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理论范文精选
货币政策理论范文第1篇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分析基础的不足
一直以来，欧洲经济运行结果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所以对加入货币区后单一货币政策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对称效应研究也采用了同样的理论基础。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单一货币政策产生的不对称效应，在欧洲各国不再拥有独立的汇率制度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更大的经济弹性——主要表现为工资物价的弹性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来实现。于是，对欧盟各国是否具备这些所谓的“调整机制”下的条件进行证明就成为许多国外学者研究的焦点内容。然而，大量的相关研究却没有明确得到欧洲国家能够通过较大的经济弹性来避免单一货币政策造成的空间不对称效应的结论，甚至有相当多的研究证据表明欧盟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
如何判断最优货币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1961年9月蒙代尔的开创性研究明确提出应该以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划分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但是早有学者指出这种标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就连蒙代尔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后来，麦金农、凯南、英格拉姆等一批经济学家在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判断标准，但是这些评判标准不仅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某些标准之间还有相互替代、彼此矛盾或存在交叉和因果关系以及内生性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整合与再发展。相关的评述在国内学者的文献中也屡见不鲜，所以笔者以为在最优货币区本身评判标准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仍以此作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问题的分析基础是不合适的。
其次，国外学者在通过最优货币区理论不能直接寻求到消除单一货币政策在成员国经济中不对称影响的机制的情况下，决定先验证经济结构差异是否是单一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差异的原因，然后再探索减少或消除这种差异的措施手段，像Carlino和Defina(1998)、Arnold(1999)和Guiso等(1999)都得出了同样的实证分析结果——经济结构差异确实导致了单一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差异。国内学者的结论也不例外。笔者认为各地区在要素禀赋上具有的自然差异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差异确实是货币政策产生不同区域影响的一个原因，但是正如后凯恩斯主义者指出的从地区经济结构差异角度挖掘导致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问题的原因是没有特殊研究价值的，因为任何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不是货币本身而是经济结构差异的问题的话，那么货币政策根本无需做任何事情，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研究的意义。
最后，从现实情况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与经济的结合程度越来越高，金融管制不断松动，创新成果日渐丰富，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表现越来越突出，已经有不少国内学者或者在理论著述中系统研究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机理，或者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而最优货币区理论明显地是建立在货币非中性、货币供给外生性的古典二分法的前提条件下，于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就被陷于“经济结构差异”中，而考察哪种地区经济结构能对货币量的变动做出及时、有效的反馈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笔者认为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还存在现实性和前提性不足。
二、国外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简单回顾
严格来说，现代货币政策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发挥作用的，尽管人们一直将研究热情放在了货币政策的数量、时间、政治等效应分析方面，但仍然有一些学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区域效应。Scott(1955)通过图示比较了不同行政地区(district)和不同组别银行的自由储备的时间变动，结果表明公开市场操作在从中心市场向周边其他地区传导的过程中存在重要的时滞现象。尽管当时Scott的文章本意并不是想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但是他的分析却开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先河，是最早证明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效应差异的文献。
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者们开始直接关注国家货币政策的区域作用差异，研究的焦点放在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会给区域真实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不过从实质上看，这些文献都是依据货币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来反映两大学派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因此这些文献中采用的分析方法都来自货币学派或新古典综合学派。其中，货币学派主要运用圣·路易斯方程的简约式模型进行研究，试图证明的是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和整个国家一样，其商业周期的波动也是由货币和货币政策直接导致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就是Beare(1976)的文章；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内容和成果更为丰富，有基于大型区域宏观模型的研究，试图证实货币政策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上，都是间接影响经济的，并且不同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的作用弹性存在差别，有关于区域利率差异的研究，着重分析引起区域利率差异的各种因素，还有关于区域信贷可得性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妨碍区域信贷市场正常运作的因素识别上。但是，这两个学派的研究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对现实解释能力的欠缺，以及它们采用的经验研究方法存在的诸多问题，最终使得1980年代以后它们都逐步为新的主流学派所代替。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尤其是欧洲中央银行的诞生，使得加入欧元区的各个国家不得不面对单一的货币政策，于是学者们纷纷挖掘出早期的相关研究文献，并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展开新的研究，从而促使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正如我们前面的论述，这样的研究在理论和现实中的说服力都在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正是新、后凯恩斯主义具有前沿性的研究，也是本文重点介绍的国外研究成果。
三、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新进展——新、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失去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结果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争论再次趋于白热化，理论界学派林立，难以达成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新凯恩斯主义者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家庭效用最大化假设以及理性预期假设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奠定微观基础，建立了不完全竞争论、市场协调时令论、劳动力市场理论、信贷配给理论等一系列更贴近现实经济活动的理论分析范式，从而再次证明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且在强调货币政策重要性的同时，从不完全信息模型开始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不对称效应，其研究焦点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信息如何导致区域间资本移动率下降，进而造成金融资源错误分配和产生区域信贷配给。
另一方面，以新剑桥学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后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早期的货币理论出发，在特别强调经济过程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指出经济过程是随着真实时间而不是逻辑时间演进的，制度环境以及其他经济条件的变化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在理论上不仅不存在经济运行会从不均衡状态返回到均衡状态的情况，而且实现预期均衡的说法也没有任何意义。基于这样的背景，后凯恩斯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货币金融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导致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原因。
1．新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区域影响的金融结构差异论。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条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实了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的作用，认为以银行为核心的信贷市场在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一个由多地区组成的国家来说必须要重视各地区的经济金融特征，因为当一个地区监督风险投机的成本高于其他地区时，国家的信贷市场就可能会沿着地区的行政区划而出现分割，从而促使地方银行成为当地借款人融资的主要来源，地方银行的经营健康状况并因此而直接关系到当地投资项目的融资能力。同时，银行考虑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效应的情况下，往往不再选择价格调整而是转向数量控制，最终形成的是配给均衡。
在这种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础的区域信贷配给观下，新凯恩斯主义者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的分析重点集中在金融结构方面，认为金融结构的地区差异才是导致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传导过程中的表现不同的根源。他们以不完全信息模型为分析前提，认为由于信贷市场存在区域分割性，地方银行拥有的财富一方面是其拓展贷款能力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也可为区域信贷配给的形成提供了解释。而地方银行与外部银行相比，对当地企业和其他借款人的情况更熟悉，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施资金监管，在当地的市场上也更具竞争力，因此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关于当地投资机会的信息，进而使得地方投资者也会更加依赖当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于是，不同地区的银行业发展状况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进而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2．货币内生前提下的后凯恩斯主义观点。后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突破了过去各学派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认为传统文献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要么关注经济结构，要么关注金融结构，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实际上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例如产业集中度往往会受到金融集中程度的促进，然而要强调这种关系，必须要打破传统经济系统的二元分析框架，即不能将经济再分割为货币和实体两部分，要承认货币是非中性的，进而建立货币供给内生前提。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确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的，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不可逆转的历史时间中，所有的决策都需要随着未来变成现在和现在成为过去而不断地加以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解决真实经济不确定性问题的一种制度设计，是连接现实和未来的桥梁，持有货币等于认可将来在资产上会有决定力量，经济主体在没有把握下做出的决策因而可以被推迟或解除，于是货币表现出显著的非中性特征，而且基于对货币供给全过程的考察，货币还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从而彻底否定了传统的二元论。
