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笔记范文第1篇

【关键词】笔记；博客；文化传播；内容；表达；功能

笔记与博客的内涵

古记与当今博客，一古一今，二者出现的时间相距遥远。前者为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文学样式，后者随着现代网络科技而产生，简称为“blog”，音译名为博客。如果将二者放在一起，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考察，二者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二者虽然内容不同，但形式却表现出异质同构的特征。为了对二者的同构特点作出明确的分析，首先应确定二者的内涵。

古记最早出现在先秦，形成于魏晋，繁荣于唐宋明清。“笔记”二字本来的意思是指用笔记叙，但作为一种文体，这一概念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大致认为是一种以随笔记录为主的文体。它的特点是可长可短，不拘形式，多由分条的短篇汇集而成。如陶敏、刘再华认为笔记主要是“随笔记录作者见闻，发表看法，篇幅一般短小，它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和极大的随意性，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举凡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奇谈怪论、琐事屑闻、鬼怪传说、人间百态，都可以纳入它的范围，可谓包罗万象。笔记的篇章往往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它们之间可以有某种外在或内在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往往是极为松散的，也并非是绝对必需的”，如“宋代宋祁始以‘笔记’作书名，后如旧题苏轼的《仇池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沿用。另有称笔谈、笔丛、随笔、笔余，乃至杂录、漫录、谈丛、丛说等，大致均可归入此类”[1]。

刘叶秋先生把古记主要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辩证类三类。他指出：“这里的第一类，即所谓的‘笔记小说’，内容主要是情节简单、篇幅短小的故事，其中有的故事略具短篇小说的规模。二、三两类则……只能算作‘笔记’，不宜称为‘笔记小说’。”[2]

在笔记的类别、范围方面，研究者们还存在分歧，但总体而言，大家都认同笔记具有随意的特点，笔记是由篇幅短小的文字组成的作品。

博客的定义也尚无确论，它最早的名称是英文记录的“weblog”，由“web”和“log”两个单词组成，简称为blog，它源于现代网络科技，主要起源于网络“过滤器”作用。它的功能主要是挑选一些特别的网站，并作简单的介绍。随着博客的发展，博客的内涵也越来越广泛。一般认为，博客可以指博客网络，也可以指博主发表的日志，还可以指信息的创建、者，即博文的发表者，也就是网络集结的群体。随着博客的广泛运用，现在博客的类别也是多种多样的，从博主的角色看，有的是个体，有的是单位，如现在盛行的微博一般是个体博客，作为单位的有各种企业博客。从博文所传达的内容来看，博客有经济、教育、娱乐、体育等多种类别。总之，博客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产物，它以网络传媒作为交流方式，自由地博主（个体或集体）的心得体会、知识信息，达到及时、便捷、轻松地与他人进行交流的目的，从而实现个人或集体的自由表达。

笔记与博客异质同构的表现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笔记与博客异质同构的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二者承载的内容、表现的形式、承担的功能等方面。

首先，从内容上看，笔记与博客所涵盖的内容同样是丰富的，都是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反映。笔记从魏晋开始形成，到宋展成为繁盛的局面，且一直到元明清都保持着它旺盛的生命力，文人的笔记创作接连不断。无论哪个时代的作品，它都基本包含了创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记载或评论，甚至是带有虚构特点的笔记小说，都可以说无所不包，广泛地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面貌、生活方式、人情审美、文化观念等。从其所覆盖的范围看，笔记可以被看做是小百科全书。与笔记相同的是，博客所包含的内容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有时事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明星八卦，乃至个人生活等等。在博客中，博主可以自由书写他（她）的所见所闻所感，可以是见闻的记载，也可以是时事的评论，当然也可以是创作的交流。在这里，发达的网络媒介带来了信息传播的便捷、快速、广泛的特点。把笔记与博客所涵盖的内容纳入文化的范围看，无论古人的笔记还是当代人的博客所包罗的内容，都可以说是文化的代表。它们都反映了社会乃至大众各个方面的追求，都是时代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如宋代代表性作品：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这些作品都是南宋时期的创作，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知道，尽管说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但当时的商业却非常发达，都市表现出繁荣的局面；我们可以体会到词人柳永《望海潮》中的“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这些描写不是文人的纯粹艺术的构造，而是当时临安繁荣面貌的生动描绘。而博客也不例外，在大众文化热潮的冲击下，博客也表现出它的时代文化特点。博客处处反映当下的种种现象或问题。在博文中，大家探讨的热点总是当下大众关注、关心的社会时事、现象。如当今网络流行的一些词语“官二代”、“富二代”反映了官僚、商业文化影响下的社会不良现象，曾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很多博客中探讨的话题。博客具有突出的时效性，表现了当代人的文化追求，反映了当今的一些文化现象。

