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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理论范文精选

货币政策理论

货币政策理论范文第1篇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分析基础的不足

一直以来,欧洲经济运行结果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所以对加入货币区后单一货币政策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对称效应研究也采用了同样的理论基础。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单一货币政策产生的不对称效应,在欧洲各国不再拥有独立的汇率制度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更大的经济弹性——主要表现为工资物价的弹性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来实现。于是,对欧盟各国是否具备这些所谓的“调整机制”下的条件进行证明就成为许多国外学者研究的焦点内容。然而,大量的相关研究却没有明确得到欧洲国家能够通过较大的经济弹性来避免单一货币政策造成的空间不对称效应的结论,甚至有相当多的研究证据表明欧盟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

如何判断最优货币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1961年9月蒙代尔的开创性研究明确提出应该以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划分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但是早有学者指出这种标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就连蒙代尔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后来,麦金农、凯南、英格拉姆等一批经济学家在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判断标准,但是这些评判标准不仅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某些标准之间还有相互替代、彼此矛盾或存在交叉和因果关系以及内生性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整合与再发展。相关的评述在国内学者的文献中也屡见不鲜,所以笔者以为在最优货币区本身评判标准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仍以此作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问题的分析基础是不合适的。

其次,国外学者在通过最优货币区理论不能直接寻求到消除单一货币政策在成员国经济中不对称影响的机制的情况下,决定先验证经济结构差异是否是单一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差异的原因,然后再探索减少或消除这种差异的措施手段,像Carlino和Defina(1998)、Arnold(1999)和Guiso等(1999)都得出了同样的实证分析结果——经济结构差异确实导致了单一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差异。国内学者的结论也不例外。笔者认为各地区在要素禀赋上具有的自然差异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差异确实是货币政策产生不同区域影响的一个原因,但是正如后凯恩斯主义者指出的从地区经济结构差异角度挖掘导致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问题的原因是没有特殊研究价值的,因为任何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不是货币本身而是经济结构差异的问题的话,那么货币政策根本无需做任何事情,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研究的意义。

最后,从现实情况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与经济的结合程度越来越高,金融管制不断松动,创新成果日渐丰富,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表现越来越突出,已经有不少国内学者或者在理论著述中系统研究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机理,或者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而最优货币区理论明显地是建立在货币非中性、货币供给外生性的古典二分法的前提条件下,于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就被陷于“经济结构差异”中,而考察哪种地区经济结构能对货币量的变动做出及时、有效的反馈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笔者认为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还存在现实性和前提性不足。

二、国外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简单回顾

严格来说,现代货币政策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发挥作用的,尽管人们一直将研究热情放在了货币政策的数量、时间、政治等效应分析方面,但仍然有一些学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区域效应。Scott(1955)通过图示比较了不同行政地区(district)和不同组别银行的自由储备的时间变动,结果表明公开市场操作在从中心市场向周边其他地区传导的过程中存在重要的时滞现象。尽管当时Scott的文章本意并不是想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但是他的分析却开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先河,是最早证明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效应差异的文献。

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者们开始直接关注国家货币政策的区域作用差异,研究的焦点放在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会给区域真实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不过从实质上看,这些文献都是依据货币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来反映两大学派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因此这些文献中采用的分析方法都来自货币学派或新古典综合学派。其中,货币学派主要运用圣·路易斯方程的简约式模型进行研究,试图证明的是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和整个国家一样,其商业周期的波动也是由货币和货币政策直接导致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就是Beare(1976)的文章;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内容和成果更为丰富,有基于大型区域宏观模型的研究,试图证实货币政策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上,都是间接影响经济的,并且不同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的作用弹性存在差别,有关于区域利率差异的研究,着重分析引起区域利率差异的各种因素,还有关于区域信贷可得性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妨碍区域信贷市场正常运作的因素识别上。但是,这两个学派的研究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对现实解释能力的欠缺,以及它们采用的经验研究方法存在的诸多问题,最终使得1980年代以后它们都逐步为新的主流学派所代替。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尤其是欧洲中央银行的诞生,使得加入欧元区的各个国家不得不面对单一的货币政策,于是学者们纷纷挖掘出早期的相关研究文献,并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展开新的研究,从而促使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正如我们前面的论述,这样的研究在理论和现实中的说服力都在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正是新、后凯恩斯主义具有前沿性的研究,也是本文重点介绍的国外研究成果。

