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危机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提要：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主权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货币危机论文范文第2篇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鲍尔·克鲁格曼(PaulKrugman)，罗伯特·弗勒德(RobertP.Flood)和彼得·M.加伯(PeterM.Garber)。Krugman在其1979年发表的AmodelofBalance-of-PaymentsCrises一文中所构造的模型是关于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贝Flood和Garber则在1984年发表CollapsingExchange-RateRegimes，SomeLinearExamples一文，对Krugman提出的模型加以扩展与简化。这两篇文献是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代表作品。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假定政府为解决赤字问题会不顾外汇储备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会无限制抛出外汇直至消耗殆尽。该理论的基础在于当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这一丧失的累积将持续消耗政府外汇，在临界点时，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

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基本面(economicfundamentals)决定了货币对外价值稳定与否，决定了货币危机是否会爆发、何时爆发。当一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撑其固定汇率长期稳定时，该国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干预外汇市场的必然结果是外汇影子汇率与目标汇率发生持续的偏差，而这为外汇投机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国固定汇率制面临的问题源于为弥补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过度扩张的国内信贷。公共部门的赤字持续“货币化”，利息平价条件会诱使资本流出，导致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在储备减少到某一个临界点，投资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是获得资本收益)的考虑，会向该国货币发起投机冲击。由于一国的外汇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所剩余的外汇储备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将被投机者全部购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货币危机就此爆发。事实上，由于投机者的冲击，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的时间将早于政府主动放弃的时间，因此，社会成本会更大。字串6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表明，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汇率制度间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所谓的非道德行为，因而这类模型也被称为理性冲击模型(rationattackmodel)。

从该理论的模型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主张。例如，通过监测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可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经济运行，避免货币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其冲击强度。避免货币危机的有效方法是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从而维持民众对固定汇率制的信心。否则，投机活动将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调整政策，市场借此起到“惩罚”先前错误决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管制将扭曲市场信号，应该予以放弃。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主流代表人物是MauriceObstfeld、GerardoEsquivel和Felipelarrain。

第一代货币危机的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与实际偏离太大，对政府在内、外均衡的取舍与政策制定问题论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而且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可能并不是维持汇率稳定的充分条件，单纯依靠基本经济变量来预测与解释危机，显得单薄。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家开始从经济基本面没有出现持续恶化这一角度解释危机，并探讨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就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这一论有两个重要的假定：

1.在该捻论中，政府是主动的行为主体，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汇率制度的放弃是央行在“维持”和“放弃”之间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不一定是储备耗尽之后的结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卫固定汇率制，也会因某种原因弃守固定汇率制。当公众预期或怀疑政府将弃守固定汇率制时，保卫固定汇率制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2.引入博弈。在动态博奔过程中，央行和市场投资者的收益函数相互包合，双方均根据对方的行为或有关对方的信息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选择，而自身的这种修正又将影响对方的行为，因此经济字串4

可能存在一个循环过程，出现“多重均衡”。其特点在于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国经济基本面可能比较好，但是其中某些经济变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种种原因，公众发生观点、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众信心不足通过市场机制扩散，导致市场共振，危机自动实现。所以，这类理论模型也被称为“自我实现式”危机模型。这个典型代表是Obstfeld。在其ModelsofCurrrencyCriseswithSelf-FulfillingFeatures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博弈模型，以简洁明了的形式展示了动态博奔下自我实现危机模型的特点，并表现出其“多重均衡”性质。

以0bstfeld为首的一些学者在模型中仍然注重经济基本面，在其理论论述中勾勒出基本经济变量的中间地带。他们认为，在经济未进入该地带时，经济基本面决定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此时，危机完全不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而当经济处于这一中间地带时，主导因素就变成投资者的主观预期，危机是否爆发就不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能解释的。该理论认为问题主要仍然在于内外均衡的矛盾，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本可能会很高，政府的愿望与公众的预期偏离越大，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成本越高。因此，当公众产生不利于政府的预期时，投机者的行为将导致公众丧失信心从而使政府对固定汇率制的保卫失败，危机将提前到来。该理论认为，从这一角度而言，投机者的行为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对东道国的公众来说，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字串8

