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范文第1篇

[关键字]：知名商品知名度消费者市场占有率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些经营者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不惜违背公认的商业道德通过采取对知名商品的仿冒进行不正当的竞争。这不仅严重的损害了相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更是严重的扰扰了市场正常的发展秩序。为了制止和打击市场上出现的仿冒行为，保护知名商品，国家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布了《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建立了3.15日等。这些措施有力的打击了市场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了中国品牌市场的健康发展。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对知名商品的认定这一领域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深刻的认识到这些问题并加以解决，其必然会影响我国市场秩序进一步的发展。

一相关法律法规界定上的模糊性。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这一条规定突出了我们对知名商品的保护。大家知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知名商品的知名度是企业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笔无形财产，它对经营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各个经营者都会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提升和扩大自己商品的知名度。然而，在利益的驱不正当的利益。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直接侵害了被仿冒者的合法权益，也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了生产与消费秩序的混乱，严重的扭曲了社会分配正义原则。因此，世界各国都加大对仿冒行为规制的立法力度。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为有效规制仿冒知名商品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立法本身的技术，我国并未在该法中对知名商品作出界定。为了便于对仿冒知名商品行为的认定，国家工商行政局在1995年7月16日了《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对知名商品作出了解释。所谓“知名商品”是指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熟悉的商品。它虽然为认定知名商品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便会发现，该解释仍然存在一些的问题。首先，我们如何认定解释中“市场”的范畴。从不同的角度市场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领域。例如，从空间角度来看，市场可以划分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从产品性质角度讲，市场可以划分为家电市场、食品市场、建筑市场等等。如果我们再依据更为细化的标准，上面的市场仍然可以进一步被细划。市场的可再划分性导致了市场范畴极大的不稳定性，这为界定市场范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如果不适当的采取措施来规范市场界定工作，则有可能带来了不公正的结果。笔者认为应通过相关的立法来明确划定市场范围，减少主观作用的余地，使认定工作趋于稳定化与标准化。其次，如何认定知名商品知名度的指数。我们知道，即使在同一市场上同样被称为知名商品的商品，他们的知名度指数并不完全相同。有的知名商品的知名度指数可能达到百分之百，而有的知名商品的知名度却可能为百分之六十甚至为百分之五十。那么究竟达到多少才可被称为知名商品呢。如果某一商品在一市场上为人所知率刚好达到百分之四十九，那它能否被称为知名商品。笔者在此不敢枉加论断。有的学者提出：知名度达到何种程度的商品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的“知名商品”标准，则需要综合考察销售地区、时间、拥有消费者市场的大小、广告宣传的数量及效果等等因素来作出判断。在实践中，对知名商品知名度的判断通常由有关主管部门来进行认定的。有关主管部门对此则有着较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立法防止相关行政权的滥用，影响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第三，如何认定解释中的相关公众。1995年7月16日国家工商行政局的规定在界定知名商品时，要求知名商品必须为相关的公众所知悉。这虽然在形式上进一步细化知名商品，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商品的输出对象最终是广大的消费者，因此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主体都是消费者。它包括直接的消费者和间接的消费者。所以，知名商品的知名度对象应直接指向消费者而不是相关公众。使用“相关公众”一词来代替“消费者”是不科学的，它可能造成对象的遗漏以及某些尴尬局面的出现。例如，对于很多的残疾人来讲，他们可能从来不关心自己使用的残疾工具也不知道自己使用了何种品牌，因为他们使用的工具基本多是他们亲友购买的。如果依据《规定》本意，解释中的相关公众在此则是指某些残疾人。因为消费者通常只对与自己有关系的产品加以必要的关注。（种地的农民一般谈论农业生产资料产品而绝对不会询问IT产品。）这就导致了问题的产生，那就是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在某一区域相关产品市场上很有盛名的产品却不为它的“相关公众”所知悉。如果依据《规定》的标准，我们则完全可以将这些品牌商品归为非知名商品类，但这却明显与现实相违背，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用“消费者”这一术语来替代解释中的“相关公众”，以实现法规内容的严密性。《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就采用了这一做法。