另一方面，后凯恩斯主义者发展了流动偏好论，认为流动偏好能够解释不同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从而将其推广至资产定价的一般理论，并指出流动偏好不仅仅是一种货币需求理论，还可以被视为货币供给理论。他们认为，在现代货币经济中，银行在货币供给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银行根据自身流动偏好的变化所进行的资产选择不仅会导致货币供应数量的变化，还会引起货币可得性与社会总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发生改变，因此必须重视银行资产和负债双方面的的流动偏好变动。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后凯恩斯主义者指出区域信贷配给出现差异并不仅仅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指出的金融系统(主要是银行)存在地区差别这一个原因导致的结果，而应该被看作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结果，其中包含了地区的所有部门，即当地的投资者、储蓄者和银行，这被后凯恩斯主义者称为“防御性融资行为”。沿着这一思路，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正确分析就应该考虑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偏好的地区空间差异以及货币政策可能对这些变量产生的影响，同时这两个变量的引入也意味着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不能受制于所谓的“不对称冲击”上，而是应该密切注意货币政策对金融行为的影响。
下图展示了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下的区域信贷供求产生机制。
首先，无论是地区银行还是国家银行，也不管它们的存款基础有多少，银行发展阶段将决定其扩大信贷规模的能力，即货币供给的内生程度。银行的发展阶段越高，银行体系越发达，受到自身存款基础的约束就越小，信用扩张的能力则越强。因此，银行系统处于发展早期的地区将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受到低储蓄或存款率的束缚。
其次，流动偏好在任何银行结构下都会对区域信贷的供求双方同时产生作用，即不仅影响银行对区域内发放贷款的意愿，也会影响储蓄者与借款者的行为。从银行的角度看，当区域内可观测到的风险较高或评估较困难时，流动偏好就会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而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银行的流动性偏好可能由地区收入增长率、地区经济的不稳定性等方面的预期和中央银行所创造的货币环境的预期效应两个因素所影响。从储蓄者的角度看，较高的流动偏好将鼓励储蓄者在其资产组合中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产，并可能会产生金融资源外流，从而降低该地区的信用创造和资金的可得性。资金外流是否会影响区域信贷的可得性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在不考虑银行区域存款基础时银行扩张其信贷的能力；二是这种区域资金外流对银行自身的流动性偏好的影响。不过，在资金外流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效应的源头可能在其他部门而不是金融部门。从投资者的角度看，高流动性偏好意味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预期低迷，以至于投资者不愿借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地区信贷需求。
这种信贷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使我们很难识别清楚是否有区域信贷缺口存在。所以，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偏好的区域差异可能使一些地区的信用创造能力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为此，后凯恩斯主义的学者也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例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SheilaA．Dow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撰写文章和出版书籍，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不对称的问题。她和该学派的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证实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明确存在，而且各地区信用的不稳定性不仅是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受到地区经济主体的金融行为因货币政策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影响。这进一步支持了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四、简单评价
总体来看，国外有关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研究在规范和经验研究两方面都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学派采用了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货币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区域不对称效应，而且对其中的原因分析都集中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货币主义者证明货币传导是主渠道，货币供应量对区域收入产生影响，进而通过各地区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表现出政策的区域影响差异；新古典凯恩斯学派突出强调利率传导渠道，证明利率存在地区差异，从而带来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效果不同，货币政策间接影响经济；最优货币区理论针对欧盟货币区同时对传统货币传导渠道和信用传导渠道在各成员国中的表现进行研究，并且在传导机制国别差异的研究之外增加了经济周期差异和经济冲击的不对称研究，但结果更支持货币传导渠道；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通过信贷配给理论下的信用传导渠道差异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并认为法律制度体系差异所造成的金融结构差异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后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虽然也注重的是信用传导机制，但无论从分析的基础前提看，还是从分析的内容和方法上，都与其他学派有很大的不同，得出的结论是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性偏好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差异是真正原因。
所以，国内学者沿袭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表现来研究区域效应的分析角度是正确的，但是从研究前沿看，不能再仅仅局限于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的研究，而应该结合我国现实情况，转向金融结构差异的研究角度，特别是导致银行信贷资金配给的区域性特征研究上，重视货币政策对银行、企业的金融行为的影响。这也是新、后凯恩斯主义两个学派同时强调的核心问题。但是，两派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别，在借鉴时要注意每个学派所持观点的前提和存在的局限性，要取其精华，不可照搬照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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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祝丹涛．最优货币区批判性评析［J］.世界经济，2005，(1)：17-34
货币政策理论范文第2篇
一、中国人民币政策的历史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从绝对由官方决定汇率过渡到名义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发展过程，其间经历了以下阶段：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当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19％，然而外汇短缺，外汇收入主要靠私营企业和海外汇进的侨汇，其中侨汇约占外汇收人的一半左右。由于当时物价变化，为了使创汇企业和依靠侨汇收入的人民不至于亏损和生活困难，政府以内外物价主要是国内物价为依据，不断调整人民币汇率。
从1953年至1972年：中国的经济状况波动很大，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比较简单。当时因为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政府实行了人民币盯住英镑的汇率制度。由于当时中国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较重要，人民币还实行了盯住卢布的汇率政策。这段时间人民币汇率的主要特点是盯住英镑和卢布的双重汇率制度。
从1973年至1980年：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币汇率却保持坚挺。当时国际上，一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一个是尼克松访华，前者结束了国际上主要货币固定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后者部分打开了中国的封闭的国际环境。相应地，人民币汇率也作了改变，改成了盯住一揽子货币。
从1981年至1984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阶段，在汇率制度安排上，人民币实行了复汇率制度，在官方公布的汇率之外，还实行了贸易内部结算价格。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1.5元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为1美元兑换2.8元人民币。
从1985年至1993年：外汇管理制度实行了改革，政府允许企业创汇按比例留成，多余外汇可以到官方的外汇调剂市场交易，因而在官方公布的汇率抄I、，又产生了人民币调剂汇率。人民币公布汇率和调剂汇率在这期间都不断地下调。这期间主要也是复汇率制度。
从1994年至今，中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确立了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最终目标。首先在继续对外汇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管制的同时，实行经常项目有条件的可兑换。1996年，中国接受国际货币组织第八条款，实现经常项目的安全可兑换。这期间，人民币汇率实行了名义上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没有什么波动，特别是自1997年后，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保持在8.27-8.28的位置。
二、人民币汇率定位的理论分析
面对有关中国人民币政策的各种争论，最需要论证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或高估，需要当局做出调整。对此，可以参考三种货币汇率理论：
1.购买力平价理论（TheTheoryofPurchasingPowerParity）。购买力平价理论，简称PPP理论，是西方汇率理论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其强调经常项目对汇率的决定作用，将商品、劳务的价格与汇率联系在一起。该理论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一卡塞尔1922年发表的《1914年以后的货币与外汇理论》中提出的，为当时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恢复汇率稳定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为后人进行新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进行的计算表明，人民币的币值被严重低估了。例如：世界银行曾经公布的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的2000年世界GDP汇总表中中国的经济总量是按实际汇率计算的四倍，这意味着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出的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大概为2：1.国际理论界长期的实证结果表明：购买力评价理论从长期来看是比较合适的，但在短期内是失效。因此，单纯的以购买力平价理论来论证人民币应该升值是不全面的。