货币危机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提要：金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经济动荡的今天，金融业的风险与安全显得至关重要。

随着全球经济区域一体化加强，金融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部分，而这次美国次债危机，世界五大投行全面崩溃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更让人们意识到对待金融业风险与监管需要我们进行重新的认识与评估。

一、金融业风险与监管综述

所谓金融风险，一般是指金融资产预期价值或收益发生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风险和宏观经济的运行风险。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会使金融体系遭受破坏，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放大后的一种极端情况。

要保证市场经济的有效发展对市场实行宏观调控和监督是必要的。金融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对整个金融业实施的监督管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有其不完整性，这就需要政府或其他部门对市场参与者进行管理。换言之，所有的监管本质上都是对市场不完整性的一种补充、修正和完善；二是从金融的发展来看，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显著增强。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金融业务之间的界限被不断打破，金融的发展日趋国际化，金融资本不断扩张，与此同时，金融领域的风险也在急剧加大，因此通过监管来保证金融业的稳健运行是十分有必要的。各国无论采用哪一种监管组织体制，监管的具体目标基本是一致的：1、确保金融稳定安全防范金融风险；2、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3、增进金融体系的效率；4、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促进公平竞争。

二、金融风险环境因素分析

（一）宏观经济动态运行带来的金融风险

1、经济实体波动与经济周期带来的金融风险。在宏观层面上引起金融风险的原因很多，但实体经济以及实体投资仍是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揭示了生产过程的经济危机成因，阐明了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以及危机产生根源。马克思将货币危机分为两种形态：一是作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尖锐化这个特殊时期的货币危机；二是独立的货币危机。后者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我们主要讨论第一种形态的货币危机，马克思曾经做过这样的分析：“咋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包括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货币危机等）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成货币。但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马克思的这番论述实际上已经给我们一个结论性的观念，即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仍然是受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决定的。

2、虚拟资本运行与泡沫经济带来的金融风险。虚拟资本数量的急剧增长和经济虚拟化的发展，是经济高度发达、高度成熟的必然结果。其发展和繁荣是21世纪全球经济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而金融虚拟化同时也带来了世界金融系统金融风险的增大。很多金融工具最初的时候是规避和转移风险而产生的，然而一推向市场后，由于其特定的交易规则和市场制度，却极大地增加了整个金融业的系统风险。虚拟资本的运动不能如实、正确反映现实资本的运动变化，其变动幅度频率要远远大于现实资本，尤其是货币贬值泛化以来，经济虚拟化现象日益膨胀。虚拟资本的内在特征与运动规律决定了经济生活中泡沫化的形成与不断深化，在促进金融与经济活跃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金融风险的发生概率。

（二）主体非理性因素引发的金融危机——微观经济主体对金融风险的主观认识。任何经济活动都是有人参与的，而任何风险也都首先表现为人的风险，对主观的金融风险来说人更是风险主体的操纵者。现代金融活动错综复杂，每个金融从业人员所面临的问题都各具独特性，任何法律条文与规章制度都不可能详细到对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做出明确规定，并且不可能时时事事都有人监督管理，所以主观金融风险在金融系统中是普遍存在的。表现为：1、信贷企业负责人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沦丧；2、急需提高的金融业管理者的整体素质；3、缺乏监管的金融业管理者；4、整个社会的监管缺失。

三、控制金融业风险与监管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

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如1983年的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又称巴塞尔协定）和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这些规定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一致同意在规定时间内在十国集团实施。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鉴于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许多非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也自愿地遵守了巴塞尔协定和资本协议，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参与度高的国家。1997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问世是巴塞尔委员会历史上又一项重大事件。核心原则是由巴塞尔委员会与一些非十国集团国家联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普遍赞同，并已构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至此，虽然巴塞尔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监管国际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自从1988年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以来，一方面巴塞尔协议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银行业竞争规则和国际惯例，在加强银行业监管、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近年来，金融创新（经常采取规避资本充足规则方法）层出不穷，新的风险管理技术迅速发展，使巴塞尔协议日益显得乏力和过时。尤其是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而巴塞尔协议机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受到人们的责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第一次建议，决定修订1988年协议，以增强协议规则的风险敏感性。在考虑这些评论意见和征求国际银行界及其监管者建议的基础上，委员会于2001年1月16日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具体的新建议，再经过金融界激烈的讨论后巴塞尔委员会先后3次出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并与2006年6月26日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官方网站公布了新资本协议的底稿——《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新协议”将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自1993年巴塞尔委员会针对国际金融市场中越来越活跃的金融创新工具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做出修正案以来，市场交易风险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巴塞尔委员会2001年9月的最新决定，对运作风险要求全部资本由20%改为12%，而且还有一些技术上的调整，因此新巴塞尔协议实际上具有很严格的计算方法。