三、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新进展——新、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失去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结果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争论再次趋于白热化,理论界学派林立,难以达成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新凯恩斯主义者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家庭效用最大化假设以及理性预期假设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奠定微观基础,建立了不完全竞争论、市场协调时令论、劳动力市场理论、信贷配给理论等一系列更贴近现实经济活动的理论分析范式,从而再次证明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且在强调货币政策重要性的同时,从不完全信息模型开始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不对称效应,其研究焦点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信息如何导致区域间资本移动率下降,进而造成金融资源错误分配和产生区域信贷配给。

另一方面,以新剑桥学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后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早期的货币理论出发,在特别强调经济过程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指出经济过程是随着真实时间而不是逻辑时间演进的,制度环境以及其他经济条件的变化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在理论上不仅不存在经济运行会从不均衡状态返回到均衡状态的情况,而且实现预期均衡的说法也没有任何意义。基于这样的背景,后凯恩斯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货币金融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导致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原因。

1.新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区域影响的金融结构差异论。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条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实了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的作用,认为以银行为核心的信贷市场在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一个由多地区组成的国家来说必须要重视各地区的经济金融特征,因为当一个地区监督风险投机的成本高于其他地区时,国家的信贷市场就可能会沿着地区的行政区划而出现分割,从而促使地方银行成为当地借款人融资的主要来源,地方银行的经营健康状况并因此而直接关系到当地投资项目的融资能力。同时,银行考虑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效应的情况下,往往不再选择价格调整而是转向数量控制,最终形成的是配给均衡。

在这种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础的区域信贷配给观下,新凯恩斯主义者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的分析重点集中在金融结构方面,认为金融结构的地区差异才是导致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传导过程中的表现不同的根源。他们以不完全信息模型为分析前提,认为由于信贷市场存在区域分割性,地方银行拥有的财富一方面是其拓展贷款能力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也可为区域信贷配给的形成提供了解释。而地方银行与外部银行相比,对当地企业和其他借款人的情况更熟悉,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施资金监管,在当地的市场上也更具竞争力,因此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关于当地投资机会的信息,进而使得地方投资者也会更加依赖当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于是,不同地区的银行业发展状况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进而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2.货币内生前提下的后凯恩斯主义观点。后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突破了过去各学派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认为传统文献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要么关注经济结构,要么关注金融结构,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实际上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例如产业集中度往往会受到金融集中程度的促进,然而要强调这种关系,必须要打破传统经济系统的二元分析框架,即不能将经济再分割为货币和实体两部分,要承认货币是非中性的,进而建立货币供给内生前提。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确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的,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不可逆转的历史时间中,所有的决策都需要随着未来变成现在和现在成为过去而不断地加以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解决真实经济不确定性问题的一种制度设计,是连接现实和未来的桥梁,持有货币等于认可将来在资产上会有决定力量,经济主体在没有把握下做出的决策因而可以被推迟或解除,于是货币表现出显著的非中性特征,而且基于对货币供给全过程的考察,货币还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从而彻底否定了传统的二元论。

另一方面,后凯恩斯主义者发展了流动偏好论,认为流动偏好能够解释不同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从而将其推广至资产定价的一般理论,并指出流动偏好不仅仅是一种货币需求理论,还可以被视为货币供给理论。他们认为,在现代货币经济中,银行在货币供给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银行根据自身流动偏好的变化所进行的资产选择不仅会导致货币供应数量的变化,还会引起货币可得性与社会总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发生改变,因此必须重视银行资产和负债双方面的的流动偏好变动。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后凯恩斯主义者指出区域信贷配给出现差异并不仅仅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指出的金融系统(主要是银行)存在地区差别这一个原因导致的结果,而应该被看作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结果,其中包含了地区的所有部门,即当地的投资者、储蓄者和银行,这被后凯恩斯主义者称为“防御性融资行为”。沿着这一思路,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正确分析就应该考虑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偏好的地区空间差异以及货币政策可能对这些变量产生的影响,同时这两个变量的引入也意味着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不能受制于所谓的“不对称冲击”上,而是应该密切注意货币政策对金融行为的影响。

