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主要方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防教育；学科；研究方法；构建

正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说：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探讨和建立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方法体系，是建立国防教育学不可回避的课题。国防教育学作为一个呼之欲出的新兴学科，是关于国防教育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国防教育活动规律的总体反映。国防教育学像其他学科一样，不但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亦像其他学科一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体系。而且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方法体系，是国防教育学是否能够成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条件。所谓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是指探索、发现、揭示国防教育科学规律性知识以解决国防教育问题，并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构建国防教育学科学理论体系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的总和。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是学科研究方法，而非国防教育问题和现象的研究方法，它作为研究国防教育学学科知识体系和国防教育活动特点、规律的认识工具，是一个包括方法论、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的多层次的方法体系，首先科学认识和解决方法论和一般方法问题，才能为国防教育学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和专门的研究方法。

一、关于国防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国防教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即方法论，是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中最高层次和基础性的方法体系。“一般来讲，科学研究方法有三个层次：一是方法论，如哲学思想、理论假定、研究原则和分析逻辑等；二是研究方法，如研究程序和操作方式；三是研究技术，如具体方法、工具和手段。”国防教育学既有自己广阔无垠的知识海洋，也承载着指导一个国家全民国防教育的政治责任和战略使命，因而研究国防教育学必须掌握科学的方法论，为国防教育学研究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国防教育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哲学方法是人们认识事物共同规律和一般特性的方法，是各种科学研究中最高级、最抽象、最普遍的方法，为人们的一切科学研究提供认识框架与思维路线。因而，哲学方法是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括和总结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实现了唯物主義和辩证法的结合，实现了一般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为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们研究一切科学理论带来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也为我们正确认识国防教育活动和现象及其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我国国防教育科学研究根本的方法论。因而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国防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体系基础之上。中国特色国防教育学学科的中国特色，首先就表现在其研究的方法论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作为其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但建立中国特色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和确立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必须正确处理好国防教育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关系，二者之间不能等同，也不能相互取代。其中，国防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是具体的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中的共同性的升华，依照一定的原则、观点和原理对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进行指导，并且是对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进行科学抽象而形成的系统化、条理化的科学知识体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为国防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国防教育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指导，才能使丰富复杂的国防教育现象和活动规律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国防教育研究工作者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才能真正掌握国防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进而科学地揭示国防教育现象和国防教育过程的内在规律。国防教育学研究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为指导就会误入歧途，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公式化地照搬照套，国防教育学研究也会误入歧途。

因此，国防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的抽象与构建，一方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为指导，同时吸取逻辑学、社会科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的方法论指导，并从系统方法、控制方法、模型方法、信息方法等科学方法论中汲取有益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另一方面，又必须从当代普遍使用的具体科学方法，尤其是丰富、具体的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中进行抽象和升华，才能形成科学的国防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为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形成和确立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二）现代哲学方法群是国防教育学方法论的重要理论借鉴

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现代哲学方法群也是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理论借鉴。“哲学思维方法是一切科学最普遍、最高度概括的认识方法，它适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当代无限多样性和生动的社会实践、科学实践，提炼和升华出了系统哲学、复杂性哲学、混沌哲学等新的哲学理论，这些哲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也揭示了世界的普遍规律，具有普遍方法论的意义，因而中国特色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方法论的建立，必须从当代哲学方法群中借鉴有益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例如系统哲学方法，包括“旧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它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是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综合发展的结果。它所提供的如整体系统原理、有序性原理、动态原理、反馈原理等，是将哲学方法在各种科学研究之中的具体化，对各种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而其与矛盾辩证法相结合，又把两极辩证法即矛盾辩证法发展为多极辩证法即系统辩证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方法论，因而也是指导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思维方法。再比如20世纪下半叶发源并兴起于西方各国的复杂性科学群所产生的复杂性哲学，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有一个统一的规律，即非线性相互作用，因而建立了以简单性和复杂性相统一、有限性和无限性相统一、因果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确定性和随机性相统一、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统一为特征的非线性思维方式，不但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也要求人们用总体性思考、综合的方法、整体的观念来理解宇宙万物。作为非线性科学重要支柱的混沌理论也引起了哲学的革命。混沌哲学认为混沌是各种因素（包括内部和外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模糊的复合体，混沌是一种无法预料结局的无序状态，是一种不规则的运动，但混沌无序的背后又有着某种秩序，因而混沌又是一种高级有序的活动。混沌哲学是思维科学的又一次革命，要求人们一方面要从整体、综合、全面、立体的角度去把握事物和运动的全貌和总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又要求人们把事物看成是一个由无数的“点”组成的动态的立体的“球”，不仅要立体地看问题，还要动态地看问题。不难看出，产生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这些哲学方法群，既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哲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指导下，充分吸收和借鉴这些新兴哲学方法，才能突破单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这一制约国防教育学方法论科学化的瓶颈制约，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并进而以科学的思维方式指导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论建立的根本指导思想

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建立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根本指导思想，这是由国防教育实践的根本要求和国防教育学学科的性质决定的。

首先，中国的国防教育实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因此，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本身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不动摇。而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各个领域中的特点与规律，包括中国特色国防教育的特点与规律。中国特色国防教育实践如果不遵循这些规律，就难以把国防教育实践真正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难以有效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要进一步把中国特色国防教育实践的特点规律方面的认识上升为国防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并以国防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来指导未来国防教育实践特点和规律的探索，无疑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才能使中国特色国防教育学理论体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要求，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中国特色国防教育学，是教育科学与军事科学相融合的交叉学科，国防教育学研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更加具体的要求就是要坚持以党的教育理论和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为根本指导思想。因为党的教育理论和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篇”和“军事篇”，如果脱离了党的教育理论和军事指导理论的指导，不遵循教育的基本经验与基本规律，不遵循军事科学理论揭示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国防教育学研究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其方法论就难以指导国防教育工作者透过国防教育现象和活动看到国防教育的本质，难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客观而准确地研究和把握国防教育的发展变化并揭示其规律。

