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
货币供给范文第1篇
一、相关概念
（一）电子货币
电子货币（Electronic Money），是指用一定金额的现金或存款从发行者处兑换并获得代表相同金额的数据，通过使用某些电子化方法将该数据直接转移给支付对象，从而能够清偿债务。
（二）货币供给
货币供给（money supply）是指一国经济中货币的投入、创造和扩张（收缩）的过程。货币供给首先是一个经济过程，即银行系统向经济中注入货币的过程；其次，货币供给必然形成一定的货币量，一般称之为货币供给量。
二、电子货币经济论文对货币供给理论分析
（一）货币供应量模型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作用，货币供应模型可以表示为：货币供应量=货币乘数×货币基础（Ms=mB）
货币供应量只接受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两个因素的制约，则这两个因素又分别受其他若干因素的约束。基础货币由流通中的通货和存款准备金两部分组成，即：B=R+C
货币乘数模型：M=Ms/BC+D=m1（C+R）
所以m1=（C+D）/（C+R）=（c+1）/（c+r+e+t）
（二）电子货币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分析
一般而言，中央银行会靠公开市场操作改变基础货币数量，或者改变法定准备金率改变货币乘数来影响货币的供给量。但随着电子货币的出现，由于现金存款的减少，部分法定存款准备金被取代。中央银行对电子货币尚未提取准备金，在一定程度上，电子货币是中央银行对调整准备金率职能的一种弱化。其次，商业银行持有的电子货币及其衍生品也不用缴纳准备金，降低了商业银行的机会成本，进而使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政策作用下降。
电子货币主要通过对基础货币数量的影响以及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来改变货币供应量的多少。
首先，当电子货币作为新的货币形式进入到基础货币行列时，基础货币虚拟化，在银行准备金的总额不变时，基础货币下降。电子货币使影响基础货币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加大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电子货币对流通现金的取代同时也使现金漏损率下降。通过对货币供应量模型的研究，现金漏损率的下降会导致货币乘数的上升，进而引发货币供应量的上升。
电子货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银行的流动性，准备金的减少，使银行少留存一部分没有盈利性的资产。这部分资产应用于贷款和投资，资金就会增加，派生存款也应运而生。从货币供应量模型可以看出，派生存款的上升会使货币乘数增大，也能得到货币供应量增大的结论。
电子货币的逐渐盛行使人们手中现金减少，存款增多。而定期存款的限制使得利于变通的活期存款出现更大程度的增加。这就使得非交易存款比率降低，货币乘数升高。
三、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实证分析解释
为了分析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分析，必须对其货币供应量以及电子货币的数据进行归纳整理。首先要解释电子货币与货币乘数间的关系，我们可获得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电子货币使用率的数据作为自变量，获得狭义货币乘数和广义货币乘数的数据作为因变量。最后进行回归分析以找到他们之间的关系。
对于现金漏损率即流通中的通货与活期存款之比c=C/D。现金漏损率下降，流通中的现金减少，那么商业银行可减少超额准备金数量，商业银行存款创造能力上升。电子货币使用率u是银行卡交易额E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电子货币使用率越高，说明商业银行资金来源越广，增强了商业银行创造信用的能力。但现金增加却又使商业银行需要支付更多的存款准备金导致货币乘数下降。于是货币乘数并不是随着电子货币使用率的增大而逐渐增加。而作为定期存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于人们手中现金的减少使得活期存款数量增加，非交易存款比率降低同样可以影响货币乘数的大小。
首先可以利用t统计量对变量进行显著性水平检验，在确定其有相关关系后再做下一步数据整合。再由计量经济学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测试自变量与因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最后，选取上两组检验中既具有相关关系又具有因果关系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对回归后得出的F值进行临界比较，做出最后的结论推导。
四、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政策的影响分析
目前大部分国家采用的货币政策是以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
在电子货币流通环境下，利率形成机制变得更加复杂。首先电子货币将流通中的通货减少，货币流通速度也大大加快。市场中的现金交易需求下降，电子货币在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作用也会使货币需求发生波动。货币需求波动会对利率产生直接的影响，利率变动反过来又加剧了货币需求波动。这种互相影响的后果使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减弱。
电子货币从根本上改变了货币的存在形式，一方面它使流通中现金减少，另一方面增加了货币构成的复杂性，货币构成的衡量尺度变得模糊不清，减弱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的可测性。
电子货币的发行途径广，也是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控制的一大挑战。央行失去了唯一发行人的地位，可能导致中央银行由于缺乏足够的资产负债而不能适时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吞吐操作，进而减弱公开市场操作的时效性和灵活性。
同样，电子货币对一般性政策工具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电子货币可以由商业银行发行，并且电子货币取代了部分有准备要求的储蓄。使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再贴现政策作用削弱。对于公开市场业务的政策工具影响也大大减弱。
五、电子货币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电子货币支付环境不够完善
由于电子货币是运用数据电文在电子货币支付体系中，其支付活动都是以电子化方法完成。因此，在保证资金安全、维护银行及客户在支付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方面，安全的支付环境变得及其重要。而当前的电子货币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使用电子货币的手续费以及电子化的操作风险是电子货币发展所必须要完善和改进的方面。
（二）电子货币会减少中央银行的铸币税收入
中央银行作为一个国家唯一拥有货币发行权的机构，它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和控制不仅体现在货币政策的实施上，而且还会对社会经济产生极大的影响。而铸币税收入作为中央银行的收入之一，它在支付中央银行的运营费用后，剩余收入则上缴国库，对社会经济繁荣也就同样具有间接影响。电子货币在我国还未确立发行主体，因此即使是一般的公司都可以发行电子货币。不仅如此，电子货币还会驱逐市场上的部分流通纸币，大大减少中央银行对纸币的发行量，最终导致铸币税流失，进而降低收入。
（三）电子货币使得央行监管变得复杂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和电子货币的兴起，外国资金可以更加容易地通过电子货币的形式进入中国。这就使中央银行的监管变得复杂起来。另外，网络的广泛应用，数据的快速传递，电子货币的匿名性和数字化都让反洗钱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一方面，电子货币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达成交易，并且巨大的网络范围使得监管变得如同大海捞针。另一方面，失去了国界的限制，反洗钱监控又多了一道障碍。因此，央行应该加强与政府的协作，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监管制度，使我国的货币政策效果不会受到外国资本流动的影响，并且更加有利的打击洗钱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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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谢平，尹龙.网络经济下的金融理论与金融治理[J].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
货币供给范文第2篇
现实中的通胀，不会是单纯的某一类型。往往各种成因都有，只是各自的贡献力度不一。
食品对CPI贡献占八成
需求拉动是指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显著的上涨。其中又分不同的阶段。
需求拉动，也就是供给不足。目前中国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偏产能过剩， 或者说产能局部过剩，需求整体超过供给的可能性并不大。
不过就局部而言，食品尤其是农产品供给不足的可能性很大。有不少专家认为， 2010年，农产品的表现可能超出预期。虽然已经连续六年农业丰收，但今年农产品可能面临减收。
从CPI构成看，食品类商品对CPI的贡献颇大。
历史数据也表明，每次通胀，肯定缺不了食品类商品价格上涨。食品类商品占CPI的权重大约是三分之一。据此估算，2007年和2008年食品类商品的价格上涨，为CPI的增长贡献了80%。
2007年，CPI为4.8%，而食品类商品的CPI是12.3%；2008年，CPI为5.9%，食品类商品的CPI是14.3%，期间的2~4月，更是超过了20%。刚刚过去的2009年12月，CPI同比增长1.9%，而食品类商品的CPI是5.3%。
在今年通胀预期强烈的背景下，农产品相关股票以及农产品期货的投资机会值得考虑。
货币供给成通胀隐忧
