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发展范文第1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理论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0年到1955年。这一时期,人们对城市的认识是积极的,认为城市是进步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55年的13.5%。

第二阶段是1955年至1960年。这一时期的城市化理论主要是反映在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上,要求基建战线厉行节约,限制非生产性投资,致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却处在一个高速发展期,城市化水平提高到19.7%。

第三阶段是1961年至1964年。这一时期,由于受国际环境恶化以及连续三年的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严重萎缩,粮食困难。理论界认为,城市的发展取决于商品粮的供给能力,我国城市发展已超越了农业的承受能力,产生了反城市的观点。因此,1962年决定减少城市人口,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思想。这时期的我国城市化水平下降到14.02%。

第四阶段是1965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由于受三线建设和干部下放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影响,反城市化观点成为主流,城乡一体化发展学说成为指导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思想,因而,城市化水平徘徊不前,反倒下降到12%。

第五阶段是1979年之后到现在。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全面总结以往城市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各种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新的学派也不断涌现,推动了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农村城镇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分天下有其一”,与此相适应,农村城镇化战略大行其道,一直到90年代后期,农民仍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乡镇企业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污染严重、信息不灵、配置不优等弊病进入了一个总爆发期。乡镇企业被迫进入调整,农村城镇化战略开始难以为继。“十五”期间,“城镇化”提法占主调,但从2000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形成了城市群、城市带、大城市圈,于是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把以经济区发展为内容的区域规划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从而使我国城市化发展从追求数量到提高质量的变化,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大约为45%左右,而且城市化进入了加速时期。

二、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特征

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化的特征,主要有以下特征:

1.中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受政策导向作用大,城市化水平较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纳入国家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中进行规划,开始了城市化步伐。但是,城市化发展受政策导向作用大。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体制,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城市化发展迅速,但总体水平仍然低于与中国人均收入相当的国家(约为55%),更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约为78%)。

2.受城市化的发展取决于商品粮的供给能力的理论影响,产生“逆城市化”现象,导致城市化水平大起大落。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三至第四阶段,由于国民经济困难,加上国际环境的恶化,我国决定减少城市人口,将大批班干部、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这导致我国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反倒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19.7%下降到1976年12.2%,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3.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发展迅速,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市化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但由于受城市化发展战略重点在中小城市,抑制大城市的发展,而中小城市的经济规模有限,基础设施不完善,特别是中西部的城市受交通、经济发展和服务水平等方面的限制,城市功能欠缺,不能吸纳较多的劳动力就业,这就造成城市结构不合理,即所谓“头重脚轻”的现象。

4.在城市化的理论上存在各种分歧。有主张城市化的,有主张城乡一体化的;有大城市重点论,也有小城市重点论和中等城市重点论的。我国发展城市的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这已产生了不少异议和争论。这种分歧是导致我国城市化方向摇摆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城市的设置不规范、标准不统一,主要追求城市化数量的扩张,城市化质量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设置城市的标准是按照一定区域的总人口和非农人口的比例来确定的,忽视了经济集聚和基础设施条件。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县改市、县并市、乡改镇、县级市升级为地级市的过程中,城市的行政地域与城市的实体地域变得模糊不清,城镇人口存在虚化扩大的问题。导致城市化质量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2.城市用地和规划规模失控,出现盲目发展,造成大量耕地荒废。有的城市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盲目将用地规模扩大,诱发盲目的“圈地运动”。

3.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等,难以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城市化质量低。城市内部用地结构不合理,城市间职能分工不协调,导致交通拥挤,能源短缺,住房紧张,房价飞涨,环境污染严重,户口制度导致打工一族的小孩上学困难等,社会治安混乱,公用地偏低,道路、广场、绿地、体育等用地严重不足,房屋建筑密度过大等大量社会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

4.城市首位度指数过大,城市人口与经济畸形集中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发展较慢,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三、解决我国城市化问题的对策思考

首先,在城市化的指导思想上,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进行统筹规划,由原来主要追求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化数量的增加,转向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走以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依托,以城市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道路,同时,要重视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高。在城市化过程中,特别要注重对进城打工的人群的关注,不仅要关注他们本身,也包括他们的家属,要把城市里边的一系列公共服务落实到进城打工的每一个人及其家庭,这是衡量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体现。

其次,必须搞好城镇体系规划,引导城市化发展。通过编制城镇体系规划,明确各级城市设置的标准和要求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当今各国在对城市发展的宏观调控中,城市规划始终是重要的工具。在一定的区域中,任何一个城镇必然与区域的其他城镇结成一定的联系,相互之间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有其特定的组织结构,即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城镇等级结构是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包括确定区域城市规模等级层次,各等级城市的数量,各城市的未来发展规模。城镇职能结构是指区域内不同性质的城镇相互之间的关系。我国目前多数区域的城镇体系职能结构都处在自发的放任状态,城镇之间除按纵向的行政区划隶属关系的垂直联系外,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松散,城镇职能趋向综合化;城镇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竞争有余,分工协作不足。城市空间分布结构是指区域各城镇在地域空间的分布状态和组合形式,包括城镇分布的疏密程度、相对位置、城镇间相互联系的便捷性等,城市的空间规划和职能规划,就是要把每个城市作为区域城市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区城的整体效益着眼,根据各个城镇的地位、位置和综合发展的条件以及基础设施的情况,按照社会劳动发展的需要,科学地确定各个城市的特征和个性,明确它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职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促进各城镇之间的相互联系,互补互利,协调发展。

