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范文第1篇

1.科技创新税收政策提高经济收益率

经济收益率的提高可激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首先，人们从事高风险的科技创新是为了提高经济收益率，而税收支出必然会影响该指标。因此，更为适宜的税收政策可降低科技创新的投入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收益率。其次，政府可通过科技创新的减免税优惠政策，更加激励企业持续不断地对科技创新进行投入，并且扩大投入力度，从而使企业获得长期的高经济收益率。

2.科技创新税收政策减轻投入风险

科技创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高风险性，而税收特别是所得税则加剧了科技创新投入的风险性，抑制了企业承担风险的积极性。企业税负越重，从事高风险投资的积极性越低。因此，适宜的税收优惠政策因为减少成本而降低了企业对科技创新投入的不确定性，增强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从而最终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向科技创新倾斜。因此，各国政府通常运用这一措施鼓励科技创新投入。

二、我国科技创新税收政策的不足

1.企业创新主体不够突出

一是大部分企业经营管理者创新意识不强，只满足于追求暂时的企业利润，缺乏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规划;二是产业结构层次比较低，传统中小企业比重大。一些民营企业想创新，也由于创新成本比较高，大部分创新仅停留在浅层次或市场层面的创新环节;三是企业内创新人才缺乏，人才分布不均，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四是企业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的不够紧密，特别是在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及防灾减灾等方面科技创新及开发应用的贡献率不高。

2.科技创新配套机制不完善

一是企业风险投资机制不完善，已建立的风险投资机构运作缓慢，企业风险投资意识不强，效率不高。二是技术转化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少，许多具有自主产权、产业前景好的高新技术成果难以形成产业规模，难以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产品附加值低。加之科技工作基础薄弱，信息、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相对匮乏，公共科研平台少，公共信息网络体系还不够健全，科研设备和一些重要数据和信息技术不能够共享，制约了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和引进科技成果的力度。三是激励机制不完善，有些企事业单位人才的科技创新热情度低，大部分非公企业的技术人才虽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但技术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没有真正体现，绝大部分的非公企业科技人才始终摆脱不了“高级打工者”的身份，缺乏归属感、安全感，挫伤了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三、运用税收政策推动科技创新的建议

1.完善国家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促进我国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自主创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及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来看，还存在着主体税种制约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问题，从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看，在一些领域又存在着政策真空等问题。因此，急需借鉴国外的经验，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我国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2.争取国家对不发达地区科技创新工作的税收政策支持

建立灵活多样的税收优惠手段，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争取国家对不发达地区科技创新工作的税收政策支持，以符合国家的区域优惠政策，增加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税前扣除、延迟纳税、亏损结转等税基式优惠手段的运用，更好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投资诱导作用。同时针对不发达地区的特点，制定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内外资的投入帮助不发达地区尽快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3.增强科技创新工作税收政策的实施力度

增强科技创新工作税收政策的实施力度是实现税收公平和促进科技创新的关键。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首先要从符合税收公平的原则出发，取消对企业的限制范围。如目前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税率只适用于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样的范围限制就制约了促进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力度。为了加快优惠政策的落实，应扩大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的适用范围:凡是符合条件能够进行科技创新投入的企事业单位都可享受税收优惠税率。并且还可将优惠税率分为不同的档次，分别给予不同的税收优惠待遇。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可以提高企事业单位进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而且可以扩大整个社会对于科技创新的关注，增加更多的支持与扶持。其次，应开辟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绿色通道，对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对纳税咨询和纳税申报等工作给予更便利的程序。并且，尽量缩短适用优惠政策的审批时间，使企业有更多的热情投入到科技创新的工作中去，为社会为人类奉献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

四、结语

科技政策范文第2篇

2004年3月，连任。一个月后，时任台湾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吴茂昆在花莲机场突然接到中研院院长李远哲的电话，希望其能接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一职。经过一夜的恳谈，吴茂昆决定接下这个职务，并于同年5月上任（任期2004年5月―2006年1月）。

吴茂昆是台湾著名超导物理学家，1987年与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朱经武共同发现世界上第一个高于液态氮温度的钇钡铜超导体，曾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奖，使他从此声名大噪。1992年，应时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夏汉民邀请，从美国回台湾主持高温超导体研究计划，并从2000年6月起担任科技主管部门副职负责人近两年，对该机构的业务及人员都不陌生。担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后，除了要接续前任的科技政策与目标，也必须思考在台湾当下的大环境下，如何推动岛内科技快步迈进。

回台湾十余年来，吴茂昆见证了岛内学术研究和科技产业进步的过程，发现其上游基础研究、中游应用研发，以及下游产业技术开发的架构还有许多有待整合的空间，深信在纳米、基因体等新领域的发展下，台湾有机会做好上、中、下游领域的串联，朝向知识经济转型。于是，他希望能在任内做好全面性的整合工作。

在他任内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是如何实现竞选时提出的“三四五”承诺，即1年内经济增长率达到5%，2年内失业率降到4%，3年内岛内科技研发支出达到GDP的3%。有了的承诺支持，吴茂昆在推动各项科技发展政策时，也展现出了大刀阔斧的决心。

然而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他发现，要让台湾整个研发经费达到GDP的3%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除了鼓励民间投入，台当局也需大幅增加预算。尽管他率领科技主管部门的全体人员面对这项挑战，很努力地做出各项规划，尤其是“企划处”，通力合作计算出达到此目标所需的研发经费预算，向行政主管部门提案后也获得全力支持和配合，但提出的预算一到立法机构就受到杯葛而无法落实，让吴茂昆感到难过和遗憾。