2.实际均衡理论（TheTheoryofRealEquilibrium）。实际均衡理论是通过选择经济体实现经济基本均衡的一个时点，分析此后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通常选择相对生产力及价格水平变动趋势），从而确定经济体货币汇率相应变化以保持基本均衡的一种理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中国在五年前货币被合理定价，经济处于实际均衡点，鉴于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很低，同时生产力的增长远高于其它邻近国家，实际均衡理论就可以测算出人民币相对于区域内其它邻近国家的货币应该升值多少来保持其币值的合理定位和经济的基本均衡。从理论的严密性上来说，实际均衡理论在分析测算货币汇率变化时比购买力平价理论更加准确一些。
实际均衡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时非常成功，但是却不太适用于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在一些例如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中，由于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以及迅速的经济开放和结构调整使得确定一个历史基本均衡点及正确判断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动趋势这项工作很难操作，也使得实际均衡理论在不同均衡点对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测算结果往往会不一致。因此，实际均衡理论对人民币汇率定位的阐述也没能得到学术界的一致接受。
3.国际收支理论（TheTheoryofBalanceofPayment）。国际收支理论的理论基础，着眼于一国官方储备的变化，如果外汇当局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大量外汇，这就意味着外汇市场在当前价位上供大于求，也就是说该国货币的汇率被低估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经济学家更多地采用商品和服务贸易收支及中长期的资本流量两个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如果这两个指标长期显示盈余，货币就面临升值的压力，反之，则面临贬值的压力。
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已经连续六年保持着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顺差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净流人，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也显示在过去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100多亿美元增长到了3800多亿美元，尤其是在最近两、三个季度，官方储备在以每月平均增加90亿美元左右创纪录的速度增长，预示着人民币正经受着升值压力的考验。
三、国内政策环境及应对措施分析
当今世界上主要有三种汇率体制，即自由浮动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是自由浮动汇率。中国自1994年外汇改革以来，一直采用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被迫改为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具有明显的固定汇率的特征。无论是从长期的角度，还是短期的角度，人民币汇率都存在着升值的压力。从长期来看，这是中国经济持续走强的必然结果，但从短期来看，更多是体制性因素的作用，根源还在于现行汇率的体制。
按照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汇率理论上应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中央银行按前一营业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的加权平均汇率，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港币、日元的基准汇率。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买卖价可以在基准汇率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对港币和日元亦可以在1％的幅度内浮动。同时，中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会员制，由包括央行在内的342家中外金融机构组成，是一个金融机构之间调剂外汇头寸、买卖外汇的同业市场。
理论上而言，这个市场能够反映人民币和外币之间的供求关系。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严格的外汇管制压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外汇需求，而作为外汇业务的垄断者一中国银行在强制结售汇的制度安排下又只能把外汇卖给中央银行；第二，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的交易品种过少，买卖差价过低，会员的获利空间极为有限；第三，中央银行的过度干预进一步降低了市场活力和参与该市场的热情；第四，长期的习惯意识使外汇管理层更多地注重外汇储备，不注意清偿能力，偏好于货币储备，特别是官方储备，而不注重民间储备和基础性物资储备。这些体制性因素一方面强制性放大了外汇供给，另一方面又人为地缩小了外汇需求，增大了使用国际收支理论，对中国市场进行分析的难度。不难理解，人为地干扰外汇供求关系必然导致汇率偏离均衡价格，扭曲货币的真正市场价格，而扭曲的价格，又必然大大降低外汇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引发一系列的副作用。
货币的价格就是汇率，而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建立真正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实现市场有效均衡的汇率形成机制，应该说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改革这个问题上是做到了心中有数的。中国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领导认为在汇率实现充分浮动之前要做好三件事：一是比较充分地开放贸易经营，服务贸易相对开放；二是消除对资本项目的过度管制，市场真正发挥决定作用；三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顺利进行，主要问题初步得到解决，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得到实质提高。因为只有实现贸易自由化，经常项目下的外汇供求才能真实体现；进一步放松资本项目管制，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供求才能真实体现；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扩大汇率浮动的范围，真实供求关系下形成的货币价格才能避免出现扭曲的价格；国有银行的改革到位，才能不用避免开放外汇市场后由于汇率波动而引发的金融动荡。
四、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走向预测
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改革目标是十分明确，如果要真正实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制度，就必须建立一个真实反映供求关系的外汇市场，有一个实质性的汇率浮动范围。但对于一个新兴加转轨的、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无论是汇率本身的调整，还是汇率体制的改革节奏，都有一个时机的选择问题及成本问题。随着经济的日趋成熟，中国迟早会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自由浮动，但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的一系列问题，中国距离真正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鉴于其它国家的经验，市场分析人员对人民币汇率政策近期的走向做出了如下五种预测：
1.管理当局行政外汇市场，一次性调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然后继续保持对美元的盯住汇率制。
2.管理当局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停止所有的政策干预，采用自由浮动汇率，使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完全由市场因素来决定。
3.继续保持对美元的盯住汇率，并逐渐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增加汇率形成过程中的市场因素。
4.继续采用盯住汇率的方法，但转而盯住一揽子的世界主要货币。
5.继续保持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和汇率水平，官方不公开宣布任何重大的政策变动，但引入二系列边际性的措施减少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可以预见的是，经济政策的联系性和稳定性是中国的核心领导层在制订宏观决策时的一贯原则，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领域不可能例外，因此第一种和第二种做法近期在中国没有可能性。
由于目前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过高，压力过大，从稳定汇率的战略出发，中国政府不大可能在近期对汇率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现阶段应该更多倾向于一些边际性的调整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就是第五种做法。实际上，中国政府近年来已经将付诸了很多努力缓解人民币的失值压力，例如实行多年的企业强制结汇被改为自愿结汇；去年已经出台的Q皿政策和即将出台的QDU政策；放宽境内企业的境外投资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国内的融资；放宽个人换汇及国际汇兑等等。这些手段会有助于增加外汇需求，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使人民币汇率更接近真实的均衡价格，但汇率形成机制的核心问题尚须解决，因此第五种办法只是人民币汇率改革过程中的过渡手段。
货币政策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机制,政策框架
随着全球股市的迅速攀升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扬，人们对资产价格泡沫的担心不断加深，尤其对于我国当前所处的转型经济阶段而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空间十分有限，特别是在当前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资产价格的波动使货币政策操作面临更多的挑战。历史的经验也多次表明，任何一次证券市场的剧烈波动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因此，货币政策应当如何对资产价格波动作出反应以保持产出和物价稳定已成为货币当局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一、货币政策传导的理论回顾
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机理是货币当局通过确立政策目标并借助于一定的政策工具，在短期内影响价格水平、货币总量、汇率及名义产出，从而使经济部门根据名义变量的调整相应配置经济资源，因此，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可以按照货币政策传导的方式划分为不同的渠道，主要包括货币渠道、信贷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
货币渠道是货币传导机制理论中最早也是主要的理论，货币渠道又可区分为利率渠道、预期渠道和汇率渠道。利率渠道出自凯恩斯的IS-LM模型分析。［1］(257-269)该理论系统论证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导致利率下降，从而使投资上升，促使总需求和产出提高的传导机理。弗里德曼在批评传统货币数量论和凯恩斯货币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了预期利率、名义所得和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并将预期因素纳入到了货币传导分析之中，称之为预期效应，［2］该理论旨在证明货币政策的长期无效性，强化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的作用，并得到了理性预期学派的进一步理论支持。汇率渠道则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各国经济开放程度的逐渐提高应运而生，经由麦金农、奥伯斯菲尔德等人的研究，考察了一国货币政策对汇率从而对进出口的影响，以及其又以反作用的形式进一步影响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
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由威廉姆斯［3］(170)于1942年首倡，1951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对货币政策是否有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纽约储备银行工作的罗萨发表了《利率与中央银行》一文，极力倡导和详细论证了信用供应可能性理论，以后经美联储其他经济学家的推演、发展，复经《拉德克利夫报告》、托宾、斯科特等加以推崇采用之后，遂逐渐成为战后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新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普林斯顿大学伯南克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并以银行借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两种新的理论形式出现，［4］(97-116)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信贷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得出了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即使利率无显著变化，通过信贷渠道投资也会发生变化，从而最终使真实经济发生变化的共同结论。
