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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1篇

2009年辽金西夏史研究综述康鹏 (12)

会议

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第5次国际学术会议“古代中国国家资源的运用及其原理”纪要 (21)

海外汉学

2008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小尾孝夫[日] 杨振红(编译) (23)

书评与书讯

《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评介林金树 (28)

《多维视野的大明帝国》读后余同元 (30)

马保春《晋国地名考》出版蔡万进 (32)

秦汉爵制问题研究综述杨眉 (2)

绿营兵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秦树才 陈平 (7)

会议

“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刘义峰 徐昭峰 (14)

“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第二次会议暨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温翠芳 (17)

《汉书》在东亚的传播与研究杨倩如 (20)

书评与书讯

读李凭《北朝研究存稿》孟巧颖 (27)

《漆侠全集》评介王晓薇 (28)

《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研究》读后宋燕鹏 (3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家族史研究述略白宝福 (2)

明代宦官研究:成果、困境与思考胡丹 (8)

会议

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4)

“元上都与元代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苗冬 (17)

学术活动

沧州纪晓岚研究会及学术活动冯佐哲 (19)

海外汉学

2008年日本的隋唐史研究平田阳一郎[日] 黄正建(编译) (21)

书评与书讯

《孔子家语通解》读后魏衍华 (27)

《北齐地理志》评介张晋光 (29)

《明代卫所军户研究》评介李成燕 (31)

《大戴礼记》“曾子十篇”研究综述刘光胜 (2)

20世纪以来金代契丹人和奚人研究综述夏宇旭 (9)

古代岭南区域史研究30年回顾述要曾国富 (15)

近三十年来文昌文化研究综述宁俊伟 (24)

近十年以来黑水城汉文文书研究综述翟丽萍 (2)

元明之际士大夫研究综述展龙 (9)

《商周金文编: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集成》出版书灰 (17)

来稿须知 (F0002)

会议

新史料、新观点、新视角——天圣令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牛来颖 (18)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曹江红 (20)

海外汉学

2008年日本的殷、周、春秋史研究丹羽崇史[日] 杨振红(编译) (22)

书评与书讯

新出《春秋会要》读后沈长云 (28)

《宋代食盐产地研究》评介曾凡英 (30)

张新斌著《济水与河济文明》简评徐日辉 (31)

20世纪以来五燕史研究综述高然 (2)

会议

“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张卫光 (10)

“黑水城文献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宋坤 (13)

海外汉学

《汉书》在欧美的译介与研究杨倩如 (15)

2008日本史学界的五代宋元史研究综述山口智哉[日] 蔡春娟(编译) 梁建国(编译) (25)

书评与书讯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评介高慧 (31)

《赵文化与华夏文明》出版康香阁 (32)

2009年清史研究综述毕卫涛 (2)

专论

中国古陶瓷研究的成就与特色章宏伟 (12)

会议

“第三届历史学前沿论坛”会议综述孙俊 (17)

“杨向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会议综述李立民 王士皓 (20)

海外汉学

2008年日本的明清史研究高远拓儿[日] 阿风(编译) (23)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进行此方面研究的学人在开展自己的研究之前,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进行相关的学科训练,培养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阅读有关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著作,是十分必要且大有裨益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于二零一一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便是这样一部惠泽学林的方法论著作,全书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介绍,既有逻辑性,又有系统性,既有对文学思潮、批评视野、思维科学等理论层面的介绍,也有研究方法、学术伦理、论文写作等操作层面的评介,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十分具有启发意义。

      全书分为十讲,第一讲是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概述,要言不烦地阐明方法论的概念,介绍方法论课程的功能、作用及特点。第二讲介绍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编者在综述前人之说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分为四种类型:为兴趣、为致用、为求真、为自我完善。第三讲主要谈读书的方法,读书人人都会,但真正有效率“能吸收”的读书方法并不是每个人都掌握的,本讲编者总结出针对古代文学学科的读书方法,不仅具有极强地可操作性,而且层次分明,逻辑性强。首先,应该阅读有关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与目录学相关知识的书籍,培养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和相关文献的能力,此乃治学之基础。其次,精读本学科内的基本经典,古代作家作品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不读原典则研究无从谈起。再次,要阅读经、史、子及一些宗教学著作,自古文史哲不分家,古代文学研究是与邻近学科紧密联系、互为佐证的,如果对这些领域不了解的话,欲透彻了解深入研究古代文学,近乎痴人说梦。凡可称一代宗师的学术大家,都是各领域打通,以一种贯穿俯视的眼光治学的,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无不如此。最后,还要阅读古代文学领域的经典研究著作,可以借此了解研究现状、学习前辈的研究方法。编者在此处还不厌其烦地列出数十位学术大家的姓名,读者读书时按图索骥去查找相关著作即可,尤其于初学者大有指点迷津之功。第四讲、第五讲互为对应,分别介绍中学思潮和西学思潮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尤其可称赞的是第四讲中学思潮与学科研究,此讲以时间为序,分别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五部分来论述与古代文学研究之关系,注重历时性的梳理,极具系统性与逻辑性,此讲不妨可看作是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学术小史。而在历时性的梳理之外,又有共时性的概括,比如在讲到佛学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时候,分别介绍了佛教对古代诗歌、词、小说、戏曲、散文等十个方面的影响,这种分类,切实合理,易于读者掌握。第六讲探讨思维方法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第七讲介绍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之关系,第一节列举文献书目,尤以资料翔实宏赡见长,二、三节讨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学方法及文献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第八讲探讨思维方法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九、十两讲探讨学术伦理及学术论文写作。该书以问题立论,不尚空谈,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将宏观的考论与微观的考察相融合,不求像文学通史那样力求做到面面俱到,而力求在创新的原则下追求实质性问题的解决。

      综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导论》一书,有几个方面的特色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此书力避空谈,注重实际可操作性,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使学术研究有法可循。编者在第八讲分九节列举了九种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每种方法之下还有更细致的方法划分,又有具体学术案例的实证,使读者一目了然,有法可依。在讲到使用批判法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时,编者列举了两组非常规范的商榷文章,其一是莫砺锋先生与周裕锴先生关于“夺胎换骨”说的争论,其二是莫砺锋先生与李定广先生关于《唐诗三百首》中有无宋诗的争论,这两组文章确实是针锋相对,有破有立,而又都文采斐然,读来令人大有酣畅淋漓之感,确实值得读者仔细揣摩驳论文章的写法。