下图展示了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下的区域信贷供求产生机制。

首先,无论是地区银行还是国家银行,也不管它们的存款基础有多少,银行发展阶段将决定其扩大信贷规模的能力,即货币供给的内生程度。银行的发展阶段越高,银行体系越发达,受到自身存款基础的约束就越小,信用扩张的能力则越强。因此,银行系统处于发展早期的地区将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受到低储蓄或存款率的束缚。

其次,流动偏好在任何银行结构下都会对区域信贷的供求双方同时产生作用,即不仅影响银行对区域内发放贷款的意愿,也会影响储蓄者与借款者的行为。从银行的角度看,当区域内可观测到的风险较高或评估较困难时,流动偏好就会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而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银行的流动性偏好可能由地区收入增长率、地区经济的不稳定性等方面的预期和中央银行所创造的货币环境的预期效应两个因素所影响。从储蓄者的角度看,较高的流动偏好将鼓励储蓄者在其资产组合中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产,并可能会产生金融资源外流,从而降低该地区的信用创造和资金的可得性。资金外流是否会影响区域信贷的可得性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在不考虑银行区域存款基础时银行扩张其信贷的能力;二是这种区域资金外流对银行自身的流动性偏好的影响。不过,在资金外流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效应的源头可能在其他部门而不是金融部门。从投资者的角度看,高流动性偏好意味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预期低迷,以至于投资者不愿借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地区信贷需求。

这种信贷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使我们很难识别清楚是否有区域信贷缺口存在。所以,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偏好的区域差异可能使一些地区的信用创造能力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为此,后凯恩斯主义的学者也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例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SheilaA.Dow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撰写文章和出版书籍,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不对称的问题。她和该学派的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证实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明确存在,而且各地区信用的不稳定性不仅是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受到地区经济主体的金融行为因货币政策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影响。这进一步支持了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四、简单评价

总体来看,国外有关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研究在规范和经验研究两方面都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学派采用了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货币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区域不对称效应,而且对其中的原因分析都集中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货币主义者证明货币传导是主渠道,货币供应量对区域收入产生影响,进而通过各地区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表现出政策的区域影响差异;新古典凯恩斯学派突出强调利率传导渠道,证明利率存在地区差异,从而带来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效果不同,货币政策间接影响经济;最优货币区理论针对欧盟货币区同时对传统货币传导渠道和信用传导渠道在各成员国中的表现进行研究,并且在传导机制国别差异的研究之外增加了经济周期差异和经济冲击的不对称研究,但结果更支持货币传导渠道;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通过信贷配给理论下的信用传导渠道差异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并认为法律制度体系差异所造成的金融结构差异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后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虽然也注重的是信用传导机制,但无论从分析的基础前提看,还是从分析的内容和方法上,都与其他学派有很大的不同,得出的结论是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性偏好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差异是真正原因。

所以,国内学者沿袭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表现来研究区域效应的分析角度是正确的,但是从研究前沿看,不能再仅仅局限于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的研究,而应该结合我国现实情况,转向金融结构差异的研究角度,特别是导致银行信贷资金配给的区域性特征研究上,重视货币政策对银行、企业的金融行为的影响。这也是新、后凯恩斯主义两个学派同时强调的核心问题。但是,两派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别,在借鉴时要注意每个学派所持观点的前提和存在的局限性,要取其精华,不可照搬照抄。

参考文献:

[1]丁文丽.转轨时期中国货币政策效力的区域差异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贾卓鹏,贺向明.最优货币区理论与我国区域货币政策选择[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4,(3):12-15

[3]宋旺,钟正生.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性及原因[J].经济研究,2006,(3):46-58

[4]吴易风.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5]祝丹涛.最优货币区批判性评析[J].世界经济,2005,(1):17-34

货币政策理论范文第2篇

一、中国人民币政策的历史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从绝对由官方决定汇率过渡到名义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发展过程,其间经历了以下阶段: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当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19%,然而外汇短缺,外汇收入主要靠私营企业和海外汇进的侨汇,其中侨汇约占外汇收人的一半左右。由于当时物价变化,为了使创汇企业和依靠侨汇收入的人民不至于亏损和生活困难,政府以内外物价主要是国内物价为依据,不断调整人民币汇率。