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最知名的理论提出，通胀都是货币现象。他认为根治通货膨胀的惟一出路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控制货币增长。
简单地说，如果有1万元的商品，货币供应也该是1万元的话，物价水平就是1。但如果有2万的货币供应，则物价水平就提高到2。
2009年，新增信贷9.6万亿，接近2008年的两倍。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达27.68%，达60.62万亿元，增幅比2008年高出10个百分点。而且理论上，从货币供应到通胀有一个传导的过程和机制，一般需要6个月到1年的滞后期。
这也无疑让投资者更为担忧2010年的通胀预期。
对于M2、GDP和CPI的实际增速，央行曾经有个估算，M2增长减GDP增速， 再减去CPI，合理差值大约是3%、4%左右。2000年到2008年，这个差值是在-1%~8.5%之间，平均略高于4%。但是2009年，这个差距高达19.7%。流动性的增长远超GDP增长，而同时CPI没有增长。资产价格、大宗商品于是就成了流动性的出口。
其实，CPI负增长和我国的CPI构成关系很大。美国的CPI构成中，居住类的权重接近43%，中国则是13%。如果居住类的权重能有所提高，相信2009年的CPI必会见红。
官方表态2010年货币政策仍然是适度宽松。但与2009年相比，适度宽松是不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张承惠认为2009年重音在“宽松”上，2010年的重音则在“适度”上。预计2010年的流动性增长将保持适度的增长。但是2009年基数很大，因此2010年的流动性依然非常可观。而且2009年天量流动性的滞后效应将给2010年带来很大压力。
另外，政府在2010年对房价泡沫表现出严控的态度。如果流动性的滞后压力不能向资产价格释放，那CPI的压力就会剧增。
2010年，政策将会很微妙。在经济增长、CPI、房价、出口等诸多因素之间，政府会平衡走钢丝。
可以有多种选择目标。GDP增长控制在9%，CPI增长3%左右，将是最好的目标。也有预测认为今年GDP增长可以达11%，相应CPI则可能是5%甚至更高的水平。
但调控掌握在政府手中，有货币政策、价格管控等多种调控手段的存在。如果通胀发展超过预期，可以预见的是，政策紧缩力度将会加大、提前。
成本推动和结构性通胀
不是中国问题
成本推动是指在总需求不变情况下，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致使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导致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现象。在西方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工会等对市场价格具有影响力的利益团体。这显然不是中国的情况。
前两年，劳动合同法出台时，推动成本还有可能存在。但现在劳动合同法早已实施，不可能再次成为推动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的理由了。
成本推动还有一个情形就是价格输入。由于国际市场上石油、原材料等价格上涨，导致国内这些基础产品的输入价格增加，从而引起国内的价格上涨，并最终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但今年石油等价格上涨预计将比较和缓，显然不会出现2007年和2008上半年那样的疯狂场面。而且在供给过剩的经济环境中，成本并不决定价格，主要还是由需求决定。
货币供给范文第3篇
关键词：乔顿模型 电子货币 货币供给 货币政策 影响
一、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的挑战与困惑
电子货币是以电子数据的形式代替传统现金，是现代经济社会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替代物，代替现金或者活期存款充当着交易媒介，但其本质特征并没有完全脱离现金和活期存款。电子货币方便、快捷，加速了资金的流通，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减少了货币流通费用。电子货币为其发行者带来了巨大收益，为交易双方提供了方便和快捷,也对中央银行的职能和作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以及电子货币支付的安全性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电子货币对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替代效应，并且出现了取代传统货币的趋势。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的替代并不只是形式上的替代。它不仅使货币供给结构发生了改变，还使货币层次之间的转化变得容易，各货币层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难以界定。这对根据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来划分货币层次的标准带来极大的挑战。
另外，电子货币的产生使狭义货币量和广义货币量难以统计，难以清晰划分货币层次，这势必给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带来诸多困难。例如：各种信用卡、借记卡以及活期存款的通存通兑，从形式上是居民个人的储蓄存款，从货币供应层次上应该归属于广义货币范畴,但其流动性可以同流通中的现金相比拟。电子货币的变现成本非常低，当人们需要交易性货币时，可以利用电子货币迅速变现的特点，在各种金融工具之间迅速实现转换。于是，原有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指标失去了意义，无法使用原有标准来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实际变化，也就无法准确分析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无所适从。这对金融市场的分析和货币政策的制定非常不利。
二、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根据现代货币供给理论，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由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通货和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构成。银行体系的各种存款正是通过银行准备金的多倍扩张创造出来的。若设: M表示货币供给；B表示基础货币；m表示货币乘数；C表示通货；D表示活期存款；R表示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那么：M = C + D；B= C + R。
货币乘数：m = M /B= ( C + D) / ( C + R)=(C/D+1)/(C/D+R/D)
传统货币供给模型为：M = B・m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乔顿对这个模型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推导出比较复杂的货币乘数模型。在乔顿的分析中,货币只包括两项：公众手中持有的通货和私人活期存款，即狭义的货币定义M1 。乔顿货币乘数为：
m = ( 1 + K) / [K + rd + rt・t + e]
其中：k =C /D，k表示通货比例，C表示公众期望持有的通货；rd 代表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t= T /D ，T表示商业银行所吸收的定期存款，t表示定期存款比率即定期存款同活期存款之比；rt代表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e= E /D，其中E表示商业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e表示超额准备金比率。可以得出乔顿货币供给模型为：
M= B・m =B・( 1 + K) / [K + rd + rt・t + e]
根据乔顿的货币乘数模型, 货币乘数 m是行为参数k、rd 、rt 、t和 e的递减函数，即 m与 R、e、t 、k均呈负相关的关系。现在分析基于乔顿货币供给模型考虑电子货币因素后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一）电子货币对基础货币的影响
1.电子货币对通货的影响
根据乔顿货币供给模型，中央银行垄断着货币发行权，基础货币完全由中央银行控制，从这个角度，货币供给是个内生变量。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使用，产生了电子货币。电子货币作为一种数字符号，可以满足人们对交易和投资的货币需求。电子货币的使用使得流通中通货数量减少，而当今几乎所有的电子货币都是由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或者大企业发行的，电子货币的流通加剧了货币的竞争发行。电子货币替代了流通中的通货，致使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仅是整个货币供给的一部分，从而打破了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地位。一定程度上，电子货币的发行脱离了中央银行的控制，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变强。从货币需求的角度考虑，电子货币的产生，减少了流通费用，降低了人们对现金和活期存款的需求，也就是说，电子货币的使用减少了人们对流通的通货的需求。
2.电子货币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影响
根据乔顿货币供给模型，法定存款准备金由活期存款准备金rd・D 和定期存款准备金rt・t・D组成。活期存款准备金率和定期存款准备金率由中央银行决定，属于外生变量。随着网络经济的兴起、电子货币的快速发展，中央银行货币发行的垄断权被打破。对于电子货币是否要提取一定比例的法定储备，争议很大。从全球看，大多数国家对于电子货币的余额还没有储备的要求。电子货币部分地替代了流通中的通货和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这使得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减少。
3.电子货币对超额准备金的影响