四、对我国金融业监管的启示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扩大与加深，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结束后，中国金融安全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一方面金融业开放步伐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程度会进一步加强，新的金融会得到快速催生，衍生金融业务会得到迅猛拓展；另一方面国内金融基础仍很脆弱，金融监管体系不够健全，金融高级人才十分短缺，金融风险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化解，为了保证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有效地运行，为了应对风险，加强管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建立严格的风险测量体系。为进一步加强风险的防范和管理，提高管理的效率，优化资源的配置，增加资本的收益，应将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建立量化的风险管理体系，这个体系的基础是风险测量的量化指标。第二，建立反应迅速、科学高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建立危机处理机制最基本的目标在于保证日常业务能正常运行，防止不利的突发事件对银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于崩溃瓦解。在目前市场日趋复杂的环境下，这些突发的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建立危机处理机制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这类突发意外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和影响力大小，并建立相应的危机处理机制。第三，建立以量化风险为基础的风险管理策略。在有了量化的风险值以后，风险值的平台也建立起来了，风险也能实时计算，在此基础上根据整个系统各个环节风险暴露的情况，制定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第四，完善风险管理流程。风险管理应该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发现风险、制定策略、监督执行的过程，涉及到各项业务、决策和操作程序；风险管理的流程体现各业务流程的风险控制。它的主要目标是要系统化、制度化，并且量化运营风险的管理。“新巴塞尔协议”也对运营风险的测量、管理、资本准备金做出了具体要求。第五，建立全面的风险信息报告系统。风险信息报告是及时地、清晰地、全面地了解风险的基础，报告的内容包括利润、总风险、净风险、风险资本、资本回报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通过风险报告，不仅可以发现风险集中分布的地方，评估风险的承受能力，而且可以根据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更有效、合理地评估绩效。

风险报告在提供大量的数字信息之后做出一个文字性的总结。好的风险报告首先需要的是“透明”，即各业务部门有责任及时而且无隐藏地提供有关风险的信息，这样，风险报告才能准确、全面地反应风险暴露的状况。其次，好的风险报告需要“一致”，即各种类风险的量值，需要真实地反映风险的大小，保证不同种类风险之间的可比性。

货币危机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提要：金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经济动荡的今天，金融业的风险与安全显得至关重要。

随着全球经济区域一体化加强，金融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部分，而这次美国次债危机，世界五大投行全面崩溃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更让人们意识到对待金融业风险与监管需要我们进行重新的认识与评估。

一、金融业风险与监管综述

所谓金融风险，一般是指金融资产预期价值或收益发生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风险和宏观经济的运行风险。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会使金融体系遭受破坏，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放大后的一种极端情况。

要保证市场经济的有效发展对市场实行宏观调控和监督是必要的。金融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对整个金融业实施的监督管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有其不完整性，这就需要政府或其他部门对市场参与者进行管理。换言之，所有的监管本质上都是对市场不完整性的一种补充、修正和完善；二是从金融的发展来看，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显著增强。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金融业务之间的界限被不断打破，金融的发展日趋国际化，金融资本不断扩张，与此同时，金融领域的风险也在急剧加大，因此通过监管来保证金融业的稳健运行是十分有必要的。各国无论采用哪一种监管组织体制，监管的具体目标基本是一致的：1、确保金融稳定安全防范金融风险；2、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3、增进金融体系的效率；4、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促进公平竞争。

