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1篇

1、教学方法的现代性

教学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教学方法的变化。过去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常常从时代背景、题目分析、作者简介、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多方面鉴赏并解读文本。虽然“面面俱到”，却难以抓住作品的个性与特征，缺乏针对性和深刻性，更缺少联系实际需要这一层面。大多数学生也是被动去听，记笔记、背笔记来应对考试，去理解、感受、体验文本并学为所用、付诸于实践的学生却少之又少。为此，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方法和模式，用全新的观念、多维的思路融入到教学方法当中，让学生由被动变主动，体会到参与的乐趣和权利的把握。比如：古代文学教学课上自读作品并思考、讨论、回答出老师设计的问题，自由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可以激发学生自己创设问题，提出异议，提倡一种想别人没想的或不敢想的、说别人不敢说的精神。课外，学生也可以组成不同的课题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比如：小说、诗歌或散文等，大量增加自己的阅读量，并定期开展一些专题交流、辩论比赛的活动。一方面检验了自己在古代文学课堂上作品鉴赏的收获，更重要的是使这个收获有了一个施展的平台。另外讲授作品的同时，要挈适时机地激发学生的创作积极性。如，作品鉴赏就是评价作品，可以让学生尝试去写一写短小的文艺评论，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面，为今后的毕业论文打基础。还可以针对所讲作品情节和人物形象，在课堂上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尝试即兴地创作，例如散文、散文诗等文学文体，要求学生课下将课上所写加以整理，并在下节课前加以点评。而且，如果鉴赏的篇目很适合朗诵，也可以给学生到讲台上诵读的机会，一方面锻炼学生临场的胆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语言规范化活动的实践之一。以小说《老残游记》为例，我们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有能力使教学设计系统性、完整性、灵活性，对教材、学生、教学目标三者充分的了解，并作合理的安排。师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彼此都要给予充分的自由和空间。一方面老师起引导学生把握主要内容的作用，课前要给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文本，并结合着老师提出的问题去认真思考。如：小说的魅力吸引力何在？你不喜欢这部小说体现在哪？这部小说对我们当代社会有什么意义？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自己也可以提出问题，然后在课堂上大家一起解决。另一方面老师可起补充、纠正的作用，教师可把讲这部小说的任务分配下去，老师提供一些思路，然后采取自愿的形式找几个学生，每个学生选取不同的角度来讲，并要求做PPT,这样的话，学生参与和思考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也灵活了课堂教学。

2、教学内容的现代性

在作品教学的课堂上，无论是教师讲还是学生讲，都提倡多种方法相结合。我们可以适时的运用多种角度来设计课堂、解读作品，比如，从审美的角度、用比较的方法、创新型问题穿插法、体验法、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相结合、哲学层面、文化层面、与当代社会联系的层面等等，这些都可以提供给学生借以参考。让学生发挥自己的能力进行阐述。还以解读《老残游记》为例：《老残游记》中的明湖景物描写，可以从意象和意境相结合的审美角度来解读，当讲到老残的经历，可以把他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进行对比，看是否有了一些新变的特征。《老残游记》中桃花山闺秀玙姑与申子平的对话，可以从传统哲学理学的层面解读。《老残游记》中涉及到饮食的地方可以从饮食文化的层面讲解。语言和结构的整体性上可以用西方文论叙事学的角度把握，《老残游记》中清关与贪官可以结合当代现实社会来讲。拓展解读的思路无论写毕业论文还是考研方面对学生都是有好处的。教师也可对考试做出相应改革，在考试方面，学生可以平时有意识选择重要知识点，期末自拟考试题目，然后同学之间互换作答，这样既掌握知识点，又锻炼了大家的能力。改变以往的填空、选择、简答等闭卷的形式，采取更多灵活多变的方式。如，采用交论文的形式，口头表达和课堂创作全过程考核形式等等，这样不仅与平时课堂改革相契合，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创造性。小说方面的考试更可灵活些，《老残游记》的考试不用直接去背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可以让学生自选一个角度谈谈对小说的理解，也可选取小说的精彩片段，去模仿创作。

二、教学目的的现代性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内容摘要］杂文创作在中国古代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但是理论研究较为贫乏。本文从杂文的概念、功能、创作主体、审美机制、艺术特点等几个方面，对我国古代杂文的理论研究做了简要的回顾和评析。

中国古代的杂文创作，最早可以上溯到先秦，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两个阶段的长足发展，至唐宋时出现繁荣，明清时因文禁而衰落。

中国古代的杂文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创作成就，其优秀传统也为现代杂文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资源。但是，关于杂文的理论研究不多，概括起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杂文的概念

我国古代的杂文，有杂文、杂著、杂说等多种相近的名称，内涵与外延也不尽一致。

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常常将杂文视为“杂著”，这是一种广义的杂文概念。

例如，最早使用杂文之名的范晔，在《后汉书·文苑传》述及杜笃、苏顺、赵壹的著作情况时，言杜笃“所著赋、论、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①，苏顺“所著赋、论、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②，赵壹“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③。从与杂文对举的大都是应用性文字这—点来看，这里的杂文是指那些非实用并因此无法按当时以功能为标准来加以分类的文章。

