排除、杜绝此类问题，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应该对投机交易或期货投机头寸进行限制。这样商品的价格由实物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期货交易参照现货价格进行结算，不对现货价格产生影响，期货市场平稳运行达70多年，直到新世纪开始。
商品期货的交割比例越低，说明“投机”氛围越强。但从期货市场运行的角度来看，维持足够的投机交易，对于维持市场的流动性、提高期货市场效率却又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任何期货品种的交割比例都不会超过交易量20％，尤其是农产品，储存难，易腐烂，除非大宗交易商，投机者不可能参与实物交割。在期货的这种交易机制下，往往会使得期货交易的价值总量超过商品实物的价值总量。但只要期货与现货价格之间单向的参照关系不被破坏，期货市场依然可以维持平稳运行。
(二)金融对商品期货的影响
长期以来，商品并未受到投资者的关注，因此没有进入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之中。2000年网络股泡沫破灭之后，全球市场上过多的流动性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由于商品期货与证券和债券等波动负相关、而与通货膨胀又呈正相关，这种较强的规避风险功能受到投资咨询者的注意，一些机构投资者开始将商品纳入其投资组合中，以保证投资的稳定。公司和政府的退休基金、财富基金、学校捐赠基金和其他的机构投资者等，按最流行的SP－GS和DJ－AIG商品指数将其资产在25种主要的商品期货间分配。
机构投资者能够将自1936年以来受到严格投机管制的商品期货纳入其投资组合的一个原因还在于《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的通过和实施。该法案的目的在于提高OTC衍生市场的创新、竞争和效率，消除创新的障碍。法案实施以后，商品期货市场就形成两部分：受到严格监管的交易所市场和几乎不受监管的OTC衍生工具市场。在严格监管的交易所市场上，保证了保护零售投资者、价格发现和防止市场操纵等功能，而OTC衍生工具市场则主要实现了参照交易所“发现的”价格进行结算的风险规避功能。
由于OTC市场的规模发展太快，其内部消化不了的或不能平衡的风险头寸就需要寻找出路。而联系OTC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桥梁”则是种种横跨两个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和中介机构，打通OTC市场对交易所市场影响通道的钥匙则是CFTC手中所掌握的“免责批准权力”和“免责市场”。即使CFTC意识到对非金融商品需要严格的限制，但CFTC允许一些华尔街的银行在套保场外交易的互换头寸时不受投机头寸的限制，这实际上开了一个无限投机的口子。这使得机构投机者将商品纳入其投资组合时不受投机头寸的限制，当他们的头寸超出上限时，可以在场外与银行进行相应的互换，再让银行在期货市场上购买不受限制的期货头寸。
结果，投资于商品指数的资金从2003年的130亿美元发展到2008年的2600亿美元，25种主要商品的价格平均上涨了183％。虽然有人将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归结为中国因素，但实际上中国的石油需求在过去5年中只是从18.8亿桶(注：一吨=7.3桶)上涨到28亿桶，增长了9.2亿桶，机构投资者对石油期货的投资则上涨了8.48亿桶，达到11亿桶。机构投资者对粮食期货的头寸积累也推动了粮食价格涨。虽然经济学家将粮食价格上涨归为燃料乙醇的生产，但是机构投资者累积的玉米期货头寸足够全美国的乙醇工业开足马力生产53亿加仑的乙醇；机构投资者累积的小麦期货头寸足够全美国吃两年。
于是，在资本对商品期货大规模投资的情况下，商品实际的交易量与期货交易量相比就处于弱势，而且期货价格也不再单向地参照现货价格，相反却对现货价格有着直接的影响。两者的相互作用便产生了一种新的现象：即使一个国家在商品实物需求或供给方面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如果没有足够影响力的期货市场，其对价格的影响也可能让位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期货市场。商品定价话语权将更多取决于期货市场的规模而不是实物商品的市场规模，因为现货与期货之间的无套利原则将让位于期货市场问的无套利原则，后者取决于期货市场规模。
四、提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为宏观政策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政策工具逐渐发展，货币政策的传导开始从单纯的直接信贷传导向货币供应量、利率和资产价格多渠道过度。但是从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来看，经济总体上对利率调整的反应不够敏感：虽然虚拟经济对利率调整相当敏感，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够密切，资本市场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不甚明显，利率和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比较有限，甚至在国家取消货币政策信贷控制的lO年后，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影响依然不如信贷量对经济的影响强烈，以至于国家不得不继续对货币供应量、信贷量、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等数量工具进行控制，利率只是作为一个辅助手段。经济对利率调整不敏感，说明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财务约束依然不健全或者存在太多的扭曲影响，经济体系部门间相互影响的渠道并不畅通。
与此同时，我国的宏观政策调控在经济规模不断增长的局面下另一个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基础价格机制扭曲。我国能源、资源、劳动力、污染及知识产权等价格的严重低估，在资源与环境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约束瓶颈的情况下，价格将会提高，对宏观经济体系造成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货币政策的调控影响。在资源对外依存度和价格不断同时上涨的情况下，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完全放在汇率与利率上。基础资源定价机制的扭曲所带来的对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往往使经济中的某些部门受益而使其他部门受损，
其后果是不公平的利益再分配，这种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必将影响到微观基础的财务约束力。
发展商品期货，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改善货币政策运行环境，提高利率政策工具的效果：
(一)期货市场从上游对初级产品进行合理定价
由于进入期货市场的商品包括资源类产品、农产品、畜产品或初级加工的矿产品等初级商品。这些产品供应量大，处于产业的上游。此类产品价格变动将通过实体经济产业问的相互联系而向下游传递，最终达到终端消费和投资领域，从而对整个宏观经济体系造成影响。如本文前面所述，期货市场是较现货市场高效的市场。通过期货市场的信息集中、价格反馈功能，使初级商品的定价合理，纠正定价扭曲，对于保证经济体系的平稳运行、维持部门间产出平衡、强化经济体系的整体性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期货市场是联系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市场
大宗初级商品在期货市场的集中交易加强了这些产品的金融属性。商品价格与金融资产价格负相关和抵御通货膨胀的性能，使其成为重要的投资对象而进入人们的投资组合之中。即使各国对商品期货的投资做了严格限制，期货商品的金融属性使其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着割不断的联系。根据资产组合理论，当金融资产价格出现变动时，人们调整资产组合的行为将使得商品期货做出迅速地调整。
另一方面，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实体经济服务，有规避风险、价格发现的功能。其规避风险功能使实体经济中同种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找到了避险的工具；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价格发现功能已经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对未来现货价格的无偏估计，二是期货价格对当前现货价格具有直接的影响，现货往往参照期货进行定价。
商品期货金融属性和商品期货与现货的相互影响在日益相互独立发展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建立了桥梁，增加了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并提高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整体性。并且商品期货定价与现货价格之间存在着无套利的约束条件，从而使得商品期货的价格对利率相当敏感。这种敏感的反应机制会将货币政策的利率变动传导到现货价格，继而通过对下游产业的影响而将这种反应传导到整个经济体系，提高实体经济对货币政策利率工具的反应程度。
五、大力发展商品期货的政策建议
期货商品所具有的量大、金融性强等属性及其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大力发展商品期货对我国经济体系具有提高市场效率、保证经济体系平稳运行，提高中国在资源类商品定价方面话语权，提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为宏观政策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等影响深远的战略意义。但在鼓励发展商品期货的同时，需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安排，以保证期货市场本身的平稳健康发展。
(一)加强对投机的引导和管理
期货市场中保持适当的投机交易，对于提高期货市场的流动性、提高信息反馈程度，对期货进行合理定价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期货商品不同于金融资产，与金融市场的庞大规模相比，商品的生产供应能力在短期内毕竟是有限的，过度的投机不但会造成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影响市场稳定，而且可能会推高商品的价格，造成商品价格泡沫，产生更深远的危害。密切关注交易所交易的商品期货的交割比例，加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管理，对投机交易进行适当的引导，有助于商品期货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
(二)增加商品期货交易品种，扩大市场交易规模
当前我国的商品期货市场规模较小，尚不具备全球影响力。除了参与者少外，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国的期货市场交易品种较少，只能为有限的几种商品提供套期保值，难以防范大多数产品的价格波动风险。这对我国商品，特别是不可储存类商品的稳定供应是不利的。如近年来我国猪肉价格经历了大幅度的波动，在价格上涨时，养殖场加大生猪养殖力度；而在价格下跌时，养殖场又会屠杀母猪，导致猪肉供应大起大落，猪肉市场缺乏有效的风险防范手段，在一些矿产品市场上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增加商品期货交易品种，对于扩大市场交易规模，为广泛的初级产品提供套保手段，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提高市场开放程度，增强期货市场的影响