其次，从表现形式看，二者都表现出自由灵活的特点。古代的笔记尽管有类别的不同，如刘叶秋将古记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辩证类三类，但从行文看，其句式、篇幅长短不一，依据所记载的事件、知识要点可长可短，不拘一格。正如笔记研究者们所说：“笔记作家事记其实，看似无意为文，这种写作心态恰恰使他摆脱了一切文章章法的束缚，进入一种自由的境界，意兴所至，笔亦随之，或写人情，或述物理，或考核名物，或考论经史，内容的选择无拘无束，形式上不拘一格，艺术风格千姿百态。绝大多数笔记篇幅短小，却能做到内容充实，尺幅千里；通常运用白描手法，语言质朴自然，不事雕琢，却又能做到形神酷肖，风韵天然；不少作品还能亦庄亦谐，充满趣味性，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笔记以散文为主，摆脱了传统文体规范的局限，给予作家以思想表现、情志抒写的充分自由。它以作者自身为主体，往往可以突破传统文体规范的局限，从思想到行文都十分自由，既可用以抒情叙事，也可用以说明议论，风格亦庄亦谐，文体或骈或散，篇幅可长可短，初无定格。正因为笔记为作者提供了极为广阔的放言肆论的空间，所以笑话、游记、传奇等传统文体，随笔、小品、杂文等现代文体往往孕育其中。”[1]这很好地概括了古记的表现形式自由灵活的特点。而博客也是一样，虽然内容多样化，有文学、政治、财经、体育、医药等不同类别的区别，但不同类别的博客形式也是自由灵活的，篇幅长短不一，最长的几千或上万，最短的十几或几十个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博客所运用的表达方式也是多样的，有议论、记叙、抒情，运用的文体则有散文、议论文、记叙文、诗歌，甚至小说。所以，从类别、篇幅及表达方式等这些形式上看，笔记与博客是相同的，二者有着自由灵活的形式特点。

再次，从承担的功能看，二者都是作为文化传播的形式而存在的，对社会文化的传播都承担着重要的作用。从传播学发展的历史看，自人类诞生以来，传播形式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发展变化：首先，文字未产生以前，传播依赖的是口耳相传的形式，自文字产生以后，传播发展到借助文字传播的形式，这是人类文化赖以流传承继的一次质的飞跃。自从有了文字，文化的传播就具有了稳固性、长久性的特点，克服了口耳相传形式的不稳定、短暂性特点。随着印刷术的出现，传播形式实现了第二次飞跃，这样一来，文化传播变得便捷、广泛起来。笔记正是这一传播形式变革后的产物。古人正是借助文字、印刷术的帮助，自由灵活地记录着作者的见闻，向同时代的人们传递着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向后来的人们传递着相对久远的文化。如果没有古人笔记的出现，我们现代人对历史的了解绝对没有那么丰富多彩。正是因为笔记的广博内容，使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的界限了解千年乃至更为久远的古人，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以及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各个方面，使我们能够跟古人有着跨越时空的交流，从而实现知识信息的延续、保存。当今的博客，则是现代电子技术传播运用的产物，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是历史上一切存在过的传播形式无可比拟的，这是信息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变革。博客作为这种传播技术产物的代表，使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相互有了零距离的接触。此前的网络交流方式有电子邮件、BBS论坛，但随着博客的出现，这些交流方式身处劣势，并且自然地退居于博客之后。当前，在网络技术的作用下，博客承担着重要的传播功能。通过借助网络平台博客，当前的一切信息以最快的速度传播，达到彼此或者说大众的交流，真正实现了“天涯共此时”的愿望，整个社会变小了，世界变小了。社会中出现的现象、问题都变得有目共睹了，所有的一切也变得更加透明了。当前的文化在这里得到最大化的集合，从而完成博客文化传播的使命。

结语

笔记与博客，二者在传播过程中借助的媒介有差别，前者主要是文字的记载或著述，随着社会的变化，其作品中使用的语言或许会束缚后来者对它的理解与接受。如我们现在阅读古人的笔记作品，第一个障碍就是语言文字的问题，文言文退出历史舞台后，笔记这种传播文化的形式也许会让后来者望而却步。但是，由于它所赖以存在的文字具有稳固、长久的特点，使得笔记具有永久性的特点，它可以千年地流传下去。

因此，现代网络的高速运转，使笔记与博客在这方面又有了很大的不同，后者通过网络的手段，其借助的传播媒介更加多样化。参与博客的传播者也是各阶层均有，但大多数是普通大众，如草根博客；有专家学者，如精英博客。所以，博客富有现代性、传播的广泛性等特点。

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博客是否会被新的传媒取代，还是一个未知。当然，博客也有它的局限性，正如一些分析者认为：“博客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从属关系。它不能独立于传统媒体的控制范围之外自成体系，它的发展因其对传统媒体的补充作用而受到必然的约束。明确这一观点，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博客的媒体地位，避免过分夸大它的传播效果。”[3]

尽管如此，从文化传播的内容广度、传播时自由灵活的特点以及承担的功能看，笔记与博客有着极大的相同之处，可以说二者是文化在不同时代传播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它们是文化传播过程中形式变迁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文学遗产，2003（2）.

[2]刘叶秋.历记概述.北京出版社，2003：4.

[3]孙晨钟.论博客传播方式的局限性.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3）.

古代文学笔记范文第2篇

记不清某月某日晚饭后散步，偶遇一卖书地摊，看见《潘家园随笔》一书，书的定价38元，卖书的只要5元，原以为是记收藏古玩记亊方面的书，因为我很喜欢，便卖了一本，到家才发现不是古玩记亊方面的书，但里面也有零星几篇是作者在潘家园收藏印章的记亊，我还是费了二个星期天的时间读完这本书。

作者是童道明先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博导著名戏剧评论家、作家、翻译家。自2005年起，他在《北京青年报》的副刊上写了两年专栏文章，又把四十篇在网上可以检索到的文章搜集到一起，构成这本散文随笔集的“第一方阵”，用《潘家园随笔》做书名。本书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部分文章记录了作者从孩提时代开始的生命与精神的成长历程，包括对于母亲的童年记忆，对于莫斯科留学生活及河南干校生活点滴回忆的记叙。另外一部分文章是写人的，他们都是作者敬重的师长和朋友，其中有的是文学家，有的是戏剧人。还有一部分文章姑且把给它们称作“学术随笔”，就是用散文随笔的形式表达作者对于一些文学艺术问题的见解与感悟。

