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的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信息研究；人文科学；意义

0.前言

“信息”一词，根据人文信息与人文文化的结构来看，就是“信”、“息”的结合体，“信息”就是“人言为信，自心为息，合二为一”，其所表达的涵义指出：人文信息凭借人类的文字与语言来加以表达与说明，人言应该注重诚信亦或者是可信，人类通过“信”来树立“言”。也可以说，凭借文字语言所表示出来的信息，具备诚信性与可信度。

1.人文科学概述

1.1人文科学的概念

人文科学指的就是以人的精神世界、内心活动，以及人精神世界的客观表达的文化传统与辩证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与内容的一门学科体系[1]。该门学科的学术研究主题为：人类的生存意义与生存价值，其不断分析的是一个意义和精神的世界。而社会学科主要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一门学科。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产生早于社会科学。

1.2人文科学研究的特点

人文科学研究是针对具备实际意义关系的事物。人文科学研究不仅要对普遍性与共同性加以研究，还必须对特殊性进行研究，其不仅难以排除，还必须对其意义、价值以及偶然性加以分析与研究。此外，人文科学研究的主客体间，与自然科学当中的人和物两者之间无法交流，仅仅是保持单向度关联一样，人和人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互动的。有史以来，人文科学和独立科学、理论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等之间，就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从“科学”层面上而言，它们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然而，这是无法将萌芽、发展且对科学概念的演变所做的贡献给掩盖掉。

人文科学具备双重功能与属性。双重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科学认识功能；双重属性，即价值性、科学性。从一个角度上而言，人文科学应该站在客观事实的角度，坚持科学的法则与原理，依据合理的程度与逻辑，采取正确的方法与途径，开展科学认识与实践活动，进而获得科学合理的结论，确保科学理论的品质，最终达到科学认识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上而言，人文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那么这就必须担负意识形态的作用。人文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就是指在遵守科学性的基础上，切实保持社会利益与价值观念。假使讲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界进行研究，对事物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那么只需对其共性、普遍性加以分析；而人文科学所研究内容为人类界、人类以及人类的表达与创造，其不仅要指出共性，同时还需要分析其价值性、特殊性以及偶然性等。由此可见，人文科学不但是价值科学、事实科学，同时还是价值与真理、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门科学。

2.信息研究对人文科学的意义

在人文科学教学与研究中引入高新信息与信息技术，且通过现代化的技术对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存储以及提取，进而构成一门学科，即信息人文科学或者是数字化人文科学。在一些发达国家当中，采取信息化手段对人文科学进行研究已经极为成熟，虽然现今我国的起步相对而言比较晚，但是其发展势头极为强劲，不可阻挡[2]。在人文科学中渗入信息科学的概念与思想，站在信息运动与信息联系层面上对各种人文事实、现象、系统等加以解释，从而进一步阐述了人文科学的规律与人文科学的原理，最终发展成现今的人文信息科学。似乎这种动向还没有真正展开，但是从当前的现状来看，依然是一个必然趋势。

阐述和发展人文意识与人文精神，关注人文关怀是人文科学的主要任务。而人类的信息意识就是人文精神的基础，物质意识就是物质精神的基础。为了能够在天地间实现物质地的生存，那么就应该对物质进行认识、占有以及享用，这种实践行为沉积在人类的脑海中，进而产生了物质意识。物质意识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占据重要地位。能量意识的出现，经过能量的转变，实现对物质运动的支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类占有物质、享用物质的思想意识与能力得到提升。然而，在对工业文明加以造就的过程中，又对物质的占有与享用极为看重，进而造成思想道德品质下降、人文精神衰弱。众所周知，物极必反，过度的工业文明引发了一些负面效应，能量与物质意识出现了膨胀，进而促使了信息意识的快速觉醒，并且支配地位由信息意识替代了物质意识，换句话讲就是信息生态文明替代了工业文明。

而信息意识，指的就是人自觉地对实际生活中信息运动与联系予以注意，并且利用信息观点对世界加以观察、对事物进行认识，注重信息的获得与享用。人类在出现物质意识的过程中，信息意识也逐渐开始启蒙，然而长时间的处在次要的位置上。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信息的使用范围与数量虽然有所增加，然而由于物质占有欲的极度膨胀，进而导致信息意识难以发展，受到抑制，进而导致信息意识处在潜意识形态[3]。对信息生态文明的构建，必须要求人类具有信息意识，且是充分自觉的，将信息意识放置在能量意识、物质意识之前，即在充分意识到物质能量运动受到信息运动的引导的基础之上，物质意识受信息意识的统领。

3.结束语

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类社会应该倡导信息财富与物质财富、人文关怀与物质关怀以及信息意识与物质意识的并重，这是未来信息生态文明替代工业机械化文明的一个真实体现。其中，对人文精神更高境界的追求，就是信息占有、享用高于物质，注重精神层面上的富裕，而物质上的富裕占据次要地位，强调高尚的道德品质，而位高权重处于次要地位，这是将来社会发展的一个要求与规范。然而将来是当前的延伸，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必须注重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和谐发展，高度关注信息意识的提升，强调对人文精神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促使和谐世界、和谐国家以及和谐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红霞.浅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本质差异[J].广东社会科学，2009，（6）：72- 77.