商品因其价值含量和交易成本不同而分为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对于不可贸易的商品，区域间的价格差别是一种正常现象，跨市场套利难以进行，区域性的期货市场足以发挥套期保值功能。但对于价值含量高、交易成本小的商品，如工业金属、石油等，全球市场是统一的，区域间价格差别不大，区域性期货市场便缺乏意义。提高市场开放程度，吸引全世界的投资者参与交易，扩大市场规模及其全球影响力就显得至关重要。
商品经济的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商品经济学；生产和分配；人生存和发展；人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学革命
一、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
关于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其实不然。在经济学史中，有过非商品经济的思想，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教科书中找到已经建立但并不完善的理论。然而，由于西方商品经济学的坚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放弃，当前的经济学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商品经济学了。在经济学史中，还有一个问题被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学者(也包括非经济学学者)忽略，那就是在对经济学的分类中，西方经济学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简称。非商品经济的思想源于人们认为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可以不通过商品经济的办法，而商品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正因为这样，现实经济发展的原因被经济学的目的搞混了，在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时候，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目标指向。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后，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因生产效率、GDP、资本的利润率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强烈动机所掩盖，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一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被淡忘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得不认真讨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经济学问题。
笔者在《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一书中曾经提出过“解决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观点已经包含了“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的命题。而在对观点的进一步阐述中，经济发展的目的被分解为“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和“解决好人的发展”两个方面。“人的生存”问题应该说是可以与“人的生活需求”问题相对应的。但“人的生存”条件的保障与“人的生活需求”条件的保障不同，前者包含了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样一个涉及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所批评的经济学家撇开经济目的让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状况至今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经济学的研究仍然遵循商品经济学的思路，那就将永远也走不出分析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局限，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永远也就别希望走到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心中来。这就是说，商品经济学不能使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不一致。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要回到经济活动的本源，即回到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来，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研究经济发展与人生存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学问。事实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事实、一种常识，并不需要经济学来做什么证明。经济学需要关注、或者说经济学要表明自身存在的科学性，得说明清楚为什么只局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不去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不研究商品经济为什么这样运行而不是那样运行?特别是它为什么可以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换句话说，经济学必须回答经济学研究关注不关注入的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的问题。
(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其中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最为密切，在没有商品交换即物物交换时，人类就依靠生产和分配的行为来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自商品经济学产生以来，商品生产、商品分配、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就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生产和分配的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渐行渐远，商品生产的效率、资本的利润、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商品消费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成为商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而使商品经济学成为忠实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显学。然而，社会发展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的需要并不因商品经济学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忽视而减少，它反而要求经济学对自身的理论进行反思，特别是要对现实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作出解释。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学在一开始就忽略了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它有意回避生产和分配行为需要对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负责的问题，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来说明商品经济活动以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合理，即认为商品经济活动在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过程里无形中也使社会福利得到增加、就业有所保障。商品经济学对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获得需要以牺牲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甚至未来人的发展条件为代价的事实视而不见，实际上也是不认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事实。
二、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需要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
(一)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即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产生就是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谓生产行为，指的是人用自身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并生产出生存和发展必需品的过程，亦即人创造并保障自身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一种行为。生产行为有三个要素：人、生产资料和人的劳动。生产行为的目的是创造并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所谓的分配行为，指的是按照生产条件和生产目的对生产出来的产品(或产品的价值形式)进行分配并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以具备的行为。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商品经济学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的生存和发展。在商品经济学里，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些人(主要是资本家及其聘用的管理人员)会得到很多，一些人
(主要是雇佣工人)勉强维持生存和获得一定的发展，一些人(失业者、待业者和无业人员)被作为自由市场竞争的条件而大量“储备”起来，要靠社会救助或靠别人供养。