超额准备金是商业银行持有的全部存款准备金中减去法定准备金的部分，是商业银行为了避免流动性不足带来的损失而没有放贷出去的资金。超额准备金可以是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也可以是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超额准备金持有的数量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关系。根据乔顿货币供给模型可以知道，超额存款准备金率e受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行为影响,而市场利率, 融资的难易程度、融资成本的高低以及社会公众对资产组合偏好等,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数量。网络技术的使用降低了商业银行转换资产的成本，商业银行可以利用电子货币的流动性比较强的特点，满足特殊情况下出现的流动性不足问题。电子货币的使用和发展使社会公众的现金使用量减少,通货比率k降低,商业银行就会减少其所持有的超额准备金，那么超额存款准备金率e就会减少。根据乔顿货币供给模型可知，电子货币的产生使e呈现降低的趋势，e的减少必然会使商业银行贷款的规模减小, 从而减少其利息收入。
（二）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随着电子货币广泛应用，其对乔顿货币乘数模型各个因素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乔顿货币供给模型知道，货币乘数m是一个函数，它会随着通货比率k、法定存款储备金率rd 和 rt、超额准备金率e的变动而发生改变。本文只考虑，电子货币产生和使用后，假定一个因素发生变动所产生的相应变动。假设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电子货币的产生和使用会出现法定储备金减少的趋势。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减少会导致货币乘数增大，从而使货币供给量成倍增加。同理可知，电子货币产生和使用后，降低了人们对现金和活期存款的需求，也就是说会减少人们对流通中通货的需求。因此，通货比率将会呈现下降趋势，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将会导致货币乘数增大，从而使货币供给量成倍增加。同理，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电子货币对超额准备金的影响，使得超额准备金率呈现下降趋势，也会使货币乘数增大，使货币供给量成倍增大。
三、对电子货币发展的思考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电子货币的产生对货币层次的划分、对基础货币、货币乘数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因而，对于电子货币的流通，中央银行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为了应对电子货币对货币层次划分的影响，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把电子货币也纳入货币总量的统计中，从而可以更加准确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其次，为了保障支付系统的安全和可靠性，应该对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资格进行限定。这样既可以保证支付系统的可靠，又可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发行主体如果为银行，应该选择那些具有健全的财务体制，信誉比较高的银行；发行主体如果为企业，应当选择那些资金实力雄厚和财务制度健全的大型企业。第三，为了应对电子货币对法定准备金的影响，中央银行应该强制要求电子货币的发行者按照所发行的电子货币提取一定比例的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还应该积极探讨将电子货币余额纳入存款保险体系种，维护电子货币使用者的信心。最后，为了应对电子货币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各国应该加强国际间货币政策的协调和沟通。中央银行在测定电子货币量和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与有关国家进行相关政策的调整，以免通过电子货币实现对货币政策的回避，出现资金外逃，产生金融动荡。应该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对电子货币的跨国界流通进行规范，如电子货币流动管理和报告制度、电子货币产品与系统资料及交换方式、相互影响说明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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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礼斌.电子货币的风险管理及法律监管[J].电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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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给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外生性；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5－0006－05
一、引言
货币供给性质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决定了中央银行货币调控中间目标及其方式的选择，并将直接影响到货币调控的效果。然而，货币供给性质问题一直是现代货币理论争论的焦点所在，其是否可以完全由中央银行控制，是评判货币调控效果所必须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而这恰恰被当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所忽略。
货币供给在整个货币循环体系中处于源头的地位，中央银行能否独立控制货币供给，是导致货币供给外生或内生分歧的关键。学术界对货币供给性质的讨论持有三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外生变量，由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加以决定；第二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内生变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 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第三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既是外生变量又是内生变量，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控制它，还要受制于经济主体的内生需要。很显然，上述观点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的创造过程， 形成了外生、内生以及内外生货币供给理论，构成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石。
纵观货币发展史， 理论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的争论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正是这些争论推动着货币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货币供给的性质到底怎样？内生抑或外生？这是货币经济学中始终不容回避的最基本理论问题，直接涉及宏观经济理论及有关对策研究， 是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争执的根源，用传统的思维方法难以达成共识。鉴于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货币供给性质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借鉴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货币及货币流通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从仿生学角度对货币循环的定义、特点及描述方法进行了探讨，并运用货币循环理论解释了货币供给兼有内生性和外生性，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评价
（一）货币供给外生论
货币供给外生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在其经济模型中，假定货币是交换的产物，货币供给可以被视为外生变量。因而，中央银行能够有效地调节货币供给进而影响经济主体的运行。
西方经济学界主张货币供给外生论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凯恩斯与弗里德曼，下面分别就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凯恩斯是倡言货币供给外生变量的典型代表。他认为： 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它的变化影响着经济运行，但自身却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 [1] 。这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产生背景密切相关。凯恩斯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也是1929~1933年大危机的直接产物。他虽然没有进行货币供给的定量分析， 但是开创了外生货币供给理论，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一种政策工具，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凯恩斯的货币外生论与其货币非中性思想一脉相承， 构成了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基础。