科研的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脑科学；大脑潜能：教育指导意义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13―0037―02

一　前言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脑科学已成为21世纪国际若干重大前沿研究领域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与欧洲分别提出各自的“脑的十年”计划以来，脑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新发现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并推动着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将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教学，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智慧，开发学生的大脑潜能，而且还能推动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观、教学观、评价观的转变。近年来，我国已将脑科学研究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并将脑科学与教育紧密结合，以促进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作为推动教育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科学依据，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比如：脑功能发展存在关键期、受环境影响及终身可塑性等，对我们反思传统教育，探索更加完善的教育方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及其教育指导意义

1　脑功能发展存在关键期

脑科学的研究表明，新生儿神经突触的密度低于成人，但在出生后的几个月中，婴儿突触的生长极快，到4岁时突触的密度在脑的所有部位达到顶峰，并超过成人水平的50％。到青春期左右，剪除过程使得突触在数量上减少，这种减少过程持续到成年期，达到成熟水平。在突触的这一变化期间，大脑处于高度可塑性状态，大量的神经突触有待联结和修剪以形成高效的神经网络，因此，这段期间也正是儿童接受外界刺激及形成某种能力的关键期。另外，不同的脑功能有不同的关键期(如视觉功能的发展是在3岁前，听觉功能的发展是在幼儿期)，且在关键期内的脑功能的形成有不可逆性和不可修复性。例如，具有先天性白内障的儿童在3～5岁时将白内障去除，无法恢复视觉，而成年人患有白内障通过手术可恢复视觉。

因此，教育者要抓住儿童各种大脑功能发展的关键期，适时及适当地给予刺激，以帮助他们充分开发大脑的潜能。以语言学习为例，母语学习的关键期在0～5岁。研究表明，1岁以内婴儿会辨认口语中的单词，并对母语的韵律产生敏感；6～9个月的婴儿能对语言输入的特征进行处理：9个月的婴儿能关注音位顺序；12个月左右的婴儿可说出最初的词汇；到2岁半时，儿童已会造句，且句子中的形容词、名词及名词短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等都能以与成人相类似的结构形式出现。因此，教师如能抓住儿童语言功能发展的关键期，适时地给予语音、词汇和语法刺激，可以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语言能力。同样，第二语言学习也具有一定的关键期，并且其语音、语法和词汇学习的关键期是不同的，因为词汇的学习基本不受年龄的限制，而语音、语法学习可能随着年龄增加而难度增大。因此，早期的第二语言学习，应将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重点放在语音和语法方面。

2　脑功能发展受环境影响

脑科学的研究表明，人脑发育并不是一个完全由遗传基因控制的预定性的过程，良好适宜的环境刺激和经验可以促进神经元突触的形成，有利于大脑功能的发育。换言之，儿童的发展是其先天生理基础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在复杂和群居环境中饲养的动物，其神经元的毛细血管、神经胶质以及突触的数量要显著多于在贫瘠环境中圈养的动物。例如，与生长在空荡荡的实验室里的老鼠相比，从小跟其他幼鼠生活在一起并在摆满各类玩具的环境中生长的幼鼠，青春期后更少犯错误、更能应付复杂的实验任务，并且它们视觉皮质中每个神经元的突触拥有量比实验室老鼠高出20％～25％。总之，复杂的环境、杂居的生活使老鼠变得更聪明。另有研究显示，过强、过量的刺激会使大鼠的海马的突触功能降低，神经环路的形成发生困难。由此可见，只有良好适宜的环境刺激，才有利于大脑建立有效的神经环路。事实上，许多研究也已经表明，在“优良刺激”丰富的环境中成长的正常儿童的神经突起及突触数量将会增多，而在“不良刺激”丰富或“单调刺激”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的神经突起及突触数量可能会被抑制。

因此，教育者应重视为儿童创设一个充满生机、丰富多彩的学习环境，让他们能够在“优良刺激”丰富的环境中成长，以促使他们的大脑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在儿童的早期教育中，应尽可能地让他们感受各种颜色、气味和声音刺激，多让他们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使他们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情况下，语言、视觉、听觉、运动及社会适应等各种能力都得到全面的发展。需要强调的是，为了防止给儿童过早、过量、过速或失衡的刺激所带来不良后果，教育者应注意合适的刺激时间、适度的刺激量、适宜的刺激速度以及各种刺激之间的平衡等。

3　脑功能具有终身可塑性

脑功能的可塑性是指在外界的刺激下，脑神经系统中某些神经的结构与功能会发生改变的可能性。脑科学的研究表明，大脑学习功能的重组是终身性的，一般不具备不可逆的和精确的时间表。换言之，脑的可塑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幼年、童年和青年期，而是持续终身的过程。例如，有研究证实，曾有一位老人因脑溢血左脑损伤严重，完全丧失了语言能力，半年后其语言能力逐渐得到恢复，用光导测定仪测定他的语言中枢转移到了右半球；一年后再次测定，发现左半球被破坏了的语言中枢又得以恢复，此外，Maguire等人的研究发现，伦敦出租车司机的海马区后部比对照组(非出租车司机)大，而对照组的海马区前部比实验组大，海马的体积与开车的年限具有相关性。这些研究都表明，成人脑的结构与组织也会因为学习经验而改变，具有可塑性。

长期以来，脑科学研究者一直认为，成年人的脑细胞不断凋亡，记忆和学习能力下降，脑的结构与功能缺乏可塑性。所以，一般而言，人进入成年后学习效率就会衰减，进入老年后就不大可能进行真正的学习。而大脑功能的终身可塑性意味着新知识的学习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在成人中开展智力训练也同样能使他们获得问题解决的能力。脑功能的终身可塑性，不仅要求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同时也为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另外，已有的研究也表明，特定的学习与经验影响大脑特定的区域。例如，空间学习主要改变海马区的结构，而运动技能的习得主要影响小脑的结构。因此，教育者可通过设计有针对性的教与学活动，对大脑特定的区域进行训练，从而改善大脑特定区域的功能。这种有针对性的训练，不仅有助于提高正常学习者的学习水平，而且对恢复学习障碍儿童的认知功能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4　脑具有多元智能结构

