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第1篇

[摘要]独联体成立20余年来，一直在曲折中发展。与整体一体化举步维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独联体次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从关税同盟、中亚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共同体、自由贸易区到统一经济空间，为了寻求该地区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确保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俄转变了求全、求大的独联体模式，转向由点及面、循序渐进的一体化形式，谋求建立以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为基础欧亚经济联盟。但独联体次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也同样受到独联体地区一体化进程影响因素的制约，组织的发展及深化面临诸多挑战。

 

[关键词]独联体；次地区经济一体化；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F1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6-0029-02

独立国家联合体（СНГ）成立于1991年12月8日，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独立国家协调组织。独联体成立20余年来，形式意义大于实际内容，签署文件上千，但真正落实者寥寥，组织发展举步维艰。独联体次地区经济一体化为地区发展重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多层次、多水平、多速度的一体化局面。

 

1独联体次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回顾

独联体次地区经济一体化首先是以关税同盟为突破口的。1995年俄白哈签署关于成立关税同盟的协议。2000年在普京总统的提议下，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2007年10月俄白哈宣布在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内建立三国关税同盟，签署关于建立统一海关空间的协议。2009年关税同盟正式成立，2010年，关税同盟开始运转，标志着以俄罗斯为主导的苏联地区重新一体化的进程出现关键性的转折。2010年7月关税同盟海关法典在俄、哈、白三国正式陆续生效。2011年7月，在三国间建立统一海关空间，完全取消海关关境。2011年11月，俄、白、哈三国领导人签署欧亚经济一体化宣言，指出2012年1月1日启动以世贸组织规则为基础的统一经济空间，并最终在2015年建立欧亚经济联盟。2011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加入关税同盟，2012年1月1日取消成员国间所有贸易、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壁垒，统一经济空间在俄、白、哈开始启动。自2012年2月1日起，由欧亚经济委员会取代关税同盟委员会成为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空间的管理机构。

 

从上述时间表可以看出，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由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次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并被媒体认为是独联体地区最为顺利的一体化计划。首先，该计划采取灵活务实的一体化模式，以建立统一海关空间为突破口，逐步发展到其他经济、人文、政治、军事领域。从关税同盟到欧亚经济联盟，就连普京提出的带有浓烈政治色彩的欧亚联盟也是着重在经济上做文章，让独联体国家从政治高层、商业人事到普通老百姓都能切切实实体会到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其次，放弃了求全的一体化模式，先同与俄关系最为密切、经济发展程度最为接近的白联合，深化发展经济一体化，待取得一定成果之后再视情况发展其他独联体国家。正是摆脱了过去独联体僵化空洞的发展模式，关税同盟等次地区经济一体化才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但即便是进展最为顺利的独联体次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也同样受到独联体地区一体化进程影响因素的制约，组织的发展及深化面临诸多挑战。

2影响独联体框架内次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1）独联体框架内次地区经济一体化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从独联体内部来看，一方面，由于独联体地区对俄罗斯的重要地缘政治意义，俄罗斯高层顺应民心加快一体化进程。俄罗斯大部分居民支持独联体一体化达到新的水平。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2011年1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8%的人积极看待在后苏联空间成立联合体的问题。更有调查显示，目前有56%的居民赞成保留苏联，只有22%反对。[1]另一方面，独联体其他国家担心与俄罗斯的一体化终将使其丧失主权。与欧盟内英、法、德、意四大经济体起主要作用不同，俄罗斯在独联体可谓独占鳌头，是该地区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占后苏联空间的3/4，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占世界首位。俄罗斯的强大让周边相对弱小的近邻国家产生了“不安全感”。俄罗斯力邀基辅加入关税同盟，许诺将以俄国内能源价格供应乌克兰，面对如此大的诱惑，乌克兰仍坚持以“3+1”的模式与关税同盟合作。此前亚努科维奇曾表示基辅是否加入关税同盟取决于俄罗斯入世后该组织的工作成果及是否符合乌克兰的利益。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充分证明了乌克兰目前并不愿意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次地区一体化组织。2011年12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维奇表示乌将不会加入关税同盟和其他国际组织，因为不排除他们超出经济范畴而成为具有政治色彩组织的可能性。[2]哈萨克斯坦国内对成立欧亚经济联盟同样存在反对声音，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坦言，批评者认为成立该超国家组织将使哈丧失部分主权。