坚持货币供给外生论最为有力的莫过于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 得出了影响货币供给的三个主要因素：（1）基础货币H，它由银行准备金与公众所持有的通货构成；（2） 存款与准备金比率D/R，即商业银行的存款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之比；（3）存款通货比率D/C，即商业银行存款与非银行公众持有的通货的比率。货币主义认为，中央银行能直接决定基础货币H， 而H对于D/R和D/C有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只要控制或变动H，就必然能在影响D/R和D/C的同时决定货币供给总量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无疑是外生变量 [2] 。
表面上看， 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弗里德曼把货币供给归结为基础货币、 存款与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固定函数过于简单化， 实际上这些变量及其决定因素之间是会发生交叉影响的， 特别是D/R和D/C往往随经济活动的涨落而变动，不能作为货币供给方程式的固定参数看待。比如，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 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 如超额准备金率、 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另外，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 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 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中央银行决定。
与西方经济学界相比， 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 成果也相对较少且主要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成果中，主张货币供给外生论观点几乎是微乎其微，在此不做讨论。
（二）货币供给内生论
货币供给内生论在其经济模型中假定货币是生产的产物，货币供给可以被视为内生变量。因而，货币供给内生论提出了货币供给的数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 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给的变动， 不是决定于中央银行的主观意愿，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体系中实际变量如收入、投资、消费等因素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如果认定货币供给决定于内生变量， 那么货币供给总是要被动地决定于客观经济过程， 而中央银行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其变动。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流通只能吸取一定量的货币，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
现代内生性货币论较为代表性的观点来自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以及美国的格雷和托宾等人。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 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 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格利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认为，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 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因此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中央银行，还包括整个金融系统和公众。托宾在批判简单的基础货币模型的基础上，对货币供给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建立了资产选择模型。 该模型突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货币传导过程中的资产替代性， 指出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是由经济过程内生决定的，从而推导出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
在中国，主张货币供给内生论的学者比较多，主要的代表性观点有：李春琪（2003）从“倒逼机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梁晓辉，黄玖立（2003）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角度，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谢罗奇，胡昆（2005）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内生性以及电子货币的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表现，并用传统计量方法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周可可（2006）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对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因果检验，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结论。耿中元，曾令华（2006）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误差校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方法，以中国为例检验了内生货币假说，得出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本质上是内生的结论。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 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提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它强调货币供给量作为内生变量主要是由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决定， 而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取决于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变量， 中央银行只能顺应经济运行的要求供给货币，而无法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更不能支配银行和企业的行动。试问，如果货币供给是完全内生的，那么中央银行的创立有什么意义？货币政策的作用在哪里？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是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中性的？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利用货币这个政策变量作为干预经济生活的工具。
（三）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
凯恩斯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通货膨胀、滞胀、通货紧缩等各种经济难题的困扰， 对经济运行的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入：主流的货币供给“外生论”和“内生论”只是抽象的理论模型，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可能更符合实际。西方经济理论界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的学者居少数， 其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罗宾逊、卡尔多为首的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他们认为，从形式上看， 全社会的货币供给都是从中央银行出去的。因而，它在形式上是一个外生变量，但实质上供应多少货币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系统内各因素变动的结果。例如，在经济高涨时期，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会增加，银行系统的贷款会相应增加，中央银行想控制也难，因为商业银行会设法逃避。同样，在经济萧条时，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会减少，银行系统的贷款会相应减少，中央银行想增加也难。因此，货币供给在形式上是外生的，背后却具有浓厚的内生性。英国著名货币理论家劳伦斯・哈里斯在其《货币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他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可能是由外生因素所决定的， 例如金本位制下新金矿的发现，或者政府为战争提供资金而进行的借款。货币供给的变动也可能由货币需求所决定， 以至于货币需求的增加引起了银行部门增加它的计划货币供给。从这一角度来看，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此外，货币的需求和供给都要受到某些同样的影响。例如，名义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与银行体系计划的货币供给同时增加。由此可见，哈里斯认为决定货币供给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来自经济体系之外，是外生变量；另一个因素来自经济体系内部的货币需求。