资产价格渠道可以说是货币价格渠道的发展和一般化，与利率渠道相比，由于资产的多样化，资本市场调整的时间更短，因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更加迅速快捷。资产价格渠道又可分为投资效应渠道、财富效应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和居民流动性效应渠道四种途径。以托宾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运用资产组合调整理论［5］(462)来解释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托宾Q理论从资产价格结构调整角度揭示了当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时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并通过投资乘数作用进一步带动社会投资、消费和收入的增长。财富效应渠道是指随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或下跌，会引起居民财富存量的同步上升或下降，进而对其消费产生刺激或抑制作用。财富效应渠道的理论基础是弗兰克•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或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理论，由于居民消费行为受其一生全部可支配资源的限制，决定消费支出的不仅是当前的收入，而是消费者毕生的资财，因此，当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时，股票价格上升，居民的财富水平随之上升，从而促使其当期和未来的消费增加，并相应刺激总需求和产出的增长。资产负债表效应渠道又称为净财富渠道，也有学者将其归为信贷渠道进行考察和研究，由伯南克和格特勒［6］(759)在1995年提出。该理论认为，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借款人能够获得银行信用供给额度主要取决于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在通货膨胀预期不变的条件下，股价上升相应改善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从而使其能够从银行得到较多的贷款支持，由于可支配资金的增多，导致投资支出的增加和生产的扩大，从而引起最终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居民流动性效应渠道的理论基础是阿克洛夫的“次品理论”［7］(255-278)所揭示的信息非对称问题，由于耐用消费品属于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当消费者出现财务困难而将耐用消费品拿到市场销售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这些资产不易变现或折价变现，而同时其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则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而较少存在这样的问题。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股价的上升，预示着投资者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大幅升值，投资者对其出现财务困难的预期也将大大减弱，从而导致消费者永久性消费支出和住房消费支出的增加，由此拉动总需求和产出的扩大。
二、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反应的争辩
虽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资产价格对货币传导的影响和货币政策通过资产价格传导的机理都有广泛的认同，但对于中央银行是否应该对资产价格波动进行反应以及如何进行反应至今仍没有达成共识，争议最大的就是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资产价格进行反应以及如何确定反应的边界和力度。
不赞成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进行反应的立论依据主要是货币政策目标的单一性和政策操作的可行性。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将股票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的调控范围，实际上是增加了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由于目标之间会出现冲突，特别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选择常会面临“三元悖论”，就必然会使货币当局确定目标的优先次序，从而出现道德风险，影响到其它政策目标的实施。而同时，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相对于商品和服务价格而言更具有不确定性和高波动性，中央银行很难区分股票价格波动是由基本经济因素抑或是市场因素引起的。伯南克和格特勒认为中央银行对资产价格进行有效反应是建立在其能够确切判断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原因和泡沫崩溃的确切时间，而这两种情况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实现，伯南克和格特勒还构建了一个货币政策应对资产价格泡沫的BGG模型，验证了在考虑和不考虑股价两种情况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效果，证明了盯住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加剧物价与产出的波动程度。［8］(901-921)
赞成中央银行对资产价格进行反应的一方并不否认调控的难度，认为资产价格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基本因素引起的，受投资者行为影响的作用相当大，但正因为如此，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运行的关系非常弱，如果一旦价格泡沫破裂，所造成的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负面冲击将非常巨大，因此主张货币当局在泡沫之初即对其进行反应和调整，阻止泡沫的最终形成。在其理论体系中，把资产价格也作为所要维持的物价稳定的一部分而纳入总体价格水平的统计。曾经提出过著名的现金交易方程式的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就主张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应致力于稳定包含资产价格如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及生产、消费和服务价格在内的广义价格指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茵教授等人在《论通货膨胀的正确测量》一文中，也提出了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该考虑到更广范围内的物价指数。［9］191-205针对伯南克和格特勒两人的模拟实验结论，Cecchetti和Goodhart(2001)等经济学家通过实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对资产价格泡沫进行相应的反应会改善经济状况，［10］ShigenoriShiratsuka(1999)通过对日本80年代末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崩溃研究认为，当存在潜在的通胀压力时，对可能的资产价格泡沫做出反应，比通胀后或者泡沫显现后采取措施更为重要，这样才能实现“持续的物价稳定”。［11］
对于争论双方关注的一个焦点，也即金融资产价格是否反映了真实的市场价值，实际上等价于市场是否有效的命题。法玛（Fama，1970）在他的一篇经典论文《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和实证研究回顾》完整提出了一个有关EMH的理论框架，［12］(383-423)并建立了理性投资、随机交易和有效套利一系列理论假设，并将市场划分为强式、半强式和弱式三种类型。基本上，EMH认为股价会反映所有的信息，即使股价偏离基本价值，也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或对信息的理解差异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者获取信息越来越完全，而且能够凭借自己的学习正确理解相关的信息，因此股价在长期基本能够反映真实价值。但面对金融市场所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异象”，以EMH为代表的传统金融理论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这激起了许多学者对交易风险、偏好、信念的反思和修正，以人类心理对投资决策行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重新审视整体市场价格行为的行为金融学逐渐受到重视。这其中以丹尼尔•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所提出的著名的“预期理论”和“三类认知偏向”以及理查德•赛勒所提出的“心理帐户”概念和“行为生命周期假说”最具影响，通过行为金融学阵营中的经济学家，包括安德瑞•史莱弗、马修•拉宾、罗伯特•希勒和乔治•阿克洛夫等通过对心理偏差、羊群行为、正反馈交易等的一系列研究，不仅解释了金融市场的异象，而且还创建了行为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lioTheory）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BehavioralAssetPricingModel）来对金融资产价格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金融资产价格和真实资产价值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为政策当局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判断提供了理论依据。［13］(58-116)
货币政策传导的另一个难点就是传导的真实作用机理问题，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曾将其描述为一个黑箱，也表明了这一问题研究的难度。但从上述传导渠道的划分看，政策的执行必将沿着所能影响到的渠道共同发生作用，这就必然涉及到各个传导渠道之间的均衡问题。一般均衡理论1874年由瓦尔拉斯率先提出，主要考察了在各种经济产品和要素市场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大化行为在某些条件下能够导致需求和供给之间的数量均衡。阿罗—德布鲁依赖消费与生产集合都是凸集和每个经济主体都拥有一些由其它经济主体计值的资源两个假设，论证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托宾采用一般均衡的方法集中分析了各经济实体、经济部门以及总体经济本身的资本账户，专门论证了货币的均衡问题，对于货币政策能否以及如何影响总需求有很强的分析价值。通过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可以对家庭行为、企业行为、政府行为和银行行为相互之间的均衡反应关系进行全面的分析，考察货币传导各个渠道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关系，有助于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进行合理的把握。
如果说货币政策应该对金融资产价格进行反应，那么货币政策当局将会紧接着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那就是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如何反应的问题。由于金融资产价格是即时波动的，而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其基本的着眼点就是要维持长期的稳定，不可能要求它对金融资产价格的每一次波动作出反应。为此，就要首先确定货币政策调控的边界，也即要解决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容忍度问题。当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赞同把资产价格的波动产生对实体经济的损害作为调控边界来考察，但由于资产价格的波动到底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引起的还是由市场因素引起的难以区分，因此，学术界和货币政策当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和系统，仍处于一种起步阶段，但从主流的观点来看，主要体现在赞同对非经济基本因素造成的资产价格过度波动进行有效地控制，而这又回复到有效市场理论和对金融资产合理定价的研究上来。
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价格渠道及均衡框架构建
从货币政策是否应对资产价格进行反应的争论可以看出，持反对意见的观点只注重操作的可行性，忽视了资本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独到作用及其对宏观经济活动的重要影响，因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如果支持中央银行对金融资产价格实行干预，却又存在许多现实问题。首先，央行要调控金融资产价格，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是要准确判断资产的合理水平，从而才有可能在资产价格实际水平与其认定的合理水平出现过度偏离，以及资本市场泡沫过大或缩水严重时采取政策调控措施。其次，影响金融资产价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中央银行通常难以准确地辨别究竟是哪种力量主宰着当前的资产价格变动，这就决定了央行不可能阻止大多数情况下的短期股价波动，从而难以通过政策反应来稳定长期价格与产出。再次，在某些情况下，货币政策直接对股价等资产价格的异动做出反应，可能会产生有悖初衷的政策效果。