总之，中国特色的国防教育实践，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根本指导思想，这是由国防教育实践的根本要求决定的。而作为这一实践规律科学总结和升华的国防教育学，其研究的方法论的构建，也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根本指导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学说、新时期党的教育理论和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科学观点、立场和方法贯彻到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方法论之中，这是由国防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综上所述，正处于创生期的国防教育学学科，其学科研究的方法论虽然还未完全形成，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基础，必须借鉴当代哲学群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指导思想，才可能使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方法论真正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逐步提炼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论。

二、关于国防教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

与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国防教育学也有自己独特的一般研究方法。国防教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是按照某种途径，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国防教育研究和构建国防教育学学科理论的方式，是以国防教育现象和实践过程为对象，以科学方法为手段，遵循一定的研究程序，以获得国防教育科学规律性知识为目标的一整套系统研究过程。国防教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在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方法体系中居于中间层次，既受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又对国防教育学研究过程中运用的各种具体方法有指导作用。

由于国防教育学研究区别于教育学、军事学等学科研究而具有自身的特点，如：针对性、实践性较强；研究周期较长；带有极强的综合性和整体性；有国防教育实践工作者、国防教育科研工作者和全民的参与，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等等。因而，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一般方法体系的建构，除了必须建立在当代科学研究一般方法基础之上，还应着重把握以下问题。

（一）国防教育学研究必须运用教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

国防教育学主要是教育学与军事科学交叉融合的学科，学科归属于教育学学科门类，因而国防教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首先必须科学运用教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以教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为基本的研究手段。

我国对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存在不同的認识。如有的学者认为：“任何一类研究都需要综合运用思维工具、技术工具和符号工具，都要有一套从发现问题到检验结论正确性所具备的顺序规范，以保证认识、研究活动的有效展开。这些工具、程序、规范的特定结构性组合，可称为‘研究范式’。”教育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它细分起来，可分为两层：一层是以系统科学为代表的横断科学所采用的系统方法；另一层是以对象性质、所属类别做区别的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与科学学方法等。”根据教育科学研究的范式，可以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分为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两种类型。量的研究即定量研究，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数字统计方法等。质的研究即定性研究，研究的思路主要是一种归纳的方法；而根据对条件控制的严密程度，则可以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分为理性研究法和自然研究法两大类型。理性研究法以实验法最为典型，它的主要特点是要求严格控制研究过程的各种条件，分解研究对象，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对研究对象做出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得出客观、准确、反映必然性的结论。自然研究法则强调在自然条件下，在环境与人的相互作用中，从整体上把握对象。

有的教育学研究著作对教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例如：从科学原理上可以分为理性思维方法、具体与抽象、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思辨的方法，逻辑方法、观察方法、调查方法、实验方法等实证方法；按方法使用的主要手段可以分为思辨的方法、实证方法，以及数学的方法（如统计测量的方法、模糊数学方法、模型化方法、计算机处理研究数据的方法等）、符号方法（如课题与假说的表述，研究结果、论文的撰写，列表法与图示法）；按方法的内涵可以分为抽样的方法、测量的方法、问卷调查方法、观察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方法、实验法与追因法、经验总结法、历史法、比较法、列表与图示法、内容分析法、评价分析法，等等。综上所述，教育学的上述一般研究方法，既规定了教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也为教育学的具体研究方法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与方法，适用于教育学领域中各种问题研究和各个分支学科研究。国防教育学归属于教育学门类，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必须借鉴和受教育学一般研究方法的指导，而其一般研究方法的构建，也必须以教育学一般研究方法为基础和指导。国防教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国防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借鉴与运用教育学一般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和当代其他哲学方法论指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根本指导思想，通过对国防教育历史经验的总结，通过对中外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国防教育的比较研究，通过文献分析，通过运用各种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以及实证法和实验法的运用，把国防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上升到学科知识体系，建立起国防教育学理论体系和研究的方法体系，从而指导国防教育研究者对国防教育现象和实践过程的研究。

（二）国防教育学研究必须借鉴军事学研究的一般方法

国防教育学与军事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国防教育实践，实质上是利用教育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把军事科学理论与军事技能传授给受教育者，从而提高全民国防素质和国防能力的教育实践。因而作为总结这一实践过程规律和知识体系的国防教育学，其研究的一般方法，也必须借鉴和运用军事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

军事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因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诸如归纳与演绎法、分析与综合法、具体与抽象法、历史与逻辑法、预测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统计分析法、数学模拟法、调查研究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法、因果分析法等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在军事科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同时，军事科学又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因而军事科学还有自身独特的一般研究方法，如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古今中外法、战例分析法、实兵检验法、军事模拟法、虚拟实践法等等。

这些军事科学研究常用的一般方法，既科学运用了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也结合军事科学的特点而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一般研究方法。国防教育学作为与军事科学众多学科相交叉与融合的学科，必须借鉴和综合运用军事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才能形成自己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体系。国防教育学研究，从目的与功能上来看，就是要科学运用军事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把握军事科学与军事实践的发展趋势与规律，把握军事科学在国防教育中的特点与规律，进而把军事科学理论与军事技能以特定的目的、方式与方法传授给受教育者，从而提高全民的国防意识、国防能力，服务于国防建设和保卫国防的实践需要。

