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应
货币供应范文第1篇
在1897年的上海，类似他这样的山寨银行家遍地皆是。根据当时媒体的披露，不少小钱庄都纷纷开出了远超其资本金的承兑票据。这种完全失控了的票据发行，最终引爆了一场空前的金融危机及大规模，史称“贴票风潮”。 贴票风潮
所谓“贴票”，就是“贴钱兑换票据”，其操作流程与如今银行里的“贴现”正好相反――储户在钱庄用较小额存款，换取较大额存单，比如存90两，但钱庄开100两的存单，到期可兑换100两。这其实就是高息揽储，并且在存款户头开立的时候就先支付利息。
出现这一“金融衍生产品”，最初的原因在于货币的缺少。
当时大清国的货币发行体系依然维持着十分原始的状态：实行银钱平行本位，主币是白银，辅币是制钱（铜钱）。所谓银，还有银两与银元之分。相对而言，传统的银两更为混乱，无论是形状、成色及关键的平码都千差万别，如同迷宫；而银元因为批量铸造，虽然相对规范性要好些，但其花色也相当繁多。至于铜钱，则因为铜价不断攀升，铸造成本过高，导致市面上的“制钱”流通量日渐减少。
这样的货币体系，无法适应不断放大了的经济需求。票据，即所谓的“银钱帖”就顺势产生。其中，以制钱为本位的叫“钱帖”，以银为本位的叫“银帖”。“银钱帖”的发行，远在宋代就开始了，首要目的当然是便于流通，解决银两、制钱等金属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并在金属货币供给不足时，发挥“准货币”的功能。
问题在于，大清国又缺乏对于票据发行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外资银行及山西的票号，因为资本雄厚，其票据发行还有相当的资本金准备，而南方星罗棋布的小钱庄，就很快将票据发行变成了无本生意。这是一种“击鼓传花”的博傻游戏，其成功关键在于能“传”下去，钱庄才能将高成本吸纳的存款，以更高的利率放贷出去，并能安全收回；而能“传”下去的关键，就是承接这种票据的下家，需要有足够利润空间的暴利产品，来支撑实际上已经越演越烈的高利贷市场。
最初的下家形成相当不错的市场链。大量鸦片商人通过“贴票”获得短期贷款，而经营鸦片的暴利，使他们足以承受高额的贷款利息。还有一种优质客户，就是上海一种新兴的――“合会”（或钱会、摇会、标会）。这本是大清民间，尤其是江南一带盛行的民间金融互助组织，由亲戚朋友乡邻组成，召集人称为“会首”，参与者称为“会脚”。组织会订立会规、会期、会额以及会款，要求定期交纳会款，作为投资放贷的款项，会内通过一定的方式（如坐次轮收、拈阄摇彩等），将这笔款项放给“会脚”们使用，按照会规收取利息。
这种“合会”，传到上海后变成了赌徒们“金融互助”的工具。
“贴票”这种金融创新产品，在1889年由上海的“协和钱庄”率先推出后，立即被业内广泛模仿，不到十年功夫，上海基本每家小钱庄都做贴票生意，甚至专营贴票生意。而钱庄之间为了争夺储户，不断抬高贴票利率，最高的达到月贴20%――存入80两，一个月内可取回100两。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不少人将毕生积蓄都投入钱庄换取贴票。
至此，一个巨大的“买空卖空”市场泡沫形成了，并终于在1897年11月破灭。许多钱庄因到期无法兑付现金，开始大量退票，引发市场恐慌，一个月内居然造成了几十家钱庄倒闭，媒体报道说，涉案的“贴票”金额“约有洋圆百数十万之多，甚言有二百余万者”（《申报》1897 年12月9 日） 。
伴随这场贴票风潮，不少钱庄老板要么“跑路”，要么自杀，引发无数的经济纠纷和暴力冲突，整个上海被贴票搅得天翻地覆，只有法院和律师们生意爆棚。《申报》报道：“今年沪上各业无一起色，唯钱债之讼事甚多，致公廨差役生涯颇旺，市面亦可见一斑矣。” 天津告急
大清国的最大特点，就是永远都不会吸取教训。上海“贴票风潮”，居然在五年后复制到了天子脚下的改革重镇天津。
这次的直接导火线是义和团之乱。战后，仅八国联军所劫走的现银就高达1000余万两。火上浇油的是，为在动乱中自保，实力比较雄厚的外资银行和山西票号，收回了2000万两左右的放贷，不再放出。
动乱之外，外贸“出超”也是重要原因。
从1861年天津开埠以来，直隶地区的外贸在经过了20多年的缓慢发展，于19世纪90年代终于开始提速，1899年比1865年增加了5倍。1900年至1901年，虽然爆发了惨烈动乱，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战后迅速得以恢复。与此同时，1901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通车，欧亚铁路网联为一体。天津一方面迅速摆脱作为上海港的附庸身份，成为东北亚的重要港口；但在中国，尤其华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并没有改变，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反而加剧了外贸“出超”。此后，天津港年均外流白银多在400万两到800万两之间，有的年份甚至高达上千万两。
刚刚接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天津为通商口岸，南北冲衢，向赖外埠商货辐辏，灌输出入流转，虽若贸易繁盛，而实非银钱积聚之区。其无形之中，早晚隐伏空虚之患。”
在他执掌直隶的第一年（1902年），“中国官禁止宝银出口，然俱未能照办者，实迫于势不得已，盖进口货共值关平银80181683两，而出口货只值17839063两，所有进口货银如许之多，不能不如数照付之故耳”（《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
银根如此之紧缩，政局阴晴不定，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终于起作用。只不过，在这个畸形的局面下，市场那只手也是畸形的。京津地区的主币是“银钱帖”，与当年上海的情况一样；而辅币则大量使用竹片、洋铁皮和纸条，以供找补，这比当年上海的局势还要严峻。市场一片混乱，用袁世凯的说法，是“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闻之而腾涌。究其流极，外埠货物停发，票号汇兑不通”。
钱庄失控的票据发行，造成票据的大贬值。贬值后的票据，在兑换现银时要打折扣，这就造成了“贴水”。所谓“贴水”，是指远期收益（价位、汇率、利率等）低于即期收益，反之则是“升水”。发生在天津的这场金融危机，史称“贴水风潮”。
“贴水风潮”对天津的危害极大，袁世凯说：“（奸商们）资本不充，徒用拨条，以相诓骗，凭条借银，则赚以需利；持条取款，则骤与减成，贴水之名，缘是而起。其后，现银日少一日，贴水日涨一日，竟有每银千两，贴水涨至三百余两者。若辈不费巨资，坐获厚利，遂成一买空卖空之市面。而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闻之而腾涌，几岌岌不可终日。究其流极外埠，货物停发，票号汇兑不通。困竭情形，将至不可收拾。”
市场几乎崩溃，各界都十分清楚，以投机获利的“贴水”，是这场危机的罪魁。袁世凯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自臣接收天津之后，中外远近各商，咸纷纷以禁止‘贴水’为请。” 铸币跃进
袁世凯的救市动作，首先是增加流动性，设立了“平市官钱局”，筹集现银100万两，以月息5厘（0.5%）借给重要的钱商，以资周转。与之前动辄高达30%的“贴水”相比，这是相当低廉的利率。随后，袁世凯在1903年1月下令严禁“贴水”。作为金融票据的“银钱帖”，必须与现钱、现银等值使用。这种休克疗法，将那些以“贴水”作为主要收益、甚至唯一收益的钱商，彻底逼上绝路，相继倒闭。
随后，袁世凯开始发行新式的机器铸造铜元，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
他严禁制钱铜元离开天津境内及私炉销毁，要求各级地方官严查。这一年，袁世凯通过恢复重建铸币厂，向市场投放了10元面值的铜元1000多万枚，用公权力强行建立准备金。