脑科学的研究发现，心智的结构是多元的，既不存在先天预成的智力，也不存在单一性的智力。而且，每一种智力或能力在大脑中都有相应的位置，如果大脑的某个部位严重损伤，就会有失去特定智力或能力的危险。美国心理学教授加德纳，经过长期研究大脑及大脑对教育的影响，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加德纳认为，人的大脑至少由八种智力构成，这八种智能是：言语一语言智能、逻辑一数理智能、视觉一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一节奏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自我反省智能及自然观察智能。一般而言，每一个体或多或少都拥有这八种智能，只是其组合和发挥程度不同而已，且都有自己相对优势及弱势的智能领域，如有的人显露出过人的音乐天才，有的则表现出超常的数学天才。

因此，教育者要克服传统教育实践中只重视学生语言智能和数理逻辑智能的培养，而忽视其他智能培养的局限性，要从心智多元结构的角度来思考教育教学问题，促进学生多元智能的全面、和谐发展。在教学上，由于每个学生的智力特征是有差异的，因此，教育者应能考虑到学生的多方面智能，采取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及教学方法，尊重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并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使学生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特长，最大地激发个人潜在的智力水平。在评价上，要树立多元评价标准，克服以偏概全的现象，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学生发展中的需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需要强调的是，多元智能理论的实质并不在于将人的智能分成若干种，而是提示人们要重视以往被忽略的隐藏在每个人身上的巨大潜力，充分挖掘人的智力，从整体上提高人的智力素质。

科研的意义范文第3篇

研究性学习是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从学生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主要以个人或小组合作方式进行。通过亲身实践获得直接经验，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性学习和学科教学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各有各的价值，它们根本不可能相互替代。学科教学是研究性学习的基础，研究性学习是学科教学综合知识的运用和反映。当前研究性学习方式已经渗透到各个学科当中。

一、研究性学习的概念

所谓“研究性学习”，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上理解，它泛指学生探究问题的学习。是一种学习方式，一种教育理念或策略；从狭义上理解，它是一种专题研究活动，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并确定研究专题，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

二、研究性学习的特征

（一）学习目的的变革：从掌握知识向解决实际问题转变。

以往的学习，不管是“接受性学习”，还是“研究性学习”，都是以获得系统的学科知识为主，其根本目的在于增加个体的知识储备。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尤其强调对系统学科知识的掌握，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不高，出现所谓普遍的“高分低能”现象，学生的实际能力与知识量不成正比。这种学习显然难以适应我国素质教育的要求和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时代主题。研究性学习力图从根本上超越学科的界限，成为一种综合性的以实践问题为核心的、不断迈向未知领域的一种学习活动，其目的不仅是使学生掌握系统的学科知识，还要使学生在真实的或者是特定设置的情景之下能够综合地应用知识、能力去界定、发现问题，解释、分析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

（二）学习内容的变革：从单一、封闭性向综合、开放性转变。

在我国，由于受教育功利主义和考试“指挥棒”的影响，学生的学习内容往往是以书本知识为主，实行分科学习。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以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习，不利于学生在今后应用多科综合知识解决个人和社会中的实际问题，这就对传统的相对单一、封闭性内容的学习提出挑战。研究性学习正是迎接了这一挑战，它主张在系统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扩展学生多元学习的机会和体验，围绕学生实际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进行综合性学习。同时，除了学校给学生提供现成的课程之外，还鼓励学生在自己的社会资源中寻找“课题”，使得学习内容呈现开放性特征。

（三）学习过程的变革：从接受性向自主性转变。

研究性学习改变了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讲、学生听的固有模式，让学生积极主动地探索与尝试，谋求学生个体创造潜能的充分挖掘和个性的张扬，让学生接近生活，关注周边的现实世界。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自主地选择研究课题，从选题、收集资料、提出方案直到最后的成果展示，都是由学生“自作主张”，教师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是对学生进行积极有效引导，发挥协助者的作用，而不是取代学生进行这些活动。这种自主的学习过程与传统学习中学生被动地接受、隔离现实生活世界的学习过程形成鲜明对比。

三、研究性学习与学科教学整合的意义

（一）研究性学习进入课堂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在知识信息迅猛发展的今天，教学已不仅仅要求学生学会掌握更多知识、学会高效学习。因为就知识的产生和传播的速度而言，一个人所能掌握的知识信息是极其有限的。教师必须更多地考虑让学生学会如何收集、提取和处理这些信息，如何用掌握的知识解决问题，如何将在学习过程中所学会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迁移至今后的学习中。而研究性学习恰恰符合这样的时代要求。“研究性学习”是学生主动探究问题的一种新型学习模式，其指导思想是“以学生发展为本”，其实质在于“自主发现”。同传统的被动性学习相比，它强调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探索性，更关注学习的过程，而非学习所得的具体知识和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增强了研究意识与问题意识，学会了对所学知识的取舍、解释和应用，符合当今时代的需求。因此，研究性学习进课堂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二）研究性学习进入课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

实施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关键是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设置研究性学习的目的在于改变学生以单纯地接受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为学生建构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多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学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的机会，促进他们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学习策略，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各种途径引导学生动脑、动手、动口，使学生的多种感官同时参与，探究问题的产生，研究问题的发展，预测结果，验证结论，从而达到对知识的深入理解与运用，并形成个性化的学习方式。研究性学习同课堂教学相结合，不仅可以发挥研究性学习本身的优势，还能极大地促进课堂教学效果的强化，二者相得益彰。