二相关规则的错误性。

1995年7月16日国家工商行政局的《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提供了另一认定知名商品的方法（通常被学者称为“反推规则”）即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被他人擅自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足以造成购买者误认的，该商品即可认定为知名商品。若仅从该条本身来看，其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将其置身于仿冒知名商品的构成要件中看，我们便会发现问题所在了。对于仿冒知名商品的构成要件，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三要件说，有的则持四要件说。三要件说认为：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应该具备以下要件：（一）、被仿冒的商品须为知名商品（二）、该外观标志须为知名商品所有（三）、对他人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擅自作了相同的使用或者作相近似的使用，致使与他人知名商品发生混淆；而四要件说则认为构成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被仿冒的商品必须是“知名商品”（二）被仿冒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必须为知名商品所“特有”（三）对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擅自作了相同或者近似的使用（四）造成与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便发现无论三要件说还是四要件说，他们首肯的都是被仿冒的商品必须是知名商品。这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核心前提。如果没有这一点，对于任何知名商品的仿冒都无法无据。而1995年国家工商局《规定》中提供另一认定知名商品的方法恰恰可能造成这要件在某些情况下的缺少，导致不公正结果的发生。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我们归纳出构成仿冒知名商品特有标识须具备的要件：A、该商品必须是知名商品B、有关标识必须为该知名商品所特有C、标识被其他经营者仿冒，造成或者足以产品造成混淆。只有同时具备以上三个要件才可以被认定为对知名商品的仿冒行为。但是如果我们依据反推规则，你会发现只要仅仅具备上述构成要件BC两项就就会被认定为仿冒行为。因为依据反推规则，由BC就能推出A。因此，1995年7月16日国家工商行政局的《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的第四条第一款是存在缺陷的。它在实质上修改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相关内容。如果依据法律位阶，这条规定应该是无效的。但这并不能说《规定》中相关内容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经营者进行仿冒，其主要目的在于侵夺别人商品品牌优势以牟取利益。被仿冒的对象大部分是知名商品。具有关统计，凡是人们熟悉的名牌商品，几乎都未能幸免被他人假冒或仿冒。因此规定“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被他人擅自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足以造成购买者误认的，该商品即可认定为知名商品”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能够提供一认定知名商品相对效率的方法。但哲学常识告诉我们也并不是所有被仿冒的商品必然是知名商品。如果武断的认为被仿冒的商品就是知名商品难免导致不公平的发生。从深沉次的角度来讲，《规定》所存在的问题反映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如果过于倾向效率，那则损害了公平；如果过于倾向公平，也会损害效率。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由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矛盾都源于生产力不发达，当经济增长成为需要时，效率应当被优先考虑但同时要兼顾公平。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各国经济法普遍的基本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我们基本肯定《规定》中提出的反推规则，但必须对它加以适当修改并附以相应制度设计以保障公平的实现。笔者的观点是：如果某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被他人擅自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足以造成购买者误认的，该商品即可被认定为知名商品，但允许仿冒者在诉讼中提出反证，证明被仿冒的商品不具有知名商品性质。这样既保持了与上位法的内容统一又合理的平衡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认定知名商品不能以是否获奖作为唯一的标准或者主要标准。诚然，在一般情况下，知名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功能等多为相对出色。它们大部分多获得很多的奖项。但是知名商品与获奖商品本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知名商品的本质属性是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为消费者所熟悉。获奖商品内涵上只是表明了某一商品在某评比活动中优胜其它参与者。获奖商品并不一定是知名商品。从客观情况来看，获奖商品并不一定为相关消费者所熟悉具有市场的知名度。例如某经营者在经过多年的研发后而开发出的新型优质产品，它虽然可能在某些评选中获奖，但由于它尚未投入市场或者刚刚进入市场导致其并不被相关的消费者所熟悉。因此它并不能被认定为知名商品。从主观情况来看，由于评奖工作中可能存在一些不正当的作风如行贿受贿，使得某些本身并不具备获奖条件的商品却获得某些奖项。所以获奖商品并不一定是知名商品。但非获奖商品也并不一定不是知名商品。符合这种情况的例子就很多了。例如，某些企业商品本身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故未参加某些评比活动；某些知名商品由于受到不正当的因素影响而未能获奖。因此，我们不能将知名商品与获奖商品直接的等同起来。在认定某一商品是否为知名商品时，不仅要考虑相关商品的获奖情况，还要考虑商品是否进入市场、进入市场的时间、销售数量、广告宣传力度与广度等等因素。只有通过对这些相关要素的综合考察后方可认定，也只有这样，其认定工作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说服性。故笔者认为《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欠妥，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三）项还规定：“为相关消费者所公知、具有一定市场占有率和较高知名度的商品”是知名商品。笔者认为：虽然这种认定知名商品的做法（我们将之称为市场主导型）很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也是我们所要大力提倡的知名商品认定模式，但立法技术上却存在一些问题。它在语言表述上基本吸取了国家工商行政局在1995年7月16日的《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对知名商品属性界定的内容，但它又添加了一项标准即市场占有率。我们认为不妥。知名商品，它的最本质属性在于它的知名度，对于这点，国家工商行政局的规定已经明确指出了。但是对商品的知名度认定需要相对具体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可以采取商品是否使用驰名商标或者著名商标、市场占有率、消费者对之的知情率等具体标准来综合判断。但我们在规定知名商品时，不应该将知名商品的属性与具体标准混合在一起来规定什么商品为知名商品，这样做法容易造成某些商品虽然具有知名商品的一般属性但却因为不全部具有知名商品的标准而导致其不是知名商品的结果。例如，某企业的产品虽然在经过媒体长期深入宣传后，在一定的市场上为消费者已广为熟悉，但由于企业实施了延期产品投入的经营策略，其产品并未同期投入市场。因此市场占有率为零。如果依据《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该商品就不是商品。这符合实际情况吗？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的立法中，避免将知名商品的一般属性与个别标准合在一起来规定知名商品。