在中国金融理论界，黄达教授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在《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一书中，黄达教授明确指出：“货币供给模型是M=m×B。由此可以看出，决定货币供给的是三个因素：C/D、R/D与B，C/D是货币供给中通货与存款货币之比；R/D是准备金存款这个在商业银行之间流通的货币与存款货币之比；B是基础货币。这三个因素，在有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分别归之为私人行为、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 事实上三方面的行为对这三个因素的作用是交叉的。”很显然，黄达教授的观点认为货币供给由私人行为、 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共同决定，因而货币供给既是内生又是外生。崔建军（2005）从币材、经济体制、货币供给结构、货币供给机制等多个层面探讨了货币供给的性质。 其研究结论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给兼具内生性和外生性， 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 初桂娟（2007）从光的波粒二象性角度分析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
三、分析方法的阐述
运用生态系统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首先，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次，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再次，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最后，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 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的限度。总而言之，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 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 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 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系统要真正仿生成一个生态系统――金融生态系统，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 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曾提出了金融系统模拟生态系统的四个假设条件： 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货币循环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信用流动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以及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3] 。基于此，金融系统就能完全模拟成一个生态系统， 相应地金融系统中的货币循环与信用流动就成了该生态系统的核心功能。因此，在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中，货币是最重要的物质，它是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枢纽。
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一样， 货币起源于环境（交换是信用的一种方式），构成了金融生态系统中的金融个体与群落，并经由生产者（中央银行）、消费者（金融机构群落）、分解者（微观经济主体）所组成的营养级交叉循环，最后同样归还给环境（信用关系的终结），构成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假定了货币即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货币在各类金融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换即为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交换。因而，货币是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起点，它是金融主体与内外环境（信用、经济、法制、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多种因素组成）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偶合的产物， 通过交换的方式在各种金融主体之间反复循环， 就构成了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基础。因此，它在金融生态系统既是生产的产物，又是交换的产物。那么，究竟什么是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它有何特点？怎样对它加以描述？能否借用生态学原理解释有关货币供给的性质呢？
与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相比， 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是双向式的， 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单向的。 即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途径只能是由生产者流经消费者再到分解者，而不能逆向循环。而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遵循两条途径： 一条是由生产者流经消费者再到分解者（即货币循环的供给路径）；另一条是由分解者流经消费者再到生产者（即货币循环的需求路径）。因此，货币循环是指金融生态系统中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环境之间由于资金的关系所形成的一种联系， 这种联系是通过无数的资金链和资金网集结而成的， 大致可分为两条途径：（1）货币循环的供给路径（即主张货币是外生的），本文称之为外循环路径。这一循环路径又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 中央银行（生产者）发行具有扩张或收缩货币供给量能力的基础货币。第二层，中央银行（生产者）与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角色包括银行体系、金融市场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 之间通过资金交易的方式形成一种资金网络，主要包括三项：一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再贷款（再贴现）； 二是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买卖外汇资产和证券资产（主要为国债）；三是中央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再贷款。第三层，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与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包括家庭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以及国外部门等群落）之间的资金循环。这一层次的资金循环非常复杂，涉及各种存款、贷款以及金融衍生工具之间的交易。 从货币循环的供给渠道来看，中央银行控制着整个货币循环的总阀门，这种主导地位体现了现代中央银行“遥控器”职能。（2）货币循环的需求路径（即主张货币是内生的），本文称之为内循环路径。 这一循环路径同样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 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包括家庭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以及国外部门等群落）为了满足自身物质交换的需要，与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进行资金往来。第二层，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为了适应与分解者之间的物质交换，被动地与中央银行进行货币循环。第三层，中央银行为了满足金融主体的需要被动地创造货币。 从货币循环的需求渠道来看， 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循环的总阀门， 它是为了满足金融主体的需要而被动地创造货币，这种被动地位体现了现代中央银行“镇流器”职能。通过该循环，生物得以生存和繁衍，金融生态系统内外部环境不断优化并变得越来越适合金融主体生存的需要。
由此可见， 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物种， 它不仅需要适应金融生态系统其他金融主体和内外环境的需要， 充当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镇流器”，而且还能够调控金融生态系统其他金融主体与改善内外环境， 发挥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遥控器”功能。