四、研究性学习与学科教学整合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学科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不能只强调“研究性学习”而忽视传统的“双基训练”。

任何学科所强调的“双基训练”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是我国目前学校教学的长处和短处，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和技能功底扎实，但其认知结构中的活性不足，致使其开拓能力和创新能力不强。而开展“研究性学习”就是为了弥补“双基训练”的短处，即增强其认知活力。但不能就此否定在学习者学习活动中“双基训练”的基础性和重要性，要知道加强“双基”可是近代教育改革的经验总结，是凝聚了无数教育家的心血的结论。用现代学习理论的观点分析，学习是学习者的认知结构通过不断吸收于自己的认知结构有建构意义的知识和技能而使其认知结构不断发展、成熟并活跃的过程。而“双基”正是学习者认知结构用以对自身进行有意义构建的知识和技能。离开了“双基”，学习者的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岂不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所以，正确的做法应为：在一如既往地扎实进行“双基训练”的基础上，广泛地开展“研究性学习”。这才是我们应采取的科学态度。

（二）学科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不能只强调“研究性学习”而忽视传统的“接受学习”。

开展“研究性学习”，不能机械地理解为无论对什么学习内容都要进行深入剖析、仔细研究一番不可。只有当学习者在生活、学习、工作中遇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或自己想要弄明白的问题时，或自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时，进行“研究性学习”才有心理学和教学论的意义，只有这样的“研究性学习”才会受到学习者的欢迎，从而调动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也只有这样的“研究性学习”才可能真正提高学习者发现问题、研究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学习者的开拓能力和创新能力。否则，只能算是画蛇添足了。因此，学习者在大部分时间里，所应该接受的还是传统的“接受学习”。而正是因为有了“研究性学习”对“接受学习”不断的活力补充，传统的“接受学习”才更富有心理学意义，即成为“有意义的接受学习”。在传统的“接受学习”中搞好扎实的“双基训练”的基础上，给学习者营造一个完善的“研究性学习”环境和空间。

（三）认识研究性学习是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

学科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是一个持续过程，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我们不应该强调和追求它的即时效果，要用持续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研究性学习，要将学科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抓，持之以恒，才能培养和造就一大批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四）构建研究性学习的课堂教学模式。

课堂教学模式在总结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培养年轻的教师等方面起很好的促进作用。研究性学习的课堂教学模式可以是多种的，可根据研究的内容与主体及所采取的研究手段等构建不同的课堂教学模式。在构建课堂教学模式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要素：一是学生主体性的体现要充分；二是教师的指导要明确；三是学生研究的层次要分明；四是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

（五）制定适当的认知目标和能力目标。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学目标、教学手段、学生能力的培养等方面不应要求过高、过多、过全。每一节课，根据教学内容制定结合研究性学习的认知目标和能力目标，教学过程的开展围绕某一目标进行，教学手段的应用要符合教学的实际内容，有重点、有目的地使用，真正使学科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扎扎实实地在课堂教学中开展。

（六）处理好传统的教学方法与研究性学习之间的关系。

传统的教学方法多是传授为主，学生是学习的受体，但也不可否认传统的教学方法中有可取的精髓。如实验操作是一项基本技能，过去强调实验技能的强化训练，现在仍不失为一种掌握技能的好方法。实验技能只有通过反复的强化训练，才能得到熟练与提高。我们可以将传统教学中的精华与研究性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使课堂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落到实处。

科研的意义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科研院所转制后，面临着市场经济的考验与挑战，生存与发展是科研院所的第一要务。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不畏艰难、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奉献精神，以企业文化建设为灵魂，精心打造具有本企业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

20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土地上揭开了科研体制改革的序幕，凡技术开发类转制科研院所完成了工商注册，从事业型科研单位转制为科技型企业，从依赖财政拨款到完全自给自足。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研体制改革，为转制科研院所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给转制科研院所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生存和发展是当今转制科研院所的第一要务。现在，全国各转制科研院所都在积极地探索发展的新路子，认真地研究如何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研究如何建立适合自己的企业文化战略。大多数的转制院所成立时间早，且人才济济、技术实力强、文化底蕴深厚，有着辉煌的历史。随着科研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科研院所要与时俱进，要敢于创新、勇于开拓，将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理念结合起来，树立品牌形象，打造企业文化。

一、企业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1．企业文化是企业形象的灵魂和支柱，企业形象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形象。21世纪是一个不断学习、借鉴、创新的新经济时代，谁拥有文化的优势，谁就拥有竞争的优势、效益优势和发展优势。《财富》杂志指出：“世界500强企业胜出于其他公司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公司善于给企业文化注入活力，凭借着企业文化的力量，这些公司保持了长盛不衰。”现代企业文化的概念是由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的。随着市场的激烈竞争、市场的饱和、产品的同质化、服务的攀比性，已经迫使竞争升华到更高的层面。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迫使企业必须建立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企业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企业文化是企业精神及企业创新的动力源泉，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现代企业的发展中，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使得企业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企业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建设自己的具有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其成功的企业有很多。这里有老牌的北京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还有新生的山东青岛海尔集团、广州的五羊本田摩托公司。显而易见，将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理念相结合，并将这一企业文化理念去管理企业，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它的作用如下：（1）能把握和指明企业的发展方向，具有导向的作用；（2）能塑造和提升企业的形象，具有提升的作用；（3）能吸引和团结企业的员工，具有激励的作用；（4）能保持员工的稳定，增强员工的信心，具有稳定的作用；（5）能统一和规范员工的行为意识，具有约束的作用；（6）能提高员工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具有教化的作用。