不过，吴茂昆也做成一件引以为傲的事，即在部分立法机构成员的协助下，顺利地于2004年12月在立法机构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章程”第6条的修正案，让科技研发可以脱离“政府采购法”的限制，强化弹性自主的空间。由于吴茂昆本人长期从事基础科研工作，深知真正的发明或发现往往不在人们的预期之内，研究过程中突然有新发现时，很需要马上获得经费资助，让这项研发工作能继续深入发展下去，所以关键就在于台当局的科研资金是否能弹性运用。为此，吴茂昆等人做了一个突破，在科技主管部门内部建立起研发经费弹性运用的架构，以3年为期，期间总经费可弹性调整，让经费的运用能因应科技研发的特点。

此外，吴茂昆也开始构思，如何让科学研究的概念在中学建立起来。以往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只对大学以上的研究机构提供研发计划经费资助，高中并不是其支持的对象。在吴茂昆任内，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开始参考日本的做法，考虑让岛内高中教师也可参与该部门推动的研发计划，随后即可带领高中学生一起来搞研究，为台湾的未来科学发展扎下更深的基础。不过这个想法直到2006年吴茂昆卸任后才推动实施。

有惊无险度过裁撤危机

2005年初，吴茂昆面临一个重大的难题。当时，接任游锡业奶ㄍ逍姓主管部门负责人谢长廷提出“政府组织再造”，认为科技主管部门和经济主管部门的工作有很大重叠，决定设立“组织再造委员会”，计划将科技规章、政策制定部分交由拟成立的“台湾发展及科技委员会”管辖，科学工业园区则划归经济主管部门统筹，而补助研究计划的业务则由行政法人基金会管理，科技主管部门则面临被裁撤的危机。

谢长廷提出这个想法，其本意是想将台湾经济和科技统一整合在一个管理部门之下，但吴茂昆等许多人表示强烈反对，认为科技发展、经济建设与行政系统本质上是3个不同的架构，基本理念也都不同，应该各自独立存在；特别是充当科技发展领导地位的科技主管部门，实有单独存在的必要。为此，吴茂昆积极奔走，四处游说，向台当局各高层提出保留的建议。最终，由于岛内学术界和产业界都反对合并的构想，使该部门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场危机。

吴茂昆属于“自由派”研究学者出身，不喜欢制式的大型会议，认为一群人一起看报告或听简报颇为浪费时间，开会的目的是要直接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至于看报告、了解情况的功课，应该是在开会前各自在私下进行。在他担任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期间，常邀集同事聚会用餐，在愉快的用餐时光中，讨论或推动新的方案，执行效率也出奇地好。而且他时常会冒出一些怪点子，提出许多与现行制度往往格格不入的新奇想法，但是同事们都能对此理解，大力相挺，支持并设法落实这些新想法。

例如吴茂昆曾提出举办“多样性台湾特展”，主要想呈现给民众有关台湾的特质即在于多元性和多样性，从地质的多样、生物的多样、文化的多样，直到产业的多样，将台湾的特质彰显出来。认为如果失去多样性，台湾也就不再是台湾了。

这些想法很快就被科技主管部门“科教处”用一张简明的图表，串联台湾在生物科学、地质、文化、产业各方面的多样性，并交给岛内相关学者专家进行规划，提出各领域中的多样性议题，并在后来得以落实。

反思台湾科技体制弊端

吴茂昆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筹备第七次“全台科技会议”的召开。按照惯例，在2004年7月便开始制定会议筹备计划，同年9月和10月，先后在台湾大学和成功大学召开北部预备会议和南部预备会议，共有产官学研各界代表超过1100人次参与，由下而上搜集意见与达成共识。12月又邀请岛内科技顾问、台湾中研院院士、科技领域召集人及相关部门正副首长，召开会前会议及筹备委员会议，进一步讨论而形成由上而下的政策共识。

2005年1月，第七次“全台科技会议”在台北市正式召开，4天议程分为报告案与讨论案两部分，其中历经多次会前会议讨论所形成的共识与政策部分以报告案方式进行，尚需进一步讨论的重要事项则以讨论案方式进行。会议代表认为，当下台湾科技仍存在很多弊病或有待提高之处，例如科技政策的形成过去侧重由下而上的研发机构需求，较少由上而下进行整体策略考量，政策形成与科技预算编列有一年的时差，且一些推动科技发展的部门仍以“临时任务”方式运作，使科技发展与推动不稳定且易被忽视；加上因业务分工，一些部门内的科技政策执行及资源分配没能有效整合。在科技政策执行绩效评估上，各部门科技政策执行的评估指标未能整合，评估指标也未依据科技政策总目标及策略制定，且未将量化目标分配至各部门的科技发展规划业中，导致台湾总体科技资源的配置和政策目标连结性不够密切。

近年岛内研究机构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偏低，台当局促进民营企业投入研发的机制尚嫌不足，依据《科技白皮书（2003―2006年）》设定的目标，在2006年达到全部研发经费占岛内GDP的3%，尚有634亿元新台币的缺口。因此如何奖助与鼓励民营企业加强研发投入是当务之急。台湾行政主管部门虽然名义上每年科技预算以15%的比例增长，但实际上都被立法机构删减到10%以下，因此应以增进民营企业研发为重点。

另外，台湾当时正在实施的9个重大科技计划的经费约占岛内全部科技经费的20%，这些计划的管理也存在问题，如是否具备形成重大科技计划的条件？计划的主持人、执行长等多属兼任，经费权责该如何统一？其成果的知识权该归属谁？以及科技计划的退场机制等，都需要检讨与改进。

科技人才维系台湾产业经济发展的命脉，是其竞争力的源头。然而近年来，台湾经济竞争力面临“跳跃式突破”的考验，岛内人口结构向少子化、老龄化的结构发展，科技人力资源的供给与运用需有更宏观与创新思维的转变，因此亟待解决以下主要问题：相关科技人才资讯的整合性不足，无法有效支援决策所需；科技人才的需求范围扩大为各行各业，且强调跨领域、创新、整合等特质的人才；改善高等教育本土化与国际人才培养落差的困境；落实高等教育基础品质提升；建立创新的训练机制以满足职场跨领域知识与技能快速学习的需求；以更宏观思维，推动岛内与国际科技人才互补的长期策略等。

