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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制度论文

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一、货币局制度的政策涵义及其困境

众所周知,货币局制度有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本国货币汇率钉住一种作为基准的外国货币,二是所发行的货币保证完全以外汇储备作后盾。货币局制度的优势主要在于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助于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保持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另外,一些通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则通过实行货币局制度来控制居高不下的恶性通胀,稳定币值,恢复经济。但与中央银行制度相比,货币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货币发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准货币发行国制定,货币总量取决于收支平衡及银行体系中的货币乘数。因此,在制定货币信贷政策方面,货币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央银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汇率来调整外来因素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如进口价格的上涨,资本流通的转移等),而只能调整国内的一些实际经济变量(如工资、商品价格等),从而造成经济的波动。三是正统的货币局制度不会像传统的中央银行制度那样,通过向政府和商业银行借款发放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兑换法》把汇率固定为1比索兑换1美元,中央银行用外汇、黄金和其他外国证券担保每1比索的发行,保证两种货币可自由兑换。因此,这是一种严格的货币局制度。《自由兑换法》的实施抑制了恶性通胀,稳定了阿根廷经济,投资和贸易的持续增加实现了1991~1994年的经济连续增长。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货币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使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

从外部看,国际环境的持续变化导致汇率高估。进入90年代,美国出现了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受美国紧缩银根的影响,美元不断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主要贸易伙伴国对美元的汇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贬值),阿根廷比索对美元高估的情况日益严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货币局制度不允许阿根廷通过调整汇率来改变国际收支状况。

从内部看,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在货币局制度下对经济产生的冲击,需要通过对国内实质经济变量的调整(如降低工资和物价等)来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内部调整的能力。

梅内姆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造成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业不断增加,到1995年,劳动力中登记的“公开失业”率达到18.6%。由此可见,尽管经济增长了,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国民总收入的28.2%,最穷的10%的人口只得到总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两个指数已变成37.1%和1.6%。1974年约有7.7%的家庭处于“贫困”之列,1996年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结果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内的需求由非工资的高收入阶层所决定,因而生产活动越来越重视高收入阶层的需求,造成“关键性增长部门”主要生产“奢侈品”,因此,物价非但没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显然,国内的结构调整并没有造就一个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弹性的物价。换言之,当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阿根廷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

二、货币局制度与债务危机

事实上,在经过1991~1994年的经济增长后,受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从1995年第2季度起,阿根廷经济即出现了负增长。在货币局制度下,由于失去了货币政策手段,而新自由主义改革又使政府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所以,当经济出现衰退和失业率上升时,财政政策就成为阿根廷政府的惟一选择。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结果是赤字不断上升,加之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比索币值被高估,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因此,通过举借外债弥补赤字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

而要取得国外资金的支持必须制定严格的财政制度,保证获得国内财政的盈余来偿还债务。为此,梅内姆政府采取了减少以前用于诸如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的公共开支的专门基金,增加税收,举借新债,延期偿还债务,进一步出卖国有资产等措施。事实上,从梅内姆政府上台推行结构调整计划到1993年年底,阿根廷政府获得的私有化收入达150亿美元。1995年连任后,梅内姆政府进一步出售国有资产以融通资金,如对几个核电站和许多省一级国营企业(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配电站等)实行私有化,阿根廷最大的几家私人银行也被外国银行兼并和收购。通过私有化而获得的大量财力使外债偿还成为可能,几家最有名的国际投资评估公司明显地降低了阿根廷投资风险系数,其结果是恢复了投资者的信心,增加了对阿根廷的投资。阿根廷政府得以维持《自由兑换法》确定的比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并在国际资本市场大量发行债券。从而在阿根廷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货币融通模式:通过私有化换取的资金维持货币局制度,通过维持货币局制度向国际社会举借外债。这一模式会发生断裂:当国有资产出售殆尽时,当积累的外债产生过高的风险时,将发生信用危机。

