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论文范文第1篇

古代文学教学中学生的研究性学习

叶圣陶先生说：教育就是培养习惯。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习惯是至关重要的。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1]研究性学习能够使学生由被动地接受学习转变为积极、自主、探索性学习，有益于其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可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而这是需要教师精心指导和耐心培养的。教师要刻意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在作品讲授之前，提出问题，使学生有目的地阅读，逐渐形成对作品的深层领悟能力。例如，在讲解施耐庵《水浒传》之前，可以布置作业，让学生通过相关文献和著作的查阅，整理分析水浒戏的发展流变，并引导学生来思考水浒戏中的主要人物（比如李逵）和“小说”中人物在性格特征上的区别，或是分析作品人物的“同而不同”，[2]以达到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教师还可以因势利导以此作为选题，鼓励学生整理资料、分析研讨、梳理观点，写成小型论文或是研究报告。整个过程，教师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研究性学习的组织者和合作者。这样，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随着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古代文学教学中多媒体的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教师能够根据教学目标，从激发学生兴趣、启发学生思维等方面出发，艺术地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使得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活泼，但同时又会产生由于信息量过大导致学生应对不及和限制想象等方面的弊端。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通过多媒体的辅助将教学效果最佳化。

1.多媒体教学的前提是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在运用多媒体进行古代文学课堂教学时，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代信息技术只是一种辅助教学的手段，万万不可喧宾夺主。教师是课堂的引导者而不是课件的复述者和演示者。在教学中，师生之间的互动和学生的思考才是课堂的中心环节。要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正确运用多媒体，不可滥用、泛用。

古代汉语论文范文第2篇

一、毕业论义写作基本程序：集体指导、个别指导（三次以上）、定稿初审、省校复审、模拟答辩、案答辩终审。

二、字数、时间要求：6000字以上；半年左右。

三、文本格式要求：另见结构要求及文本样式。

四、关于选题和写作

（一）选题范围：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美学、写作等。

（二）开题报告：须经指导老帅审定通过后，另可进行论文的具体写作，一经确定，上报省校，不能更改。

(三)选题要求及不例：

1、“宜小不宜大”：利于提炼观点，利于中集中展开论述和材料的搜集及运用。

例：论余秋雨的散文（内容涉及很多方面，难于把握和深入）

深味人生，观照心灵——论余秋雨散文的哲学底蕴（只侧重于其散文的哲理性一个方面，利于深入）。

例：论鲁迅小说：浅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人物塑造）。

试析鲁迅小说的细节描写（艺术特色）。

2、传统论题须有新角度：利用熟悉材料，进行独自思考，形成新的完整的立论和论证。

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材料、观点难以通过）。

从《边城》看湘西的民族风情，从沈从文小说看其“湘西情结”。

例：《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都可写，但必须是利用熟悉的材料进行新的立论。

3、必须选择熟悉的作品立论：利于形成自己的观点，利于找论据论证，利于答辩。

例：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艺术等（照搬别人立论；答辩临时读、记）

4、确定适宜的论题角度：自己熟悉、理解、擅长的方面：论题要求相对容易简明的。

（I）古、现代汉语，专业性强，材料具体翔实：文学理论深奥，接触少，不懂或未自己研究的决不能写；

（2）作家论、创作论、风格论、流派论等要量力而行，一般可重点考虑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审美意义等。

5、中学语文教材教法不属汉语专业毕业论文选题范围。如需参考，可上网点击“一搜”、“白度”、“google”——“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

四、写作要求：

I、网上下载的不收；

2、几篇文章拼凑的不收；

3、将一篇主要文章打乱顺序，观点、材料依旧的不收：

4、请他人执笔，自己未读作品，不熟悉作品的不收；

5、拿已毕业的论文不收。

五、关于论文答辩

1、充分熟悉论文所涉及的作家、作品；

2、充分熟悉和理解论文中所引作家、作品及相关概念的米龙去脉和内涵；

古代汉语论文范文第3篇

上面说的“汉语”应该指“普通话”，准确地说是“现代的共同的汉语”。普通话是用现代北京话系统做标准设计的。因此,汉语拼音是用来书写现代共同汉语的专用的符号形式系统，具有音标兼有文字的性质。传统汉字是表意体制的语素文字，与语音单位没有直接的联系。汉语拼音的符号形式与语音单位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因此具有音标的性质。汉语拼音经过音位的概括，可以通过25个字母，用最节省的方式书写汉语，因此，也具有表音体制的音素文字的性质，虽然还没有完全取得法定文字的地位。由于语言中的音素的数量比语素的数量小得多，所以，汉语拼音不仅可以直接表示语音单位，而且可以比传统汉字更加经济地完成书写汉语的任务。

一、汉语拼音应用的优势

1.汉语拼音能够准确反映普通话的实际语音

用汉字写汉语一方面本来一个声音却写成了不同形体，另一方面本来不同的声音却写成了相同的形体。前者造成人们经常写别字的结果，特别是对于刚刚从口语进行书面语转换的小学生。后者造成人们经常读错词语的现象，特别是对于那些用于不常用意义的词的读音。例如，山东“济南大学”与广东的“暨南大学”，在口语中经常发生混淆。如果用拼音写出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普通话的轻声、儿化等语音现象，汉字不能或者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如果用拼音就好了。用汉字没有形成，也难以形成以词为单位书写的习惯，用拼音就有现成的正词法实现词式书写。词式书写对于正确使用普通话口语，对于普及普通话这种国家共同语非常有利。

2.汉语拼音可以促进人们自觉接受普通话系统的规范

汉字容易把普通话系统以外的词素当做词夹杂进来。汉字书写无法体现词和词素的距离，因此很容易让来自文言或者方言的词素，在普通话中当做词用。例如，上海《语言文字周报》2001年9月26日陈一平文章的题目是“语淡味不薄”。应该说“语言平淡味道浓”，因为“语”不是词，用拼音写出来是“yǔ”，自然首先使人想到词“雨”。于是促使人们重新考虑选择“语言”这个词，才符合普通话系统的要求。《复旦学报》1997年第3期周振鹤文章的题目是“日本文化的幸与不幸”。“幸与不幸”应该说“幸运与不幸”，才是普通话。不过，文章的正文都是用“幸运”代替了“幸”。题目中的“幸”也许是编辑弄巧成拙的加工。有人说标题要简洁，但是也不能削足适履，应该长的就不怕长。例如，北京《中国文化报》1999年7月13日发表孙若风的报道，题目是《孙家正在全国文化法制工作会议上强调积极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法制建设》，就不怕长。