二、建设科研院所企业文化的意义和必要性

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全国各省区各单位在探索自身发展的道路上，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要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矛盾和困难，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就是要借助文化的力量，下大力气打造自己的具有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俗话说：“万变不离其宗。”在万变之中，求这个“宗”，对于一个企业来讲，这个“宗”就是企业文化。有人说：“一个企业成功几年靠机遇，成功十几年靠权威和手段，成功几十年靠管理，成功上百年靠文化。”企业文化的奠基人劳论斯·米勒说过：今后的500强企业将是采用新企业文化和新文化营销策略的公司。人们已经意识到，先进的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在当今市场的激烈的竞争中，从表面看是单纯的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实际上是企业文化的竞争。同时，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寻求更科学、更完整的管理体系，建设具有自己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形成本企业的核心价值体系。由此可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随着科研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科技型企业的雏形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但是转制科研院所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其思想观念如何转变，经营意识如何建立和提高。这些都是转制科研院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目前，科研院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彻底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中走出来，克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旧思想，旧观念（计划经济时期，科研经费和科研项目都由政府部门拨付和指定）。全面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二是要制定发展纲要和经营策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长效运行机制，提高科学的管理水平；三是要立足自己的产业优势，拓宽发展空间和渠道，逐步形成一条自主创新的产业链；四是要创立自己的品牌形象，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科研院所以改革为契机，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模式，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系统的科技型企业，必须依靠文化的力量，借助文化的渗透力，建设自己具有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凡是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例如：北京同仁堂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广州五羊本田摩托公司的“聚五羊灵气，取本田精神，创世界一流”。从他们的企业精神不难看出，这些成功企业的文化建设，突出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彰显了本企业的鲜明个性。因此，建设自己的企业文化，应该秉承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借鉴国外的先进企业文化理念，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精心构筑自己本企业的文化体系。

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将事业型单位转变为科技型企业，由依赖型转变为自主创业型，这一重大的变革，标志着新型科技型企业的诞生。这一历史性的变革，不仅给科研院所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适者生存勇者上。面对机遇与挑战，科研院所必须冷静地分析和思考，认真地研究本单位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下大力气解决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行为观念、价值观念还停留在“大锅饭”的氛围里，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很模糊的，缺乏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品牌意识。这些固有的矛盾和问题，是科研院所不可回避的，又必须认真解决的课题。诚然，科研院所要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科研体制的改革，克服“等、靠、要”的思想，打破“大锅饭”的旧观念，摒弃一切不合时宜的不利因素。除此外，还要利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发挥文化的号召力，渗透力的作用，借鉴国外的先进企业文化理念，打造自己的企业文化战略。

三、充分发挥科研院所的优势，努力打造自己的特色文化

全国开发类科研机构有5000多家，职工总数约56万人。在这些科研院所中，大多数具有成立时间早，技术力量雄厚、科研成果丰殷、各类人才济济、文化底蕴厚重的特点。另外还有一支不畏艰难，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坚强的高素质的科研队伍。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此可见，科研院所与工业企业、商业企业等行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文化基础较好。因此，建设一个以企业文化为灵魂、以企业制度为依托、以企业形象为载体、以科技创新为根本的企业文化，是完全可行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科研院所有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

科研院所大多数是在建国初期成立的。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中，科学技术领域更是一片空白，面对的问题和困难更多，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老一辈知识分子，克服种种困难、不畏艰难、不计个人得失，在一穷二白的国度里，建立了多行业多学科的科研体系，并逐步成长为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科研队伍。他们的这种坚韧不拔、敢于开拓、勇于奉献的创业精神，成就了科技界的事业基础，铸就了中华文化的辉煌，并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二）科研院所有自己的人才优势

转制科研院所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从整体上看，其文化结构、知识水平、个人素质都比较高，他们是单位的骨干力量，对单位的生存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充分发挥好他们的作用，激励他们的斗志和创新能力，把个人的前途与命运和单位的荣辱与兴衰结合起来，把个人的才能与集体的智慧结合起来，显得极为重要。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就是要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好，确立一个大家认同的价值观体系，形成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员工的亲和力、凝聚力、向心力，为单位创造出一流的业绩。

（三）科研院所有技术成果的优势

经过几十年的拼搏奋斗，科研院所不仅聚集了大批的人才，积累了丰富的创业经验，而且获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老一辈科学家和许多专业技术人员在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难、克服种种的困难，开创了科学技术的崭新天地。在国防科学、机械制造、生物工程、医药化工、石油冶金、电子技术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甩掉了科学技术落后的帽子。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是享誉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他的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如今他又创立了“隆平高科”的品牌文化，成为行业的龙头企业。可见，科研院所可以利用自己的科研技术成果，为本企业的文化建设注入活力，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当前，转制科研院所面对的问题和困难很多，但是，不能因为遇到困难而停滞不前。要像老一辈科学家一样，不畏艰难，勇于开拓、乐于奉献、敢于创新，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单位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成果优势、充分利用本单位的特点，将优势文化概念，融入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之中，确立本企业的核心价值体系，从而形成具有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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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的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 女性主义 中国科学史

abstract

postcolonialism，femin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in historiographyduring its different periods,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has different topics, and made the same topics ha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 new theories and perspective bring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with new form and new interpretation constantly. very often, some idea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that came from other fields, have influenced history of science. for example, in recent years, 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text, and they have shown their vitality in many fields，including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scholars have noticed already these new theories’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however, related studies have not become mainstream in this field.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ossible influence and value of 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key words: postcolonialism feminism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柯林伍德说过，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不研究其次级的历史，这里的次级历史指的是对该问题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1]站在科学编史学的立场，反思科学史研究的过去，分析和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与纲领，对于促进科学史学科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一 引言