      第二,这本书引述资料宏赡,多贴近当下学术前沿,无枯燥说教之感,编者亦在书中独抒机杼,不人云亦云。如第七讲中述及文献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时,提到班固《团扇赋》的断句问题,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团扇赋》今存残篇,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原来系于赋尾。但编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根据《艺文类聚》所录班固《竹扇赋》诗判断《竹扇赋》并不是七言诗。虽有学者也意识到这一点,将《竹扇赋》重新断句,但其断句仍有不通之处,编者在此显示了良好的学术眼光与修养,并没有直接采用他人重新断句的结果,而是细心分析,查阅诸多典籍,将《竹扇赋》重新校点,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此书还提到了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争论的《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书中详细列举了各方观点,使初学者得以迅速了解这场学术论争的来龙去脉,编者只陈述客观事实,并没有掺入个人看法而遽下定论,其审慎态度可见一斑。

      第三,此书普适性强。虽然现在学界也有一些讨论词学或诗学研究方法的书,但其囿于一种体裁或一个时段,指导意义不是很大,而此书作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普遍适于古代文学学科的研习者使用。另一方面,此书并未固步自封,在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学科引进一些西方理论及现代研究方法,给人很大启迪。比如,在讲到研究方法时,既列举了传统的归纳法、比较法,又列举了较新颖的统计法和GPS与时空定位法,反映了编者与时俱进的眼光。

但此书也有白璧微瑕之处。首先,综览全书之后感觉无论是论述还是例证,其探讨的问题与资料中,唐、宋、清部分所占比重较大,而除唐、宋、清之外秦汉、魏晋、元明论述相对少一些,似乎不太均衡。其次,本书第一百四十页在提到著名唐诗启蒙读物《唐诗三百首》时,将其作者写作“横塘退士”,笔者查阅了好几个版本的《唐诗三百首》,包括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所处版本,“横”都作“蘅”,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字临西,无锡人。清乾隆十六年进士,著有《蘅塘漫稿》。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以独特的视角关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引用新的方法与理论去剖析重要的文学问题与现象,开拓了此领域的新路径,为古代文学方法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学术意义是巨大的。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3篇

马王堆汉墓木俑研究综述

马王堆汉墓帛书分类探究

帛画《车马仪仗图》新解

益阳市复兴村战国墓发掘简报

《沅水下游汉墓》资料整理概况

马王堆一号墓漆棺的装饰艺术

徐州贾汪新城小学墓群发掘报告

马王堆汉墓漆器装饰艺术研究述略

从马王堆汉墓窥测西汉时期生态文明

试析马王堆汉墓生器变葬器的转换形式

长沙市青少年宫考古工地发掘情况简报

长沙市中南工业大学桃花岭唐墓发掘简报

2001年汉寿聂家桥武峰山M11发掘简报

徐州西汉合葬墓的类型、性质及埋葬方法

长沙市宁乡县大夫堂汉墓群调查简报

长沙市桂花坪印山坡东晋墓发掘简报

醴陵沩山窑遗址考古调查取得重要收获

长沙开福区凯乐国际城古井发掘简报

试论湖南出土新石器时代玉佩饰

湖南长沙燕子岭唐墓发掘简报

试论中国南方不对称形铜钺的起源

马王堆汉墓帛画《神祇图》研究二则

马王堆汉墓帛书《胎产书》研究综述

马王堆汉墓《地形图》研究综述

湖南长沙坡子街7号地块H9发掘简报

攸县鹅公岭出土的一批东周时期青铜器

长沙潮宗街工地考古发掘情况简报

《春秋事语》(一至四章)新释文与注释

马王堆汉简《天下至道谈》校补

马王堆汉墓帛画《“太一将行”图》新探

马王堆汉墓出土服装命名相关问题考证

《五十二病方》“身有痈者”祝由语补疏

浅议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中的“漆”字

副笄在首: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人首服研究

湖南省汨罗市归州山战国墓第三次发掘简报

浅谈DNA分析技术在人类考古学中的应用

长沙市开福区田家炳实验中学工地发掘简报

长沙市开福区泊富国际广场护城河发掘简报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研究综述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皇图岭镇鹅形岭东汉墓群

长沙市开福区湖南日报传媒中心工地发掘简报

湖南华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

特殊空间:马王堆一号汉墓北边厢空间的营造与利用

改扩建期间核心文物管理和保存状况的评估体系

湖南华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

湖南常德南坪汉代赵玄友等家族土墩墓群发掘简报

关于马王堆古尸不腐神话及其保存关键技术传承的思考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4篇

2004年5月,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在抚顺市举办了“纪念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8月,分别在辽宁省阜新市、吉林省松原市召开了全国第三届辽史契丹史、金史女真史学术研讨会。会后结集刊印了《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总第34期)。7月,由赤峰市人民政府、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主办的“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召开,会议刊印了《十至十三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暨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12月,由濮阳市文化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主办的“纪念澶渊之盟签署10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濮阳召开,本次研讨会刊印了《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

本年度辽金史著作可谓硕果累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史文存·隋唐宋辽金元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贾敬颜著《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何天明著《辽代政权机构史稿》(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白鹤皋著《辽上京史话》(远方出版社)、盖之庸著《探寻逝去的王朝——辽耶律羽之墓》(内蒙古大学出版社)、阎崇东著《辽夏金元陵》(中国青年出版社)、何光岳著《女真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薛瑞兆著《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孙伯君著《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孟繁清等著《金元时期的燕赵文化人》(河北人民出版社)、赵琦著《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都兴智著《辽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等一批专著先后出版,为辽金史学界增添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编辑的《西夏研究丛书》第四辑,于2004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已出版的著述包括史金波著《西夏出版研究》、杜建录主编《20世纪西夏学》、张竹梅著《西夏语音研究》、杨志高校证《宋西事案》、杨满忠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等西夏历史论著。

以下主要就本年度发表的论文做简要综述,文中难免挂一漏万,恳请方家学者指正。

一、政治史政治制度史人物研究

政治史。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辽金两朝标榜正统并试图寻找德运的依据,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程尼娜《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史学集刊》第2期)指出,辽朝对女真各属国、属部的统辖,可分为三个地区、四种统辖制度,这充分体现了辽朝“因俗而治”的治国方针。王善军《世选制度与契丹的家族势力》(《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一文考查了世选制度的发展,详细论述了世选制度与契丹家族势力的关系,指出世选制度为契丹家族势力的维持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陈广恩《论西夏立国长久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认为西夏立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并苦心经营河套地区。赵永春《论金熙宗的改革》(《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一文认为金熙宗变“女真旧制”而全面采用汉制,促使女真奴隶社会迅速转向封建社会,在金朝历史转型时期,金熙宗所做出的贡献尤为重要。此外,相关论文还有乐厚权《论辽宋夏金时期的各族盟誓与传统共享》(《长江大学学报》第1期)、任爱君《从舍利到帝王:耶律阿保机“化家为国”的历史背景及时代内涵》(《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伍纯初《从西夏王族的姓氏变化看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天中学刊》第4期)等。