三认定知名商品的主体设计存在缺陷。

虽然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监督检查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对知名商品和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一并予以认定。但是根据我国其他相关立法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不是知名商品认定的唯一主体，还有其他机关例如国家质量监督管理机关可以依法进行知名商品的认定工作。总的看来，我国的法律并没有系统的规定知名商品的认定主体。但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政府机关无疑是认定知名商品核心主体。对于这样的制度安排，笔者认为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不同政府的具体机关在认定知名商品活动中的标准是否同一。虽然国家工商行政局在1995年7月16日的《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中对知名商品进行了界定，但由于其本身定义特性，其并不能直接应用于认定活动中，对知名商品的认定仍然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标准。同时由于它在法律性质上处于部门规章地位，因此它并不能撤消或者改变与之法律地位相平等相关立法内容。这就有可能导致不同的政府部门在认定知名商品中采取并不完全相同的标准，造成认定知名商品工作松紧不一的局面。这有背法制的统一性要求。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认定主体制度，在部门的利益冲突，也可能导致政府不同部门为争夺这一可以寻租空间而形成擅自降低认定标准的局面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

其次、相关实际认定主体是否完全具有相应的认定能力是否具有公正性。虽然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机构的人员素质也有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对商品的知名度认定涉及到很多因素诸如产品的质量、销售数量、销售地区、广告宣传、获奖情况、售后服务等等，现行的知名商品实际认定主体并不一定完全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素质。例如：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下发的“质技监局质发[2002]82号”文件而组成的“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其成员三名是部级和部级（已退居二线）的官员，六名主任、副主任是有一定职位的官员或退位官员，53位委员也大多是在位或退位的官员，包括9位媒体的社长或主任，其中有一位是某媒体的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没有一位是企业界代表。“在众多的委员中，笔者无法想象公安部治安管理局、铁道部科技司、交通部体改法规司一类的机构与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之间有什么联系，由这样的机构来负责中国名牌的评选，我想象不出它的公正性，因为这些人员的构成缺乏公正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一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主持的评选中，曾经是中国知名商品的乐凯胶卷却名落孙山。因此有的专家对今年“中国名牌”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曾经参与起草《行政许可法》等多部法律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树义等一批法学家，从法律层面论证了这项评选活动有背于《行政许可法》等法律，认为这样的评比是“不折不扣的政府设租，企业寻租”。

第三、政府主导型的知名商品认定模式是否有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市场不是万能的，它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但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着失灵。因此有必要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进行审慎性的选择。从本质上讲，知名商品认定是属于市场行为。无论是地区的还是国家的或者世界性的知名商品，它们的知名性并不是由哪个机关直接评出来的，它需要企业通过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等因素来获得消费者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消费者才有权和有能力来评定商品的知名度。如果我们继续推行这种认定知名商品的模式，则很有可能导致企业减少对取得消费者信任的投入而把精力放在政府部门的公关上。这偏离了市场的正常发展方向，不仅会导致市场被扭曲的局面，更会影响政府自身建设。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在我国的知名商品认定工作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立法步伐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的法规，逐步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知名商品认定模式，把对知名商品的评定权交给消费者和企业，做到让市场来发挥作用。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经济法所体现的政府管理职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事实情况灵活转变的，但整体上应体现不断扩大市场作用的趋势………一个好的政府还应该主动培育自己的对立面——市场，并为其造条件，引导它在经济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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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倪振峰主编：《竞争的规则与策略—反不正当竞争法活用》，1996年9月第1版。

2、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理解与适用》，工商出版社2000年版。

3、王全兴主编：《竞争法通论》，中国检查出版社1997年版。

商品经济范文第2篇

在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深入研究西藏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无疑会有所启示。

