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诗范文第1篇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多媒体显示贾岛《寻隐者不遇》。教师提问：大家喜欢贾岛的这首诗吗？如果喜欢，请你说说喜欢的理由。学生回答（略）。这首诗短小精悍，很能体现中国诗歌虚实相生的特点。那么，中国诗到底有哪些特点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是怎样说的。（板书课题《谈中国诗》）

二、作者简介及背景资料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作品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学术著作《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本文发表于1945年12月，收入《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原稿为英文，是他1945年12月6日在上海对美国人的演讲，后译为中文。

三、整体感知，把握文意

请同学们带着以下这些问题自读课文

1.假如我是中国教授钱钟书，你们是美国人，我给各位讲中国诗，大家最想知道什么？

（教学预设：生：中国诗有什么特点。生：中国诗和美国诗有什么不同。）

2.作者论诗的根本立场是什么？

（教学预设：比较文学的立场）

3.哪些段落集中阐述了中国诗的特征？

（教学预设：第二段至倒数第二段）

4.作者的结论是什么？

（教学预设：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

四、合作探究，筛选信息

思考：作者谈中国诗，归纳了中国诗的哪些特点？

1.学生埋头阅读，圈圈点点。

（教学预设：大多数学生可以找出以下句子：①中国诗是早熟的；②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③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性；④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个别学生可以找出：⑤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

2.引导学生归纳，以上五条是从诗歌的发展、篇幅、语言、风格、内容五方面讲了中国诗的特点。

（1）没有史诗（早熟）?摇?摇?摇?摇?摇 诗的发展

（2）简短 诗的篇幅

（3）富于暗示 诗的语言

（4）笔力清淡，词气安和诗的风格

（5）社交诗多，宗教诗几乎没有诗的内容

3.你同意钱钟书先生的观点吗？他对中国诗特点的概括是否都准确？（教学生成）

生甲：我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中国诗也有很多篇幅很长的，譬如《离骚》《孔雀东南飞》《琵琶行》《长恨歌》等。

生乙：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有失偏颇。中国诗不一定都富于暗示性，有不少诗篇都是直抒胸臆的，譬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直接抒发了李白权贵的蔑视，表现了他傲岸不屈的精神；“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直接表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博大襟怀；

生丙：（补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则直接抒发了陈子昂怀才不遇、知音难觅的感伤。

生丁：我认为中国诗中有很多都是笔力沉重、风格豪放的，譬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笔力千钧，生动地表现了庐山瀑布的雄伟壮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更是神来之笔，把黄河一泻千里的磅礴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

生戊：（补充）“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用极为精练的语言描绘了大漠奇异的景观，创造了一种雄浑壮阔的意境；“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的《从军行》）则充分表现了边防将士生活环境的艰苦及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

教师小结：刚才大家的发言很踊跃，也很精彩。古人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们不能因为钱钟书先生是文化大家，就不敢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在学习上，我们尤其需要发扬这种质疑精神、创新精神。

五、鉴赏分析，品味语言

钱钟书先生曾说过：“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涌进来，城里的人想冲出去。人生、事业大抵如此。”他的语言往往幽默风趣，富有哲理。那么本文的语言是否具有这一特点呢？请找出你自己感兴趣的句子，谈谈你的理解或感受。（注意句不离篇）（讨论）

示例：

1.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的聪明。

理解：“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作者以此作喻，批评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系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往往脱离客观实际，没有坚实的基础，其结果必定影响艺术的健康发展。“聪明”是反语，“流毒无穷”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上述思想方法的危害。

2.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

理解：“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所从事的事情是微雕，以此来比喻中国诗人创作的诗歌之精练简短，将抽象的东西具体化了。

3.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清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

理解：“压得腰弯背断”是一种生活中的具体形象，这里用来比喻思想内容上的“厚重”，化抽象为具体，便于读者更好的理解。

4.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狂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

理解：用“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形容外国一些诗人的风格，以“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比喻中国诗歌的特点，既“新”且“准”，令人拍案叫绝。

5.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高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而增添了甜蜜。

理解：结尾这处比喻，点破了比较文学与研究者的关系，形象贴切，有情有理，拉近了演讲者与出门在外的美国士兵的距离，显得温馨亲切。

【课堂小结】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钱钟书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引用诗句时信手拈来，并在保证论述严谨周密的同时运用了大量比喻，使文章多姿多彩，幽默睿智，真不愧为“文化大家”！相信大家学习了他的这篇文章，一定受益匪浅，对中国诗歌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吧。也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发扬质疑创新的精神，在求知的路上不断开拓进取，勇攀高峰！

【布置作业】

1.联系课文，比较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和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急流》，说说它们的异同。

2.摘录文中富有哲理性的语句，并写一点心得体会。

3.课外阅读《围城》。

【板书设计】

《谈中国诗》 钱钟书

中国诗的特征：发展——没有史诗

篇幅——简短

语言——富于暗示

风格——笔力清淡，词气安和

内容——社交诗多，宗教诗几乎没有

语言特色——语言幽默诙谐，善用比喻，韵味深长

【教学反思】

1.本堂课贯彻了新课改自主、合作、探究的理念，自始至终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则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参与者。学生发言踊跃，课堂气氛活跃。

2.一堂优质课应体现教学预设与教学生成的辩证统一。教学预设是教学生成的前提，教学生成是教学预设的升华。没有预设的课堂常常是一盘散沙，没有生成的课堂往往是一潭死水。当我发现学生的思维不够活跃时，我及时调整了原有的教学思路，在讲完中国诗的特点后，顺势引导学生对钱钟书先生有关中国诗的观点进行质疑。这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学生探究的积极性，使得课堂教学别开生面。我个人认为这是本堂课最大的亮点，也是本堂课能获得本次“教学比武”一等奖的重要原因。

3.公开课不一定非要搞花架子，不一定讲得越多越好。我认为衡量一节公开课成败的标准，不是老师讲了多少，而是学生学了多少。老师讲得天花乱坠，学生可能收获甚少。与其蜻蜓点水式的面面俱到，不如重点把某一方面讲深，讲透。本堂课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我只把讲清中国诗的特点作为教学重点。