铜元的流行与暂时坚挺，拉低了物价，“衣食各物，均皆价廉”，对主要使用小额货币的普通百姓大有裨益，因此，仅天津一地，“合津街市无不遵章周流铜元”。而使用大额货币白银的商家，也没吃亏，商贸的顺畅及物价的稳定，令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维稳红利”。到6月中旬，各项救市措施“粗有端倪，市面渐就安稳”。
袁世凯所遭遇的这场货币供应危机，在大清国各地都有出现，只是没有如此严峻。而各地的解决思路，与袁世凯都有相同之处――铸币。这种共识，迅速形成一股全国范围的运动，各地方政府纷纷上马铸币项目，最终达到了惊人的16亿枚年产能。据梁启超统计，1904年至1908年，全国实际铸造了逾124亿枚铜元。
如此大规模的铸币，早已经不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供应，而是另有所图：新式铸币机大批量生产出来的铜元，有着高达63%以上的“铸币利润”，这成为各地财政新的增长点，刺激地方政府一拥而上――而早已丧失了权威资源的中央政府，对此种乱象却无能为力。
货币供应充足的红利，还没享受多久，铸币的后果就接踵而至：过量供应的铜元大幅贬值，最高跌幅居然高达80%，与此前的货币供应紧缺一样，再度引发物价飞涨，而受害最深的依然是草根阶层――因为他们是使用铜元这种低面值货币的主力。
货币供应范文第2篇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推行市场，并且最终确立了建设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必然存在的现象，因此货币政策作为一个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受到我国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在实际中加以。我国的货币政策在过去和现在的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经济在良性轨道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如表1所示随着M2/GDP的不断增加，从1990年的82.64％增加到2003年的188.68％，表示我国的深化程度逐渐增强，为货币供应反映经济走势提供了良好基础。货币供应情况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当前经济状况和未来经济走势，货币供应量的调节是货币政策的一个核心之一。货币供应中各种口径的货币（M0，M1，M2）的供应量和结构状况是把握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一条有效。本文着重从货币的供应量和结构方面来分析我国的经济情况。
一、货币供应量变化与经济走势
自20世纪90年代始，的经济面临一系列国内外严峻的挑战，加上政府改革的逐渐深入，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这也是转型期经济运行的一个特点。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由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过程。根据货币需求创造货币供给的原理，货币量的多少代表的是社会购买力，表1是历年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情况，从图1的增长率变化图我们可以看出M0、 M1、M2货币供应量增长从91年到93年持续走高，这和我国当时出现的以“供给瓶颈”为主要特征的通货膨胀有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经济建设的高潮，因为我国当时刚刚摆脱计划经济的供给约束，这次释放出来的巨大的购买力和投资热情，使我国的很多投资品再次处于供给紧张状态，引起物价持续走高。货币供给量M1表示社会的当期购买力，在90～94年以年平均32.41％的速度递增，通货膨胀率由1990年的2.1％迅速攀升到1994年的21.7％。之后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采取了一些经济和行政手段，抑制投资增长，限制贷款。如图4所示，贷款增长率由90年的27.39％下降到94年的17.38％，商业贷款由90年的20.80%降到94年的11.60％，仅93～94一年工商业贷款下降了7个百分点左右，足见政府调控力度之大，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这次调控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主，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巨大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行产生很大损害，但最终通货膨胀受到抑制。1996年通货膨胀率下降到6.1％，但这次调控不当为以后的经济紧缩埋下隐患，不久由于内外因素的冲击，导致中国经济内在需求不足，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物价持续走低，产生了通货紧缩。
货币供应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货币供应；其他金融性公司；表外业务；国际收支
一、研究背景
传统的货币供应理论认为，货币来自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对基础货币的调控是货币供应的源泉，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创造了存款货币[1]。因此，银行（对非金融部门）信贷是货币供应的一条重要渠道。近十年来，我国国际收支的持续、大额顺差使中国人民银行被迫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导致货币供应的“超发”。对此众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如宁咏和孙伯银分别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从外部经济层面说明我国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2-3]；黄瑞玲和黄忠平认为，我国近年持续出现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使储备资产被迫大幅增加[4]；杨丽在分析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巨额的双顺差，促使以外汇占款形式供应的货币量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过度依赖于外汇占款的形式削弱了中国人民银行相机选择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5]。因此，国际收支不平衡所带来的净国外资产也是当前我国货币供应的另一条重要渠道。