3.汉语拼音能够使书面汉语的排列和索引更加有序化

由于汉语拼音只使用了拉丁文字中的25个相当于音素字的符号形式，所以很容易从语音的角度建立词语的顺序。所以，现在图书索引、姓名排列等，除了考虑那些不熟悉普通话和拼音的人，一般直接采用拼音顺序。

不过，我们的《现代汉语词典》一方面采用拼音顺序，另一方面又照顾词的第一个音节的汉字，所以不是严格意义的拼音顺序词典。我们在20世纪后期也看到了严格意义的拼音顺序的词典，例如上海的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美国德范克的《汉英词典》。

4.汉语拼音能够使汉语的书面信息处理更加方便

汉语拼音用的基本单位少，所以可以像英语用的文字一样，比较方便地用于电脑信息处理。随着普通话和汉语拼音的普及，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直接用汉语拼音在电脑上写现代汉语。由于前面说的原因，汉语拼音对于输入古代汉语文献当然不方便，这就需要根据文字形体进行编码。即使这样，人们仍然喜欢用形体中的部件名称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做为代码，因为这样容易记忆。

5.汉语拼音有可能直接代替汉字

由于汉语拼音从音素角度设计字，所以字的总数量只需要25个，非常少。这样不仅处理起来更加方便，而且因此符合人类文字发展的大趋势。

在网络信息传输的过程中，有的人已经直接用拼音书写汉语。如果将来大量的人都非常熟悉拼音了，也许拼音会成为新的汉字，取代传统汉字。由于传统的包袱小，越南、朝鲜等国家早就成功地经历了这样的文字变化过程。我们不必回避谈论这个问题，即使会引起一些保守人的反感。

二、汉语拼音应用的局限

1.文字系统无法跨越时间和空间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7－138页说：“没有一个变化是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都发生的”。“泛时观点和语言的特殊事实永远沾不上边”。

有人说汉字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表达古代到现代，中央到地方的汉语，甚至可以表达外国例如日本、朝鲜、越南的语言。如果只是看到文字形体上大致相同的表面现象，而不管文字不同的系统功能；那么，拉丁文字不是有更加强大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能力吗？有人会说，拉丁文字的历史短，是从原始闪米特文字经过几个阶段演变出来的。其实，现代汉字的历史也短，它是经过甲骨文、篆书、隶书、楷书、简化楷书几个阶段演变出来的。

有的学者试图设计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汉语拼音。最典型的是赵元任1892到1982年坚持设计和完善的，由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的《通字方案》。例如，本书第73页把“教我如何不想他”拼写成“Ceawqooruhobutsiagta?”这样的拼写，虽然体现了作者涉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渊博的汉语知识，但是，一方面目的是照顾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汉语，另一方面实际上不能用任意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汉语语音方便地读出来。这种拼音已经不是我们说的“汉语拼音”。它跟曾经失败的“老国音”有相似的地方。当然，“老国音”进一步要求把口语改变成适应不同空间汉语的混合汉语，更加违背语言规律。

有人到今天还在提倡用汉字写的文言，实在背离时代,背离拼音的要求。2001年南京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平时作文成绩并不突出的学生，他用文言写的高考作文，得了满分。这件事情引起新闻大肆炒作，而且南京大学的个别招生人员准备破格录取他，最后由于其他条件都不符合而没有录取。可见，这个满分是多么片面！《中国教育报》2001年8月16日发表答记者问的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宁教授回答说：书面语和口语保持一致“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没有必要”“提倡中小学生去写文言文”，高考提倡文言作文“是有害无益的”。这件事情也充份说明我们有的语文教师和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理论欠缺。

汉语拼音记录汉语比汉字更加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当然，正如个别汉字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有些音素，例如［p］［s］，可能是任何时间和空间的语言都使用的。

2.汉语拼音记录对象的时间局限

汉语拼音是根据现代北京话系统设计的,所以它对古代的汉语没有用。凡是与这个语音系统不同的以前的汉语，它无法准确记录。我们用汉语拼音给古代书面语言注音，其实是很不科学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根据那样的注音读出来的汉语，不仅现代汉族人听不懂，就是叫那些作品的作者活过来听，也是听不懂的。可见，普通话不是表面的声音，而是建立在自己的词汇、语法体系上。因此，基本词汇和语法构成一种语言的基础。

研究古代汉语的学者给我们构拟或者找到了上古、中古、近代汉语的语音系统，这才是真正的古代汉语语音，即使有些不一定准确。可是，这些古代汉语的语音不仅汉字无法直接表达，就是汉语拼音也无能为力，只有依靠国际音标。不知道能否用现代英语的文字系统给古代的拉丁语注音。

赵元任在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的《通字方案》第9页说：有人在1944年用拉丁字母设计中古汉语拼音系统，用来教汉语的古代文献《孟子》。我们也听到有些说南方汉语方言的古代文学或者古代汉语教授用自己的家乡话读古代文学作品，例如屈原的《离骚》，他告诉学生这就是屈原的楚语。谁知道呢？当然，至少比用来自北方汉语方言的普通话读更加接近古代汉语一些。这种做法倒是比用普通话读科学一些，但是，可操作性不强，现实价值也缺乏。

3.汉语拼音记录对象的空间局限

汉语拼音对普通话或者北京话有用，但是对其他方言或者其他地方的汉语没有用。例如，许多人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想用汉语拼音把方言和普通话的不同的语音表达清楚，往往遇到困难。越是不同，越是无法用汉语拼音表达。

反过来，用方言的语音系统去读普通话文章中的词，也不是真正的方言，只是普通话穿了一件方言的外衣。例如，在湖南省衡山县的方言中“跑”是来自普通话的“外来词”，可以用方言语音读“跑”，但是要表示“跑”，前山话说“打飞脚”，后山话说“打蓬牯子”。因此，在方言和普通话转换中不能简单停留在语音上。