最后,加强对城市的管理。城市管理是城市发展的关键,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城市运转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城市人口规划的控制、居民住房、交通、供水、供电、供气、通信、教育、就业、治安、生态环境保护、污水垃圾的处理以及市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的满足等,都需要通过加强城市的管理来解决。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科学制定城市规划,严格执行城市规划,运用各种调控手段,协调区域城市的发展,发挥城市体系功能。

参考文献:

城市化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城市；旅游文化；研究

一、城市旅游文化的发展作用

城市旅游文化对于城市发展的巨大作用，很多城市已把发展旅游文化上升到重要发展主题，结合国内大部分城市发展，本文总结城市旅游文化日益起作用的主要方面为：（1）城市旅游文化创造品牌效应。城市旅游文化是城市的独特资源，发掘城市旅游文化资源并形成特定文化对城市现代化产生巨大的推动。城市旅游文化的的成熟发展，为城市创造品牌效应。在“经营城市”的今天，城市旅游文化就是城市的名片、城市的商标。（2）城市旅游文化创造消费需求，尤其是现代化的消费需求。（3）城市旅游文化对城市的聚集和整合功能。（4）城市旅游文化构建城市旅游。

二、目前对城市旅游文化的认识误区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目前国内城市旅游文化认识上存在的误区

1.消极对待城市旅游文化

部分中小城市在城市文化规划建设方面认为城市旅游文化可有可无，抛开城市旅游文化，照样能搞好城市工作，导致对城市旅游文化不重视。甚至在不作细致研究就轻率定位城市旅游文化的具体内容，抓不住城市旅游文化的真正内涵；或者只着眼于短期利益，对城市旅游文化作庸俗化归结或干脆不作任何研究，严重损坏城市固有的特色，最终把城市旅游文化发展和城市发展工作割裂开来，将提升城市旅游文化束之高阁。wwW.133229.COM

2.亵渎、同化城市旅游文化

部分城市在建设城市旅游文化方面存在急于功利的思想，把原本独有的城市旅游文化进行庸俗化包装，抹煞特定的城市旅游文化个性，降低城市品位。如有的城市对一些城市历史传说不作深入细致发掘，就捕风捉影，粗制滥造，强行与商业利益挂钩，使原本极具开发价值的东西变得俗不可耐；有的城市不是创造性地开发利用自身城市旅游文化，而是舍近求远，不切实际地取材嫁接其他城市旅游文化，结果遍地建迪斯尼乐园，到处是民俗旅游村，争相建设欧式广场。这种同质化的开发建设，导致城市失去本质的特色，丧失天然的竞争优势，不可避免地形成“千城一面”现象。

3.轻易否定城市旅游文化

城市旅游文化是维持一个城市存在与发展的最稳定的力量。否定城市旅游文化，就否定了这个城市的发展潜力和城市存在的合理性。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一些地方割裂城市的历史文化渊源，对原有城市文化推倒重来，构造所谓的城市新旅游文化，结果，原有城市旅游文化支撑下的城市风貌被逐渐毁掉，新的城市外观在形成过程中也因城市旅游文化的浅薄和浮躁而显得处处矛盾。城市的转型不仅没能带来预想中的快速发展，反而使倒退若干年，使城市的精神面貌受摧残。

4.盲目引进城市旅游文化

不注重发展自身的旅游文化，却片面地认为发达城市的城市旅游文化先进于落后地区的城市旅游文化，西方国家的城市旅游文化领先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旅游文化。这种旅游文化上的不自信导致城市规划建设的严重失败。如一些城市不考虑当地自然条件，把养护成本极高的草坪大面积引进来，不但破坏了城市原有的自然绿化、生态平衡，而且加大了城市管理的成本和负担；一些城市在没有任何文化渊源的情况下大搞古典建筑，导致整个城市不伦不类，完全失去原有的城市旅游文化特征。

（二）错误的认识对城市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1.城市面貌趋同，城市记忆消失

城市面貌是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凝结。一个城市的旅游文化发掘越独特，发育越成熟，历史积淀越深厚，城市的品位会大大提高，个性增强，特色鲜明。但是，在目前的城建中，由于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城市旅游文化建设布局雷同。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在接受采访时也颇有感触：“今天，一些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层次清晰、结构完整、布局生动、充满人性的城市旅游文化形象。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以 gdp 为导向的城市建设在不断的拆迁和复制中变成了‘千城一面’。同时带来诸如环境污染、工作繁忙、生活压抑、人际关系冷漠的缺憾，很值得人们反思。”由于长期忽视对旅游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部分城市旅游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

2.城市文化沉沦，城市精神衰落

城市的旅游文化氛围和文化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市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决定城市的未来。今天的城市旅游文化建设中，很多中小城市不注重深入发掘自身的人文历史，而是浅薄城市原本的旅游文化内涵，形成文化稀薄、格调低下的行为方式，“文化危机”问题及伴随而来的种种不良社会现象日益严重。城市精神方面热衷搞“形象工程”，盲目追求“标志性建筑”，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局部功效，轻长远目标，体现出对文化传统认知的肤浅和对城市发展前途的迷茫。

三、发展城市旅游文化的对策分析

1.准确定位城市旅游文化

提升城市旅游文化品位，挖掘本地名人资源。在城市发展中要重视恢复和保护历史文化，注意传统与现实的结合，反对只图新建而不注意保护的盲目城市化过程。独特而清晰的定位，是进行城市公关活动的序曲，每个城市分别有着不同的文化积淀和文化资源，应充分发挥本区域、本地区的旅游文化优势，用旅游文化建设城市。