政治制度史。辽代政权机构是辽史研究中难度较大的课题。何天明所著《辽代政权机构史稿》一书对辽朝的枢密院制度、宰相制度、翰林院与大林牙院、北南大王院、夷离毕院、宣徽院、大于越府与大惕隐司等制度和相关机构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就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作了讨论。张志勇《辽朝选任官吏的方式考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辽朝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完备的官吏管理制度,并对世选制、科举制、察举制、征召制、人粟补官法、恩荫等选官方式以及任官的限制条件等作了论述。冯小琴《辽代政权中的汉族官僚集团》(《甘肃高师学报》第6期)一文对辽朝汉宫的来源、地位以及对辽朝的影响等方面作了论述。王德朋《金朝前期汉官集团述论》(《史学月刊》第9期)一文则对金朝前期汉官队伍的构成、汉官政策以及汉宫对前期政权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王福鑫《宋夏情报战初探——以元昊时期为中心》(《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通过对元昊时期宋夏之间的情报战的论述,指出西夏在情报战中居主导地位,宋朝则处于被动地位,并认为情报战的胜负直接影响了正面战场的胜败和宋夏关系的发展态势。贾随生、李园《西夏军事后勤供给概论》(《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对西夏军粮、武器、马匹的供给情况作了探讨,认为西夏军事后勤供给体制的最主要特点是军事后勤供给是由国家、家族、部落民三级组织系统来实现的,并分析了其优越性及弊端。姜歆《西夏法律思想定型化初探》(《固原师专学报》第2期)通过对《天盛律令》的分析和论述,认为《天盛律令》标志着西夏法规、法律价值、法律制度体系等基本定型。姜歆在《论西夏法典中的狱政管理制度——兼与唐、宋律令的比较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第5期)则指出《天盛律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狱政管理法律体系和富有特色的狱政制度。李辉《金代金银牌制度的再考述》(《北方文物》第4期)论述了金代金、银牌的传承与用途。都兴智《金代科举的女真进士科》(《黑龙江民族丛刊》第6期)对金代科举女真进士科的创立、考试的内容与方式、录取与授官等问题作了论述。此外,相关论文还有杨清华《金章宗时期的行省建置》(《鞍山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贾随生《浅论西夏军事后勤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固原师专学报》第2期)、邵方《西夏服制与亲属等级制度研究》(《法学评论》第3期)等。

人物研究。孟宪玉《萧挞览之死深探》(《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9期)认为,宋军获得辽方军情对萧挞览的死亡起到关键作用,萧挞览的死又与辽宋议和的大背景分不开。张维慎、周五龙《略论金世宗对官吏贪赃枉法的预防与惩罚》(《陕西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论述了金世宗针对官吏贪赃枉法采取的预防和惩罚结合的六条措施。兰婷、王晖《试论金世宗的教育思想》(《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从女真贵族教育、汉文化教育、女真旧俗教育等角度,系统地分析了金世宗的教育思想。李成《论女真帝王海陵完颜亮的诗词艺术》(《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一文论述了海陵王的文学艺术风格,指出这是女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反映,是其内心的艺术写照。周延良《金源完颜璟文行诗词考评》(《民族文学研究》第2期)分析了金章宗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诗人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心态。相关论文还有刘达科《金元之际诗人房皞探微》(《江苏大学学报》第1期)、[日]高桥幸吉《元好问和元结》(《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周益新《金代医家常仲明生平、家世、著述考略》(《山西中医》第4期)等。

二、经济史

张国庆《辽代牧、农经济区域的分布与变迁》(《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论述了辽代前期牧农经济的分布格局和辽代中后期牧农经济区域的变迁。辽朝农耕区域的扩大和辽朝农业经济地位的上升,为后来的金元统治时期北方农牧经济区域格局的形成及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孟庆山《辽代的农牧政策与农牧经济发展》(《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辽朝牧业和农业取得的发展和契丹民族对牧业和农业的正确发展策略有密切的关系。韩茂莉《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与人口容量》(《地理研究》第5期)指出,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核心区屡次转移,与人口、资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环境压力相关。金代出现的农业核心区由老哈河流域向大凌河流域发展的趋向,既是农业开发的结果,也是局部地区因环境所迫,人们以二次移民形式寻求新一阶段人地平衡的手段。李新贵《西夏牧业经济若干要素的考察与分析》(《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对西夏的牧区分布、牧区面积、牲畜的结构比例、载畜量、牧区人口等构成等牧业经济的若干要素进行了考察与分析。赵斌、张睿丽《西夏盐政述论》(《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考察了西夏盐业产地、生产方式、政府对盐业的控制与管理等几个问题。牛达生《浅论西夏铁钱及铁钱专用区的设置》(《中国钱币》第4期)论述了西夏铁钱的发现、分布特点、版别、铁钱专用区的设置等问题。李跃《对金朝流通纸币的一些看法》(《南方文物》第1期)对金朝交钞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原因、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金朝发行的几种主要纸币的情况。

此外,相关论文还有白光《大辽物产论》(《农业考古》第1期)、李新贵《西夏牲畜小考》(《农业考古》第1期)、陈习刚《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的葡萄和葡萄酒》(《南通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等。

三、社会史文化史

社会生活史。王小甫《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考察了回鹘摩尼教文化对契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者认为回鹘汗国崩溃给契丹传统社会带来了新的激励因素,摩尼教的传入为契丹传统社会的飞跃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武器,为契丹建国作出了贡献。宋德金《辽金人的忠孝观》(《史学集刊》第4期)对辽金时期忠孝观念的形成发展进行了论述,认为是辽金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孟古托力《金朝儒家民族观探微——金以前儒家民族观发展的历史轨迹》(《北方文物》第3期)探讨了金朝儒家民族观多层面的内容,认为儒家民族观的开放性、整合性在金朝得以发挥乃至升华,同时其保守性、排他性也得到有效的抑制。王胤卿《契丹民族鸡冠壶的文化诠释》(《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1期)一文对辽代契丹族的特色器物鸡冠壶进行了文化层面的阐述,揭示了鸡冠壶对于契丹文化的功能和意义。此外,相关论文还有晏选军《金学发展路向考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张志勇《辽金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及启示》(《北方文物》第2期)、刘刚《论辽代体育对金元清体育的影响》(《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第1期)等。

邵方《西夏党项社会的族际婚》(《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就西夏民间族际通婚、王室中的族际婚、西夏与宋辽金元族际婚的比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冯小琴《契丹辽人的敬母风尚》(《兰州学刊》第6期)一文认为,契丹民族的敬母风俗对辽的政权具有直接的影响,并在辽中期以后得到了法律的认可。有关风俗的论文还有颜诚《辽代真容偶像葬俗刍议》(《文物春秋》第3期)、孙昌盛《略论西夏的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东南文化》第5期)等.