南北朝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介绍了在他之前的杂文概念，并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共名，并归杂文之区。”④意思是把—些杂七杂八不好归类的杂著文章都一古脑儿归人杂文之中。

所以，也有人径直将杂文称之为杂著。刊于明代的《骆宾王集》中收列有“杂著”一类，类下收有《应诘》《自叙状》等文。清代所刊明人影印宋钞石介所著《新雕徂徕石先生全集》也列有“杂著”五卷，凡“说”“原”“辨”“释”都收人其中。

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说：“杂著者何？辑诸儒先所著之杂文也……文之有体者，既各随体裒集；其所录弗尽者，则总归之杂著也。”⑤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说：“按杂著者，词人所著之杂文也。”⑥两人都直截了当地把杂文说成杂著。

这种杂文观念一直影响至今，鲁迅就曾使用过广义的杂文概念：“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部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做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⑦

另外，我国古代还将杂文称之为“杂说”，也就是说理的文章。它源远流长，由最初的诸子讲学语录逐渐孕育发展形成，是古代散文中之大宗。刘勰之前《汉书·艺文志》列有“杂说”一项，并界定说：“议论而兼叙说者，谓之杂说。”⑧

晋代陆机在《文赋》中对这种文体有精辟的论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论精微而朗畅……说炜晔而谲诳。”⑨意思是：“说”是为了劝说人、打动人，所以必须注重辞采。

褚斌杰认为，凡称为“说”的文章，往往带有杂文、杂感的性质，或写一时感触，或记一得之见，题目可大可小，行文较为自由随便⑩。而且，这里的杂说比较接近今天狭义的杂文。“议论兼叙说”正是现代杂文的基本特征。例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借捕蛇者的悲惨命运，来说明“苛政”对人民的摧残和危害。文章所以不称为捕蛇者“传”或捕蛇者“论”，而称“说”，是因为它是在揭示问题，说明道理，而在写法上又具有抒发感触的性质，所以我们认定它是杂文。

二、杂文的功能

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的开篇便指出：杂文乃“文章之支派，暇豫之末造也”{11}。韦昭的注释是：“暇，闲也；豫，乐也。”也就是说，杂文是作者的闲适寄兴之作。

古代文章，多为某种实用目的而作，在刘勰看来，杂文的创作不是从具体的实用目的出发，属于另一类文章，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文章之支派”。在儒家传统的文学观念中，那些典、策、奏、议、书、论、章、表、诏之类的文章，具有“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社会功能，它们才是文章之“正派”。相比之下，杂文这样的闲适之作，当然是等而下之的末流，故刘勰称之为“末造”。这里虽含轻视之意，但从文体学角度看，却把杂文从一般应用文中分离出来，指明杂文是作者在较为闲适的心态下创作出来用以自娱或娱人的作品，也就是说，杂文具有一定的审美功能。这一界定，不但使杂文同应用文划清了界限，而且对区分杂文和一般论说文也有重要意义。

其次，刘勰还认为，古代的杂文还具有“自我申辩”“讽喻时政”的功能。他在分析古代最初的几种杂文体裁时，就认为：宋玉含才负俗招致非议，“始造《对问》，以申其志”；东方朔的《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杨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12}。都是以设问对答的方式，为自己遭到的非议和攻击进行自辩，借题发挥以释愤抒怀，抨击时弊。而枚乘的《七发》等“七”体类文章的立意在讽喻：“戒膏粱之子”，达到“讽一劝百”的目的。

刘勰的这一认识，与鲁迅对现代杂文功能认识一致。鲁迅认为现代小品文的功能是“社会批评”或者“文明批评”，在专制和独裁的社会，他非常鲜明地主张：“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13}

三、杂文的审美机制

杂文是文学诸体裁中理性因素较强的一种，杂文的魅力首先来源于它包孕的真理。深刻的见解，新鲜的哲理，真诚的灵魂拷问，是杂文之魂。也因为杂文深刻的思辨内涵，杂文的阅读，才能够让读者获得思想、思考和趣味。但是，杂文仅有思想是不够的，还须借助艺术化的表达，才能产生魅力。杂文创作中，以艺术的情思对哲理观念的溶解或以艺术的形象传载哲理，便是杂文特有的理趣。理趣是杂文思辨理性的审美化表现，是杂文艺术魅力的源泉，古人对此有所把握。

在刘勰之前，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虽然提及“杂文”，却并末解释，但其中列有“杂说”一名，并给予了界定：“议论而兼叙说者，谓之杂说。”杂说也是古代杂文之别名，近似我们今天狭义的杂文——文艺性的政论。而这“议论兼叙说”，也正是现代杂文审美表达的基本特征。