知识经济是21世纪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并迅速引发全球经济体系的变革，建立创新体系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都非常重视的施政方针，而其首要课题即在于建立知识产权创造、管理、运用及保护的相关机制，并建立完整的科技创新环境，以持续协助产业界加强产业科技创新与运用，台湾在这方面还相当欠缺。

岛内学术研究水准虽历经多年努力已有长足进步，但真要达到世界一流仍有相当距离。近年来，岛内大多数大学的建设与发展都遭遇瓶颈，如高等教育的扩充影响教育资源的分配、大学教育品质日趋恶化、大学教育国际化程度不足等问题，而在面对国际大学追求卓越的压力，台湾大学学术水准的提升为当急之务。

目前发达国家产学互动关系逐渐朝向建制化、长期性和正式性的方式来进行，其大学与企业的合作程度密切，参与研究程度越来越深，而且参与的方式也日益多样化，包括担任学校董事会成员、参与学校的研究与教学、担任研发有限责任合伙模式下的各种策略伙伴等。相比之下，台湾由于受限于产业发展和组织制度因素，产学之间在研发创新的互动关系上仍然有待提升。

台湾四面环海，海洋资源相当丰富，且海洋生物多样性高，物种数量达全球十分之一以上，然而却严重缺乏对海洋的研究、开发、保护及可持续利用，急需解决下列问题：研究船老旧且吨位不足；海洋资料散乱，调查测量缺乏规划；海洋人才不足；没有专职机构统筹海洋事务；未建立海岸保育观念。

绿色科技是一门新兴的跨领域学科，可提供比传统技术更符合环境保护的替代技术。目前台湾许多重要的产业，如半导体工业及资讯相关产业等在世界居领先地位，但因其考量的重点主要在经济发展与产能提升上，较少考虑产业对环境的负面冲击，没有较具体的绿色科技策略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替代方案。过去岛内绿色科技的研究多集中在解决既有问题，但由于近年来生物科技及纳米科技的急速发展，为绿色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台湾制造业通过制程的改善、运筹管理的强化、委外生产的推动、对外投资及分工的布局等，在成本降低的努力上已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在新兴经济体挟其低廉庞大资源的低成本竞争下，岛内厂商仍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因此强化竞争优势，除了降低成本之外，更须运用台湾深厚的制造经验，创造新的科技应用与创新模式，并驱动服务业发展，以提升附加价值。台湾服务业占GDP比重虽然已达67.1%，但服务业研发仅占企业研发的7%，远不及于发达国家介于1/4至1/3的比重。产业创新需强调创意，并搭配商业模式，建立科技化的服务产业。台当局对于服务业研发创新，除了要重点鼓励和加强调查范围之外，还应积极通过市场刺激与活络竞争的方式来带动服务业研发创新。

整体而言，以往岛内进行的创新仍以渐进式技术引进改良为主，而要提升产业发展层次，须强调以原创性创新能力为竞争优势，以提升整体产业发展的层次和国际影响力，创造新一波的竞争优势。

随着资讯科技的日新月异，其在医疗照护品质上逐渐扮演重要角色，也成为国际产业及研究合作上的热门议题。台湾历年来针对整合医卫资讯、提升医疗服务品质方面仍有资讯整合不足、政策措施落后、研发投入偏低、专业人才欠缺等问题存在。

台湾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依靠信息科技产业引领经济发展，然而岛内各阶层民众并非都从中受益，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反思在这一波信息科技革命中所产生的社会公平问题，以及所产生的“数字落差”。如何通过信息科技的普及应用促进文化资源共享，让原本只有精英阶级可以接触到的信息与知识更普及化，进而增进社会平等是当前不可忽视的议题。

如今岛内民众环保意识日益高涨，经济发展已经不是追求的唯一目标，而更关心及重视生活环境品质的改善提升。在此背景之下，废弃物处理、推动环境风险的管理措施、加速污水下水道系统建设等，已成为台湾所面临的重要环境议题，还必须尽快建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评估机制、预警及风险管理以降低生态环境冲击，并建立了解环境变迁与拟定因应策略的能力。

全球面对能源价格持续攀升台湾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仍有改进空间，应持续致力于能源科技的应用与发展，以达成再生能源、能源新利用及节约能源的重点目标。

在生活品质与民生科技运用方面，由于台湾已迈入老年化社会，疾病预防医学越发重要，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成为医学科技发展的当务之急。

在环境及自然的过度利用与开发下，台湾生态日渐恶劣，天然灾害不断发生，影响生存的空间与生活品质，也影响经济发展。故宜应用生活创意于居家空间使用、环境与生态、能源节省、城乡风貌的营造，让生活与自然结合，天人合一，减少天然灾害发生，并创造属于自己特殊的风格与文化及提升民众生活品质。

制定新的科技发展中期计划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未来4年台湾科技发展总目标和重点发展内容，与各部门协商拟订各项措施和执行要点及分工，研拟出6项策略，然后制定出“台湾科技发展计划（2005―2008年）”，作为未来4年推动科技发展的蓝本。

科技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灰色关联系统模型；科技政策；科技活动；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5.002

1引言

经济研究结果表明，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技术创新不仅能够为企业带来新的利润，还能够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技术创新具有复杂性，由于医药的特殊性，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更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和高不确定性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医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客观上不利于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和医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为了促使医药产业科技活动投入规模接近社会理想水平，政府会采取各种科技政策激发医药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科技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的一个分支，其通过对科技活动的投入、运作、产出、转化等进行引导、干预和控制（王卉珏，2005），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在财政支持政策，如税收减免政策、政府采购政策以及科技项目计划等，另一方面是环境、法律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如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制定专利法等。