对城市旅游文化定位时，还应注意以下问题以防止本末倒置而忽略了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1）城市干部群众对本城市旅游文化的认同。定位问题解决不好，则削弱城市的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干部群众的士气，使城市形象受到损害。（2）投资者对城市旅游文化的认同。城市旅游文化的活力对投资者具有强烈的吸引作用。（3）社会公众对该城市旅游文化的认同。（4）其他相同性质城市对本城市的旅游文化评价。与相同城市的竞争、交往、保持和谐的关系，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定位时要考虑其同性质城市的品位对自己的影响和印象。（5）国际社会对该城市的旅游文化评价。国际社会对城市旅游文化作何评价是定位要考虑的。如广州市以建立现代化国际城市为发展目标，主要是考虑其为华南的经济、文化、信息、商业中心，对外开放程度高。（6）大众媒体对本城市旅游文化的评价。城市要在主要大众媒体中树立良好形象是影响城市旅游文化定位的又一因素。

2.突出特色、整合不同的旅游文化

特色文化重在三点 ：一是发展民族特色。城市旅游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城市旅游文化，是跨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根本途径。二是发展历史特色。“以史为鉴知兴衰”，对于世界游客来说，具有历史特色的城市旅游文化，是他们不顾万里之遥而跋山涉水的重要原因。三是发展风情特色。风土人情越浓的东西，联动效应也越大。因此要不断地挖掘和提炼这种“风情”，寻求走向世界的神奇力量。城市中的历史文化遗产，构成了城市的记忆，保护好这些遗产是城市现代化的必要内容，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塑造城市旅游文化特色主要在于：（1）唤醒城市旅游文化意识；应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深入提炼具体的城市旅游文化。将深厚凝重的城市旅游文化用简洁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使其显性化、具体化，使自觉运用城市文化成为可能和现实，使城市文化观念深入人心。（2）唤醒城市旅游文化机制；为避免在城市发展中偏离城市文化的轨道，实践中应充分尊重城市文化，科学运用城市文化，在准确理解城市理念文化的基础上，重点把握好城市行为文化，真正按城市文化的发展规律和要求办事。（3）唤醒城市旅游文化个性；针对城市发展日趋雷同的现状，唤醒城市旅游文化的个性特征非常重要。在提炼城市理念文化时，就应侧重于挖掘独特的城市精神，把最优秀、最能体现城市特色的与众不同的东西反映出来，这是唤醒城市旅游文化个性的关键。（4）唤醒城市旅游文化内涵；唤醒城市旅游文化内涵，应从最基础的搜集工作做起，逐步整理提炼出自己的城市旅游文化，用于指导今后的城市工作实践；已对城市旅游文化作了初步归纳的，应结合实践不断进行反思，使反映出的城市旅游文化内涵更准确地接近客观实际，避免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必要的失误。（5）唤醒城市旅游文化价值；城市旅游文化资源是一个城市的重要资产，具有无限的增值潜力。在思想认识上应有强烈的城市旅游文化自尊心和自豪感，在实际工作中应积极研究挖掘潜力、扬长避短的具体办法和措施，使城市旅游文化在竞争和对比中显示出其价值和意义。

3.城市旅游文化发展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

发掘城市旅游文化应关心文化的重要载体——人。文化的本质在于不断提高人的文明化和现代化程度。因此，发掘特色的城市旅游文化，创建独特的区域城市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要求城市旅游文化的定位、文化产业的设置、文化发展的走向、城市空间的布局都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符合人口变化及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倦、游之者忘归”的人居文化环境。

4.坚持软、硬件建设协调发展的原则

在城市旅游文化硬件建设方面，一要抓城市区域旅游文化建设的规划，二要抓城市旅游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三要注重打造城市休闲空间。要结合本城市的特点，努力创造具有丰富城市个性的旅游文化产品，形成独特的文化产业。发掘城市旅游文化，保护城市旅游文化遗产，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必须冲破城市本身的硬件障碍，同时还要与政府的政策相协调，以促进文化产业与城市经济发展联动发展，以形成大的城市旅游文化格局，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黄郁成:新概念旅游开发[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2] 于岚:文化旅游概念不宜泛化[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3）:80.

[3] 李巧玲:文化旅游及其资源开发刍议[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2）:88.

[4] 诸丹.城市旅游文化的美学意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9）.

城市化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城市规划

一、城市和城市化的产生

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少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发展了小集镇和城市，这一变化称为“城市革命”。世界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今伊拉克境内，沿幼法拉第河和底格里斯河两岸而立。按现代的城市标准来说当时的城市很小，但与以前人类定居点相比，则是很大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邬沧萍在其著《世界人口纲要》中指出，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是位于死海北岸的古里乔，距今9000年左右。亚当斯（Adams R.M.）在其《城市的进化》一书中记述，大约公元前1000年，由于铁的使用，社会交通大为改善，生产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开始慢慢加快，公元几个世纪前，欧洲的雅典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城邦，而罗马到公元2世纪，已拥有百万居民，成为罗马这个地跨亚、非、欧的国家的中心。

随着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开始，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城市化进程速度迅速加快。在公元2世纪还只有3万人的伦敦，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其人口猛增至100万人；1700年，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英国居民在城市里生活，到1900年，大多数英国人都成了城里人。农业和交通的发展、新大陆的发现和新商路的开通，最重要的是生产力的提高，这些都为这时期城市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0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3％。1900年上升为13.6％。