（三）国防教育学研究必须融合教育学和军事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而形成独特的一般方法体系

综上所述，国防教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既要运用和借鉴社会科学、教育学及军事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但也不能机械地照搬和套用，必须有自身独特的一般方法体系。因为任何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不但要满足有一定的科学理论作为基础、有特殊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有较庞大的研究群体、理论成果对于实践要有用等等基本条件与前提外，还必须有自身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这一方法体系，是学科研究的工具和手段。国防教育学亦是如此。

目前军队院校及普通高校已经出版了多部国防教育学著作，但国防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远未构建起来，甚至国防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体系也未构建起来。从建国后数十年国防教育实践来看，我国国防教育学相关理论的研究，从方法运用的角度而言，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论，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和教育理论为根本指导思想，综合运用社会科学、教育学及军事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和特殊方法来开展国防教育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防教育学一般研究方法体系的建构与运用，主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和党的创新理论与教育理论为前提，综合运用教育学与军事学一般研究方法，在解决国防教育具体问题中不断实现方法的融合与创新。这方面的实践，需要以《国防教育学方法论》理论论著的形式来进行提炼、概括与综合，从而建立起国防教育学学科方法体系。

另外，国防教育学一般研究方法，也需要在研究工作者具体研究国防教育学及国防教育理论问题中，融合并創新教育学与军事学一般研究方法。因为国防教育及国防教育学的研究内容丰富多彩，实践性强、针对性强、系统性强、变动性大、发展迅速，对于各种问题的研究，需要研究者综合运用当代教育学和军事学研究的最新方法，并借鉴其他学科领域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找到自己所研究问题的最适当的方法与路径。因而对于同样的问题，不同的研究者所运用的一般方法是不同的，对于同样的问题，不同时期的研究方法也可能是不同的。但大量的研究实践经验与研究方法经过不断的积累、抽象与积淀，就会抽象和上升为国防教育学的一般研究方法，这些一般方法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构成我国国防教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和一般方法体系。

在运用与融合多学科一般研究方法创新国防教育学一般研究方法时，还应当适当注意方法的分类与发展趋势问题。一般而言，我国国防教育学研究一般方法体系建构应当包括两大类型--国防教育研究方法和国防教育学学科体系研究方法。一是应当以方法的适用范围，或根据国防教育研究对象的层次与结构，把国防教育研究的一般方法分为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研究方法，特殊类型高等学校国防教育研究方法，城市、农村及其他类型国防教育研究方法，等等；二是应当以国防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分支为基点，建立诸如国防教育心理学、国防教育战略学、国防教育历史学、国防教育文化学、国防教育方法学、国防教育比较学、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等分支学科的各自的一般研究方法，既科学指导国防教育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也为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建立奠定基础。同时，也应当专门研究和建立国防教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为国防教育学各个分支学科研究及方法体系的建立提供方法工具和理论指导。只有这两种类型方法的不断完善，才能建立起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的一般方法体系。科学把握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也是建构国防教育学一般研究方法体系必须重视的问题。就科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共性趋势而言，主要有研究方法范式的不断选择与转型越来越快、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与融合越来越强、新兴科学研究方法不断出现等趋势，因此，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构建必须注意这些发展趋势，不断吸收科学研究方法带来的观念的转变，不断重构我们的思维方式与方法，使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同步。就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本身的发展趋势而言，主要有分支学科会随着国防教育实践领域的拓展而不断增加，相应的分支学科都会有自身独特的一般研究方法；教育学和军事学研究方法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会带来国防教育学研究一般方法不断更新；国防教育学研究中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运用会越来越多，等等。因此，国防教育学一般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应当建立在上述发展趋势之上，做到综合反映各个学科分支的一般研究方法，充分借鉴和融合教育学、军事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最新方法，使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一般方法由传统的经验归纳与定性研究为主，转变到实证与定量研究同定性研究高度结合上来。

三、结论

毋庸置疑的是，作为正在创生阶段中的国防教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必定有自身独特的学科研究方法体系。这一体系由方法论、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组成。由于具体研究方法是方法论和一般方法在研究不同国防教育问题时的具体运用，因而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方法构建，主要是探讨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和一般方法。中国特色国防教育学学科建设及国防教育活动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因而我国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方法论的构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当代哲学方法群作为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为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国防教育学具有教育学和军事学双重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因此，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的一般方法，必须以教育学和军事学一般研究方法为借鉴和指导，综合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而形成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的独特一般研究方法體系；我国国防教育的目的是利用教育学与军事学的教育规律，有计划、有目的地系统传授军事科学知识、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提高全民的国防意识和国防行为能力，因而我国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的一般方法体系构建，又必须在国防教育实践过程中不断运用和总结新的方法，使新的方法不断融入国防教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体系之中。总之，中国特色国防教育学学科的建立，必须首先解决好国防教育学学科研究方法问题，而学科方法问题的深入探讨和逐步建立，又必然推动我国国防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并为国防教育实践提供科学的方法指导，为国防教育学研究和国防教育实践提供方法这一重要的实践工具。

参考文献： 

[1]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2001. 

[2]彭健伯：《开发创新能力的思维方法学》，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1. 

[3]周慧敏：《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方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杨新：《军事战略思维研究》，白山出版社，2009. 