一、商品市场与地理环境

西藏土地辽阔，地势高耸。一方面，总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温度和降水由东南向西北递减，但由于山体大小、走向以及河流切割程度的差别，在水平地带性变化中出现局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明显的地势起伏，非常悬殊的高差，使西藏境内的自然条件垂直差异很大。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的并存，使西藏具有多种多样复杂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岗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山以南的藏南谷地区，是西藏最主要的农业区。由于气候类型复杂，垂直变化悬殊，太阳辐射强，紫外线丰富，年均温低，特别是暖季气温不高，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对西藏作物有显著影响，使西藏作物具有种类齐全，单产较高，品质优良，个体硕大等特色。畜牧业是西藏历史悠久的生产部门，在西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牧区主要分布在岗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以北的藏北高原，是重要的高寒牧区。牧区人民的生产、生活资料几乎全部取之于畜牧业。穿的羊皮袍、戴的皮帽、吃的牛羊肉、喝的酥油奶茶、烧的牛粪、住的毛制帐篷、交通工具牦牛和马等都离不开牲畜。茫茫“绿色林海”主要分布在东喜马拉雅山南北坡以及横断山区。由于藏东南高原的增温作用和西南季风的影响，形成了对林木生长十分有利的水热组合，使西藏森林具有生长快，生长的持续时间长，单位面积蓄积量高的特点。另外，西藏森林的组成树种非常丰富，生物资源、药用植物资源、珍禽异兽、经济林木都有一定数量。

从西藏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的分布来看，相对的都比较集中，这就使区内的藏南河谷农区的农产品，藏北牧区的牧产品，藏南、藏东南林区的林产品在客观上有交换的需求。特别是在辽阔的西藏地区，能源十分紧张，牛粪、草皮是牧区相当普遍的燃料，对于林区的木材有很大的需求，必然刺激交换的发展。

西欧由于自然条件的组合，形成了一种耕作业和牧业交杂并存的局面，导致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交流，较早刺激了商业的发展，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西藏的自然条件虽然使区内生产方式不同的农区、林区、牧区具有相互交换产品的需求，然而却未能促使西藏商业的大发展，其中交通困难对交换的制约是一个因素。同时，西欧地势低平，气候温和多雨，所生产的农牧产品数量相对较多，为市场提供了足够的剩余产品，使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了最基本的条件；而西藏海拔高，气温低，其中海拔超过5000米的面积占总面积的45.6％，这种高寒的自然环境使大多数地区不适宜种植业，只有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河谷地区，才有种植业的发展，而且面积很小。加之，较低的温度使绝大多数作物一年一熟，原始粗放的耕作又使农业产量被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除维持农区人口的粮食消费之外，不可能有大量粮食作为剩余产品，因此使交换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高原畜牧业一直是西藏经济的主体。西藏的天然草场大多数都是高寒草场，牧草生长期只有3—4个月，植株矮，产草量低。“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放牧，难以抵御冬春季饲草的缺乏，出现“夏壮、秋肥、冬瘦、春乏”①现象，极大地阻碍了牧业的发展，但广阔的草场使牧区生产的牧产品除维持牧区人口自身消费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牧产品可用来交换。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西藏和内地的“茶马互市”始于唐代，宋、明两代最为兴盛。茶马贸易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唐代以后，特别是宗明时期，祖国内地的茶叶生产有了很大发展，每年有大量茶叶需要外销。在交通运输落后的时代，马匹是一种较为先进的运输工具，而内地主要是农区，加之战争对战马的需求，使内地对西藏牧区的马匹需求量相当大。第二，西藏大多数地区气候干燥，牧民的食物以肉食、奶制品为主，即使在农区也有相当多的肉、奶制品。由于茶叶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为肉食乳饮的畜牧人民所必需。第三，作为交换的马和茶有其自身的特点，马本身就是运输工具，减少了长途运输的困难性；茶叶所具有的易于运输的特点，使其在以内地到西藏几千里的运输线上能顺利运送。茶马贸易是祖国内地和西藏人民经济交流的一部分、尽管茶马互市在宋、明时期相当兴盛，并没有使西藏手工业、商业得到大发展，始终未能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所突破。

在严酷的地理环境条件下，西藏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相当落后，而且四周的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均为最早的人类文明发源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这就使西藏在对外商品交换中缺乏竞争能力而处于劣势，难以进行平等的自由贸易。自宋代以来，在茶马互市中，历代都实行茶叶专卖制。规定少数民族只许于官场买茶，严禁私相交易和内地商人贩茶到少数民族地区出卖。明初曾规定：“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②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由于明初茶禁极严，藏族地区得不到足够的茶叶，藏族贡使即称：“近年禁约，生理实艰”。③清求开市贸易。由于西藏对外商品交换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就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区外市场。

不同的地理环境作用下产生的城市职能也有很大的差异。在公元10世纪到11世纪，由于西欧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便利的交往条件，使农耕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庄园里农产品有了较多的剩余，于是就有了专门从事手工业的铁匠、木匠、皮革匠等，他们依然需要以手工业品向庄园交租。随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手工业者逃出庄园，在水陆交通方便的地方聚居起来进行独立的经营生产。这些聚居地就成了最初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城市所在领地的封建主招引从其它庄园里逃亡出来的农奴手工业者到自己领地来，以便征收租税，这有利于农奴脱离庄园，有利于城市的发展。从11世纪到13世纪，欧洲城市开展了反抗封建主，争取自治运动，并最终取得胜利，自此城市居民从农奴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具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为15世纪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条件。