谈中国诗范文第2篇

 4月9日，由我校与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主办，湛江市作家协会、《湛江文学》编辑部协办的“中国新诗动态”座谈会在我校举行。刘海涛副校长出席了座谈会，与会的有中国《诗刊》社编委、著名诗歌理论家朱先树编审，中国《诗刊》社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志强先生等，还有在“春天送你一首诗”诗歌征文比赛中获奖的湛江诗人戚伟明、黄钺、何腾江，以及《湛江文学》主编、湛江作协副主席梁永利先生。此次活动是我校纪念“百年师范”系列活动之一。

会上，朱先树先生从“诗的感觉”切入，谈了历代著名诗人的诗情及诗与诗人间的故事，以此论述诗人是如何从生活中获得诗意，寻找诗的感觉的。接着，他还谈了现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情况，讲述了一些著名诗人的创作情况，以漫谈的方式向大家展示了当代中国新诗的动态。最后，他还谈了自己的创作感受。

李志强先生对我们校园的小诗人们寄予厚望。《诗刊》已在每期的下半月刊辟出校园专版，培养新生诗人的力量。他还鼓励同学们说：“不会写诗不要紧，我们也并不是说要每个人都成为诗人，但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从生活中发现诗意和体验诗美。”

最后，刘海涛副校长为这次座谈会做了总结，并鼓励同学们学会从生活中获得诗美的体验，在文学欣赏中培养自己的人文素养和创新能力。

谈中国诗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所以特别重视发挥语言的诗性，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刘勰《文心雕龙》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这两句话可以说最简明扼要地概况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特征：简约性、象征性、音乐性、画意性。

 

中国传统诗论和传统哲学爱讲“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思想否认或怀疑语言的表达能力。其实，“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恰恰是重视诗的语言之不同于一般非诗的语言之区别的表现，恰恰说明了诗的语言乃是以说出的东西，即“有尽之言”暗示出未说出的“无穷之意”。如果语言根本不能表意，那还有什么诗的艺术可言呢?中国古典诗的水平之高下，主要不在于说出的东西，而在于说出的言词对未说出的东西所启发、所想象的空间之广度和深度。中国古典诗的语言所具有的上述基本特征，兹作如下论述。 

 

一、言约旨远 

 

诗的语言不能像平常说话或科学的逻辑论证那样铺陈展开，它要求用尽量少的语言表达尽量多的内涵，所谓“言约旨远”(《世说新语》)，“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洪迈《容斋随笔》)，“语少而意广”(陈师道《后山诗话》)等等，说的都是这个意思。魏庆之所编《诗人玉屑》引述了《漫斋语录》中这样一段话：“诗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处……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几风雅；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易，此诗人之难也。”我们当然不必拘泥于这些比喻性的具体数字，也不必认为从四言诗到五言诗到七言诗是一个距离“言约旨远”的水平愈来愈低下的过程。这段话无非指明了诗歌语言的一个特点：为了要含蓄不露，暗示较大的未说出的东西的空间，说出来的言词一定要量少而含金量大，否则，就成为无诗意的散文了。唐庚的《唐子西文录》称赞杜诗之含蓄深远说：“过岳阳楼，观杜子美诗，不过四十字尔，气象宏放，含蓄深远，殆与洞庭争雄，所谓富哉言乎者……杜诗虽小而大……”“小”者，词量少之谓也；“大”者，含意深远之谓也。王力先生曾以杜甫《春日忆李白》中的两联为例具体说明了诗歌语言的这一特征：“诗词是最精练的语言，要在短短的几十个字中，表现出尺幅千里的画面，所以有许多句子的结构就非压缩不可。”例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中的两联：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若依散文的语法看，这四句话是不完整的，但是诗人的意思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李白的诗清新得像庾信的诗一样，俊逸得像鲍照的诗一样。当时杜甫在渭北（长安)，李白在江东，杜甫看见了暮云春树，触景生情，就引起了甜蜜的友谊的回忆来。这个意思不是很清楚了吗?假如增加一些字，反而令人感到是多余的了。 

但仅仅词量少并不足以暗示未说出的空间之深远，“言约”一条并不足以保证“旨远”。这说出的少量语言还必须具有更积极的特点，才能达到“旨远”的目标。 

 

二、象征性和暗喻性语言 

 

它以表示具体事物或具体实景的语言暗示(象征)深远的意境。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利科认为，“语言的神奇性正是在于：语言是利用象征的特性玩弄‘指明一隐藏’的双重方向的运动的魔术——语言在‘指明’时就包含了一种新的‘隐藏’，而在‘隐藏’时又包含了再次指明的可能性”利科这段话是就一般语言的特性而说的，至于诗的语言，我想当然更具这种象征性特色。中国古典诗中有以单个的语词为象征的，例如以松柏象征坚贞；也有以全诗为象征的，例如张九龄的《感遇》：“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佳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这就是以丹橘及其经冬不凋的具体形象，象征诗人高洁的品格，从而使读者理解诗人的内心生活。中国人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共同的传统背景，生活于一个古今一体的“共同体”中，所以即使是今人也能理解丹橘的品质，从而使古人张九龄的个体性的东西得到今人的理解和同情。

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国古典诗都以象征性和暗喻性语言见长，但象征性和暗喻性语言在中国古典诗中却是常见的现象，尽管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这种语言构成了中国古典诗的一个重要特色。黑格尔也曾提到，东方诗人爱用具体的图像和暗喻的方式使人兴起对所写对象之外的与其本身有联系的东西的兴趣，也就是说“把人引导到另一境域，即内容本身的显现或别的相近现象。黑格尔还以此作为诗与散文意识的区别：散文意识注重所写对象本身的特性以及对此对象的内容及其意义的精确、鲜明和可理解性；诗则注重形象及其所引发的背后与之有关联的领域，因此，人们可以用散文对诗做不同的解释。散文是凭知解力表述真理；诗是用形象显现真理。黑格尔对诗的这一特点及其与散文的区别的说明，对中国古典诗也有一定的意义，只是黑格尔从西方古典的概念哲学和西方古典美学的典型论出发，把诗所写的东西背后的境域或真理只理解为理念、概念、典型，而中国古典诗所暗喻的未说出的领域则主要不是抽象的理念、概念，而是具体的深远的意境。 