从1996年第2季度开始,阿根廷经济恢复增长,但经济恢复增长的背后却是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恶化,经常项目赤字从1995年的24亿美元扩大到1996年的40亿美元,经济逐渐滑入依靠发行债务拉动增长的轨道。更为严重的是,债务不断积累也促使国内利率上升,贷款利率从1997年的9.24%上升到2000年的11.09%。一方面,融资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国内投资,尤其使中小企业大受影响;另一方面,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趋下降,国际收支逆差的局面难以扭转,导致恶性循环。随着债务不断增加,外汇储备日益下降,阿根廷政府的信誉开始受到怀疑,国际投机者也接踵而至。

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外部冲击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再次步入衰退,1999~2000年财政赤字明显增加,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债已达1400亿美元。

2001年上半年,由于经济恶化、税收减少和债务缠身等多种原因,阿根廷政府实际上已无力偿还债务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得已在7月11日推出了“零财政赤字计划”,即大幅度紧缩开支,削减工资和养老金,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及扩大税源。计划一出笼就遭到反对党、工会及企业家组织的强烈反对,证券市场发生空前规模的动荡,主要股票指数和公共债券价格暴跌,国家风险指数猛升至1700点以上,资金大量外流,国际储备和银行储蓄严重下降,金融危机爆发。

三、货币局制度的最后崩溃及启示

2001年8月,阿根廷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资本市场几近崩溃。8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廷应急追加80亿美元贷款,金融市场暂时趋于稳定,但作为交换条件,阿根廷承诺将严格执行“零财政赤字计划”。此后,金融市场一直动荡不安,市场普遍预期比索将贬值,人们排起长队挤兑银行存款。当10月底政府计划与债权银行谈判重新安排1280亿美元巨额债务的消息传出后,金融市场再次出现剧烈动荡。11月主要股指梅尔瓦指数下挫至200点左右;国家风险指数大幅飙升,很快突破4000点大关;政府发行的债券价格一路下滑;外资纷纷抽逃。据报道,仅11月30日1天,全国就有7亿美元流往境外。由于阿根廷的预算赤字没有达到以前确定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月拒绝向阿根廷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

此时的阿根廷政府可以说内无筹资良策,外无国际援助,面对汹涌而至的挤兑风潮,不得已于12月3日采取限制取款和限制外汇出境的最严厉紧急措施。这一措施一出台,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政治冲突加剧。12月18日,反对经济紧缩的游行变为一场暴乱,并造成7人死亡,经济部长卡瓦略被迫辞职,总统德拉鲁阿也旋即被迫下台。此后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换了5位总统。2002年1月2日第5位总统杜阿尔德宣誓就职。面对比索贬值的强大压力,杜阿尔德总统宣布放弃已实施11年之久的货币局制度。

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崩溃带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货币局制度首先是一种极其严格的货币发行制度,这使阿根廷摆脱了多年来恶性通胀的困扰;同时,它又是一种极端的固定汇率制度,从而为阿根廷货币建立起国际信誉,鼓励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发展。由于上述特点,它被梅内姆政府用作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货币局制度在阿根廷更多地被用来稳定金融市场信心和争取国际融资,以便继续推动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结构改革。然而,结构改革造成了生产与消费脱节、中小企业消失、失业工人增加、社会福利下降等内部失衡问题;在国际上又遭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下降。当内外失衡的冲击同时出现时,货币局制度缺乏应对冲击的灵活调整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由此造成阿根廷丧失了经济自我恢复的能力,结果只能借债度日。超级秘书网

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货币局制度应为结构改革的失败负责还是结构改革“葬送”了货币局制度?如果说货币局制度应为结构改革失败负责,那就突出了货币局制度的缺陷;而如果说结构改革应为货币局制度的崩溃负责,那就等于说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根本方向是错误的。显然这是一个规范判断问题,本文对此不予讨论。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面对国内结构改革应怎样选择它的汇率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三元悖论”,即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旨在达到下述3个目标:(1)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adjustment);(2)汇率的稳定性(confidence);(3)资本的完全流动性(liquidity)。而这3个目标从理论上讲只能同时实现两个,3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中,三角形的3条边所代表的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都曾经在现实中实施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获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虽然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的稳定性不复存在。货币局制度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实践证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能力较大。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往往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资本外逃的压力下过度贬值。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新晨