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对这一审美机制作了更为详细、深入的阐述。他所论列的杂文，如宋玉的《对问》、枚乘的《七发》、杨雄的《连珠》等作品，辞采华美，气势充沛，富于情感和文学色彩：“渊岳其心，麟凤其采”{14}，“理新文敏”{15}，“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16}。刘勰将“理”与“辞”并举，肯定这些杂文议论独创而又富于文采，表明他已经把握了杂文审美的内在机制：一方面，杂文从本质上是属于议论和说理的文体；另一方面它又是讲究文采的，文学或诗化的。“理新文敏”这一简练的对于古代杂文特质的概括，与瞿秋白用“诗与政论的结合”来说明现代杂文的审美机制——理趣，有异曲同工之妙。四、创作的主体

最早提及杂文的班固，虽然没有对杂文给予解说，但他在《汉书·艺文志》里，对“杂家”的解释，或许有助于我们对古代杂文创作主体的了解。

《汉书·艺文志》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盪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17}大意是说，杂家当“知国体”“见王治”，其文章内容必须以此为中心，反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矣。这实际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杂文家应该是思想家、社会评论家。杂文内容虽“杂”，但必须有关政事国体。这与现代杂文所强调的杂文家必须具备“经世”的思想相类似。当然，现代杂文的“经世”观念所代表的人世精神是透过政治批评或者文明批评以求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公正、和谐的社会秩序，这是与古代杂文家“知国体”“见王治”的区别所在。

其后，徐师尊、刘勰都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杂文家的文学修养。徐师尊说：“按杂著者，词人所著之杂文也。”{18}可见，杂文不是一般的人随便可以写的，而是文学修养较高的“词人”所著。刘勰对此有更加具体的论述：“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伟矣前修，学坚才饱，负文余力，飞靡弄巧。”{19}也就是说，杂文是一些具有很高的智慧和文化修养的“智术之子，博雅之人”所从事的高雅艺术，杂文家应有坚实的学养、饱满的才情和极强的文字驾驭能力，在杂文的创作中才能“飞靡弄巧”，进行自由的创造。

五、艺术特点

古人关于杂文艺术特点的论述不多，比如，明代吴讷在《文章辩体·序》说：“杂著者何？辑诸先儒所著之杂文也。文而谓之杂者何？或评议古今，或评议政教，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也。文之有体者，既各随体裒集，其所录弗尽者，则总归之杂著也。”{20}

唐代李善也指出：“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21}

徐师曾在《文章明辨》对“杂著”的解释与吴讷差不多，认为杂文是“不落体格”的文章，“称名虽杂，而其本乎义理，发乎性情”{22}，和过去传统的文章仍有“一致之道”，所以仍可“各入讨论之域”。

所有这些论述，大致都指出了古代的杂文，在语言表达上“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教”。即有说理议论的性质，形式上“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议”是杂文的天职，内容上的批评理性和形式上的灵活自由互为表里。这实际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杂文属于“社会评论”的范畴，具有灵活自由的表达形式。杂文内容虽“杂”，但只能是在“社会评论”这个范围内的“杂”。杂文可以借鉴任何一种文章体式，只要适宜于“社会评论”也即“理”的表达就可以。

刘勰有关杂文艺术特点的论述更为具体、全面。他以魏晋南北朝以前杂文的三种主要体式《对问》《七体》《连珠》为例，分别考察了它们的源流，勾勒了它们发展的概貌，指出了各体杂文的艺术特点。例如，刘勰认为，宋玉含才负俗招致非议，“始造《对问》，以申其志”；东方朔的《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杨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23}。分别指出了它们“申”“辩”“释”三种具体的论辩表达方式，即为自己遭到的非议和攻击进行自辩，借题发挥以释愤抒怀，抨击时弊。除此之外，在《文心雕龙·杂文》篇中提及的文体，还有班固的《宾戏》、崔骃的《达旨》、张衡的《应间》、崔实的《客讥》、蔡邕的《释诲》、景纯的《客傲》、陈思的《客问》、庾敳的《客咨》八种文体，而与枚乘的《七发》同属一类文体的也讨论了傅毅的《七激》、崔骃的《七依》、张衡的《七辨》、崔瑗的《七厉》、陈思《七启》、仲宣的《七释》、桓麟的《七说》、左思的《七讽》八种之多，可见，刘勰对于古代杂文文体的灵活多变的分析更为具体深刻。

当然，古代对于杂文的研究，也许不局限于上述几个方面，更多的研究成果可能散见于古代的散文、诗歌、传记、史籍等文体的论述之中，只是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挖掘。

注释：

①②③范晔：《后汉书·文苑传》第2609、2617、2635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④{11}{12}{14}{15}{16}{19}{23}刘勰(梁)著、孔祥丽、李金秋等译注：《文心雕龙》第86、83、83、84、86、86、87、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⑥{18}{22}门岿主编：《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第859、859、859、859页，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

⑦林非主编：《鲁迅著作全编》（第一卷）第7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⑧吴兴人：《中国杂文史·序言》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⑨孙立：《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第9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⑩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第3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林非主编：《鲁迅著作全编》（第二卷）第3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7}李致忠释评：《三目类序释评》第37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古代文论;接受效果;优化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一)古代语言文字的阅读理解障碍中国古代文论虽显零散却自成体系,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绵亘不绝地闪耀出智慧的光彩。