二、金融风险环境因素分析

（一）宏观经济动态运行带来的金融风险

1、经济实体波动与经济周期带来的金融风险。在宏观层面上引起金融风险的原因很多，但实体经济以及实体投资仍是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揭示了生产过程的经济危机成因，阐明了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以及危机产生根源。马克思将货币危机分为两种形态：一是作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尖锐化这个特殊时期的货币危机；二是独立的货币危机。后者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我们主要讨论第一种形态的货币危机，马克思曾经做过这样的分析：“咋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包括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货币危机等）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成货币。但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马克思的这番论述实际上已经给我们一个结论性的观念，即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仍然是受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决定的。

2、虚拟资本运行与泡沫经济带来的金融风险。虚拟资本数量的急剧增长和经济虚拟化的发展，是经济高度发达、高度成熟的必然结果。其发展和繁荣是21世纪全球经济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而金融虚拟化同时也带来了世界金融系统金融风险的增大。很多金融工具最初的时候是规避和转移风险而产生的，然而一推向市场后，由于其特定的交易规则和市场制度，却极大地增加了整个金融业的系统风险。虚拟资本的运动不能如实、正确反映现实资本的运动变化，其变动幅度频率要远远大于现实资本，尤其是货币贬值泛化以来，经济虚拟化现象日益膨胀。虚拟资本的内在特征与运动规律决定了经济生活中泡沫化的形成与不断深化，在促进金融与经济活跃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金融风险的发生概率。

（二）主体非理性因素引发的金融危机——微观经济主体对金融风险的主观认识。任何经济活动都是有人参与的，而任何风险也都首先表现为人的风险，对主观的金融风险来说人更是风险主体的操纵者。现代金融活动错综复杂，每个金融从业人员所面临的问题都各具独特性，任何法律条文与规章制度都不可能详细到对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做出明确规定，并且不可能时时事事都有人监督管理，所以主观金融风险在金融系统中是普遍存在的。表现为：1、信贷企业负责人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沦丧；2、急需提高的金融业管理者的整体素质；3、缺乏监管的金融业管理者；4、整个社会的监管缺失。

三、控制金融业风险与监管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

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如1983年的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又称巴塞尔协定）和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这些规定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一致同意在规定时间内在十国集团实施。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鉴于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许多非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也自愿地遵守了巴塞尔协定和资本协议，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参与度高的国家。1997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问世是巴塞尔委员会历史上又一项重大事件。核心原则是由巴塞尔委员会与一些非十国集团国家联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普遍赞同，并已构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至此，虽然巴塞尔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监管国际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自从1988年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以来，一方面巴塞尔协议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银行业竞争规则和国际惯例，在加强银行业监管、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近年来，金融创新（经常采取规避资本充足规则方法）层出不穷，新的风险管理技术迅速发展，使巴塞尔协议日益显得乏力和过时。尤其是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而巴塞尔协议机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受到人们的责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第一次建议，决定修订1988年协议，以增强协议规则的风险敏感性。在考虑这些评论意见和征求国际银行界及其监管者建议的基础上，委员会于2001年1月16日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具体的新建议，再经过金融界激烈的讨论后巴塞尔委员会先后3次出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并与2006年6月26日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官方网站公布了新资本协议的底稿——《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新协议”将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自1993年巴塞尔委员会针对国际金融市场中越来越活跃的金融创新工具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做出修正案以来，市场交易风险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巴塞尔委员会2001年9月的最新决定，对运作风险要求全部资本由20%改为12%，而且还有一些技术上的调整，因此新巴塞尔协议实际上具有很严格的计算方法。