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一样，金融生态系统中的货币循环与信用流动也是借助于生物之间的取食过程进行的， 两者也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的， 它们把各个部分有机地联结为一个整体，从而维持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持续存在。货币循环与物质循环一样也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开放性。货币循环具有开放性，它不仅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货币交换，而且还带有全球性，可以在全球金融生态圈中进行货币交换。二是反复性。金融生物群落和内外环境之间的物质（信用关系）可以反复出现、反复利用，周而复始进行循环。三是平衡性。货币循环在不受政府（其作用等同于人类） 干扰的条件下， 一般是处于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 然而， 货币循环区别于物质循环的本质特征在于：一是双向性。货币循环既可以由生产者流经消费者再到分解者， 又可以由分解者流经消费者再到生产者。 因而， 在货币理论中一直存在内生与外生之争。二是调节性。从货币循环的供给路径来看，中央银行通过合理控制与消费者（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物质交换（发行基础货币），从而达到有效地控制各金融主体之间的物质交换量（货币供应量），实现金融生态系统健康、有序的发展。三是适应性。从货币循环的需求路径来看，金融生态内外环境的变化，比如信用环境的改善、 经济环境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主体内部制度的完善等等会促使分解者对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加， 致使分解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货币交换量不断增加， 导致了中央银行为满足金融主体的需要而被动地创造货币， 从而提高了金融主体不断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 最终增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物质循环可以用库、流通率、周转率和周转时间几个概念来描述。 货币循环同样也可以用以上几个概念加以描述。 货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同样存在一个或多个贮存场所，这些贮存场所就称为库。例如，货币在中央银行时是一个库，叫发行库；货币在商业银行时又是另一个库，叫业务库。发行库的性质有点像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的贮存库； 业务库与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的交换库相似。 在生态系统中用流通率来描述单位时间或单位面积通过物质的数量，而金融生态系统中是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流通量来加以表述。由于金融生态系统中货币循环有两条路径，因而， 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的数量有两种描述方法， 即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 货币供给量按口径大小又可分为M0、M1、M2、M3……。 金融生态系统中也用周转率来描述货币的周转速度， 又称货币流通速度， 它是指单位货币在考察期内流通的平均次数， 即考察期内社会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总额与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比值。周转时间即周转率的倒数，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它是描述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四、结论
1. 金融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 生物不仅能够适应环境，同时还能够改变环境。一方面中央银行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物种， 它必须不断地与周围的物种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因此，它需要适应其生存的内外环境。所以，内生理论可以解释为中央银行必须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相适应。即认为，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对生态系统内在运行规律的认可。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物体，它又能够改变其周围的内外环境。即承认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又是对生物体能够改变环境的认可。
2. 为什么货币理论中会有内生与外生之争？对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从货币循环的角度就很容易解释。原因主要在于货币循环的双向性，因而，货币循环就有两条路径。 不同的学者分别从这两条路径进行研究，自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从货币的供给循环路径研究得出了货币是外生的， 而从货币的需求循环路径得出了货币是内生的。
3. 货币供给到底是内生还是外生？ 从货币循环的角度来看，本文认为货币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1）货币循环的双向性决定了货币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由于在货币循环的过程中，各金融主体之间进行货币交换的过程是相互的，因而，各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一方面从货币的供给循环路径来看，中央银行（生产者）创造货币的多少必然会影响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行为的改变最终会影响分解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在这一传导过程中，各金融主体之间的行为变化也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信用、经济、法制以及制度等内外环境）。从这一视角来看，货币是外生的。 另一方面， 从货币的需求循环路径来看，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会促使微观经济主体（分解者）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会不断地影响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的行为，最终会导致中央银行被动地创造货币。从这一视角来看，货币又是内生的。（2）货币循环的调节性与适应性也决定了货币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 货币循环的调节性说明了货币是外生的， 而货币循环的适应性又说明了货币是内生的。（3） 金融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金融主体不仅能够适应环境，同时还能够改变环境。从这一点来看，货币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
4. 如果仅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纯粹的内生变量，完全由金融生态系统内在客观规律所决定，则否定了生物主体能够改变环境的客观规律。那么， 中央银行也绝不可能成为开天辟地以来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货币调控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如果仅承认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是纯粹的外生变量，完全由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主观地控制，那么，中央银行就万能了， 就否定了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性。因此，只有正确把握货币供给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性质，才能正确认识中央银行及货币政策的作用，这才是可取的科学发展观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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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给范文第5篇
[摘要] 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汇率制度条件下会对一国贸易差额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通过构面包含汇率制度虚拟变量在内的面板协整方程，结合1994-2011年中国、日本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别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差额对货币供给并不产生影响，而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差额会引起货币供给的同方向变化，即贸易顺差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贸易逆差则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因此，在当前实行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要适度控制贸易顺差对货币供给的冲击作用，以防范通货膨胀等风险。
[关键词] 贸易差额；货币供给；汇率制度
[中图分类号] F74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6―0074―05
一引言
自1994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由逆转顺，并且顺差趋势不断增强，由1994年的54亿美元迅速扩大到2012年的2311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货币供应量也呈现出迅猛增长的趋势，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供给M1和广义货币供给M2分别由1994年的0.73、2.05、4.69万亿元持续增长到2012年的5.47、30.87、97.41万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8%、16.2%、18.3%