可见，中央银行应该综合两种观点进行考虑，将长期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而不盯住于资产价格一时的变化，但当股价等金融资产价格异动预示着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将面临资产价格波动的较大冲击时，央行则应当作出适应的政策反应。这样，中央银行既可以通过政策变动作用于资本市场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发挥资本市场的政策传导功能，同时又可使中央银行在政策操作上避免陷入两难境地，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具体实践看，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仍然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并且仅仅考虑了货币供给总量与一般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没有充分考虑股票市场发展对货币的需求。但股票市场的发展所带来的资金结构的变化和流动速度的不稳定已经影响到央行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和可测性，另一方面，股票市场发展对货币需求的冲击已经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效果。随着证券市场发展及其规模的扩大、投资品种完善与金融产品结构优化、证券市场功能的发挥，证券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因此，将以股票价格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的框架，根据金融市场走向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采取必要相机有效的调控行动，寻求证券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的有机协调已经成为货币政策完善的一种必然选择。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资产价格渠道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要根据资本市场的发展变化继续进行适当的适用性调整，以充分发挥资产价格的传导作用。
因此，作为货币政策制定者和金融决策当局，中央银行在推进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应尽快建立起与资本市场发展相适应的新的货币政策框架，有必要更加密切关注资产价格波动，高度关注资本市场发展和资产价格变化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有效边界，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根据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对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反应争论的焦点，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反应的研究可遵循以下研究思路，也即要解决如下两个重要问题和三个难点问题：
两个重要问题实际上是要解决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对传统货币政策操作所带来的挑战和中央银行是否应该改革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以及如何改革的问题，即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金融资产价格进行反应以及反应的边界和方式如何确定。对此，首先要对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价格渠道进行研究，了解该渠道各种传导效应的传导机理和影响关系，论证和检验货币政策能否通过该渠道对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进行影响，考察这种调控方式的调控效应是否优于传统政策手段，并要比较两种手段的运行成本，以此来解决中央银行是否应对金融资产价格进行反应的问题。其次是要在第一个问题的基础上确定货币政策调控的边界和调控的方式，这就需要对金融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的判断，设定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损害影响的底限，合理衡量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大小，结合我国当前金融发展的现状和货币政策传导的特征构建合理的货币政策框架和选择合理的传导工具。
三个难点问题实际上是针对货币政策是否要对金融资产价格进行反应争论的焦点而展开的，也可归结为货币政策操作的可行性问题。首先就是金融资产价格的高不确定性和高波动性，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的难度很大，中央银行很难区分股票价格波动是由基本经济因素抑或非基本因素引起的，这就需要结合一个阶段的股票市场特点，分析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和心理特征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大小，合理判断资产的真实价值，并选择适当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影响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其次就是货币传导的“黑箱”问题，由于政策的调控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传导，而各种渠道之间还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影响关系，有些互相促进加大政策的效果，有些则相互抵消减弱政策的效果，使得中央银行的政策调控很难确定适当的调控工具和调控力度，运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可以为此提供一个研究框架，但很难做到定量的分析。最后就是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调控的反应机制设定问题，货币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不仅取决于货币当局对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政策工具的合理选择和调控时机的合理把握，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被调控对象对货币政策预期反应的影响，实际上来自于货币当局和经济体的动态博弈，这就进一步要求中央银行能够综合这些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选择，设定对资产价格合理的反应机制。
根据以上对货币政策的研究思路，并针对当前我国股票市场的特征和货币政策的操作实践，中央银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政策操作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一是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已对货币政策的作用基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关注虚拟经济的变化，应尽快建立与资本市场相适应的新的货币政策框架，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虽然在当前金融资产价格还不能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调控目标，但应将其作为货币调控的辅助监测指标，纳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视野，央行应建立与金融资产价格监测相关的指标体系，并根据市场走向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实施必要的调控行动。
三是在货币政策的具体制定上，考虑多种传导渠道的均衡效应，综合发挥货币渠道、信贷渠道、外汇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的传导效果，通过各渠道之间各种效应的相互影响关系的系统分析，破解货币政策传导的“黑箱”，使货币政策操作更能有效针对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四是通过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综合考察，客观评价货币政策执行效果，通过对货币政策操作的修正和反馈，及时调整政策的执行方向和力度，使货币政策充分反映货币政策当局的操作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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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不对称
近些年来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外学者越来越关注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国内学者自2004年以来也开始关注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建立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上。笔者认为，无论从最优货币区理论本身来看，还是从我国货币经济水平的发展来看，运用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分析基础的不足
一直以来，欧洲经济运行结果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所以对加入货币区后单一货币政策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对称效应研究也采用了同样的理论基础。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单一货币政策产生的不对称效应，在欧洲各国不再拥有独立的汇率制度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更大的经济弹性——主要表现为工资物价的弹性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来实现。于是，对欧盟各国是否具备这些所谓的“调整机制”下的条件进行证明就成为许多国外学者研究的焦点内容。然而，大量的相关研究却没有明确得到欧洲国家能够通过较大的经济弹性来避免单一货币政策造成的空间不对称效应的结论，甚至有相当多的研究证据表明欧盟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
如何判断最优货币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1961年9月蒙代尔的开创性研究明确提出应该以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划分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但是早有学者指出这种标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就连蒙代尔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后来，麦金农、凯南、英格拉姆等一批经济学家在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判断标准，但是这些评判标准不仅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某些标准之间还有相互替代、彼此矛盾或存在交叉和因果关系以及内生性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整合与再发展。相关的评述在国内学者的文献中也屡见不鲜，所以笔者以为在最优货币区本身评判标准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仍以此作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问题的分析基础是不合适的。
其次，国外学者在通过最优货币区理论不能直接寻求到消除单一货币政策在成员国经济中不对称影响的机制的情况下，决定先验证经济结构差异是否是单一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差异的原因，然后再探索减少或消除这种差异的措施手段，像Carlino和Defina(1998)、Arnold(1999)和Guiso等(1999)都得出了同样的实证分析结果——经济结构差异确实导致了单一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差异。国内学者的结论也不例外。笔者认为各地区在要素禀赋上具有的自然差异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差异确实是货币政策产生不同区域影响的一个原因，但是正如后凯恩斯主义者指出的从地区经济结构差异角度挖掘导致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问题的原因是没有特殊研究价值的，因为任何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不是货币本身而是经济结构差异的问题的话，那么货币政策根本无需做任何事情，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研究的意义。
最后，从现实情况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与经济的结合程度越来越高，金融管制不断松动，创新成果日渐丰富，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表现越来越突出，已经有不少国内学者或者在理论著述中系统研究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机理，或者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而最优货币区理论明显地是建立在货币非中性、货币供给外生性的古典二分法的前提条件下，于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就被陷于“经济结构差异”中，而考察哪种地区经济结构能对货币量的变动做出及时、有效的反馈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笔者认为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还存在现实性和前提性不足。
二、国外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简单回顾