20世纪之前的西方科学史研究基本从属于科学家与哲学－历史学家两大阵营，形成了相应的两大编史传统。这两类编史者基本上都不是职业的科学史家，他们编写出的专科史和综合史，都是实现各自领域某种目的一种手段，没有形成独特的编史纲领。在编史方法上，直到萨顿为止的这些编史学传统，往往都以编年史研究为主导，[2]在编史观念或多或少受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实证主义哲学把科学史看成是一系列新发现的出现，以及对既有观察材料的归纳总结过程，是不断趋向真理和进步的历史。在这种哲学背景中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影响下的科学编史工作，大多采用的是编年史方法，把科学史看成是最新理论在过去渐次出现的大事年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亚历山大•柯瓦雷开创的“观念论”科学史研究传统开始在科学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编史传统强调科学的进步体现在科学理论与科学概念的进化上，可以说是新康德主义哲学史方法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某种体现。与此同时，另一种编史纲领也逐渐形成，这种社会史的编史纲领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的影响，强调把科学的发展置于复杂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更加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3], p.24）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等思潮对西方科学史研究产生的影响也开始明显起来。

可见，西方科学史学史上的历次重大变化都受到了其他领域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影响，积极吸收这些新的观念和方法，促成了科学史学科的不断进步。目前我国科学史研究仍然以实证传统为主，研究方法大多限于历史文献的考据和分析。尽管实证传统今后仍然可能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主要编史纲领之一，但要促进科学史学科的全面发展，我们也必须及时、合理地吸收相关领域的新观念和新方法。近些年来，西方科学史研究开始引入了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展现出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对此，我们需要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 后殖民主义科学史及其启示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带有鲜明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是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新问题。[4]这一思潮是在对殖民主义的长期反省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有葛兰西、法农、福柯、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莫汉蒂和汤林森等。

后殖民主义思潮最初集中在文化领域，主要关注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文化殖民与语言殖民、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思潮开始影响到科学史研究，有关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科学在文化殖民中的作用与位置。虽然目前国内在文化研究等领域对后殖民主义的已形成了某种热点，但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中，有分量的相关的研究却依然不多见。

美国科学史家路易斯•佩尔森（lewis pyenson）将“殖民地科学”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从1982年开始，以“文化帝国主义与精密科学”为题，论述了德国、荷兰和法国的物理学、地球物理学、天文学与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佩尔森认为，西方人总是把自然的数学法则看成是文明的显著标志，把由资本家支持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摆在世界面前，以显示其文化人的姿态；而实际上，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牛顿原理等这样一些物理法则对于实际应用来说，并非唯一有效。例如，对于建造结实耐用的桥梁来说，牛顿原理的作用，如同哥白尼理论对于航海那样，都不那么必需。理论上的一致性并不等于实践上的一致性。但是，殖民地科学家的工作由于显示出对自然的操控能力而得到了殖民地居民的尊敬，他们的工作为欧洲的优越性提供了根据，他们通过抽象活动抑制了从属地区的独立情感。通过文本分析，佩尔森还揭示了法国殖民者的科学文化殖民策略：仅仅显示科学优势还不能完全抑制殖民地人们的自由思想，他们还必须被说服，解放的程度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自然提高的，任何东西也不能取代由科学带来的发展及其价值和意义。[5]

佩尔森的工作在科学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医学史家保罗•帕拉蒂诺（paolo palladino）和米切尔•沃伯斯（michael worboys）在对他的工作进行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科学史研究。他们批判了佩尔森关于描述性科学和精密科学的划分，认为精密科学同样带有帝国主义色彩；批判了佩尔森把文化殖民主义单独抽离出来考察的做法，认为科学文化殖民与经济、政治殖民等是交织在一起的；批判佩尔森忽略了殖民地科学文化对于宗主国科学文化的影响，忽略了殖民地人群的视角，并在潜意识将科学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简单地看成是帝国科学向殖民地单向的流动等缺陷，强调西方科学与殖民地科学之间的互动关系。[6]

此后，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是，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将其女性主义理论置于后殖民主义研究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中，坚持科学在文化上具有多元性这样一个基本立场，阐明了欧洲扩张与现代科学出现在欧洲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哈丁的工作中，充分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深层背景上的趋同。哈丁认为，后殖民时期的科学技术研究是从欧洲中心文化之外确立其关注和概念框架的，这一研究将运用包容性更广的科学定义，这一定义鼓励我们重新考察它何时是有用的、何时求助于一个更有限制性的定义代价太高。“科学”将被用来指称任何旨在系统地生产有关物质世界知识的活动。在这种宽泛的科学定义下，所有的科学知识，包括近代西方确立起来的科学，都是所谓的“地方性知识”，或者“本土知识体系”。她认为，后殖民主义的科学技术研究的这种策略使得其能够探究不同文化的科技思想和实践的特色，它不仅可以为原有的概念框架添加新的研究主题，还能迫使概念框架本身发生变化。（[7], p.11）在这里，“本土知识”，或者说“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是一个及其重要核心概念，正是在对这个基本概念予以注重的基础上，我们才会推论出一系列重要可能结论。

后殖民主义科学史站在与传统科学史完全不同的立场上，从一种新的视角提出了诸多全新的见解。例如，在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中，往往只关注近现代欧洲的科学，那种“地方性的知识”只在人类学之类的领域中才被合法地研究；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立场则在多元文化的意义上，把“科学”的概念进行泛化，将各种“地方性知识”包容进来。后者的观念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来说，有很大的价值。