 

从独联体外部环境来看，后苏联空间是当代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之一，各世界大国和及其区域组织都力求增加对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欧盟、美国、中国以及独联体南部的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都纷纷加强了与独联体各国多领域的合作。欧盟十分重视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特别是欧洲部分邻国的关系，倡导启动了文中提及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9·11”之后，美国以阿富汗战争为契机加强了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在颜色革命、能源投资等影响独联体国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美国人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另外，谋求穆斯林世界领导地位的伊朗、实力日益增强的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财力雄厚的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也同中亚国家展开了一系列能源等领域的经济、文化合作，均想成为该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治力量之一。各方势力在后苏联空间的角逐及独联体国家外交多元化增加了独联体地区一体化的不确定性。2011年10月摩尔多瓦最大议会政党表示赞同摩加入关税同盟。随后欧盟立即表态称一旦摩尔多瓦加入关税同盟，将取消所有对摩贸易优惠制度。相信摩政府在权衡之后会打消加入这一次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念头。

（2）独联体内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制约着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经济一体化程度主要取决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 俄罗斯201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5900美元，分别约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7.2和7.3倍[3]。由于独联体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大多数国家面临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对于完全开放市场、取消关税和配额限制仍需一个过渡期。俄罗斯在普京执政以来，一直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务实外交，外交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是否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是俄推动独联体一体化关键因素。近年来俄大幅提高对乌克兰、白俄等国的天然气供应价格，俄白双方经贸纠纷不断，甚至多次出现冲突与对抗。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制约独联体框架内的经济一体化发展。

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第2篇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85.

[2]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3).

[4]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5]冯昭奎.10+3：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6]Kindleberger.c.p.EuropeanIntegrationAndTh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

ColumbiaJouralOfWorldBusiness,Vol.1.1996.

[7]PeterRobson.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MiraWilkins.TheGrowthOfMultinationals.EdwardElgarPublishingCompany.

1991.

[9]Yannopoulos.G."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uropeanIntegration".Jounal

OfCommonMarketStudies,Vol.28.1990.

[10]ShyamalenduSarkarAndHongY.Park"ImpactOfTheNorthAmericanFree

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货币区 经济一体化 货币一体化 货币联盟

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盟各国认识到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弊端，以及开展货币合作的重要性。经济大国日本也因日美元汇率的急剧变动给其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转变了原本消极的态度,正在积极支持和推动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亚洲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亚元”的可能性提供了更大的保障。 随着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东亚货币一体化成为学术界内外讨论的焦点。笔者就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与货币一体化问题谈点浅见。

一、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分析

目前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两个框架下进行，一个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一个是次区域的东盟组织，两个框架的基本目标是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APEC是一个连接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松散的、关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论坛，内涵的国家众多，差异性极大，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受到多方面的障碍。东盟是一个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涵盖的经济体规模太小，区域内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很小。

这里，我们主要选取三个指标来考察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区域内贸易占各国GDP的比重、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各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1.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及GDP的比重

区内贸易量越大，货币一体化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越大，因为共同货币将会降低贸易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是33.15％，而欧洲共同体是55.9％，占GDP的比重东亚是40.58％，欧洲共同体是39.46％。这表明东亚地区区域内自由贸易的程度和共同市场的建设程度虽然比欧洲还有一定距离，但近年来，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个差距在逐步缩小。

