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发展
地区经济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存在问题，建议
1. 基本概念
1.1 民族地区
民族地区是一个宽泛而通俗的说法。严格意义上讲，是指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即五个自治区。在涉及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研究时，多沿用民族八省区或民族地区的概念，在经济总量上两者大致相当。但因为民族自治地方分布远比民族八省区广的多，其经济社会发展所反映的问题也不尽相同，这是需要引起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注意的地方。本文所指的民族地区也即民族八省区。
1.2 经济发展
本文中的经济发展主要指的是经济增长。在下面的文字中，多用经济增长来说明问题。经济的增长通常用经济增长理论来衡量，由于数据的收集的不足，在这里不用数据来说明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明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因、原因等。
2.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2.1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
近几年来，民族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改善。2003年，民族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05.48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295元，地方财政收入为62.98亿元；2004年， 民族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081.18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127元，地方财政收入为68.73亿元；2005年， 民族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298.61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865元，地方财政收入为83.14亿元。[1]这三年中，生产总值增幅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06年，生产总值比2005年增长13.3%，同样高于全省增幅。民族地区经济总量逐年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的收入水平逐年提高，政府政策的倾斜，财政上的支持，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2.2 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因有两个：一是外因即外部的推动，二是内因即内部的发展。[2]中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从外因来说，主要是凭借国家行政力量，通过国家的大规模投资建设，特别是大规模的工业外部嵌入式的资源开发带动经济增长；内因是指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民族地区内部的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为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增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外部的推动与内部的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民族地区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的特点，扬长避短，从多方面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利用其优势，比如地缘优势，民族地区大多是我国的边境地区，可以利用边际贸易的方式提高经济效益；资源和环境优势，民族地区大多是开发较少的地区，资源环境都较好，可以利用资源环境的优势可以进行本土化的经济建设。
总而言之，西部民族地区拥有很大的优势，在国家宏观政策导向的前提下，民族地区凭借着自己大量、丰富的资源条件，发展有特色的经济，从而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当然，除了优势之外，我们还要看中劣势，劲量避免劣势。自然环境的恶化、经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发展资金不足等劣势都一定程度的制约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3.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面的分析，结合实际，我们发现了民族经济发展中存在了一些问题。比如：民族地区观念和行为比较落后，思想并没有完全的解放，一大部分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角度思考问题，这给经济建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渐的扩大，由于国家政策及自身思想的落后，使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于大部分地区。
4.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建议
4.1 加大资金投入，保持民族地区较快增长速度。
加大政府对民族地区重大建设项目的投资，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有关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加大经济较发达省市和大中型企业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力度，使民族地区保持较快增长速度，逐步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4.2 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不断改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条件。。
国家继续帮助民族地区重点建设一批对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的交通、水利、电力、通信、能源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国家规划建设的铁路、高速公路网和支线机场要尽可能向民族地区延伸；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从而解决人民增收和长远生计的问题；加强对小型项目的指导工作，用小型项目带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民族地区抵御灾害的能力，从多方面考虑，切实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4.3 集中力量解决特困少数民族温饱问题。
中央和当地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扶贫问题，进一步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投入。特别要采取切实措施，帮助解决特困少数民族群众的温饱问题。
4.4 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依托民族地区各类资源和产业优势，大力发展能源、矿业、机械装备、旅游、特色农业、中药材加工等优势产业，通过科技支撑强化对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建立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新型工业化模式。鼓励国内外民间资本进入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4.5 充分利用沿边优势，加快边境贸易。
民族地区要充分利用沿边优势，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和投资贸易，推动我国的区域和双边经济合作。。
4.6 加快科教文卫事业发展步伐，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民族地区的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也非常落后，医疗、教育等基本的问题很难得到改善，政府应该加大力度进行基础设施的交涉，让民族地区的人民能够过上较好的生活。。并且要进行疾病的教育，加强地方病和传染病防治的工作。
5. 结论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发挥优势，重视劣势，国家给与大量的资金支持，同时民族地区也要发展自己特色经济，调节产业结构，发挥民族地区的地缘优势等，大力发展经济，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数据来源《2008年民族统计年鉴》
[2]杨丽波，中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及其动因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2，第三期，125--128
地区经济发展范文第2篇
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实证分析
表1“三大地带”人均GDP及差距变动情况年份东部地区人均GDP／元中部地区人均GDP／元西部地区人均GDP／元中部同东部相对差距％西部同东部相对差距％1978
1980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2
1993
1994
1995463.7
1145.6
1683.1
1864.3
1963.9
2259.1
3032.6
4081.6
5420.8
6777.4
6777.4310.1
386.2
771.2
1074.7
1263.8
1178.6
1358.2
1712.1
2206.8
2891.4
3690.7250.8
313.9
616.8
881.1
967.2
1078.1
1202.9
1518.4
1886.9
2391.6
2945.333.1
32.2
32.7
36.1
36.7
35.6
39.9
43.5
45.9
46.7
45.745.9
44.9
46.2
47.7
48.1
45.1
46.8
49.9
53.8
55.9
56.5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年鉴》（1996）有关资料计算。本表的价格均为当年价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情况千差万别，为慎重起见，我国的对外开放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各地全面实行的，而是采取了从点到面、逐步推进的战略。首先实行的是沿海特区，然后是沿海开发城市，再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带，现在正在向内地推进，与开放相伴随，沿海地区的对内改革也较中西部等内陆地区起步早、步伐快。为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国家还对东部地区实行了政策倾斜，东部地区借助已有的经济技术基础，在政策倾斜的条件下，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拉开了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衡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指标有很多，但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发展程度的指标则是GDP。因此，我们将对各地的GDP作多视角的分析和考察，并由此判断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及走势。
1．“三大地带”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
人均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我们如果用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相对差距＝（1－小值大值）×100％）作为衡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变动方向和强度的依据，则可以从表1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三大地带各自的人均GDP都成倍迅速增长，但中西部同东部相比，其经济发展水平之差距却在急剧扩大。
从表1不难看出，三大地带的人均GDP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十分明显，而且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在1978－1995年的18年中，中部同东部人均GDP的绝对差距由1978年153元扩大到1995年的3987元，扩幅达20倍，相对差距由1978年的33.1％扩大到1995年的45.5％，扩幅达12.4个百分点；西部同东部人均GDP的绝对差距由1978年的213元扩大到1995年的3832元，扩幅达18倍，相对差距则由1978年的45.9％扩大到1995年的56.5％，扩幅达11.6个百分点。特别是1991年以后，差距扩大的态势又有所强化，仅5年内中，西部同东部的相对差距扩幅就分别达9.9个百分点和11.4个百分点。
2．中国人均GDP的地区差远高于国际水平。
为了判断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是否过大或过小，除了进行纵向历史比较与发展分析之外，还需作国际范围的比较。在进行比较时，我们虽然会遇到统计口径及总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差异较大的困难，也许存在一些误差和遗漏，但这种国际比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系。
表2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地区差距的国际比较国别年份最大值／最小值（倍）相对差异系数（％）中国
前南斯拉夫
希腊
德国
韩国
意大利
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1993
1988
1988
1988
1985
1988
1988
1983
1978
19839.5
7.8
1.69
1.93
1.53
2.34
1.63
1.43
1.13
5.3070.9
53.6
10.0
13.0
14.8
26.0
15.0
11.1
4.7
45.8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人均GDP的地区差距不仅远高于美国、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比分裂前的南斯拉夫还要大，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对正处在经济转轨和体制变革时期的中国政府来说，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
3．中西部的地均GDP水平也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中国各地的人口密度差别甚大，所以用区域人均GDP未能全面反映我国的区域差距问题。当我们把目光移向地域GDP时，我国区域差距的图象就更加清楚。地均GDP是一个反映产值密度及经济发达水平的极好指标，它比人均GDP更能反映一个区域的发展程度和经济集中程度。表3反映了1995年以来中国地均GDP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