 

三、画意性语言 

 

上面已经谈到诗的语言应是表示具体事物或具体实景的形象性语言，这一点实际上已涉及画意性语言，但单纯形象还不等于就是画意。例如，前引张九龄的《感遇》虽然用的是形象性语言，但比较缺乏画意，而《终南别业》则是一首画意很浓的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四句诗，虽然是语言而非绘画中的线条、颜色和人物姿态，但这样的语言却具有触发人的想像和联想的特点，让鉴赏者在头脑中产生一幅“状溢目前”的生动画面，“状溢目前”在这里就是有线条、有颜色、有人物姿态之意。 

但是，这里所讲的画意性语言，并非指单纯描写景物的诗，而是指画意的背后还隐藏着深远的境界。王维的《终南别业》，就既是诗中有画，而又在画的背后隐蔽着一种悠然、空寂的境界。陶渊明的《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表面上是一首描写田园山水的单纯写景的诗，但仅仅这样来看待这首诗，则显然未能真正领略其诗意。这几句诗在描写“人境’的现实田园景物时，却隐蔽着语言文字所未说出的超现实的情趣和理想境界。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应是此意。也许我还可以在此再补上一句：“画外之画”，或许更能直接表达我的看法。中国古典诗中有不少描写景物、注重形似的好诗,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或诗论却更加崇尚画意与深远的境界相结合的诗，崇尚有神韵的诗，而不是崇尚单纯形似的诗。 

 

四、音乐性语言 

 

语言是有声音的，与音乐有共同之处，音乐．比起绘画来更接近语言，因此，诗的语言之具有音乐性也比它之具有画意要更为直接。诗的语言的画意性在于提供空间上同时并存的事物的外在形象，使语言所未说出而又暗指的精神境界更具鲜明性，但仅仅画意性语言还不足以表达时间上先后之承续，不足以暗指精神境界的节奏性，这就需要富有音乐性的语言。 

人与万物一体，息息相通，真正高远的精神境界也必然是这息息相通的整体之显现，它本身不但有画意，而且有节奏，有音乐性，它是回旋荡漾、波澜起伏、时而高扬、时而低沉的。因此，诗的语言也必然具有这种以节奏为基础的音乐性，从而使诗中已说出的语言能暗指未说出的深远境界的节奏和音乐性。黑格尔也曾说过，人的内心生活是回旋往复、震颤不停的，因此，音乐适合于表现内心生活的这一特点。“通过音乐来打动的就是最深刻的主体内心生活；音乐是心情的艺术，它直接针对着心情。”“音乐凭声音的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的发源地。所以音乐占领住意识，使意识不再和一种对象对立着。”即是说，在音乐里主客的差别消失了，达到了一种完全忘我的境地。中国古典诗所讲的四言二二、五言二三、七言四三的格律以及押韵、平仄、双声词、叠韵词等等都是诗的语言音乐性的表现，而且这种音乐性都是和诗的语言所暗示的意境、内心生活相配合的。例如崔灏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诗人吊古思乡之情悠悠久长，押十一尤的韵最为恰切，如用仄韵则显然不妥帖。反之，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首词用短促的入声韵，则正好表现其悲壮忠贞之情，如用平韵则不能与这种情感相配合。又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首句连叠七字，顿挫凄绝，仿佛可以听到诗人感情波澜起伏的心声。若非语言的音乐性效果，何能至此? 

 

参考文献：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一卷，台北1993年版. 

［2］王力：《诗词格律》，中华书局1962年版. 

［3］高宣扬：《李克尔的解释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谈中国诗范文第4篇

关键词：杜甫；爱国忧民；杜诗

一、杜甫的爱国忧民情结的形成

（一）环境因素

1.受家庭影响。杜甫是晋代名将杜预的后代，祖祖代代在朝为官，以儒家思想为主，希望利用儒家思想帮助君王实现统治人民的目的。在这种家庭当中，他的思想自小受到了极大影响，希望自己能够做官为君王效力。他的《进雕赋表》中有着明显表现，但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一人专制，因此那个时代的爱国就是对君王的无限效忠，杜甫自小受家庭影响，自然形成了爱国思想，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够做官。

杜甫在年轻时一心想着做官，将人生发展确定在辅佐君王方面，并没有深入了解百姓生活，因此形成其忧民情结的主要原因在其他方面。

2.时代与经历的影响。唐代读书人大多在年轻时游历祖国大好河川，不但可以增加自己的见识而且也可以积累知识，对外宣传自己，有利于自己今后的生活。杜甫在二十岁到二十九岁的期间也曾外出远游，使他增长了不少见识，对其以后的诗歌发展积累了丰富素材。

后来他来到了人民群众中间，其诗歌创作也自历史事实转变为对人民的同情与爱怜，进一步得到了发展。而在他流亡与游历当中，感受到祖国大好河山的美丽，因此其胸怀更加宽广，诗歌中的气势也增加了许多。

（二）内部因素

杜甫在诗歌方面有着巨大贡献，被后人称之为“诗圣”自然有着一定的道理，他从小就学习文章的写作，七岁时就可以写诗，年轻时外出远游，为他的诗歌创新积累了大量材料，有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绝句。自此可以看出诗人胸怀的宽广，有着这样的胸怀自然会联想到人民生活的困苦，随着与劳动人民接触的日益增多，他的眼光更加开阔，将国家、人民、自然有机融合在一起。