2.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我们通过分析东亚各国1985年至1999年这15年的GDP增长率，计算出任意两个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并与欧洲共同体主要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发现:东亚各国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之和为20.493，平均相关系数为0.4554;欧洲共同体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之和为14.185，平均相关系数为0.6755。这反映出东亚目前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还远远不够。

二、东亚地区要素流动性分析

1.劳动力流动性及工资、价格弹性

一方面，东亚各国和地区并没有像欧盟那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政治障碍等等，这些障碍都使得整个东亚地区劳动力的流动程度很低。

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工资和价格又有较大的弹性，它具有一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东亚地区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刚刚完成（与欧美国家相比），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化的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了工业化过程中对城市劳动力的巨大需求的同时，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第二，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般都不制定最低工资法、雇员税法和就业保障法等法规，使工资完全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劳动力市场基本上不发生扭曲；第三，东亚国家工会的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比较弱小，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险制度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第四，日本是东亚国家工业化完成较早的国家，虽然各方面的法规相对比较健全，但是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度也保证了工资的充分弹性，在终生雇用制度下，劳动力需求下降时企业不裁员、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方法是削减工资水平。工资构成企业成本的最重要部分，工资的较高弹性保障了产品价格的较高弹性。

2.资本流动性

东亚各国（地区）金融发展的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组成，该类国家和地区金融深化的程度较高，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基本不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第二类由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组成，该类国家或地区正处于金融深化的过程中，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已经大大放松，金融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第三类由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组成，这类国家（地区）金融自由化起步较晚，目前存在较多的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资本流动的政策和市场障碍都很大。由于该地区的大国――中国、韩国和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东亚地区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三、 经济发展水平及结构相似性分析

如果外界冲击对货币区内各国的影响是对称的，可采用同样的（或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各国就不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形成一个货币联盟。而冲击是否是对称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是否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结构趋同的国家有可能形成货币联盟。

1.经济发展水平

为了反映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折算）这个指标。可以明显看到，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既有像中国这样人均GDP仅仅2624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发展中国家，又有如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那样的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还有日本这个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发达国家，贫富悬殊十分严重，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竟达10倍以上。

2.经济结构相似性

这里我们选取两个指标反映经济结构的相似性：贸易结构和资本形成比率。

表1计算了东亚各国（地区）1985年～1999年期间平均的资本形成比率、东亚地区的平均资本形成比率、资本形成比率的标准差。标准差反映东亚各国（地区）偏离平均资本形成比率的程度。该指标的高低粗略反映了一个地区各国资本形成比率的相似性。标准差越高，相似性越低。表2给出了欧洲共同体各国1979年的资本形成比率。东亚地区的标准差明显高于欧洲共同体的标准差，说明东亚地区资本形成比率的相似性大大低于欧洲共同体1979年的水平。

表1 东亚各国(地区)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1985年～1999年)

资料来源：根据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2000有关资料计算

注：日本的资本形成率和GDP均使用第四季度的数值计算

表2 欧洲共同体国家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1979年）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86

从进出口结构的差异度来看．东亚地区1993年出口的差异度指标的平均值为58.56，进口差异度指标的平均值为34.47；而欧洲国家1979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为35.71和23.21。东亚地区进出口结构差异明显高于欧洲共同体。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

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国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

我们选取了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来考察。表3和4列出了东亚地区上世纪90年代和欧洲共同体70年代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及通货膨胀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东亚地区的标准差是5.2，欧洲共同体是3.73，东亚明显高于西欧地区。

表3欧共体国家的通货膨胀率（1970年～1980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

表4 东亚国家（地区）的通货膨胀率（1992年～1998年）

资料来源：根据APEC秘书处《1999APEC经济展望》，1999年9月有关资料计算

五、东亚货币一体化存在的困难和障碍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东亚地区还不具备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有制度保障、以汇率目标区为主体的如同欧洲货币体系的货币合作机制的条件。具体来讲，目前东亚货币合作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