西藏最古老的城市——拉萨是由松赞干布在公元7世纪创建的，当时作为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后来，由于政教合一统治形式的形成，拉萨就成为西藏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清代《拉萨画卷》④上所出现的众多的寺院：大昭寺、小昭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等就是很好的明证。《拉萨画卷》中描绘的拉萨处于农业庄园的包围之中，说明城市与农村尚未完全分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水平仍很低。西藏城市中的居民直到20世纪中期还要给原领主缴纳人役税，一旦领主庄园中有调整支差劳力时需要，领主仍可调他们回来给自己支差。西藏地方封建政府设立的劳务局就是专门追捕逃亡农奴和收缴人役税的机构。另外，西藏的手工业者地位卑贱低微，在整个农奴阶级中，地位最低，尤其是铁匠、屠夫、制陶匠等被视为贱民，不能和一般人共碗共食以及通婚，这也是手工业不能在西藏城市中大发展的另一原因。由于西藏的城市在封建农奴制时期，一直未能出现具有人身自由的城市居民，城市始终没有成为在地域上脱离政治、军事中心的工商业中心，缺少了有利的城市环境，从而也就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难以实现。

二、地理环境对交换的限制

对西藏的商品交换而言，地理环境既无水运舟辑之利，又无车运畜驮之便的交通条件。

西藏深居亚洲内部，是世界所谓“第三极”的主体部分，四周又有高大山体的阻碍，使其成为一个较完整而且远离海洋的内陆地理单元，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其腹地主要城市拉萨，距最近的孟加拉湾的直线距离约为1000公里，西部的狮泉河距孟加拉湾的直线距离约为1500公里。这种远离海洋的地理位置，使西藏不具备海运条件，限制了西藏商品交换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

商品经济范文第3篇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紒紜矠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紒紝矠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以满足市民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商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娱乐的场所主要是瓦舍。吴自牧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是。”紒紞矠对这一解释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戏剧学家周贻白认为瓦舍“实则指为旷物，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紒紟矠谢涌濠认为瓦舍“是简易瓦房的意思，其含义即指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市场。”紒紡矠其实，吴自牧是从“瓦舍”的性质而言的。“瓦”本义是指房顶如覆瓦形状的建筑物，是专供文化使用的场所，其作用是遮日晒、蔽风雨，故称“瓦子”或“瓦舍”。后来，商人利用这种娱乐场所做生意，使之成为娱乐与商贸合一的场所，故称之为“瓦肆”或“瓦市”。从这个名称上就可见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商品化性质。瓦舍中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舍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不过，这种观赏和娱乐属于文化消费，是要付费的。从瓦市艺人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一种消费服务，他们靠卖艺来谋求生计。如北宋著名的瓦市艺人张山人所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紒紣矠又如《金鳗记》载歌妓庆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由于伎艺表演已成为商业性的文化服务行业，其收入与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因此，瓦肆艺人十分注重自己的表演技巧，努力加强自己所演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书的技巧之高、感染力之大。瓦肆伎艺是市民文艺，它所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趣味。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这些愿望和趣味肯定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瓦舍的伎艺表演又是有偿服务，其表演的内容也肯定是纯感性的、纯娱乐的，它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为政治教化服务。因此，它成了市民和一些士子尽情享乐、放纵情欲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因经常出入其中，深受新兴市民意识的熏拂，导致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可见这种充满商品化色彩的瓦肆伎艺——市民文艺对传统意识的冲击作用。

无论是宋代的民俗、宗教，还是都市文化娱乐，都充斥着浓烈的商品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创造的一种新的都市文明。

二、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三、文学艺术呈现出商品化趋势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的文学艺术，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产品。而由于宋代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产生于社会文化生活这块土壤上的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所谓“商品化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有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二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始遵循商品生产的法则，并反映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

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有文、诗和词。诗与文是传统体裁，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言志”、“明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商品化的趋势不太明显。不过，诗歌已被市井艺人所利用，变成了他们挣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诨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诨话即十七字诗。其诗诙谐滑稽，意含讽刺，观众在开怀大笑中获得启示，领略褒贬之意。十七字诗类似现代民间文艺节目——“三句半”。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鬻钱以糊口”。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根据他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要想博得酬劳，就必须具有娱乐性，所作的诗歌就必须贴题、幽默、让观众产生审美愉悦。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已成了市井艺人的衣食之资，诗歌创作的技能也当成商品来出售。