学术界学者们采用不同的方法实证研究政府科技政策对医药企业科技活动的影响。Akihiro Hashimoto等（2008）以日本制药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定量分析了日本医药企业在1991-2000年间的研发效率；孙燕、孙利华（2011）运用回归分析研究了我国政府医药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发现政府向科研机构拨款对医药企业研发支出影响不显著，我国存在科研机构活力不足，医药企业需求不旺等因素造成医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提出调整医药科研机构研发投入结构，防止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激发医药企业动力等建议；邹彩芬、刘双等（2013）基于政府补贴带来企业的额外行为效应理论，以医药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析，得出政府补贴与R&D投入显著正相关；王虹、冯国忠（2015）运用DEA方法评估了我国2006-2011年医药政策的实施效果，选取的投入指标包含研发人员数、科研机构经费支出等，支出指标包括拥有专利授权数，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出口额利润。从上可以看出，在医药行业，关于政府科技政策对医药企业科技活动影响方面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集中在政府投入补贴政策上，其他科技政策的影响，或者是科技政策主体之间的关系对医药企业科技活动的影响研究较少。为深入了解我国政府实施科技政策对医药产业科技活动影响的有效性，本文将\用灰色关联分析从政府对医药产业三个子行业科技活动实施科技政策效果的有效性进行研究，拟找出最有效的政府政策，以及效果最差的政策，并总体研究政策对三个子行业科技活动的影响有什么不同。

2实证分析

2.1模型建立

灰色关联模型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即“灰色关联度”来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在系统发展过程中，若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势具有一致性，即同步变化的程度越高，则表示二者关联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本文运用灰色系统关联模型分析科技政策与科技活动相关变量之间的变化程度，探究出对科技活动最有激励效果的科技政策，对几项科技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一个排序。计算灰色关联系数和关联度过程如下：

2.2模型的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是2002-2013年间医药产业中化学药品制造业、中成药制造业和生物、生化制品的制造业三个子行业的面板数据。本文主要考虑政府直接资助、税收优惠、政府融资担保三项政策。其中，政府直接资助用医药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来源中“政府资金”度量，表明在科技活动中，政府对医药企业直接给予资金的资助。政府税收优惠用“利税”度量，利税是利润和税收的合称，反映的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对国家税收方面的贡献，白锦表（2013）在研究政府科技政策对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影响的分析中采用利税来度量税收优惠政策，因此，本文研究也采用利税。科技人才政策用“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度量。关于政府融资担保变量的度量，之前的研究中大多学者会用金融机构贷款来度量政府融资担保，但由于近几年医药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数据缺失，所以本文研究中采用科技活动总经费减去政府资金和企业资金，得到的数据作为包括金融机构贷款在内的其他资助，以说明政府融资担保政策对医药企业科技活动的影响。以上四个变量作为灰色关联系统分析中的比较数列，而参考数列则选取了医药企业利润、新产品销售收入、企业专利申报数、R&D内部支出四个变量。

2.3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所选取的变量，在历年来《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查找化学药品制造业、中成药制造业和生物、生化制品制造业的相关数据，并通过计算得到包括金融机构贷款在内的其他资金来源，将收集整理到的数据保存到excel表格中。本文数据分析使用软件GM_V3.0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如表1所示。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总体来说，四项政策中政府融资担保政策的实施效果不是很有效，而行业不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也不同，政策对于医药产业子行业的激励效果也不一样。政府在实施科技政策时应该根据每个行业的特征，激励效果好的政策要继续加强，例如税收优惠政策等，而对于实施效果政策不好的，政府应该积极寻找其中的原因，改进该政策的实施措施、方法等，使得该政策对企业科技活动的激励效果能够更明显。

3.2建议

对于化学药品制造业和生物、生化制品制造业，政府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是比较明显的，政府应该继续加强这两方面政策的实施，将有效性发挥到最大。而对于中成药制造业，政府直接资助、税收优惠、科技人才政策都是有效的激励措施，政府对这个行业应该综合实施这三个政策，将效果发挥到最大。

首先，政府应合理配置直接资助医药企业科技活

动的经费，并加强监督管理。从分析结果来看，政府直

接资助还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政策，对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为了提高资金资助效果，政府在决定给医药企业投入资金资助时，应根据该企业往年申请专利数的情况，决定投资额的多少，投资完后定期或不定期对该企业的科技活动情况进行检查，以防企业擅自将政府投入的经费用到不属于科技活动的方面。

其次，政府应充分发挥好融资担保的职能作用，积极寻找支持医药企业增加科技活动投入的新途径。以上的分析结果中，医药产业的三个子行业中金融机构贷款等其它资助关联系数最低，说明政府融资担保政策实施得并不是很有效，政府在金融机构与医药企业之间的角色发挥得还不够好，政府应该寻找最合适的决策，减少企业在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融资的门槛，τ谀切款用来投入技术研发创新的医药企业可以给予一定的优惠，增强企业用融资贷款来增加企业科技活动投入的信心。

最后，科技人才政策相对于三个子行业而言，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项的政策，而科技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政府和高校的共同培养。虽然人才培养主要在高校，而学生的专业自也在其本身，但是，政府可以发挥其政策导向作用，为医药产业培养多方面的研发人才，让更多的医药学生愿意投入到医药研发中去。若企业的研发人才增多，该企业也会因此增加技术创新投入，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为企业增加专利数，也增加了该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和总体的利润，利润的提高增强了该企业技术创新的信心，而下一年的科技活动资金投入也会因此而增加。

参考文献

[1]王卉珏.科技政策制定的理论与方法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5.

[2]Akihiro Hashimoto，Shoko Haneda. Measuring the change in R&D efficiency of the Japanes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J]. Research Policy，2008：3710.

[3]孙燕，孙利华.我国政府医药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药房，2011，（09）：771774.

[4]王虹，冯国忠.对医药科技政策实施效果的DEA评估及研究[J].药学研究，2015，（01）：4750.