从1953年至1972年:中国的经济状况波动很大,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比较简单。当时因为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政府实行了人民币盯住英镑的汇率制度。由于当时中国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较重要,人民币还实行了盯住卢布的汇率政策。这段时间人民币汇率的主要特点是盯住英镑和卢布的双重汇率制度。

从1973年至1980年: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币汇率却保持坚挺。当时国际上,一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一个是尼克松访华,前者结束了国际上主要货币固定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后者部分打开了中国的封闭的国际环境。相应地,人民币汇率也作了改变,改成了盯住一揽子货币。

从1981年至1984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阶段,在汇率制度安排上,人民币实行了复汇率制度,在官方公布的汇率之外,还实行了贸易内部结算价格。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1.5元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为1美元兑换2.8元人民币。

从1985年至1993年:外汇管理制度实行了改革,政府允许企业创汇按比例留成,多余外汇可以到官方的外汇调剂市场交易,因而在官方公布的汇率抄I、,又产生了人民币调剂汇率。人民币公布汇率和调剂汇率在这期间都不断地下调。这期间主要也是复汇率制度。

从1994年至今,中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确立了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最终目标。首先在继续对外汇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管制的同时,实行经常项目有条件的可兑换。1996年,中国接受国际货币组织第八条款,实现经常项目的安全可兑换。这期间,人民币汇率实行了名义上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没有什么波动,特别是自1997年后,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保持在8.27-8.28的位置。

二、人民币汇率定位的理论分析

面对有关中国人民币政策的各种争论,最需要论证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或高估,需要当局做出调整。对此,可以参考三种货币汇率理论:

1.购买力平价理论(TheTheoryofPurchasingPowerParity)。购买力平价理论,简称PPP理论,是西方汇率理论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其强调经常项目对汇率的决定作用,将商品、劳务的价格与汇率联系在一起。该理论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一卡塞尔1922年发表的《1914年以后的货币与外汇理论》中提出的,为当时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恢复汇率稳定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为后人进行新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进行的计算表明,人民币的币值被严重低估了。例如:世界银行曾经公布的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的2000年世界GDP汇总表中中国的经济总量是按实际汇率计算的四倍,这意味着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出的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大概为2:1.国际理论界长期的实证结果表明:购买力评价理论从长期来看是比较合适的,但在短期内是失效。因此,单纯的以购买力平价理论来论证人民币应该升值是不全面的。

2.实际均衡理论(TheTheoryofRealEquilibrium)。实际均衡理论是通过选择经济体实现经济基本均衡的一个时点,分析此后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通常选择相对生产力及价格水平变动趋势),从而确定经济体货币汇率相应变化以保持基本均衡的一种理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中国在五年前货币被合理定价,经济处于实际均衡点,鉴于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很低,同时生产力的增长远高于其它邻近国家,实际均衡理论就可以测算出人民币相对于区域内其它邻近国家的货币应该升值多少来保持其币值的合理定位和经济的基本均衡。从理论的严密性上来说,实际均衡理论在分析测算货币汇率变化时比购买力平价理论更加准确一些。

实际均衡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时非常成功,但是却不太适用于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在一些例如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中,由于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以及迅速的经济开放和结构调整使得确定一个历史基本均衡点及正确判断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动趋势这项工作很难操作,也使得实际均衡理论在不同均衡点对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测算结果往往会不一致。因此,实际均衡理论对人民币汇率定位的阐述也没能得到学术界的一致接受。

3.国际收支理论(TheTheoryofBalanceofPayment)。国际收支理论的理论基础,着眼于一国官方储备的变化,如果外汇当局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大量外汇,这就意味着外汇市场在当前价位上供大于求,也就是说该国货币的汇率被低估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经济学家更多地采用商品和服务贸易收支及中长期的资本流量两个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如果这两个指标长期显示盈余,货币就面临升值的压力,反之,则面临贬值的压力。

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已经连续六年保持着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顺差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净流人,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也显示在过去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100多亿美元增长到了3800多亿美元,尤其是在最近两、三个季度,官方储备在以每月平均增加90亿美元左右创纪录的速度增长,预示着人民币正经受着升值压力的考验。