1.热爱自然。杜甫的诗不但描写一定的史实，而且也包括一些描写自然的诗。如“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其中生动描写了泰山的美丽景色。他还热爱着自然界中的动物，如鹰“何当击凡鸟”，燕“旅食惊双燕，衔泥入北堂”，鸭“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利用自己对动物的细致观察写出了生动的动物形象，如果心中没有爱，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2.热爱人民。早期的杜甫希望通过当官为君王效力，由于当时生活较为富裕，因此也体会不到劳动人民生活的困苦。经历“安史之乱”以后，他在自己的流亡中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深入接触了广大的劳动人民，了解了劳动人民生活的不易，产生了同情爱惜的想法，此时的诗大多表现了劳动人民生活的困苦，其中充满了同情。

战争是为了扩大疆土，但最终伤害最大的还是老百姓。杜甫笔下有着大量的人物，有老人、有儿童。他们当中有的为国家出力，死于战场；有的被征为民夫，离开家庭；有的在离别时伤感哭泣，为自己面临的不公平感到气愤。其中都是诗人真实心理感受的写照，都是对当时真实生活的反映，饱含丰富的感情。

3.热爱朋友。他对自己的亲人与朋友有着无限的爱。年轻时的李白、高适，后来的岑参、郑虔、严武，还在自己人生的最后遇到了苏涣，他都对友人一片真情。利用诗歌表达了朋友间的真挚感情，分离后又写出大量的伤感之诗。而以描写与李白友谊的诗歌最多。

二、杜甫描写了爱国忧民的大量诗篇

（一）以爱国情结为主的诗歌

没有战争的时候，他认为应该尽力辅佐君王，帮助其统治天下。发生战争后，应该帮助君王消灭叛乱军队。在发生“安史之乱”前，唐朝处于兴盛时期，此时杜甫以当官为主要人生目标，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真实写照。虽然杜甫是一名文人，但在“安史之乱”以后，他也不甘寂寞，经过自己的艰难奔走希望为皇上效力。但此时已经满身疾病，但还写出了“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这样效忠皇上的诗句。

在自己人生的最后时期，诗人虽然已经不能起床但还关心着国家大事。在他的文章中也大多包含了自己将希望寄托给家人的思想，如《莫相疑行》，描写了对当前朝廷腐败的忧虑，也有着对皇上的希望，“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在他送别严武时写道“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提出严武应该做官为朝廷效力。

（二）以忧民情结为主的诗歌

在他的《兵车行》当中，写出了征夫与家人离别时的凄惨场景，使人读来感觉到哭声就是身旁。皇上一味开展战争，但受伤的还是老百姓，他们离开自己的妻儿，家中生活困苦，但朝廷却在“急索租”，诗人在此写出了“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在战争中大量生灵死亡，又写出了“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让人读来感到心肠寸断，痛不欲生，也在其中看到了皇上的无情，其中充满了对人民的爱惜与同情。

“小别胜新婚”，但刚刚结婚的夫妻就要分别，丈夫就要奔赴战场，使人难免会感到忧伤与不安。但妻子还是“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为了让丈夫放心，强忍心中悲痛“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说道“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在此可以看出，虽然妻子对丈夫充满了爱怜之情但也感到无可奈何，老人看着新婚夫妻的离别，心中也充满了悲伤与无奈，“投杖出门去” “幸有牙齿存”；老太太悲伤过度，已经哭死在道路旁，虽然天寒地冻，但身上依然穿着单薄的衣服。虽然知识一旦离开将永无相见之日，但还是劝老伴多吃一点，读来让人泪如雨下。在《无家别》中，“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乡亲们都已经离开了家乡，都不知道相互间的生死，他所能看到的只有一只竖着毛的狐狸，但在这种情况下，县吏依然要求他当兵，他只能告别家中年迈的老娘，但老娘今后将如何生活，他都不得而知。

三、结论

总之，在杜甫的诗歌中表现了诗人热爱祖国与关怀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闻一多先生这样评价“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参考文献：

谈中国诗范文第5篇

作者简介：钱 超（1988―），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摘 要：中国现代诗歌从诞生开始到现在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九十年中正是一批又一批先锋诗人的努力，才使得中国新诗在变革中不断前进。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诗歌写作环境与历史背景的变化，出现了多次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诗歌事件。本文借助对于“先锋”的定义，从底层写作、本土化写作、口语化写作等三个诗歌写作倾向，及其包含的“底层诗歌写作”、“打工诗歌”、“草根诗歌”、“新古典主义”、“梨花体”、“下半身写作”等六次影响巨大的诗歌事件进行分析，去探索当下诗歌写作中的先锋，对他们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所作的贡献予以肯定，同时也对伪先锋现象进行分析批判。在对十年诗歌史进行总体性的发掘、批判与反思中，更加客观地看待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发展的现状，总结这十年诗歌史中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去探索中国现代诗歌可能的前进方向。

关键词：新世纪十年；先锋与先锋诗歌；伪先锋；批判与反思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2-0080-07

一、前 言

法国剧作家欧仁・尤奈斯库在著名的“论先锋派”演说中不无幽默地说道：“我打开《拉鲁斯词典》，查了‘先锋’这个词。我看到的‘先锋’是指‘一只武装力量――陆军、海军、或者空军――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只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1]他倾向于用“反对”、“决裂”这样的词来给先锋派下定义。他说：“当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自以为他们是适合时代的时候，反叛作家已经意识到要反对时代了。”[1]因此，论及先锋诗人，他们应该是整个诗歌队伍中的先头部队。他们或者不服从业已僵化的诗歌审美，或者不满于当下现实的压抑沉闷，用自己智性的诗行和笔触打破陈腐守旧的诗歌传统，引领着诗歌潮流的变化，为后来者开辟出崭新的诗歌天地。先锋诗人用自身的行动探索着诗歌的奥秘，从诗歌的形式、内容、语言材质等方面着手，或引种西方诗歌、或回溯本土经典、或移植横向艺术，不断扩充和延伸着诗歌的可能性。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打破当下诗歌常规，进行诗歌写作的诗人就是先锋诗人。“先锋”必须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它是引领大部队前进的先头兵。漫无目的进行的“创新”，为了“特立独行”而特立独行的先锋诗歌写作，为了引起“轰动效应”而进行的先锋诗歌尝试，甚至为了挤进诗歌史，占领一片“山头”而进行的先锋诗歌创作，都不是真正的“先锋”，只是“伪先锋”，那些诗歌也同样不具有任何“先锋性”。真正的先锋诗人，应当是诗歌祭坛上的献身者，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为人间带来“天火”，照亮诗歌的前进方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的写作环境和传播媒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给当下诗歌写作即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新世纪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以往无法比拟的成绩，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跨越式的提高，面对迎面而来的市场、商业、物质浪潮，诗人、诗歌写作显得手足无措。“文学的领地早已被物质的铁条分割完毕。用今天最流行的说话就是，文学就是新闻，文学就是市场，文学就是金钱和一次成功的拍卖，这样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潮在一时间泛滥成灾”[2]