表3中国地均GDP的差距及变动情况（1984－1994）地均GDP（万元／平方公里）地均增长率1984199410年（倍）年均％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29.7
8.1
2.0204.9
43.5
12.05.90
4.37
5.0021.3
18.3
19.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5－1995）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我们从表3不难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我国地带和地域间的经济集中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94年东部地区的地均GDP分别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4.71倍和17.1倍，差距之大远远超过了人均GDP；二是地带和区域间的经济集中程度明显扩大，1984年东部地区每平方公里GDP分别为中部地区的3.67倍和西部地区的14.85倍，1994年就分别扩大到了4.71倍和17.1倍。
资料来源：同表3。
从表4中可以明显看出，尽管我国三大地带经济10多年来都在快速增长，但各个地带在GDP的份额发生了不小变化，东部地区上升了5.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分别下降了4.7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国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确实扩大了。
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财政因素
关于我国地区差距扩大问题的原因，国内外许多学者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如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逊（J·Williamson）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方面提出了经济增长与区域平衡之间呈“倒U型”曲线，国内学者胡鞍钢认为是国家的宏观政策向某些地区倾斜导致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林毅夫则认为，中国地区间发展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宏观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仍在起着一定作用。我们认为，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内在经济规律，市场作用和政府政策等方面，而国家财政又是履行政府政策和职能的重要手段，因此，从财政视角分析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有着重要意义。那么，导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财政原因是什么呢？
1．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区域差异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
资金投入的增长及其区际流动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人均投资水平高的地区，其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也比较高；反之亦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开始东移，由此决定了国家投资的地区布局必然向东部地区倾斜。国家虽然在“八五”期间有意识地在中西部地区新建了一批重点投资项目，如京九铁路、南昆铁路和三峡工程等，但是，从国家所掌握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国家预算内和银行贷款）的地区分布来看，1981－1995年，东部地区国有单位固定资产占全国的比重由45.9％上升到54.27％，中部地区由27.8％下降到24.54％，西部地区由17.49％下降到14.27％。在这期间，东部地区的投资上升了8.36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则分别下降了3.44和3.22个百分点。1995年中央在北京的人均投资达844元，而在贵州只有48元，两者相差17.6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改革以来国有经济投资和国家预算内投资份额不断下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单位的份额，由1978年的86.4％下降到1995年的54.4％，下降了32个百分点；国家预算内投资的比重更是直线下降，由1978年的62.2％下降到1995年的3.2％，下降了近60个百分点。显然，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资金市场化趋势有利于非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东部地区而不利于国有经济份额较大的中西部地区，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国家投资重点的东移，势必对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大又长期依靠国家资金投入的中西部地区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并将拉大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2．“两个比重”的下降直接弱化了中央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宏观调控能力。
这里讲的“两个比重”是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GDP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放权让利”为基本思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国民收入由集资于国转向藏富于民，资金配置也由财政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国家的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越来越“相对贫困化”，收入占GDP的比重一年比一年小，已从1978年为31.2％下降到1996年的10.9％，17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急剧下滑，1990年我国扣除债务收入后的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的仅为7.2％，1993年下降到3.1％，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稍有回升，也仅为4％左右。这一比重不仅远低于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一些国家1989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情况是：印度为15.4％，印度尼西亚为8.4％，美国为20.1％，法国为40.9％，德国为29％。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是中央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财政收入的匮乏致使中央政府在调控地区发展差距上缺少必要的财力基础。由于中央财政的困难，中央政府已很难运用转移支付手段在一国范围内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进行再分配，也就是说，中央财政对抑制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人均GDP和人均投资额方面的巨大差距所起的作用已相当有限。这也正是我们这些所来反复强调要逐渐缩小地区差距而实践的结果又是地区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根本原因所在。
3．不平等、不规范的财税政策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1）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以前，我国财税制度既不规范也不统一，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赋税反而高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优惠的税收政策。中国政府在1980年设立了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1984年又在沿海地区开发了14个城市，给了这些地区较大的财政、税收、投资决策权和利用外资审批权等。如在特区投资的外资生产性企业可以享受到“免二减三”的所得税优惠，即使征所得税，税率也仅为15％。另外，特区内外资企业还不受进口许可证管制，机器设备、其他原料的进口及产品的出口均免征关税。显然，这样的税收优惠政策强化了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积聚效应”，使得沿海地区具有了更强的比较优势，加大了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也许在经济特区开发初期是必要的，但是，当特区已经启动并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继续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中西部地区和经济贫困地区来说就很不公平了。而且，由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使得本来要扩散的工业反而继续留在特区和沿海城市，这无疑延缓了经济扩散过程和弱化了经济扩散效应，也就是延缓了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转机。（2）平等竞争、公平税负是我国1994年财税改革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但在具体执行中又偏离了这一原则。比如，分税制改革就因为保留了财政包干体制下的地方既得利益，没有对地区横向分配作出合理的调整而未能达到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在参与地方收入分成上采取一切切的做法，以1993年为基数，每年维持1:0.3的增量返还，税收增量返还的比例没有地区差距。东部沿海地区扩张基数的能力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各省财政收入基数低、增长慢，获得的税收返还量也就小。1992－1994年，广东等三个发达地区财力年均增长33％，比增长最低的贵州等三个不发达地区高出18个百分点，比安徽等三个农业大省高出11个百分点，比全国地方平均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这种不合理的税收返还政策对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实际上是起了“逆向调节”的作用。
4．各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差悬殊。
这既是社会分配不公的表现，又是造成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因素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极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地的财政状况也出现了分化的格局，即明显的贫富不均。财力状况决定了公共服务水平，贫富不均的财力必然使得各地对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改善及其他相关的投入存在较大的差异，致使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较过去又有了进一步拉大，地区社会成员间机会不均等、公共服务水平大相径庭的现象亦有了新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是吸引人才和资金流入，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政府提供了良的公共服务（如较高的教育水平、较发的医疗条件等）和较发达的公共设施（如通信、道路等），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与东部地区越拉越大，也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地方财力匮乏而无力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
5．中西部地区的财政供养人口太多、负担过重也在相当程度上拖累了本地经济发展。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机构重叠，“吃皇粮”者众多，增长过猛，直接导致了地方财政支出增长过快。这是地方财政负担过重的直接原因。机构臃肿、负担繁重问题在全国都存在，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究其原因，一是改革以来虽一直强调机构精简，但措施不力，中央政府机构异常庞大，且要求地方与中国部门一一对应，省区政府无权增减或者合并有关对口机构，再加上大中专学生分配及业安置的压力，由财政负担的机构和人员数量急剧增加；二是中西部不少地区非国有经济不太发达或国有企业效益欠佳，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就业渠道过于单一，因此，大家拼命往行政事业单位挤，人员分流难度甚大，越穷的地方人们越不愿意离开机关；三是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较好和人口稠密等原因，完成同等社会服务的单位成本较小，或已超过单位成本的边际递增阶段，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为提供大致相等的社会绝对服务水平，要占用更大的财力支出份额，并且由于自然环境、人口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原因，其单位成本正处在边际递增阶段，这无疑加大了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压力。由此不难理解中西部地区行政带来单位就业比重为什么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政府背的包袱为什么越来越重。
三、运用财政手段缩小地区差距的外国经验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全球性现象，无论哪个国家，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都十分重视财政手段的运用。
1．运用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来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平衡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