三、国内政策环境及应对措施分析

当今世界上主要有三种汇率体制,即自由浮动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是自由浮动汇率。中国自1994年外汇改革以来,一直采用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被迫改为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具有明显的固定汇率的特征。无论是从长期的角度,还是短期的角度,人民币汇率都存在着升值的压力。从长期来看,这是中国经济持续走强的必然结果,但从短期来看,更多是体制性因素的作用,根源还在于现行汇率的体制。

按照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汇率理论上应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中央银行按前一营业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的加权平均汇率,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港币、日元的基准汇率。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买卖价可以在基准汇率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对港币和日元亦可以在1%的幅度内浮动。同时,中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会员制,由包括央行在内的342家中外金融机构组成,是一个金融机构之间调剂外汇头寸、买卖外汇的同业市场。

理论上而言,这个市场能够反映人民币和外币之间的供求关系。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严格的外汇管制压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外汇需求,而作为外汇业务的垄断者一中国银行在强制结售汇的制度安排下又只能把外汇卖给中央银行;第二,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的交易品种过少,买卖差价过低,会员的获利空间极为有限;第三,中央银行的过度干预进一步降低了市场活力和参与该市场的热情;第四,长期的习惯意识使外汇管理层更多地注重外汇储备,不注意清偿能力,偏好于货币储备,特别是官方储备,而不注重民间储备和基础性物资储备。这些体制性因素一方面强制性放大了外汇供给,另一方面又人为地缩小了外汇需求,增大了使用国际收支理论,对中国市场进行分析的难度。不难理解,人为地干扰外汇供求关系必然导致汇率偏离均衡价格,扭曲货币的真正市场价格,而扭曲的价格,又必然大大降低外汇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引发一系列的副作用。

货币的价格就是汇率,而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建立真正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实现市场有效均衡的汇率形成机制,应该说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改革这个问题上是做到了心中有数的。中国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领导认为在汇率实现充分浮动之前要做好三件事:一是比较充分地开放贸易经营,服务贸易相对开放;二是消除对资本项目的过度管制,市场真正发挥决定作用;三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顺利进行,主要问题初步得到解决,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得到实质提高。因为只有实现贸易自由化,经常项目下的外汇供求才能真实体现;进一步放松资本项目管制,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供求才能真实体现;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扩大汇率浮动的范围,真实供求关系下形成的货币价格才能避免出现扭曲的价格;国有银行的改革到位,才能不用避免开放外汇市场后由于汇率波动而引发的金融动荡。

四、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走向预测

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改革目标是十分明确,如果要真正实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制度,就必须建立一个真实反映供求关系的外汇市场,有一个实质性的汇率浮动范围。但对于一个新兴加转轨的、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无论是汇率本身的调整,还是汇率体制的改革节奏,都有一个时机的选择问题及成本问题。随着经济的日趋成熟,中国迟早会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自由浮动,但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的一系列问题,中国距离真正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鉴于其它国家的经验,市场分析人员对人民币汇率政策近期的走向做出了如下五种预测:

1.管理当局行政外汇市场,一次性调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然后继续保持对美元的盯住汇率制。

2.管理当局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停止所有的政策干预,采用自由浮动汇率,使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完全由市场因素来决定。

3.继续保持对美元的盯住汇率,并逐渐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增加汇率形成过程中的市场因素。

4.继续采用盯住汇率的方法,但转而盯住一揽子的世界主要货币。

5.继续保持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和汇率水平,官方不公开宣布任何重大的政策变动,但引入二系列边际性的措施减少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可以预见的是,经济政策的联系性和稳定性是中国的核心领导层在制订宏观决策时的一贯原则,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领域不可能例外,因此第一种和第二种做法近期在中国没有可能性。

由于目前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过高,压力过大,从稳定汇率的战略出发,中国政府不大可能在近期对汇率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现阶段应该更多倾向于一些边际性的调整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就是第五种做法。实际上,中国政府近年来已经将付诸了很多努力缓解人民币的失值压力,例如实行多年的企业强制结汇被改为自愿结汇;去年已经出台的Q皿政策和即将出台的QDU政策;放宽境内企业的境外投资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国内的融资;放宽个人换汇及国际汇兑等等。这些手段会有助于增加外汇需求,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使人民币汇率更接近真实的均衡价格,但汇率形成机制的核心问题尚须解决,因此第五种办法只是人民币汇率改革过程中的过渡手段。