二、世界城市化进程

有关城市化水平的数据在大约1800年后才出现，估计 1800年世界人口约为9.06亿，其中大约2.17亿（24％）的人口生活在拥有两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中，大约2％的人生活在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里。1850年，世界人口大约增长30％，拥有2万规模人口以上的城市人口比重增长了132％，大城市的人口比重增长了76％。在1900年-1950 年期间，大城市人口增长率达到254％。与此同时，城市化在世界各个地区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性。

1.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

18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的发生，使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生产，而工业生产的集中促使了城市化的发展。进入19世纪以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明显加快，村镇向城镇发展，小城镇向城市化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大多发达国家已经过了城市化的初始阶段、高速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据《1989世界发展报告》显示，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均在 80％以上，其中英国已达92％、比利时为97％、澳大利亚为86％、荷兰为88％、丹麦为86％。据《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1995年，伦敦大约有700万人口，在1998年，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9％。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有78％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的发展过程长短不一，形成发达国家之间城市化发展时间不一致现象。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城市化进程最早，发展最广泛，从1760年开始到1851年，90年间，英国城市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50％，而当时世界人口中，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6.5％。而到1921年，其城市化水平已达77.2％。

当西欧城市化进程发展了很长时间后，美国还是一个乡村国家。在1860 年-1920年间，美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实现了其高度城市化。1860年，其城市人口不到20％，到1920年其城市人口已超过了全国的一半以上。美国的东部地区，包括纽约、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等，工业化较早，是美国最早实现高度城市化的地区。美国1790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当时5％的城市人口聚集在美国的东海岸。二战期间，国防工业的快速增长，使西部城市迅速得以发展。80年代城市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是南部的弗罗里达、得克萨斯和亚利桑大几个州。东北地区城市化则减慢。近十年的城市人口增长，90％发生在南部和西部，表明了其人口向美国南部，西部边陲地区流动的趋势。现在美国十大城市中有六个位于该地区。加拿大的城市化发展与美国相类似，当美国的城市人口大规模集聚在东海岸和西海岸时，加拿大的城市人口则集聚在南部的边境地带。目前，据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是77％。

日本的城市化进程，虽然比一些西方国家晚百余年，由于其城市经济飞速发展，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已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1920 年，日本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8％，但是，到二战后的1955年其城市人口比重上升为58％。根据《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目前其城市人口比重为79％。根据联合国社经资料与政策分析部人口司资料显示，1994年东京总人口为2650万，在世界超大城市中保持领先的位置。从1970年以来，东京一直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预计这种状况将持续到2015年。

在大洋洲国家中，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总人口最多，它们基本反映了该地区的城市化状况。1994年两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0％。2000年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显示，澳大利亚城市人口比重为85％。大洋洲地区的特点是没有一座城市总人口超过500万，总人口在100万-500万的城市由1950年的2座增加到2000年的6座。

在近几十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又出现了一种逆城市化的现象，也有人称之为郊区化或反城市化。其主要表现为大城市人口明显减少、人口由中心城市大量向郊区及更远的乡村地区迁移、更多的人口集居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很多的工业企业也纷纷离开城市，向中小城镇及乡村地区转移，中等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区域不断扩大。逆城市化现象首先开始于北欧和西欧，随后在七八十年代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这种现象，如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其中在西欧和美国表现较为突出。在60年代，美国全国6个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人口减少了140万，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从20个减至16个。这16个大城市人口总数也减少220万，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2.2％降到9.7％。纽约市的人口减少了36.6％。在70年代和80年代间，许多城市包括布法罗、克利夫兰、底特律、新奥尔良、匹兹堡和圣路易丝等，总人口都呈下降趋势，其中有些城市在这期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负数。在60年代，英国伯明翰的人口减少了 8％，伦敦的人口减少了54万。在1970年-1985年间，伯明翰、利兹、伦敦和曼彻斯特人口增长率为负，在1985年-1995年期间，其总人口也基本没有增加。从1970年-1985年期间伦敦人口负增长率超过1％，共减少了125.9万人，从而失去其大都市的称号。在其他一些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和丹麦，其现有资料表明，这一现象仍在进行当中。

逆城市化的主要原因是：首先，由于经济的发展，导致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电子通讯业及交通业的高度发展，使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信息化社会。另外，由于经济和其他活动大量向城市聚集，造成城市的拥挤和环境的恶化。于是大城市中的富人首先开始离开城区，搬到生活和条件好的郊区。随后中产阶级和大城市中心区一些企业和事业单位也搬到郊区。最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也是城市人口减少的一个原因。

2.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和发达国家城市化相比，发展中国家起步晚，历史短。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曾为殖民地，18 世纪60年代的产业革命对其影响很小。二战前，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较为缓慢。有资料表明，从1800年到193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只由3000 万人增加到1.35亿，而农村人口却由6.7亿增加到11.67亿。自1950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有关资料表明，1950年-1985 年3年间，城市人口比重也由17.3％增加到31.7％。而且仍以相当高的加速度发展。

在亚洲，和发达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中的城市化进程也显出很大的地区差异。以中国为例，建国后几十年，由于种种原因城市化进程一直非常缓慢。1978 年，中国结束了其计划经济时代，才开始了一条类似美国、德国和英国在18、19世纪所采取的发展道路，城市化步伐随之加快。1978年，还只有不到1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1995年上升到29％。而今，城市人口比重已上升为31％。根据世界银行预测，今后十年间，中国将迅速发展为一个工业社会，中国的城市人口在未来也将成倍增长。由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1999年中国城市已经达到了666个，比1980年增长了三倍，其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75个，中等城市192个，小城市399个。中小城市进入发展最快时期，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城市将会达到800个左右。根据《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其他国家如印度的城市人口大约是28％、越南是20％、菲律宾是5了％、马来西亚是56％、土耳其是61％、中亚地区是66％。韩国由于其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就达到了80％的城市化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一样，近二、三十年来都保持了相当高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目前资料显示，在玻利维亚，大约只有61％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而阿根廷是89％，乌拉圭和委内瑞拉达到91％。中美洲国家的城市人口处在45％-60％之间，其城市化程度明显低于南美洲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7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