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和净国外资产渠道形成的货币供应是我国货币供应的主要渠道，截至2010年11月末，这两条渠道对广义货币供应的贡献度约为73%和31%①。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货币供应的渠道，或者说是否存在一些规模还不大、效应还不显著的“隐性”货币供应？答案是肯定的，除了以上两条货币供应的主渠道外，还有以下“潜在”的、容易被“遗忘”的货币供应渠道：从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的表内看，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和存款性公司对政府的净债权与货币供应量构成对偶关系，两者的增减变化都将形成货币供应的投放或回收；从资产负债表的表外看，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创新和发展能够改变资金的流向和结构，对主体的货币供应造成影响。可将这三条货币供应渠道分别称为其他金融公司渠道、财政收支渠道、表外业务渠道。对这些“隐性”货币供应渠道进行探讨，既能保证对货币供应研究的全面性，也体现了研究的前瞻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货币供应的其他金融公司渠道
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是存款性公司概览的资产项目，它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对其他金融公司的净债权和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从存款性公司概览的平衡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增加，货币供应增加，因此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也是货币供应形成的渠道。
（一）中国人民银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
人民银行对其他金融公司的净债权是人民银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减去人民银行对其的负债的差额。其中，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是人民银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发放的贷款、办理的再贴现以及持有的其他金融性公司发行的债券等；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负债是其他金融性公司为了缴存准备金，或用于清算结算、同业往来而存放于中央银行的存款，以及其他金融性公司购买持有的人民银行票据①。截至2010年11月末，人民银行的其他金融性公司存款余额855.53亿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约1.14万亿元，人民银行对其他金融公司的净债权约1.05万亿元，约占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的1.5%②。
从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看，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与作为人民银行负债项目的储备货币形成对偶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增加，基础货币相应增加，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货币供应量倍数扩张；反之，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减少，基础货币相应减少，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货币供应量倍数收缩。其具体创造机制是：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增加，人民银行资金净流入其他金融性公司，使它们的可用资金增加，这些新增资金或通过其金融业务的开展注入到社会公众手中，使企业或家庭的存款增加，从而供应新增货币；或通过同业往来注入到商业银行体系，提高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增强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从而也将形成新增的货币供应。当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减少，其他金融性公司的资金净流入人民银行，其可用资金减少，或导致其注入社会公众手中的货币减少，从而货币供应减少；或导致其他金融企业通过同业往来吸纳资金，商业银行体系的超额储备减少，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受到制约，从而减少货币供应。
（二）其它存款性公司对其它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
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是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与债务的差额。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主要体现在其他金融性公司通过同业拆借、回购等方式向其他存款性公司融入资金；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务则主要是其他金融性公司在其他存款性公司中的存款。截至2010年11月末，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约为1.80万亿元，负债约为4.76万亿元，净债权约为-2.96万亿元，即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小于对其的债务③。因此，其他金融性公司对其他存款性公司资金净存款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提高了其派生存款货币的能力。在这方面，它与非金融公司在银行的存款并无本质差别，因此这部分存款也构成了货币供应。
综上所述，人民银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债权相当于基础货币的投放，其他金融性公司在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净存款也构成了货币供应的一部分。因此，通过其他金融性公司资产负债的变化也形成了货币供应。
三、货币供应的财政收支渠道
货币供应的财政收支渠道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能够体现在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政府存款”和“对政府债权”。前者是由于人民银行履行经理国库职能，各级政府在人民银行财政专用账户上的财政性存款；后者是人民银行为实施货币调控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购买并持有的中央政府债券。二是不体现在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地方政府预算外存款。