四、对我国金融业监管的启示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扩大与加深，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结束后，中国金融安全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一方面金融业开放步伐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程度会进一步加强，新的金融会得到快速催生，衍生金融业务会得到迅猛拓展；另一方面国内金融基础仍很脆弱，金融监管体系不够健全，金融高级人才十分短缺，金融风险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化解，为了保证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有效地运行，为了应对风险，加强管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建立严格的风险测量体系。为进一步加强风险的防范和管理，提高管理的效率，优化资源的配置，增加资本的收益，应将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建立量化的风险管理体系，这个体系的基础是风险测量的量化指标。第二，建立反应迅速、科学高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建立危机处理机制最基本的目标在于保证日常业务能正常运行，防止不利的突发事件对银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于崩溃瓦解。在目前市场日趋复杂的环境下，这些突发的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建立危机处理机制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这类突发意外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和影响力大小，并建立相应的危机处理机制。第三，建立以量化风险为基础的风险管理策略。在有了量化的风险值以后，风险值的平台也建立起来了，风险也能实时计算，在此基础上根据整个系统各个环节风险暴露的情况，制定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第四，完善风险管理流程。风险管理应该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发现风险、制定策略、监督执行的过程，涉及到各项业务、决策和操作程序；风险管理的流程体现各业务流程的风险控制。它的主要目标是要系统化、制度化，并且量化运营风险的管理。“新巴塞尔协议”也对运营风险的测量、管理、资本准备金做出了具体要求。第五，建立全面的风险信息报告系统。风险信息报告是及时地、清晰地、全面地了解风险的基础，报告的内容包括利润、总风险、净风险、风险资本、资本回报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通过风险报告，不仅可以发现风险集中分布的地方，评估风险的承受能力，而且可以根据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更有效、合理地评估绩效。

风险报告在提供大量的数字信息之后做出一个文字性的总结。好的风险报告首先需要的是“透明”，即各业务部门有责任及时而且无隐藏地提供有关风险的信息，这样，风险报告才能准确、全面地反应风险暴露的状况。其次，好的风险报告需要“一致”，即各种类风险的量值，需要真实地反映风险的大小，保证不同种类风险之间的可比性。

货币危机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提要：金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经济动荡的今天，金融业的风险与安全显得至关重要。

随着全球经济区域一体化加强，金融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部分，而这次美国次债危机，世界五大投行全面崩溃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更让人们意识到对待金融业风险与监管需要我们进行重新的认识与评估。

一、金融业风险与监管综述

所谓金融风险，一般是指金融资产预期价值或收益发生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风险和宏观经济的运行风险。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会使金融体系遭受破坏，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放大后的一种极端情况。

要保证市场经济的有效发展对市场实行宏观调控和监督是必要的。金融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对整个金融业实施的监督管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有其不完整性，这就需要政府或其他部门对市场参与者进行管理。换言之，所有的监管本质上都是对市场不完整性的一种补充、修正和完善；二是从金融的发展来看，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显著增强。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金融业务之间的界限被不断打破，金融的发展日趋国际化，金融资本不断扩张，与此同时，金融领域的风险也在急剧加大，因此通过监管来保证金融业的稳健运行是十分有必要的。各国无论采用哪一种监管组织体制，监管的具体目标基本是一致的：1、确保金融稳定安全防范金融风险；2、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3、增进金融体系的效率；4、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促进公平竞争。

二、金融风险环境因素分析

（一）宏观经济动态运行带来的金融风险

1、经济实体波动与经济周期带来的金融风险。在宏观层面上引起金融风险的原因很多，但实体经济以及实体投资仍是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揭示了生产过程的经济危机成因，阐明了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以及危机产生根源。马克思将货币危机分为两种形态：一是作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尖锐化这个特殊时期的货币危机；二是独立的货币危机。后者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我们主要讨论第一种形态的货币危机，马克思曾经做过这样的分析：“咋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包括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货币危机等）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成货币。但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马克思的这番论述实际上已经给我们一个结论性的观念，即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仍然是受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决定的。

2、虚拟资本运行与泡沫经济带来的金融风险。虚拟资本数量的急剧增长和经济虚拟化的发展，是经济高度发达、高度成熟的必然结果。其发展和繁荣是21世纪全球经济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而金融虚拟化同时也带来了世界金融系统金融风险的增大。很多金融工具最初的时候是规避和转移风险而产生的，然而一推向市场后，由于其特定的交易规则和市场制度，却极大地增加了整个金融业的系统风险。虚拟资本的运动不能如实、正确反映现实资本的运动变化，其变动幅度频率要远远大于现实资本，尤其是货币贬值泛化以来，经济虚拟化现象日益膨胀。虚拟资本的内在特征与运动规律决定了经济生活中泡沫化的形成与不断深化，在促进金融与经济活跃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金融风险的发生概率。