和世界上其他区域相比，非洲的城市化进程要慢了许多。1856 年，非洲有2万人口以上的城市9个，6万人口以上的城市3个。大多分布在近海的地方。1990年，非洲城市人口只占25％。而且非洲内部不同地区城市化水平差距十分明显。以1995年城市化水平为例，东非城市人口比重占21％，中非占33.2％，北非45.9％，南非 48.1％，西非占36.6％。非洲较大的城市有开罗，其人口为1100万，其次是阿尔及尔270万、开普敦240万。非洲国家共同的特点是都只拥有一个以出口为主的、面向国际市场的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与亚洲、南美洲相比，其城市人口增长率具有更高的水平。

城市化发展范文第4篇

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轴心（注：周振华.经济增长轴心转移：中国进入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阶段.经济研究，1995;1）。世纪之交，国家提出的“十五”发展计划中，“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也被列为基本的发展战略之一。因此，城市化发展问题又一次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多数研究者分析和论证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性，力陈城市化发展滞后的种种弊端和危害，主张克服制度障碍，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发展。

进行中外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固然可以为我们分析中国城市化发展提供若干方面的有益参考，但归根到底，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是由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等内在因素所决定的，忽视这一基本出发点而翻来覆去论证城市化的滞后，便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理论研究的意义，甚至可能误导城市化发展战略，不利于推进城市化发展的社会实践。进一步说，仅仅分析城市化发展滞后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我们分析城市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如何通过我国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的优化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2　低度？适度？过度？标准的迷失与误导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研究，从来就是一个充满混乱和争议的领域。9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判断是见仁见智，是滞后（低度）发展？还是适度发展？亦或是过度（超前）发展？各种意见都曾出现在不同的研究成果之中。表1仅仅是笔者所见各种文献中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

从已有的研究不难看出，众多研究者的主流倾向是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是滞后的，与之持相反意见的“发展超前论”者所持的理由，其实在滞后论者那里或多或少地都有所提及，如统计口径问题，隐性城市化问题、流动人口问题等等。对同一现象，之所以会有截然不同的认识，是因为在如何认识中国城市化水平这一问题上，我们陷入了迷团之中。具体说来，我们认为在评价中国城市化水平问题上，有如下几点不应该忽视：

表1　9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评价的不同意见  

研究者　时间

  分析依据

  基本结论

一发展滞后论

辜胜阻　1991

IU比、NU比，亚洲模型

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10多个

百分点

杜辉

1992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偏差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余立新　1994

钱纳里模型、经济计量模型

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约15个

百分点

俞德鹏　1994

城市化发展经验数据的“大

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约10个

国模型”

百分点

付晨

1995

114个国家人均GNP水平与城

城市化水平提高幅度差距为

市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7个百分点

孙立平　1996

修正后的人均GDP及其城镇

  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

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同等发达程度国家13至33个

百分点

叶裕民　1999

中、日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

1997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

比较

化水平与1965年的日本相比，

城市化发展的差距为38.2个

百分点

周一星　1999

人均GDP与世界下中等国家

  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12至14

及平均水平的比较

个百分点

孙永正　1999

中国城镇化率、农村人口与

城镇化至少滞后于工业化水

农业劳动力比重差异与世界

平10个百分点以上

中低收入国家组的比较

2001

与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相比

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城市化平

较

均率低12个百分点

王茂林　2000

工业人口比重与城市化比重

199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应

国际比较

该达到43%左右，滞后约17

个百分点

二、基本适度论

刘连银　1997

与印、巴、泰等经济发展水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这些国

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

家基本相当，并没有滞后

刘勇

1999

中国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平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

均模式”相比较

展基本相符，仅稍显滞后

郭克莎　4001

人均GNP与城市化水平关系

  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

的国际比较、城市化与非农

后，城市化与人均收入水平

就业关系比较

和非农就业比重基本相适应

三、发展超前论

陈阿江　1997

把已经城市化了的农村人口

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

统计进城市人口

董黎明　1999

90年代中国城市的“超常规

中国的城市发展脱离了经济

”发展

发展现实、城市发展过快

邓宇鹏　1999

把乡镇企业和乡城流动人口

1997年中国的隐性城市化率

算入城市人口

加上公开的城市化，实际水

平超过60%

首先，拿不同时期、不同发展背景下，不同国家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互动历史资料来说明经济发展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固然没有问题，但套用其经验数据则有可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一方面，人均收入从400美元到800美元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出现在1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所谓多国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料，也是30～50年前的，不考虑时空背景，仅仅从人均收入（而且是以汇率变化十分频繁的美元作为计量单位）这一指标，用此时的收入水平来套用彼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试图说明某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应该在某个水平，是十分缺乏说服力的。部分学者虽然考虑了收入的不可比性，采用实际购买力评价(PPP)方法来进行论证，但也存在同样的缺陷，更不用说PPP方法本身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今日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时的全球经济背景和条件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将直接影响到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取舍。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巨额初始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外部渠道：一是通过殖民扩张，在殖民地进行搜刮，获取巨额的扩张红利，刺激了国内工业的发展；二是通过索取巨额的战争赔款，加速其原始积累的进程；三是引进外资。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没有发达国家当年所具有的优越资源条件，不可能从其它的国家和地区掠夺到大量的资源为己所用，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民族工业；二来它们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市场。这些因素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和其它非农业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要用比发达国家更短的时间实现城市化，困难很大。特别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空间发展工业以带动城市化，这些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常常出现过度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形成过度城市化的现象。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利用其特殊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因素，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外移中分得一杯羹，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同步发展。中国长期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市场之外，国内经济结构又与一般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不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自然既难以用发达国家的既往历史模式来套用，又难以用当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格局来衡量。