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2年《中国统计公报》。。
国内外众多学者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收支是影响一国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彭兴韵（1997）认为决定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关键在于国际收支是否导致该国外汇储备或者商业银行准备金产生变动，而这两者的变动则取决于该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和外汇管理体制的安排[1]。Krugman（1998）的“三元悖论”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只能实现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中的两个，因此在汇率稳定的情况下，国外资本的流入会导致该国货币供给的增加[2]。杨胜刚等（2001）、何慧刚等（2004）认为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增加进而导致货币供给增加[3] [4]；Hagiwara（2005）研究指出亚洲各国外汇储备增加直接导致国内货币供给增加[5]；而Ouyang等（2007）却认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巨额外汇储备并不是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6]；岳意定等（2007）指出，国际收支顺差引起外汇储备增加并不会导致基础货币扩张，只有当央行收购外汇形成外汇占款时才会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增加[7]；刘志忠等（2010）实证研究得出在稳定人民币汇率的目标下贸易顺差的增加会导致狭义货币供给与广义货币供给增加的结论[8]；Aizenman等（2009）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独立性越高的国家可能会遭遇高水平的通货膨胀而汇率稳定性越高、资本开放程度越高则有助于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9]；Michael Hutchison等（2012）却认为保持汇率的稳定、提高资本开放程度而降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导致印度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10]。
现有研究主要分析国际收支（或国际资本流动、外汇储备等）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而贸易收支作为影响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的主要因素，其收支差额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却较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因此，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差额与该国的货币供给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以及影响程度如何，对于指导和完善一国的货币、汇率以及贸易等重大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面板协整方程，选取1991-2010年世界主要国家的相关数据，对贸易差额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为解释当前中国贸易顺差过大和流动性过剩并存的局面提供相应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二理论分析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指出，在不同的汇率目标下，国际收支变动对货币供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不平衡将导致该国货币供给发生变动，即国际收支为顺差时该国中央银行将扩大货币供给，国际收支为逆差时则减少货币供给；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不平衡对货币供给总量不产生任何影响，但会引起该国本币币值的变动（即引起汇率的变化）。由于贸易收支是国际收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贸易差额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与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大体一致，可结合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汇率―利率模型对不同汇率制度下贸易差额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11] [12]。
（一）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差额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假定本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初始状况是均衡的，即IS、LM和BP曲线相交于点1（如图1所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假设外国经济发展对本国产品需求扩大，致使本国出口增加，IS曲线由IS1右移至IS2。在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出口需求的增加打破原有的均衡状态。IS2与LM1相交于点2（点2位于BP1曲线的上方，即表示贸易出现顺差），与初始均衡状态点1相比，产出增加，利率上升，而利率的上升会引致外汇市场对本币的超额需求。在货币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维持市场的均衡则需要本币升值，即汇率由E1右移至E2。本币升值会导致出口减少、进口增加，BP曲线由BP1左移至BP2。此时，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贸易收支在点2实现新的均衡。同理可得贸易收支出现逆差时，本国货币供给保持不变会导致本币贬值。因此，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差额的变动会引起汇率即本币币值的变动，但对货币供给的变动并不产生影响。
（二）固定汇率制度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差额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主要通过改变货币供给等手段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控制本币的升值幅度（或汇率的变动幅度），维持汇率市场的稳定。当出现贸易顺差时（如图2所示），IS曲线由IS1右移至IS2，与LM1相交于点2。产出增加、利率上升，外汇市场出现对本币的超额需求，本币面临升值的压力。当汇率的变动水平超过中央银行的控制目标时，中央银行将增加货币供给，控制本币的升值速度，短期内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导致LM曲线由LM1右移至LM2，汇率由E1右移至E3。此时IS、LM和BP曲线在点3处实现新的均衡。与点2相比，增加货币供给后均衡汇率下降的幅度较小，缓解了本币过度升值的压力。同理可得，当贸易收支出现逆差时，中央银行将减少货币供给，以控制本币过度贬值的压力。因此，在固定汇率制度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差额的变动会引起供给的变动，即贸易顺差会导致货币供给增加，贸易逆差将导致货币供给减少。
由此可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收支的变动是否会对一国的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取决于该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差额的变动并不会导致货币供给发生变化，但是会影响该国的汇率（即本币的币值）发生变动，即贸易顺差会导致本币升值，贸易逆差会导致本币贬值。而在固定汇率制度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差额的变动会导致货币供给相应发生变动，即贸易出现顺差会导致本国货币供给增加，以缓解本币面临升值的压力；贸易逆差会导致本国货币供给减少，以缓解本币面临贬值的压力。
三模型、变量和数据
为检验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差额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不同汇率制度对贸易差额与货币供给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构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如下：
一般情况下，贸易差额等于出口额与进口额之差。鉴于实证分析中对各变量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具有使数据趋势线性化、消除数据序列中的异方差等优点，而对数处理又有原值必须大于零的要求，因此根据实证研究的需要，借鉴杨继军（2010）[13]的处理方法，将对外贸易差额表示成出口与进口的比率形式，即出口额/进口额，比值大于1表示贸易顺差，小于1则表示贸易逆差。采用比值指标，不仅可以表示名义贸易差额或实际贸易差额，而且还避免了因度量单位干扰而造成的实证偏差，同时也满足对数处理的需要。，E-Dumit为汇率制度的虚拟变量，E-Dumit・ln XitMit为汇率制度虚拟变量与贸易差额的乘积项。模型1简单考察贸易差额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模型2考察在加入汇率制度这一虚拟变量后贸易差额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