科技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技政策；科技成果；变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G32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26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科学技术水平成为了衡量一国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各国为了促进本国的科学技术繁荣，制订出了各种支持政策，这些政策可以统称为科技政策。中国政府向来重视科技的发展，出台了不少支持科技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中国政府将科学技术视为“国家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制订相关政策的数量远多于以往任何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2016年，Nature杂志社公布了Nature Index 2016 Tables（2016年自然指数排行榜），中国科学院位列全球科研机构排名榜首，自然指数值高于第二名哈佛大学近一倍之多。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与中国政府正确的政策引导密不可分。

一、关于科技政策的文献综述

各国科技政策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李建民认为日本政府战后的科技政策特别强调对高新技术研究的支持，并且很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1]。樊春良等认为美国政府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科技政策制订体系，他将该体系分解成了三个重要组成部分：SciSIP、ITG以及STAR METRICS[2]。封颖等总结了自印度独立以来推出的四个阶段的科技政策，这些科技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印度逐渐地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成一个高新技术创新国家[3]。杜宝贵对中国科技政策演变进行了细致研究，总结出了各阶段的政策重点以及划分的依据[4]。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学者们也有较深入的研究。林江等利用四阶Bootstrap-DEA模型对“珠三角”地区近些年的科技成果转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泛珠三角”地区的合作框架有效地刺激了珠三角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高[5]。贺德方对科技成果和科技成果转化等基本概念进行了再探讨，比较分析了中外学界对这些基础概念理解的差异[6]。张慧颖等在创新扩散理论的框架下，研究了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并通过动态仿真得出了可靠结论[7]。蔡跃洲不仅仅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概念进行了辨析，还提出了最新的统计量化方式，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8]。

针对科技政策学方法论，学界也有许多相关研究。徐芳等提出科技政策学方法论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他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早在2005就已将科技政策学方法论列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他认为中国政府也应尽早设立这门学科，并提出了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学科发展设想[9]。陈光等从工具方法、内容主题以及数据来源等方面入手，试图将与科技政策学方法论相关的知识系统化和理论化[10]。张永安等从制订、执行和评估三个阶段分析科技政策制订的复杂性，提出了科技政策学方法论研究的范式，并举例进行了分析[11]。

综上所述，研究人员对科技政策与科技成果产出都分别作了大量研究，但从探讨科技政策演变对科技成果产出影响机制的文献并不太多。基于此，本文论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政策的演变历程，分析了各阶段科技成果产出的变化趋势，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和以及科技政策对科技成果产出的影响机制。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政策的演变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政策演变的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科学技术已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深刻地改变了经济运动的方式。科学技术已成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具。从1949-1978年，中国的科技政策参考苏联的科技政策来制订，这在发展的初期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苏联式”的科技政策已逐渐不再适应当时的经济环境，中国政府果断改变了以往的“苏联式”科技政策，开始依据中国的实际国情，探索独立制订科技政策的方法[12]。

纵观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政策的演变轨迹，不同时期科技政策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根据不同特点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探索尝试阶段（1978―1985年）、市场竞争阶段（1986―1995年）、创新变革阶段（1996―2006年）以及和谐发展阶段（2007―2016年）。

探索尝试阶段：政府的科技政策制订以政府为主导，以法律法规类文件为主，强调科技体系的重建。市场竞争阶段：政府开始重视市场化的调节作用，以期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个阶段政策类文件出台较多，重视短期效应。创新变革阶段：政府开始尝试政策组合搭配，兼顾短期与长期效应，用创新驱动经济的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和谐发展阶段：中国的科技政策的制订已经实现了市场化调节，技术开始与经济高度融合，这段时间既有短期的政策指引，也有长期的规划引导，满足了科研主体多元的需求。经过近四十年的摸索，中国政府制订科技政策的水平越来越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具体可以总结成如图1所示。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政策发展阶段分析

1.探索尝试阶段（1978―1985年）。探索尝试阶段时期，政府在科技政策的制订过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该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会上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会后，中国政府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1978）、《全国科学技术八年规划纲要》（1978）、《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1981）[13]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以规划类和法律法规类为主，重点是重整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所帮助。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秩序的恢复。这段时期的政策制订改善了中国的科研环境，加大了科研人员与资金的投入，为后来的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高速发展夯实了基础。由于受到的冲击，中国政府近十年没有制订过科学政策，许多具有丰富经验的官员也在此期间离开了工作岗位，所以这段时期制订出的科技政策与后来制订的科技政策相比，成熟度和科学性都还不够高，一些政策出台后并没有预想社会效应，甚至部分计划在实施的后期趋于停顿。此外，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实施的是“苏联式”管理模式，科学技术事业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在垂直管理的体制下，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缺乏横向联系，这些都影响了这段时期推出的科技政策的效力。鉴于这些情况，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吹响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号角，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2.市场竞争阶段（1986―1995年）。市场竞争阶段，政府逐渐弱化自身在科技政策制订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关注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这一阶段较为重视政策类文件的，规划类和法律法规类文件也有所。《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确定了中国科技体系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以往的激励不足、研究成果脱离实际等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制订了“星火计划”和“火炬计划”。这些计划都是以市场为导向，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鼓励科研力量积极参与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中。20世纪90年代，“211工程”、“技术创新工程”以及“21世纪议程”先后出台，政府开始重视产、学、研三者的融合，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这段时期，对科技人员的扶持较多，重视多元化科研资金来源，确立了宏观科技管理的框架。但受到大环境的限制，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弊端越来越显著。为了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中国政府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1995）[14]，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中国科技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