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是所有国家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基本手段。例如，美国财政由联邦、州和地方三级独立财政组成。1992年，美国三级财政收入分别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7％、25.9％和17.1％。由于财政收入大部分集中在联邦，而许多公共服务项目如教育、公共卫生和道路建设又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承担，因此，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对州和地方政府给予财政补助，以增强州和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平衡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德国联邦政府也十分重视转移支付手段的运用，把财政支出的20％用于补助低于各州平均水平的穷州以支持其发展。
2．各国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都对落后地区采取税收优惠政策。
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意大利为推动南方地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特制定了到南方新办工厂给予10年免征利润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家向南方投资。美国政府为了鼓励资本向欠发达地区流动，联邦政府扩大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豁免权，州政府也运用减免税政策，如康涅狄州对到贫困地区投资的企业减免所得税5年，再投资继续享受税收优惠。法国则在洛林、诺尔－加莱两个重点地区实行“无税特区”，即到这个两上地区投资设厂创造就业机会者，3年内免征地方税、公司税和所得税外，还免征劳工税、各种社会杂税和分摊。1967年，巴西为鼓励社会各方投资开发落后地区，曾在北部亚马逊地区的玛锱斯建立起自由贸易区，在特区内设厂的私人企业10年内免交所得税，扩大再生产的进口商品免交进口税，从国内其他地区购入的消费品和材料免交商品流通税。
3．对落后地区实行企业补贴制度。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对落后地区企业的援助大多采取补贴的形式。包括投资补贴、就业补贴、税收支出和直接拨款生产公共产品等。例如，意大利在1956－1965的期间，为促进南方地区的工业化，规定对南方新办企业的厂房建设资金由政府补贴25％，购置机器设备补贴10％，并且为新建企业提供70％以上的优惠贷款。此外，意大利政府还直接拨款在南方欠发达地区兴建基础设施，改善交通条件，创办国立大学并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免收学费和提供食宿方便。英国政府自1984年起对受援地区内的公司，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补贴3000英镑，并对落后地区实行多种形式的资本补贴。美国联邦政府为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在经济开发区投资且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大约40％的投资补助。
4．重视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为其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意识到，缺乏高素质的人才是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开发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源是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问题。在60年代，美国南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比北部地区落后得多。联邦政府为了振兴南部经济，满足这些落后地区对人才的需求，大力加强这里的教育事业加强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要增加教育投资。在60年代人口不到30％的落后地区所得到的联邦教育支出竟占联邦支出的45％。无疑，联邦政府的教育投资倾斜政策是美国欠发达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四、促进我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国家“九五”规划及2010年远景规划和同志在党的15大报告中都明确提出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积极朝着缩小地区差距的方向努力，表明中央政府已充分认识到中西部的发展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是中央政府履行其政治社会经济职能的主要手段，那么，如何通过有效的财政政策来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目标呢？
1．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有效地发挥转移支付在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中的作用。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全国推行，为了减轻分税制改革的阻力，中央不得不采取了“存量不变，增量调整”的税收返还办法。由于税收返还额是依据基数法来测算的，这样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自然返还得多，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则返还得少，所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因为这种不规范的税收返还而未能发挥它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应该起到的作用。因此，在现有税收返还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规范化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当务之急。（1）提高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这是建立有效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中央财政在财政初次分配中应占有较大的比重，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财力用于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才能通过转移支付逐步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中央政府在“九五”时期应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实行“完税政策”，适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例。争取在“九五”期间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之比应达到6:4，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之比应达到4:6。也就是说，中央应通过转移支付把三分之一的收入拨付给地方。（2）重新核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资金的支付方式，按照“因素法”确定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额。转移支付制度的主要功能还在于平衡各地财政能力的差异，以保证各地有大致相同的条件提供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为此，对特定地区的转移支付额的多少，必须同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民族风俗、人口、教育状况和对财政支出的需求等因素相联系，按照这些因素影响程度大小确定计分标准，各地统一标准计分，从而确定财政支出水平。（3）建立以横向平衡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一般包括纵向平衡和横向平衡，前者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拨款，则是保证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基本均衡而给予的补助。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其转移支付的结构也具有较大差异，国内有些学者如胡鞍钢教授认为以纵向转移为主益处颇多，更有利于从制度安排上帮助欠发达地区。但我们认为，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似应该选择以横向平衡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这是因为我国财政收入的集中度不是太高，中央财力十分有限。而且，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直接表现就是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充裕，而落后地区财政状况拮据。这是财政横向失衡的表现。而与此同时，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支出要比发达地区需要量更大。与落后地区相比，发达地区的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从整体利益出发，采取转移支付的方法在地区之间实现预算调剂，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增加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以实现横向均衡目标。（4）把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否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培育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主体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对于这一点，人们已达成共识。问题是，我们还应认识到，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实现政府职能转换、有效发挥转移支付作用的一个关键性举措。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企业由于经济效益普遍低下、亏损严重，早已成为地方财政的繁重负担。减轻这一负担的有效途径就是明确界定国有企业的有效覆盖面，尽快退出竞争性行业。只有下决心作出这样的选择，才能从体制上解决政府经济职能转变问题，才能把有限的转移支付资金用到基础性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5）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大致均等化。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落后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服务水平较差，安排在这些地区的项目自然也较差，这就使得国家和其他投资主体在进行投资的区域选择时，容易向经济较发达、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倾斜。而越是如此，后进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也就缺乏推动力。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过大，不仅将造成劳动力的非正常流动，社会的不稳定，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社会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和后果。然而，一般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大致均衡发展及在此基础上的地区间经济协调成长，不能完全视为一个应由市场力量去解决的自发过程。恰恰相反，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正是一种在“市场失效”条件下的政府责任和政府行为。只要每一个地区在依法组织财政收入时作出了同等程度的努力并具有基本相同的工作效率，那么，中央政府就应该通过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以保证自然资源、经济环境迥异的各个地区都能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水平。这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管理体制实现公平目标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至今未走出二元经济境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由于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和乡村区域发展；差别巨大，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相对匮乏，因此，目前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显然有点操之过急。既然如此，我们不得不分两步走，先是降格以求，把“公平”的目标落在各地至少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上，例如普及初级义务教育、初级卫生保健、村村通路通电并保障安全饮水、建立以保障全体国民基本生存需求为标准的社会安全网，等等。待条件成熟以后，如中央财力明显增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基本理顺，再把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大致均等化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首要目标。
2．改革税收制度并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仍需对现行的税制和政策进一步改革和调整。（1）实行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1994年的税制改革虽然统一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但内外资企业仍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外资企业享有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外资企业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东部沿海地区从中受益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受益较少。因此，要适时合并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2）税收优惠要从区域倾斜转向以产业优惠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予东部沿海地区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优惠政策虽然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但也拉大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激化了地区利益矛盾。为了统一税制，公平竞争，税收优惠要从区域倾斜向以产业优惠政策为主。通过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相互配合，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已明确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产业政策要向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倾斜，为鼓励共发展应给予所得税减免。而这些行业正是中西部地区比较薄弱的产业或资源优势的产业，产业倾斜实际上也是区域倾斜，因而是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的。