词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学，是一种音乐文学。它从唐代“声诗”发展而来，兴起于中晚唐，流行于五代，繁荣于两宋。词本是尊前宴边娱宾遣兴的工具，由士大夫文人在宴会中即兴创作，由歌妓当场演唱。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大夫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大夫文人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紒紤矠此说甚是。由于词大多数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的，必然具有市民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它是为有偿的娱乐服务而创作的，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精神产品。这就决定了它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因此，词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艺术特征：通俗性、娱乐性。其次，词是一种商品化的精神产品，它就必须遵循商品生产的规则。词人的创作不是专为抒发主体的“修齐治平”之志和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去表现它的精神产品（作品）的消费者（读者或受众）的愿望和情绪。因为词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更多的读者乐意欣赏。宋词的题材多为情爱离别、伤春叹老、歌酒游乐，就是为了揭示广大市民的生活愿望和人生情绪。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是市民意识的深层底蕴。第三，词既然是商品化的精神产品，那么，流通（传播）便是它实现文学价值的重要环节。只有流通（传播）渠道畅通，它才能占有更广阔的文学市场，才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歌妓是词的传播媒介。词由她们“推销”给消费者，并通过她们去实现词的文学价值。宋词的繁荣，歌妓与有功焉。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蜕变，向“诗化”（追随辛弃疾的“辛派”词人多抒发进取或超然之志）、“雅化”（推崇姜夔的“风雅派”词人主张雅正）方向发展，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歌妓出于“票房价值”考虑也不愿唱，而改唱“缠令”或其它俗曲，导致了词的流通环节断裂和文学市场萎缩。词因此而走向衰落。

词人的劳务费是由歌妓来支付的。词是精神产品，无法具体核定其价值。歌妓只有根据演出的创收情况来酌情支付。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的喜爱，一般的歌妓虽用重金支付“润笔”，也难以得到他的新作。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因为一首名人的佳作不仅能让一位歌妓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且能让她一曲唱红，一举成名。对于好的作品，歌妓是愿意支付昂贵的报酬的。

绘画艺术在宋代十分兴盛，北宋皇帝大多喜爱绘画艺术。宋太宗特置翰林图画院，将各地的著名画师罗致于京师。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置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因此，北宋的绘画艺术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艺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绘画作品一反过去那种高雅的姿态，成为街肆买卖的商品。如相国寺庙会日，“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紒紥矠又如前面提到的潘家楼的“鬼市”上也有“衣物、图画、药环、领抹之类”的物品出售。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初入东京开封时，曾在天门道上出售自己的山水、人物画。另一位著名画家许道宁也曾在东京开封端门外将自己所作的画随药卖出。紒紦矠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风情焕然一新，为绘画艺术提出了丰富的题材，“市肆画”也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题材类型。北宋时擅长于“市肆画”的著名画家有燕文贵、张择端、高元亨等。燕文贵有《七夕夜市图》，高元亨有“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紓紛矠，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市肆画”本身虽不一定是商品，但它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它的出现，说明了绘画艺术在商品经济的渗透下开始发生变化。

四、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意义和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商品化的进程。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对当时或后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人们（尤其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在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十分顽固的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政治价值成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其它的人生价值取向（如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都不为社会所看重。因此，莘莘学子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不得不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甚至不惜皓首穷经。到了宋代，随着商品意识的兴起和文化艺术的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开始发生动摇。因为在文学艺术商品化的社会中，知识能够真正被尊重，文人的创作才华能够被赏识，作品能够获得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因此，有不少士子在科举场上失败之后，不再醉心于功名了，而是投身到文学艺术创作中来，通过创作之路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艺术价值）。前面曾提到过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就是一位在艺术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士子。他年少时就才华横溢，但在科举考场上却不顺利，曾在殿试时被宋仁宗黜落。从此，他放纵于市井二、三十年，为歌妓度曲作词。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他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宋代出现的“书会”，就是那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组合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创作为职业，以创作来获取生计。宋元时有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书会先生都是职业的作家。南宋瓦舍中的伎艺脚本大多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也有不少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审美娱乐的需要。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辨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职业作家和艺术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文学艺术商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在自然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文学艺术基本上是上层社会审美娱乐和传情达意的工具，而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被政治和道德所削弱，出现了“教化说”、“言志说”、“明道说”、“比德说”等。宋代的文学艺术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当然，这里只就词、话本小说、市肆画及瓦舍伎艺而言）。由于受到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消费对象娱乐需要的制约，文学艺术必然要去反映更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去揭示人人心中共有的人生情绪，以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市民文艺）不断兴盛，词、话本、诸宫调、戏剧、章回小说、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或相竞出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繁荣。这些文学艺术以家庭生活、男女情爱、人物传奇、历史故事、魔鬼神怪为重要的创作题材，故能拥有广阔的文艺市场。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和文艺观的变化。