3.创新变革阶段（1996―2006年）。创新变革阶段，科技政策制订开始强调政策组合，努力兼顾科技政策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以期用创新带动经济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政府对科技政策的制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去行政化的呼声越来越高。经过了近20年的探索，我国科技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部分领域的技术水平已处于了国际领先水平。中国已成为了一个科技大国，但称不上是一个科技强国。中国依然有许多领域需要依靠进口外国的技术才能发展，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了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科教兴国”的战略指引下，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地决定》（1996），开始实施战略人才管理并着力建设科技创新体系。1999年，中国政府再次推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15]。这种一揽子政策既强调从机制入手，改善科研环境，又强调科技人员与科技资金等其他要素的投入，综合推动科技的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国际化竞争愈加激烈。中国政府立足实际国情，依据国际化竞争的需要，在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到2006年为止，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战略人才管理体系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形成了政府、科研机构、高校以及企业四维一体的科技体系。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我国以往的政策以中短期为主，目的性明确，这种“短平快”的政策并不适应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客观要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2020年）》（2006）的出台及时地解决了这个弊端，成为了下一个时期的科技政策制订的主要指导性文件。

4.和谐发展阶段（2007―2016年）。在和谐发展阶段，中国初步形成了以服务经济为目的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多元科技政策制订体系。2006年，中国再次召开全国科技技术大会，并在大会上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2020年）》[16]。这部文件是对未来中国15年内科技发展作出的全面战略部署，在总结了过去近30年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新形势下发生的一系列状况作出新决策。中国的科技人才规模已处于了国际前列，但高层次人才规模依旧十分匮乏。中国政府在这段时期内更加重视顶尖科技人才的储备与培养，进一步完善了科技法律法规的建设，选拔国内优秀人才，引入国际顶尖科研人才，逐渐打造出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团体。各个部门也积极地进行管理创新，以带动科学技术创新。逐步从从微观管理过渡到宏观管理，给予科研人员足够的自，从而激励一线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2010年，中国政府推出《知识创新工程2020》，计划在未来10年对一系列学科进行重点培养，实现跨越式发展[17]。2016年，全国科技技术大会再次召开，规格高于历次全国科技技术大会。这次大会的召开预示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未来的二三十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面对新的挑战，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是适应时展的需要，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体现。这预示着未来，中国的科研环境会进一步的改善，与国际学界深度的交融。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成果产出变化趋势分析

（一）科技成果统计范围

国内外的科技成果统计口径具有明显差异。本文综合前人研究文献，将科技成果大致分为科技论文类、专利类以及著作（教材）类。科技论文类采用年度发表科技论文数来衡量，专利类采用专利申请授权量、专利申请受理量以及技术市场成交额等三个指标来衡量，著作（教材）类采用出版科技著作数来衡量，如表1所示。统计数据均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如表2所示。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比较性，时间窗口设定为1995―2014年。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成果产出变化

近20年来，中国科技数一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995年，中国科技总篇数是46.68万篇。2014年，中国的科技总篇数增长到157万篇，与1995年相比增长的幅度达到236.33%，如图2所示。从1995-2014年，中国科技数年度增长率呈现出驼峰状，即中间时段的增长率高于前后时间段的增长率。从1995-2000年，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61%。从2001-2009年，平均年增长率达到9.6%。从2010-2014年，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91%。中国科技数增长率呈现较为明显的分段特征。1995年，中国出版科技著作数是18 309种。2014年，中国出版科技著作数是47 470种，与1995年相比增长的幅度达到了159.27%。从1995-2014年，中国出版科技著作数增长率呈现出不断放缓趋势，如图3所示。从1995-2009年，中国出版的科技著作数增长幅度波段放缓，但一直保持整数，年平均增长率为7.37%。从2010-2015年，中国出版科技著作数增长开始出现负数，年平均增长率为-0.58%。专利类增长变化趋势与论文类和著作（教材）类的变化趋势都不一样，它前期增长较为缓慢，后期增长较为迅猛，如图4所示。专利申请授权量增长爆发点位于2001年，从1995-2001年，专利申请授权量平均年增长率是17.98%。从1996-2014年，专利申请授权量平均年增长率是23.49%。专利申请授权量的平均年增长率是29.32%。专利申请受理量增长爆发点在1999年，从1995-1999年，专利申请受理量平均年增长率是12.93%。从2000-2014年，专利申请受理量平均年增长率是21.34%。中国科技市场成交额增长幅度一直较为稳定，基本上围绕着增长率20%进行浮动，如表5所示。综上所述，专利数量在1998-2001年左右进入到了上升的快通道，但近几年有所放缓。

四、科技政策取向与科技成果产出的动态关联关系

（一）科技政策与科技成果阶段性关联分析

鉴于数据可得性，仅分析创新变革阶段（1996―2006年）和谐发展阶段（2007―2016年）颁布的政策对科技成果产出影响。

创新变革阶段（1996―2006年）初期颁布的文件重视科技体制改革，对中国科技影响较小，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项目开始实施。该计划提出中国要在21世纪打造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以及一批世界一流学科，政府从中国优秀大学中遴选出一批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大学进行重点培养，给予大量的资金支持，为高校的人才培养与引入扫清制度障碍，推动了中国科技数的高速增长。这段时期，政府积极调动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制订了许多奖励政策。中国政府的刊号政策一直较为严格，所以科技著作并没有像其他类那样出现高速增长的情况。2001年以后，中国加入了WTO，外国科技著作大量流入中国，中国科技著作出版数增长率出现了明显下滑。1998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2000年，中国政府了《软件、集成电路以及机械制动等各产业的发展指导政策》，该文件指出企业应积极与高校展开合作，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产生巨大经济效益。这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研究热情，推动了专利成果产出的高速增长。2000年左右以前，中国政府推出的政策以政策类科技政策为主，对科技成果产出的影响以短期为主，这导致了2000以后的各项政策指标出现了增长减缓的趋势。政策类科技政策无法有效地改善整体的科研环境，学术活动受到的限制仍然较多，短期的科研资金和科技人才的供给的确会使短期的积极性提高，但缺乏制度性的保证措施很难调动这些要素的积极性，这些都导致了长期行为的失效。