选取1994-2011年中国、日本、印度、香港、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俄罗斯、埃及、沙特阿拉伯、南非、英国、瑞士和欧盟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别面板数据为实证研究统计样本。样本变量数据都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研网统计数据库（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网站数据库。各变量数据的解释及处理见表1所示。
①选取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同时以1994年为基期对各层次货币供应量进行指数处理，即被解释变量最终为广义货币指数、狭义货币指数，避免因各个国家货币供给度量单位不同而造成的实证偏差，单位：%。②货币供给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国研网统计数据库（世界银行）。
①以出口额/进口额表示贸易差额，满足取对数的需要，同时也可避免度量单位干扰而造成的实证偏差，单位：%。②对外贸易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数据库。
①不同国家和年份实行的汇率制度不同。实行自由浮动汇率的国家和年份，设E-Dum=0；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和年份，设E-Dum=1。②汇率制度数据通过查找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国际司/国际金融信息等相关网站和文献资料整理得出。
四实证分析
（一）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为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以提高实证结果的可信度，采用针对同质面板假设的LLC检验和针对异质面板假设的FisherADF、FisherPP检验等3种检验方法对各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变量对数原值都不能拒绝存在面板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面板单位根。综合三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可知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I（1）。
（二）面板协整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表明各变量是一阶单整序列，满足面板协整性检验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采用基于残差的Pedromi检验和Johansen Fisher检验两种协整检验方法对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面板协整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为广义货币供给时，Panelv、PanelPP和PanelADF检验分别在1%、 10%和5%的显著性水平
下拒绝广义货币供给与贸易差额之间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被解释变量为狭义货币供给时，Panelv和PanelPP检验分别在10%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狭义货币供给与贸易差额之间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同时，Johansen Fisher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货币供给与贸易差额、货币供给与贸易差额和汇率制度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三）面板协整方程估计结果
面板数据模型分为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三类模型，具体选择哪一种模型估计结果可依据Likelihood Ratio和Hausman两种检验结果来判断。表4为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4中可以看出，只考虑贸易差额与货币供给两者之间的关系（即模型1），三类估计结果都显示贸易差额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同方向的变化关系，即贸易顺差会引起货币供给的增加，贸易逆差则会引起货币供给的减少。依据Likelihood Ratio和Hausman两种检验结果，可知方程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从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来看，贸易差额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将会引起广义货币供给指数和狭义货币供给指数分别变动1.31%、1.34%。然而从修正后的R2和F统计量来看，模型1的随机效应模型拟合结果并不理想。
在加入汇率制度这一虚拟变量（即模型2）后，从表2中可以看出，汇率制度这一虚拟变量对货币供给存在显著的影响。依据Likelihood Ratio和Hausman两种检验结果可判断模型2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模型2的固定效应模型结果与模型1的随机效应模型结果相比，不仅在修正后的R2和F统计量等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而且贸易差额影响货币供给的实证结果也有一定的变化，特别是汇率制度虚拟变量与贸易差额乘积项系数通过1%（被解释变量为广义货币供给）、10%（被解释变量为狭义货币供给）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不同汇率制度下贸易差额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是不同的。
依据模型2的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对不同汇率制度下贸易差额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进行如下分析。
（1）被解释变量为广义货币供给：
（2）被解释变量为狭义货币供给：
当E-Dum=0，即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时，贸易差额对广义货币供给的估计系数为-0.103，对狭义货币供给的估计系数为-0.094，但这两个估计系数的P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差对货币供给产生的影响不显著。而当E-Dum=1，即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时，贸易差额对广义货币供给的估计系数为1.076（=-0.103064+1.178762），对狭义货币供给的估计系数为0.794（=-0.093929+0.887873），由汇率制度与贸易差额乘积项的估计系数通过1%、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可知，在固定汇率制度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差额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显著的同向变动关系，即贸易差额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分别带动广义货币供给和狭义货币供给变化1.076%、0.794%。
五结论
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实行不同的汇率制度，会导致贸易差额对该国的货币供给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差额对一国的货币供应量并不产生影响，但会引起汇率的变动（即本币币值的变化）；而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差额的变化会使本国的汇率产生波动，为维持汇率市场稳定的目标，中央银行会通过改变货币供给以控制汇率变动的幅度，此时贸易差额的变化会引起该国货币供应量的同方向变化，即贸易顺差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贸易逆差则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减少。
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差额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均衡关系，是在实行以市场需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稳定人民币汇率目标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实现的。贸易顺差所带来的货币供给的增加，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萎缩的新形势下，对国内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对外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由顺差所推动的巨额外汇储备在当前实行的汇率制度下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成为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推动了货币供应量的迅速扩张，对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国内物价水平的上涨等形成巨大压力。因此，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适度控制贸易顺差对货币供给的刺激作用，以积极防范可能存在的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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