张国庆《论辽代家庭生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论述了佛教文化对辽代家庭生活在思想上、家庭财产处置上、日常行为上、生活习俗上的诸多影响。孟凡云、唐玉萍《耶律阿保机的“龙崇拜”及其宗教渊源》(《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第4期)认为阿保机的“龙崇拜”属于宗教范畴,从宗教渊源上分析,其中主要成分为萨满教习俗,也包括中原儒教、道教和佛教影响。李清凌《与宋夏金时期西北的佛教》(《西藏大学学报》第4期)通过对宋夏金时期西北佛教的论述,总结了中国佛教在宋夏金时期的区域化、民族化、民间化的时代特点,以及发展趋势。王德朋《金代道教述论》(《中华文化论坛》第3期)分析了道教发展的历史背景,考证了金代道教领袖的创教历程及传教事迹,对金代道教发展的整体状况作出了较为全面的勾勒。相关论文还有崔红芬《僧人在西夏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程群与邱秩浩《万松行秀与金元佛教》(《法音》第4期)、杨晓国《金元时期全真教在山西活动探索》(《晋阳学刊》第4期)、华方田《辽金元佛教》(《佛教文化》第2期)等。

科技医学史。罗树宝《印刷字体史话(七)辽、夏、金、元的印刷字体》(《印刷杂志》第2期)认为辽西夏金的印刷水平与两宋不相上下,印刷字体也有着相同之处。周峰《略论金代的浮桥》(《博物馆研究》第2期)认为金代的浮桥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在金代的战争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杜成辉、杨文义《辽代科技成就略论》(《雁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宫艳君、黄俐君《从辽代绵帽谈缂丝的织造工艺》(《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等。

周俊兵《金代政治因素对中医药发展之影响》(《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第3期)从金代政府对医药学发展的重视、儒医结合促进了医药学的发展、社会政治需要刺激着医药学的发展三个方面探究了促使金代医药文化发展的原因。朱星《金元四大家论治食伤》(《江西中医学院学报》第1期)总结了金元四大家治食伤的特点。本年金代医学史的研究文章较多,主要偏重于对金元四大家的医学及医学思想进行研究。相关论文还有张俐敏与陈文莉《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之间的相互渗透及影响》(《山西中医学院学报》第l期)、李成文《金元四大家的脾胃观》(《河南中医》第5期)等。

文学艺术史。本年度辽金文学研究成果亦颇为可观。据不完全统计,有张晶著《辽金元文学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和《辽金诗学思想研究》(辽海出版社)、刘达科注评《辽金元诗选评》(三秦出版社)、康金声与李丹合著《金元辞赋论略》(学苑出版社)、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编《中国诗学研究·辽金诗学研究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明今著《辽金元文学史案》(上海古籍出版社)、白巍著《宋辽金西夏绘画史》(海风出版社)等10余部著作。

本年度发表的有关文学艺术的论文也不少,下面仅择其要,略作介绍。李正民《试论金代“国朝文派”的发展演变》(《民族文学研究》第2期)探讨了“国朝文派”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胡传志《论诚斋体在金代的际遇》(《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论述了诚斋体传入金朝后的转变及原因。左洪涛《论金元时期全真道教词兴盛的原因》(《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对金元时期道教词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狄宝心《宋金季末诗的时代心理比观与文化阐释》(《民族文学研究》第1期)通过论述宋金季末诗的时代心理和文化继承地的差异,认为南北双方的士人因其时代的需要,对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关文学的论文还有李正民与裴兴荣《20世纪辽金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晋阳学刊》第3期)、张鸣《宋金“十大曲(乐)”笺说》(《文学遗产》第1期)、胡传志《论陆游笔下的北方及相关问题》(《中国韵文学刊》第2期)、徐翠先《金代全真教诗人邱处机诗歌创作初探》(《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胡建次《金元诗论视野中的“趣”》(《济南大学学报》第4期)、杨栋《冀南出土磁窑器物上的金元词曲》(《文艺研究》第1期)、史铁良《金元诗数题》(《株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4期)等。

李清泉《辽代宫廷绘画机构的两种体制——兼论风格与画派》(《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第1期)讨论辽代宫廷绘画机构的两种体制,以及与两种体制有关的主要风格与画派问题。刘建丽《西夏民族音乐及其演变》(《宁夏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讨论了西夏音乐的发展和演变。张影《金教坊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金教坊在内部组织、职司以及表演方面与宋教坊相同点颇多。有关艺术的论文还有于淑华《辽代教坊乐及其对其他民族乐舞艺术的借鉴》(《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第3期)、刘勇《中的“四旦”真是四宫吗》(《中国音乐》第4期)、龙建国《论诸宫调对北曲的影响》(《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李清泉《叶茂台辽墓出土再认识》(《美术研究》第1期)、王昊《金代的“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的发展》(《北方论丛》第3期)、胡明伟《金代戏剧形态研究——兼考“院本名目”》(《南都学坛》第2期)等。

语言文字。孙伯君著《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是研究金代女真语的一部力作。该作者《辽金官制与契丹语》(《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考察了金代部分职官与辽代的渊源关系,明确了《辽史·百官志》所载契丹语官名的内涵。作者又在《宋元史籍中女真语的标音》(《民族语文》第4期)中讨论了宋元史籍中女真语对音汉字的基本标音规则。吴英喆《关于契丹小字中的“大金国”的“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根据契丹小字《郎君行记》和《博州防御使墓志》出现的契丹小字“大金国”的“金”的不同写法,构拟了意为“金”的单体契丹字的读音。相关论文还有吴英喆《关于契丹小字中的方位名称“东”》(《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邓福禄《疑难字考释》(《语言研究》第3期)、黎新第《近百年来宋辽金汉语共同语语音研究述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等。 四、民族史 民族关系史