首先，涉及到的是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和“李约瑟难题”这两个问题曾一直困扰着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们，至今仍无定论。早自20世纪初，任鸿隽、竺可桢等老一辈科学史家就已讨论过前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些前辈们所指的科学，是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组织机构、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如果我们将科学定义在这个范畴，那么中国古代无疑是没有科学的。很多持“无”观点的学者也多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而持“有”的学者，往往更多的是从民族自尊心的立场来考虑，要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合法性的地位。因为如果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还哪来的科学史研究？然而，立足于后殖民主义科学史的立场，这一问题已经被消解了。因为在后殖民主义看来，与其他文化的系统知识传统一样，现代科学技术从若干重要方面看也属于地方性的知识体系，它们也产生过系统的无知模式。（[7], p.74）在这样一种观点下，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地位便勿庸置疑。既然普适的、唯一的、标准的科学体系是不存在的，近代西方科学也是地方性的科学体系，我们不需要拿它来作为参照对象，就可以找到自身的研究合法性。同样，“李约瑟难题”在此也可以得到解决。因为都是地方性知识，所以就不需去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的问题。正所谓“在当我们采取了新的、不将欧洲的近代科学作为参照标准，而是以一种非辉格式的立场，更关注非西方科学的本土与境及其意义，‘李约瑟问题’就不再成为一个必然的研究出发点，不再是采取这种立场的科学史家首要关心的核心问题了。”[8]

其次，从这一扩展的科学定义出发，后殖民主义的视野将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尤其是古代科学史研究开辟广阔的问题域。

由此所涉及到的，实质上是一个科学观的基本问题。原来被看作是民间信仰或巫术迷信（而在实际的分析中却可以看出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的那些知识，在这里也取得了被研究的合法性。例如，针灸学、草药学、古代妇科、女医等都可得到与传统的数学、天文、物理等知识相类似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主流科学史也曾研究过燃素说、炼金术等内容，然而不同的是，它是把这些主流科学之外的内容作为与主流科学相关的背景来研究，而后殖民主义科学史却给予这些非主流的知识以独立的合法性地位。此外，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其研究方法十分多样丰富，大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这些具体的分析方法也可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所借鉴。

三 女性主义科学史及其启示

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从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中派生出了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它运用女性主义特有的观点和立场，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范围广泛的各门学科。（[3], pp88-89）其中，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源于与科学相关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使得学者们开始思考科学史上女性科学家如此之少的根本原因：究竟是女性出了问题，还是科学出了问题？科学在本质上是否与父权制相关？

为回答这些问题，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者一方面开始致力于寻找科学史中被忽略的重要女性科学家，恢复她们在科学史上的“席位”。这些研究既希望通过补充女性科学家的历史来完善既有的科学史，也试图确证不是女性出了问题，而是科学出了问题。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的学者转向批判科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揭示近代科学的“父权制”根源。例如，女性主义学者卡洛林•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桑德拉•哈丁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揭示了科学从其历史起源开始，便具有性别建构的性质。[9]与此同时，很多女性主义学者注意到，这种被社会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形态建构的科学，反过来又进一步说明和强化着社会性别观念本身。他们通过研究自古希腊到20世纪的生物学史和医学史，充分说明了科学对性别差异和性别本质的建构和强化关系。例如，席宾格尔（londa schiebinger）、图安娜（nancy tuana）、欧德苏瑞（nelly oudshoorn）等就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揭示了科学与性别意识形态互相建构、互相强化的本质。[10]可见，正如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所认为的，批判性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不必将自身局限在科学中的女性主题上，而应该从各种角度深入分析科学中随处存在的父权制现象，[11]也正是这种批判性的分析视角，构成了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位置。使得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越来越成为西方科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颖而极具潜力的方面，越来越受到关注。 [12]这里就这一新的编史观念之于中国科学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与价值做初步的理论分析。

第一，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给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新的问题域。

如同思想史编史传统的出现为科学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一样，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关注女性对科学所做的贡献，关注科学背后隐藏着的性别权力关系结构，关注科学事件对女性的影响，关注科学对女性本质的规定，关注与女性相关的“边缘”科学史等这些不能为以往科学史研究所注意到的内容。如果把女性主义视角纳入到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去，无疑将会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开辟广阔的问题域。

传统中国科学史研究对女性关注很少，有的学者可能认为，女性科技人物研究得少，不是因为他们不关注女性，而是因为她们本来就对科学贡献少，历史文献记载的也少。事实上，在近期学者对中国古代所有科技人物的生卒年资料进行搜集时，收编了上溯春秋时代，下迄民国末年，甚至少数延伸到20世纪50年代；空间上限于在中国出生和去世者，以致少数在外国去世者在内的中国古代科技人物；本着凡是能找到的妇女科技人物，全部收编的原则，最后在所收入的1522名人物之中，女性确实仅占19名。[13]然而，站在女性主义立场来看，这正说明了女性在科学史上的“集体失忆”，她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的科学工作被由男性掌控的历史文本所忽略和边缘化，她们没有话语权，没有历史记忆。为此，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除了要挖掘和恢复被以往科学史忽略的女性科学人物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既有科学历史文本中分析女性受压制、被忽略的原因，解构文本背后的性别权力关系。 ([14], p.166)

以医学史为例，要研究中国古代女医问题，从女性主义编史学的视角出发，首先必须进行古代女医的发现、填补研究。然后还要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性别制度的规定及其在医学领域的体现、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实际运作与性别制度、观念的规范之间的差距、男医与女医的个人身份认同、医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与“女医形象”等问题，分析古代各种医学话语本身的非中立性、非客观性，重新思考古代医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假定等等，这些都是不可能在有性别盲点的科学史中被考虑到的内容。医学史的情况如此，其他学科史研究的情况也如此。