[5]杨晓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叶澜：《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7]喻立森：《教育科学研究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8]李效东：《国际军事学概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 

科研主要方法范文第2篇

一、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定义

在各研究领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确定立场，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指导，同时为自己的研究进行辩护”[2]，因此，明确的方法论至关重要。何为方法论？王建梁[3]、叶澜教授[4]、李志才[5]、朱旭东[6]等学者都对方法论的定义进行了论述。尽管具体论述不同，但各学者对方法论内核的认识具有一致性，均体现出“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和学说”这一认识。

那么，何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朱旭东在论述方法论定义的基础上指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就是关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是对比较教育研究方式的探讨，即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原则或态度，指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研究者所持的观点与采取的途径”[7]。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认为它由三个维度组成：“一是体现比较教育学科本质特征之一的‘比较方法’；二是工具性的、所有学科都在使用的操作性、技术性方法，由定性、定量和政策分析等方法构成；三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它是通过多种形式体现的，即研究路径、范式、视角、研究单位、研究理论框架或概念框架、研究理论。”[8]

二、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主要类型

在方法论上，早期比较教育学者萨德勒、康德尔、汉斯等一致认为“学校外部的事情比学校内部的事情更重要”；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一致性随着贝雷迪、霍姆斯、诺亚和埃克斯坦等人的论争被完全打破。时至今日，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呈现出多种方法论并存、共同发挥作用的景象。

（一）实证主义方法论

实证主义在早期比较教育研究中已有所体现。朱利安1817年发表的《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提出“有必要为教育这门科学建立事实和观察的库藏……从中演绎出一定的原则和明确的规则，使教育成为近乎实证性的科学”[9]，试图通过实证方式把教育建成一门实证科学。此后，著名学者贝雷迪的“比较四步法”、诺亚和埃克斯坦的“比较教育研究的七步骤”及霍姆斯的“问题法”等均体现了比较教育的实证研究特征，致力于“把比较教育变为更加科学的事业”。他们把追求客观、证实的实证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的基础，推动比较教育实证主义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与发展。经过不断发展与修正，实证主义方法论形成了以下基本取向：“强调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使用一定检验手段对研究结果进行严谨验证，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偏见，注重研究方法的可操作性、研究成果的可重复性，并通过研究成果扩展知识，讲究知识生成的科学性和知识推广的普遍性。”[10]然而，实证主义方法论也存在缺陷，如其强调的量化研究方法无法灵活应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获得的数据也不一定具有较高信、效度等，使得实证主义方法论逐渐式微。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的实证主义研究主要是试图通过更严格的量化分析与统计处理建立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11]。

（二） 历史主义方法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形成于20世纪初，代表人物有康德尔、汉斯等人。康德尔和汉斯非常重视历史在教育中的作用，康德尔主张“比较教育研究要立足于历史，认为比较教育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是教育史从过去到现在的继续”[12]；汉斯也倡导使用历史方法开展比较教育研究，并设计了比较研究的基本步骤，即“从历史背景、民族性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制度的密切联系角度分别研究每一个国家的制度；收集不同国家现存教育制度的资料”[13]。经过不断实践与发展，历史主义方法论形成了以下基本取向：“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形成受该国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要把它放在一定背景中加以研究；强调教育中历史传统的持续性，强调从历史角度看待比较教育”[14]。20世纪上半叶，历史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对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多样化发展和历史主义方法论自身缺陷的不断暴露，历史主义方法论逐步式微。但是，它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仍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功能主义方法论

功能主义源于19世纪英国社会理论学家斯宾塞的有机论，在20世纪中叶得到显著发展，形成了功能主义理论[15]。50年代后期，在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影响下，功能主义成为美国教育社会学的正宗思想。在当时，美国的比较教育还没有从教育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这为功能主义思想与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创造了机会和条件。随后，帕森斯的学生安德森率先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运用功能主义思想与方法。安德森“从教育的多功能性、测量学校所做事情的难度、对学校与社会之间联系的解释以及学校对社会变革的潜在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阐释了功能主义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16]。同一时期，玛丽?让?鲍曼和福斯特等也把功能主义作为方法论指导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扩大了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范围。从70年代伊始，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逐渐衰微。但是，比较教育研究者从没停止对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反思与批判，也正是这些批判与责难，使得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影响再次得到扩展和深化。

（四）“区域研究”方法论

区域研究方法论崛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人文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中得到普遍运用。90年代初，日本学者马越彻倡导把区域研究方法论引进比较教育研究，开启了比较教育研究运用区域研究方法论的先河。面对新世纪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比较教育学界“再次重新探讨区域研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必要性、有效性及比较教育学如何运用区域研究方法论等问题”[17]。对此，《2009年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研究年度报告》倡议，在开展区域研究、发展比较研究时，“研究目的应以学习借鉴为主；研究重点应是各地对国家教育政策法规的创造性执行，以便其他区域学习借鉴其基本思路和一些具体举措；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政策建议，包括指向特定区域、为其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的建设性意见和为政府提供各区域间教育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报告，以便国家教育政策，以及各地区从对比中发现自己的问题，进而实施相应的调整与改进”[18]，为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更好地运用“区域研究”方法论，为比较教育研究和全球教育发展服务明确了方向。

三、关于“比较”的讨论

正确认识和理解比较教育学中的“比较”关系到比较教育如何挣脱方法论误区。何茜根据“比较”在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把其分成四个层次：“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思维方式、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作为方法论层面的比较视野和作为学科规范层面的比较范式。”[19]

（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从思维品质层次来说，比较教育学科中的“比较”是人类的思维方式之一，“这种思维方式为人类独有，具有普适性，适用于所有人类构建的学科研究”[20]；“是对所比对象进行分析的思维过程，它甚至将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融入其中，从思维层面成为比较教育学的基本属性”[21]。关于“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贝雷迪曾提出比较“是观察、分析、整理等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智力劳动”[22]。可以说，在人类思维活动中，比较无不存在，并时刻活跃着。比较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