严格来说，现代货币政策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发挥作用的，尽管人们一直将研究热情放在了货币政策的数量、时间、政治等效应分析方面，但仍然有一些学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区域效应。Scott(1955)通过图示比较了不同行政地区(district)和不同组别银行的自由储备的时间变动，结果表明公开市场操作在从中心市场向周边其他地区传导的过程中存在重要的时滞现象。尽管当时Scott的文章本意并不是想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但是他的分析却开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先河，是最早证明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效应差异的文献。
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者们开始直接关注国家货币政策的区域作用差异，研究的焦点放在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会给区域真实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不过从实质上看，这些文献都是依据货币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来反映两大学派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因此这些文献中采用的分析方法都来自货币学派或新古典综合学派。其中，货币学派主要运用圣·路易斯方程的简约式模型进行研究，试图证明的是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和整个国家一样，其商业周期的波动也是由货币和货币政策直接导致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就是Beare(1976)的文章；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内容和成果更为丰富，有基于大型区域宏观模型的研究，试图证实货币政策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上，都是间接影响经济的，并且不同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的作用弹性存在差别，有关于区域利率差异的研究，着重分析引起区域利率差异的各种因素，还有关于区域信贷可得性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妨碍区域信贷市场正常运作的因素识别上。但是，这两个学派的研究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对现实解释能力的欠缺，以及它们采用的经验研究方法存在的诸多问题，最终使得1980年代以后它们都逐步为新的主流学派所代替。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尤其是欧洲中央银行的诞生，使得加入欧元区的各个国家不得不面对单一的货币政策，于是学者们纷纷挖掘出早期的相关研究文献，并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展开新的研究，从而促使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正如我们前面的论述，这样的研究在理论和现实中的说服力都在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正是新、后凯恩斯主义具有前沿性的研究，也是本文重点介绍的国外研究成果。
三、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新进展——新、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失去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结果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争论再次趋于白热化，理论界学派林立，难以达成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新凯恩斯主义者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家庭效用最大化假设以及理性预期假设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奠定微观基础，建立了不完全竞争论、市场协调时令论、劳动力市场理论、信贷配给理论等一系列更贴近现实经济活动的理论分析范式，从而再次证明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且在强调货币政策重要性的同时，从不完全信息模型开始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不对称效应，其研究焦点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信息如何导致区域间资本移动率下降，进而造成金融资源错误分配和产生区域信贷配给。
另一方面，以新剑桥学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后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早期的货币理论出发，在特别强调经济过程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指出经济过程是随着真实时间而不是逻辑时间演进的，制度环境以及其他经济条件的变化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在理论上不仅不存在经济运行会从不均衡状态返回到均衡状态的情况，而且实现预期均衡的说法也没有任何意义。基于这样的背景，后凯恩斯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货币金融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导致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原因。
1.新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区域影响的金融结构差异论。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条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实了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的作用，认为以银行为核心的信贷市场在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一个由多地区组成的国家来说必须要重视各地区的经济金融特征，因为当一个地区监督风险投机的成本高于其他地区时，国家的信贷市场就可能会沿着地区的行政区划而出现分割，从而促使地方银行成为当地借款人融资的主要来源，地方银行的经营健康状况并因此而直接关系到当地投资项目的融资能力。同时，银行考虑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效应的情况下，往往不再选择价格调整而是转向数量控制，最终形成的是配给均衡。
在这种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础的区域信贷配给观下，新凯恩斯主义者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的分析重点集中在金融结构方面，认为金融结构的地区差异才是导致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传导过程中的表现不同的根源。他们以不完全信息模型为分析前提，认为由于信贷市场存在区域分割性，地方银行拥有的财富一方面是其拓展贷款能力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也可为区域信贷配给的形成提供了解释。而地方银行与外部银行相比，对当地企业和其他借款人的情况更熟悉，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施资金监管，在当地的市场上也更具竞争力，因此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关于当地投资机会的信息，进而使得地方投资者也会更加依赖当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于是，不同地区的银行业发展状况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进而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2.货币内生前提下的后凯恩斯主义观点。后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突破了过去各学派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认为传统文献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要么关注经济结构，要么关注金融结构，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实际上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例如产业集中度往往会受到金融集中程度的促进，然而要强调这种关系，必须要打破传统经济系统的二元分析框架，即不能将经济再分割为货币和实体两部分，要承认货币是非中性的，进而建立货币供给内生前提。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确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的，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不可逆转的历史时间中，所有的决策都需要随着未来变成现在和现在成为过去而不断地加以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解决真实经济不确定性问题的一种制度设计，是连接现实和未来的桥梁，持有货币等于认可将来在资产上会有决定力量，经济主体在没有把握下做出的决策因而可以被推迟或解除，于是货币表现出显著的非中性特征，而且基于对货币供给全过程的考察，货币还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从而彻底否定了传统的二元论。
另一方面，后凯恩斯主义者发展了流动偏好论，认为流动偏好能够解释不同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从而将其推广至资产定价的一般理论，并指出流动偏好不仅仅是一种货币需求理论，还可以被视为货币供给理论。他们认为，在现代货币经济中，银行在货币供给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银行根据自身流动偏好的变化所进行的资产选择不仅会导致货币供应数量的变化，还会引起货币可得性与社会总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发生改变，因此必须重视银行资产和负债双方面的的流动偏好变动。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后凯恩斯主义者指出区域信贷配给出现差异并不仅仅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指出的金融系统(主要是银行)存在地区差别这一个原因导致的结果，而应该被看作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结果，其中包含了地区的所有部门，即当地的投资者、储蓄者和银行，这被后凯恩斯主义者称为“防御性融资行为”。沿着这一思路，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正确分析就应该考虑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偏好的地区空间差异以及货币政策可能对这些变量产生的影响，同时这两个变量的引入也意味着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不能受制于所谓的“不对称冲击”上，而是应该密切注意货币政策对金融行为的影响。
首先，无论是地区银行还是国家银行，也不管它们的存款基础有多少，银行发展阶段将决定其扩大信贷规模的能力，即货币供给的内生程度。银行的发展阶段越高，银行体系越发达，受到自身存款基础的约束就越小，信用扩张的能力则越强。因此，银行系统处于发展早期的地区将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受到低储蓄或存款率的束缚。
其次，流动偏好在任何银行结构下都会对区域信贷的供求双方同时产生作用，即不仅影响银行对区域内发放贷款的意愿，也会影响储蓄者与借款者的行为。从银行的角度看，当区域内可观测到的风险较高或评估较困难时，流动偏好就会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而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银行的流动性偏好可能由地区收入增长率、地区经济的不稳定性等方面的预期和中央银行所创造的货币环境的预期效应两个因素所影响。从储蓄者的角度看，较高的流动偏好将鼓励储蓄者在其资产组合中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产，并可能会产生金融资源外流，从而降低该地区的信用创造和资金的可得性。资金外流是否会影响区域信贷的可得性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在不考虑银行区域存款基础时银行扩张其信贷的能力；二是这种区域资金外流对银行自身的流动性偏好的影响。不过，在资金外流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效应的源头可能在其他部门而不是金融部门。从投资者的角度看，高流动性偏好意味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预期低迷，以至于投资者不愿借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地区信贷需求。
这种信贷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使我们很难识别清楚是否有区域信贷缺口存在。所以，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偏好的区域差异可能使一些地区的信用创造能力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为此，后凯恩斯主义的学者也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例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SheilaA．Dow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撰写文章和出版书籍，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不对称的问题。她和该学派的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证实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明确存在，而且各地区信用的不稳定性不仅是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受到地区经济主体的金融行为因货币政策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影响。这进一步支持了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四、简单评价