不少地方志中的方言部份，由于作者缺乏国际音标使用能力，采用汉语拼音加汉字进行方言描写，使它作为文献的研究价值大打折扣。这是方言学者感到痛心的地方。很多民间文学记录中，那些最有特色的词被翻译成了普通话，破坏了它的本色。有的用汉字说明特殊读音，更加不伦不类。

例如，衡山县民间文学编委员1987年编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衡山县资料本》第11页有“看颈”这个词根本不存在，实际是“望颈”的翻译，因为“望”用白读音“［m55］”，记录人没有想到文读是“［44］”的“望”。第112页用“来几”分别在左边加形旁“亻”构成形声字来记录表示“男孩”的词。解释是“衡山方言，伢子，十八岁以下男性的统称”。然而声旁“来几”的声调与词的声调一个也不符合，实际上与方言中的“奶机”同音。“伢子”是用长沙话解释，而普通话的“男孩”又不用。“十八岁”是主观确定的，应该是“没有成年的男子”，没有精确界限。

顺便说一下，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分别弄出3个标准，实际破坏了标准。这样从心理上照顾了人口占多数的使用北方方言的人，但是理论上不科学，实践上等于放松或者取消了标准。正如英语用英国首都的伦敦话做标准，汉语应该用中国首都的北京话做标准。北京话自然有自己一整套系统的语音、词汇、语法标准。当然，北京话本身也有规范问题。

4.汉语拼音书面分化语素的局限

汉字是表意文字，可以通过不断创造新汉字，把相同声音的语素人为地进行分化。但是，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不是拼写汉字的。汉语当然首先是口语，口语的基本单位是词。任何语言中的词都会出现同音词，但是不会很多，否则会影响正常交际。因此，任何语言可以使用表音文字。但是，有人说汉语的同音词比英语多得多，如果采用表音文字就会导致大量同音词无法区别。

这是一种误解。第一，表音文字本来是区别声音的，所以不会产生什么同音词。第二，文字写法不同改变不了同音词的性质。例如“期中”和“期终”，“终于”和“忠于”即使汉字写法不同，也改变不了本身的同音词性质。用表音文字的英语也有这种现象。例如，英语的“hair(头发)”和“hare（兔子）”虽然写法不同，但是仍然是同音词。第三，有的词本来是一个词，是文字强行分离。例如“他，她，它”本来就是一个词“tā（他）”，仿照英语写成了3个“词”。然而，英语的“he,she,it”才是真正的3个词。如果这样，我们可以让英语的“brother”也仿照汉语的“哥哥、弟弟”两个词的不同，分别写成“大brother”、“小brother”。我们甚至还可以根据“他”的高矮、大小等不同分化创造更多的“他”字。

我们必须承认汉语拼音在书面上分化语素的局限。有人为了弥补这种局限，方便那些习惯了汉字的人接受拼音，于是在拼写的音节前后加上一些类似汉字形旁的字母。这样，使表音文字又一定程度地回到表意文字的老路。其实，这种汉字的“优点”并没有给汉语带来多大的好处，在口语信息交流频繁的时代甚至是有害的。例如“期中考试”和“期终考试”写得不同，但是说不清楚。如果，我们从口语的根本上区分成“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无论用汉字写还是用拼音写，不仅说得清楚，而且写得清楚。因此，汉语拼音不必模仿汉字去人为分化汉语单位。相反，这样做会导致口语和书面语的分离。

三、汉语拼音应用的问题

1.字母名称的应用问题

这个问题讨论的人不少。许多人认为应该按照普通话语音系统确定名称。我赞同。因为现行名称许多不符合普通话要求，人们宁可使用英语字母名称或者直接用教学中符合普通话语音系统要求的声母、单韵母的呼读声音做名称。我建议按照普通话语音系统用国际通用的英语字母名称的声音确定。这样最容易推广。

2.隔音符号的应用问题

北京的期刊《方言》的英语目录中总是把“湖南”写成“hu''''''''nan”，例如2000年第1期。大概是担心别人误解成“hun''''''''an（昏暗）”。上海的报纸《语言文字周报》2001年7月11日发表王志海《谈谈隔音符号》，列举一批词，例如“fānàn发难”，认为这个词要加隔离音符号写成“fā’nàn发难”，才不会误解成“fān’àn翻案”。

这种担心和扩大隔音符号使用范围的做法是多余的，是不经济的。因为隔音符号是针对那些零声母音节设计的，所以如果不是零声母自然不要加，直接用最经济的零形式表示音节的界线。

现行学术期刊规范中，对英语摘要中的汉语姓名写法的规范，没有严格遵守正词法规定，也体现这种画蛇添足的现象。例如“PENGZe-run”中间的“－”相当于音节隔离符号，也是多余的。这是汉字书写方式的残留。“PENGZe-run”应该规范成“PengZerun”或者“PENGZerun”。

3.声调符号的应用问题

声调是汉语的功能性语音要素，除了在英语等非声调语言中出现汉语单词以外，在汉语拼音的应用中应该一律使用声调符号。现在允许人们在使用大写字母拼写汉语的时候省略声调符号的做法不好。应该学习《现代汉语词典》，还有《中国语文》、《方言》、《古汉语研究》等刊物的编辑，他们用大写字母拼写出版物名称都加了声调符号。在机器处理不方便的时候，允许用1、2、3、4放在音节后面代替普通话4个声调符号。

4.正词法的应用问题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从1988年公布以后，有10多年了。可是，根据我们对1999－2000年的刊物的调查，多数刊物没有实行正词法，甚至连《语文天地》、《语文学习》也是这样。最落后的又最重要的是小学《语文》教材一直没有适应新形势，没有采用这个国家标准。小学《语文》教材因此出现违背普通话的拼音,例如:“yīhuìr(一会儿)”错写成“yīhuìér”。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正词法是普及得最好的。普通话水平测试也逐渐重视这个问题。