民族史。除了何光岳著《女真源流史》,杨茂盛的《中国北疆古代民族政权形成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是另一部有关民族史的著作。蔡家艺《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遗民》(《民族研究》第5期)一文对散居在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的来源、活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王成国《论唐代契丹》(《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认为唐政权的建立为契丹的发展和强大创造了条件,契丹与唐的关系是封建大国境内少数民族局部势力与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周伟洲《霫与白霫考辨》(《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对两族相关材料进行梳理和辨析,探讨了霫与白霫分和的历史。相关论文还有何光岳与何小宏《达斡尔族的来源和分布》(《湖南城市学院学报》第4期)、何光岳《契丹的来源和迁徙》(《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第1期)、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第6期)、任崇岳《女真遗民在河南》(《寻根》第4期)、完颜玺《金兀术的后裔们》(《西部人》第6期)、蒋秀松《略论元明女真与辽金女真的关系》(《北方民族》第1期)等。

民族关系史。崔明德《辽朝和亲初探》(《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探讨了辽与西夏、阻卜、吐蕃、回鹘等政权和亲的动机、特点、作用及影响。王曾瑜《从康熙的议论谈宗泽、岳飞等抗金》(《史学月刊》第4期)一文就康熙帝对宋金战争的认识,指出应对宗泽、岳飞的抗金及抗金的正义性给予肯定。赵永春有关金宋关系史的三篇文章《完颜宗翰对宋政策述论》(《北方文物》第1期)、《完颜昌对宋态度的转变及其成因》(《史学集刊》第2期)、《完颜阿骨打对宋政策探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都从金朝方面着眼探讨金宋前期关系,又都以金朝人物为线索来展开分析和议论,分别探讨了宗翰对宋政策的演变及对金朝发展的影响,完颜昌对宋态度的转变及原因,金太祖对宋政策的原则和态度等问题。周峰《论金世宗时期的金丽关系》(《当代韩国》第4期)论述了金世宗初期金朝与高丽的关系以及金世宗对郑仲夫之乱、赵位宠之乱的对策。关于民族关系史的文章还有吕英亭《高丽王朝与辽、宋政治关系之比较》(《东岳论丛》第6期)、林威《金末契丹人附蒙反金现象初探》(《广西社会科学》第8期)、卢伟与赵一祎《试论契丹迅速灭亡渤海国的原因》(《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王晓燕《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刘建丽《略论西辽与金朝及西域民族的关系》(《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黄兆宏《七至九世纪吐蕃与党项关系述论》(《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等。

五、文物考古 历史地理

文物考古。2003年3月发掘的吐尔基山辽代墓葬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代墓葬》(《考古》第7期)指出吐尔基山墓属辽代早期贵族墓,有大量珍贵文物出土,在辽代墓葬中是罕见的。董新林《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考古》第8期)一文讨论了辽代墓葬形制的类别,探讨了墓葬分期与各期特征等问题。相关文章还有梁振晶等《辽宁阜新梯子庙二、三号辽墓发掘简报》(《北方文物》第1期)、张杰与朱涛《黑龙江省肇东市涝洲镇安业村发现的辽代墓葬》(《北方文物》第1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兴区青云店辽墓》(《考古》第2期)、郭珉与吴娟《塔虎城州治再议》(《北方文物》第4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工作队《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第2期)、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市金代徐龟墓》(《考古》第9期)、张庆国《宁安市前莲花村金代墓葬清理简报》(《北方文物》第4期)、卜常益《辽宁岫岩镇辽金遗址》(《北方文物》第3期)、王仙波与刘桂红《白城市境内辽金时期城址及其历史作用》(《博物馆研究》第2期)等。

彭善国《辽陶瓷形制因素论稿》(《内蒙古文物考古》第1期)认为,对契丹民族若干传统形制的继承和因循、对流行于唐代的若干形制模仿和借鉴、受西方文化因素影响出现的形制、辽地窑工创造的一些新形制等因素促成了辽陶瓷形制的鲜明特色。杨广文等《金元昌平崔村锣钹邑碑考释》(《中国历史文物》第1期)对北京市昌平公园石刻园内陈列的金元时期的昌平崔村锣钹邑碑进行了考释,对金代通检推排的实施时间提出新的认识,且据此认为辽代也曾实行过通检推排。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朝阳县石匠山辽、金、元时期的摩崖石刻》(《考古》第11期)一文对摩崖石刻的发现经过、石刻现状、石刻内容、石匠山的地望、摩崖石刻上的年款、石刻遗址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相关文章还有赵明星《论鸡冠壶上塑猴习俗》(《北方文物》第3期)、刘景文与王秀兰《辽金兵器研究》(《北方文物》第1期)、金申《辽代舍利石棺上的涅槃图》(《中原文物》第1期)、张兆祥《香河辽代地宫发现的白瓷贡具》(《收藏界》第10期)、彭善国《辽墓新出陶瓷的探讨——兼论“官”款瓷器问题》(《博物馆研究》第3期)、汤威《郑州地区出土金末官印考》(《华夏考古》第1期)、陆思贤与李迪《辽代祖州“石房子”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牛达生与牛志文《西夏铜火铳:我国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寻根》第6期)、李森《残碑考证——山东青州发现金代书法艺术瑰宝》(《北方文物》第2期)、杨新文《咸阳新发现一座金代墓葬出土的铜币》(《西安金融》第3期)、栗杨《黑龙江省阿城市发现金源郡王完颜公神道残碑》(《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张泰湘与仇伟《阿城金源郡王神道残碑的初步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第4期)、郑绍宗《河北出土金元时期铜权的分析与研究》(《文物春秋》第3期)、邢国言《双城市东利村发现“滨州邢家”银锭》(《北方文物》第2期)、许志国《金大定七年沈州双城县北范家庄西山道院宗主禅师石塔考略》(《北方文物》第3期)、张亚平《佳木斯市黎明村辽金墓群出土的文物》(《北方文物》第4期)。