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有较大差异国家的一体化相对较为复杂。东亚建立货币联盟的过程应该在初步实现经济一体化、达到一些前提条件之后，包括建立关税同盟或者共同大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东亚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一体化程度大大低于欧洲各国，目前还不具备实施货币一体化的条件。

2.东亚区内尚不存在轴心国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享有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声誉。欧洲中央银行事实上是遵从了德意志银行的货币政策，这一方面反映了德国经济在西欧经济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德意志银行长期拥有的反通货膨胀信誉。

东亚地区尚没有能为整个区域决定货币政策并对区内各国政策起协调作用、担当轴心国的国家。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关系中，日本始终扮演主角，日元也是地区内最国际化的货币。近年来，日本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在某些国家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即使不考虑政治因素，日本在经济上的某些缺陷也使它难以在该地区担当轴心的角色。如日本国内市场狭小，金融市场限制过多，日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外汇市场等的地位大大小于其国民生产总值及对外贸易在全球的地位，这些都影响了日本在东亚的核心地位。

3.在东亚国家（地区）合作中存在着政治方面的障碍

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货币联盟要有一个政治联盟为后盾。与欧洲相比，东亚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在政治方面。

首先，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有分歧，包括历史上的积怨、领土纠纷、文化传统、、价值观的差异等，因此它们更多的是把彼此视作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历史上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一些国家留下创伤，而且日本对战争问题至今没有深刻反省，因此，东亚国家很难对日本有信任感。另外，东亚国家领土问题尽管目前暂时搁置，但随时都会成为合作的祸根。总之，在东亚地区合作过程中存在着政治障碍，各国很难相互信任，对合作始终存有戒心。

其次，区域货币合作需要各国让渡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服从一种共同的货币政策。然而，到目前为止，东亚国家并没有显示出愿意放弃部分货币政策的自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这一地区也缺乏类似欧盟货币委员会那样的超越国家权力的机构，以及对违反合作协议的成员国进行强制惩罚的机制。因此，如果东亚地区希望采用单一货币、形成货币联盟，需要各国强有力的政治承诺。

参考文献:

[1]McKinnon, Ronald I. “Optimum Currency Area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3, 53: 717-725

[2]Krugman, Paul R., and Maurice Obstfeld.“International Economics-Trade and Theory 5th edition” Addison-Wesley,2000

[3]王子先:欧元与东亚区域金融合作.世界经济,2000,3

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移，利益协调

在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下，区域经济一体化高潮再起。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无论在一体化的程度上、经济联合组织的数量上和规模上，还是在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上，都得到了新的发展。京津冀作为我国北方的中心经济地带和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层，必然要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进行发展。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仍处于初级阶段，发展差距较大。因此，推进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对我国北方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涵义、发展机制和条件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涵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不同的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为了生产、消费、贸易等利益的获取而产生的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包括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到经济政策统一的逐步演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状态与过程、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是在区域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加强区域间的协调，实现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优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上的合作与协调，如何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如何实现跨界资源的联合开发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思想的指导下产业转移，政府应把重点放在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上，鼓励企业组成跨行政区企业集团或企业联合体，推动资源、生产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消减地区间、行业间、所有制间经贸发展和企业联合的障碍。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机制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机制

从发展的角度看，各个地区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而走上一体化的道路，必然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

(1)经济一体化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区域经济之间的贸易效应和生产积聚效应使区域内部的消费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产品，这就是一体化的消费效应，消费效应又成为生产效应与贸易效应正反馈的加速器和调节器，不断促进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深化。如果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现实的竞争性，会由此引发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同时也导致了一体化相关的生产要素新的积聚与扩散，也会使一些与被替代产品相关的生产要素重新开发新的产品，资源配置更佳，这不仅有利于内部效益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强化区域竞争优势，提高一体化区域对外的竞争。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模经济性。一个比较大的区域规模一般拥有较大量的区域生产要素，通过实施一体化，诱发生产要素的积聚与扩散，资源重新配置，容易产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技术、自然资源等）的规模效应（突破瓶颈要素的限制，创建新的产业，开发新的技术，开拓新的市场等），提高要素之间的替代强度，降低产品的边际成本。