货币政策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不对称

近些年来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外学者越来越关注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国内学者自2004年以来也开始关注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建立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上。笔者认为,无论从最优货币区理论本身来看,还是从我国货币经济水平的发展来看,运用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分析基础的不足

一直以来,欧洲经济运行结果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所以对加入货币区后单一货币政策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对称效应研究也采用了同样的理论基础。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单一货币政策产生的不对称效应,在欧洲各国不再拥有独立的汇率制度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更大的经济弹性——主要表现为工资物价的弹性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来实现。于是,对欧盟各国是否具备这些所谓的“调整机制”下的条件进行证明就成为许多国外学者研究的焦点内容。然而,大量的相关研究却没有明确得到欧洲国家能够通过较大的经济弹性来避免单一货币政策造成的空间不对称效应的结论,甚至有相当多的研究证据表明欧盟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

如何判断最优货币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1961年9月蒙代尔的开创性研究明确提出应该以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划分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但是早有学者指出这种标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就连蒙代尔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后来,麦金农、凯南、英格拉姆等一批经济学家在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判断标准,但是这些评判标准不仅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某些标准之间还有相互替代、彼此矛盾或存在交叉和因果关系以及内生性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整合与再发展。相关的评述在国内学者的文献中也屡见不鲜,所以笔者以为在最优货币区本身评判标准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仍以此作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问题的分析基础是不合适的。

其次,国外学者在通过最优货币区理论不能直接寻求到消除单一货币政策在成员国经济中不对称影响的机制的情况下,决定先验证经济结构差异是否是单一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差异的原因,然后再探索减少或消除这种差异的措施手段,像Carlino和Defina(1998)、Arnold(1999)和Guiso等(1999)都得出了同样的实证分析结果——经济结构差异确实导致了单一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差异。国内学者的结论也不例外。笔者认为各地区在要素禀赋上具有的自然差异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差异确实是货币政策产生不同区域影响的一个原因,但是正如后凯恩斯主义者指出的从地区经济结构差异角度挖掘导致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问题的原因是没有特殊研究价值的,因为任何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不是货币本身而是经济结构差异的问题的话,那么货币政策根本无需做任何事情,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研究的意义。

最后,从现实情况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与经济的结合程度越来越高,金融管制不断松动,创新成果日渐丰富,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表现越来越突出,已经有不少国内学者或者在理论著述中系统研究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机理,或者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而最优货币区理论明显地是建立在货币非中性、货币供给外生性的古典二分法的前提条件下,于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就被陷于“经济结构差异”中,而考察哪种地区经济结构能对货币量的变动做出及时、有效的反馈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笔者认为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还存在现实性和前提性不足。

二、国外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简单回顾

严格来说,现代货币政策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发挥作用的,尽管人们一直将研究热情放在了货币政策的数量、时间、政治等效应分析方面,但仍然有一些学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区域效应。Scott(1955)通过图示比较了不同行政地区(district)和不同组别银行的自由储备的时间变动,结果表明公开市场操作在从中心市场向周边其他地区传导的过程中存在重要的时滞现象。尽管当时Scott的文章本意并不是想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但是他的分析却开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先河,是最早证明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效应差异的文献。

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者们开始直接关注国家货币政策的区域作用差异,研究的焦点放在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会给区域真实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不过从实质上看,这些文献都是依据货币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来反映两大学派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因此这些文献中采用的分析方法都来自货币学派或新古典综合学派。其中,货币学派主要运用圣·路易斯方程的简约式模型进行研究,试图证明的是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和整个国家一样,其商业周期的波动也是由货币和货币政策直接导致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就是Beare(1976)的文章;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内容和成果更为丰富,有基于大型区域宏观模型的研究,试图证实货币政策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上,都是间接影响经济的,并且不同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的作用弹性存在差别,有关于区域利率差异的研究,着重分析引起区域利率差异的各种因素,还有关于区域信贷可得性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妨碍区域信贷市场正常运作的因素识别上。但是,这两个学派的研究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对现实解释能力的欠缺,以及它们采用的经验研究方法存在的诸多问题,最终使得1980年代以后它们都逐步为新的主流学派所代替。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尤其是欧洲中央银行的诞生,使得加入欧元区的各个国家不得不面对单一的货币政策,于是学者们纷纷挖掘出早期的相关研究文献,并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展开新的研究,从而促使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正如我们前面的论述,这样的研究在理论和现实中的说服力都在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正是新、后凯恩斯主义具有前沿性的研究,也是本文重点介绍的国外研究成果。