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建议是中肯的,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前者可使发展中国家具有更灵活的宏观调控手段,后者则保证贸易与投资的稳定。在当前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性极高的环境下,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是十分必要的。上述货币制度组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推行结构改革。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取消资本管制和开放资本项目。新自由主义也宣称取消管制和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吸引外资,加快经济增长。但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因而更容易遭受国际资本投机的攻击,进而发生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项目问题上应慎之又慎,避免落入“华盛顿共识”的圈套。

[参考文献]

1.宋晓平:《1997年阿根廷经济进一步恢复并获得快速增长》,载《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2期。

2.仇海华:《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困境》,载《国际金融研究》1999年第6期。

3.江时学:《21世纪拉美经济面临的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

4.宋晓平:《阿根廷经济政治形势述评》,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

5.牛晋芳编译:《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与社会脱节》,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0期。

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参考一篮子货币;钉住单一美元;钉住一篮子货币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放弃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何我国选择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特点是什么?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有何作用?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选择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理论依据

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自由资本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三难选择。①如要想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资本自由流动,实行资本管制。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前选择的一种政策组合,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我国再选择这种政策组合已不合时宜。要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20世纪90年生的一系列货币金融危机说明,这种政策组合的危害决非货币政策无效这样一个温和的负面影响,固定汇率制度在开放的资本账户下往往伴随着货币冲击和货币危机,从而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动荡,使经济时时处于不稳定的威胁之中,从长期来看,我国也不宜选择这种政策组合。要想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和自由资本流动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应当选择的一种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符合我国的实际,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必然是我国的现实选择;另外,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资本自由流动也是大势所趋。据此,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应是浮动汇率制度。

但从国际金融经验来看,汇率急剧变动和不稳定往往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微观经济主体的不完善。②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尚欠成熟和完善,人们对金融避险工具的认识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金融监管也比较薄弱。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仍面临着诸多困难,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还缺乏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可见,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可能会导致人民币汇率频繁波动,不仅无助于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而且还将大大增加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成本。为此,我国采取了较为缓和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另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美元的相对稳定性,美元确实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各国货币标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美元的稳定性逐渐减弱,同时欧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代表性国际货币。因此,我国政府根据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和美元地位的变化,放弃了钉住美元汇率制度,选择采用了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这可以削弱长期以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影响,更好地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

二、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特点

从汇率形成机制来看,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不同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和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供求变化并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给大于需求,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会下跌,人民银行就会买进美元卖出人民币,从而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反之,人民银行会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以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另外,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化也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是由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和美元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套算而得。如果美元对非美元货币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仍会维持不变,而对非美元货币会升值;反之,如果美元对非美元货币贬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样会维持不变,而对非美元货币会贬值。

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使人民币相对于几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保持不变的一种汇率制度。为更好地理解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内涵,我们假设人民币货币篮中只有美元和英镑两种货币,W$。为货币篮中美元的数量,W£为货币篮中英镑的数量,ER/$和ER/£分别表示人民币对美元和英镑的汇率,人民币与美元和英镑的加权平均汇率为ER,则:ER=W$·ER/$+W£·ER/£(1)其中,ER是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的价格。所谓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指保持ER不变,即ER为常数E③。

从公式(1)可以看出,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不同,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尽管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供求关系同样无关,但篮子中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不仅会引起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而且会引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镑构成的虚拟货币篮中,由于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的价格钉住不变,因此,当美元对英镑升值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会升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贬值;当美元对英镑贬值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会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升值。可见,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的可能性皆有。

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仅受货币篮中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而且与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供求有关。例如,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下,当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时,人民币对美元应该贬值。但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考虑到外汇市场上存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人民银行可能不是根据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要求,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使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相反,人民银行可能不干预外汇市场或仅进行小幅度的干预,而听任人民币在市场供求作用下升值。“参考”意味着人民银行有了决定汇率水平的较大灵活性。