(3)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交易成本机制。主要包括关税降低、可接近性和行政经济。关税降低产生大量贸易，必然诱致一体化的贸易效应以及相应的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可接近性的影响因素包括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取决于地理距离和运输方式及其成本。社会文化距离越小越容易形成经济一体化，并且地理距离越小，经济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的差别往往也不大。由于经济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要求和倡导取消相互关税，建立一致的工商管理规则，目的是减少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不必要的额外开支和时间浪费，即行政经济。

即，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由它的互补性与竞争性、规模经济性、交易成本机制等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组织机制

为了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实力，提高区域的经济地位产业转移，产生了相互之间通过合作实现自觉经济融合的趋势，以求实现地区范围的各组成部分的优势互补，促进资源在本地区内更有效地配置，从而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全体组织机制是一体化进程的“变压器”，能够加快或阻碍一体化的发展。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协调机制

在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如何分工，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区域间、城市间如何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产业和空间结构一体化以及政府间政策的协调问题，都是现实经济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前沿问题。其中，大都市圈或经济圈城市间的分工协作和利益协调机制问题，显得尤其突出。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条件

1.区域经济的差异和分工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自然、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是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生产要素禀赋在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内容的不同，这促使不同地区之间商品交换和生产要素流动，使不同地区结成一种互补和竞争关系。生产要素差异性越大，区际劳动分工越明显，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专业化生产部门。

2.近邻的区域空间是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物质载体

区域合作就其地域条件而言，首先应该具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自然地域单元，这个地域单元要求各个合作主体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地域上是一个相邻接的整体。共同的地域空间是实施区域经济合作最为基本的载体和依托，而且在相邻的一定空间范围和联系通道内，对于各类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改善宏观区域管理，设立区域合作协调组织等都比较方便。

3.共同的利益诉求是实行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源泉

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是从资源分布梯度和经济技术水平分布梯度的角度展开的，更是建立在利益趋同性基础上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地区都在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使用上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区域经济合作必然是利益驱动下的一种战略选择，获得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双赢是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源泉。

二、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分析

（一）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目前，京津已进入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的阶段，产业升级势在必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取代劳动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也势必超过第二产业。河北的冶金、建材、医药、石化、纺织、机械、食品等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主要原材料产量在京津冀都市圈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三地在产业分工与资源配置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发展前景。

1.区域内部产业转移初步形成

在跨地区产业布局调整方面，北京市首钢200万吨钢铁项目落户河北唐山。首钢与河北唐钢共同打造的京唐钢铁联合公司已经在唐山曹妃甸建立。同时，河北政府向外宣布未来5年内在正定投资58亿元打造一个北方最大的纺织工业园区，这一计划的着眼点瞄准了京津冀区域。除此之外产业转移，由京津向河北单向的产业转移的局势在近两年有所逆转。华龙、神威、海湾、恒利这些急需扩张生存空间的河北民企纷纷进京。这样布局正是为了深化京津冀经济合作，促进北京工业与津冀地区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

2.区域交通一体化初显

交通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京津冀实现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保障。京津城市轨道、京津第二条高速公路，已陆续竣工投入使用；京承高速三期项目启动，计划2009年9月全线建成通车。除此之外，连接北京与天津的全国第一条城际高速铁路——京津城际轨道交通工程于07年12月16日顺利实现轨道全面铺通，京津两地可实现30分钟直达。而到2011年底，京石铁路客运专线将提前通车。随着京广客专、京沪高铁、津秦客专、保津城铁等工程的建设和逐步投入运营，快速轨道将织就“京津冀快速交通圈”，在500公里范围内的重要城市之间实现2-3小时通达，是京津冀未来交通一体化的方向。