如从《尚书·尧典》中首次提出的“诗言志”命题算起,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为止,发展年限达数千年之久。这样,理论积累之厚重自不必说,单是其理论表述的手段和媒介———古代语言文字的解读环节便往往令人望而生畏,尤其对于初习者来说,更是一道难以扫清的障碍。在文论课的教学实施中发现,如不对教学内容进行字面上的细致讲解,学生便难以逾越文字层面去理解和感悟内在的理论意蕴。而如果过多地纠缠于这些诸如字音、字意等表层问题,则会使有限的教学时间更显仓促,直接影响到教学主要目的———理论内蕴的接受效果。

(二)历史文化语境的隔阂上面已经谈到,古代文论话语散布于中国古代整个历史发展时期。

而文论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与传统文化的其他构成因素,诸如政治、经济、艺术、宗教、哲学等等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大背景而对它作孤立、静止的观照与考察。古代文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有其产生的特定时代文化背景,即使是同一个概念和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有同中之异———相同外延下的理论内涵差别。古代文论话语的生成时期对于当下来说,已很遥远,当时的社会文化状态都已成为历史文本中凝固的文字符号。刚刚步入本科阶段的大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还缺少整体而系统的了解,这为他们了解古代文论的实质和内蕴带来了一定的接受阻力。

(三)相关文学创作实践的认知与理解缺失中国古代文论的特征之一便是与文学创作实践的互融共生性。

许多古代文论家的文学主张都是在具体的文学鉴赏、接受与批评中生成的。许多观点都是从某些具体作品出发,在对这些作品的形象感悟与体验中生发出来的,因而其理论观点就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而较少纯理论思辨性的阐述。这种特点便决定了对这些理论的接受过程也离不开对一些作品的体验与玩味。因观点与作品的一体共存,所以,抛开具体作品,有时便难以理解其真正的话语意蕴。而学生对古代作家及作品创作实践的了解有限,且往往局限于比较表层的东西,如此一来,当接触到一些理论时,因对相关作家生平、思想及作品了解不够充分,所以在理解理论观点时,往往呈现出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状态。这便是因对相关文学创作实践体验缺失而造成的接受障碍。

二、应对问题的策略及实践尝试

(一)重点理论文字资料的采择及学习者课下独立的预习学习古代文论时了解历史原典的字面意义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如不能准确地了解字面意义,深层意蕴的感悟便无从谈起。

而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如把此环节放在课堂教学中来实施,那么,最终的教学目标则缺少时间上的保证,难以顺利完成。面对这样一个两难问题,在教学实践中尝试采取如下措施来解决。首先,教师在备课之时把一学期应讲授的文论原典资料集中起来,按照教学目标及教学重点采择出课堂教学中必须涉及的重点文字及段落,按拟定的课堂施教思路对采择的文献资料进行合理的排列,并标明通过各段文献资料所要完成的教学目标。

文献资料的采择力求少而精,通过这些精要的原典文字力争能够提纲挈领地展现出某种文学理论的基本精神与风貌。如学习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便可按照这种方法作如下的资料采择: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万章上》)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告子下》)再如理解刘勰的艺术构思主张可作如下的资料采择: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

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

(《文心雕龙·神思》)采择资料之后的措施是课下的预习与研读。施教者在每一次课程结束时,把下一次课程所需要的文献资料复印后分发给学生们,学生们利用课下时间加以预习和研读,重点在于准确把握文献资料的字面意义。在预习过程中应结合完整的原典文献并借助工具书来感悟和理解这些少而精的重点资料。

有了这样一个独立的预习和研读的环节,便增强了课上学生学习活动的主动性。教学内容与学生思路相脱节的教学难题得到了明显的克服。而课堂单位时间效率也获得了有效的提高。

(二)理论生成文化背景的延展介绍古代文论中各种文学理论与其生成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中国古代文论的精髓,在于有深厚的文化精神作为底蕴,是服从于中国文化的总体格局的,而我们目前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却恰恰在表层上做文章,未能深入其底蕴,这样就难以突破工具论的束缚,而上升到形而上的精神价值内核,致使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未能成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承传活动。”[1]因此,古代文论课就不能仅仅着眼于文论本身,而应将其还原到其产生的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较为宽泛的文化解读。当然,这种解读必须以文学及审美作为核心与根本。从教学的具体实施环节看,则应注重古代文论生成文化背景的延展介绍,以期学生能对古代文论的深层内涵能有更透彻的领悟。如先秦儒家文论普遍强调诗歌所具有的道德完善与强化功能。