（一）国库资金存量变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国库资金存量就是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存款的余额。国库资金包括所有财政预算（内）资金和部分已纳入国库管理的预算外资金，这些资金的收支过程都能从国库资金的变动情况得到体现。国库资金存量是某一时点上国库收入与支出的差额。国库收支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预算收支”，它的概念更大，包含的范围更广。国库收支不仅包括一般预算收支，还包括基金预算收支、债务预算收支和部分社保基金收支，因此在判断政府的财政行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时，国库资金存量的变动情况将是一个更为准确、全面的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库资金支出时，政府在人民银行的存款减少，基础货币投放增加，货币资金通过银行体系由政府部门流向私人部门（企业、个人），企业、家庭的存款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即国库资金的出库相当于货币的投放；国库资金收入时，政府在央行的存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减少，货币资金通过银行体系由私人部门流向政府部门，企业、家庭的存款减少，货币供应量减少，即国库资金的入库相当于货币的回收；国库收支基本平衡时，财政政策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行的委托金库制下，人民银行只是经理国库，并无权决定国库资金的缴存和支出。因此，就国库收支这一货币供应渠道而言，人民银行难以主动地加以控制。从这一角度来说，货币供应的财政渠道是一个不由人民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供应呈现内生性。
（二）人民银行购买并持有的政府债券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人民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买入国债，形成人民银行对政府的债权。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主体是商业银行，人民银行向商业银行买入或回购国债时，人民银行投放出基础货币，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当人民银行向商业银行卖出或逆回购国债时，人民银行收回了基础货币，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减少，货币供应量减少。当前，我国财政状况良好，政府发行国债的目的并非用于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而主要是为了熨平财政收支的短期波动、减少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因而我国发行的国债整体规模较小，且多为短期国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买卖国债的公开市场操作也具有熨平短期货币供应波动的特征，其微调波动并引导预期的效应远大于其吞吐的基础货币，以此调控货币供应的效应。
（三）未纳入国库管理的财政预算外资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预算外资金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而收取、提取和安排使用的、未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各种财政性资金，如未纳入预算管理的各种行政性受费、政府从下属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集中的管理费及其他资金、用于乡（镇）政府开支的乡自筹（统筹）资金等。目前，中央政府的预算外资金已基本纳入国库管理，其资金变动得以在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动中体现，这些预算外资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与前述国库资金的影响相同。而地方各级政府的预算外资金尚有很大一部分未纳入国库管理，是未纳入国库管理的财政预算外资金的主要组成部分。
地方财政预算外资金由各级地方政府在商业银行的相关机构开立的财政专户中收付核算，其收支变动反映在“地方财政预算外存款”账户的余额变动上。与财政预算资金和纳入国库管理的财政预算外资金不同，地方财政预算外存款不必全额缴存人民银行。1998年，人民银行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对需缴存存款准备金的存款范围进行了调整，将财政预算外存款划为一般性存款，与企业、居民存款一样，实行部分准备金制度。即商业银行的财政预算外存款只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向人民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余下部分便成为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可以用于发放贷款，从而派生新的存款。因此，从商业银行角度，地方财政预算外存款增加，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能力增强；从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而言，尽管地方财政预算外存款并未纳入货币供应量统计，但其扮演的角色和企业、居民存款等一般性存款一样，本身也是货币供应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财政收支是货币供应的一条重要渠道。国库资金增减意味着社会资金流入或者流出国库，体现社会资金在人民银行国库与个人、商业银行、企业等微观主体之间进行转移，从而国库现金变化将直接影响企业、个人持有现金的余额、金融机构的准备金水平等货币变量，导致基础货币发生波动，最终将对货币供应量造成扰动。人民银行持有的政府债权是其对货币供应进行微调和引导公众预期，从而熨平货币供应短期波动的重要工具；地方财政预算外资金是商业银行可用资金的组成部分，也是货币供应量的一部分，其收支变化更是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人民银行在货币供应的财政渠道中呈现被动性，除了在买卖国债时，人民银行可以较为主动的作为外，国库资金和地方财政预算外资金都是人民银行不可控的外生变量，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重要性。
四、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渠道
表外业务的概念常与中间业务的概念相混淆，在很多货币银行学的教科书上也常将它们归并论述，并未做具体区分。在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中，情况复杂、千变万化、创新不断，所以无论是国内外监管和会计准则规定，还是银行同业实践，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具体涉及的品种、口径等还没有统一的规范。本文认为，商业银行是否可能承担资金损失风险是表外业务与其他中间业务的边界。由此可将表外业务定义为：表外业务是会产生或有债权/债务，银行将承担一定资金损失风险，在特定条件下可能转入表内的中间业务中的一个子集。