3.市场开放程度逐渐加大

京、津、冀三地在市场开放等方面均有合作。政策上，国家发改委和京津冀发改委一直为促进区域交流合作制定规划和意见，交流区域合作发展情况，沟通规划、产业、政策等信息，研究当前和近期区域合作中需解决的问题，提出工作建议，督促落实省市政府议定的区域合作工作，为打破区域界限、推动区域内市场活跃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天津滨海新区的规划建设，将进一步增强京、津、冀三地的产业联系，是三地加强经济融合的一个重要合作平台。

（二）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1.区域经济一体化观念淡薄，缺乏合作意识

多年来，受计划经济和行政区划的影响，长期实行自然垄断、贸易保护、市场分割、自成体系的封闭政策，市场经济意识淡薄，区域合作意识不强，城区系统生产建设重复布局和地区工业结构趋同，技术上不了档次，专业化仅仅停留在产品的专业化上。受区位因素的影响，河北省与京津并不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遇，不公平竞争导致区域经济畸形发展，影响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宏观效益整体水平的发挥。

2.区域一体化体制、机制尚未建立

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合作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区域合作组织形式松散，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的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属于一种倡导式的磋商机制产业转移，限制了区域内各地方政府间的深度合作。当前京津冀区域政府协调机制的形式仅限于首长联席会、协调会和合作论坛，利益一致的大的合作没有启动，有关大项目尚待进一步磋商。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京津水源保护区、大型旅游项目、大型能源和原材料基地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大项目。

3.缺乏区域组织保障系统以及协调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由于京津冀地区分工体系与运行机制并不完善，区域经济组织与区域经济活动始终处于无序、混乱和松散的状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仍然限制在行政区范围内，缺乏区域层面的审视，市场分割、贸易摩擦、恶性竞争时有发生。受区域系统内劳动地域分工规律、整体效益规律以及协调发展规律很难对区域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争资源等矛盾突出。如在机场、港口建设方面相互竞争，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导致区域整体发展相对缓慢。

4.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产业链断裂

城市之间的功能合作与产业分工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北京和天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产业同构，两市的同构产业主要集中在冶金、机械、电子、医药制造等部门。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两地在资源、能源、项目等方面的争夺。在京津冀区域内还没有形成有创新能力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金融、信息服务和现代制造业的产业链延伸方面还比较欠缺，至今还没有形成由占据高端并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建立的区域完整产业链。北京在这方面的转变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大城市，还没有与周围城市形成相互依托的产业链条，与天津、河北的合作还缺乏深度。

5.京津的“空吸”作用大于辐射效应

由于北京地区的集聚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导致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发展相对迟缓，区域二元经济特征明显。京津强烈的“空吸”作用和较差的辐射带动力，可能会导致没有经济腹地。孤岛型现代化出现，区域内低等级城镇数量过多，中等城市偏少，能够接受核心经济辐射的能力有限，无法分享中心城市的发展成果，也难以很好的承接京津两地的产业梯度转移。

6.京津冀区域市场的统一有待进一步深化

京津冀尚未形成区域统一市场，影响了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使三地难以实现对生产要素的有效共享，而且能够为企业提供配套的服务不多，企业生存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较差。虽然京津冀三地在市场开放等方面有了初步的合作，但是这种开放程度有待于进一步加深。京津冀三地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供求信息传递、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从而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除上述问题之外，还有“谁来做地区龙头老大”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在作怪，致使三地缺少实质性联合。如果谁都想当“老大”产业转移，以此牟取更多的资源，尤其是政策资源，而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也不愿与他人共享，那么这个一体化就不会得到深入发展和强化，特别是京、津两个直辖市在区域内的定位和协调问题不解决，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道路就不会顺畅。

四、京津冀地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整合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社会的综合目标