3．以重要基本建设为突破口，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增长极增长带。
增长极理论理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Perroux）率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后来，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chman）提出了不平衡发展学说，支持和发展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认为，经济发展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一旦出现在某一处，巨大的动力将会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增长点集中。就是说，任何一个具有较高水平的经济都是由一个或者几个区域实力中心首先发展。无疑，只有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才能逐步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但是由于欠发达地区地域辽阔，情况迥异，国家经济实力有限，在欠发达地区实行全面推进式的开发战略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应该借鉴一些国家在实践中取得成效的做法――培育“增长极”和“增长带”。具体作法上，应结合对中西部资源富裕地区的能源、资源重点开发，按照国家生产力总体布局的要求，由国家统一规定优惠政策措施体系，在中西部地区选择一些重大基本建设项目为突破口，通过建立项目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以点带面。重要基本建设项目一般都是国家从长远利益、全局利益考虑而确定的，项目的建成不但对于缓解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增长国民经济的发展后劲具有重要意义，还会通过增长极内部所出现的聚集利益效应不断加强所在区域的经济实力，促使以项目所在地为中心的经济区域的形成，并通过“扩散效应”和“关联效应”如与关联区域的产业融合和经济技术联合来带动周边经济的成长和繁荣。现已建成的京九铁路和目前正在进行的三峡水利工程建设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和效应。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成败因素有很多，资金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央财政拨款是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另外还有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出资、市场融资和利用外资等。从总体上来看，资金来源是国家投入为主的国内资金，但要发挥国家资金的导向作用来诱导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的进入，既可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分散投资风险，又能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
地区经济发展范文第3篇
（一）社会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有巨大发展，从总体上说，为全面实现小康奠定了初步基础。当前主要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二是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
（二）自然环境格局
本项目研究范围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和内蒙古6省、自治区范围内的内陆河流域（包括新疆的国际河流）和黄河流域，报告中统称为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土地总面积345万平方公里，根据自然环境的不同，可划分为三大片：贺兰山以西的内陆干旱区（简称内陆干旱区）；贺兰山以东的半干旱草原区（简称半干旱草原区）；半干旱和半湿润区的黄河流域（简称黄河流域区）。
（三）水资源概况
1.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多年平均为1635亿立方米，仅占全国总量的5.84%。
2.人均水资源量。2000年西北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781立方米，为全国当年人均水资源量的80.5%。其中：宁夏黄河流域217立方米，陕西渭河流域326立方米，青海湟水河流域618立方米，甘肃河西走廊的石羊河流域761立方米，均大大低于全区平均水平，成为严重缺水的地区。
3.用水量和耗水量。2000年全区总用水量817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占89.3%。扣除工农业和生活用水的回归水量后，2000年全区净耗水总量547亿立方米，耗水率（耗水量与用水量之比）为62.8%。
4.用水效率。虽然西北地区水资源紧缺，但却存在着人均用水量高、农田灌溉用水定额高、单位GDP用水量高的问题。农田平均每亩实灌定额671立方米，比全国平均高40%；万元GDP用水1736立方米，比全国平均高1.85倍。
5.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用水量与水资源总量之比）。目前全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平均为20%，西北地区为53.3%。其中甘肃的河西走廊各河、新疆的塔里木河和天山北坡各河都超过70%，有的甚至超过100%。
（四）生态环境的主要危机———土地荒漠化
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出现种种问题，如干旱缺水、河湖干涸、水土流失、植被退化等等。研究认为，生态环境的主要危机综合表现为土地荒漠化。
1.土地荒漠化的界定。《第二次全国荒漠化监测》公布的数据表明，1999年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267.4万平方公里，其中在本项目研究范围的约218.3万平方公里。
研究认为，为了有针对性地指导实际工作，应着重研究在现代气候条件下，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使原有耕地、草地、林地退化的情况。在西北地区，应主要研究在干旱化的气候背景条件下，由于水资源利用不合理和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两种原因引起而又有条件治理的荒漠化土地，据此粗略估计，本区荒漠化土地总面积在60万平方公里左右。
2.由于水资源利用不合理引起的土地荒漠化。（1）在内陆干旱区，由于河流上中游用水过多，造成下游河湖干涸，荒漠扩大。（2）在沙漠边缘地区，由于超采地下水，植被枯萎，造成土地沙化。（3）在大中型灌区，由于灌溉不当，地下水位上升，造成土壤次生盐碱化。
3.由于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引起的土地荒漠化。（1）草原牧区由于严重超载过牧，造成大面积退化甚至沙化。（2）在农牧交错区，由于滥垦、滥牧、滥樵、滥采，造成大面积土地退化甚至沙化。（3）在农区，由于不合理的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造成一些地方的土地退化甚至沙化。（4）在有些山区，由于滥伐滥垦，造成林地的退化。（5）在黄土高原区，由于边治理、边破坏，土壤侵蚀总面积仍有所增加。
4.土地荒漠化是沙尘暴加重的重要原因。沙尘暴是一种自然现象，从自然规律的角度看，沙尘暴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但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破坏了一些地方的地表覆盖，助长或促进了沙尘暴的发生和发展。
沙尘暴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我国沙尘暴高发区的下垫面除地质历史形成的因素外，都属于土地荒漠化的范围。因此，西北地区荒漠化土地的扩大是我国近年来沙尘暴强度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要立足于全面保护沙尘暴源地的生态环境，大力防治西北地区的土地荒漠化，不能寄希望于一些局部性的应急措施。
（五）城镇工矿区的生态环境危机———水环境污染
据2002年资料，西北地区的污染情况可分为严重污染、中度污染和尚未明显污染3种类型。严重污染地区和中度污染地区相加，其人口已占总人口的79.1%，其中渭河流域已成为全国污染最严重区域之一。内陆河流域没有排污入海的出路，黄河流域的排污不但危害当地，而且威胁黄河中下游的水环境安全。
二、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方针
（一）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人类占用了过多的自然资源。20世纪以来，人口从大约1400万增至接近1亿人。在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下，为了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不得不依靠破坏性地掠夺自然资源（包括污染自然资源），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方针的现实可行性
生态环境的人口容量是相对的。在生产力提高、资源消耗逐步减少的条件下，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得到提高，从而可以扩大环境的人口容量。西北地区的问题在于，在人口增加和经济规模增长的过程中，生产力水平没有相应提高，生产方式仍限于传统、粗放的外延型，特别是没有抓住水资源这个制约因素，相应地提高用水效率。只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方针在西北地区是现实可行的。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方针的主要内容
必须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要统筹全局，合理安排生态环境建设。二要坚决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经济与社会。三要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条件下，相应地合理配置水资源。同时，还需实施适当的人口政策，控制人口的过度增长。
三、合理安排生态环境建设
（一）生态环境演变的历史背景
西北地区的干旱化趋势和地理环境的格局，是在2000多万年前，由于青藏高原的逐步隆起而形成的。
在西北地区，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的活动开始于2000多年前。经过秦汉、隋唐和清代3个鼎盛时期，西北地区经济和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在“屯垦戍边”和“移民实边”的政策下，大力推进农耕文化，使贺兰山以东自然条件适宜于牧业的草原、草地，发展成为今天农区、牧区和农牧交错区的格局。在气候自然波动的背景下，不合理的农垦破坏了草原、草地的植被。黄土高原在变牧区为农区的过程中，天然植被也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日益加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生态环境更加严峻。在贺兰山以西的内陆河流域，一些地区在河流中游修建平原水库，基本控制了河流的径流，虽然发展了灌溉，但平原水库建成之日，往往就是下游断流之时。在牧区生产发展中，片面追求牲畜头数的增长，使草原超载退化。在传统的农牧交错区和牧区，进一步大规模地开荒种地，使土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
（二）生态环境建设的内涵和基本目标
1.生态环境建设的内涵。生态环境建设的含义很广泛，可理解为一切旨在保护、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行动的总称。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是要限制或取消那些引起生态系统退化的各种干扰，充分利用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达到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在西北地区，首先要防止对现有生态环境的继续破坏，并尽可能恢复重建已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达到适应当地自然条件并能保持相对稳定和良性发展的程度。
如果不顺应自然规律，仅凭人们的主观愿望，去建设一个不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人为的新的生态大系统，则往往事与愿违，不仅收不到预期效果，而且不能持久延续，系统将最终崩溃。当然，对于一个人工绿洲、一个城镇、或一个小地区来说，可以建设一个有别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新的子系统，但是这些人工子系统的建设必须以不破坏天然生态大系统的整体性为原则。当前对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认识，仍存在一些误区。其中较普遍的误解是，简单地以为生态环境建设就是绿化造林，增加森林覆盖率。调查中看到，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一些不适合种树的地方，也都在费尽心力地植树造林，年年植树不见树，或多年后仍是一片小老头树，有的地方为了植树造林而超采地下水，“绿了一条线，黄了一大片”。这种简单化的认识和做法，都应予以改正和防止。
2.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目标。防止荒漠化土地的继续扩大，下大力气治理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荒漠化土地，以及不属于荒漠化范围内的退化土地，同时防治水环境的污染。
3.生态环境建设的分区。根据生态类型组合特点与治理目标，将西北地区划分为8个生态环境建设区。（1）干旱荒漠—绿洲生态环境建设区。（2）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建设区。（3）长城沿线—阴山山麓生态环境建设区。即农牧交错带。（4）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区。（5）黄河沿岸平原生态环境建设区。（6）渭河平原生态环境建设区。（7）青藏高原黄河河源区。（8）山地生态环境建设区。
（三）合理的植被建设布局
西北地区各生态环境建设区的天然植被类型由温带半湿润向极干旱地区推移，依次为森林、草原和荒漠。本区内森林分布不多，主要在黄土高原的土石山区、内陆盆地周围的高山以及河流两侧的冲积地带上，具有巨大的水源涵养及防止土地荒漠化的作用，非常珍贵，天然林保护工程非常必要。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的干旱和半干旱区，应明确规定以灌、草为主（干旱区以灌为主，半干旱区以草为主）的植被建设方向，并应充分利用草原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四）天然河湖的保护与恢复