孔子在《论语》中有如下的经典言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如仅仅着眼于字面的解释与分析,那是很容易理解和把握的:孔子强调的是由外而内的,通过诗书礼乐而养成品德的修身途径。但这只是浅层次的问题,要想使学生对此问题有更深刻的领悟,则必须对此文学主张生成的历史、社会、思想基础作必要的介绍与分析。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诗的“赋诗言志”外交辞令功能受到人们普遍重视,而道德修身功能已淡化或弱化。那么,孔子为什么逆时尚而极力强调诗的道德修身功能呢?这便需要向学生讲清这样一些问题:生成于春秋之际的士人阶层的生存处境及身份认同;建构圣贤及君子理想人格以证明立法活动的合法性;孔子修身理想主张的私人化文化语境,等等。孟子也同样重视诗歌所具有的道德品格的养成功能。他提出了“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

两项说诗主张,施行这两项主张的前提条件则是他的“养气”说,而更深层的根据则是他的“性善”说。

如果说孔子是从西周文化中寻求其话语的合理性,那么,孟子则是到人的内心中去寻求话语合法的依据。要想了解孟子修身主张的独特品性,就有必要介绍孟子与孔子生存的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著名学者曹顺庆曾就古代文论话语问题论述到:“话语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思想、言说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法则,是一种文化对自身的意义建构方式的基本设定。”[2]因此,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便与文论话语产生了密切的关联。曹顺庆还以“虚实相生”范畴为例进行了具体解说:“例如不理解中国传统中尚虚无的取向,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中国‘虚实相生’这一话语的丰富内涵,从而也就不能充分体味‘冲淡’、‘空灵’这类术语所包含的全部意义。”[3]课堂教学实践证明,理论生成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延展引入能够有效地开拓学生的知识视野,从而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所学理论知识的本质和独特的文化品格。

(三)重点作家的了解与作品的体验性研读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话语言述往往呈现出与文学文本合二为一的状态。

其中,中国明清小说评点是最为典型的表现形态:其评点虽以零散的、感悟式的形式呈现,究其实质仍是隐含理论诠释因子的特殊文学批评形式。而这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是在作品的阅读过程中随机形成的,它与古典文学文本密不可分,融为一体,借用文本空白之处,以回前批、回后批、眉批、夹批、旁批等等方式表达着文本接受者对作品的理性感悟与思索。所以,在理解小说评点理论时应对古典文学文本创作者加以必要了解,然后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对作品相关内容进行体验性的研读。

小说评点之外的其他古典文论有些虽然已与文本呈分离的独立形态,但也时时不离对文学创作实践的感悟与体验。如“摘句”便是中国古代诗学批评的常见模式。“古代诗学批评中,摘句是相当突出的现象,即不作细致的解说分析,而惟摘录能说明己意的诗句,罗列之,使观者自明。其思想根源即在于整体直觉。人们认为诗歌的意味,或佳妙处,往往很难以明确的言辞加以解说,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让读者直接从原作中领会。”[4]请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表述:“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高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这便是“摘句”评析的典型实例。

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学文本创作实践的关系犹如鱼与水的关系,脱水之鱼便立即失去了其鲜活之气与活跃的生命力。如果脱离了理论观点所寄生的文本情境,也往往不能真正得其理论的精髓与要义。

所以,在古代文论课程的学习中,经典作品的研读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的完成应该是在课下,由学生独立完成。施教者根据学习内容为学生分批开列出最具代表性的研习篇目,每篇作品都为学生确定好研习和理解的重点和切入点,使学生能带着具体问题和方向去阅读和理解。如了解王夫之的“情景相生”理论观点时,可以给学生布置两类课下研习篇目。第一类包括:《诗经·小雅·采薇》;李白《子夜吴歌》(之三“咏秋”);杜甫《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之三);杜牧《秋夕》;马致远《秋思》等。

这一类作品重在使学生体验景中含情的表现特征。

第二类包括: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骆宾王《于易水送人》;杜甫《登岳阳楼》等。这一类作品重在使学生体验由情及景、以情带景的表现特征。再如了解明清时期盛行的“性灵说”文学理论主张时,给学生布置如下的课下阅读篇目:袁宏道:《虎丘记》、《满井游记》、《徐文长传》;张岱:《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袁枚:《祭妹文》等。这种阅读的理想效果应是既注重认知又注重非认知的体验性阅读。“认知的目的不是停留在知道客体是什么,更根本的是要将这种知识内化到主体自身的情感体系和个性之中;只有成为了主体自身的价值、态度、信念的知识,才能达到安顿自身情感的目的,也才是主体的真正知识。一切停留在情感、个性之外的知识对主体来说只是假知识。”[5]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时应注重学生这种带有生命情感色彩的体验性阅读能力的养成。

通过课下的阅读与思考,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便有了感性化的,深入其境的理解与体验。这样,在课堂教学中就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理论知识的感性接受基础和条件。

有了学生在课下的预先研习基础,学生在课上便由被动的接受者转而成为主动的参与者,课堂上活跃的双边活动气氛也就渐渐形成了,学习也就呈现出了渐次优化的趋势和效果。

参考文献:

[1]袁济喜.古代文论的人文追寻[M].北京:中华书局,2002:1.

[2]曹顺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M].成都:巴蜀书社,2001:26.