第二，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

尽管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内部流派纷呈、观点多样，但作为学术研究，它们共享一个基本的概念范畴，即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指的是，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一套强加于男女的不同看法和标准以及男女必须遵循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等，它区别于传统的生理性别（sex），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14],p.4)社会性别既是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其基本的分析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除了会发现传统科学史研究发现不了的新问题之外，还能对传统科学史已经研究或正在研究的问题，从新的分析方法和切入点入手，得出与前者不同的结论和评价。

笔者曾以第八届东亚国家科学史会议论文集中的两篇医学史论文作为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两篇论文考察的都是中国古代女医问题，但由于采用的视角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和分析的深度也有所不同。[15]具体而言，其中一位学者通过对古代女医的医术技能、医学教育和医学地位等的分析认为：古代一些下层女医在医术和道德上都不行，杰出的男女医得到的尊敬一样。这些结论限于文献表面文字的搜集和总结，没有对文献作者及其意图进行深入分析，对于中国古代记载女医的文献为何如此稀少的原因，也只是简单地从封建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迫角度稍做分析，因而结论也鲜有新意。[16]另外一位西方学者则从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揭示了古代男女医的社会地位并不平等，认为得到尊重的女医只是少数有家学背景的人；然后分析认为文献材料的男性作者们对女医的医术和道德进行了诋毁，并认为诋毁的背后掩藏着上层社会意识形态与男医共有的对女医的排斥立场和意图。此外，她还注意到了不同女医之间的差异，以及医学文化的多元化等问题。[17]这种不同的立场，特别是因有无社会性别意识以及对于医学的社会性别维度的认识的差异所导致的研究风格与结论的差异，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此外，女性主义对科学史进行研究所采用的具体分析方法包括隐喻分析、解释学方法和深度访谈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别于传统科学史研究的方法，值得借鉴。其中，隐喻分析是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关键方法。因为隐喻常常表达着人们对于事物的基本认知和评价方式，通过对科学中涉及到的性别隐喻进行分析，能揭示出科学史中的性别关系结构。

第三，这种新的科学观和编史纲领的引入，将引起对传统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反思。

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与女性主义科学批判是紧密相关的，它们除了对传统科学史研究的

视角、方法和内容等产生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支撑在其背后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传统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纯粹客观的、超乎社会之外的知识活动，它与

性别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内在关联，即使科学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现象，那也只是科学之外的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在科学领域的折射而已。建立在此科学观基础上的传统科学史研究，则把科学史看成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活动的历史，且这一历史有其独立的内在发展逻辑。女性主义科学观则认为，所谓价值中立、性别无涉的纯粹科学只不过是父权制文化从封建教会时期转向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一种观念上的人为建构，它并不具有建构者所认定和宣称的普遍性，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18]

可见，在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者看来，近代西方科学“进步”的历史是其与父权制意识形态相互结合、加强的历史，传统的科学编史学将科学看成是脱离社会情境的、纯粹的、抽象的、价值中立的智力活动，因而无法揭示社会、经济、政治、性别等对科学的影响。也就是说，科学活动不仅与性别、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紧密相关，科学知识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的形成是负载了利益与价值取向的。随着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传统的引入，这种新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将会在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科学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内史”实证研究，而应该考虑到历史的具体情景及其与多种社会因素，尤其是与社会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

四 余论

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都是西方20世纪以来兴起的重要思潮，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白人男性心目中，妇女与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相似性。他（她）们都处在边缘、从属的位置，都被白人男性看作是异己的他者，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合力，二者之间展开了频繁的交流和对话。[19]

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它们都为传统科学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问题域，引入了新的分析视角与方法，对传统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因其主要关注第三世界的女性科学史，对于身处第三世界，具有性别研究盲点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来说，尤其需要引起关注。然而尽管如此，国内科学史界对这些新思潮持有的仍是或漠视或误解的态度，为此，有必要对一些问题给予澄清。

第一，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目的不是狭隘的‘女性’目的，而是更强调以边缘人的视角对主导地位的科学建制进行批判、审视和重建。第二，研究女性主义科学史的学者不一定就是女性。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同传统科学史研究一样，是男女主体都可从事的工作。第三，研究科学中的妇女不一定就是女性主义科学史，没有直接关涉女性主题不一定就不是女性主义科学史，判断的标准在于社会性别视角和批判性分析维度的运用。 ([14], pp.166-167)第四，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科学史研究不是完全否定西方近代科学，而是要消解其普遍性与抽象性，不是要以弱势边缘的“科学”取代它，而是强调科学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共存与相互协调发展。第五，研究殖民地的帝国科学机构和科学活动，不一定就是后殖民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后者的关键在于对帝国科学文化的殖民化性质进行揭示与批判。第六，采用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方法，并不表示抛弃传统科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例如文献考证与分析等仍将是具体研究过程中重要方法。第七，不是在西方可能过时的理论就不能引入和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美国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受欢迎，言下之意，我们没必要去关注和研究。首先，对某个思潮或流派的历史研究并不会因为其过时而停止；其次，在没有认真分析过这些对西方科学史研究产生深刻影响的新思潮之前，就不假思索地将其弃置一旁，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再次，我们还可以提问：在当下并不过时的思潮又是什么？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恐怕也远非易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我们可以照搬来应用于我们的科学史研究。对于这些理论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我们需要做冷静的分析，要时刻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中国传统科学及科学观的特殊性，充分考虑中西方在文化、民族、性别制度、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种种差异，在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和特性，立足于本国具体情境，在避免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同时，也谨防后殖民主义文化对我们形成的新的文化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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