表外业务作为商业银行发展迅猛的重要业务种类，其必然带来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改变，影响到货币资金在社会公众中的流动与结构，从而引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相当于创造了“隐性”的货币供应。由于表外业务活动不列入银行资产负债表，因此表外业务所形成的货币供应并无法从基于资产负债核算的货币统计中得以体现。同时，现有的对货币供应具有调控效应的货币政策或监管要求也多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出发，对游离于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外的表外业务总是望尘莫及，难以有效调控，如准备金政策、利率政策、存贷比监管要求等都难以体现表外业务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当前，银行表外业务活动与货币供应量的联结点在于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具体而言，资本充足率是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率，而风险资产既包括表内风险资产，也包括表外风险资产①。实践中，计入资本充足率的表外业务大体可以分成三大类：一是信用风险类表外业务，主要包括信用证，保函，承兑汇票，海外代付，贷款承诺；二是以代客和自营衍生业务为主衍生产品类；三是具有潜在赔付风险的代客理财类产品。由此，通过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表外业务便真真切切地对货币供应产生了影响。具体来说，在保持资本充足率及资本总额不变的情况下，表外业务活动所形成的资产规模增加，或其风险状况恶化，将挤占表内风险资产增长的空间，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机能受到抑制。换句话说，表外业务的开展将对等地减少银行表内业务所创造的货币供应，从这个角度看，表外业务实际上也创造了相应的货币供应量。
表外业务种类繁多，创新不断，不同业务形成货币供应的机制不同，难以一一列举。下面以目前规模较大、发展较快的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理财业务具体说明银行表外业务渠道所形成的货币供应。
（一）银行承兑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是指由收款人或承兑申请人开出，并由其向开户银行申请，经银行承诺付款后，银行便负有到期无条件支付票款的责任。同时，在票据未到期之前，持票人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可通过贴现方式融资（商业银行可以转贴现或再贴现方式融入资金）或通过背书方式实现转让支付。由于银行承兑汇票有银行信用作为保证，同时由于可贴现、可背书、可转让而具有了极强的流动性，银行承兑汇票已成为一种被广为接受的支付手段。据统计，2009年全国实际支付的商业汇票累计96244.6亿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91061.44亿元，约占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的12.8%；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依据而托收的业务发生额累计74061.85亿元②。
银行承兑汇票由承兑银行承担最后付款的责任，法律关系上银行是第一责任人，出票人是第二责任人，实际上是银行将其信用出借给了承兑客户，并形成了承兑银行的无条件债务。因此，银行承兑汇票在开出之后和兑现之前的时间区间内，相当于承兑银行依据申请承兑客户的资金状况或信用状况而给予他的一种短期信用拆放。
作为银行重要的表外业务，银行承兑汇票的受理过程的不同阶段对传统的货币创造具有不同影响：一是银行对开票人的商业汇票进行承兑时，银行或有负债与风险资本占用增加，开票人的信用资产（信用货币）增加，银行在挤占了表内业务（贷款业务）资本占用的情况下，对开票人给予了短期信用拆放，形成了一笔信用货币。二是开票人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进行交易支付、背书转让时，信用货币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三是银行对持票人兑现票据金额时，整个银行体系派生出一笔新的存款。四是开票人归还银行票据金额时，这笔货币派生结束；若票据形成垫款，则银行表内资产增加，银行汇票承兑业务形成的货币供应才在表内显现。因此，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与流动资金贷款等银行短期贷款在本质上并无差异，该业务也形成了货币供应，只是这一货币供应比较“隐性”。
（二）银行理财业务
银行理财业务通常是指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为客户提供受托投资管理与增值服务。按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类口径，理财产品按投资标的分为债券及货币市场类、信托融资类（包括转让贷款类、新增信托贷款类、商业票据类等）、国内资本市场类、结构类、代客境外理财类、其他类。银行理财业务顺应国内金融环境与客户需求的变化，2004年以来得到迅猛发展。据统计，截至2009年末，国内银行个人理财产品余额9221亿元，公私合计近2万亿，已接近同期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2.67万亿），占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的2.8%。
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于企业或个人的存款，运用于各类理财产品对应的不同标的上。理财业务是否形成货币供应，因其投资标的不同而不同，债券及货币市场类和信托融资类理财产品具有比较明显的货币供应特征。以投资标的为信贷资产的理财产品为例，理财资金完成募集并投资于信贷资产时，与一般贷款业务一样，派生了一笔相应的存款，此时这类理财产品与传统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派生存款货币过程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因此，银行理财业务也形成了货币供应。
我国货币供应形成的渠道除传统的银行对非金融部门信贷渠道，以及近年来日益显著的净国外资产渠道外，还存在其他金融公司渠道、财政收支渠道和表外业务渠道。目前，通过这些渠道所形成的货币供应，规模还不显著，作用还比较“隐性”。随着我国金融结构的调整与金融创新发展，其他渠道所形成的货币供应将日益显著。因此，在调控好货币供应主要渠道的货币创造机制的同时，也应对潜在渠道保持关注。当前，应对原有的货币供应量统计进行修订，把上述渠道所形成的货币供应，如其他金融性公司在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存款、存放在商业银行的地方财政预算外存款、签发但未兑付的银行承兑汇票、部分银行理财产品等纳入到广义货币的统计中，以加强对这些货币供应的监测和分析。
参考文献
[1]曹龙骐.货币银行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38.
[2]宁咏.内生货币供给:假说与经验事实[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51-161.
[3]孙伯银.货币供给内生的逻辑[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161-166.