（二）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

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比较”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普适性，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并不为比较教育学科独有。其内涵大致如下：首先，在科学研究中，比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认识活动。其次，科学的比较思维要求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同时，科学的比较要求从现象的比较走向本质的比较[23]。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的“比较”是对作为思维方式的“比较”的升华，它遵从具体而明确的研究计划和步骤，具有严谨的科学规范和特定的操作程序。

（三）作为方法论层面的比较视野

比较教育学的比较视野“是比较教育学区别于教育其他学科的一个根本性特征，甚至可以说是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本体特征”[24]，从该层面理解“比较”能更好地论证比较教育学的存在基础和学科性质。在谈到“比较”在不同学科中的应用时，陈时见指出，“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比较主要作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思维方式，是研究主体基于跨文化整体视野考察研究对象形成比较的广度和深度，是一种比较视野”[25]。比较教育学教材通常用“比较法”定义比较教育学，认为“比较法是比较教育学科的方法论主体，是比较教育学科身份建构的关键因素”[26]。这一观点确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作为方法论的“比较”的确能体现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此外，从方法论意义上认识“比较”还使得“比较方法能够用于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共性’研究，致力于提出‘通则性’的理论论说。对于教育研究而言，比较研究和比较法的使用同时具有发展、检验和修正教育理论的功能，并对教育现象的‘共性’和‘通则’进行理论论说”[27]。

（四）作为学科规范层面的比较范式

对比较教育中“比较”的认知可上升到“比较范式”，能够促使比较教育学者树立更加坚定的学科信念，促进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稳定比较教育学科地位。要把对“比较”的认识上升到“比较范式”，要求“在对比较作用的清晰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强大的情感力量，即上升为信念”[28]。比较教育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应当具备坚定的比较教育学科信念，努力形成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研究取向，构建恰当的话语体系，把“比较”从技术层面的具体科学方法和人类思维方式上升到“比较范式”。同时，不局限于对特定研究对象的系统分析，而是把显性的“比较”与隐性的“比较”结合起来，把有意识“比较”和无意识“比较”统一起来，让“比较”更好地为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服务，推动比较教育学科前行。

四、科际整合、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当代比较教育学界出现了关于科际整合、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等议题的探讨，进一步推动了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一）科际整合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17世纪思想家莱布尼茨“梦想用普通的科学语言和推理演算改造一切科学，打破不同语言造成的隔阂，进而实现科学的整合”[29]，开启了科际整合实践。科际整合是“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横断科学及综合科学发展到当今时代形成的方法论原则，并在各学科领域得到普遍运用，表现了共同的方法论倾向，展现了整体、系统思想方法的风采和魅力”[30]。在比较教育学科开展科际整合研究是解决比较教育方法论泛化、研究视域局限及学科危机等困境的有效方法，其实现主要是从方法论层面整体考量比较教育学科发展。袁利平分析了比较教育开展科际整合研究的学理依据与现实境遇，认为“从比较教育学科特征来看，跨学科性是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学理依据；从方法论角度说，科际整合研究为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从发生学角度看，比较教育和其他学科的联系是探讨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基础；从中外学术发展趋向看，科际整合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取向”。他还提出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三个环节，即“寻找焦点，凝聚视界”、“相互启迪，发掘共源”和“扩大领域，提升境界”，同时指出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和而不同”[31]。科际整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各学者在探讨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更替与发展的前提下，对其演进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具有纷繁的文化内涵，提出只有以文化为落脚点进行方法论反思才能正确认识其地位和价值。著名学者霍夫曼（D.M.Hoffman）曾提出：“比较教育与文化学的诸多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联系，比较教育研究中有许多难以应付的问题与概念都需要对之进行一些文化概念方面的相关考虑。”针对文化研究如何支持比较研究，霍夫曼认为：“文化方法应当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借助它建构比较教育的研究框架而非仅作为被研究的对象。凭借于此可获得许多新途径探寻比较教育领域中那些塑造人类行为的隐晦的、藏匿于表面之下的具有活力的问题与范畴的意义与价值所在。”[32]《2007年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研究年度报告》对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关系也做了总结，称“比较教育方法论与文化是天然结合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意志和创造欲望在实际世界中的体现，是一个民族人生观、世界观、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比较教育方法论的演进不只是操作性知识的革新与进步，更是代表某种文化的一套价值判断和意义体系”[33]。但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多元化与文化异质性之间存在矛盾，“文化异质性导致比较教育方法论多元化，比较教育方法论多元化在促进比较教育理论发展的同时引发了比较教育学科认同危机”[34]。针对这一问题，项贤明提出比较教育研究“和”的模式，王长纯提出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方向，为解决由文化异质性带来的比较教育方法论多元化与比较教育学科同一性矛盾提供了新视野。

科研主要方法范文第3篇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作为一门个别学科，既有与其他科学知识体系相同之点，又有自身质的规定性。

就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来说，“一般都由经验要素、理论要素和结构要素构成”[②]，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知识体系也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作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经验要素，主要是文学工作者通过审美体验而得到的关于一切文学现象的经验材料，它构成本学科的基石。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要素则产生于对经验材料的抽象，它表现为本学科的特定概念和范畴，构成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则是作为方法论的原则从文艺学知识整体性中升华出来的，用以揭示文艺学的内容、属性和规律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就是方法论。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与理论要素和经验要素不同，它不是明显存在，而是蕴含在其他要素之中。从形式上看，它不是形，不实在，似乎无法抽象出来，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其实在考察了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之后，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文艺学流派林立，学说繁杂，分支众多。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各流派方法论的不同。柏拉图以“直观的甚至神秘的哲学思辨方法”开创了哲学美学(其中也包括文艺学)。亚里士多德以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演绎法建立了自己的美学体系，影响了西欧文坛两千多年。19世纪泰纳以社会学方法建立了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19世纪末叶德国美学家费希纳运用心理学实验方法创立了实验美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西方出现的精神分析、语义分析美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无不与它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逻辑起点有关。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方法论的确立，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派的崛起”。[③]