历史地理。胡廷荣《辽中京至广平甸捺钵间驿馆考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对辽中京至冬捺钵广平甸间诸驿馆的地望进行了考证。韩茂莉《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聚落分布与环境选择》(《地理学报》第4期)一文依据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及毗邻地区的两类聚落,分析论证了农业开垦范围与环境扰动。作者又在《辽代西辽河流域气候变化及其环境特征》(《地理科学》第5期)中认为,西辽河流域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地区基本的自然地理特征。王禹浪《金朝初期春水纳钵之地的考察——兼考“冒离纳钵”与“莫力街古城”之谜》(《黑龙江民族丛刊》第2期)一文对“冒离纳钵”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冒离纳钵”即今日哈尔滨市郊区的莫力街古城。王禹浪、王宏北《金源地区历史地理考证四则》(《黑龙江民族丛刊》第4期)对金源地区的曲江县、宜春县、巴剌海山谋克城、寥晦城进行了考证。相关论文还有景爱《金中都的规划及影响——纪念金中都建立850年》(《北方文物》第4期)、武丽青《辽代利州故城》(《兰台世界》第1期)、乌凤丽《辽、金、元时期的利州》(《黑龙江民族丛刊》第2期)、杜春鹏与李丕华《辽代庞葛城遗址考》(《黑龙江史志》第4期)、谭延翘《卜奎不是金代的庞葛——与商榷》(《北方文物》第4期)、乔建国《义县奉国寺》(《兰台世界》第2期)等。

六、墓志与文献研究研究综述

墓志与文献研究。本年出版了两部辽金史考订与校勘的著作,即徐蜀编《宋辽金元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和张元济著、王绍曾等整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金史校勘记、新五代史校勘记》(商务印书馆)。

都兴智、田立坤《后晋石重贵石延煦墓志铭考》(《文物》第11期)就石氏的族屑和世系、石重贵北迁相关问题、石氏北迁后的史实等问题作了考释和论证。袁海波、李宇峰《辽代汉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第5期)对辽宁阜新出土的《永清公主墓志》碑汉字内容进行考释,指出碑文证实了契丹族对炎黄子孙的认同,并参照《辽史》记载考证了碑文涉及的众多辽朝皇亲国戚。史金波《西夏户籍初探——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译释研究》(《民族研究》第5期)对新发现的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进行译释,探讨西夏黑水城地区的家庭类型、人口姓名、男女比例、民族居处、婚姻状况等现象,揭示了西夏户籍和军抄的密切关系。李范文《再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对《文海宝韵》中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重新考证,对《文海宝韵》的内容即平声、上声、人声及《文海杂类》等进行了分析。聂鸿音《西夏文发愿文中的两个年号》(《固原师专学报》第5期)对经文中出现的“景佑”和“福圣承道”两个年号进行了阐释。崔红芬《中的帝师与国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对西夏的帝师和国师进行了整理和考订。胡玉冰《关于的若干问题》(《史学史研究》第2期)对《西夏书事》的编修、刊刻、评价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胡玉冰《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述要》(《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对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进行了整理和评述。

相关论文还有王昕《辽耶律宗愿墓志释文商榷》(《中国历史文物》第5期),穆鸿利、孙伯君《蒙古国女真文、汉文初释》(《世界民族》第4期),王德朋《论刘祁的史料价值》(《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李峰《元好问若干问题考辨》(《文物世界》第3期),聂鸿音《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的译传者》(《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胡玉冰《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资料及其研究价值》(《人文杂志》第3期)、《浅谈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资料及其研究价值》(《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论略》(《固原师专学报》第4期),宋璐璐《西夏译本中的两篇佚文》(《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许生根《英藏黑水城文献社会文书述略》(《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孙昌盛《方塔出土西夏汉文诗集研究三题》(《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等。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5篇

关于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山根幸夫的《八十年来日本的明史研究》等文章有详细的论述;其具体研究成果在《亚细亚历史研究人门·中国》等书中也有全面的介绍。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要从“纵”的方面叙述日本对于明史的“研究史”,而是试图从“横”的方面,对其发展过程中若干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日本学者是如何把握研究信息的,是如何组织研究活动的,是如何研究成果的,等等,作一概括论述,以期为中国的明史研究者提供些许借鉴。

一、关注中国的研究状态、重视与中国的学术交流

战后中日两国最早的学术交流活动是1955年12月从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学术访日视察团”赴日开始的。当时,日本历史学界的六个主要学会——大塚史学会、史学会、东方学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分、历史学研究会、历史教育者协会,联合在东京举行了两次会议,请视察团成员翦伯赞、尹达等介绍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动向以及他们自己的史学观点。到会的日本史学家铃木俊、野原四郎、西嶋定生、古岛敏雄、增渊龙夫、远山茂藏、古岛和雄等就翦、尹二人所谈的“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时代区分问题”作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关于“十六、十六世纪以降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尤受重视。这是战后中日两国学者在历史学方面的初次正式的交流,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明史研究的交流。

此后,铃木俊和西嶋定生编辑了《中国史的时代区分八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5月)一书,收录了上述两次会议的讨论记录,并有西鸠定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构造的特质——中国史时代区分的论争》、田中正俊《中国历史学界“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两篇综述,介绍了中国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其中涉及许多明史内容。文后附录的《关系文献目录》大量收载了中国学者关于明史的研究论文。这是战后日本学者最早的有关中国明史研究动态的介绍活动。

但是,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复交,明史研究的交流与其他学术交流一样,还是非常有限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72年中日复交后,学术交流才频繁起来。于是中国的明史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不断地、大量地被介绍到日本,两国明史研究者的交流也逐渐增多。这些活动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参加中国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有关明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都有日本学者参加。这些学者都向所参加的会议提交了学术论文,与到会的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他们把获得的学术信息带回日本、传达给国内的同行(他们回国后大多写了“参加记”),为加深中日明史研究者的相互了解,起到厂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介绍中国的明史研究成果。 1956年岛田虔次撰文介绍朱谦之《李贽——十六世纪中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1957年寺田隆信撰文介绍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这是较早的对中国学者明史著作的评介。[1]此后,森正夫关于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寺田隆信关于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等专门的评介文章[2]也相继刊载于日本的史学杂志上。进入80年代后,类似的文章明显增多,郑天挺《探微集》、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陈学文《明清时期嘉湖市镇史研究》等著作,大量地被介绍到日本。[3]与此相关,日本学者也很注重了解中国的明史研究者。 1964年小林文男《一个历史家的思想和实践——吴哈所走过的道路》(《历史评论》,171号)一文,详细介绍了明史专家吴晗的生平及其历史著作,对其治学方法和历史观点作了分析与评价。 1982年寺田隆信发表《郑天挺先生的生涯和业绩》(《明代史研究》第10号),于详细介绍之外,还附有《郑天挺先生著作目录》。