其实我对这些不感什么性趣，我感性趣还是古玩收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大家口袋里有钱了，都动着心思买些古玩逍遥自在，一方面给自己精神生活找点乐趣，另一方面万一捡着个漏也给后人留个财。真是乱世黄金，盛世古董，现在在全国不论走到那，在一个城市都会有几个古玩市场，从央视到地方电视也都有古玩专栏节目，看来生意是很红火的，不知有多少人因此发财了，一个老农民因倒鼓买卖古玩都在城里买房买车了，也不知有多少人因假上当受骗了，这都是我身边的人和亊。

古代文学笔记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画笔村 传统 村落 保护 策略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识码：A

传统村落，又称古村落，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文化与自然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经济、社会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传统村落是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传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凝结着历史的记忆，反映着文明的进步。传统村落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而且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具有重要价值。

1画笔传统村落现状调查

1.1基本情况

画笔村名的由来，是陆氏清甫公后裔为了陆氏后代博学多才，文学和书画造诣很高，故名画笔。画笔村位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溪口镇西北部，东与溪口村相连，西与下寨村北麻村毗邻，南与坪头村交界，北与罗城村、县溪镇包里村接壤。全村国土总面积土地总面积32000亩，其中耕地1478亩，林地、河流、鱼塘等30522亩，现有常住人口1576人，主要民族有苗族、侗族，语言有二里话、客话、侗话等方言。

境内峰峦叠翠，溪河交错。境内海拔最高点位于三层界，862米，是画笔河的源头，画笔河水由北向南流，经画笔村大元界组、下罗城组、茶溪组、浪塘组和坪头村大沙组流入洋须河。画笔村距包茂高速20公里，溪罗公路951乡道穿村而过，全村公路里程23公里，交通便利。

1.2陆氏历史

画笔陆氏始祖上溯到西汉一世陆烈公，传至四十世陆祟公，生三子德迁、德晟、德达，三兄弟为了逃避五季之乱，从江左（即江东，江苏一带）松江府华亭县徙居于江右（江西）抚州府金溪县青田里三十六。德晟公长子儒富公于宋元丰8年（即1085年）徙居湖广宝庆府新化县石马三圳上干江村，后于南宋绍兴十九年（即1149年）迁至白溪山下陆家（现白溪镇回龙村）。儒富公第四代子孙纪公，生四子（镇甫、良甫、信甫、清甫）。四子清甫公于宋嘉定九年（即1216年）携妻陈氏三子如宝、如贝（又名仲山）、如道（又名仲礼）从新邵迁至靖州绥宁县上二里（今通道县溪口镇溪口村新寨头组黄腊冲）。而后，长子如宝定居安化县，次子如贝定居绥宁县上二里（今通道县溪口镇画笔村），三子次子如道定居绥宁县上一里团大墓村坪兴园连合铺（今绥宁县乐安镇）。即本文所指的画笔村，而画笔村陆氏就由此开始。

1.3历史遗存

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村落建筑反映了原住民的文化理念，也折射出当地的民风民俗。经统计，有清代民居11栋，民国后民居254栋，清代家祠2座。由于画笔村历史悠久，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有明朝应天桥遗址（石碑），清乾隆时期的将军桥（见于绥宁县志）、梓潼宫遗址（石碑）、寨门（见于千祥云集）、寺庙（石碑）、回龙观遗址、井、石碑、碾磨房遗址、集市遗址、墓葬群和石板路等。

1.3.1古寨门

画笔团寨2个古寨门，均建于清乾隆时期。寨门为左右对称结构，大门上方正中悬挂着“千祥云集”的匾牌，墙体由青砖砌筑，上面雕刻有吉祥寓意的花纹图案，经过两百多年的雨打风吹，有些裂痕。内部的柱子和横梁均由纯木打造，未用一钉一铆，却未有腐蚀现象，柱子基座上刻有虎豹等图案，这充分体现苗族人民的智慧。

1.3.2古庙

画笔村庙宇2处。南端山脚下寺庙始建于乾隆年间。从建寺至今，香火鼎盛，一直都是周边村民祈福许愿首选。寺庙旁边还矗立着一棵有古柏，树龄600年以上。

1.3.3将军桥

“将军桥”这一名字来源于清乾隆年间从画笔团寨走出的一位将军――陆朝福。陆朝福自幼立志参军报国，每天经寨中十字河南端的石板桥到陆氏祠堂读书习武，后来因武术精湛被举荐到陕西太原从军，凭借一身本领和胆识，逐步由士兵升任军功拨补千总，直至陕西参将（正三品）。后来，画笔村人们为了铭记这段历史，激励后人奋发向上，将这座石板桥称为“将军桥”。1984年，陆氏家族在其原址上进行修缮和扩建，形成了现在的石拱桥。

1.3.4古石板桥

画笔村仍存6座古石板桥，这些古石板桥大多宽1米，长3米，厚20一30公分，桥墩均用规格大体一样的四方青石块堆砌而成。这些石板桥历经几百年的风雨洗礼仍保存完整，至今仍是村民上山下山必经通道。