内陆河流的下游，延伸到沙漠的腹地。河流两岸由地下水支持的天然绿洲，以及河流终端的湖泊、湿地和周边植被，都起着分隔和限制沙漠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考虑到现实的水资源情况，在坚决保持现有河湖格局的基础上，应尽可能地增加入湖水量，将20世纪60年代以后消失和萎缩的湖泊，加以不同程度地恢复，从而恢复河流的原有长度，并恢复河湖水质。具体建议：
（1）准噶尔盆地：使西端的艾比湖水面恢复到接近原有水面，中部的玛纳斯河延伸到玛纳斯湖，要坚决制止地下水的超采。（2）塔里木盆地：适当恢复塔里木河终端台特玛湖的水面。（3）河西走廊：适当恢复黑河终端东居延海的水面；使疏勒河目前的终端西大湖不再萎缩，下游的地下水位不再下降；争取适当恢复石羊河终端的青土湖。（4）柴达木盆地：保持目前的河湖格局不再萎缩。（5）青海湖：争取湖水位逐渐稳定。（6）渭河：逐步解决中、下游河道的严重污染和淤积问题。（7）黄河干流：尽快解决两岸城市、工矿和农牧业的污染问题。（8）保护绿洲、草原和沙漠（地）内尚存的湿地。
（五）防污减灾对策
1.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1）工业排污量大。（2）城市污水处理率低。（3）农业面源污染比重高。
2.制定适合当地特点的水污染防治技术经济政策。（1）加强节约用水。（2）推行清洁生产。（3）实施污水处理后回用。（4）采用适合当地特点的废水处理工艺与技术。（5）制定适合各地特点的水污染防治控制指标。（6）实行“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等经济政策。（7）重视工业废水处理回用技术的开发和成套设备的制造供应。
四、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经济与社会
（一）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经济与社会的基本途径
———根据提高总体用水效率的需要，逐步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进城镇化。
———在建设现代农业、控制并逐步压缩农业用水的目标下，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现代农业体系。
———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及科学技术水平，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城镇和乡村。
（二）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现代农业体系
1.西北地区农牧业的主要问题是低投入、低产出、高资源消耗。西北地区占有全国18%的耕地，19%的水资源，仅生产了全国8.8%的粮食，6.7%的肉类。全区拥有草地26.3亿亩，占全国的64%，而牧业产值仅占全国的7.5%。
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农牧业与水土资源之间结构性错位：全区农牧业结构中，种植业占70%左右，畜牧业比重仅为28.5%左右。这种产业结构与本地区水资源贫乏而草地资源丰富的资源结构严重错位。在种植业内部，高耗水的粮食作物比例偏大；粮食作物结构中，夏粮面积偏大。牧区和农区相互分隔，不能形成区域优势互补的农牧空间布局。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农牧业的低投入：灌区老化，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平均仅为0.3—0.4，水资源粮食生产效率0.58公斤／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4%。草地年均亩投入只有2—3分钱，目前草地生产力比20世纪50年代下降了1／3—1／2。
2.建设现代农业体系的近期目标。转变增长方式，高效、节约、可持续利用水土资源。在农业用水不增加并逐步减少、耕地和灌溉面积总体上不增加、草原生态环境逐步恢复改善的条件下，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畜牧业和加工业比重，使农牧业总产值逐步增长，农牧民生活逐步提高，贫困地区逐步脱贫致富。
3.建设现代农业体系的基本途径。建立面向市场与资源双重约束的现代农业体系：改变单一性的生产结构为农牧加（工）复合结构；改变农区与牧区分隔为农区与牧区协作；发展现代节水灌溉农业和现代旱作农业；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和基本草牧场；退耕休牧，变广种薄收为少种精种多收，变过牧超载为以草定畜、草畜平衡。未来30年内，要求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0.15—0.2，旱作水分生产效率提高0.1—0.2公斤／毫米·亩，草地干物质生产水平提高到180公斤／亩。
（三）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工矿业
应坚决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本区工业的主要基础是能源、矿产和农牧产品加工，应避免发展用水量大的产业。
1.能源工业的水预测和今后对策。石油、天然气是西北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其2000年产值占本区工业总产值的23.78%，在未来的20年中还将有较大发展。预测石油石化和煤炭企业至2015年的用水量为9.3亿立方米，应确保其需要。
石油石化企业要进一步做好水源建设，推行节水减污的清洁生产技术。煤矿开采和生态环境应协调发展，国家应鼓励企业进行水利设施建设和污水处理回用。
2.矿产开发的用水预测和对策。在全国已探明储量的157种矿产资源中，西北有37种超过全国储量的一半。这些矿产资源的开发不仅对西北开发而且对全国都有重要战略价值，应使矿产开发成为本区的又一支柱产业。2010年的矿业用水量将增至12.5亿立方米，数量相对不大，但需加强污染防治。
钢铁工业是本区废水排放量最多的工业行业之一，有色金属工业也需加强污染防治，很多小金矿和小黄金生产企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对不能改造者，应坚决关闭取缔。
（四）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城镇体系
1.城镇化发展及用水增长趋势。人口增长如不加以控制，2030年可能达到1.3亿人；如果做好各方面工作，有望控制在1.2亿人之内。预测城镇化率2010年将接近40%，2030年将超过50%，仍低于全国水平。城市用水的总需求量到2030年将增长近一倍，约需70亿立方米。
2.城镇水务设施建设。当前的问题是城市水务基础设施不足，供水系统不完善，污水处理严重滞后。2010年和2030年的城市污水排放量估计将分别达到40亿立方米和50亿立方米左右。
3.制定符合当地特点的城镇化规划。城镇发展要严格遵循与自然条件相协调的原则，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条件的可能；要顺自然、依水源、靠全局、有重点、重质量，因地制宜地做好区域城镇体系规划。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半个世纪的建设，西北地区已形成“四带一环”的城镇格局。“四带”是指4条主要以省会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包括西宁—兰州—渭河流域城市带、呼和浩特—包头—银川城市带、武威—张掖—酒泉河西走廊城市带和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麓城市带。“一环”是指沿塔里木盆地边缘分布的城市环带。这种基本格局在未来几十年内不会也不应有大的改变。城市和城市带的发展规模不能超过当地水资源供应的可能。今后在开发工矿资源时，可考虑将生产基地与生活基地分开进行布局，或预先考虑替代产业。对已建的少数条件十分窘迫的工矿城镇，应及时加以调整。
五、合理配置水资源
（一）气候与水资源的变化趋势与展望
1.近年来气候与水资源的变化趋势。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国气候也趋于变暖，但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波动性。降水量变化有更大的区域性差异，其变化趋势不如温度明显。近50年来西北各地降水量的变化，呈现东降西升的趋势，其分界线大致在河西走廊东部。黄河流域径流量减少的幅度比降水量大。内陆河流域径流量有所增加，估计是由于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冰川融水有所增加。
2.对未来气候与水资源的展望。对未来50年西北地区气温的变化趋势，各方面专家都估计为变暖。对降水量的预测，各方面意见有很大不同。对于90年代以来，新疆等地降水量增多的现象，是属于西北全区由暖干型气候向暖湿转型，还是属于西北西部局部地区的转型；是属于长期的时间上的变化趋势，还是仅属于年际的、10年的波动；有各种不同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转为“暖湿型”气候，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西北地区干旱气候区的基本状况。
从战略角度考虑，应立足于“向最好方向争取，从最坏可能准备”，尽可能使今后工作处于主动地位。在目前河流径流量较大的新疆地区，应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加大修复生态环境的力度，同时防止盲目加大社会经济的用水规模；在河西走廊东部的黑河和石羊河流域以及广大的黄河流域，是目前生态危机最严重的地区，必须立足于可能的不利情况，加强工作，决不可存侥幸心理。
在宣传报道西北地区气候转型问题时，要注意到增加降水的数量有限，原来的自然面貌并未根本改变，防止给人以盲目乐观的错觉。
（二）水资源配置的要求
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的总要求是：在保证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合理用水时，必须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留有适当余地。为此，不但要统筹兼顾河流的上中下游，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复杂转化，以及地下水的可持续利用。
本区3大片不同的自然环境，在生态环境用水、社会经济用水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三方面的关系上，有各自不同特点，需要分别加以分析并规定水资源配置的具体要求。
1.内陆干旱区。水资源配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保证河流下游生态环境的耗水，使下游的生态环境和上中游的社会经济系统合理分享水资源。研究后认为：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耗水以各占50%为宜。
按社会经济平均耗水率为用水量的70%折算，今后内陆河流按用水量的最高开发利用率应不超过70%。根据2000年的实际资料，除新疆的国际河流额尔齐斯河、伊犁河，以及柴达木盆地的无人区河流外，其他河流的开发利用率都已接近或超过70%。因此，贺兰山以西内陆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用水总量应基本控制在现有规模，不再增加。超过规定限额所挤占的生态环境耗水，或通过从外流域调水补足，或坚决加以压缩，一定要保证生态环境的耗水不低于水资源总量的50%。
社会经济用水的内部配置：农田灌溉用水应大力节约并逐步压缩。城镇和工矿发展必须增加的用水量除少数地区由外流域适当调水外，大部地区原则上由农业用水有偿转移，并提高水的回收利用率。
2.半干旱草原区。水资源配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防止因地下水超采而影响草原的天然植被。
本区绝大部分属于半干旱区，天然降水形成的土壤水和地下水，可以维持草原的天然植被，但不能形成可集中开发的地表或地下径流。因此，只可在一些降水量超过400毫米及个别有引水条件和地下水丰富的地方，适当建设人工饲料基地，少量用于发展社会经济。
如果没有可靠的地质勘探资料，证明确有可以再生的地下水资源，不能盲目大规模抽取地下水进行社会经济建设或植树造林。
3.黄河流域区。水资源配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缓解干旱年份的水资源危机。
近年来黄河流域特别是兰州以下一些支流的径流量大幅度减少，不仅影响到这些支流下游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用水，也影响到黄河的出境水量。20世纪90年代，黄河出境的平均年水量（以三门峡入库水量表示），已从50—70年代的413亿立方米降至225亿立方米，其中1997年以来直到2002年，黄河出境的年水量都小于200亿立方米，严重威胁到黄河下游的社会经济用水和河道的冲沙用水。分析减少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流域降水量减少，河流径流量减少的幅度远超过降水量的减少幅度，上中游社会经济用水量增加。
因此，西北地区黄河流域水资源要合理配置。生态环境建设要合理安排，主要应依靠天然降水恢复植被。西北地区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建设也应强调高效节水防污。为了缓解黄河水资源的危机，从长远看，还需要通过西线南水北调，适当补充水量。西线南水北调可能的调水量约为150—170亿立方米／年。
（三）西北地区的水利工程布局
1.对现有水利工程的评价。经过50多年来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努力，基本建成了开发利用西北地区水资源的工程系统，支持了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认识上的局限，没有把水资源的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以致西北地区的水利工程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工程建设和管理的粗放；二是水资源开发的过度。
2.近期的水利工程布局原则。近期的水利工程应以对现有和在建工程进行调整、更新、改造和配套为主，新建工程也应以地方的中小型工程为主，辅以少数的大型工程。对现有和拟建的调蓄水库要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处理。成效显著的要巩固，有安全问题的要除险加固；一些不利于下游生态和蒸发损耗很大的平原水库，要调整功能，有的应予报废或以山区水库替代；三门峡水库在小浪底建成后应调整功能，尽可能降低渭河入黄河口的潼关水位，为渭河整治创造条件；对拟建的大型水库，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在慎重考虑生态影响和经济效益评价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兴建，何时兴建。
3.近期有条件开工的重大工程项目。（1）陕西的渭河综合治理工程。（2）新疆的北坡水资源开发工程和塔里木河综合治理工程。（3）青海的引大济湟工程。（4）甘肃的河西走廊综合治理工程和陇中引洮工程，其中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应尽早立项。（5）宁夏的扬黄扶贫工程和青铜峡灌区更新改造工程。（6）内蒙古草原区综合治理水利工程和河套灌区更新改造工程。（7）陕蒙地区黄河多沙粗沙区的水土保持工程。
4.在中、远期考虑实施的重大工程项目。（1）西线南水北调工程。（2）新疆从天山北坡调水工程。（3）黄河黑山峡水利枢纽和大柳树灌区工程。（4）黄河中游水利枢纽和两岸灌区工程。
六、10项战略对策
（一）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
在水资源最为紧张的新疆天山北坡、甘肃河西走廊的石羊河以及陕西的渭河，目前都还没有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统一管理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全面综合规划，对水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量、质并重，城、乡兼管，地表水和地下水统一管理，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而不是单纯地开发和修建水利工程。为此，需要调整现有的水利投资机制，满足为合理配置水资源所需的资金，改正现在的一些不合理现象。
（二）干旱区和半干旱区的植被建设以封育为主，退耕休牧还草