对中国明史研究成果最直接的介绍,莫过于翻译中文原著。在这方面日本学者作了许多工作。如论文方面,有水野实翻译楼宇烈《汤显祖哲学思想初探》(《中国古典研究》33、34号,1988一1989年)三木聪次译王连茂《明末泉州的佃租收夺和“斗姥会”斗争》(《史朋》17卷,1984年),川越泰博译吴杰《关于万斯同的“明史列传”从《明代史研究川8号,1990年)等;专著方面有松川健二等译容肇祖《明代思想史》(札幌北海道中国哲学会,1965年),能条彬、木田广译徐尧辉《明朝末帝的日本亡命——三百余年来真相渐明》(八五子千岁书院,1986年11月)等。

上述日本学者对中国明史研究成果及明史研究者的评介、翻译,对于日本学者了解和把握中国明史界的学术观点大有禆益。

第三,关注中国的明史研究动态。如前所述,当中国史学界展开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时,日本学者就及时综述了有关情况。此后,这一问题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1981年佐藤文俊发表《中国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动向——以大顺政权的性质论争为中心》(《近代中国》9号),1988年吉尾宽发表《中国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最近动向》(《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报告》13,名古屋东洋史研究会,1988年),这些综述,向日本学者传达了丰富的学术信息。

总之,上述事实说明,日本学者在努力把自己对明史的研究置于国际学术空间,力争站在国际学术前沿,进行开放性的、创造性的工作。

二、重视对日本国内明史研究成果的总结

日本学者善于总结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个人学术成果的总结。日本学者在治学方法上有一个优良传统,即当确定一个研究课题之后,首先要进行一系列基础性的工作,围绕此课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待形成一定规模后,再将这些文章统一修订,形成一本专著。许多大部头的专著都是这样形成的,如佐久间重男《日明关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92年)是将自1951年至1990年40年间的有关论文结为一集,谷口规矩雄《明代赋役制度研究》(同朋社,1998年)是将1961年至1993年33年间的有关论文结为一集。这种结集不是简单地将论文汇编在一起,而是要经过重要的增删、修改,所以日本学者往往把这项工作称为“‘再构成”。由此完成的一部书,使作者对自己在某个领域、某个问题上的观点作厂系统的全面的表述,利于清理和审视自己的观点,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学术起点;同时也可使读者了解该作者史学观点的形成过程,加深对其观点的理解。

其次是对一个研究集体的研究成果的总结。将一个研究集体在一个时期内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便于及时总结专题性的成果。如小野和子编辑的《明清时代的政治和社会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的“明清社会变革研究班,,的19篇研究报告集中发表。岩见宏和谷口规矩雄编辑的《明末清初期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9年)是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的“明清时代的国家和社会研究班,,的14篇研究报告结集出版。这些围绕一个专题、一定领域的学术论文,集中反映了一个研究集体的成果。

再次是对明史研究界一个时期研究成果的总结。这种总结多以出版纪念文集的形式进行。例如1962年出版的《明史论丛》(大安出版)是为追悼明史专家清水泰次博士而编辑的,该书收录论文20余篇,作者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重要明史研究者。 1990年出版的《山根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汲古书院),收文70余篇,作者从年老的教授到年轻的学者,也是集一时之俊彦。似此还有《中山八郎教授颂寿纪念明清史论丛V燎原书店,1977年)、《(星斌夫)博士退官纪念中国史论丛八中央印刷,1974年)等多种,都是借学者退休、寿诞等机会,广泛征集论文,集一时研究成果之精华。此外,一些杂志也以出专号的形式,集中发表明史研究成果。如《东洋史研究》9卷2号为《明代的北方问题》特集,27卷4号为《明代史的诸问题》特集,33卷2号为《明清时代的乡绅》特集等,《中国史学》第3号为明清史专辑。

最后是学术综述。学术综述具有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对此非常重视,许多名学者都乐于此事。战后首先发表学术综述的是和田博德,他在1951年《东方学》创号刊上撰写《战后我国东洋学界的概况》,总结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状况,此后每年发表两次,至1958年6月止,共发表16篇。其中明史研究概述是其组成部分之一。此后逐渐增多的明史研究综述,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专题性的综述。如小山正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回顾V《社会经济史学》,31卷1一5合并号,1966年),分商品生产、农业问题、赋税制度、政治史和阶级斗争四个专题,综述了1955年以来日本明清史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谷口规矩雄《日本明代摇役制度的研究》(《中国史学》,3卷,1993年),分战前、战后两个部分,综述了日本学者有关明代摇役制度的研究状况,而于战后部分叙述尤详。最近《历史评论》1998年8月号出了特集《中国“地域社会论”的现状和课题》,集中发表4篇综述文章,深入地分析了日本明清史研究中“地域社会论”的由来、现状及未来趋势。在此方面的专著是森正夫主编的《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枫汲古书院1997年),该书集结了对明清史各个研究领域颇为熟悉的22位学者,对“商品生产研究的轨迹”、“明清农业论”、“明清时代的生产技术”等21个专题作了综述。此书可以说是对日本战后明清史研究状况的全面总结。

第二种类型是整体性的综述。如《明代史研究》杂志,经常发表山根幸夫撰写的总结前一年明史研究状况的文章。他还从研究史的角度,对较长一段时间的研究状况进行概括和分析,先后发表了《八十年来日本的明史研究》(《东京女子大学论集》,40卷2号,1990年)、《最近十年间日本的明史研究》(《明代史研究泥0卷,1992年)等文章。森正夫《八十年代以降日本明清史研究的新潮流》(田岛堂编《关于开发文化》,名古屋大学开发研究科,1994年)也是此类很有价值的文章。

在一些研究入门性的书中,也时常可见对明清史研究状况的综述,最便利用的可举两部,一部是《亚细亚历史研究人门·中国》(同朋社,1983年),该书的明代部分是由谷口规矩雄撰写的,其中“研究史的概要”一节对1955年以后日本明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另一部是《中国史研究人门》(风山川出版社,1983年),该书的明代部分由山根幸夫撰写,其中“研究史”一节,对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日本的明史研究成果详细评介,而于日本方面论述尤详。

总之,日本学者以各种形式及时总结明史研究成果,对于明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研究者们通过这些综述,可以准确把握研究动向,了解某一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发展趋势,从而确立和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同时我们还透过这些总结性的著作看到了日本明史研究界的某种自省意识。