1.3.5古石碑

石碑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石碑可以用来记事、记功、警醒，能够把民族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画笔村现存古石碑8块，这些古石碑不但内容多样，有记载应天桥的，有关于梓H宫修建经过的，有记载捐资功德的，还有记载保护生态环境的，而且历史悠久，主要为明清时期树立。其中有一块长1.5米、宽0.8米、厚0.1米的石碑，为大明天启三年十月初八（即1623年）树立，距今394年，仍保护完整，字迹清晰。石碑两端用大块板页岩砌筑，周边刻有“花纹”，上端刻有“动物”“莲花”图案。碑文详细记载了应天桥的修建，并出现陆氏“进”字派（字辈15代），对研究画笔村陆氏的迁居时间提供了现实依据，同时也为研究希声公、德晟公的后裔迁徙提供参考。石碑刻字多用楷体或隶书，简朴端庄，笔法流畅，较好地传承了中国书法艺术。

1.3.6古凉亭和古城墙

凉亭，传统木结构单体建筑之一，修建于路旁供行人休憩。画笔村古凉亭有11个。其中，有一座几百年历史的木结构凉亭，凉亭正方悬挂着“吉庆满堂”的牌匾，见证着村庄的时代变迁。古凉亭旁有一面古城墙，墙体仍保存完好，距今历史，暂无从考证。

1.3.7古墓葬群

氏古墓葬群有3处。从陆氏家谱分析，陆氏古墓葬群从1340年始建，既是地名（水口山又名当o宅），又是陆氏祖坟地，这里安葬有陆朝福参将的父亲等宗亲祖先，距今已有近700年历史。

1.4民俗特色

画笔村作为少数民族村落，存在很多具有本土特色的习俗。主要有香庆、赶山、乡戏、三月三、端午拜岳母、放排、烧炭、杀年猪、吃年饭、祭祀和嫁女等，这些习俗贯穿一年始终，且代代相传，不仅营造了浓厚的民间文化韵味，而且成为当地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下面简要介绍嫁女习俗。

女方在选定出嫁日后，要在出嫁前哭上三天三夜，称为哭嫁。一哭母亲怀胎不易，二哭父母养育艰辛，三哭长辈教诲之恩。出嫁前一天，新郎带领十多人的迎亲队伍前往新娘家，其中含两名未婚少女当伴娘。抵达新娘家大门后，新郎邀请一位有威望、有涵养的人前去回复新娘的要求，完全回答正确方能进门。进门后，两名未婚少女分别将盏马灯放在神龛两旁， 灯火从新郎家至新娘家再返回新郎家都不能熄灭。新娘出门时，要跟长辈一一拜别并赠送礼物，长辈一般会给予回礼，表示不舍和祝福，她还要跟兄弟姐妹一一告别，然后由兄长将新娘背出门，到达新郎家后，要经过三道关口方能完成婚礼，首先在大门前举行驱邪仪式，然后进入堂屋跪拜祖先，接着跪拜父母并奉茶，最后方能进入洞房。第二天新娘必须早起给公公婆婆打洗脸水，煮第一餐饭，以示敬意。第三天新娘回门，并在父母家住宿两个晚上方能回新郎家。

1.5生态环境

1.5.1动植物种类多样

据调查，画笔村有以马尾松、甜槠为主的针阔混交林，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水杉、红豆杉，二级保护植物闽楠、银杏、金荞麦、野大豆，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颈长尾雉，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白鹇、红腹锦鸡、松雀鹰、白尾鹞等。

1.5.2古树丰富

画笔村古树群有6处。规模较大的有古杉树群和甜槠古树群。古杉树群位于画笔村后龙，有5亩左右，共186株。 2013年11月11日经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张同文取样鉴定，得出最年长的杉树树龄368年以上。据当地一位89岁的老人介绍，全村都视该古杉树群为神灵，能护佑全村百姓安康。与画笔团寨连片的金盆岭甜槠阔叶林，面积1030亩，经通道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杨昌岩，工程师陆明鑫、李进斌进行实地样地（25？5米）测算，每亩有甜槠古树8株，共计8240株，其间还夹杂樟树、枫香、马尾松、杨梅等。这些古树得以保存下来，与画笔村世代相传的“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生态理念息息相关，村里现存一块立于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石碑，碑文《后龙碑记》上清楚记载“禁止破坏树木，违者……”等字样。此外，寨子中的古银杏树又是一道独特的风景。银杏树又名白果树，古又称鸭脚树、公孙树，为国家二级保护树种。据测算，古银杏树树龄800多年、地径达1.5米的银杏树。

1.6文化传承

1.6.1继承尊师重教世代耕读的良好家风

画笔村历来重视教育，陆氏家族是典型的耕读世家。据清朝道光实录卷三百九十二记载，梓潼宫自光绪设为私塾，一直以来书声不绝于耳。据《靖州志》卷八《绥宁通志》及相关文献记载，从画笔村走出的朝廷栋梁达20余人，如陕西参将陆朝福、贡生陆定南、把总陆定清等。如今，从画笔村迁出的陆氏后裔从事各行各业，均有不俗成就，如考取名校定居北京的陆居有、陆宇星，留学并定居美国的陆云艺、陆晨霞，在西班牙经商的陆安科等。