为什么方法论能够成为流派的标志？这是因为结构要素是一定文艺学流派的叙述原则，是文艺学内容各子系统和要素之间联系的方式。当代科学表明，系统是要素与要素之间关系的集合，确定一个系统的质由要素和要素连接的方式——结构所决定。因此结构要素就能确定流派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虽不具形，只要有客观性，有独立的价值，我们就能够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将它抽象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与文艺学的其他门类，如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列。因此，文艺学的结构要素——方法完全能够成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对象。

二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包括本学科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学科根据，各层次研究方法的特征、功能、价值以及它们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三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世界观，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提供原则、出发点和理论基础，集中表现在本体论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④]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各文艺学流派所采用的方法，无不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出自实证主义；风靡一时的接受美学，其思想渊源是现代阐释学，其理论动力导源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18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归纳法，与旧唯物主义机械论有关；现象描述法是18世纪经验主义哲学的产物；精神分析法导源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直接与非理性哲学相联系，如此等等，都说明了方法论与哲学世界观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在探寻方法的时候，切记一切研究方法手段、认识工具都是从“研究文学本体的成功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那种拘泥于封闭的先验框架里作抽象思辨而产生的方法”，是没有活力的。

我们说哲学的世界观指导和制约研究方法，并不等于代替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文艺学这门科学的方法论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地方，不仅在于它把初始的哲学原则具体化了，而且[⑤]在于它包括了特殊的方法”。[⑥]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个别学科，有适应自己对象特点的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有从其他学科移植过来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代替不了的。

四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分类

文艺学方法论是“诸种研究方法的手段的学说化的理论”，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系统。面对如此众多的研究方法，如何确定它们的层次地位，这涉及到分类标准问题。到目前为止，分类标准不一，有的则从历史角度，有的从功能价值角度，有的从适应的普遍性范围及程度的角度。从功能价值与适应范围及程度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4个层次：

（一）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处于方法论系统的最高层次，它适应一切科学，“表现为一种思维定势和原则，对文艺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有规定作用”。[⑦]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⑧]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方法都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比如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之于实证主义哲学；接受美学之于现代阐释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历史归纳之于机械唯物主义；现象描述法之于18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精神分析方法之于非理性哲学等等，都被某种哲学所设定，都与其相应的哲学遥相呼应。但是方法论有其相对独立性，并不与哲学等同划一。哲学对方法论的作用只表现为一种指导和制约的作用，绝不能取而代之，它必须通过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加以具体化，才能够与各研究方法同文共轨、同条共贯、行之有效。钱学森同志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方法、各门学科的具体方法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各门学科，但这种指导既不是取而代之，又不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通过一般研究方法这个中介起作用。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去指导、联系自然科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联系社会科学；通过数学哲学指导联系数学科学；通过系统论方法去指导联系系统科学；通过认识论去指导联系思维科学；通过人天观去指导联系人体科学；通过军事哲学去指导联系军事科学；通过美学去指导联系文艺理论；通过社会论去指导和联系行为科学。一般研究方法“可以使低层次的具体科学方法论得到拓展、深化和提高，进一步密切相互之间更广阔、更多方面的联系，又有可能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充实、丰富和发展”[⑨]。同时保证了哲学方法论指导作用的正确实施。

总之，各种研究方法离不开特定的哲学原则的指导与制约，又不能为它所代替。正确的哲学原则确保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合理性，先进的科学方法又可以深化、丰富一定的哲学。我们切不可将哲学方法与其他方法对立起来。其实，任何“对立”的做法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二)一般研究方法

一般研究方法是能为多种学科所采用，处于中介环节的研究方法。它处于方法论系统的第二层次，主要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逻辑思维方法。

(三)特殊研究方法

特殊研究方法亦称具体方法。它是某一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某一学科从某种角度的研究方法。特殊方法取决于该门学科对象的特殊性，表现为“对文学的切入视角，一般都成为特定的文学流派”[⑩]。特殊研究方法包括：运用于美学的美学方法；由文学心理学派生的文艺心理学方法；由文学信息属性衍生出来的符号学方法、语义学方法；由文艺价值分化出来的艺术价值方法；由读者所决定的接受美学方法等等。

(四)具体的研究手段

具体的研究手段严格说不属于方法，而是组织加工材料的科学方式、技术措施，是属于方法论的工艺部分，或者是科学本身的研究手段。具体的研究手段能为不同方法论的流派共同运用。比如定量和定性、观察和实验、调查、统计、模式化、比较法等等。

上述划分是就整个方法论的结构体系而言。文艺学的方法论体系的划分在参照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又有其独特性。

文艺学研究方法与文艺研究的对象有紧密的关系，特定的研究对象要求特定的研究方法。从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看，流派林立、方法纷呈，似乎无迹可迹，但用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的“作品、艺术家、宇宙、读者”四要素论来衡量，发现各种方法的产生都与研究对象的转移有关。而对象的转移，无论是按照下列哪种模式，如艾布拉姆斯的模式，刘若愚的模式，或叶维廉的图式(图缺)，都无法超出“作品、作家、读者和宇宙”四个重心。所以以作家为重心的研究，就诞生诸如传记研究方法、各种文艺心理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荣格的原型研究方法等)；以作品为本体的研究，就产生了诸如符号学方法、形式主义方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叙述学方法、现象学方法等等；以读者为研究重心相应出现了文艺现象学方法、文艺阐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等等；以宇宙和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形成了社会历史方法、社会学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解构主义文化美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等。