(二)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从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经济行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不同后果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的社会思想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其给人所造就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经济学不能忽略的。不幸的是，现有的经济学，特别是商品经济学，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即便是在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学者中，能够这样看的也不多，更不用说深入研究了。
我们这里讲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就是要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特别关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一定社会思想影响下人的行为，带有主观色彩，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品经济学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上，非商品经济思想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上，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可是，一些经济学者却在不遗余力地宣称经济学与意识形态无关，并有意回避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希望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造就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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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人的“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思想影响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即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这就是说，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得好坏，取决于人对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选择。好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不好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将导致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受到破坏，人将得不到好的生活，更谈不上全面自由地发展。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否得到好的保障来判断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从而判定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现实社会中许许多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等同于人的发展，而判定人是否得到好的发展似乎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无法很好地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当然也就不能及时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偏差，更谈不上纠正。其实，这是商品经济学理论误导的缘故。商品经济学把人们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放在商品经济活动收益的最大化上，资本收益的好坏、GDP的增加的快慢和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经济发展好坏的标准，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已经被掩藏在这些指标背后，让人错误地认为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实现、GDP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增长也等同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获得了保障。不可否认，没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获得保障的，经济发展是人生存和发展得到好保障的前提。但是，从经济发展是为了保障人生存和发展这样的本质要求出发，在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能否很好地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保障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方式好坏的标准是有必要的，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以商品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学传统是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相脱离的原因
(一)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
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是商品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与人们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关。笔者认为，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这是西方经济学因要服务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偏见，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泛滥，它又转变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偏见。这个经济学偏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是正常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社会主义国家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学当作显学、作为主流学科，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不管它是通过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毫无疑问，在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学影响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必然要以(不择手段、不顾资源浪费、不断增加无效消费和大量耗费社会资源)获取商品最大价值和资本最大利润为目标，因而使生产和分配行为严重背离其要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相脱离，完全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50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就已经有所揭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行为如何为获取资本的最大利润而牺牲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分析就更加透彻了。
(二)在商品经济学中人被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甚至沦为商品
商品经济学把手段当目的，就是把发展经济从而得到财富这一创造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手段，当成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即以获得财富为目的。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体现得非常充分，它探讨的就是财富怎样增加得更快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学里，由于把追求财富当目的，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问题就被搁置不管了。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变成了仅仅是生产工具(当然不是全部，资本持有人和他的人是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主体，另外的人只能是生产工具或稍好一些——即生产要素)，人的需要就必须服从于利润的需要了。在这个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成为资本持有人争夺和充分利用来增加利润的对象，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变成对利润源泉的保护，把劳动力按质论价、当成商品就是其中特有的保护，即便是这种特有的保护，也只出现在能够为资本带来最大化收益的少数人身上。
(三)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是商品经济学理论的必然产物
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要寻找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的原因，得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情况来判定。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远古社会，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人们是因直接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和分配。那个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几乎不可能摆脱依靠直接的生产劳动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应该承认，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