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的地区，应明确规定以灌、草为主的植被建设方向，并充分利用草原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要修订和完善有关地方在执行退耕还林政策中一些不符合客观规律和当地实际情况的做法。
退耕还林和退耕休牧还草的成败关键是：在退耕还林和退耕休牧还草后，能否真正建成替代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条件。应打破部门界限，统一规划，让一些条件不好的退耕地恢复天然植被；与此同时，在条件较好的土地上，集中使用农、林、水等各方面的资金，综合建设基本农田、饲料基地或经济林果基地。
退耕休牧还草必须与围栏、轮牧、小水利、人工草场等措施相结合。还必须加大投入，发展畜牧业，才能巩固退耕休牧的成果。
如不能满足以上条件，则需考虑适当外迁人口，实行生态移民，使人口与环境容量相适应。
（三）防沙治沙的重点是防治原有耕地、草地、林地的沙化
沙漠在地球上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地球上各种生态系统相互支持和制约，组成了全球的大生态系统。人类与沙漠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人与沙漠和谐共存，既要避免“沙进人退”，也不要盲目地“向沙漠进军”。相当多的地方，总结多年来防沙治沙的正反面实践经验是：“人进沙进，人退沙退”。
人类利用一些外来水源，可以在沙漠周边建设一些人工绿洲，但从总体上说，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沙漠或“征服”沙漠。防沙治沙应定位于防治原有耕地、草地、林地的沙化。
（四）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对农牧业的资金投入
西北地区的水土资源主要为农牧业所消耗，过度的不合理的水土资源开发，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最主要的是将低投入、低产出、高资源消耗的传统农业转换到高投入、高产出、低资源消耗的现代农业的轨道，从破坏生态环境的源头上解决问题，加强农牧业的基础建设。
（五）因地制宜地保证粮食供需平衡
就西北地区来说，要求各地粮食自给存在两方面的实际问题：一方面，粮食在某种意义上是水资源的载体，在西北地区，按较先进的用水定额，1公斤粮食一般需水1吨（目前的平均水平是1吨水产粮0.58公斤）。另一方面，西北一些产粮区由于区位劣势，在全国卖粮难的情况下，这些地区卖粮更难。
建议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强求陕西、甘肃、青海等省粮食自给和西北地区粮食自给。一般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调剂解决问题。只要保持土地的生产能力，粮食（包括饲料）供应不致有很大风险。
为确保安全，可考虑将黄河规划中的宁夏大柳树灌区，作为未来的粮食战略储备区，如有需要，可在南水北调西线建成的基础上建设。
（六）发展工矿业，推进城镇化
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意义，是通过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提高水和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这是西北地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发展工矿业中，要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城镇化的发展中，要防止脱离当地情况，盲目攀比城市化率的倾向。
（七）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坚决防治污染
防治污染是西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关键在于各级领导真正地提高认识，制定正确的发展规划，加强对新建项目的管理，杜绝对污染项目的保护，并加大对污染防治资金的投入，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规。
对已经受到污染的水环境，应坚决及时地进行治理，以免将来付出更高的代价。
（八）实施少生快富的人口政策，消除贫困
为了保证生态环境建设的成功，必须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调整人口布局，最终消除贫困现象。主要措施包括：制定“少生快富”的有关政策，在少数民族中推行计划生育。加大教育投入，保证贫困地区尽快普及九年制教育。鼓励和支持西北地区以各种方式，输出劳力、引进人才。将宁夏西海固等一些全国最贫困的地区列为“十五”扶贫攻坚项目，加大综合措施的力度。在规划的自然保护区和一些没有发展前景的地方，实施生态移民。培育地方财政实力，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开发资金渠道。
（九）抓紧前期工作，建设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警惕黄河水资源的危机，抓紧准备南水北调的西线工程。建议在2010年前完成包括生态环境评估的工程前期工作和开工准备，2015年争取第一期工程通水，2030年前后完成二、三期工程。
（十）建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部门协调机制
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需要综合各有关部门的工作，特别是农、林、水和城建、环保、扶贫等部门，要统一规划，通力合作，使国家和社会的投入，发挥最大的效益。建议国家进一步完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部门协调机制，有关省和自治区也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协调机制。
结束语
西北地区是我国最干旱的地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在今后的大开发中，如何在保护和重建生态环境的条件下，使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对于西北地区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经过对各方面问题研究后认为，只要坚决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方针，坚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经济与社会，并合理安排生态环境建设，是可以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地区经济发展范文第4篇
一、放宽市场主体准入条件，积极营造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
（一）放宽企业名称登记条件。改制企业原名称中未使用字号的，改制时不要求企业必须在新的名称中添加字号；允许改制企业在名称中保留原有的厂、院、所等组织形式，后缀以“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公司”字样。
（二）放宽行业准入条件。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允许企业跨行业经营，对体现企业生产经营特点的新兴行业和项目用语可参照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划分行业给予登记核准。对政府及相关计划部门批准筹建的企业，筹建期间急需办理营业执照的，可先行为其核发经营范围为“筹建，未经许可审批和变更登记，不得从事经营活动”的营业执照，以满足企业筹建期间开设银行账户、注入资金、办理前期手续的需要。
（三）放宽企业投资领域。支持各类投资主体，包括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团法人以及自然人参与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投资；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允许非公有制资本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制改革；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领域。
（四）放宽企业经营场所的条件。申请人申请登记时不能提交住所（经营场所）房屋产权证书的（市区内破窗开店的除外），由房产管理部门或房屋产权单位、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相关证明即可办理登记。住所（经营场所）设在商场、宾馆、酒店内的，可以用租赁协议和该商场、宾馆、酒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作为场地使用证明；住所（经营场所）设在纳入工商部门监管的有形市场内的，可以凭市场开办方与申请人签订的租赁协议和该市场开办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作为场地使用证明直接办理登记。允许城镇居民购买的商住房在不违反城市管理、环境保护规定、不扰民、不影响小区物业管理、征得相邻人同意的前提下办理经营场所登记；允许经县级以上城市规划和城管部门批准设置的临时商业用房办理企业经营场所登记。
（五）放宽企业经营范围条件。允许企业自主选择经营范围，对属于许可经营项目的，按照许可证批准的内容予以核定经营范围；对一般经营项目，根据企业章程和企业申请内容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划行核定；对新兴行业，应本着“法无禁止即为合法”的原则，比照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注释核定经营范围进行登记注册。
（六）放宽农村连锁经营登记条件。企业凭与农户签订的连锁生产经营合同，可申请带有连锁字样的企业名称及“某某农产品连锁生产经营”的经营范围。农资经营企业可以采取连锁方式到农村领办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连锁经营，不受企业经济性质和隶属关系的限制。
（七）放宽企业改制注册资本条件。对于企业整体改制为公司的，评估后的净资产只要不低于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评估后的净资产即可作为改制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受具体出资形式的限制。
（八）放宽企业出资形式。企业可以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出资，公司设立登记时，非货币财产出资的最高比例可达公司注册资本的70%。
（九）推行试营业制度。凡营业场所在500平方米以上（除高危行业和从事餐饮、食品经营以外）的企业，可申请试营业，经辖区工商所备案后，可申请30天的试营业，试营业期满需继续经营的，办理正式营业执照。
二、充分发挥工商职能，吸纳盘活多种经营主体创业兴商参与区域经济建设
（十）鼓励创办个体工商户。允许一人申办多个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允许已办理变更、注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使用原有名称。对高校毕业生从事动漫设计、电子商务、翻译服务、软件设计开发、网络技术开发等不影响环境和公共安全的经营项目以及设立流动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允许其利用家庭住所、租赁房屋、临时商业用房等场所，在符合安全、环保、消防等要求的前提下作为创业经营场所。
（十一）鼓励创办私营企业。对创业者申办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实行注册资金申报制，不受注册资本限制。准允创业者自主选择经营范围，对从事新兴产业经营的，本着“法无禁止即合法”的原则给予核定经营范围。
（十二）支持国有集体企业改组改制改造和发展。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入股人数超过股东法定人数的，可以以工会社团法人或股东代表为职工持股的代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十三）支持区旅游产业做大做强。积极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立足工商职能，支持区政府提出的贺兰山东麓葡萄园长廊结合酒庄文化发展产业政策，引导帮扶建设50个休闲度假村的旅游项目。加强与文化、体育、卫生、税务部门的协调配合，设立旅游项目一站式咨询、受理窗口，做到提前介入、快速受理、快速办证。重点支持发展一批影响大、有特色的旅游品牌，做强、做大、做响旅游产业。
（十四）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积极支持和扶持现代服务业优势企业发展，改造提升商贸流通、餐饮服务、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积极扶持发展文化旅游、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科技与信息等新兴服务业。
（十五）鼓励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允许一农民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申请加入多个专业合作社。允许农民在土地承包期内，在不改变集体所有制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下，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加入农民专业对口合作社。
（十六）鼓励发展农村经纪人。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允许农民季节性地从事经纪活动，对季节性或临时性从事经纪活动的农村经纪人，给予相应登记。为农村经纪人实行免费咨询、免费培训、免费办照，积极培育农村经纪人骨干，鼓励、引导运销大户、种植养殖能手和科技人员等从事经纪业务，壮大发展农村经纪人队伍。
（十七）主动参与招商引资活动。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全面宣传宣传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措施，积极搭建内外企沟通联系平台，主动推介招商引资项目，主动承担招商引资任务，认真组织项目对接洽谈活动，努力为地方招商引资工作做出贡献。
三、提高工作效率，给力服务地方经济跨越式发展
（十八）把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发展的理念统领工商工作，全心全意抓服务，一心一意促发展。做到在监管中强化服务，寓服务于监管之中。努力在服务理念、服务作风、服务方式、服务规范、服务形象、服务效益上实现新突破。
（十九）开辟登记注册窗口绿色通道。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行“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为市场主体申请行政许可提供方便。对招商引资企业、重点项目企业、国企改制企业等，实行专人负责、全程指导、跟踪服务，为企业落脚、生根、投产、发展开辟绿色通道。
（二十）实行登记注册窗口政务公开。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公示登记注册法律法规及工作制度、工作流程、工作纪律等内容，以增强工作的透明度，继续落实和完善首办责任制、业务办理时限制、服务承诺制、政务公开制，推行上门年检、集中年检、网上年检和网上登记，畅通注册登记“绿色通道”，建立健全公开、便民、高效的服务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
（二十一）改善登记注册窗口服务环境。进一步加强窗口环境设施建设，使登记注册大厅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设施齐全、清洁卫生，为服务对象营造优良的服务环境。