文艺研究方法本身多姿多彩、丰富多样，像天上的星河灿烂，但又都遵循宇宙原动力，星罗棋布，各在其位，各行其职。文艺学研究方法随文学艺术大系统中子系统的不断被发现、被认识，必将呈现出一幅立体多样、变化无穷的动态发展景观。

[①]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②]李武：《社会学的方法论与社会学的发展》，《新华文摘》，1985年第3期

[③]陆海林：《方法论放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7卷，第4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④][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⑤][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⑥][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⑦]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⑧]《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科研主要方法范文第4篇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作为一门个别学科，既有与其他科学知识体系相同之点，又有自身质的规定性。

就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来说，“一般都由经验要素、理论要素和结构要素构成”[②]，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知识体系也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作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经验要素，主要是文学工作者通过审美体验而得到的关于一切文学现象的经验材料，它构成本学科的基石。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要素则产生于对经验材料的抽象，它表现为本学科的特定概念和范畴，构成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则是作为方法论的原则从文艺学知识整体性中升华出来的，用以揭示文艺学的内容、属性和规律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就是方法论。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与理论要素和经验要素不同，它不是明显存在，而是蕴含在其他要素之中。从形式上看，它不是形，不实在，似乎无法抽象出来，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其实在考察了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之后，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文艺学流派林立，学说繁杂，分支众多。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各流派方法论的不同。柏拉图以“直观的甚至神秘的哲学思辨方法”开创了哲学美学(其中也包括文艺学)。亚里士多德以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演绎法建立了自己的美学体系，影响了西欧文坛两千多年。19世纪泰纳以社会学方法建立了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19世纪末叶德国美学家费希纳运用心理学实验方法创立了实验美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西方出现的精神分析、语义分析美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无不与它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逻辑起点有关。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方法论的确立，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派的崛起”。[③]

为什么方法论能够成为流派的标志？这是因为结构要素是一定文艺学流派的叙述原则，是文艺学内容各子系统和要素之间联系的方式。当代科学表明，系统是要素与要素之间关系的集合，确定一个系统的质由要素和要素连接的方式——结构所决定。因此结构要素就能确定流派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虽不具形，只要有客观性，有独立的价值，我们就能够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将它抽象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与文艺学的其他门类，如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列。因此，文艺学的结构要素——方法完全能够成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对象。

二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包括本学科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学科根据，各层次研究方法的特征、功能、价值以及它们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三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世界观，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提供原则、出发点和理论基础，集中表现在本体论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④]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各文艺学流派所采用的方法，无不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出自实证主义；风靡一时的接受美学，其思想渊源是现代阐释学，其理论动力导源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18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归纳法，与旧唯物主义机械论有关；现象描述法是18世纪经验主义哲学的产物；精神分析法导源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直接与非理性哲学相联系，如此等等，都说明了方法论与哲学世界观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在探寻方法的时候，切记一切研究方法手段、认识工具都是从“研究文学本体的成功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那种拘泥于封闭的先验框架里作抽象思辨而产生的方法”，是没有活力的。

我们说哲学的世界观指导和制约研究方法，并不等于代替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文艺学这门科学的方法论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地方，不仅在于它把初始的哲学原则具体化了，而且[⑤]在于它包括了特殊的方法”。[⑥]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个别学科，有适应自己对象特点的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有从其他学科移植过来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代替不了的。

四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分类

文艺学方法论是“诸种研究方法的手段的学说化的理论”，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系统。面对如此众多的研究方法，如何确定它们的层次地位，这涉及到分类标准问题。到目前为止，分类标准不一，有的则从历史角度，有的从功能价值角度，有的从适应的普遍性范围及程度的角度。从功能价值与适应范围及程度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4个层次：

（一）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处于方法论系统的最高层次，它适应一切科学，“表现为一种思维定势和原则，对文艺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有规定作用”。[⑦]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⑧]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方法都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比如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之于实证主义哲学；接受美学之于现代阐释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历史归纳之于机械唯物主义；现象描述法之于18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精神分析方法之于非理性哲学等等，都被某种哲学所设定，都与其相应的哲学遥相呼应。但是方法论有其相对独立性，并不与哲学等同划一。哲学对方法论的作用只表现为一种指导和制约的作用，绝不能取而代之，它必须通过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加以具体化，才能够与各研究方法同文共轨、同条共贯、行之有效。钱学森同志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方法、各门学科的具体方法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各门学科，但这种指导既不是取而代之，又不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通过一般研究方法这个中介起作用。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去指导、联系自然科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联系社会科学；通过数学哲学指导联系数学科学；通过系统论方法去指导联系系统科学；通过认识论去指导联系思维科学；通过人天观去指导联系人体科学；通过军事哲学去指导联系军事科学；通过美学去指导联系文艺理论；通过社会论去指导和联系行为科学。一般研究方法“可以使低层次的具体科学方法论得到拓展、深化和提高，进一步密切相互之间更广阔、更多方面的联系，又有可能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充实、丰富和发展”[⑨]。同时保证了哲学方法论指导作用的正确实施。

总之，各种研究方法离不开特定的哲学原则的指导与制约，又不能为它所代替。正确的哲学原则确保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合理性，先进的科学方法又可以深化、丰富一定的哲学。我们切不可将哲学方法与其他方法对立起来。其实，任何“对立”的做法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二)一般研究方法

一般研究方法是能为多种学科所采用，处于中介环节的研究方法。它处于方法论系统的第二层次，主要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逻辑思维方法。