随着文化娱乐的发达，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娱乐需要不断扩大。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如词、散曲等）已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小说、评书等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从此，诗文主宰文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戏剧、小说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这一结果虽然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但文学艺术商品化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文学艺术商品化，而文学艺术商品化又对社会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种良好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多重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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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四。

②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

③《东京梦华录》卷二。

④《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增刊》，1984年，第29页。

⑤吴涛：《北宋都城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

⑦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户》，《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页。

⑨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社馆，1963年版，第438页。

⑩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台湾华世出版社1981年9月版。

紒紜矠《东京梦华录》卷八。

紒紝矠宋代张舜民：《画墁录》。

紒紞矠《梦粱录》卷十九。

紒紟矠周贻白：《中国戏剧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

紒紡矠谢涌濠：《艺术研究论丛》，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紒紣矠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

紒紤矠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紒紥矠《东京梦华录》卷三。

紒紦矠宋代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卷一。

紓紛矠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三。

商品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二、商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紒紜矠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紒紝矠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以满足市民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商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娱乐的场所主要是瓦舍。吴自牧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是。”紒紞矠对这一解释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戏剧学家周贻白认为瓦舍“实则指为旷物，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紒紟矠谢涌濠认为瓦舍“是简易瓦房的意思，其含义即指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市场。”紒紡矠其实，吴自牧是从“瓦舍”的性质而言的。“瓦”本义是指房顶如覆瓦形状的建筑物，是专供文化使用的场所，其作用是遮日晒、蔽风雨，故称“瓦子”或“瓦舍”。后来，商人利用这种娱乐场所做生意，使之成为娱乐与商贸合一的场所，故称之为“瓦肆”或“瓦市”。从这个名称上就可见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商品化性质。瓦舍中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舍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不过，这种观赏和娱乐属于文化消费，是要付费的。从瓦市艺人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一种消费服务，他们靠卖艺来谋求生计。如北宋著名的瓦市艺人张山人所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紒紣矠又如《金鳗记》载歌妓庆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由于伎艺表演已成为商业性的文化服务行业，其收入与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因此，瓦肆艺人十分注重自己的表演技巧，努力加强自己所演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书的技巧之高、感染力之大。瓦肆伎艺是市民文艺，它所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趣味。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这些愿望和趣味肯定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瓦舍的伎艺表演又是有偿服务，其表演的内容也肯定是纯感性的、纯娱乐的，它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为政治教化服务。因此，它成了市民和一些士子尽情享乐、放纵情欲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因经常出入其中，深受新兴市民意识的熏拂，导致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可见这种充满商品化色彩的瓦肆伎艺——市民文艺对传统意识的冲击作用。

无论是宋代的民俗、宗教，还是都市文化娱乐，都充斥着浓烈的商品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创造的一种新的都市文明。

三、文学艺术呈现出商品化趋势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的文学艺术，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产品。而由于宋代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产生于社会文化生活这块土壤上的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所谓“商品化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有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二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始遵循商品生产的法则，并反映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

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有文、诗和词。诗与文是传统体裁，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言志”、“明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商品化的趋势不太明显。不过，诗歌已被市井艺人所利用，变成了他们挣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诨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诨话即十七字诗。其诗诙谐滑稽，意含讽刺，观众在开怀大笑中获得启示，领略褒贬之意。十七字诗类似现代民间文艺节目——“三句半”。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鬻钱以糊口”。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根据他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要想博得酬劳，就必须具有娱乐性，所作的诗歌就必须贴题、幽默、让观众产生审美愉悦。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已成了市井艺人的衣食之资，诗歌创作的技能也当成商品来出售。

词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学，是一种音乐文学。它从唐代“声诗”发展而来，兴起于中晚唐，流行于五代，繁荣于两宋。词本是尊前宴边娱宾遣兴的工具，由士大夫文人在宴会中即兴创作，由歌妓当场演唱。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大夫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大夫文人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紒紤矠此说甚是。由于词大多数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的，必然具有市民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它是为有偿的娱乐服务而创作的，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精神产品。这就决定了它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因此，词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艺术特征：通俗性、娱乐性。其次，词是一种商品化的精神产品，它就必须遵循商品生产的规则。词人的创作不是专为抒发主体的“修齐治平”之志和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去表现它的精神产品（作品）的消费者（读者或受众）的愿望和情绪。因为词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更多的读者乐意欣赏。宋词的题材多为情爱离别、伤春叹老、歌酒游乐，就是为了揭示广大市民的生活愿望和人生情绪。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是市民意识的深层底蕴。第三，词既然是商品化的精神产品，那么，流通（传播）便是它实现文学价值的重要环节。只有流通（传播）渠道畅通，它才能占有更广阔的文学市场，才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歌妓是词的传播媒介。词由她们“推销”给消费者，并通过她们去实现词的文学价值。宋词的繁荣，歌妓与有功焉。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蜕变，向“诗化”（追随辛弃疾的“辛派”词人多抒发进取或超然之志）、“雅化”（推崇姜夔的“风雅派”词人主张雅正）方向发展，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歌妓出于“票房价值”考虑也不愿唱，而改唱“缠令”或其它俗曲，导致了词的流通环节断裂和文学市场萎缩。词因此而走向衰落。