其次，就IU比（I＝工业化率，U＝城镇化率）和NU比（N＝非农化率）的分析角度而言，一般情况是，IU比最开始大于1，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特别是服务经济成分提高，IU比逐步降低。这就是说非农化劳动力中的大部分被第三产业所吸收，城市发展的动力的重心由工业变为服务业。中国的IU比和NU比一直高于世界一般水平，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二是非农产业，尤其是大量农村工业分散地在城镇以外的区域发展。造成这种发展格局，既是过去制度选择造成的结果，也是发展中大国所存在的合乎逻辑的现象。类似的情况在印度也存在。作为人口众多、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当的大国，印度与我国的IU比和NU比有相似的情况。因此，我国的IU比和NU比高于其他国家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能以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判断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多少个百分点。

再次，从“隐性城市化”的角度来论证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是试图克服目前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某些政策障碍的后果和统计资料口径混乱等因素而把握城市化水平。应该说，这种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种参考性思路，但以此来说明城市化滞后，则存在难以克服的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居住于农村的情况十分普遍，NU比大于1的现象是一种常态。按照“隐性城市化”的定义和计量方式，即使最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也可以计算出一定的“隐性城市化”水平出来，虽然通常人们不会去这么做，但理论上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这足以说明，“隐性城市化”的方法不能正确把握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的程度。

虽然我国的城镇行政区划体制混乱和城乡人口流动二元性的特点，使人们从统计意义上把握城市化水平较为困难，但这个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参照一般经验，我们可以把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分成三类：一类是城镇建成区内的市镇非农业人口；二类是分布在城镇近郊、融入城镇社会经济活动、使用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城镇文明的部分农业劳动人口。这类人口，依多数学者意见，按城镇人口的30%计算为宜；三类是以流动方式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流动人口。这部分人口，部分是呈钟摆型在城镇与农村之间进行流动，部分是长期在城镇中务工经商。根据一系列典型调查，第三类人口中的一半以上人口也可以视为城镇人口。以此标准进行计算，90年代末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应该为37%左右，大致领先于按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口径计算的城市化率6个百分点，而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基本吻合。

除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人为抑制城市发展的现象，如中国20世纪60～70年代，朝鲜以及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执政时期，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水平，都是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城市化发展水平也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相适应的。中国的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与其它国家有别的特征，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发展中的结构出现偏异的结果。过多地研究和争论中国的城市化是滞后发展、适度发展亦或是超前发展，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我们研究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从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改善着手，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3　城市化偏差还是非农化偏差？经济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地把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归咎于城乡隔离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认为城市化发展落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于制度因素阻碍了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从而产生了“城市化偏差”。按照这种思路，只有把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不利于人口流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应该从根本上予以废除，城市化偏差才能加以矫正。

客观地说，长期以来形成的阻碍人口流动的制度因素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但这并不是所谓“城市化偏差”的唯一原因，甚至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事实上，经过近20年的改革与发展，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影响人口流动从而阻碍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因素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逐步放宽了乡城人口流动的限制，如吸收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落户、实施蓝印户口制度等等，但城市化水平提高有限，甚至在90年代以来步伐趋缓。如1979～1988年，我国市镇人口年均增加1140万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79个百分点；1989～1998年，市镇人口每年只增加92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46个百分点。而在城市化速度放慢的90年代，前半期城市化发展速度又明显高于后半期。如1989～1993年，市镇人口每年增加93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47个百分点，而后半期的1994～1998年，市镇人口每年增加91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只增加0.45个百分点。（注：课题组.关于加快小城镇发展的对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0;3）应该说，十多年来，乡城之间的壁垒是在逐步松动的，而且越来越多的乡城流动人口以各种不同方式进入到城镇，其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融入城镇，成为城镇人口。在许多地方，可以说是城门大开，户籍制度名存实亡。过去政治经济制度下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政治经济利益已经消失殆尽，客观上并不构成继续阻碍城市化发展的重大障碍。户籍制度等造成的城市化发展滞后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补课”完毕。时至今日，城市化水平仍然出现“偏差”，且城市化从绝对人口增加到相对速度都有所下降的事实，说明把城市化滞后及发展速度缓慢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体制因素是缺乏充分的说服力的。实际上，有些地方倒是利用户籍制度政治经济利益的幻觉所遗留下的剩余影响，试图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典型的事例就是通过卖户口的方式筹集资金来进行城镇建设。其结果难尽人意，这恰恰从反面证明户籍制度已经不构成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国城市化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问题不在“城市化偏差”，而在于“非农化偏差”，尤其是“工业化偏差”。这就是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之间呈现出的与其它大多数国家不同的特征，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其它国家的差异。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异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非农产业发展对非农就业的拉力不足，从而对城市化发展的拉动弹性过低，我们可以称之为产业结构偏差；二是非农产业在农村地区的分散发展，限制了供给和需求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过程，从而造成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不足，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农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偏差。