对各区域的发展目标进行整合，形成京津冀在发展目标上的共识，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追求社会公平。发挥经济扶持与财政优惠政策的积极效应，建立财政转移、产业转移、人才转移和科技转移的四个机制，发挥京津和河北省的中心城市经济实力方面的优势，对河北省边穷落后地区给予财政补助，平衡该地区经济的自我积累能力与整个区域的协调能力。加大向落后地区公共卫生、医疗和社会救助的扶持力度，加大对贫困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二)建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强化政府间协作

建立区域利益协调的长效机制，市场开放、实行优惠政策、进行区域援助、完善转移支付，制定京津冀生态环境改善的建设和补偿方案，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主体是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各层次主体之间彼此协作，密切配合，构筑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总体框架，共同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三)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清除市场障碍

区域经济的联系、互动直至一体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在市场导向下，微观企业不断集聚、不断规模化专业化，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各种生产要素不断流动的过程。构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一直是京津冀区域协作的重要目标。首先，京津冀三地计划联手完善商品市场，发展物流与贸易合作，建设区域农副产品统一市场。其次，相互开放和发展要素市场，突破体制障碍产业转移，合作发展劳务、金融、产权、房地产、技术等要素市场，促进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进一步加强区域产业分工，形成京津冀合理的空间结构

随着京津冀区域分工程度的加深，建设从北京经廊坊到天津滨海新区和曹妃甸的宽大的城市—产业带，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重点。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至天津滨海开发区即亦庄—廊坊—武清—塘沽—曹妃甸一线位于北京东南方向，有高速公路直达海港，产业基础已初具规模，是该都市圈产业发展的最佳首选地带。利用京津冀的比较优势，将工业布局向东南方向扩展，使廊坊开发区和香河开发区、北京东南部的开发区和东部的工业园区等在空间上逐步渗透、融合，形成对等结网，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联结而成的高新技术产业带。京津城市—产业带与北京—石家庄产业带、北京—唐山—秦皇岛产业带和渤海湾沿岸产业带，共同构建一个合理的京津冀都市圈产业布局的空间结构。

(五)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

京津冀都市圈应借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成功经验，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合理分工，功能外溢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合理构建以北京为中心、以天津、唐山、石家庄为次中心，各市合理分工协作的城市体系。将北京定位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国际交往、国际金融中心和电子产业中心城市。把天津定位为重化工、外贸口岸和商业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和电子产业中心。将石家庄打造成中国药都和华北重要商埠，建立区域性高新技术产业中心，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提高服务的比重和层次，大力发展金融、物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中小城市要接受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充当大企业的加工基地。

(六)加强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统筹规划，推动京津冀都市圈基础设施共同建设和开发利用，促进经济共同发展。要把京津冀区域视为一个整体，认真研究京津冀之间重大基础设施配置关系问题，在供水、供电、交通、通讯、能源、环保、防灾抗灾等基础设施方面统筹规划，加强合作，共同开发利用。

(七)建立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利益补偿机制

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京津相对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和上游，是自然资源的使用者和受益者，而河北则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是资源的输出者，在土地、供水、生态、人才，包括将来为京津的人口输出而进行小城镇建设等方面产业转移，将为京津提供很大支持。而且，在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中，河北可能会承接来自京津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在环境方面承受较大的牺牲。所以，京津冀应做好规划，统一调度区域内的各种资源，尽快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如水资源补偿机制、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等，以协调各方发展利益，做到三方合作的共赢。

国内外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景是诱人的，而且近年来，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经济区域内，各级政府和市场主体通过实质性的合作所表现出来的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绩效和社会效应，也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建构一个行之有效的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由各类企业组织参与的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实现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决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参考文献：

[1]杨宏玲.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趋势和新特点[J].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04期；

[2]王秀玲.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探析与思考[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03期；

[3]韩士元，唐茂华.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合作重点及政府作用[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04期；

[4]祝尔娟.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产业升级与整合[J].经济地理，2009年 06期；