(三)特殊研究方法

特殊研究方法亦称具体方法。它是某一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某一学科从某种角度的研究方法。特殊方法取决于该门学科对象的特殊性，表现为“对文学的切入视角，一般都成为特定的文学流派”[⑩]。特殊研究方法包括：运用于美学的美学方法；由文学心理学派生的文艺心理学方法；由文学信息属性衍生出来的符号学方法、语义学方法；由文艺价值分化出来的艺术价值方法；由读者所决定的接受美学方法等等。

(四)具体的研究手段

具体的研究手段严格说不属于方法，而是组织加工材料的科学方式、技术措施，是属于方法论的工艺部分，或者是科学本身的研究手段。具体的研究手段能为不同方法论的流派共同运用。比如定量和定性、观察和实验、调查、统计、模式化、比较法等等。

上述划分是就整个方法论的结构体系而言。文艺学的方法论体系的划分在参照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又有其独特性。

文艺学研究方法与文艺研究的对象有紧密的关系，特定的研究对象要求特定的研究方法。从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看，流派林立、方法纷呈，似乎无迹可迹，但用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的“作品、艺术家、宇宙、读者”四要素论来衡量，发现各种方法的产生都与研究对象的转移有关。而对象的转移，无论是按照下列哪种模式，如艾布拉姆斯的模式，刘若愚的模式，或叶维廉的图式(图缺)，都无法超出“作品、作家、读者和宇宙”四个重心。所以以作家为重心的研究，就诞生诸如传记研究方法、各种文艺心理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荣格的原型研究方法等)；以作品为本体的研究，就产生了诸如符号学方法、形式主义方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叙述学方法、现象学方法等等；以读者为研究重心相应出现了文艺现象学方法、文艺阐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等等；以宇宙和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形成了社会历史方法、社会学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解构主义文化美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等。

文艺研究方法本身多姿多彩、丰富多样，像天上的星河灿烂，但又都遵循宇宙原动力，星罗棋布，各在其位，各行其职。文艺学研究方法随文学艺术大系统中子系统的不断被发现、被认识，必将呈现出一幅立体多样、变化无穷的动态发展景观。

[①]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②]李武：《社会学的方法论与社会学的发展》，《新华文摘》，1985年第3期

[③]陆海林：《方法论放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7卷，第4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④][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⑤][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⑥][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⑦]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⑧]《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科研主要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科学基础方法论》 方法论 比较 书评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来，国内在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刘啸霆教授所指出的情况相似。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方法论热，主要是讨论科学认识方法论；当时的科学认识方法论著作，也不是从科学活动的实际出发，而是按哲学方法来划分。因为当时的科学观把科学认识论化，忽视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而认为科学只是一种知识；当时的哲学观（知识观）则往往把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混为一谈，认为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而哲学则是知识的总括，进而混淆了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界限；当时的方法论也仅限于思维方法，而不认为是实践方法或活动方法。进入90年代，哲学认识论让位于价值论，“真理与方法”向“真理”倾斜，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实际问题而从分析转向“面对实事本身”，那些本来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论，因与实际并无多大关系而遭废弃；同时，科学认识论也让位于科学价值论，学术支点开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论特点、富有方法论探索潜力的交叉学科纷纷兴起。[1]20世纪后期，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转向，崛起社会学也引发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却缺乏对新出现的各种方法的系统整理，新世纪就科学的人文社会性研究则强烈表现出整合的趋势，需要从新的层次和视角出发，重建新的、具有复杂性的科学方法论范式。“这是目前方法论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历史真实。”

《科学基础方法论》就是循着这样的学术惯性，在复旦大学陈其荣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报并获批准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基金项目”《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课题的基础上，由厦门大学曹志平教授主笔而成。

科学基础方法论，揭示的是隐藏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基本科学类型的活动中，共同表征人类科学最基本特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实现机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但又构成它们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学成其为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无疑属于科学基础方法论研究，既填补科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空白，在对比分析中，把握人类科学方法的基本特质，揭示人类科学认识的基础或者基本方法论，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提供方法论依据；又通过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促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实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出于这种建设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学的基础方法论，力图在把握人类科学的基本认识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论属性（即书中所说的基础方法论），阐述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说明包含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机制，而不是全面地展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性的一切方面。[2]

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是空谈，而是具有示范意义地，在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中，坚持了作者认为是“以往的研究表现出这样或那样不足的根源”的两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1）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属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范畴，面临选择论证的立足点的问题：要求超越各自的领域和方法论，既不应该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精密科学）方法论出发，像实证主义那样论证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摄；也不应该从传统的人文主义或“人文学科”方法论出发，像浪漫主义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排斥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渗透和运用。但实质上，要避免这两种倾向是非常困难的。作者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个（该书提出的）认识主导观念的‘非中心化’问题，研究者不应该从这种或那种主导观念出发，而是要面对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像科学的历史主义那样，强调对科学的历史分析与哲学的方法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2）方法论的矛盾要在认识论层次展开，上升到本体论层次才能得到解决；同样，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也不仅仅是方法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课题，它本质地需要一个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辩证统一的认识论平台。但过去的一些研究，实质上只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平台，在科学上，完全没有看到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对经典认识图景的革命性变革，没有看到现代生命科学的崛起和系统论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认识论的意义；在哲学上，没有看到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解释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发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类科学的最新发展及时代精神，吸收现代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脱离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就不能恰当地把握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脉络，不能正确地抽象人类科学的基础方法论，也不能正确地讨论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

参考文献

[1] 李醒民.科学方法丛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 艾志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A].刘大椿.“自然辩证法”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45.

[3] 孙小礼.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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