1.6.2践行尊重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

首先是敬畏自然的意识。《后龙碑记》记载：“盖山聚水环，惟吾乡之佳境，然峰峦回转，固天地之庄成耳，是以先人卜居于此地建基立业由来以矣。故星罗错，非若异性而连疆，原属同宗而共脉，则子孙之繁衍实由龙气之钟灵也。”碑文深刻揭示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其次是保护自然的行为。《后龙碑记》记载：由于“于今渺法无知者，或于后龙锄山挖土伤龙体灵气，诚足感慨太息矣。”因此，“爰是合族共商老幼同心，欲定封禁一切竹木杉叩仁鳎并严禁毋许砍伐，或有岩斩脚焚山拓土伤动龙神，概行重罚，恐设有歹意无聊之辈盗Z龙穴，即时捕获，夷其三族，决不轻恕，各宜禀遵，刊立碑铭永垂不朽是为序。一禁杉咧衲镜仁饔涝恫恍砜撤シ偕铡⑼谏匠地，犯者公罚。一禁后龙不许盗Z，如有违者，灭其三族，断不容情。一禁墓坟头阴地立界限为定，不许占上强葬。”碑文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意义确是重大的。

2存在问题

（1）人为破坏严重。梓潼宫作为陆家宗氏集祭祀、文娱、教育等为一体的建筑现已被画笔村大礼堂取代，只留存一副古老的香案和一块石碑。石碑仍记载着修建梓潼宫的初衷及经过。透过碑文和古老的香案，穿越时空阻隔，仿佛仍能听到朗朗书声，看到隆重的家族祭祀场景，看到全族人论事的情景。

（2）保护机制缺失。一是政府层面保护机制的缺失。我县制定了《通道侗族自治县侗族文化村寨保护条例》，条例对我县侗族村寨的认定、保护、开发、投入等都做了具w规定，但未涵盖其他村落。对于古村落的保护，当地政府还未制定相关法规。二是村级层面保护机制的缺失。画笔村目前还未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

（3）资金投入不足。一是政府部门没有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古村落的保护。二是村集体经济收入不能实现古建筑的维护和修缮。

（4）自然损毁加剧。目前，画笔村硕果仅存的古寨门、古房屋、古庙、古井、古凉亭和古城墙，由于风吹雨打，年久失修，已残破不堪。

（5）文化挖掘不深。画笔村文化遗存丰富，但研究不够深入。目前，已有人对画笔村陆家宗氏的族谱、迁徙、演变等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还没形成系统，对民俗的研究和开发也未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中。

（6）宣传教育不够。近年来，人们已经发现画笔村古建筑、古石碑、历史民俗、生态环境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旅游开发价值，但对村民宣传教育不够，还没有形成保护开发的共识。

3保护策略

3.1完善保护机制

3.1.1把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

县政府2017年工作报告提出基本建成全国文化生态保护体验区。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指导方针，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保留整体风貌，突出文化特色。

3.1.2制定保护条例促进古村落保护规范化

中央、省政府已出台若干保护传统村落文件，如《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2015年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通知》（建村[2015]91号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通知》（湘政办发〔2017〕5号）等，当地政府部门要在广泛调研基础上，适时出台古村落保护条例，对符合条件的古村落纳入保护范围，并积极申报中国传统村落。

3.2适度进行开发

县政府2017年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适应旅游发展新常态、国家政策新导向，加快文化旅游重点县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画笔村生态秀美、文化底蕴深厚、民俗多姿多彩，完全可以纳入全县旅游发展规划范畴，统一规划，适度开发。

3.3加强维护修缮

对古寨门、古庙、古凉亭和古城墙要进行全面维修加固。资金可以采取县、村、社会募捐等方式多方筹集。

3.4挖掘文化遗产

深入调查、挖掘、整理画笔村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画笔村民俗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样。对影响比较大的习俗，如香庆习俗和乡戏习俗要善于创新包装，打造成乡村文化品牌。对家谱要深入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自成体系。

3.5保护生态环境

画笔村要继承先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合理划分生态保护区，大力实施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等重点生态工程，对古树群、珍贵树种、珍贵动植物要加以重点保护。

古代文学笔记范文第4篇

[关键词]速记 应用语言学 起源 

 

速记，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一门用一套系统的符号和简便的省略方式快速记录语言的书写形式，可以称为追赶声音的艺术。它曾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一直到现在，对它的研究和应用依然继续着。它究竟发源于何时，最早在哪个国家出现， 各国研究者仍然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公元前63年12月5日，在古罗马元老院议会里，速记员普路塔切(plutarch)用速记形式记录了大法官康顿驳斥反叛者卡提兰(catilinian)的言词。同时，著名演说家西色罗公开发表了自己关于这个案子的观点，这些都有信史可查。这一天，是国际上公认的速记纪元年。速记员普路塔切(plutarch)所用的速记方式是泰罗(tiro)式速记法。泰罗是古罗马奴隶，他天资聪明，受过很高的教育，被演说家西色罗看重，并在西色罗帮助下释放为自由人，成为泰罗的秘书和知己。泰罗由于发明了速记法而被称为“速记之父”。泰罗速记并不完善，它只是五六百个常用词汇的缩写符号。他自己和稍后的其他人都曾不断努力完善该式速记法，使它的影响逐渐扩大。从古罗马议会、法庭、政府到军队，一直到罗马帝国衰落，进入到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泰罗式速记使用了近千年。我们到现在还使用的缩写符号“&”就是泰罗创制的。 

其实，在泰罗发明他的速记法之前，不仅在古罗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已经有速记或说速记的雏形出现了。从广义上说，速记和人类历史是相伴随的，文字产生的历史，也是速记发展的历史。早期人类社会留在山洞中打猎和生活场景的图画，可以说是在有文字记录文明之前，人类留存至今速记的最早印痕。 