5.拼写错误的问题

根据我们对1999－2000年的刊物的调查，出现拼写错误的达到88％。这些五花八门的拼写错误，如果出现在汉语中，那么说明从事封面设计的美术工作人员普通话和拼音素质不好。如果出现在英语，那么主要体现在直接用汉语拼写的人名、地名中。这说明做英语翻译的人普遍存在普通话水平问题。这些也说明编辑人员的普通话和拼音素质以及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存在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要重视拼音的规范，其次是尽快普及普通话。

6.音素汉字的问题

在任何语言中经过功能概括的单位是相对有限的，但是不同性质的单位在数量上相差悬殊。一般来说，在一种语言中，通用词接近10万个，语素接近1万个，音节只有1百到5千个左右，音素不到1百个。

如果说像古代汉字那样的词文字在现代已经是％0，像汉字这样的语素文字已经只有1％；那么，像日本假名、朝鲜彦文、阿拉伯文字那样的音节文字有30％，像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那样的音素文字有69％。也就是说在现代文字中，表意文字大概只有1％，然而表音文字大概有99％。

汉语拼音就是走表音文字中的音素文字这条宽广的道路。事实上汉语拼音方案采用大写字母，设计隔离音节的专用隔音符号和兼职的“y、w”，已经从拼写汉语的词的角度，为未来的表音汉字做了准备工作。所以，汉语拼音方案不只是为了给汉字注音。

要使音素汉字完全代替现行语素汉字，首先要普及普通话，然后要通过普及汉语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的词式书写习惯。但是，更加重要的也最难的是在使用汉语过程中的普及普通话意识和词意识。这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才能在人口众多，观念层次不一致的中国得到实现。这也决定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发展速度。

在这里我们要警惕当前语言学领域的保守思潮，虽然同时要防止激进思潮。保守思潮是有社会原因的，这是20世纪最后20年伴随经济发展出现的思想反常现象。主张倒退、复古的保守思潮，“是阻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错误思潮。”有的人任意贬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口号下，引导人们向后看，有意无意地企图从古人那里寻求解决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药方”。(许全兴《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文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第2期。)20世纪末期，中国刚刚从国家灭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就有人骄傲和霸道地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种思潮就像中国经济腾飞以前出现的中国人想领导世界革命的思潮一样有害。(李慎之《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风范》，北京：《现代传播》1997年第1期。)任何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进行民族主义的夸大论述，虽然能够满足大民族的虚荣心，但是最终会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民族主义并不等于民族感情，它实际上是对民族感情的非理性的不加抑制的张扬。”(刘春《历史边缘的选择》，北京：《现代传播》1997年第1期。)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建议台湾尊重中国大陆使用了几十年的设计科学的汉语拼音方案，并且推动它的规范和普及工作，不要在犹豫了半个世纪以后在接受汉语拼音方案的同时再走弯路。同时，建议中国在大力普及普通话的同时，应该高度重视汉语拼音及其正词法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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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论文范文第4篇

我们所即将告别的20世纪文学，将会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留下什么？换言之，这个世纪的文学在浩浩中国文学史长河中将占据怎样的位置和作出怎样的贡献？这是近十多年来文坛关注的焦点之一。一些学者于1985年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试图把一向从属于政治划分的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统合起来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并不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趋于终结，而只是掀开了新的一页。因为从那时以来，人们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连绵不绝，形成杂语喧哗局面。我们在这里也只是想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这个特定角度，加入到这场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相关问题的世纪末喧哗之中，提出别一种观察，以就教于方家。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或现代化，是在现代进行的一项长期而根本的“工程”。这种“现代性工程”（projectofmodernity）起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我们虽然认为它根源于中国文化内部的种种因素的长期复杂作用和演化，但在作具体划分时，还是不得不把目光沉落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变上。我们所谓现代性工程，大体以鸦片战争为明显的标志性开端，指从那时以来至今中国社会告别衰败的古典帝制而从事现代化、以便获得现代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学术、审美与艺术等几乎方方面面。当这个闭关自守的“老大帝国”在西方炮舰的猛烈轰击下急剧走向衰败时，按西方先进的现代化指标去从事现代化，“师夷长技以制夷”，似乎就成了它的唯一选择。确实，面对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古典“中心”地位和幻觉都遭到了致命一击，只能脱离传统旧轨而迈上充满诱惑而又艰难的现代化征程，以便使这“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中国”或“新中国”。李伯元在小说《文明小史》（1903—1905）楔子里，就把走向现代化的“新中国”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风雨欲来的“天空”：“诸公试想：太阳未出，何以晓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晓得他就要下？其中却有一个缘故。这个缘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听那风声，便知太阳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这有甚么难猜的？做书的人，因此两番阅历，生出一个比方，请教诸公：我们今日的世界，到了甚么时候了？有个人说：‘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又一个说：‘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据在下看起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这里可以说同时展示了中国眼前的衰败景致和即将到来而又朦胧的现代化美景。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这里就是指中国社会按照在西方首先制定而后波及全世界的现代性指标去从事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的过程。而相应地，现代性（modernity）则是指中国通过现代化进程所获得的或产生的属于现代的性质和特征。

要在这个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老大帝国”实施空前宏大而艰巨的现代性工程，必然会牵涉到方方面面。对此，原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在这里，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选取一种特定角度。在我们看来，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可以从中国文化对于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挑战的应战行动角度去考虑。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意味着被迫纳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旧体制经受一系列尖锐、严酷而持久的挑战，如产生“道”与“器”、专制与民主、巫术与科学、科举与教育、王法与法律、传统思维与现代思维等等剧烈而持久的冲突。有挑战，就不得不有应战。应战就是面对挑战而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在现代性内部的种种冲突中尝试和寻找适合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性集中而明显地体现在面对现代化过程的种种挑战而显示的应战行动上。这就需要我们从挑战性课题与应战行动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性所牵涉的种种复杂问题。