总体来看，国外有关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研究在规范和经验研究两方面都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学派采用了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货币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区域不对称效应，而且对其中的原因分析都集中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货币主义者证明货币传导是主渠道，货币供应量对区域收入产生影响，进而通过各地区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表现出政策的区域影响差异；新古典凯恩斯学派突出强调利率传导渠道，证明利率存在地区差异，从而带来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效果不同，货币政策间接影响经济；最优货币区理论针对欧盟货币区同时对传统货币传导渠道和信用传导渠道在各成员国中的表现进行研究，并且在传导机制国别差异的研究之外增加了经济周期差异和经济冲击的不对称研究，但结果更支持货币传导渠道；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通过信贷配给理论下的信用传导渠道差异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并认为法律制度体系差异所造成的金融结构差异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后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虽然也注重的是信用传导机制，但无论从分析的基础前提看，还是从分析的内容和方法上，都与其他学派有很大的不同，得出的结论是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性偏好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差异是真正原因。
所以，国内学者沿袭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表现来研究区域效应的分析角度是正确的，但是从研究前沿看，不能再仅仅局限于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的研究，而应该结合我国现实情况，转向金融结构差异的研究角度，特别是导致银行信贷资金配给的区域性特征研究上，重视货币政策对银行、企业的金融行为的影响。这也是新、后凯恩斯主义两个学派同时强调的核心问题。但是，两派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别，在借鉴时要注意每个学派所持观点的前提和存在的局限性，要取其精华，不可照搬照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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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通货膨胀目标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标准主要有三个：可计量性、可控性、可预测的对政策目的的影响。［1］(437)从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来看，可供选择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货币供应量、信贷总量、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等。究竟选择何者作为中介目标，除了上述的三个选择标准之外，还要受到某一时期主导性的货币金融理论、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从信贷规模转向货币供应量。然而，近年来不少国家相继放弃了货币供应量目标，转向了利率、通货膨胀等目标，进而在我国引发了货币供应量能否继续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争论。本文旨在对这些争鸣文章进行系统梳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
（一）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我国1996年正式将M1的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以M0、M2作为观测目标。目前在赞成以货币供应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学者中，主要有两种观点：
1.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王松奇（2000）认为，从我国目前情况说，从货币政策到社会总支出的变动控制，其中可供选择的中间指标只有两个：一是货币供给量；二是利率。利率是否可以选作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关键还要看它与社会总支出关系的密切程度。从实证数据看，投资的利率弹性过低，而利率对消费支出也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与社会总支出中间关系不够密切，因此，就不能把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在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货币供给量都是我国货币政策最合适的中间指标。［2］(475)
蒋瑛琨等人(2005)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围绕国内外学者争议较多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对中国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轨的1992年一季度至2OO4年二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90年代以后，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显著性来看，贷款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M2，M1的影响最不显著，这表明，90年代以来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稳定性来看，M1比较持久和稳定，其次是M2，最后是贷款。由于对最终目标影响稳定的中介变量更易于调控，因此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而言，M1优于M2，M2优于贷款。现阶段以及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仍应当以M1为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M1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取消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合理的。［3］
2.当前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是适合的，但需调整与完善
范从来（2004）认为，现阶段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的克服不应该是简单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而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程度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内涵，通过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创造一种有利于货币供应量发挥中间目标功能的货币控制机制，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4］
刘明志（2006）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是中央银行对物价变化所做的政策反应，但尚无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或银行间市场利率变动可明显地影响物价变化或经济景气变化的结论。因此。在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利率形成机制尚不灵活、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弃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改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考虑到银行间市场利率对于市场信号变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观测性，利率市场化彻底完成以后，利率形成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互动增强，利率在调节经济景气变化方面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可以考虑使用银行间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5］
封思贤(2006)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难以控制、货币乘数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是产生上述实证结论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现行的经济金融条件下,针对中介目标选择的一个可行思路是,近期宜在完善货币供应量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的基础上,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和配套的金融改革,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由货币供应量转为利率。［6］
（二）以利率为中介目标
以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先后经历过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适逢凯恩斯主义盛行，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盯住名义利率。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泰勒规则”的指导下，以实际利率为中介目标，如美国。“泰勒规则”认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下的通货膨胀率和潜在产出增长率都对应着一个实际均衡的联邦基金利率。若货币当局以实际均衡联邦基金利率作为中介目标，便可以获得通过改变名义均衡联邦基金利率来稳定或影响产出、价格水平的最优路径。［7］(70)我国学者在对利率中介目标进行讨论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李燕等人（2000）认为，由于货币总量控制有效性的基本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央行对基础货币控制能力有限，货币乘数也不稳定，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调整：即从货币总量控制向利率调节转变。［8］
周诚君（2002）认为，在内生货币分析框架中，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利率则是外生变量。由此，一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是利息率而不是货币供应量。对我国而言,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而利率则具有几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转向利率调控为主的间接型货币调控模式。以正因为此，我国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单纯的利率市场化，而应是一个多元的间接利率调控体系。［9］
张强等人（2003）通过考察货币运行效果，发现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影响有减弱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不力。随着金融开放度的加深，货币供给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反映经济动态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优势，中央银行应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程度渐进地调整中介目标。过渡期内中央银行考察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时，逐步将中介目标由数量型过渡到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指标，同时将汇率、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辅助指标纳入中介目标体系。［10］
（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以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新西兰储备银行率先进行了通货膨胀目标的实践，其后又有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7国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波兰、巴西、泰国、秘鲁、菲律宾等也开始相继采用该货币政策规则。Svensson（1999）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目标规则，以实现损失函数最小化。目标规则可以被解释为中介目标规则，在操作程序上，以一定区间的通货膨胀预测作为中介目标变量。［11］(607-654)从其表述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既可以被理解为关注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也可以是中介目标规则。正因如此，国内主张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