。另一方面，网络作为诗歌传播媒介的介入，刺激着诗歌敏感的神经。这十年来，诗歌写作经历了bbs的出现，大量诗歌论坛的涌现，综合诗歌网站的诞生，网站专栏的登场，以及个人化博客写作的流行，加之网络传播的及时性、参与性、平等性，对当下诗歌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二者共同作用之下，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界出现了几种诗歌写作倾向，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系列诗歌事件和诗歌现象的分析，去发现这十年间引领中国诗歌发展的先锋诗人，去探知中国先锋诗歌的走向。

二、底层写作倾向

1. 底层诗歌的产生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贫富差距却逐渐扩大。中西部许多农民走出农村，前往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用市场经济冠冕堂皇的话说，这是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而他们却有一个孱弱的名字“农民工”，他们身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太多话语权，在许多方面受到不平等待遇。在这种情形下，深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以及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诗歌写作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呐喊，写出自己的心声，对现实社会中的不公平和非正义。对现实生活中的贫穷和苦难，或表现出深恶痛绝的反感之情，或对其进行深刻的批判，企图以人道主义精神唤醒整个社会以及当权者对于“底层”的关注。

2.底层诗歌写作

底层诗歌的写作出现与新世纪初十年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出现之初，它在两个方面具有先锋性：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为处在社会“底层”被压抑和奴役的大众挣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底层诗歌写作者在诗歌中注入了更多底层打工者的生命历程以及审美经验，打破了1980年代以来业已形成的知识分子写作和“纯文学”的观念，拓展了现代诗歌的宽度。审视这十年底层诗歌的发展，便是其不断壮大的过程，底层诗歌的的确确抢夺到了部分话语权，但其诗歌自身的诸多问题却在不断消弭其先锋性。首先，关于底层诗歌的创作主体，文艺批评家蒋述卓谈到：“底层意识是一个形象的概括，如果按照写作者分，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不是社会底层至少可以说是中等阶层或知识分子写作者体现出来的底层意识……；另一类则是本身就处于底层的写作者……体现出来的底层意识。”

[3］56

底层诗歌的写作者也就有两类：居于社会中层的诗歌写作者和居于社会底层的打工者。观察这十年的诗歌史，不难发现在这十年中，几乎所有诗歌选本、报刊媒体、诗歌奖项以及诗歌批评都越来越关注底层诗歌，这使其赢得了强大的话语权势，许多居于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便顺其自然地加入了底层诗歌这一洪流中。虽不能全然断言二者是因果关系，但亦不能否认在这些底层诗歌之中，有许多应时、应景之作，他们对于底层打工者生活的真实现状以及切身利益不甚了解，他们只是这一诗歌潮流的跟风者、尾随者。其次，关于底层诗歌的视野与意义。当前的底层诗歌着重描述底层人物的现实生存境遇，着重描写底层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无奈与挣扎，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情愫以及出于人性的厌恶、反感之情，但对于社会转型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苦难和贫穷仅仅予以了道德上的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反思造成底层人物悲剧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这导致了对‘底层’的‘历史性’的淡漠，实际上也抽空了‘底层诗歌写作’最尖锐的力量，那就是意识形态”[4]，这样一来也就丢失了底层诗歌的积极意义。在一个全球化、资本化盛行的年代里，底层诗歌写作者应当重复确认自身的审美经验和主体意识，坚持自身阶级立场用以激活社会批判的力量，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有效的介入，这一点在新世纪初，在仍处于“中国特色主义社会”转型期尤为重要。

3. 打工诗歌

打工诗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追溯其历史，它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在新世纪十年诗歌史里，打工诗歌是“炙手可热”的事物之一。作为一个诗潮，打工诗歌早就不具有先锋性了，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打工诗歌创作者之一的郑晓琼，非但受到民间青睐亦受到官方青睐，其诗歌写作确有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具有一切先锋诗人应具有的创新精神。艾略特曾经这样评述过象征派鼻祖波德莱尔：“他的确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但是由于他在本质上又是第一个反浪漫派的诗人，他只能像其他诗人一样利用已经存在的材料”[5]

。“冰和铁”的意象在浪漫主义诗歌中早已出现，然而在他的诗中“冰和铁”的内涵却不同于浪漫主义诗歌，他赋予了“冰和铁”崭新的象征意义，它是苦难，是厄运，是冷漠无情，但只有在拥抱这种残忍的时候才能获得生命中最大限度的快乐。同样中国诗歌在经历了抗战、建国、、以来，“钢”和“铁”成了力量、成了革命、成了“红色”事物的代名词。反观郑小琼的诗歌，在她的打工诗中也充满了“铁”这个意象，但她却并没有身陷于现代诗歌中业已形成的“铁”的藩篱，而是用“铁”作为她探寻诗歌前进方向的武器，赋予其新的意义，构建出自身独特的象征体系。“如果月光来自于四川/那么青春被回忆点亮，却熄灭在一周七天的流水线间/剩下的， 这些图纸, 铁, 金属制品，或者白色的/合格单，红色的次品，在白炽灯下，我还忍耐的孤独/与疼痛，在奔波中，它热烈而漫长”（《生活》），这是一个被“铁”包围着的痛苦而又孤独的世界；“把自己的骨头，灵魂，血肉，心跳分拆/成螺丝，胶片，塑料件，弹片，挂钩/它们组装，重合，贴上标签，把童年/拆成虚无的回忆，往事，心情。把梦想/拆成泪水，失望，把身体拆成疾病，爱情/把图纸拆成制品，工资，加班，欠薪，失眠/还有把立体的社会拆成平面的不幸，村庄，乡愁”（《拆》），这是一个被“铁”拆得粉碎的生活世界；“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保养的生活/在哪里，该这样开始，……”（《生活》）,这是一个被“铁”压抑的喘不过气来的世界。正如张清华评论的：“铁的冷硬、铁的板滞，铁作为工业化生存的象征……在表现‘工业时代的美学’方面，它可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铁是黑暗和秩序，也是心灵和命运。它统治着这个世界，这些血肉之躯的生命，让他们更显卑微、无力抗拒。”[6]