古埃及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速记史研究者在那里也发现了速记的足迹。在古埃及许多王国里，有一种人称为“scribe”，可以译为“书记”。在外交、政治、宗教、经济等各个领域都会出现他们的身影。他们负责记录税收，撰写法律条文，地方公告声明，对政府重要档案和信件等文件备份。同时，他们还草拟各种商业合同和房屋等财产转让手续，以及在宗教布道祭祀等活动场所记录所见所闻。这些人被认为是智者，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但只有男性才能担任，有着极为崇高的社会地位。要想胜任“scribe”工作也并非易事。他们至少要掌握800个古埃及的象形字以及相关的其他符号，并且要学习古代语文和数学。据史料记载，作为一个“scribe”学徒，学费昂贵，并且非常辛苦。5岁就开始学习，要从早上学习到太阳落山，一直到17岁左右。能够长时间持续地记录是他们的训练目标，他们要能在各种材料上书写，比如在木板上，石头上，或者陶器上。一个“scribe”有他自己专用的工具箱，里面装着必备的工具：书写石板，墨水，芦苇笔，压纸用的平滑的石头和水壶。 

古代苏美尔人中，同样也有“scribe”存在。与古埃及所不同的是，女性可以担当这一职务，她们通常来自上层社会或者其父辈是“scribe”，她们天资聪颖且勤奋刻苦，要有坚强的意志忍受严酷的训练，要能够通过各种苛刻考验。史料中有一个非常杰出的女“scribe”，叫阿曼特·迈姆(amat-mamu)。她住在离巴比伦40英里的一个称为“sippar”城市，那里是当时的一个宗教中心。她和女同伴每天要为各种行政文书记录和存档。得益于这一批“scribe”，我们今天仍能从他们的原始手稿中感知公元前17世纪古代苏美尔人社会中的活动情况。据记载，古代苏美尔人书面语言是用楔形符号来记录的，已经有600个单独的符号。 

在古代波斯、约旦和早期罗马时期，史学家也找到了“scribe”们活动的足迹。在古罗马，大约从公元前200年就已经有速记的记载了。当时有一个诗人叫屈塔撕·安尼斯(quintas ennius)，他创制了一种包含有1100个符号的速记体系。古希腊也有这方面的类似发现。1883年在雅典卫城地下，曾出土一块残缺的大理石碑，上面雕刻着一种简单的符号。经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鉴定，确定内容是公元前普及希腊新文字的消息。这种新的文字比当时使用的普通文字简略得多，可以说是古希腊一种速记形式。速记在历史上有许多名字，比如称brachgraphy、tachgraphy、stenography等。速记(shorthand)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发现是在一个修道院的一块墓碑上，它记载了墓主人威廉·劳伦斯(william laurence)曾使用过速记。此人死于1661年12月28日，原文如下： 

shorthand he wrote， his flowre in prime did fade， 

and hasty death shorthand of him hath made. 

可以译为：他写的速记，就像花儿慢慢褪色；随着他的离去，也将最终消亡。 

在古代中国，有人认为商朝末期西周崛起之时，周商交战期间太公望(即传说中的姜子牙)创制的长短不一的“阴符”就是速记的雏形。但也有学者认为那些只是为军事传递信息所用，主要起保密作用，与普通意义的速记内涵差别较远。太公望制定的符号共有八级，一级符号最长，长一尺，表示“大胜克敌”即打了大胜仗，八级最短，只有三寸，表示“失利亡士”即处于劣势有士兵伤亡。相邻各级符号长度相差一寸。后来，在这八级阴符基础上，又发展成虎符、兵符、令箭、金牌等。这些通讯方法，一直沿用到清代末期。春秋战国时期，汉字在当时篆书、隶书基础上，出现草书形体，正如后汉蔡邕所说“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明代赵宦光在《金石林绪论》中也说“草书起于列国，天下有事，急就为之，或起草他简，然后正书，皆不暇致详而作”。草书，尤其是今草和狂草，运笔一气呵成，点画省略，上下左右牵连，一笔写出一字甚至一个句子，又称“一笔书”，被认为是中国的速记。其实，认真考察其结构和笔画，它仍是植根于汉字，是在汉字基础上的变形。草书中的章草，接近隶书，易于认读。随后发展的行书以及行草字体，不光作为书法艺术形式，直到今天人们也一直在使用。 

纵观世界各国早期速记发展历史，可以说速记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一部速记发展史，也是一部世界文明史。在速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和文字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中国汉字最具有这方面的代表性，可以说已经使用了4000年。它的形体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每一次形体的变化，就是一次文字改革，都向文字简约化走近一步，可以说向着“速记”的方向迈进了一步。文字与速记两者相比较，前者形体更加规范，音义更加明晰，更便于学习和阅读。速记却因其书写迅速，便于追踪一发而逝的语音和在短时间采集大量信息而为人看重。 

 

参考文献： 

[1]范立荣.速记·速读·速写[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古代文学笔记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敦煌经卷；最澄；古笔了仲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5-0073-04

On Saicho’s Manuscript with Kohitsu Ryouchuu’s

Epilogue among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Zhejiang Province