[5]王海稳.试论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困境及路径选择[J].改革与战略，2008年 04期；

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第5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区域间市场要素的相互流动实现了互补，区域间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自然地域内，商品的流向以及经济的联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其形成区域经济的联合体。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建立在区域的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之上的，区域间生产要素的流通整体上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

区域经济一体化突破了地域的边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可能涉及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这将大大增加了区域经济交易的成本，也影响地方政府的管理效率。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体制机制。政绩合法性主导下的地方干部考核制度、政府机构庞大与地方财政困境，以及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工业布局，共同造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体制障碍。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以及政府职能创新的诉求迫切希望地方政府能够给予回应。

二、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困境

第一，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缺乏科学的创新理念作指导，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创新中的各种挑战。地方政府在创新过程中需要回应创新带来的各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转变传统的管理理念，简化行政程序，但是在实践中地方政府为了减少创新带来的成本，尽量避免大规模的创新，将创新定位为形式化的改变。地方政府的创新要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如果创新则可能在管理中出现脱节现象，基层的管理模式需要很长的适应才能够对接地方政府的创新模式，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当前的行政管理效率，造成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状况受到影响。同时如果不创新则可能要面对上级政府的批评，则可能在绩效考核过程中落后。为摆脱这种两难的情况，地方政府一般都是跟风创新，即创新流于形式化，并没有真正的将创新落到实处，一些创新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

第二，地方政府本身的自利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对立。地方政府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始终坚持着为人民服务，如果从逻辑上看这种说法存在合理性，但是在实践中，地方政府是由相关主体组成的，地方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代表着特定职能部门的权益，政府治理创新具体方案需要落实到职能部门，如果创新影响到职能部门的权益则会受到职能部门消极抵制。除了职能部门的自利性，政府组织中也存在着一些个人的自利。政府官员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获得更多的灰色收益，一旦执行治理创新将会导致通过非法渠道获得的利益流失，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政府官员采取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至上的方式影响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开展。

三、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路径策略

1.重构价值认同，建立科学的创新观念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需要摒弃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转变以GDP为主的政绩观，更加强调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强调对公共价值的认可。地方政府在创新的过程中应该认识到政府治理创新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不能过分的强调地方主义，部门主义，应该打破各种治理过程中狭隘的地域观念。推动地方政府部门以及机构个人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以治理理念来引导地方政府的治理工作，积极的构建各种协同共治的平台，强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减少经济上零和博弈的现象发生。在地方政府创新的过程中应该培育出治理文化以及创新文化，将有限政府的理念贯彻到政策执行过程中。

2.优化制度设计，激发制度活力

制度是政府行为的指导标准，有效的制度将约束政府的行为，改变政府治理的模式。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打造适合地方特色发展的同时适应行政管理理念的制度，以制度为蓝本来确保各项行为能够按照制度规章实行。通过制度来规范政府的行为，减少地方政府的寻租空间，以制度为导向促进地方政府行政形成稳定的行为偏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应该将容纳更多的公民通过合法的形式参与到政府的治理过程中，同时将参与行为制度化，要保证政府的行政权力以及行政执行过程公开透明，赢得群众的支持。

3.重塑政府内部治理机制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机制需要在决策机制、执行机制以及监督机制上做到科学化、规范化以及民主化。就决策机制而言，地方政府在治理创新中应该广泛的搜集决策信息，通过专家咨询以及民主决策方式制定较为科学的决策。在决策的执行中应该规范化，强调决策执行有较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坚决避免领导指示等人治的现象出现。为确保决策执行效果需要完善角度机制，根据治理理念建立多元的政府治理监督机制。公民社会以及企业组织可以通过监督的方式来确保政策执行落实到位，通过责任追究制度来倒查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政府内部治理机制的重塑要求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强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现，通过发挥市场的作用来实现对资源的配置以及社会对政府治理的协助与监督，进而推动政府治理创新工作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