赋予“铁”完全不同于之前时代的新的意义，敢于打破前辈诗人对于铁这个意象的刻画，这便是郑晓琼打工诗歌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其先锋性所在，这一点对于当下模式化的写作具有警醒作用。

三、本土化写作倾向

1.当下诗歌写作中的中西对抗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说过：“亚洲所有的新文学同欧洲文学――同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的关系都比他们同本国旧文学的关系要密切的多”[7]

。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革命，催生了中国的现代文学，划清了其与古典文学的关系。西方诗歌和诗学资源像一个神话，一直困扰着中国现代诗歌，西方诗歌艺术的内容、形式、技巧甚至精神内核，都被中国现代诗歌模仿、吸收。一位位伟大卓越的西方诗人，一轮轮影响深远的西方诗潮，在不停地冲刷中国诗歌界敏感的神经。几乎所有中国现代诗人都能从西方找到对应谱系，而诗歌批评界的理论基础、批评模式也几乎是抛弃了传统诗歌批评后的舶来品。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否认西方诗歌和诗学资源对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作用，有意识地对西方诗歌进行借鉴、转移和创造性的转化肯定是必须的，但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必须具有“本土性”，而不是被西方传统“压抑的现代性”。新世纪以来中国力量逐渐增强，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崛起论已经无可否认。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必然应根植于当下，根植于时代的脉动，诗歌的时代精神应作为中国诗歌“现代性”建设的重要参照物，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力量介入“现代性”。同时，在国内的国学热和世界范围内孔子学院兴起的双重拉动下，“本土性”和“传统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诗歌界中的敏感者、先知者，也开始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重塑和改造，去重新激活现代汉语诗歌的创造力。这其中，李少君创作的“草根诗歌”和陈先发的“新古典写作”皆是对抗着抗全球化、西方化、公共化和观念化的诗歌写作，重提诗学传统，注重个人经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汉诗的纯正性，有效推动着现代诗歌的变革，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诗歌先锋，这个时代的诗歌英雄。

2.草根诗歌

“草根诗歌”由诗人、诗歌批评家李少君提出，他在《21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序言》中明确指出：“何为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我的理解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化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

[8]

。因此“草根性”可归纳为四个向度：本土性、传统性、经验性和个体性。“本土性”亦即“民族性”，而传统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显著特征。因此“本土性”、“传统性”即是强调民族的传统性。另一方面诗歌中的经验应作为个体的经验而存在，因此“经验性”和“个人性”即是强调个体的生命体验。2010年7月李少君的《草根集》正式出版发行，在这本诗集里他把自然当作庙堂、大地当作道场、山水当作导师、诗歌当作宗教，他像古人一样关注个体人格的获得以及自我的超越，在诗行中充满了他对世间和生活“个人性”的感受和喟叹。“树下，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你说你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间以一两声鸟鸣）/以及一祯家中小女的素描/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抒怀》），这首诗具体可感，充满古典情怀。古人喜寄情山水自然，触景生情，因此谈到理想，便会想到“为山立传，为水写史”这种宏大的情怀。而诗人只想起了恬静的日常生活，想起了流动的云、窗前的风景、自家小女以及院里的丝瓜树，这些才是生命里最真实最质朴的感动。古旧的意象：山、水、云、窗口、树、鸟鸣，在一些列动词：立、写、拍、画的串联下，重新获得了生机，像是一些古老的事物陈旧却辉煌，充分展现出一个当下诗人的生活现实和生命追求。还有诸如《南山吟》、《山中》、《碧玉》等诗篇，都能从中找到古典诗词的影子，李少君所作的正是在与古典传统接头的维度上去寻找汉诗新意。另外“个人性”在这本诗集中也有展现，“我小如一只蚂蚁”（《神降临的小站》）；“人心，柔弱如一根芦苇/被倾盆暴雨压垮了”（《暴雨》）；“人不可能高过它，一只鹤的高度”（《鄱阳湖边》）。这些都是节制了想象后，对诗人个体经验的再现。

3.新古典主义

另外一位也致力于此并积极推动汉语诗歌变革的诗人即是陈先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接续古典不应该是全然接受古典，完全沉浸于古典的神秘与深邃，沉醉于古诗的形式、技巧，使自身全然陶醉在古典的世界里，使诗歌不与当下生活产生任何联系。这样的诗歌必将丧失活力，并已有“前七子”、“后七子”的前车之鉴。陈先发的汉诗变革尝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便存有这样的问题，诗人好像是浸泡在古旧的酒坛中，沉醉于古典的精致、醇厚，而忘却了当下的生活，成了近乎无意义的写作。诗歌批评家杨庆祥对于这一现象严厉地批判道：“我想再强调一次，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经过近百年现代转型的当下中国，我们只能站在此时此地去想象和重构‘古典中国’，而不能本末倒置，让一个想象性的语言传统成为了吞噬当下生活的招魂术”[4］57