大体说来，现代性涉及这样一些主要方面：其一为科技现代性，主要体现为如何师法西方现代科学和技术而建立中国的现代科学和技术体制，并且在这种现代科学和技术体制参照下重新激活中国古典科学和技术传统；其二为政体现代性，要求把奉行天下一体的古典帝制转变为现代世界格局中的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引发种种政体变革；其三为思维现代性，涉及古典宇宙观与现代宇宙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思维与西方思维等冲突及其解决上；其四为道德现代性，要确立中国人的现代道德规范，涉及人际交往、礼仪、感情、恋爱和婚姻等方面，如破除“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规定个人、恋爱和婚姻自由及社会义务等；其五为教育现代性，意味着借鉴西方教育制度而在中国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以取代衰落的中国古典教育制度（但后者作为传统仍有其生命力）；其六为法律现代性，要求把古典王法转变为现代法治；其七为学术现代性，即把古代学术体制翻转为以西方学术体制为样板的现代学术体制，涉及从学术观念、学术思维、治学方式到学术机构等一系列根本性转变，如从古典文史哲到现代文学、历史、哲学和美学等；其八为审美现代性，表现在从古典审美—艺术观到现代审美—艺术观的转变、面对新的现代生活的审美表现能力、及如何借鉴西方艺术样式如文学、绘画、电影、音乐、舞蹈和戏剧等方面；其九为语言现代性，主要指汉语现代性，体现在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变中，如现代白话文取代古代文言文和古代白话文。可以说，这仅仅是不完全列举；同时，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需要运用专业知识去作专门论述，而在这里由于个人能力和兴趣所限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讨论与我们的论题密切相关的后两方面——即审美现代性和汉语现代性。

二

审美现代性，在这里是审美—艺术现代性的简称，即它既代表审美体验上的现代性，也代表艺术表现上的现代性。在现代性的诸方面中，审美现代性是看来非实用或非功利的方面，但这种非实用性属于“不用之用”，恰恰指向了现代性的核心——现代中国人对世界与自身的感性体验及其艺术表现。审美，西文作acsthctic，原义为感性的或感觉的。审美现代性（aestheticmodernity），就是指中国人在现代世界感性地确证世界与自身并加以艺术表现的能力，或感性地体验现代世界和自身并加以艺术表现的能力。它涉及这样的问题：在现代世界上，中国人还能像在古代那样自主和自由地体验自己的生存状况、寻找人生的意义充满的瞬间吗？这样，正是审美现代性能直接披露作为现代人的中国人的生存体验状况、整体素质和能力，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审美现代性往往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从古典审美意识向现代审美意识的转变，即确立属于现代并融合中西的审美情感、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等；以现代审美—艺术手段去表现现代人的生存体验，涉及从旧文学到新文学的转变，国画与西画之争，国乐与西乐之辨，戏曲与话剧的关系，及新的表现手段如广播、摄影、电影和电视的引进等；参照西方现代美学或诗学学科体制而建立现代美学或诗学学科，从而出现中国现代美学或诗学。就上述方面而言，以现代审美—艺术手段去表现现代人的生存体验，是尤其值得关心的。单从文学角度说，以现代审美—艺术手段去表现，首先就意味着以现代汉语为书写形式、以相应的现代审美—艺术语言规范去表现，如实现从古典章回体小说到现代小说、从旧体诗到新体诗、从文言散文到新散文、从戏曲到话剧等的转变。由于这里都无法绕开古代汉语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的关系这一“纽结”，因而要谈论文学的审美—艺术表现即审美现代性，就不得不涉及汉语现代性问题。

三

如果可以说汉语是显示中国人生存状况的基本场地或方式，那么，说现代汉语是显示现代中国人生存状况的基本场地或方式，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为，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事实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当着古典文言无法表达或无法尽情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新的生存体验时，呼唤并创造新的属于现代的汉语形态，使其击败并替代衰朽的古代汉语而登上正统或主流宝座，就成了汉语现代性的主要课题。人们有理由发出疑问：正像古代汉语成为显示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的有效和有力方式一样，新生而稚嫩的现代汉语还能同样有效和有力地表现中国人的现代生存体验吗？还能帮助中国人在现代世界重新树立自己的那份自信、自主与尊严吗？所以，可以说得集中点，汉语现代性的焦点，正在于现代汉语作为显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的方式的有效性和魅力问题。汉语现代性问题，约略说来，集中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从汉字结构来说，由繁体字变为简体字，虽然对中国人的古典汉字形式美感无疑构成极大的挑战，但却是汉语为适应现代生活的表达需要而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和有效的步骤；二是就汉语书写格式来说，从竖排右起形式到横排左起形式，标志着汉语书写格式与现代世界通行语言书写格式形成统一；三是就汉语表述来说，从无标点句到标点句，和从不分段到分段，使汉语表述增加或获得了现代语言所需要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四是就汉语语法来说，从古代“文法”到现代“葛朗玛”（grammar），建立起汉语的现代语法体系；五是外来语的大量引进、仿造和新词的创造，满足了现代生活的交往需求。

而从语体分类来说，汉语现代性具体体现在为适应现代表达需要而出现的新的分类形态中——科学语言、新闻语言、官方语言和文学语言成为现代汉语的基本语体。首先，作为科学语言，现代汉语能否像现代西方语言如英语那样表述和创造中国现代科学知识？当古代汉语无法完满地完成上述任务时，现代汉语中的科学语言就必然地承提起这项使命了。其次，作为新闻语言，现代汉语能否完善地和准确地报导和评述错综复杂的新闻事件，以便满足现代人对新闻的特殊敏感和消费渴望？再次，作为政府或官方语言，现代汉语能否完满地完成传达现代政府指令、治理和动员大众的任务？最后，作为文学语言（这里特指艺术语言），现代汉语能否像古代汉语表现古代人的生活状况那样，完满地和创造性地表现现代人的生活体验？而同时，作为文学语言的现代汉语，是否也像古代汉语那样，在文学表现中本身就具有特殊的“美”，而这种美正是现代文学的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最后一个问题正是这里需要讨论的。

四

这里，作为汉语现代性的重要方面之一，以现代汉语去表现现代人的生活体验问题，是必须同前述审美现代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审美现代性要解决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及其表现问题，而汉语现代性正是意味着把这一问题落实到具体表现方式——现代汉语上，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问题：如何创造新的现代汉语以便表现现代人的生存体验？这正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这样，正是在审美现代性和汉语现代性相交叉的坐标点上，出现了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代表的新型文学，更确切点说，中国现代性文学。这种新型文学致力于以新的现代充沛形式去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