三、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作用

(一)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影响的是实际有效汇率。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汇率制度,尽管可以稳定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但在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发生较大波动时,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因此,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完全由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波动吸收,从而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进而引起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较大不稳定。因此,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名义汇率的稳定,不仅不能稳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反而可能会造成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更大不稳定。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汇率制度,因为人民币对货币篮中任何一种货币双边汇率的变动,经过权数(小于1)化后传导给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影响大大缩小了。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镑构成的虚拟货币篮中,如果美元在货币篮中的权重是50%,那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10%,只对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影响5%。此外,由于货币篮中各种货币的双边汇率的变动,向上的变动与向下的变动对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影响可能会相互抵消,从而使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相对稳定。可见,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可以有效克服钉住单一美元的弊端,保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

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由于允许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进而引起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会有适度波动。但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正是由于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限定了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浮动范围,从而使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幅会较小。由于实际有效汇率是名义有效汇率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有效汇率,因此,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保持相对稳定亦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可见,与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率制度相比,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从而有助于促进我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

(二)可以有效配置资源

微观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均衡价格是对供需双方最有利的价格。尽管单纯从供应方看价格愈高愈好,单纯从需求方看价格越低越好;但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一定是供需均衡的价格最好,因为它能最优配置资源。人民币汇率也是一种价格,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也是均衡汇率最佳。人民币汇率低估或高估(相对于均衡汇率)都不利于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般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相对于均衡汇率)会促进出口,但人民币汇率低估也会提高进口成本,从而不利于进口。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进口大量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人民币汇率低估尽管有助于出口,但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可能会扭曲价格机制,使人民币汇率丧失在资源配中的积极作用,造成资源浪费。另外,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会减少贸易伙伴国的市场占有份额,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报复,这不仅会抵消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积极效应,而且还会损害国际协调机制的建立,从而可能会对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带来新的问题。

同样,人民币汇率高估对贸易双方国家也都是不利的。首先,人民币汇率高估会抑制出口。其次,人民币汇率高估尽管有助于降低进口成本,促进进口,但人民币汇率长期高估也会扭曲价格机制,从而降低外汇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外汇资源的浪费。另外,如果我国出口产品是贸易伙伴国消费者欢迎的商品,那么人民币汇率高估也会损害贸易伙伴国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人民币汇率长期过度高估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需求大幅下降,那么贸易伙伴国对我国的出口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

可见,人民币汇率是把双刃剑,人民币汇率低估或高估对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经济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人民币均衡汇率也是一个双赢的汇率,对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经济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实行钉住单一货币汇率制度,则本国货币政策将依附于钉住货币国的货币政策。当钉住货币国提高利率时,本国中央银行就必须提高利率,否则就会产生套利,资金就会外流,本币就会贬值,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即抛出外币,回购本币,这会减少货币供应量,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率上升;反之,当钉住货币国降低利率时,本国中央银行也必须降低利率,否则投机资金就会大量流入境内,冲击国内金融市场,本币升值的压力就会增大,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即抛出本币,购买外币,这会增加货币供应量,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率下降。同样,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我国继续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那么当美国调整货币政策时,我国货币政策也必须作出一致的调整,否则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难以为继。超级秘书网

在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是一种加权平均汇率,它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即使我国货币政策与美国货币政策出现了偏离,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仍会保持相对稳定,从而减轻了人民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负担,增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由于允许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从而使我国货币政策获得了较大的独立性。

(四)会增加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

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货币篮中各种货币汇率的变动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但参考一篮子货币不等于钉住一篮子货币,它还要将市场供求作为另一重要依据,并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种缺乏明确汇率形成规则的汇率制度会增加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产生一些消极作用。1.不确定的汇率形成规则会损害企业的投资行为。汇率形成规则的不明确会导致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进出口价格随之不确定,这直接影响到利润的不确定,增加企业选择投资的难度。2.不确定的汇率形成规则和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升值幅度会增强市场预期,刺激投机资金流入。不确定的汇率形成规则,会增强人们对人民币汇率随意猜测的想象空间。尤其是,央行公告指出,新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状况仍是调节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基础,那么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情况,必然会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刺激投机资金的流入,对国民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英文摘要】TongBaocurrencyisthemostcomplexandperfectcoppersystemwiththelongestperiodofutilityinChinesemonetaryhistory.IthasanimportantpositioninChineseeconomichistoryandhasaprofoundinfluenceonChinesecivilization.ThetraditionalstudyofTongBaocurrencylaidparticularstressonCoinics.Thestudythatusesthemethodofeconomicsbeganintheearlydaysofthiscenturyandhasundergonetwohightides--theRepublicofChinaandthepresentage.OnoccasionofepitomizingChineseCoinicsinthepasthundredyearsandtheworldenteringthenewcentury,theacademicconditionsformakingasystematicstudyofTongBaocurrencysystemareripening.Thispaperpresentsabriefandaccountoftheauthorsconceptionofthehistoryoftheestablishment,developmentanddeclinationofTongBaoCurrencySystem.