货币供应范文第4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经济增长
1 引言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从200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出现大幅滑坡,虽然我国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但经济目前还未进入强劲反弹的道路。从物价来看,2007年4月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不断攀升,2007年全年cpi指数上涨4.8%,2008年2月cpi指数高达8.7%,创历史新高。随后几个月cpi和ppi大幅回落,已连续数月为负值,截至2009年7月份cpi同比下降1.8% ppi降8.2%。同时货币供应量高位趋稳,2009年7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3万亿元,同比增长28.42%,增幅比上年末高10.6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低0.0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9.59万亿元,同比增长26.37%,比上月末高1.6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3.42万亿元,同比增长11.59%。同时我国对外依存度扩大,内外失衡,虚拟经济也在不断膨胀,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货币增长率上升虽然不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但有着密切联系,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迫使总需求的“主动增加”,尤其是促进了资产价格的上涨,然后传导到食品价格并引起通货膨胀,剧烈的通货膨胀就会对宏观经济形成极大的冲击,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2 西方关于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分析
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货币对经济不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不影响实际的经济变量,货币就是中性的,不然货币就是非中性的。但是西方经济学家对货币中性的理解在程度上也不完全一致。代表性观点有:(1)古典学派的货币中性论主张货币经济只不过是实物相互交换的实物经济,货币仅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启到媒介作用,对实际经济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2)威克塞尔货币非中性论,对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批判中引入了“自然利率”的概念,认为货币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主要是由于货币在资本形成和资本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非中性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在短期内影响就业、产出和收入等实质经济因素,而在长期内则影响价格。把利率作为货币与产出的枢纽,通过货币政策调节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主张货币通过两个方面影响实际经济:货币市场决定利率,再通过利率影响投资,从而影响总需求,导致总产量和总就业量的变化;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它与其他金融资产存在替代效应。(4)新古典主义的货币中性论认为,宏观经济总量的解释只是建立在单个人的最优化选择的基础上的。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等通过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原理,如市场出清、理性预期和只有实际变量才至关重要等应用于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得出了货币中性的结论。声称货币主义的短期和长期不是特别有用的,真正的区别是预期与未预期到的差别,正是由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能预期到系统的货币政策,货币对经济中的实物变量不产生影响,从而回到了货币数量论的货币中性的观点。
3 货币与经济关系计量分析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控制货币存量的增长率,使其按照一个或几个关键的经济变量的变化而同步连续地变化,货币当局就能提供一个可为经济稳定发展的货币背景。对此,本文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物价上涨率)与货币存量增长率之间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下面,我们选择1978-2008年间的m0供应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gdp 增长率(年度数据)作为我们实证的数据区间,根据货币数量论的相关理论,对我国的货币供应政策的稳定性进行计量考察。
(1) 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与供应量增长率相关性分析。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数据,应用统计计量分析软件eviews,得到了m0供应量增长率与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得出,m0和cpi的相关系数为0328686642237996,m0和gdp的相关系数为035392280266161正如现代货币数量论和许多实证所验证的那样,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与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货币的长期周期性变动与相应的货币收入(或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变动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和稳定的。另外,根据它们之间的点线图,我们可以得出,m0增长率与gdp 增长率、m0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变化具有大致相似的同增同减的长期趋势,即它们具有长期的一致性。当然,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们相互之间的变动是否是即期还不明显,我们将在下文给出分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经济波动较大时一定伴随着货币供应量的较大的波动。
(2) m0供应量增长率、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运用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我们可得如下检验结果。对于通货膨胀不是货币供应量granger 原因的原假设,拒绝它而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 0.80471,表明通货膨胀不是m0 增长率granger 原因的概率较大,不能拒绝原假设。而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只有 0.01037,表明我们至少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认为m0增长率是通货膨胀的granger 成因。对于gdp 增长率与m0 增长率之间的granger 因果关系,我们得不出类似的结论。
(3) m2 供应量增长率、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回归分析。由上面的相关分析和因果关系分析,我们可以很有理由地运用货币供应量的两因素模型对三者进行回归分析。由此,我们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cpi =94.87505(8.602099)+
37.59689 m0(-1)(8.692193) +
16.14602 m0(-2)(8.603579)+
7.041960 m0(-3)
r=0.533619 f=9.153363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检验,并且整个方程的f 检验也是显著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对于物价水平的波动具有显著地影响。另外,我们也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gdp =0.097290+0.068918 m0(-1)(0.045173)+
-0.030353 m0(-2)(0.045646) +
-0.053743 m0(-3) (0.045180)
r=0.147209 f=1.380957
它的回归系数的t值不显著,方程也不显著。这说明,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
4 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合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和我们上面的计量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同时,货币总量的变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而经济变动受到货币变动影响的关系相对来说是很稳定的。因此,当货币存量的增长率存在明显波动时,必然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波动。1978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基本上遵循着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政策主张。然而,由于经济的大幅度增长,投资的狂热和相对无序,货币当局无法摸清经济运行的规律而又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导致了货币供应不连续、不平稳、无规律地变动。这种货币供应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经济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中期物价持续上涨和经济波动。如在1990-1996年间,我国的货币供应总量增长率平均都在25%以上,由此直接导致了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国的泡沫经济和平均10%以上的通货膨胀率,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危害。同样的原因也造成了1988年和1989年高通货膨胀(分别为18.5%和17.8%)和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恐慌。同时,由于对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缺乏考虑,货币政策造成经济波动的突发性反过来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的被动性,从而进一步造成了经济的不稳定。如1997年以来,我们虽然制止了高通货膨胀,却又陷入了持续的通货紧缩(1998、1999、2000年的物价上涨率分别为-2.6%、-3%、-15%),在某种程度上这不能说不是在治理通货膨胀时由货币政策的突发性造成的,目前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对以上分析结论,以及我国当前的实际经济背景,我们提出以下政策主张:
(1)根据经济的长期预期增长率来指导货币供应政策。由于长期的真实经济增长率是由实际的劳动力增长率、生产技术的发展速度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因此,为了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至于对长期经济发展冲击,引起经济的不稳定,我们就必须使货币总量的增长率紧跟真实经济的长期预期增长率,进行连续、平稳的供应货币。稳定的货币供应还会使一般公众建立起对货币政策的信任,使货币当局的政策在执行时更为有效和及时。
(2)货币政策应以稳定物价水平为目标。由于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当货币增长引起物价水平上涨后,公众预期价格将会持续上涨,投资者愿意投资,借款者愿意借款,这样就使利率不断上涨,经济趋于狂热,结果泡沫经济和危机就随之而来;反之,物价下跌后,公众相反的行为使利率不断下跌,最后也会使经济趋于崩溃,并且这种影响过程是逐渐的、长期的。因此,为了消除物价的恶性影响,盯住稳定的物价目标是可取的,而这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与推动物价涨跌间稳定的关系来达到这个目的,正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实证结果那样。
(3)加强货币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的主导地位。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富有弹性,财政政策对利率的缺乏弹性,使得财政政策相对货币政策来说是无效的。
因为财政政策只是对现存的货币总量进行再分配和使用,它排挤了“私人”投资而转为“政府”投资,这种投资的“乘数”效应会大大降低。而根据长期的真实经济增长率所确定的货币政策,当它与财政政策共同实施时,可产生繁荣的经济增长,这已有许多发达国家历史经验所证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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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货币供应量 时间序列 货币政策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全新的金融形式已经处于不可逆转的趋势。货币政策是国家管控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而货币供应量作为一国货币当局的中间目标，金融体系的任何变革都有可能引致其变化，进而对货币政策的操作及有效性产生影响。本文主要探讨互联网金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将互联网金融的影响数据化，更直观地反映新型金融变革对传统金融业的冲击。
二、文献综述
互联网金融在近些年来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涵盖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应用等多N领域。张军（2014）对互联网金融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总结了互联网金融的利弊以及其对传统金融业务的冲击。庞贞燕、王桓（2009）全面阐述了支付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提出支付体系运行有放大基础货币和提高货币乘数的倾向，并为促进增加货币供给提供了条件。Charles R.Bean（2004）研究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了金融不稳定性等因素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指出金融变革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十分显著。Mark M.Spiegel（2009）讨论了金融全球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认为金融全球化对货币政策存在“约束效应”。这些文献佐证了互联网金融带来的电子货币的膨胀对货币供应量存在重大影响，并实时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这些学者一般对互联网金融采取定性而非定量分析，直接研究互联网金融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较少。大多数学者主要从电子货币、支付体系发展角度考察互联网金融对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的影响，缺少实证分析。本文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运用时间序列模型，着重分析互联网金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三、货币乘数理论概述
本文以货币乘数理论为基础展开互联网金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研究。
模型如下：
■
M为货币供应量，B为基础货币，m为货币乘数，C为现金，D为存款货币，R为准备金。■为通货与存款比率，即现金漏损率，■为准备金率，由法定准备率rd和超额准备率e两者构成。
（一）货币乘数
m为货币乘数，是指商业银行通过创造存款货币功能产生派生存款的信用扩张倍数。本文采用以下货币乘数模型作为分析对象：
■（1）
M1代表狭义货币供应量，并有M1=M0+活期存款（M0为现金）。m1则为对应的狭义货币供应量的货币乘数。k、rd、re分别表示现金漏损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分别对k、rd、re求偏导数，并记θ=rd+re+k，则有：
■ （2）
■ （3）
由于rd+re
即货币乘数与现金漏损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均成反比。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影响货币乘数各因素中唯一可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的外生变量，较为稳定。
互联网金融带来便捷的电子货币，增加了公众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公众愿意放弃持有现金的意愿转而使用电子货币，从而现金漏损率下降，货币乘数增加。
从现金漏损率的下降来看，第三方支付替代率的提高使得商业银行资金周转的压力相对减轻，银行对库存现金的应急需求随之减少。而从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技术更新上看，电子化的货币使得银行头寸具有很高的流动性，为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头寸融资提供了便利。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将下降，货币乘数相应增加。
（二）基础货币
基础货币B为存款准备金与流通中的现金之和，即B=R+C。
由于受互联网金融影响而电子化的货币并没有改变基础货币的总量，只是改变了基础货币的构成，就货币乘数理论而言，基础货币实质上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三）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应量等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乘积，即M=m*B
货币供应量与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为正向关系。由于现金漏损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等会因货币电子化而下降，引致货币乘数的增加。在基础货币的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货币供应量会增加。
四、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
自2010年央行颁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后，第三方支付企业正式被纳入国家监管体系之下，我国第三方支付业务市场规模和结构逐步趋于成熟。因此，本文用第三方支付市场规模数据为代表研究互联网金融发展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选取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四季度的数据，以狭义货币供应量作为因变量，第三方支付替代率、现金漏损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自变量构建模型，揭示互联网金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1.因变量的选取。选取狭义货币供应量作为因变量。在2007年第一季度到2015年第四季度之间，我国的狭义货币供给量一直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在后期有轻微波动，2015年第四季度已到达400953.4亿元。
2.自变量的选取。一是第三方支付替代率。第三方支付替代率为第三方支付市场规模占狭义货币供应量的比率，第三方支付主要替代的正是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即M1。电子货币占狭义货币供应量比率的高低不仅代表我国电子货币的发展程度和水平，而且会对货币乘数的大小产生明显影响。截至2015年第四季度，第三方支付替代率已经达到8.84%。