现代中国人不得不遭遇这样的问题：面对新的陌生的现代世界，中国人自我还能真正进入自己的生存隐秘处，在那里获取人生的意义充满的瞬间吗？要完成这项审美现代性课题，古代汉语已落伍了，需要求助于新的汉语形态，这就有汉语现代性要求。这样，问题就来了：曾经运用古代汉语去书写生存体验、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典文学的中国人，还能运用新的现代汉语去书写现代生存体验并创造堪与古典文学媲美的具有现代性的新文学吗？面对这个空前难题，中国现代作家开始了自己的艰难历险，结果是创造了20世纪中国文学，或者不如说，中国现代性文学。

从中国的审美现代性与汉语现代化性相交叉的角度看，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带有与古典性文学不同的现代性性质，从而属于中国现代性文学，或者说是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一个主体部分。所谓古典性文学，在这里是与现代性文学相比较而言的，或者是从现代性角度去追认的，指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以古代汉语（包括文言文和古代白话文）为基本书写形式的中国文学。中国古典性文学具有自身的源远流长而又辉煌灿烂的“美”或审美特征，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然而，与此相对照，似乎只是仓促出生、且生长艰难的中国现代性文学，还能有属于自身的独特的“美”或审美特征吗？人们当然有理由持怀疑态度。而确实，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现代性文学同古典性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相比较，并且总是得出中国现代性远不及后两者的结论。果真如此吗？

中国现代性文学，是从鸦片战争以来至今的中国文学的基本美学形式和精神风貌的通称。如果说，从1840年至（1898）的半个多世纪，属于中国古典性文学的衰落期和现代性文学的酝酿期；从失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十余年属于中国现代性文学的滥觞或开端期，那么，“五四”以来至今的八十载则属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发展期。这样，“20世纪中国文学”在此也就是指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发展形态。它不是在“五四”运动中突然“蹦”出来的独立形态，而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在缓慢地孕育和生长着的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一个主体部分。如果我们否认它同之前数十年文学发展的联系，就意味着把它同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以及更根本的文化现代性进程割裂开来，仿佛是一个自我生成的“怪物”。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提“20世纪中国文学”诚然是可以的，并且曾经产生过一定积极意义，但却是不大合理的，不如提“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发展期”。

五

作为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发展形态，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独特的审美特征。这自然需要从若干方面去作综合考察，这里不妨单从它所创造的现代汉语形象去作初步考虑。在中国文学中，汉语并不是单纯的意义表达工具，而是审美对象的当然而基本的组成部分——它是文学中的一种艺术形象。具体地说，汉语在其意义表现中本身就能展现出丰富而意味深长的审美的艺术形象（如语音形象、文法形象、辞格形象和语体形象等）；并且可以说，文学也只有凭借这种基本的汉语形象，才能把艺术形象总体及其意义创造出来。汉语形象不是文学的艺术形象系统的多余的装饰部分或次要外壳，而就是它的直接和基本的美学“现实”。因为，中国文学毕竟是汉语的艺术，确切点说，是汉语形象的艺术。如果没有了汉语形象，文学的艺术形象总体及其意义又如何创造出来呢？不是艺术形象总体及其意义需要借助汉语形象去表现，而是汉语形象把艺术形象总体及其意义创造出来。

确实，不再是沿用伟大而衰落的古代汉语、而是自无而有地创造稚嫩而伟大的现代汉语，以便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新的生存体验，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艰巨而辉煌的事业。试想，在古代中国人已经把古代汉语的表现能力伸展到最大限度从而使其必然地走向衰落后，置身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而急切地寻求表现的现代中国人，就别无选择地只能另创新语了。孕育过李白和杜甫的诗文土壤而今不可能再度孕育他们了。纵使李杜再生，他们也不可能再度成为创造过辉煌的古代汉语形象的现代李杜，而不得不面对一个新难题——如何创造和运用新的现代汉语去写作，去表现现代人的生存体验。这无疑是李杜们不可能遭遇的一项名副其实的“前无古人”课题。

这项前无古人课题进展怎样呢？可以说，从“五四”白话文运动到90年代，现代汉语在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方面已经和正在取得令人瞩目的美学成就，同时，它作为汉语的现代形式，也已经和正在形成与古代汉语不同的独特的美或审美特征。古代汉语具有自身独特的美，而现代汉语也正在把自己独特的美打开来。汉语的古今两种美之间，当然存在着内在根本的继承关系，但同时，相互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约略地说，具有独特的美的现代汉语形象，从三方面吸取“美的资源”（爱德华·萨丕尔语（1））：一是汉语内部的古代传统语言“流”，即中国古代文学所传承下来的古代汉语遗产，它作为内在汉语形式为现代汉语形象提供古代汉语传统的强大支援；二是外来的语言“流”，即以先进和科学语言面目出现并产生深刻影响的西方现代文学语言，这使得中国人在创造现代汉语形象时有了可以仿效的现想典范；三是基本的语言“源泉”，这是最为重要的，即现代中国人对对于自身生存体验的当下语言把握方式，这为现代汉语形象确立了新的基本的、活生生的和永不枯竭的语言资源。现代汉语形象正是这三方面融汇的结晶。

现代汉语形象与文化现代性存在着密切的多方面的联系。而从总体上讲，文学中这些现代汉语形象的出现，恰恰是要适应文化现代性的需要，并且实际上成为现代性工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新的丰富而意味深长的现代汉语形象不正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工程的动人的想象性“镜象”吗？正如前面所说，这是审美现代性与汉语现代性相交叉的坐标点。现代汉语形象所达到的美学高度，是现代性文化所想象的高度的一个凝缩模式。而就文学来说，正是现代汉语形象的美，有力地支撑起中国现代性文学的美。如果我们承认现代汉语形象的美的独特性，那我们就必然会引出如下认识：以现代汉语为“美的资源”的现代性文学，也已经开始展现出自身独特的美，这是与古典性文学的美不尽相同的新的美。如此，从现代汉语与现代性文学的关系而言，中国现代性文学其实可以表述为中国现代汉语文学。