相脱离的情形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近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具备有只为了追求财富增加而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存在。但是，即便是在现代，人类社会也曾经出现过直接按照社会中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来有计划地开展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活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已经坚持了50年以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朝鲜、古巴，其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基本上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现实相结合。与朝鲜和古巴的情况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出现的严重贫富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情况，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没有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实际上，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情况的国家，主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到较好保障的如北欧的几个国家，都对商品经济运行的方式进行了较大改革。这样看来，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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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要关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一)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
从上面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应该把以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为中心的研究与以商品分析为核心的研究相分开，即把经济学区分为人的发展经济学和商品经济学。由于商品经济学会误导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商品经济学会使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愿，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引导经济学回归到能够指导经济发展为社会中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得到保障的服务上来。鉴于商品经济学思想已经在社会中造成深刻的影响，许多领域已经被其彻底渗透，为清理和消除商品经济学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做到经济学指导经济实践时真正能够保障好人的生存和发展，用人的发展经济学纠正商品经济学的偏差很有可能会引起一次经济学的革命。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的呼声不断高涨，经济学革命的到来是迟早的事。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学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人们感受得更深刻，也更有经济学变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从商品分析转向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直接决定经济活动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好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从传统经济学以商品分析的视角转移到以分析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来。前文已经指出，经济学要表明其自身的科学性，必须说明经济学为什么只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无需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必须回答经济学为什么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经济学不能回避的，因为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学问，离开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学就不成其为与人关系密切的科学了。由于经济学首先是人的经济学，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解决人的经济活动怎样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而要解决好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除了研究怎样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应该不会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的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确定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
注释：
①笔者了解的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理论。本文作者对苏联及东欧、蒙古、印支三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介绍；对目前仍然在实践着的朝鲜、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则知之甚少。此处讲非商品经济理论的不完善，是鉴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而言的。同时也表明，本文所讲的人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史中出现过的非商品经济学不同，也不同于现有的商品经济学。
②在笔者看来，以研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为主的经济学理论，都属于商品经济学的范畴，中国目前正在试验并冠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被包括在其中，西方经济学是商品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③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至199页。
④原本的表述是：“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问题提出来，是要说明，我们的经济活动、我们要使经济运行良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解决好人的发展问题。”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9页1至3行。
⑤笔者对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批评，原话是：“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不管经济的目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也表明这一点。而经济学撇开经济目的不管，只研究经济的手段、技巧、过程，最终就会变成技术表演，探求纯粹原理，与现实的经济运行脱离得越来越远。实际上，正是经济学的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使我们忘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的生活需求。”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页最后一段。
⑥据笔者所了解，意识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的，除了笔者本人，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许建康教授和广西民族大学陆壹东。但把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结合起来并作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的，目前只有笔者本人。
⑦关于中国1978年甚或更准确一点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会得意洋洋地认为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些学者则坚决不认同，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明显受到具有商品经济学显著特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它不同于纯粹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的社会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它不可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但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脱节，存在较大问题，“新三座大山”在中国的出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⑧为了弄清资本积累的问题，马克思分析了不以财富仅以需要为目的那个年代的生产。“我们在古代人中间，根本找不到有谁去研究哪一种土地所有制形态是最生产的，是能创造最大财富的。虽然伽图曾经很详细地研究过哪一种耕地方法可以取得最大的收获量，甚至于布鲁图(Brutus)还曾研究过把他的金钱怎么样贷放出去才能弄到顶多的利息，但并没有把财富看作生产底目的……所以在古代，尽管处在那样狭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毕竟还是把人看作生产底目的；这种看法就显出比现代世界高明得多，因为现代世界总是把生产看成人底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底目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苹稿)》(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第104页。)——参见巫文强《论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及新时期经济学的使命》，《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12期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