词人的劳务费是由歌妓来支付的。词是精神产品，无法具体核定其价值。歌妓只有根据演出的创收情况来酌情支付。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的喜爱，一般的歌妓虽用重金支付“润笔”，也难以得到他的新作。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因为一首名人的佳作不仅能让一位歌妓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且能让她一曲唱红，一举成名。对于好的作品，歌妓是愿意支付昂贵的报酬的。

绘画艺术在宋代十分兴盛，北宋皇帝大多喜爱绘画艺术。宋太宗特置翰林图画院，将各地的著名画师罗致于京师。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置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因此，北宋的绘画艺术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艺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绘画作品一反过去那种高雅的姿态，成为街肆买卖的商品。如相国寺庙会日，“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紒紥矠又如前面提到的潘家楼的“鬼市”上也有“衣物、图画、药环、领抹之类”的物品出售。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初入东京开封时，曾在天门道上出售自己的山水、人物画。另一位著名画家许道宁也曾在东京开封端门外将自己所作的画随药卖出。紒紦矠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风情焕然一新，为绘画艺术提出了丰富的题材，“市肆画”也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题材类型。北宋时擅长于“市肆画”的著名画家有燕文贵、张择端、高元亨等。燕文贵有《七夕夜市图》，高元亨有“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紓紛矠，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市肆画”本身虽不一定是商品，但它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它的出现，说明了绘画艺术在商品经济的渗透下开始发生变化。

四、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意义和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商品化的进程。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对当时或后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人们（尤其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在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十分顽固的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政治价值成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其它的人生价值取向（如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都不为社会所看重。因此，莘莘学子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不得不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甚至不惜皓首穷经。到了宋代，随着商品意识的兴起和文化艺术的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开始发生动摇。因为在文学艺术商品化的社会中，知识能够真正被尊重，文人的创作才华能够被赏识，作品能够获得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因此，有不少士子在科举场上失败之后，不再醉心于功名了，而是投身到文学艺术创作中来，通过创作之路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艺术价值）。前面曾提到过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就是一位在艺术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士子。他年少时就才华横溢，但在科举考场上却不顺利，曾在殿试时被宋仁宗黜落。从此，他放纵于市井二、三十年，为歌妓度曲作词。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他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宋代出现的“书会”，就是那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组合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创作为职业，以创作来获取生计。宋元时有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书会先生都是职业的作家。南宋瓦舍中的伎艺脚本大多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也有不少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审美娱乐的需要。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辨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职业作家和艺术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文学艺术商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在自然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文学艺术基本上是上层社会审美娱乐和传情达意的工具，而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被政治和道德所削弱，出现了“教化说”、“言志说”、“明道说”、“比德说”等。宋代的文学艺术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当然，这里只就词、话本小说、市肆画及瓦舍伎艺而言）。由于受到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消费对象娱乐需要的制约，文学艺术必然要去反映更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去揭示人人心中共有的人生情绪，以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市民文艺）不断兴盛，词、话本、诸宫调、戏剧、章回小说、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或相竞出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繁荣。这些文学艺术以家庭生活、男女情爱、人物传奇、历史故事、魔鬼神怪为重要的创作题材，故能拥有广阔的文艺市场。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和文艺观的变化。

随着文化娱乐的发达，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娱乐需要不断扩大。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如词、散曲等）已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小说、评书等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从此，诗文主宰文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戏剧、小说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这一结果虽然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但文学艺术商品化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文学艺术商品化，而文学艺术商品化又对社会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种良好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多重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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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四。

②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

③《东京梦华录》卷二。

④《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增刊》，1984年，第29页。

⑤吴涛：《北宋都城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

⑦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户》，《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页。

⑨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社馆，1963年版，第438页。

⑩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台湾华世出版社1981年9月版。

紒紜矠《东京梦华录》卷八。

紒紝矠宋代张舜民：《画墁录》。

紒紞矠《梦粱录》卷十九。

紒紟矠周贻白：《中国戏剧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

紒紡矠谢涌濠：《艺术研究论丛》，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紒紣矠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

紒紤矠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紒紥矠《东京梦华录》卷三。

商品经济范文第5篇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

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

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

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

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

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