这样看来，今天的所谓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就应当在中国现代性文学（或中国现代汉语文学）这一新框架中统合起来。这是它们各自的学科建设所急需的。因为，正是这种综合研究有可能帮助人们打消内心对于这三种学科的学科根基或立足点的长久怀疑。把所谓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三个基于政治话语划分而产生的领域统一起来研究的时日，应当说已经来临了！它们不都是现代汉语文学或现代性文学的组成部分和研究领域吗？不都是与现代性相连的中国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吗？这三者相互打通的时刻，也即中国现代性文学获得全面而综合研究的时刻，无可否认地来临了！

中国现代性文学并不只是以往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简单继续，而是它们的一种崭新形式。即，它不是为既往五千年或三千年传统续上一百五十年“尾巴”，而是在五千年或三千年传统衰落之后另辟蹊径，另创一种新的形态，从而使中国文学呈现与古典性文学不同的另一种“美”。如果说，以古代汉语为书写形式的古典性文学代表中国文学的古典性传统，那么，以现代汉语为书写形式的现代性文学则代表中国文学的新的现代性传统。这是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两种彼此相连而又不同的“传统”。遗憾的是，由于传统学术成见的限制，人们对于伟大而衰落的古典性传统似乎所知颇多，然而，对于同样伟大而有待成熟的现代性文学传统却所知甚少；相应地，人们对衰落的前者大加推崇，却对有待成熟的后者严加苛责。所喜的是，我们正开始形成对于现代性文学的新眼光。无疑地，现在已到了正视这种堪与古典性传统媲美的新传统，并同它对话的时候了。

六

由于中国现代性文学远不是单纯的诗学或美学问题，而涉及远为广泛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因此，有关它的研究就需要依托着一个更大的学科框架。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涉及现代政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几乎方方面面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因而需要作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考察。有鉴于此，需要有一门更大的学问，去专门追究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或现代化问题，从而为中国现代性文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学科地基或学科立足点。这个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性或现代化的更大的文化学科，在我们看来，应是中国现代学。中国现代学是我们的一个新构想，它能否成立呢？

中国现代学应是与时下流行的“国学”、“汉学”（Sinology）和“中国研究”（ChineseStudies）三个概念不同的。“国学”在今天通常指中国古典学术，或以中国古典学术方式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这样的国学当然有其价值，但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却很少涉及，或者说，在处理现代性问题时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汉学”一词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汉学”把所有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都包容在内。凡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无论是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称为“汉学家”。但这种用法由于过于宽泛，实际上不大被采用。常用的倒是狭义“汉学”。它常用来指16世纪以来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从语言、历史、地理、宗教和哲学等方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学问，可以说是“东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2）。这种研究的规范和目的都是属于外国的，虽有参考价值，但毕竟无法充分满足中国人研究自己的现代性问题的需要。“中国研究”（或译“中国学”）是近十余年来引进国内的，它是二战以来兴起于美国的一门以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以历史学为主体的学问，属于美国学术中的“区域研究”（RegionalStudies）范畴。其奠基人是近年去世的知名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博士。“中国研究”正是要突破欧洲“汉学”重视传统而轻视现实的旧模式，把中国现代问题作为基本研究对象（3）。这种研究虽然以中国的现代问题为主，富有一定参考意义，但实际上是欧洲“经典汉学”（ClassicalSinology）在现代问题上的一种延续形式，其根本目的仍是像经典汉学那样服从于和服务于西方自身的利益需要。

那么，在国学、汉学和中国研究之外，还有没有一门新学问，它由现代中国人自己建立、能跨越通常学科界限而把中国现代性作为中心问题加以通串性研究？显然，中国现代学正是为弥补国学、汉学和中国研究所留下的空缺而产生的。它致力于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古典性文化衰败以后寻求全面的现代性过程时的种种问题。换言之，中国现代学是包括现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众多学科在内的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通串性学问。而这些现代性问题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由审美现代性和汉语现代性交织成的文学现代性问题，即如何创造新的现代汉语以适应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性文学研究不过是中国现代学这个包罗广泛的现代文化学科中的一个环节。

当然，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学与其说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专门学科，不如说是一个灵活自如的通串性研究领域。通串，不是把若干独立学科综合成一个宏大的有机整体，而是在尊重各学科独立的前提下从事适当的相互通连或串连。例如，要从中国现代学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则需要走出单纯现代文学和现代诗学的限制，借助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优势，从事通串性研究。这样做，才可能真正形成中国现代学研究视野。而如果把中国现代学固定为一个专门或独立学科，则它的特色就势必都丧失掉了。说得明白点，中国现代学应是一种在现代性问题框架中思考具体学科问题的通串性研究视野。

其实，中国现代学正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学”。在古典时代，当中国人对于自己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充满自信、固执地相信自己就是全世界的“中心”时，就自然地把“中国”当成“世界”或“天下”。那时的“中国”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国体称谓，而是一种“文化主义”或“天下主义”意义上的文化中心名称。谁在文化上强盛，谁就是“中国”（即天下之中央）。所以，那时的“中国学”（如果有的话）与“世界学”是重合的，或者干脆就是一回事，并不需要专门针对中国的“中国学”（4）。只是在现代（鸦片战争以来），当中国的古典中心权威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中国作为现代世界若干民族国家之一员这一事实被确认后（5），在新的视野格局中重新认识或想象中国、重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才成了一种必然要求。也只有在这时，才真正需要一门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性的学问，这就是中国现代学即中国学（当然，如果要对译成英文的话，它显然不宜译作Sinology或ChineseStudies了，而需另创新词，如ChineseStudiesofModernity）。到今天为止，有关中国现代学的研究虽有开展，其历史甚至可上溯到魏源、龚自珍和严复等对中国现代问题的最初认识，但毕竟一直缺乏真正明确的意识和筹划。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包括如下缘由：在许多人眼里，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不过一百五十余年，与中国几千年辉煌的古典文化史相比似乎算不了什么，它不过就是这古典文化史的现代延续而已，因而重要的是研究这古典文化的现代复兴，而不是把它看作与古典文化不同的一种新的文化的诞生。依此类推，人们以为古典文化取得很高成就，与世界任何一种优秀文化相比毫不逊色，而现代文化才刚刚开始，无甚成就，至多也只是它的一个不起眼“尾巴”而已。