WANG Hongli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2）

Abstract： Most manuscripts in China befor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ame from Japan. Therefore， some Japanese scholars think that， the manuscript supposed to be Saicho’s with Kohitsu Ryouchuu’s epilogue among the Dunhuang Manuscrips Collected in Zhejiang Province also came from Japan. By comparing it with Saicho’s works， this paper confirms that it was neither Saicho’s manuscript nor an ancient Japanese manuscript， but a Chinese manuscript of the Tang dynasty. Kohitsu Ryouchuu lived two hundred years ago， and could not have written the epilogue in 1902. The epilogue of its original keeper mentioned nothing about Saicho and Kohitsu Ryouchuu， and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original keeper did not see Kohitsu Ryouchuu’s epilogue when he got the manuscript， which might have been added later.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 Saicho； Kohitsu Ryouchuu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收稿日期：2012-03-29

作者简介：王宏理（1955- ），男，浙江省义乌市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导，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

在本人主笔编集的《浙藏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中，有件《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六十七·初分无所得品》（以下简称《大般若经卷67》）为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编号“浙敦064（浙博039）”。此件特别之处，在所有藏品中是唯一一件或以为出自日本的作品（图1）。

世传流入中国的日本古写本确有不少，据日本学者研究，那是日本明治初年推行排佛毁释政策时从日本寺院流失的，其中不少被驻日使节杨守敬等中国人收集并带回国内。之后，陆续流入中国的还有一些。

因《大般若经卷67》有落款为日本鉴定家古笔了仲的题跋，说是最澄大师的经卷，则日本学者或以为也应是日本古写本。

事实究竟如何，且先观察一下原件。其引首上泥金签条书为“传教大师最澄写经真迹钱署”，拖尾处是装裱前旧有的各家题跋，第一纸题跋为：

传教大师最澄经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六十七。香纸墨字十八枚继一卷，全部真迹无疑者也。寅三月，古笔了仲。

下钤“笔迹关”朱文篆书方印（图2）。此跋还有起首章，为朱文篆书长方印“鉴定家”，因该纸装裱前被裁切，印章右上角已被裁去一部分，可推想此题跋与如今所见的重装前，并非装在一处。题跋之二至之六，再分段罗列如下：

山阴澂怀堂钱氏所藏。

己丑，古歙黄宾虹观于武林，时年八十有六。

己丑春日，淮阴陈锡钧伯衡甫观于西泠寓庐之石墨楼，时年政七十。

光绪壬寅饯春节，钱唐唐咏裳观于豫章。（以上第二纸）

书法以楷体为正宗，楷法以中唐为极盛。世传兜沙灵飞及安素轩望云楼所刻七宝越郁等经，前人指谓皆出钟绍京手。然亦拟意之词，无确证也。此经晚出，首尾完全，书法披拂圆劲，筋节流通，纯从两汉六朝分隶胎息而出，不在兜沙灵飞之下。唐人小楷墓志石刻初拓片楮尤可宝贵，况是墨本手迹，讵非世上鸿宝乎？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三月，得于秣陵。铜梁王瓘敬志。（以上第三纸）

以上中国各家题跋但言“观”而不及其他内容，唯藏家王瓘有所讨论，体味其中意思：1.“楷法以中唐为极盛”，是说楷书以中唐为最好。2.有名之帖后人多冠于生活在初唐至盛唐间的钟绍京名下，但此经“晚出”，即王氏以为此书晚于钟绍京。这准确时代难说，大致可以为是盛唐或中唐之时。而言不在兜沙灵飞之下，说明此书极好。3.因是“墨本手迹”更可宝贵。

但由此产生一个疑问：偶尔观看他人珍藏，署个名写个“拜观”等字样极正常，一般不便对他人之爱物评头品足。但对藏家本人而言，若有眼力者，对其来历真伪优劣等都会有个说法。按：王瓘是四川铜梁人，字孝玉，一字孝禹，举人出身，官至江苏道员，工书画篆刻，精鉴别，富收藏。有此底气，王氏敢说话；再看王氏在他处所题，的确也知无不言。

按理，藏家都喜欢抬高自己藏品地位，若见有日本名家题跋确认为千年前日本大师最澄之笔，其激动之情，也会情愿相信其为真。但无论如何，如果他看到了此经引首和古笔了仲题跋说是日本大师最澄书，绝不致无动于衷。但从王瓘题跋看，竟如熟视无睹，一言不发，故而便以为不可思议。而浙江省博物馆老前辈沙孟海之跋语算是为此作了个解释。按：估计当年处境欠佳的沙氏在作藏品目录时有些感想，但只能另写一纸，且不敢署名。其跋语如下：

唐人写经字体多如此，清光绪二十六年，敦煌千佛洞发见大量文物为英法帝国主义盗窃以去。此是盗窃之余，曾入日本。卷后有日人古笔了仲题记，目为传教大师最澄手笔。自署“寅年”，当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最澄，日本高僧，以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当我唐顺宗永贞元年奉使来我国，翌年归，始传佛教天台宗到东瀛。《书道全集》第十一卷影印最澄尺牍及天台法华宗年分缘起请来目录凡十余叶，笔迹与此不同。日人崇仰最澄，见唐写经卷，辄传为最澄笔，犹我国重蔡邕分书，多指汉碑为邕书。实则不尽可信。此经曾归王瓘收藏，有瓘光绪三十四年跋尾。但言唐人小楷，不提最澄，盖亦心知其非耳。

依沙氏看法：1.因有日人古笔了仲题跋，以为此是流入日本的敦煌藏唐人写经；2.此书非最澄笔，是日人推崇他而把作品冠其名下；3.王瓘只谈唐人小楷而不提最澄，可见他也心知肚明。