[3]曹顺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M].成都:巴蜀书社,2001:33.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4篇

不仅文学创作丰富，而且文学批评繁荣，文学逐渐摆脱功利的束缚，不再仅仅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教，而是开始慢慢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并通过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逐渐摆脱儒家经典的束缚，形成独立的文学经典观。魏晋时期，思想活跃，儒学式微，道家、佛学等各派宗教盛行，这样宽松的思想环境为文学观念的解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为文学摆脱经学的束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对于经典的观念，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此时期文学理论最高成就的体现，其对于经典的看法也最系统和深入。《文心雕龙》在前人基础之上，将原道、征圣和宗经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发挥，在中国古代经典问题的讨论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前人一样，刘勰依然是首先从思想上肯定儒家经典的思想价值，他认为，文章是道的表现，而道是文的本源，古代圣人创作文章是为了表现道，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用于教化、治理国家。其在《文心雕龙•原道》中云: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同时，刘勰又认为，经典不但是后世文章的渊源，而且还在思想及艺术上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了标准，是后世文学作品的典范，将经典的文学意义提到了比较高的位置。其在《宗经》中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又云:“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可以看出，刘勰不仅详细地剖析了后世各体文章与经书渊源，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创作审美角度的六标准，即其所谓的“六义”之美:感情深诚而不虚假，风格清朗而不繁杂，记事信实而不荒诞，思想正直而不回曲，体制要约而不芜秽，文采美丽而不淫滥。因此，可以说文学意义上的经典及明确的艺术标准始于《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为南朝文论又一力作。此书是中国文论史第一部诗学专论，总共评述了汉魏至齐梁的122位诗人，且将这些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对诗人的品评，树立良好的准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起指导作用。钟嵘对所评诗人进行品第的区分本身便体现了一种文学经典意识，被其列为上品的诗人如曹植、陆机、谢灵运等，都是钟嵘心中经典诗人的代表。钟嵘秉持的是文质兼备的文学经典原则，因此，在推崇他心目中经典诗人的同时，依据这一原则，对他们表现出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总结和评价，无形中也就树立了他的文学经典标准。如他赞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真正做到了思想和文辞的完美统一，是经典诗人的最高成就代表。

《诗品》还突破了儒家经典的束缚，站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正视并高度评价五言诗的成就，其云:“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这无疑是对以往论诗以《诗经》为标准、重四言的传统诗学观的修正和挑战。可以说《诗品》是第一部以文学经典的视角分析诗歌的著作，在古代文学经典及经典观的形成与独立中意义非凡。魏晋六朝时期崇尚古代经典虽然是主流，但也同样有别调。代表性人物是东晋葛洪，葛洪继王充之后，又对崇古抑今的风气进行强烈批判。其《抱朴子•尚博》云:又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虽有超群之人，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太玄》见蚩薄于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所患矣。他甚至认为今胜于古，其《抱朴子•钧世》云:“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他觉得《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在文辞方面逊于两汉魏晋时期辞赋。一方面抨击了贵古贱今的传统，对古代经典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对文辞的重视，从文学的角度对著作进行评判，颇具进步色彩。

二隋唐至宋，经历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文学复古运动

其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以往经典的问题。在这几次文学复古运动中，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识更加深入，自觉性也更强，而传统儒家经典的文学经典地位，也得以凸现和巩固。第一次大规模的复古运动发生在诗歌领域。经历六朝诗风和文风的浮华之后，初唐陈子昂首先举起复古大旗，其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这里，陈子昂表达了对晋宋以来，尤其是齐梁颓靡不振诗风的不满，大力提倡风雅、风骨与兴寄，要求保持《诗经》的风雅传统，学习汉魏诗歌刚健、质朴的风格。很明显，他是将《诗经》、汉魏诗歌当成诗歌创作的楷模，即他心目中不可动摇的文学经典。他的矛头是对准初唐盛行的片面强调文采的浮靡诗风，因此，经典不仅成为文学创作的典范和法则，同时也成为一种革新的手段。陈子昂大力提倡复古对唐诗的风格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以后，复古与革新便交织在一起，对唐诗创作高峰的到来产生了积极影响，很多盛唐名家都主动从传统中寻求汲取创作营养，如李白就是陈子昂复古论的直接继承者，他一生钟情古风，而且也是其诗歌创作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其他诗人也是从传统中找到了创作的突破口，由此一来，诗坛为之一振，尽扫齐梁余风，这不得不说是复古运动带来的积极影响。第二次复古浪潮在中唐开始席卷，这一次是在散文领域展开，矛头指向了六朝以来产生的一种新文体———骈文。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质朴，内容充实，而且极富思想性，为后世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且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然而，六朝时期，随着骈文这种片面追求语言形式美的新文体的产生和兴盛，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丧失殆尽，这种不良文风一直延续到中唐。面对社会的矛盾、文风的凋敝，韩愈、柳宗元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反对浮华艳丽的骈文，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韩愈首先吹向复古号角，他在《答李秀才书》明确表达了他的主张:“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其辞;通其辞，本志乎古道者也。”很明显，韩愈提倡古文，不仅仅是学习古文的文辞和表达方式，更要学习古文之道，即里面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尤其是指儒家思想。韩愈十分推崇先秦两汉古文，在《答李翊书》中提到自己开始学习文章时，“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同时他还在《进学解》中，对他认为的前代经典有更为具体的说明:“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