这种偏见既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外国。外国人一提起中国，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古典形象。但是，只要我们从西方介入前后新旧中国形象的巨变角度考虑，就可以发现，这种现代性进程所标明的变化、带来的震撼和取得的成就，是怎么估价也不算过分的。以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为例。鸦片战争好比一个分水岭，划分了两种中国形象。如果说，在这之前，古典性中国形象凝聚了中国人有关自身与世界的第一次定义，使“中国”呈现出世界之中心权威的形象；那么，在这之后，现代性中国形象则代表着中国人对自己和世界的第二次定义，此时的“中国”转而承认西方为世界之中心，自己则被放逐到边缘。然而，第一次定义出的古典性中国形象并没有因新的定性的出现而消逝，而是以新的方式更强烈地显示出来：当古典中心形象被消解而现代边缘形象顽固地挺立后，对昔日中心地位的渴望非但没有因此而减弱，相反是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了，形成再度中心化渴望，因为长期的中心地位造成了这样的文化习惯或定势，以致中国人难以忍受被长久地放逐边缘的巨大苦痛；而当再度中心化渴望在现实中一再难以实现时，就往往被压缩到集体无意识深层，再通过多种渠道被置换出来。在文学中创造“新中国”、“少年中国”等现代性中国形象，不过是多种置换渠道之一。一部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正是新的中国形象的创造史（6）。相应地，现代性标明一种旧的文化时代的结束和新的文化时代的开端，因而不能简单地从时间的前后延续上看待现代性同古典性的区别，而要看到这种区别所揭示的文化传统上的根本差异：这是两种文化传统或文化状况的分水岭。而从文学上讲，这就需要我们在这种基点上回头重新审视现代化进程，认真考察这种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巨变对中国人的生存状况造成的震惊效果。这种审视和考察自然会不断回头涉及中国古典文化状况和古典性中国形象，在两者的比较中进行。而中国现代学正是要把中国形象问题置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这一更广泛的问题领域之中。

由于如此，中国现代学应是多方面研究的集合。例如，它可以包括哲学现代学、社会现代学、汉语现代学、心理现代学、教育现代学、审美现代学等等。与中国现代学相对应，今日有关中国古典文化的学问可以称为中国古典学，这自然包括关于中国古典性文学的研究。然而，中国古典学并不能等同于“国学”，它不过是现代中国人出于理解现代文化的需要而对自身古典传统作新的研究的产物。这种有关中国古典传统的现代研究必然地是在中国现代学框架中进行的，目的是服务于现代人的现代性工程。因而严格说来，中国古典学其实应是中国现代学的一个关系密切的旁系或支系。同时，与中国古典学一样地同属中国现代学的旁系或支系的，还有中国外国学。中国外国学是由中国人开展的关于外国的学问，包括中国东方学、中国西方学等。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了解外国、尤其是西方自然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中国现代学同它的主要旁系中国古典学和中国外国学一道，承担起研究中国的现代性的任务。

但我们不能在中国现代学问题上走得过远，需要赶紧回到本文的论题上来：中国现代性文学在中国现代学中的位置如何呢？中国现代性文学应主要属于中国现代学中的审美现代学与汉语现代学的交叉领域——这不妨暂且称为中国文学现代学。文学现代学要处理如何以新的现代汉语形式（如“新小说”、“现代白话文”和“新文学”等）去创造和确证现代人的生存体验的问题。这意味着把现代性文学纳入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去考察，发现现代性文学与现代性文化的密切联系。

这样把中国现代性文学置于中国现代学框架中加以研究，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尤其重要的是，它应当可以为目前仍旧彼此疏离而飘无定所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共同的学科立足点或生长点，在此基础上考察它们的共同的审美特征。这必将有助于消除长期以来有关中国现代性文学的种种偏见，使其独特审美价值展现开来。这种偏见在于，与人们标举古典文化而轻视现代文化相应，古典性文学被认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伟大成就，而现代性文学据说则由于废除古典语言而采取西化的现代汉语形式，被认为尚处在失去古典根基的无根或虚空状态，因而不存在独特的审美价值，更不可能取得什么值得一提的成就。美国汉学家孙康宜所披露的西方事例或许具有一定代表性：“数十年来美国汉学界一直流行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那就是，古典文学高高在上，现代文学却一般不太受重视。因此，在大学里，中国现代文学常被推至边缘之边缘，而所需经费也往往得不到校方或有关机构的支持。一直到九十年代，汉学界才开始积极地争取现代文学方面的“终身职位”，然而其声势仍嫌微弱。有些人干脆就把现代中国文学看作是古代中国文学的“私生子”（7）。而依我们从中国现代学角度所作的审视，正像古典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化之间的关系一样，古典性文学与现代性文学的比较绝不应看作五千年文学与其自身随后的一百余年文学的自我比较，而应视为同一种文学的两种不同形态之间的比较。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性文学已经开始获得了堪与古典文学媲美的独特而伟大的审美风格，它们虽在审美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在表现形态上却有明显不同。它们好比同一文学之树上的两株奇葩：一株在古典性传统中生长、盛开和衰败，另一株则在现代性氛围中迎风怒放。古典性文学虽然伟大却已衰败，而现代性文学尽管幼稚却已初显其独特审美特征与伟大前景。因此，要充分显示现代性文学的独特审美特征和伟大前景，就需要大力倡导和开展中国现代学，把现代性文学置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问题框架之中。

中国现代学以及中国现代学框架中的中国现代性文学的有关问题甚多，这里只是提出初步研究提纲，以期引起国内人文学界、尤其是美学界和各门艺术学界同仁的探究兴趣。希望这个视界能够为研究包括现代性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开拓出一种新的意义空间。

注释：

（1）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2页。

（2）参见阎纯德：《汉学和西方学研究》，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1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3）参见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0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美国麦克米伦公司1948年版，此据涂又光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222页。

（5）“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术语，是直到1689年9月7日《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才首次以拉丁文、满文和俄文文本形式出现的，而它的第一次汉语表述则要等到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时才出场，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0页。

古代汉语论文范文第5篇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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