就非农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分别从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表2利用序时统计年鉴资料对我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发展轨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偏差所在。显然，方程(1)说明我国城市化与非农产值之间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而方程(2)和(3)则又说明在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的非农化和城市化之间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在1952～1979年，非农化对城市化发展的解释力较低；相比较而言1980～1999年，非农化对城市化的解释力则十分显著。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缓慢，原因在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没有在经济产出结构变化的同时实现城乡结构的同步变化。

表2　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化发展的回归与相关分析  

内容

回归方程

拟合度(R[2])　相关系数(r)

城市化与非农产值

1952～1999

U1=-17.8+0.56N1　…………(1)　  0.797　  0.895

1952～1979

U2=2.49+0.23N2　  …………(2)　  0.604　  0.787

1980～1999

U3=-22.04+0.64N3  …………(3)　  0.901　  0.952

城市化与非农就业

1952～1999

U4=8.11+0.42N4　  …………(4)　  0.822　  0.909

1952～1979

U5=14.28+0.12N5　…………(5)　  0.147　  0.423

1980～1999

U6=3.85+0.54N6　  …………(6)　  0.951　  0.976

从就业结构变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来看，上述特点更加明显。方程(5)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非农就业的增长对城市化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贡献，而改革开放后的非农就业的增长与城市化的发展呈现极强的对应关系，非农化对城市化的弹性大大提高。

归根到底，城市化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一种外在性表现。它的水平高低，是由前者决定的。中国非农产值和就业的扩张没有产生相应的城市化拉动力，原因有三：一是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抑制了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二是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造成了非农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与背离；三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畸形限制了城市本身的辐射与吸纳能力。

在经济结构方面，9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分析我国工业的重型发展结构严重阻碍了城镇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据一项研究表明，从1952～1987年的35年间，我国的工业资本积累应该吸纳的劳动力就业量为1.7亿人，而实际吸纳的劳动力仅为8000万人，不到应当吸纳劳动力的50%。（注：课题组.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及国民经济的宏观协调.中国农村经济，1990;5）产生这种特殊的非农经济结构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以工业为主导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另一方面则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强调先生产、后生活，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要建设生产性城市而非消费性城市，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轻型工业和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有了显著增强，但这方面具有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由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吸收劳动力就业能力最强的城市服务功能难以发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受到产业结构的制约。

导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非农就业增长之间出现严重偏差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非农就业广泛地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没有有效地向城镇集中。我国的NU比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在90年代仍然呈上升态势，集中说明了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原因及我们努力方向所在。90年代以来，各地为实现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集中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开发区的设立，就是为了筑巢引凤。在一些地方，开发区吸引了一批投资项目，但总体来看，对引导乡村非农产业向城镇集中仍然效果有限。

中国的乡村非农产业难以向城镇集中，其根源是多方面的。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对乡村非农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的需求大多来自于当地农村社区的农民，一定社区圈子里的相对较稳定的需求使得小规模、低水平的非农产业企业得以维持。从供给方面看，把企业分散地布置在乡村，有利因素也不少。一是企业可以大大降低其生产经营成本。如有些企业本来就是就地取材，就地销售产品，把企业办在家门口，符合经济原则。二是可以以临时工的方式极为方便地从大量的闲散乡村劳力中招收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对企业员工非正式的录用和管理模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人工成本。三是企业用不着为员工提供食堂、宿舍等设施，省却了管理者的许多麻烦。四是企业使用的土地及其它资源都是自己或本村的，就可以不用或很少交纳各种费用。五是可以较为方便地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省却五花八门的各种正当和非正当的费用。

当然，乡村非农业企业难以向城镇集中，还存在另外一个体制性障碍，那就是农村社区的基层行政管理者并不热心甚至反对所管辖的区域内的非农企业向城镇的集中。对他们来说，在辖区内兴办了多少非农企业，是其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基层干部们的小金库或招待基地，他们享有“控制权”利益，自然不希望非农企业向辖区外的地方集中。

狭隘的目标市场定位、与低收入和低下的购买力相适应的产品和营销方式、非正式的生产和管理模式和不计成本的外部收益，使得非农产业在农村分散经营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大大降低，而在城镇生产经营可能具有的诸如人力资源、技术、信息、管理、交通、市场等优势大打折扣，对它们难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就是中国NU比一直居高不下进而导致城市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4　头重脚轻还是头轻脚重？城市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城市化发展范文第5篇

建国以后，为了优先发展工业，只好靠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剪刀差”完成原始积累，工农差别在当时有其合理的经济基础。同时，为了稳定农业，保护城市经济，又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固定在农村，不仅如此，还一次次地把城市青年往农村赶，人为地遏制城市化的推进。这个时期建设的城市，如“火车拖来的城市”玉门，再如攀枝花、六盘水、大庆等，大多是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农村的工业化开始飞速发展，但历史又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80年代中期，国家给乡镇企业的发展制定了一条政策，叫“离土不离乡”，其实还是怕农民进城，民以食为天，没有人种地不行。后来粮食够吃了，但城市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却没有疏通，乡镇企业式的工业化没有带来相应的城市化，结果出现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步的奇特现象。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已超过50%，但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5%。中国的经济要长足发展，“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大刀阔斧的城市化是必由之路。