《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很显然，韩愈主张的学习面很广，不仅限于儒家的《五经》，还提倡学习《庄子》、楚辞、《史记》、扬雄等作家作品。以先秦两汉经典古文为标准，对文学思想性和艺术规范双重要求是古文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此次文学复古运动开创了一种新的雄奇瑰丽的艺术风格，为后世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典范。第三次大规模复古运动是发生在宋代的诗新运动。此次运动贯穿整个北宋，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代表人物是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姚铉、孙复等人，中期以欧阳修为领袖，响应者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及王安石、曾巩等人，是此次运动的高潮。后期是诗新运动的完成阶段，以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为代表。此次运动以复古为旗号，以革新为目的，他们最初反对的目标就是盛行于宋初诗坛的西昆体和晚唐五代延续下来的颓靡文风。为了达到革新目的，他们主张学习古代经典:散文领域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及韩柳古文，诗歌方面则以《诗经》、《离骚》、两汉乐府、建安诗歌及李白、杜甫等杰出诗人诗作为标杆，主张以复兴古道改革文风与世风。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动机和背景与韩柳的古文运动颇为相似。以欧阳修为例，他非常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提倡从前代经典中追寻古道，《答吴充秀才书》云:“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很显然，对文学思想性的强调与韩愈是一致。因此，欧阳修对韩愈古文极为推崇，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中叙述自己读韩文的经历和感受:“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诗新运动的领袖都如此，其他人对道与古文的重视可想而知，因此诗新运动可以说是韩柳古文运动精神的延续。

三明清时期的复古运动尤盛

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当中最具复古色彩的时代。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封建社会发展到末期，一方面，人们对古代文化有一种本能的依恋;另一方面，文学发展到了明清时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和历次复古一样，文坛的领导者们也想利用倡导古风反对不良文风，从古代经典中找到创新的突破口，然而，明清时代的复古运动，并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取得骄人的成绩，相反渐渐走上了因袭和模拟的死胡同，从而也招来了强烈反对的声音。在流派众多、新旧思想交织、争论不休的明清文坛，围绕经典与反经典、复古与革新呈现出一道热闹非凡的风景线，从而也为古代文学经典的创作拉开了帷幕。明清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要数明代中叶以后前后七子及唐宋派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主张散文学先秦两汉，古诗学汉魏，近体则学习盛唐。而唐宋派则主要是在散文领域，主张散文创作应该学习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唐宋名家，虽说学习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目的是趋同的，即反对明初以来粉饰太平的台阁体及陈腐的八股文，从扭转文风的角度讲，此次文学复古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前后七子及唐宋派都没有能够处理好复古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是一味循古，极少创新，因此，创新成就乏善可陈。如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在《答周子书》中说:“仆少壮时，振翮云路，尝周旋鹓鸾之末，谓学不的古，苦心无益。又谓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可见，他将古人的作品看成是最高法则，认为这些经典之作无论是在结构还是在语言、修辞等方面都有一成不变的法式，必须严格遵守。这种匍匐于经典的脚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做法终究使得这次复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因一味拟古，层层相因，遭到了明代后期力求抒写性灵的公安派、竟陵派等的强烈反对。如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就对当时盲目复古进行了猛烈批判: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客观上讲，袁宏道的批评是中肯的，也道出了前后七子及唐宋派复古的弊端。因此，公安派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创作上的成就远远高于明代的复古派。如果说明代复古派重在“复”的话，那么公安派则重在“变”，在复与变的争论中，前代经典的意义也较为客观呈现了出来。清代的文学复古流派更多，较有影响的，如诗词方面有清代前期的浙西词派、阳羡词派，散文方面则有清中后期的桐城派和骈文中兴派等等。但总的说来，清代的文学复古多以拟古为主，创作上成就不高，失去了太多积极意义，与前代的文学复古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故不再赘述。

四总结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5篇

1.民商法的萌芽阶段。在古代的先秦时期，人类逐渐拥有了私有的财产，商品交换的形成带动了财产的流动，民商事法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萌芽，人们将其刻在铜器上，从而形成了“金文民商法”。当时的民商法是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下开始发展的，周天子作为当时周族的统治者，对于领土的管理以及诸侯间产生的民商事纠纷都有着直接处置的权利，而当时以宗法原则为基础的嫡长子继承制以及父权家长制度已经形成，这给后来继承法与婚姻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际上，西周时期礼法制度的作用和民商法的作用基本相同。公元前五世纪，宰相李悝主张变法改革，他根据魏国的实际情况，并通过借鉴春秋末期各国立法的经验拟定出了《法经》，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部系统性的成文法典。这部法典是以刑法为主，其中涉及具法、盗法、杂法、贼法、捕法以及囚法。其中贼法是针对人身安全和政权稳定所制定的法律，而盗法是针对侵犯公、私财产制定的法律，因此，贼法和盗法都属于民商法的范围之内。秦国的商鞅变法，是通过结合变法的实际需求以及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对《法经》的内容进行了整改，整改的主要内容包括将法改成律，并重新制定相关法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的公平原则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要求，人们要求必须明确法的重要地位，并将其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必行性和普遍性应该成为法律实施的标准。由于《法经》的内容有限，要想对新的社会关系进行有效维护，就必须对原有的内容进行整改。在奴隶社会，法律体系主要是以刑法为主，但封建社会的形成使一些复杂的社会关系相继出现，因此，非刑事的法律开始诞生。秦律中的民商事法律规范包括《秦律十八种》中的《均工律》、《关市律》、《金布律》以及《田律》等。