（二）主体非理性因素引发的金融危机——微观经济主体对金融风险的主观认识。任何经济活动都是有人参与的，而任何风险也都首先表现为人的风险，对主观的金融风险来说人更是风险主体的操纵者。现代金融活动错综复杂，每个金融从业人员所面临的问题都各具独特性，任何法律条文与规章制度都不可能详细到对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做出明确规定，并且不可能时时事事都有人监督管理，所以主观金融风险在金融系统中是普遍存在的。表现为：1、信贷企业负责人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沦丧；2、急需提高的金融业管理者的整体素质；3、缺乏监管的金融业管理者；4、整个社会的监管缺失。

三、控制金融业风险与监管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

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如1983年的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又称巴塞尔协定）和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这些规定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一致同意在规定时间内在十国集团实施。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鉴于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许多非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也自愿地遵守了巴塞尔协定和资本协议，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参与度高的国家。1997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问世是巴塞尔委员会历史上又一项重大事件。核心原则是由巴塞尔委员会与一些非十国集团国家联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普遍赞同，并已构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至此，虽然巴塞尔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监管国际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自从1988年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以来，一方面巴塞尔协议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银行业竞争规则和国际惯例，在加强银行业监管、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近年来，金融创新（经常采取规避资本充足规则方法）层出不穷，新的风险管理技术迅速发展，使巴塞尔协议日益显得乏力和过时。尤其是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而巴塞尔协议机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受到人们的责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第一次建议，决定修订1988年协议，以增强协议规则的风险敏感性。在考虑这些评论意见和征求国际银行界及其监管者建议的基础上，委员会于2001年1月16日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具体的新建议，再经过金融界激烈的讨论后巴塞尔委员会先后3次出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并与2006年6月26日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官方网站公布了新资本协议的底稿——《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新协议”将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自1993年巴塞尔委员会针对国际金融市场中越来越活跃的金融创新工具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做出修正案以来，市场交易风险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巴塞尔委员会2001年9月的最新决定，对运作风险要求全部资本由20%改为12%，而且还有一些技术上的调整，因此新巴塞尔协议实际上具有很严格的计算方法。

四、对我国金融业监管的启示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扩大与加深，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结束后，中国金融安全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一方面金融业开放步伐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程度会进一步加强，新的金融会得到快速催生，衍生金融业务会得到迅猛拓展；另一方面国内金融基础仍很脆弱，金融监管体系不够健全，金融高级人才十分短缺，金融风险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化解，为了保证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有效地运行，为了应对风险，加强管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建立严格的风险测量体系。为进一步加强风险的防范和管理，提高管理的效率，优化资源的配置，增加资本的收益，应将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建立量化的风险管理体系，这个体系的基础是风险测量的量化指标。第二，建立反应迅速、科学高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建立危机处理机制最基本的目标在于保证日常业务能正常运行，防止不利的突发事件对银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于崩溃瓦解。在目前市场日趋复杂的环境下，这些突发的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建立危机处理机制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这类突发意外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和影响力大小，并建立相应的危机处理机制。第三，建立以量化风险为基础的风险管理策略。在有了量化的风险值以后，风险值的平台也建立起来了，风险也能实时计算，在此基础上根据整个系统各个环节风险暴露的情况，制定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第四，完善风险管理流程。风险管理应该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发现风险、制定策略、监督执行的过程，涉及到各项业务、决策和操作程序；风险管理的流程体现各业务流程的风险控制。它的主要目标是要系统化、制度化，并且量化运营风险的管理。“新巴塞尔协议”也对运营风险的测量、管理、资本准备金做出了具体要求。第五，建立全面的风险信息报告系统。风险信息报告是及时地、清晰地、全面地了解风险的基础，报告的内容包括利润、总风险、净风险、风险资本、资本回报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通过风险报告，不仅可以发现风险集中分布的地方，评估风险的承受能力，而且可以根据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更有效、合理地评估绩效。

风险报告在提供大量的数字信息之后做出一个文字性的总结。好的风险报告首先需要的是“透明”，即各业务部门有责任及时而且无隐藏地提供有关风险的信息，这样，风险报告才能准确、全面地反应风险暴露的状况。其次，好的风险报告需要“一致”，即各种类风险的量值，需要真实地反映风险的大小，保证不同种类风险之间的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