二是现金漏损率。商业银行不用保留更多的准备金，不但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也减少了现金的漏损情况。2009年下半年至2015年第四季度，现金漏损率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始终在20%上下小幅变动。
三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选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自变量是因为其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本文采用的是中小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近些年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直维持在16.5%，到15年法定准备金率不断下降为13.5%。
四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相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更具可调性，对狭义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更为明显。2007年至2015年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以2%为基准进行了几次比较大幅度的波动，但波动的幅度逐渐减小。截至2015年第四季度，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2.1%。
（二）模型的建立
由于变量的对数变换不改变原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且能使数据的趋势线性化，也能消除时间序列之间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M1、k、E、rd和re取自然对数建立的回归模型为：
■ （1）
其中，c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平稳性检验
本文选取的数据符合时间序列，为了防止时间序列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先对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根据AIC、SC最小试颍选择滞后期，确定其单整阶数。
对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得表1。当序列ADF值小于5%临界值、P值小于0.05时，结果稳定。运行结果显示原数列存在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后，全部变量分别在1%、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为一阶单整序列I（1），符合数据平稳。
表1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
■
注：Y、X1、X2、X3、X4分别表示狭义货币量的自然对数、第三方支付替代率、现金漏损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表示一阶差分。
（四）协整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是平稳的，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对上述的单整时间序列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可知，LnY与LnX1、LnX2、LnX3、LnX4的趋势基本一致，即具有协整关系的可能。
将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除了LnX4的P值大于0.05，其余变量均符合5%显著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与狭义货币量之间并未存在显著的均衡关系，需要剔除变量。剔除之后，我们对剩下的变量再次回归，得到协整方程如下：
■（2）
其中，c为随机扰动项。
货币供应量与第三方支付替代率呈正比，与现金漏损率呈反比，与货币乘数理论一致，各变量的P值均小于0.05，说明在互联网金融下，自变量LnX1、LnX2和LnX3对因变量LnY影响显著。
从中提取出回归残差序列，发现残差始终围绕着0做上下波动，即存在着残差平稳的可能。为了确定残差的平稳性，对残差序列做ADF单位根检验，残差序列在一阶差分情况下的P值接近0，小于0.05，且序列ADF值为-6.42，小于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3.67，说明回归后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可以认为在剔除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后的回归方程中，4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狭义货币供应量与第三方支付替代率、现金漏损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五）误差修正模型
虽然协整检验能够得出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变量之间的动态趋势与具体的影响过程却难以得到。因此，本文为检测短期内各变量对长期均衡关系的偏离，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研究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加入回归残差序列ECM，与一阶差分序列DLnY、DLnX1、DLnX2、DLnX3做OLS回归得，所有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显著的。误差修正项-0.40ECM（-1）体现了对偏离度的纠正，-0.40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
误差修正方程如下：
■（3）
从上述误差修正协整方程可得：误差修正系数值为-0.40，表示每期40%的狭义货币供应量的实际值与长期均衡值差距得以调节。误差修正项对DLnY起正向作用。当DLnY负向偏离均衡时，误差修正项会通过正向拉动使其回到均衡状态。
（六）实证结果分析
第三方支付替代率E与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相关系数为0.11，说明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且P值为0.03。这说明以第三方支付为显著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对货币供应量存在着正向影响。第三方市场规模的增大，对货币供应量产生了正方向的规模效应。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深入，未来的第三方支付替代率必然处于逐渐增长的趋势，它也将带动狭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现金漏损率k与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相关系数为-0.56，说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且P值趋于0。互联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支付方式，使得现金漏损率下降。基于上文的理论分析也可知，现金漏损率的下降会使货币乘数变大，从而增加狭义货币供应量。现金漏损率在未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将会逐渐下降，这将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d与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相关系数为-0.07，说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且P值为0.03。法定存款准备金作为一个比较稳定的数值，受整体宏观形势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在互联网金融的影响下，虽然准备金需求大幅降低且需求的利率弹性下降，但无论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处于何种水平，需求仍大于零，所以准备金率依然是影响货币供应量的重要因素。由于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部分电子货币开始替代现金，日常支付也从单一现金型支付向多种形式支付转变，因此，逐渐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将会是未来货币政策调整的方向。
另外，由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P值并不显著，所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率re在实证过程中被剔除。说明各商业银行对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规定存在着极大的自由性，由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不同的商业银行面临着不同的风险，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因此，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与狭义货币供应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五、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在掌握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发展的现状之后，以第三方支付市场规模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型式开始渐渐融入到传统金融市场中。随之而来的现金漏损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货币流通速度、利率等多种要素的变化，使得调整货币供应量变得更为复杂。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不仅使得货币的流动性与层次结构发生变化，而且大幅加剧了货币供应计量的不确定因子。我们要通过研究互联网金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主动积极地调整货币政策，以期与互联网金融接轨，正面迎接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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