2.民商法的初步发展阶段。汉朝在统治政权后，以《秦律》为基础，制定出了《九章律》。以《法经》的六章为基础，在其中添加了《厩律》、《兴律》、《户律》三章法律，从而形成了《九章律》，这也是汉朝法律体系的核心。《九章律》中的前六章和《秦律》基本相同，主要是以刑律为主，而后三章则属于民商法的范围，其内容是针对仓库、户籍、畜产、赋税、兴造以及徭役等方面制定的法律规定。例如，汉朝统治者可以充分利用《田律》以及《田租税率》等相关法律来维护公私土地的所有权，而《盗律》则被用来保护其他财产。公元前186年，《汉律》被重新修改，随后被命名为《二年律令》。其中的傅律、置后律以及户律和民事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傅律主要是针对民事主体为国家服役的权利和义务所制定的法律，置后律是针对继承制度制定的法律，户律是针对赡养、析产、田宅以及户籍等问题制定的法律。隋朝统一后，隋文帝开始命人拟定新的法律，通过以《北齐律》为基础，加以删减后命名为《开皇律》，其中内容有五百多条。隋炀帝登基后，将《开皇律》稍加改动，形成了《大业律》。《开皇律》十二篇中的杂律和户婚律属于民商法的范围。《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立法水平最高的一部法律，其在条目、篇目等方面都大量借鉴了隋朝的《开皇律》。唐朝的《唐律疏议》主要强调以礼仪教化为治国的基本方法，而刑法制裁只能作为治国的辅助方法，唐律主要分为十二篇，其中杂律和户婚律属于民商法的范围。杂律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针对市场交易和交通秩序而制定的规定。例如，买卖交易过程中使用的度量衡必须经过官家校对后才能使用，一些主要街巷不允许马车通过等。唐朝的城市都实行宵禁，每个城分为许多坊，在夜晚的规定时间坊门会关闭，直到天亮后才能打开，人们必须按照坊门开启的规定时间出入，否则会受到惩罚。对于欠钱不还的，可以拿其他财务抵债。此外，杂律中规定严禁，对于参与者要受杖刑一百。户婚律主要包括户籍和婚姻方面的内容。唐代有着严格的户籍制度，孩子出生都必须上报户口，对于谎报年龄、健康情况等提供不真实信息的都要受到处罚。唐代实行的均田制对土地分配的数量以及管理职责都有相关的规定，并明令禁止侵占、盗卖以及盗耕。

二、民商法的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阶段

1.民商法的快速发展阶段。宋朝的社会经济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因此，为了调整社会关系，民商事法律规范在不断地加强。《宋刑统》是宋朝的第一部刑事法典，其内容是以刑律为主。和《唐律》相比，《宋刑统》中增加了许多针对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其中杂律和户婚律中的内容规定相比《唐律》也更加详细。此外，《宋刑统》中增加了许多针对维护私有权以及私有权转移的相关规定。宋朝的民商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在编敕、编例以及编定市舶条例等方面。宋朝的编敕主要是将皇帝的诏敕进行系统的编辑，从而形成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的立法形式。例如《熙宁编敕》、《太平兴国编敕》、《天圣编敕》等。宋朝编敕调整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其中最多的是对经济方面的编敕，这足以证明宋朝的编敕适应当时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时代变化，而关于商业的法律规范已经成为编敕重要组成部分。宋朝的编例具体是指对一些特旨和典型案例进行汇编，从而形成一种具有法律效力，并用于补充律法不足的立法活动。宋朝编例的数量较多，且使用范围较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元、明、清“例”的发展。宋朝编例主要包括指挥、特旨以及断例。宋朝指挥成例的主要内容是规范盐铁专卖，并形成了商业立法的重要形式，编例也因此成为宋朝商业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时期，海外贸易得到了空前发展，针对海外贸易的管理，统治者专门设立了外贸管理机构，并在各个地方设置了市舶务，此外，为了加强海外贸易活动，统治者颁布了众多单行敕令，因此，通过汇编市舶敕令，使其成为调整海外贸易活动具有法律效力的专门法规，构成宋朝重要的商业立法。根据现存的宋朝律法可以证明宋朝时期的商业法律制度取得了较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