但沙氏似乎未曾考虑几点：1.古笔了仲题记是否有假；2.王瓘是心知肚明还是收藏时根本就未曾见古笔题记；3.即便是古笔所题，但时间是在“（壬）寅（年）三月”，而题跋五的唐咏裳在豫章所见也是“光绪壬寅饯春节”。“饯春节”为何时？是以酒送别春光之时节也！自然也该是三月，则中国的唐氏所见与日本的古笔所题竟是同一时间。

所以，笔者在此书该卷按语中顺手写道：此件视风格，非是最澄笔，亦非日人所书。古笔氏跋于“寅三月”，依沙孟海说即光绪壬寅年（1902），唐咏裳观此亦在“光绪壬寅饯春节”，当属同时。审装裱，先有古笔另纸题跋（是否古笔书待考），后裱于卷尾，后有唐氏拖尾之跋。如此之速，便有疑问。或壬寅三月，山阴钱氏得之日本并得古笔跋而返国，或古笔来华见而跋之（二氏行迹待考）。而依常理，古笔知吾国经卷之夥，不至遽定为日人书。而其时斯坦因等尚未至，传之日本又恐太速。或钱氏得之国人手，为谋利而借最澄名高其价也，故六年后即辗转至王瓘手。

笔者之所以有以上看法，主要是先基于沙孟海之说，古笔跋于“寅三月”即指光绪壬寅年（1902），之后日本学者似乎也以为古笔题跋于1902年。鉴定文物的依据之一，即看流传有绪。“有绪”已不可论，而依沙氏看法想去，自然更不可能。可惜的是，编写时间紧，容不得细细研究，身边又无现成资料，故对最基本的资料都缺乏了解。

之后回头看沙氏题跋，发现他犯了一个错误。按一般说法，敦煌藏经洞发现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没错，而他所谓的“英法帝国主义”应指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但最早去敦煌的斯坦因也晚在1907年，怎么来得及“盗窃之余，曾入日本”，并由古笔在壬寅（1902）三月题跋呢？这也许与沙氏非此方面专家有关，又处于那特定的时代，未能核实时间。而笔者因依前辈思路考虑问题，同样跟着犯了一个大错误。今日搜索日本网上资料可知，原来古笔了仲竟是几百年前之人。此据网上资料译编如下：

古笔了仲（1656—1736年）江户时代前中期鉴定家。本姓清水，后世（？）姓平泽，名守直，字勘兵卫，通称务兵卫。生于明历二年，是古笔别家二代古笔了任（守村）的养子（即古笔了仲为古笔别家三世）。元文元年逝世，终年81岁。

若此，“寅三月”就根本不是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的“壬寅”年，也就不知是数百年前古笔生年的哪一个寅年了。也就是说，沙孟海以为敦煌经卷在其时流入日本而由古笔题跋之论是不成立的。而古笔生年最后一个寅年为甲寅年（1734），距今也已278年了。其纸张之白之新，又如何独立流传（与经卷宽窄不一，看其新白，绝不像因纸质断烂而经切割），并在王瓘1008年收藏后再由后人裱作一处，这是无法想象的。

笔者曾请日籍博士生回国时帮忙顺便收集了点最澄和古笔了仲的作品资料。看图3，古笔在署款的“五月”右上角写有较小的“癸酉”二字（独立记年月时，一般不会只写一“寅”字），笔者以为上述题跋（图2）疑是对此件（图3）的现成仿冒，细辨笔迹即可想见。

再看最澄所书《天台法华宗年分缘起》（图4）与《日本国求法僧最澄目录》（图5）与此《大般若经卷67》笔迹并无相似之处。

我们再回头看几家题跋，装裱顺序见前所述。我们可发现一个现象，即黄宾虹先生的1949年等较晚时间的题跋反而装裱在王瓘的1008年前，可见必定是在王瓘之后被重装了。也就是说，王瓘收藏时可能根本就没有古笔了仲题跋与引首签条“传教大师最澄写经真迹”的钱氏大字。因此，古笔了仲对此卷题跋的可能性就等于零。我们也可假设古笔题跋是由他处移花接木而来，但题跋中明言此经卷是“十八枚”纸接成，此卷正是由十八纸连接而成，则所谓的古笔题跋似乎是为此量身定做的。若此，便更多几分不可信。再退一万步说，假设此题跋的确出于古笔之手，则此位鉴定大家的眼力也实在不敢苟同。

还有一点，以笔者陋见，日本古写本多在一经卷之几纸连接处钤有骑缝章。笔者细看此卷，绝无此类印章。

由此，我们基本可得两点结论：1.此经卷肯定非最澄所书；2.古笔了仲题跋为他人假冒。

本人在上述题跋中曾提到：“山阴钱氏得之日本并得古笔跋而返国”等语，也是因为拖尾处山阴钱氏题跋紧接在古笔了仲题跋之后，就不经意看作是早于其他各家跋者，而又很自然地将山阴钱氏与引首所题“传教大师最澄写经真迹”之钱氏看成同一人。引首之书字体不同，二钱氏不知是否同一人，若是同一人，如此“误导”正是上述如此顺序装裱所想要的效果。若此推测不无道理，则钱氏便是假冒最澄的始作俑者。当然，这也不定是钱氏的罪过，也许他见到此卷时，已有了所谓的古笔题跋，只是他明显仗了古笔题跋的胆。

从书风看，此件可以确定为唐人书。则余下问题是，此经卷是国内传世之物，还是杨守敬等由日本带回，抑或是由敦煌流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