和谐发展阶段（2007―2016年）政策的出台以2010年为分水岭，2007-2010年期间，中国政府较为频繁地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等。这类文件大多是规划类文件，对科技成果产出的影响以长期为主。因而，科技论文类和著作（教材）类在2010年左右进入到了一个新发展趋势。专利类产出在专利制度愈加完备的影响下，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这一个阶段，政策组合中法律法规类和政策类的比重明显上升，而政策类的比例在不断地下降。法律法规类和政策类的科技政策可以更加有效地改善科研环境，提升科技人员水平，加大对科研事业的投入等等。这保证了和谐发展阶段中国科技成果产出出现了新的增长高潮，而且呈现出持续释放的势头。

（二）科技政策取向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响

科技政策可以分为规划类文件、法律法规类文件以及政策类文件[18]。其中，政策类文件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响最为显著，往往颁布的当年就能有良好的效果。规划类文件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响以中长期的为主，表现为某时段内产出的提高。法律法规类文件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有长足的影响，它能够影响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的长期变化趋势，但对短期的变化趋势无能为力。三种科技成果中，著作（教材）类和专利类的科技成果产出对法律法规类文件和规划类文件的颁布较为敏感，而科技论文类对政策类文件的颁布较为敏感，这体现了科技成果类别的差异性。

（三）科技政策取向对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影响

政策类文件对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影响较小，对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响较大。规划类文件和法律法规类文件的影响以中长期为主，它对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影响较大，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切实地推动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实质性提高[19]。科技成果产出水平在中短期是很难实现实质性提高的，它的提高需要硬件软件设施的更新换代，也需要体制上的不断改良，涉及面广，对变革程度要求高，这些都决定了政策类文件无法具备这个功能。

（四）科技政策影响科技成果产出的机制分析

科技成果产出分为科技成果产出规模和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研究科技政策影响科技成果产出的机制，就是研究三类科技政策如何影响科技成果产出规模和科技成果产出水平，如图4所示。规划类政策有短期的五年规划，中期的十年规划，中长期的十五年规划，甚至更长。规划类科技政策可以有效推动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提高，而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响较小。法律法规类科技政策是政府或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效力等级较高的文件。它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响较小，对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影响较大[20]。政策类科技政策一般效力较低，多为临时性政策，存续时间不长。它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有显著推动作用，对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影响则较为有限。科技政策对科技成果的影响并不是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中介变量实现的。不同类型的政策组合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是不同的，进而科技成果产出具有较大的差异。关于中介变量在科技政策对科技成果影响机制当中的具体作用非常的复杂，这里可以视为一种黑箱。研究的重点应该聚焦于科技政策与科技成果之间的联系，方便后续的研究。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着重从量的方面来考察科技成果，而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着重从质的方面来考察科技成果，将两者相结合有利于客观、公正的评价科技成果产出，如图6所示。

整个影响机制可以划分为科技政策、中介变量以及科技成果三个组成部分。科技政策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政策类科技政策P1、法律法规类科技政策P2以及规划类科技政策P3。可以充当中介变量的因素有许多种，这种选取科技人员（T）、科研资金（M）、科研环境（E）以及其他（O）等四个因素。科技成果用产出规模（S）和产出水平（L）来表示。科技政策的变化会影响到中介变量组合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科技成果产出的变化。科技成果产出可以用科技指数的形式来表示，具体形式如下：

F（S，L）=αS+βL

α和β分别是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系数和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系数，产出规模指数（S）和产出水平指数（L）加权加总后得到的复合指数（F）就是科技成果产出指数。

五、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一）结论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的科技政策制订开始日益重视起“技术应服务于经济”的科技理念，政府也正努力转型，从管理者转变成服务者，在科技政策的制订方面尽量降低行政色彩，重视市场的需求，通过政策类、规划类与法律法规类科技政策的有机组合，实现科技产出的最大化，具体的结论如下：

1.中国科技政策演变可以分为探索尝试阶段、市场竞争阶段、创新变革阶段以及和谐发展阶段。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科技政策逐渐从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从单向推动转变为组合推动。

2.中国的科技成果产出在前期的增长幅度较为缓慢。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中国的科技成果产出进入到了增长的快通道。到了近几年，中国的科技成果增长率也渐渐出现减缓趋势。

3.政策类、规划类以及法律法规类的科技成果产出会影响到科技人员、科研环境以及科研资金等变量，进而影响到科技成果水平和科技成果规模的产出。总体而言，科技成果产出规模更容易受到短期影响，而科技成果产出水平更容易受到长期影响。

（二）相关政策建议

1.加速科技政策体系的建设。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人民群众对科技政策的制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政府应积极总结科技政策制订的相关经验，学习欧美成熟的科技政策制订体系，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技政策制订系统。这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步骤，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人为干预的负面影响。科技政策体系可以有效地减少各种政策之间的内部矛盾，使得政策之间可以协调运作，发挥更大的作用。缺乏体系框架会导致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内耗掉一定程度的政策效力。

2.加强政策的协同性。不同类型的政策，发挥的效果是不同的。政府在制订科技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制订出多元化的政策组合。多元化的政策组合可以兼顾短期科技水平提高和长期科技水平进步，满足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政策组合还可以产生协同效应，强化每个政策的效力，有利于中国的科技发展得到有力支撑。科技政策的组合要符合现实情况的需求，不能一成不变地文件，注意协同效益的产生。

3.科技政策制订以宏观管理为主。中国政府应积极减少对科技事业的直接干预，用宏观管理替代微观管理。过多的微观管理不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影响了学术自由的氛围。宏观管理比微观管理更能影响科技成果产出的变化，有利于科学技术长期稳定的发展和成果规模档次的不断提高。在必要的时候，微观管理可以作为宏观管理的补充发挥科技政策的引导、指导作用。

注释：

①数据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数据htt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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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彭富国.中国科技政策发展阶段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06（6）：25-28.