（二十二）积极推进“五个更加”，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更加自觉服务经济发展，做到主动服务、积极服务、创造；更加高效加强市场监管，做到创新监管理念，拓展监管领域，完善监管机制，转变监管方式，丰富监管手段，实现市场监管效能的全面提升；更加有为强化消费维权，更新维权理念，畅通维权渠道，扩展维权网络，提升维权水平，维护社会和谐；更加努力推进依法行政，转变执法理念，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创新执法方式，提高执法科技手段，强化执法监督；更加严格锻炼队伍，进一步提升队伍素质、转变队伍作风、夯实基层基础、完善管理机制，推动“三个过硬”的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二十三）搭建企业用工平台，解决企业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企业在设立、年检中签报企业用工登记表，工商分局与劳动就业局联合搭建建区就业网，开设区企业招工专栏，工商分局上传用工信息，及时将企业用工信息传给需就业者。在工商分局注册大厅设置电子屏，公布就业人员信息，方便企业招工。当好用工企业和创业求职者的桥梁，解决企业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二十四）充分利用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基础信息为政府决策服务。利用所掌握的个体工商户、内资企业登记注册基础信息，每半年和全年分别对市场主体发展变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利用，形成分析报告，全面反映市场主体数量、经济规模、经济结构、产业优势等综合情况，为政府决策和投资者提供服务。
四、加大扶持力度，帮助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二十五）认真开展股权出资、出质登记，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为办理股权出资、出质登记的企业提供高效登记服务，对手续齐全的当场给予办理登记。
（二十六）扩大动产抵押登记范围。积极引导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业生产经营者通过动产抵押，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扩大动产抵押物范围，在机器设备、原材料的基础上，扩展为半成品和产品，在确保抵押权人利益的前提下，让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业生产经营者既获得资金支持，又不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十七）放宽非货币财产出资方式和比例。允许投资人以其持有的其他公司股权，向第三方公司出资。支持投资人以知识产权等非货币财产出资设立企业。非货币财产出资比例最高可达公司注册资本的70%。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新增注册资本的非货币财产出资比例不受限制。
（二十八）按照《回族自治区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办法》的规定，积极搭建商标质押融资操作平台。大力推进商标权质押融资工作，帮助指导符合条件的注册商标企业运营商标质押贷款，为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开辟新渠道。
（二十九）发挥个体私营企业协会的作用，宣传、鼓励、协调、帮助创业者解决贷款难等困难。继续与银行搭建平台为会员开展金融服务，解决贷款难问题；做好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与工商联成立面向非公有制企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三十）协调落实创业资金扶持政策。牵头劳动就业局、农牧局等部门，宣传国家创业贴息贷款政策，核实创业者贴息贷款申请，帮助申报，作好协调，落实政府创业贴息贷款发放工作，给力扶持创业者，解决开业资金困难。
五、减免费用，减轻市场经营主体经济负担
（三十一）减免15项涉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通过免收营业执照副本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费、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年检费、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变更和年检费、私营公司分公司年检费、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和科技性社会团体从事经营活动或设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企业变更登记费、筹建企业注册登记费、分公司年检费、非公司制企业分支机构年检费、国际注册手续费等15项收费，切实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
六、实施商标发展战略，增强企业用知名品牌开拓市场的能力
（三十二）提高全社会商标意识，不断增强市场主体发展商标意识。大力开展商标知识普及教育活动，努力使市场主体掌握商标注册、商标使用、商标管理、商标保护等方法。大力实施“商标兴市、商标兴企”工程，不断提高市场主体运用商标开拓市场能力，积极促进更多市场主体走品牌发展之路。
（三十三）指导企业注册商标。加强对企业注册商标的行政指导，特别是加强对辖区龙头企业、小巨人企业、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指导，鼓励企业积极注册各类商标，特别是具有浑厚地域特色优势的地理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服务商标、农产品商标，鼓励企业实施商标境外注册，培养国际品牌，拓展国际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三十四）帮助企业争创著名和驰名商标。按照“重点培育、大力扶持、认真推荐、积极协调”的原则，建立商标品牌培育库，做好知名、著名、驰名商标品牌孵化工作，加速知名、著名、驰名商标的梯队建设。指导企业制定争创规划，建立注册商标管理的各项制度，鼓励企业加大争创投入，规范企业生产经营和开拓市场行为，规范企业正确使用注册商标和运用商标开拓市场。
七、寓监管于服务，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
（三十五）加大行政指导力度。指导实力强、服务好、信誉好、具有竞争优势的广告经营主体，通过参股、控股、收购、联营等方式，组建企业集团。指导其注册服务商标，实施品牌带动战略，创建广告品牌，充分发挥品牌企业在广告业的引领带头作用。
（三十六）全面加强市场诚信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管，完善市场主体动态和静态监管数据库，建立市场主体信用激励、信用预警、失信惩戒、严重失信淘汰等机制，推进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管到位。
（三十七）全力维护流通领域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强化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完善食品准入、辖区监管、组织领导、归口指导、社会监督等五个责任体系，健全责任机制、自律机制、执法机制、监测机制、监督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推进食品准入规范化、巡查监管网格化、食品检测专业化、食品监管信息化、经营主体自律化，解决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营造全市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三十八）加快推进12315维权体系建设。坚持以完善和规范12315维权体系为重点，努力实现消费维权由事后处理为主向事前预警和超前防范转变。强化12315转办、反馈、综合分析、消费引导等功能，使12315成为工商部门与消费者信息互动的平台，成为工商部门畅通民意的平台，成为工商部门接受社会监督的平台，成为工商部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平台。加强“一会两站”规范化建设，真正把12315建设成为消费维权的民心工程、工商执法的形象工程。
（三十九）严厉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严厉查处供电、供水、供热、通信、交通运输等公用企业的强制交易、强制服务、限制竞争、滥收费用行为；严厉打击“傍名牌”、仿冒、假冒、虚假宣传等商业欺诈行为；严厉查处医药购销、医疗服务以及教育、电力、体育、工程建设、产权交易、土地出让、资源开发、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努力创建全市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四十）严厉打击商标侵权行为。坚持以我市知名商标、著名商标、驰名商标为重点保护对象，严厉打击商标侵权、假冒商标等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知识产权。
（四十一）严厉打击虚假违法广告。坚持以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违法集中的广告为重点领域，严厉打击制作、虚假违法广告行为。围绕药品、医疗、保健食品、化妆品、美容服务以及性药品和治疗性病等商业广告，扩大监测范围，完善审查制度，加强日常监管，规范经营活动，严厉查办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较大的违法广告案件。
（四十二）严厉打击传销规范直销活动。坚决遏制传销活动向校园和农村渗透蔓延。全面开展“无传销社区（村）”创建活动，群防群控，形成合力。加强对直销企业的政策引导、行政指导和教育督导，加大直销监管力度，规范直销市场健康发展。
（四十三）深入开展“红盾护农”行动。严格规范农资市场经营主体准入行为、交易行为、竞争行为和退出行为，坚持以农药、化肥、种子、农膜、农机配件为重点，加大对经销假劣农资案件查处力度，严厉打击坑农害农违法行为。
地区经济发展范文第5篇
1.地区增长效应的时间序列分析
FDI作为长江三角洲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长江三角洲（本文指浙江、江苏与上海两省一市）与全国情况的分析（见表1），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90年代期间，全国和长江三角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都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江苏位居第一，1985-1999年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6.10%，上海和浙江也都在30%以上，平均为33.75%，均远远高于全国和本地区的GDP增长水平。计算GDP与FDI的增长弹性比发现，长江三角洲增长弹性比要高于全国，说明在长江三角洲FDI对GDP增长的带动作用比较强。平均而言，长江三角洲吸收的FDI每增长1%，GDP就会相应增长0.49%。
表1FDI增长弹性比较
附图
注：增长弹性＝GDP增长率／FDI增长率，表明FDI每增长1%，GDP的增长百分点。
资源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和《江苏统计年鉴》1981-2000年各版。
利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比较，假定GDP与FDI之间存在LNGDP=αLNFDI+β，即GDP=eβFDIα。其经济学含义为：FDI要素投入与产出(GDP)之间满足对数型数量关系。α表示要素投入的报酬率，即FDI投入每增长1%时产出的增长率；eβ作为常数项，表示除FDI之外其他所有要素投入的影响，主要是劳动要素的影响。
我们分别根据长江三角洲两省一市以及总体和全国的FDI与GDP（根据同期人民币汇率换算后按人民币计算）时间序列，对上述回归系数及其参数值进行了估计，回归结果（表2）符合统计检验要求。
表2GDP与FDI的回归分析结果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从实际计算结果看，长江三角洲各省市GDP与FDI存在比较稳定的内在依存关系，长江三角洲的FDI投入对GDP的报酬率是0.3641，即当FDI投入增长1%时，GDP将增长0.3641%左右。从全国和长江三角洲各省市比较来看，以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为特点的省市，FDI的贡献率低于平均水平，但是这些省市的劳动要素由于与FDI的有效结合，对产出效率提高的影响十分显著。这种特点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在面向长江三角洲的投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事实上长江三角洲仍然具有劳动要素价格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对总产出增长贡献率较大的典型特点。
2.贸易增长效应分析
一般而言，FDI的贸易效应体现在贸易替代效应、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补充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四个方面（刘恩专，1998）。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促进长江三角洲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持续上扬。
为测量长江三角洲FDI的贸易效应，我们利用1985-1999年的数据，分别计算了FDI、外商累计直接投资(FDIC)、上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FDIC-1)和出口(EX)、进口(IM)的相关系数（见表3）。同时考虑到时滞效应，以EX=α＋β(FDIC-1)和IM=α＋β(FDIC-1)+γFDI进行回归分析（见表4），统计检验表明结果是有效的。
表3FDI与进口、出口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FDIFDICFDIC-1
上海EX0.8640.9910.976
IM0.7770.9360.937
浙江EX0.9130.9850.965
IM0.8860.9680.951
江苏EX0.9480.9940.984
IM0.9680.9810.963
长江三角洲EX0.9440.9890.973
IM0.9130.9730.961
全国EX0.9420.9450.923
IM0.9700.9350.906
资源来源：同表1。
表4FDI与进口、出口的回归分析结果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从回归结果看，出口方面，外商累计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说明FDI对出口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长江三角洲各省(FDIC-1)的系数要明显高于全国，说明FDI在长江三角洲出口中的带动作用要高于全国，长江三角洲的FDI具有较强的外向性。这种现象有其必然性，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廉价、高质，外资可以利用这一条件巩固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香港、台湾省、日本及东南亚来长江三角洲投资的企业，在其资本输出地就是出口加工型的，这些企业因成本原因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后，必然仍以出口加工为主。
进口方面，FDI与进口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外商在投资初期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设备，回归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结果。而全国FDI的系数要明显高于长江三角洲各省，FDI在长江三角洲进口中的带动作用要显著低于全国，说明长江三角洲的投资配套能力较强。