1.货币政策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作为监测目标
夏斌等人（2001）通过对我国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践进行考察,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开始,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就几乎没有实现过。他们从货币传导机制角度分析了近年来货币供应量目标无效的深层原因：货币供应量本身不好控制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可控性差，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目标效果不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客观上已经不合时宜，应尽快废止。尽管我国的银行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经基本市场化，可以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但从短期同业利率到市场利率的生成机制还付诸阙如，利率目前显然不能作为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不仅如此，以利率、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变量作为中介目标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此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较差。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放弃采用任何中介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即采取通货膨胀目标。事实上，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的共同选择。当前我国比较适宜的措施是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暂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标，在实际操作中模拟通货膨胀目标，努力使物价恢复并稳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按照一般理解,指核心物价指数上涨率在1-3%内)，建立一个通货膨胀目标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12］
奚君羊等人（2002）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起，实际货币供应量与目标值之间始终存在很大的离差。由此可知,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在可控性上存在严重缺陷。从稳定价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来看,货币供应量目标也不能令人满意。从1998年起，M2与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趋势，价格在M2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继续呈现持续性负增长，出现通货膨胀紧缩的迹象，经济增速也是逐年下降。货币供应量目标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的计量口径可能失真；二是基础货币投放常因外汇干预或所谓的“倒逼机制”等原因而难以控制，且货币乘数不稳定；三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尤其是1996年后M1和M2的流通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的现象(郑超愚、陈景耀，2000)；四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肠梗阻”。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严重干扰了我国的舆论判断和公众预期。因此，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把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钉在通货膨胀率上，同时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应是一个可行的选择。［13］
2.将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以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作为监测指标
李扬（2002）认为，从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三个方面来看，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太合适，继续按照现有模式使用它们作中介目标将有损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统计回归分析验证了我国实际存贷款利率对投资和通货膨胀率的作用，这说明，即便在现今我国对名义存贷款利率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的情况下，实际存贷款利率的变动对经济仍具有显著的作用。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利率——信用的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就如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一样，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论和各国经验显示，如果采用利率充当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不如索性直接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在这种货币政策框架中，通货膨胀是中介目标，而被称为“货币状况”的一系列指标，如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将成为中央银行日常监测的指标。［14］
（四）以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为中介目标
曹家和（2004）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出发，认为货币政策的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即货币供给量在通货膨胀时期能够灵敏地反映出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并且能够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但在紧缩时期则对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缺乏灵敏性，因而并不适合继续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于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客观上要求央行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领先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对目前国内学者提出的中介目标的利弊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在紧缩时期，央行可以使用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作为执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供大于求的经济中，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呈下降的趋势，而当社会总需求减少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则出现上升的趋势。既然治理紧缩的关键是增加内需，使社会供求趋于均衡，那么，能够准确反映内需变动状况的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因其能够灵敏地指示货币供给量对总需求的实际影响，因而可以作为央行执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首选指标。［15］
（五）同时采用多个金融变量作为中介目标
张俊伟（2003）认为，货币量指标的有效性下降，“盯住通货膨胀”应当是好的选择。但“盯住通货膨胀”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经济运行预测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乃至产业政策之间密切配合为前提。所以，“盯住通货膨胀”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现实性，它只能是远期目标和努力方向。当前，可行的选择应当是在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央行独立性（如自主调节利率等）的同时，淡化对货币量指标的关注，转向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变量所提供的信息来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考虑用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充当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6］
方齐云等人（2002）认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是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在区分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框架下,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角度对我国货币供给的性质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了现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为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控制实践所表现出的无效性提供了一个解释，并为我国现阶段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供了一种思路：面对我国现阶段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下货币供应量指标已无法实现中介目标的功能的现状,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应该在逐步弱化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同时,积极引进利率等监测目标,并提高对价格指数(CPI)的关注程度,直至最终盯住通货膨胀率目标。［17］
二、一个评论性总结
目前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远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见，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综观既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从理论上说，可计量性、可控性、可预测的对政策目的的影响这三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标准十分明确，且易于理解。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依据这三个标准却很难判断某个金融变量是否比另一变量更适合充当中介目标。如FredericS.Mishkin曾考察过货币总量与利率，发现作为中间目标，是利率优于货币总量还是正好相反，我们在每一个标准上都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因此，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更多地是受到某一时期主导性的货币金融理论、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等因素的影响。
2.大多数研究均已表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然而，从我国当前的经济金融发展情况来看，要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选择利率或通货膨胀目标还缺乏可行性。因此，我国面临的现实选择只能是继续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同时稳步推进金融体系、金融制度的改革，以为中介目标的转变奠定基础。
3.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复杂性，与其设定中介目标作为最终目标的名义锚，通过调控中介目标来引导货币政策指向它所要达到的政策目的，倒不如直接盯住最终目标，这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逻辑。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在这种框架体系中，用于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是一系列信息变量，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及汇率等（Mishkin，1997；Bernanke&Gertler，1999），因此货币当局能够在政策工具的运用上保持较大的灵活性。这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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