三、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新进展——新、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失去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结果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争论再次趋于白热化,理论界学派林立,难以达成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新凯恩斯主义者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家庭效用最大化假设以及理性预期假设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奠定微观基础,建立了不完全竞争论、市场协调时令论、劳动力市场理论、信贷配给理论等一系列更贴近现实经济活动的理论分析范式,从而再次证明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且在强调货币政策重要性的同时,从不完全信息模型开始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不对称效应,其研究焦点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信息如何导致区域间资本移动率下降,进而造成金融资源错误分配和产生区域信贷配给。

另一方面,以新剑桥学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后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早期的货币理论出发,在特别强调经济过程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指出经济过程是随着真实时间而不是逻辑时间演进的,制度环境以及其他经济条件的变化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在理论上不仅不存在经济运行会从不均衡状态返回到均衡状态的情况,而且实现预期均衡的说法也没有任何意义。基于这样的背景,后凯恩斯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货币金融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导致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原因。

1.新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区域影响的金融结构差异论。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条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实了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的作用,认为以银行为核心的信贷市场在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一个由多地区组成的国家来说必须要重视各地区的经济金融特征,因为当一个地区监督风险投机的成本高于其他地区时,国家的信贷市场就可能会沿着地区的行政区划而出现分割,从而促使地方银行成为当地借款人融资的主要来源,地方银行的经营健康状况并因此而直接关系到当地投资项目的融资能力。同时,银行考虑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效应的情况下,往往不再选择价格调整而是转向数量控制,最终形成的是配给均衡。

在这种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础的区域信贷配给观下,新凯恩斯主义者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的分析重点集中在金融结构方面,认为金融结构的地区差异才是导致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传导过程中的表现不同的根源。他们以不完全信息模型为分析前提,认为由于信贷市场存在区域分割性,地方银行拥有的财富一方面是其拓展贷款能力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也可为区域信贷配给的形成提供了解释。而地方银行与外部银行相比,对当地企业和其他借款人的情况更熟悉,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施资金监管,在当地的市场上也更具竞争力,因此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关于当地投资机会的信息,进而使得地方投资者也会更加依赖当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于是,不同地区的银行业发展状况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进而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2.货币内生前提下的后凯恩斯主义观点。后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突破了过去各学派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认为传统文献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要么关注经济结构,要么关注金融结构,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实际上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例如产业集中度往往会受到金融集中程度的促进,然而要强调这种关系,必须要打破传统经济系统的二元分析框架,即不能将经济再分割为货币和实体两部分,要承认货币是非中性的,进而建立货币供给内生前提。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确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的,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不可逆转的历史时间中,所有的决策都需要随着未来变成现在和现在成为过去而不断地加以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解决真实经济不确定性问题的一种制度设计,是连接现实和未来的桥梁,持有货币等于认可将来在资产上会有决定力量,经济主体在没有把握下做出的决策因而可以被推迟或解除,于是货币表现出显著的非中性特征,而且基于对货币供给全过程的考察,货币还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从而彻底否定了传统的二元论。

另一方面,后凯恩斯主义者发展了流动偏好论,认为流动偏好能够解释不同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从而将其推广至资产定价的一般理论,并指出流动偏好不仅仅是一种货币需求理论,还可以被视为货币供给理论。他们认为,在现代货币经济中,银行在货币供给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银行根据自身流动偏好的变化所进行的资产选择不仅会导致货币供应数量的变化,还会引起货币可得性与社会总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发生改变,因此必须重视银行资产和负债双方面的的流动偏好变动。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后凯恩斯主义者指出区域信贷配给出现差异并不仅仅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指出的金融系统(主要是银行)存在地区差别这一个原因导致的结果,而应该被看作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结果,其中包含了地区的所有部门,即当地的投资者、储蓄者和银行,这被后凯恩斯主义者称为“防御性融资行为”。沿着这一思路,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正确分析就应该考虑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偏好的地区空间差异以及货币政策可能对这些变量产生的影响,同时这两个变量的引入也意味着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不能受制于所谓的“不对称冲击”上,而是应该密切注意货币政策对金融行为的影响。