在促进总量增加的同时，FDI还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改革开放之初，长江三角洲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迅速增加，且多为两头在外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引起了加工贸易进出动的大量增加，（注：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多年保持在50%以上，并且这一比重还有增加的趋势。）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进出口中的比重迅速提高。由于制成品占外资企业出口的比重大多数年份在90%以上，促使长江三角洲出口结构向以制成品为主的结构转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跨国公司和国际电子代工业的大规模进入，又使得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出口结构进一步向高新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产品方向转化。
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变化的总体特征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这一转变具有阶段性特征。在这一过程，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对国内投资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且大部分外资流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因此，作为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源之一的外国直接投资及其投向成为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增长及其结构调整；二是通过这种调整带动了三次产业间比例的变化，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三是推动了产业内部的结构优化，特别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
1.投资带动作用分析
FDI对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其部门结构变化实现的。以LNGDZCTZ=αLNFDI+β对长江三角洲固定资产投资(GDZCTZ)与FDI进行回归分析（见表5），结果表明FDI对本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具有强烈的带动作用。这说明外资在本地区产业结构变动中的作用能力，并不单纯地体现在外资本身规模对三次产业中投资规模的影响上，还通过拉动投资规模放大了这种影响。由于长江三角洲的外资大多流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使得本地区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而FDI的投资拉动作用，又使得更多的资金进入二、三产业，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部门结构进一步向二、三产业偏移。这种部门结构的变化，带动了三次产业间比例的变化。
表5固定资产投资与FDI的回归分析结果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2.产业结构转变效应分析
三次产业增加值的相对变化是反映产业结构转变的主要指标，FDI对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最终体现为不同行业实际利用外资对其增加值的贡献。为测量长江三角洲FDI的产业结构转变效应，我们以LNGDP(i)=αLNFDI(i)+β进行回归分析（i=1、2、3，分别表示一、二、三产业），结果如表6。
表6三次产业增加值与FDI的回归分析结果
附图
附图
资料来源：同表1。
t检验值分析表明，FDI对长江三角洲各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基本没有解释能力，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影响的重要性要高于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影响。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情况相吻合，第二产业一直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外资进入的重要领域，特别是江苏的外资有近90%流入第二产业。α值分析显示，FDI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贡献高于第二产业，并远高于第一产业，说明FDI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转变中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以高于全国的速度迅速下降，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可见，长江三角洲地区能够在短短20余年间由工业化初期迅速步入工业化中后期，FDI是其中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3.结构优化效应分析
FDI不仅仅是一个资金问题，而是一种“一揽子”生产要素整体推进的经营活动，包括资金、技术、研究开发能力、组织管理技能、人力资源开发和世界贸易网络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FDI对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三次产业的变动上，最重要的影响是体现在通过调整社会资源配置使之达到优化组合，以及通过带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
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FDI促进了本地区出口导向工业的发展，这可从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出口额的增长，与出口贸易增长的相关性得到证明。二是FDI改造了本地区传统的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如化工、饮料、化妆品、洗涤剂、啤酒、轮胎等。长江三角洲的这类行业原已有较庞大生产规模，但技术落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大量进入，通过传统技术与成熟技术的转移，对这些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产品结构的优化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目前这类行业与国外已无明显差距。三是FDI促进了本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使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的比重明显提高，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位次后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大量进入长江三角洲，投资大多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使长江三角洲一些重要产业短短10多年跨越了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传统过程，汽车、邮电通信、家用电器、计算机、电子、芯片等行业，都是如此。四是FDI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一条捷径，由于长江三角洲具有工业基础较好、产业门类齐全等优势，外商投资企业通过一批配套生产企业，通过中间投入品的本地化，带动了本地区中上游产业的发展，并将其带入国际市场，使本地区能够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从而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一条捷径。
三、产业集聚效应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早就发现，集中在一起的厂商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这种存在于行业内部而非个别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效应被称作外部性。一般来说，产业集聚能够促进专业化供应商队伍的形成，能创造一个完善的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区域内的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厂商的地理集中分布有助于创造性的构想以及技术秘密在个人之间非正式的交流，即产生知识外溢，从而推动创新；产业集聚是新企业诞生的催化剂，在产业集聚的地方，集中的顾客群降低了设立新企业的投资风险，投资者容易发现市场机会，创业者更容易发现产品或服务的缺口，再加上产业集聚区域的进入障碍低于其他地区，所需要的设备、技术、投入品以及员工都能在区域内解决，因而开办新的企业要比在其他地区容易得多；产业集聚加剧了竞争，同居一地，同行业相互比较，有了业绩评价的标尺，这为企业带来了竞争的压力，绩效好的企业能够从中获得成功的荣誉，而绩效差的或者平庸的企业会因此感受到压力。不断的比较产生了不断的激励。产业集聚增强了竞争，竞争也提升了产业集聚区的竞争能力，使得区内的企业比起那些散落在各个地方的企业，具有了更强的竞争优势，更容易进入这一行业的前沿地带。
在没有外资进入时，一个落后地区要形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是十分困难，特别是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改革开放前的长江三角洲就是如此，产业结构“小而全、小而散、小而弱”的特征十分明显。20年来外资的大规模持续进入对长江三角洲的产业集聚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使得全球的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本地区集聚，新的生产力布局正逐步形成，区域竞争力不断提高。分析长江三角洲FDI诱发的产业集聚，我们发现：
(1)长江三角洲FDI诱发的产业集聚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主要是汽车、汽车零部件、化工、电子、仪器仪表等行业，并使长江三角洲正逐步成为全球装备工业加工制造中心。
(2)在长江三角洲内部，FDI诱发的产业集聚主要集中在上海周边。以苏州为例，苏州是全国利用外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也是利用台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从1992年开始，苏州每年仅台资的引进合同金额都在10亿美元左右，而且台商投资产业也多集中于电子信息业，投资的产业关联度高，形成了围绕龙头企业配套协作的企业群，如以明基电脑、全友电脑和华宇电脑为核心的IT产业群。目前苏州地区已建立起鼠标、彩显、液晶显示器、超微半导体等多个大规模生产基地，绝大多数产品与国际先进技术保持同步发展，许多产品已在国内、国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
(3)长江三角洲FDI诱发的产业集聚使得高科技群落正在本地区逐步形成。目前长江三角洲已经成为我国电子通信、生物医药、新材料等诸多高新技术产业重要基地，以微电子、光纤通信、生物工程、海洋工程、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居全国领先位置。
(4)长江三角洲FDI诱发的产业集聚并没有形成产业“飞地”。由于工业配套能力较强，能够解决中间投入品本地化的问题，FDI对本地区中上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
(5)在FDI诱发的IT代工业产业集聚中，对先行公司的跟随造成公司的“群集”的特征十分明显。台湾IT代工业认为长江三角洲生产线操作工人工资水平仅为台湾地区1/20，企业向这里转移能够获得成本优势，不转移的企业将面临生存危机。此外，地理位置上的就近性也是外商迁移产能至此的重要因素。逐渐向内销转型的外商希望能据江南而内控腹地，将长江三角洲的产品以最短的距离运到各省，达到就近销售市场的目的。现在，沿沪宁高速公路的经济带上，产业链的凝聚效应正在吸引IT厂商候鸟似地到江苏“扎堆”。电脑主板、笔记本电脑、显示器、键盘、鼠标、UPS电源、通信、硬盘、扫描仪、微处理器等诸多产品的制造已蔚成气候。
四、结论与建议
实证分析与经济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在弥补长江三角洲资本不足，推动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产业积聚，增加就业，促进技术进步，加快贸易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等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表明在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进程中，资本仍是最稀缺的要素，要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必须积极利用外资以加速资本形成。
按照钱纳里等人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长江三角洲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阶段；按照邓宁“投资周期论”的标准，处于第二等级（人均GNP400-1500美元）向第三等级（人均GNP2000-4750美元）过渡的阶段。按照国际经验，在这样的发展阶段，除了要继续保持利用外资规模，以解决资本不足和就业问题外，还需要考虑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加入WT0后，长江三角洲利用外资在高端受到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在低端受到中西部地区的挤压。要保持利用外资优势，未来外资政策的战略定位应侧重于：一是立足地区产业特色，实施与产业政策相协调的外资政策，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争取由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主要从事资本密集型产品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的转化。二是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分工调整，争取在某些领域从垂直分工序列上升到水平分工序列，继续保持动态比较优势。
［收稿日期］2002-04-18
【参考文献】
[1]Macdouall.G.D.A,1960,ReturnandCostofForeignPrivateInvestment，Economic,V01.36.
[2]李岚清主编：《中国利用外资基础知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5年版。
[3]钱纳里等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刘恩专：《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98中国国际贸易年会论文，1998。
[6]何洁、许罗丹：《我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益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文汇》1999年第2期。
[7]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益的进一步精确量化》，载《世界经济》2000年第12期。
[8]周谋、庄辉：《跨国公司在无锡新区投资的现状与展望》，载《无锡经济参考》200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