。对传统和经典，我们应当保持足够的距离去观察和反思，不应该完全跳入其中。从这种意义上说，陈先发先前的尝试是不足的，“先锋”的尝试无非有成功和失败两种结果，但真正的“先锋”从不会轻易放弃，而是在探索的道路上不断改进。陈先发近期的诗作，明显可以看到这些改变，对于古典意象和古典生活采取了一种转喻的手法，很好地与当下生活拼接，让人们看到纯正的“汉诗”应具有的品质。“摇滚乐中夹杂江南的丝竹。上帝不偏不倚/他掷骰子/而彩色的平民/吧台小姐说：塑料酬码可抵万金……谁没有过雪白的童年/谁不曾芒鞋踏破……”（《与顾宇罗亮在菲比酒吧夜撰》），把古典意象于当下生活片段进行拼接，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美感；“曾几何时。在你的鞍前马后/年青的你用轻旋/一笑，像描绘必须就简/或几乎不用//空宅子仍将开花/往复已无以定义/你还在那边的小石凳上/仍用当年旧报纸遮着脸”（《怀人》)，将古典的情怀融入当下的情感生活，细腻而精致；“‘我扶墙而立，体虚得像一座花园’/而花园，充斥着鸟笼子//涂抹他的不合时宜/始于对王维的反动/我特地剃了光头并保持/贪睡的习惯/以纪念变声期所受的山水与教育”（《中年读王维》），通过当下“读王维”这一行为，将古典的生活与当下的生活交融在一起，使人感受到传统与一位现代诗人的经验与命运并不如此遥远。另外近期诗人也致力于对《诗经》中《颂》这一文学样式进行全新的开发与探索，如《垮掉颂》、《披头颂》、《滑轮颂》、《卷柏颂》、《秋颂》、《活埋颂》、《稀粥颂》、《箜篌颂》等，不同于《颂》诗的内容与功用，也不具有《颂》诗缺乏形象性、韵律美，充斥空洞的说教，少用比和兴特点。他的这一系列写作借助《颂》的形式，赋予了其新的生命与意义，从当下生活出发，从古典传统的维度上寻找汉诗新意，这一探索充满新意与先锋意识同时也是极具挑战性的。

四、口语写作倾向

1.“口语”与诗歌写作

“口语”是日常生活用语，是书面语的对立面。口语诗歌，即是提倡用日常用语来进行诗歌创作。纵观90年诗歌史，不难发现 “口语”与现代诗歌的变革和“先锋性”关系密切。胡适那首广为人知的《蝴蝶》即是一首典型的口语诗，但她却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将中国诗歌引入了一个新纪元；“莽汉”李亚伟强调用日常口语来创作诗歌（甚至夹杂部分方言），要求把自己独立出来，写自己内心想说的语言、思想和观念，冲出了“今天” 把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跟个体的情感结合起来的“话语权势”；第三代的代表诗人韩东、于坚认为“诗到语言为止”，强调口语写作的重要性，追求世俗化、平民化的风格，打破了“朦胧诗”一统天下的格局，使中国现代诗歌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些先锋们积极尝试利用“口语”进行诗歌创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他们确实是推动现代诗歌发展与变革不可或缺的力量。“口语”诗歌的先锋在对“口语诗”长期探索之后，得出了其应具有的三个重要特征即“解构”、“民间”、“现场”。但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如此具有生机与创造力的“口语”却饱受批评与质疑。“诗歌语言经历了由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话语到普通大众的生活语言，由阳春白雪的雅语到下里巴人的俗语的迁移转变过程，是一个诗语不断俗化的过程――这里的俗，既是世俗之俗，也是通俗之俗，同时也是低俗之俗”[9]

，这是对新世纪十年口语诗歌发展的一个概括，口语诗歌不断地泛化、庸俗化，成了“伪解构”、“伪民间”、“伪现场”的代表，逐渐散失了在场感与历史意识。但这不单是部分诗人的问题，也与这个浮躁的社会相关，可以通过“梨花体”与“下半身写作”这两次与口语诗歌关系密切的诗歌事件，窥见一斑。

2. 梨花体

2006年9月，在网络、媒体、诗歌界共同作用之下，赵丽华的部分口语诗歌出现在大家眼前并引起轩然大波，一时之间各种“梨花教”、“梨花体”充斥网络，各种骂声、恶搞、争吵让整个文学界为之一震。在经过几年沉淀之后再来平静地审视赵丽华以及她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得更为深入。赵丽华有一些备受争议的诗：“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张无忌和赵敏接吻赵敏把张无忌的嘴唇给咬破了有关这一吻电视上处理的比较草率“（《张无忌》）。这些所谓的口语诗只是将一段话，敲敲回车键分成几行，完全消除现实与诗歌之间的距离，塞满了马尔库塞所说的“艺术与日常秩序之间的基本裂隙”，使得诗歌语言变得毫无张力。赵丽华这样一位颇有才气的诗人写出这样的“诗”确实令人费解。但仔细阅读赵丽华另外一些被称为“梨花体”的诗歌，我们将有所得。“我的侄子/刘又源/他5岁半/和另外一个孩子/出去玩了”（《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短短几十字出现的信息量却十分惊人，诗中出现了三个人物：“我”、侄子、另外一个孩子；同时出现了两个世界：大人的世界和孩子的世界；交代了一件事：侄子因寂寞去寻找他的玩伴，留下“我”孤独一人，它像我们展示了大人的世界与孩子的世界难以交流，但基于血缘关系，无论是孤独还是寂寞，都是爱的。“其实，树叶的翻动/只需很小的力/你非要看看/白杨叶子的背面/不错/它是银色的”（《我爱你爱到一半》），爱情其实如此脆弱，她可能仅因你小小的倔强便中途夭折，就像高速公路两旁的白杨，你总惊叹于他的坚实、伟岸，但一阵风过，他便露出苍白的底色，简单干净的句子，透露出的却是阅尽爱情的从容。赵丽华还是赵丽华，“梨花体”也还是“梨花体”，但带给我们却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她坚持诗歌写作的素朴化和淡雅化，通过真诚率直的语言还原抒发诗歌意象的纯净和轻盈”

[10]

，或许这就是原因所在。走在诗歌探索的道路上，作为诗歌写作的先行者，她从日常生活中拾掇素材，由女性独特的经验和视角出发，用“口语”进行的诗歌实验绝对不会全然的成功，对先锋诗歌的失败之处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包容的，应该提出批评意见，而不是一味的讽刺、挖苦、恶搞。