按照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处于30%的时候，将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处于70%的时候，则进入缓慢的平稳发展阶段。中国的城市化近10年来平均每年大约以0.6%左右的速度提升，目前已到了35%左右，正处于起飞的前夜。在人类的文明史中，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规模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远的城市化运动，其直接结果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在未来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将至少有一半人从农村搬进城市，中国将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为城市化国家。这将是何等波澜壮阔、沧海桑田般的景象啊！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现有的城市格局肯定要重新洗牌，无论是重量级的大城市，还是数以百计的中小城市，都面临着怎样调整自身的定位、自谋发展的问题。于是乎，如何经营城市也就成了市长们的必修课。对各级地方首脑来说，就好像昨天在长江里行船，突然一夜之间驶出长江口来到了太平洋上，不免有一种昏眩的感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今天在哪里？明天到哪里去？怎样培育航船的核心竞争力？所有这一连串的天问，都是城市经营的题中之义。

未来格局将“三分天下”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曾出现两派：一派认为，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另一派则认为，要积极发展大城市，尤其是要发展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组团。实践证明，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建设使土地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城市的聚集效应无法得到充分体现，故两弊相衡取其轻，发展大城市虽然难免带来种种“都市病”，但却更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前不久，浙江省政府就转变思路，提出要重点建设杭州、宁波、温州一批特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调整无序的小城镇建设。

在目前的中国，我们不难察觉有三个城市群正浮出水面，逐渐形成未来中国城市框架的基本格局：一个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一个是所谓的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大北京都市圈，另一个则是以香港、广州为核心的华南城市带。这三个城市群好比三个巨大的增长极，集聚效应十分明显，据统计，其总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7.53%，土地占全国的1.24%，但GDP却占全国总额的30%，利用外资额更高达73%。

其中，“大北京”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统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以及周边的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石家庄等城市部分地区，中心区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0万，其目标是要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城市。上海目前的城市规划也十分超前，其范围已包括苏锡杭地区，以一小时、两小时可达地区为规划概念，要求两小时之内可到达相邻的江苏和浙江等关联性极强的地域。上海与宁波之间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已正式动工。同时，多年未有突破的粤港一体化进程开始紧锣密鼓，高层频频互动，大规模的城际交通正在酝酿，广州更是要建可与欧洲最大的航空港法兰克福相媲美的花都国际机场，欲成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其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日趋明显。

这三个城市体系的日益强化和发达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竞争，而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是区域与区域间的竞争。对同处于一个区域范围内的相关城市，彼此间的竞争固然在所难免，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城市的分工与协作的问题。中小城市必须根据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关系有机疏散，各归其位，重新研究、调整自身的发展定位，尤其是产业定位，找到自己在城市群落中的恰当位置。

举例来说，瑞士是一个仅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小国寡民”却“富甲天下”，各城市之间的分工极其鲜明。日内瓦是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以外30公里的洛桑是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是体育之城；苏黎士是传统的金融中心，数百家银行构成了独特的风景线，80%的居民生活都同银行业有关；伯尔尼则是钟表制造业中心；相邻的卢赛恩却以教育发达出名，许多中国人去那里学习酒店管理；达沃斯则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著名。这些城市百花齐放，分工明确，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多姿多彩的国家。

由此可见，今后城市的发展不能再搞小而全的“山寨经济”了，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追寻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的思维方式必将为时代所抛弃。以前我们的很多城市无论大小，关起门来做皇帝，凡是能想到的都要上，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也要建音乐厅、体育馆、会展中心、大学、博物馆，其结果不仅是极大地浪费了资源，而且是谁都吃不饱，谁都发展不好。

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表明，再小的城市也可以是世界性的，但一定要看清楚宏观的城市格局的发展变化，然后在城市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最终既满足了城市群的发展需要，也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康庄大道。

火锅理论与腾笼换鸟

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的本质，以及不同城市的功能，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历史变迁，或许能悟出一些道理。

我们不妨拿两个城市来做比较：重庆和上海。今天的重庆大约相当于10年前的上海，是多种极不协调元素的复合体，既在兴建很多象征着城市财富和文明的现代化建筑，同时古老的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的痕迹也随处可见。即使在重庆最繁华的闹市街头，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帮人挑物的棒棒军和擦鞋妇。这种有趣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重庆的城市化正处于脱胎换骨的转型之中。其实，中国的很多大中城市都可看到类似重庆的情况，这恰恰说明，这些城市所应有的产业聚集效应和现代化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城市的新陈代谢尚处于低级阶段。这种现象背后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假如我们把过去的城市看作一口火锅，那么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火锅里的食物。如果火锅里烫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鲍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强，辐射半径就越广，经济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烫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经营就越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谁都想提升城市的内涵，谁都想多烫些海参、鲍鱼，到底如何去做呢？这就需要大规模的“腾笼换鸟”，也就意味着城市的产业布局必须完成根本性的转型。

上海大概用了10年的时间才走完了城市产业兴替的过程，产业结构从原来的二、三、一变成了今天的三、二、一，即以第三产业为龙头，让那些更反映时代特征、更具备聚集功能和拉动力、更符合城市发展战略的产业占据城市最宝贵的空间，而那些常规的产业则逐步分散开来，转移到价值相对较低的地方。当时上海80多万纺织工人中有50多万下岗，转为从事新兴的城市服务业。北京也同样，近几年，大量的工业企业迁出四环以外，城市中心区建设成为第三产业的密集区，大力发展各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商品流通、邮政电信、文化体育等第三产业。目前，优先发展附加值高、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产业布局的不二选择，遍布各个大城市的所谓中央商务区就是这些城市开始“腾笼换鸟”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