【关键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history/TongBaocurrencysystem/monetaryculture

【正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风骚。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政变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对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历史问题,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诸不足之处,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勒脉络,阐明观点和倾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迪。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代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代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见解,尽量做到根据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

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英文摘要】TongBaocurrencyisthemostcomplexandperfectcoppersystemwiththelongestperiodofutilityinChinesemonetaryhistory.IthasanimportantpositioninChineseeconomichistoryandhasaprofoundinfluenceonChinesecivilization.ThetraditionalstudyofTongBaocurrencylaidparticularstressonCoinics.Thestudythatusesthemethodofeconomicsbeganintheearlydaysofthiscenturyandhasundergonetwohightides--theRepublicofChinaandthepresentage.OnoccasionofepitomizingChineseCoinicsinthepasthundredyearsandtheworldenteringthenewcentury,theacademicconditionsformakingasystematicstudyofTongBaocurrencysystemareripening.Thispaperpresentsabriefandaccountoftheauthorsconceptionofthehistoryoftheestablishment,developmentanddeclinationofTongBaoCurrencySystem.

【关键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history/TongBaocurrencysystem/monetaryculture

【正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风骚。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政变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对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历史问题,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诸不足之处,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勒脉络,阐明观点和倾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迪。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代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代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见解,尽量做到根据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

货币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货币职能出发,分析了代表货币内外价值的价格与汇率,并结合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怪”现象,阐述了汇率对国内价格的传导机制。最后通过理论逻辑分析和经典的“汉堡包理论”分析,得出了当前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的关系。

货币、价格与汇率理论综述

(一)马克思主义的货币、价格与汇率理论

马克思强调,金银本身不是货币,自然并不产生货币。在世界市场上,虽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同一民族的输入者和输出者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可是在汇率中,民族商业却获得了存在的假象。同时通过汇率、行情表及商业经营者之间的通信联系,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其他人的一切活动情况,并且力求使自己的活动与之相适应。由于贵金属是当时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也由于黄金本身具有价值,因而贵金属的国际流动所决定的汇率就是两国金币的含金量之比。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货币、价格与汇率理论

按照经典的“一价定理”,在经过汇率折算后,除了运输成本以及其他必要的交易费用,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应当一致。尽管由于外汇市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短期汇率由供求决定,但从长期来看,一国货币的价值是其经济健康程度和长期经济增长能力的体现,因而内外价值的升贬方向是一致的。

此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汇率对国内物价指数的传导作用。所谓汇率传导机制,即由于汇率变动而导致内部物价的相应变动。汇率变动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传导影响消费价格。直接渠道是通过进口商品价格传导。人民币升值,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将变得较便宜,这将可能传递至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和消费价格(CPI),生产商和经销商可能会相应地降低产品价格,进口商品对国内消费者来说变得较便宜。间接渠道是通过出口商品传导。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商品对外国买家来说变得较昂贵,国产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削弱,从而导致出口、工业生产及总需求有所减少,从而使国内商品价格有下调压力。根据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人民币升值对国内消费价格影响的完整推演应当是:将提高出口商品价格,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出口总额将下降,进口总额将上升;我国的贸易顺差将减少,外汇储备的增加将减少;流入国内的钱相对减少了,本币升值将导致国内货币供应紧缩,从而给过热的经济发展降温,可以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