三、形式多样的研究活动和明史讲授

战后日本明史研究蓬勃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各种历史研究会积极进行有关明史问题的讨论,各大学开设了丰富的明史课程,并产生了相应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在日本颇具影响力的东洋文库是日本明史研究的重要基地,那里设有“明代史研究室”,山根幸夫、田中正俊、鹤见尚弘等长期在该室进行研究工作。许多著名学者如和田博德、滨岛敦俊、岩见宏、谷口规矩雄、森正夫等曾作为客座研究员,利用那里丰富的明史资料,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也致力于明史研究,多次举办明史研究班,如1976年4月至1981年3月举办的“明清社会的变革研究班”、1985年4月至1988年3月举办的“明清时代的国家和社会研究班”,都是集结了许多卓有成就的明史研究者,围绕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最后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山根幸夫主持的“明代史研究会”,是一种形式比较固定的研究活动,在日本明清史研究界有很大影响。该会隔周进行一次史料讲读,每年三月组织一次参观旅行,因其形式活泼,吸引了许多学者参加,中山八郎、佐久问重男、滨岛敦俊、森正夫等知名学者都曾参加活动,同时该会还热情接纳年轻的研究者及研究生参加。“明代史研究会”的机关杂志是《明代史研究》,该杂志创刊于1974年,是日本唯一的明史研究专门刊物,它不仅发表日本学者的明史研究成果,也接受中国、韩国等地的投稿,并及时报道国际国内的明史研究动态,还编发日本、韩国的明史研究目录。

除“明代史研究会”外,另一定期活动是“明清史夏期合宿”。此活动最初由森正夫、滨岛敦俊、谷口规矩雄等人于

1987年发起,每年举行一次,主办者和活动地点都是不固定的,大致是由各大学轮流主办,1998年在筑波大学举行的是第十次。这项活动的特色是参加者中有许多大学院的研究生和大学的本科生,他们互相交流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心得,气氛自由。

除了上述比较专门集中的明史研究活动外,日本各种历史学会举行的年会、例会等也多有与明史相关的内容。以上所述日本东洋史学界在明史研究方面举行的各种活动,无论是定期的研究会、夏合宿,还是各学会的年会、例会,以及开设的各种课程,都直接促进了明史研究的蓬勃发展。

四、制作工具书和整理史料的突出成就

日本史学界非常重视对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在这方面,他们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将中国古典史籍进行影印或合刻,有的还作适当的介绍。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长期致力于此,由他编辑、解题的中国历史资料相当多,与明史相关的就有《和刻本明清资料集》第1一6集(1974年)以及《和刻本汉籍随笔集》20集(1974年),其中,《群碎录》(陈继儒),《尘炼》(谢肇渊),《焦氏笔乘》(焦蚊),《笔丝》(胡应磷),《千百年眼》(张挞),《核记》、《雍记》(吴廷翰),《康斋先生日录》(吴廷粥),《听雨纪谈》(都穆)等均属明代史料。长泽规矩也还和山根幸夫共编了《和刻本大明一统志》(1978年)。山根幸夫编辑、解题的明史史料也很多,如《皇明制书》(1966一1967年)、《正德大明会典》(1989年)等。另有都留春解题的《明文援读》(1972年),叶可成编的《三巡奏议》第1一3卷(1964年)以及《皇明条法类纂》(1966年)、《明史》(和刻本正史别卷1973年)等,这些和刻本经过重新整理、题解,颇便日本明史研究利用。

另一种史料整理的方式是从原始资料中辑录专题史料,如《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钞》(京都大学文学部1943一1959年)、《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钞》(京都大学文学部1943一1959年)、《明代西域史料》(京都大学内陆亚细亚研究所,1974年)、《明代西南民族史料·明实录钞》(东洋大学亚非文化研究所)等,都是这方面的皇皇巨制。

在对史料的翻译和注释方面,有和田清主编的《明史食货志译注》(东洋文库,1957年),该书的执笔人都是在明代经济史各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包括松本善海、藤井宏、山根幸夫、星斌夫、佐久间重男、百懒宏、中山八郎等人。他们以《明史食货志》武英殿本为底本,参考实录、会典等史料,作了大量的研究、考订工作,包括句读、注释、翻译等。该书至今仍为日本明代经济史研究者的必备书。

后藤基已和山井编译的《明末清初政治评论集》(平凡社,1971年)也很有特色。该书将李贽《藏书》、黄宗轰《明夷待访录》、顾炎武《亭林文集》和《日知录》、王夫之《读通鉴论》、唐甄《潜书》等六部明末清初重要思想家的著作中的主要篇章作了翻译和解题,其中对主要观点的评论不乏卓见。日译明史史料还有《传习录》(山本正一译,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96年)、《传习录》(安岗正笃译,东京明德出版社,1973年)《书(明代的异端书)》(增井经夫译,东京平凡社1969年)等。

上述三种类型的史料整理工作,为日本明史研究者提供了比较方便的条件,使他们在国内就可以看到大量的和刻本中国原始资料以及经过翻译注释的资料,这是日本明史研究不断扩大领域和走向深入的必要保证。

在明史工具书方面具有重要成就的是山根幸夫,仅笔者所见就有近十部,如:

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1960年)

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稿(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1961年)

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东洋文库,1962年)

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小川尚共编,大安1966年)

增补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细野浩二共编,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1971年)

中国农民起义文献目录(东京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1976年)

增订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东京女子大学东洋研究室,1978年)

明经世文编分类目录(大岛立于等共编,东洋文库,1986年)

新编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附韩国明代史文献目录(汲古书院1993年11月)

目录索引等工具书也还有许多,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皇明文海索引稿》和《皇明文海目录八编者出版,1961年)、野口铁郎编《明史刑法志索引稿》(国书刊行会,1981年)以及《明代儒学者一览附索引八九州大学文学部宋明思想研究室,1957年)、《传习录索引》(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1977年)等等,都是编者倾注大量精力制作而成的。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日本明史研究的一般状况,从中可以看到日本明史研究的兴盛发达和鲜明特色。其中有些方面是值得中国明史研究界关注和借鉴的,例如定期的夏合宿活动、集中的专题研究班等都是组织研究活动行之有效的方式,虽然中国明史研究界也有不少讨论会,但其内容与方式与之并不相同,日本的这些活动似乎更务实一些,收效也更好一些。

现在,日本的明史研究经过战后50余年的发展,已形成蔚为壮观的兴盛局面,而且正呈方兴未艾之势,象岛田虔次、山根幸夫这些战后较早出现的明史研究者,依然活跃在明史研究的第一线,森正夫、谷口规矩雄等战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作为明史研究的生力军正在不断推出新作,而年轻的一代研究者也已崭露头角。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日本麦知大学教授谷口规矩雄先生指导帮助,谨致谢忱!

[1]分见《东洋史研究》15卷2号,16卷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