[16]宋 健.觉醒：中国科技政策的演变[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8（6）：50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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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伍玉洁，还红华，黄 俊.省级农科院如何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以豫鲁2省农科院为例[J].江苏农业科学，2014（10）：455-456.

[20]葛 莉.建国以来党的科技思想的发展脉络[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93-397.

科技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科技政策;反馈与评价;研究

在既定的科技政策实施了以后，就面临着如何对科技政策进行反馈与评价的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评价科研与发展活动的结果――科研成果;二是如何评价指定的科技政策的结果，其一是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其二是对科技政策的评价，这两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对科技政策的反馈与评价问题上，科技政策的反馈与评价体系实际上只是全社会的社会经济政策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国际并不直接控制和管理国家的科技部资源，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不存在单独的科技政策，科技政策只是全社会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个子系统，所以科技政策也是社会经济政策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项政策从制定出来付诸实施到实施结束，其中可能会发生多次修改、调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要保证所执行的政策能符合当前和未来的一段时间的实际情况，保证所执行的政策能永远充满生机活力，保证所执行的政策能解决客观实际问题，保证所执行的政策达到应有的政策效果。由于政策执行偏差的产生，使政策执行偏离了政策的既定目标，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耗费了不应浪费的政策资源，造成了政策问题不能顺利解决。这些都必须予以纠正，而纠正的途径就是公共政策执行再决策。政策分析人员重新分析主客观各方面的因素，再次审视原政策，通过对原政策的增删、更新、撤换或修正等形式，对原政策进一步进行完善或针对同样的政策问题重新制定出科学的政策，使它们符合各方面的客观实际，从而起到纠正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作用。一项政策是否能够顺利实施，成功地达到政策目标，受制于前面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同时也会制约着以后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和结果。因为政策执行再决策的作用是使一项政策的执行能始终顺应主客观的实际情况，灵活地朝着一定的政策目标迈进，使一项政策的执行能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趋于完善、合理，从而解决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这样也就为解决以后相关的政策问题，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1 我国反馈评估体系滞后与美国的对比

科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诸多不确定性与风险，例如，系统的惯性和滞后性会导致政策失灵。因此，应对科技政策执行过程进行监控，辨析环境的变化，找出科技政策中的不足之处，并进行调整，反馈控制，逐步完善。

（1）我国

我国科技反馈评价机制起步较晚;基础较差，总的来说仍处于初步阶段，处在逐步的规范化和社会化过程中。当前，我国科技评估机构的组建基本上是由政府各级科技管理部门进行，科技政策的反馈评估工作主要是为各级科技管理部门服务，科技评估公开化;市场化程度低，缺乏社会化的评估机构。由科技管理部门所属的机构对科技管理部门的有关评估事项进行评估将不可避免地将受到科技管理部门的行政干预和影响，因此难保评估的准确性和公正度;另外，由于科技评估机构仅此一家，缺乏竞争，再加上监督力度不够，评估水平难以提高。我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反馈评估体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科技政策针对性比较差，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所在。众所周知，当代的科技的投入非常大，然而任何一个国家在科技上的投入总量都是有限的，那么如何使这些资源效率高的配置而又能解决事关国家和人民切实需要的最关键的问题上，这些都是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加以考虑的。从这方面来看，我国科技政策反馈评估的滞后性导致科技政策制定不能及时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需要：一方面，我国科技政策的反馈评估体系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信息反馈渠道的不畅通。这种不畅通是双向的，例如，政策受众者不知道对一个政策的反馈意见应该向哪里反映，而制定者和评估者也无法及时获得政策执行中的真实信息，这样执行者与评估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协调的。另一方面，我国科技政策的反馈评估模式陈旧，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我国科技政策重视事后的反馈和评估，而忽视了政策制定前和制定中信息的反馈，使政策制定中出现的偏差没有进行及时的修正，一直运转到政策的终结，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和大量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在科技的奖励问题上我国的奖励主体是各级政府，绝大多数奖励都是针对科技研究和和开发项目的。不能满足科学家个体的要求。

（2）美国

美国的学术评价是由整个科学共同体进行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微观的，非组织的过程实现的。这个评价过程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各种学术期刊和学术活学术会议的评价。这个评价过程的外部形式也往往是互不相同的，相互对立，争论不休的，正是通过不断的争锋和交流，才形成了科学共同体的意见，实现了对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的评价。而且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官僚一般很少能够影响科学共同体的决策过程和决策意见。美国的科技政策反馈系统与其他社会经济政策的反馈系统一样，也是独立的和社会化的，决策权，行政权，司法权实行的是代议制形式的三权分立，而监督权则是没有赋予某个特定的组织机构的，监督权是公共的保留权之一，是没有让渡的，是全体国民共同拥有的权利，所以，对国家机构的监督权是全社会化行使的，是社会化的。对科技政策的监督也是社会化的，但其发挥作用的主要形式有很多。普通新闻媒体主要反映民间大众对科技政策的监督功能;国会的听证主要反映社会上有代表性组织对科技决策的监督并能反映各方面的权威观点;学术期刊和学会则主要反映科技界对科技政策的意见和科研成果的评价。这几个方面的监督相互独立，互不隶属，同时发挥作用，能够较快的科技政策或者科技决策中发生的错误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但是相互监督的结果也会造成相互牵制和制约，减低了决策的及时性和决策效率。所以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美国的科技奖励体制绝大多数都是由非政府的民间科技协会做出的，包括世界上最著名的诺贝尔奖也是民间性质的科技奖励，而且美国的科技奖励是都是针对科学家个人的，是对人不对事的，是对科学家研究态度和所取得成果的赞赏。

2 总结

科技政策的评价与反馈机制对于正确有效的科技政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良好的反馈机制能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避免发生更重大的后果，同时也能将政策和决策中好的结果进行及时的推广。良好的科技政策反馈与评价系统，必须要满足公平，公正，公开，独立，理性等要求。只有在良好的科技政策环境下，科学技术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怀明.科技政策比较研究[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