(三)初步认识

本文所谓货币的购买力,其实就是货币的相对价值或货币价值。货币的购买力通过其他商品的价格水平反映出来同一商品,其价格水平越高,货币的购买力越弱,其价格水平越低,货币的购买力越强。一般而言,本国居民对外国商品与劳务的需求衍生出对外国货币的需求;同时,外国居民对本国商品与劳务的需求衍生形成外汇的供给。外汇的价格则决定于由此形成的供需均衡。在这种由实质经济所衍生的外汇供求分析中,应满足货币对内价值是对外价值的基础这个原则。在目前世界范围内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一国商品与劳务的加权平均价格作为该国货币价值的名义锚。故一国物价水平越高,该国货币的购买力就越低,货币价值就越小;那么由其对内价值所决定的对外价值——本国货币汇率就越低。反之则反是。

当前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现象阐述

我国近年来的实践表明,人民币的内外价值走向出现差异,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倾向持续增大;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内按购买力计算的对内价值趋于下跌;二是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也持续上涨,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由前述得出图1,图2。

2005年7月,中国央行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人民币兑美元价格开始了每年3%—5%的小幅升值,目前,人民币这种升值依然强劲。然而,国内人民币的购买力却呈现另外一种情形。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就是该国货币的对内购买力,其大小由单位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决定,因此货币的对内购买力通常与一国国内物价水平呈反向相关关系。自2002年以来,尤其是2004年以后,衡量人民币国内购买力的指标,消费物价指数CPI呈现持续上扬的走势。进入2007年下半年后,消费物价指数(CPI)持续保持在5%以上,全面的通货膨胀压力骤然增加。尽管从2008年5月份开始CPI增速下降,但是过高的PPI指数依然不可忽视。通过PPI传递给CPI的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很大。

当前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内在联系

本文试图用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给出一个解释,采用的模型是经典的“汉堡包理论模型”。同一家公司,比如麦当劳,在中国和美国生产汉堡包,汉堡包的定价:假设在中国生产一个汉堡包定价为4元人民币;而在美国生产一个汉堡包的定价为1美元。由于生产技术、工艺及原材料消耗是一样的,同时联系商品的价值,就会有:中国的一个汉堡包=美国的一个汉堡包;那么从货币的购买力来说,就是4元人民币的购买力=1美元的购买力,一个汉堡包值4元人民币或者值1美元,也就是说,4元人民币与1美元进行交换是等价的。这就是人民币与美元的真实汇率。当然,这只是简化,以便讨论。但是这个时候外汇市场上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为1:8,而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合理应该是1:4,那么,就是说人民币兑美元低估,也可以说美元兑人民币被高估了,为了使汇率能真实反映美元与人民币的购买力,就必须进行调整。基本的调整方法有三种:A汇率变动,从1:8调整到1:4(人民币对外兑美元升值);B调整中国汉堡包的价格,售价从4元人民币提高到8元人民币(物价上涨);C调整美国汉堡包的价格,售价从1美元降到0.5美元。这里A、B、C三种调整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任意组合使用。超级秘书网

本文认为,由于我国持续国际贸易顺差,国际储备大幅度增加,由于经济和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影响人民币开始了持续的升值过程,并且有持续下去的趋势。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国外的资本由于利差和汇兑差的吸引,大量进入我国包括房市、股市等领域。由于我国执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大量热钱进入我国后,央行为了对冲大量外币资产,必须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从而造成流动性过剩。具体转到国内购买力上,就表现为包括资产、消费品价格在内的大幅度上涨,从而出现购买力下降,人民币国内贬值的现象。

综上,压抑的对外升值会加剧对内贬值。由此可见,正是中国经济目前的特征造成了货币在国内贬值的倾向。而且,考虑到劳动力供应、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轨、内需提振以及经济的强势性等因素,这一现象很可能具有长期性。这一新的货币现象给予货币政策乃至宏观调控带来新的挑战。因而,需要树立中长期目标,大力鼓励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扩大在国际市场本国产品的定价权。此外,要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预测性,综合运用诸如调整法定准备金率、调整基准利率,通过买卖央票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币值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