赵丽华的近作《磨刀霍霍》、《反目成仇》、《月光如水》，还有那被诗评家张清华评为“最像一幕微型戏剧的”[11]的

诗作――《当一只喜鹊爱上另一只喜鹊》等都显示出了她已在诗歌的探索道路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依旧是运用我们所熟悉的平素的日常语言，她却帮我们在约定俗成的现实面前，找到平俗事物里所蕴涵的诗性和美。

3.下半身写作

“下半身写作”，指的是一种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它以一种后现代消解的态度进行诗歌写作，颠覆了传统诗歌必须书写崇高的、形而上的观念，专以写下半身，也就是和性、身体有关的题材，诗歌的语言以“口语”为主，充满污秽、肮脏的黄段子。“下半身”是在民间写作压倒知识分子写作，并且逐渐有超越之势，并在民间大量写作口水诗的基础上诞生的。它的代表诗人有沈浩波、尹丽川、巫昂、徐江等人，其中沈浩波可谓“下半身”和“口水诗”的集大成者。“她一上车/我就盯住她了/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现在天真无邪/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一把好乳”《一把好乳》；“有一次/我的光棍叔叔/把隔壁王有才的老婆/就是那个长着两只肥胖的朱翠花/摁倒在我家门口的泥地上/使劲捏她的大”（《我们那儿的男女关系》）；“他猛扑上去/一把撕开/这可怜女人/的衣裳//天哪/他惨叫一声/又是一个平胸”（《犯》）。这些“诗歌”全然没有诗歌语言应有的美感，纯是在用的“口语”写作，把放在了第一位，裸地着诗歌读者的。沈浩波在“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沈浩波访谈录”中毫不遮掩地说道：“我们硬是刻意选了些很狠的诗来，选了一些可能会引起别人争议的诗来……那些诗在网上出来之后，那网上简直是铺天盖地在吵啊……然后我们再把网上的那些辱骂、攻击一并放到了杂志里，《下半身》创刊号就是这么出笼的，从操作上来说，应当说很成功”。这压根和诗歌无关，也和先锋性无关，“下半身写作”仅仅是想出名、想进入诗歌史的一种迎合市场需求的商业炒作。诗评家刘波对此种行为痛心疾首：“除了向下，还是向下。谁向下谁先锋；一人向下，全派光荣。谁向下最坚决，谁就是真先锋；谁能将向下进行到底，谁就先锋到死”[12]

。不容置喙真正的先锋应是那一株“俏也不争春”的寒梅，应当具有“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品质，沈浩波在这一诗歌事件中仅是一名“伪先锋”，一名耍小聪明的“伪诗人”。但沈浩波也绝非是一位没有一点才学的诗人，在他成名之后，我们观看他的诗作，以不复“下半身”的，而是有着深入灵魂的震撼。他的近作《蝴蝶》可谓是破茧而出，给当下诗坛一大震撼。《蝴蝶》这首超长诗作是复杂和多重的，诗人是在写自己，也是在写亲人们的历史；是在探寻自己的由来，也在写亲人们所处时代和世界；是在对于蝴蝶这一传统意象他在重新探索，也是在发现中国的诗歌传统还有多大的可塑性和容纳力。另外近期，沈浩波也在尝试将传统“大赋”与现代诗歌拼接，如《黑丝赋》、《死者赋》、《寡妇赋》、《玉兰赋》等，这些赋中依然有众多“下半身”的直接参与，但感受到的却不在是裸的，沈浩波巧妙地利用“赋”的铺陈与繁复，爽朗而又通透的特点，展现出现实世界中深藏不露的情思。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沈浩波的确具有一定的先锋性。

五、结 语

通过对新世纪十年中出现的底层写作、本土化写作、口语化写作等三个诗歌写作倾向，以及由此引发的“底层诗歌写作”、“打工诗歌”、“草根诗歌”、“新古典主义”、“梨花体”、“下半身写作”六次影响巨大的诗歌事件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梳理出十年来中国诗歌的发展脉络，同时能够也更加客观准确地看待这其中涌现出来的人和事。对于诗歌领域里真正敢于献身、乘风破浪引领中国现代诗歌不断发展的先锋诗人，我们诗歌界甚至全社会都应当给予肯定和鼓励；对于那些在市场经济年代里，只为出名、只为眼前利益而玩弄各种花样，散失诗人本分的伪先锋，我们也应当给予严厉的批评。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先锋在探索的过程中不一定总会成功，他们可能会犯下各种错误，也可能会误入迷途，对于此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宽容与谅解。在这十年中，产生了一些先锋诗人，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先锋诗歌，这对于当下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未来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中国现代诗歌经历了90年代的沉静与反思，在新世纪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这并不值得骄傲。在一个物化的年代里，已有太多事物侵蚀了诗歌本身，中国当下的诗歌写作中依然也存有大量的问题，这都是值得我们注意与改变的。因此诗人，尤其是先锋诗人应当时刻处在反思之中，在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要对存在的问题保持足够的警觉。诗人荷尔德林在《面包与酒》里的发问：“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诗人何为？”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在这样一个没有伟大的作品，只剩平庸的年代，“先锋派因而获得了保守的标志：对于艺术性对艺术里的精神的坚持。而这种保守，恰恰就是此时此地不向物化世界妥协的先锋性的充分体现。”[13]

中国的现代诗歌需要先锋，也呼唤先锋，带领我们走向绚烂多姿的精神高地。没有人能规定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路径，先锋即是多元，先锋即是自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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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邱正伦.以诗作证・序［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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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少君.21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序言［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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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清华.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9：260.

［12］吴道南.神性诗学――现代汉语神性写作及其流派史（初编）［M］.延安：孔夫子诗圣书局，2009：256.

［13］沈天鸿.现代史学形式与技巧30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236.

On Several Trends of Chinese Pioneers’ Poetry

Writing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Century

QIAN C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