首先,无论是地区银行还是国家银行,也不管它们的存款基础有多少,银行发展阶段将决定其扩大信贷规模的能力,即货币供给的内生程度。银行的发展阶段越高,银行体系越发达,受到自身存款基础的约束就越小,信用扩张的能力则越强。因此,银行系统处于发展早期的地区将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受到低储蓄或存款率的束缚。

其次,流动偏好在任何银行结构下都会对区域信贷的供求双方同时产生作用,即不仅影响银行对区域内发放贷款的意愿,也会影响储蓄者与借款者的行为。从银行的角度看,当区域内可观测到的风险较高或评估较困难时,流动偏好就会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而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银行的流动性偏好可能由地区收入增长率、地区经济的不稳定性等方面的预期和中央银行所创造的货币环境的预期效应两个因素所影响。从储蓄者的角度看,较高的流动偏好将鼓励储蓄者在其资产组合中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产,并可能会产生金融资源外流,从而降低该地区的信用创造和资金的可得性。资金外流是否会影响区域信贷的可得性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在不考虑银行区域存款基础时银行扩张其信贷的能力;二是这种区域资金外流对银行自身的流动性偏好的影响。不过,在资金外流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效应的源头可能在其他部门而不是金融部门。从投资者的角度看,高流动性偏好意味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预期低迷,以至于投资者不愿借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地区信贷需求。

这种信贷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使我们很难识别清楚是否有区域信贷缺口存在。所以,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偏好的区域差异可能使一些地区的信用创造能力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为此,后凯恩斯主义的学者也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例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SheilaA.Dow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撰写文章和出版书籍,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不对称的问题。她和该学派的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证实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明确存在,而且各地区信用的不稳定性不仅是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受到地区经济主体的金融行为因货币政策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影响。这进一步支持了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四、简单评价

总体来看,国外有关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研究在规范和经验研究两方面都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学派采用了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货币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区域不对称效应,而且对其中的原因分析都集中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货币主义者证明货币传导是主渠道,货币供应量对区域收入产生影响,进而通过各地区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表现出政策的区域影响差异;新古典凯恩斯学派突出强调利率传导渠道,证明利率存在地区差异,从而带来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效果不同,货币政策间接影响经济;最优货币区理论针对欧盟货币区同时对传统货币传导渠道和信用传导渠道在各成员国中的表现进行研究,并且在传导机制国别差异的研究之外增加了经济周期差异和经济冲击的不对称研究,但结果更支持货币传导渠道;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通过信贷配给理论下的信用传导渠道差异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并认为法律制度体系差异所造成的金融结构差异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后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虽然也注重的是信用传导机制,但无论从分析的基础前提看,还是从分析的内容和方法上,都与其他学派有很大的不同,得出的结论是银行发展阶段和流动性偏好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差异是真正原因。

所以,国内学者沿袭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表现来研究区域效应的分析角度是正确的,但是从研究前沿看,不能再仅仅局限于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的研究,而应该结合我国现实情况,转向金融结构差异的研究角度,特别是导致银行信贷资金配给的区域性特征研究上,重视货币政策对银行、企业的金融行为的影响。这也是新、后凯恩斯主义两个学派同时强调的核心问题。但是,两派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别,在借鉴时要注意每个学派所持观点的前提和存在的局限性,要取其精华,不可照搬照抄。

参考文献:

[1]丁文丽.转轨时期中国货币政策效力的区域差异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贾卓鹏,贺向明.最优货币区理论与我国区域货币政策选择[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4,(3):12-15

[3]宋旺,钟正生.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性及原因[J].经济研究,2006,(3):46-58

[4]吴易风.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5]祝丹涛.最优货币区批判性评析[J].世界经济,2005,(1):17-34

[6]Arnold,I.J.M.,1999,“TheregionaleffectsofmonetarypolicyinEurope”[M].UniversityofNyenrode,TheNetherlands

货币政策理论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采用1990-2006年的样本数据,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对货币政策响应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效应。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应考虑这一因素,在统一的货币政策目标前提下,采取可行措施缩小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差异,从而使各区域间的经济均衡协调发展。

[关键词]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弹性分析

一、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主要研究货币政策效应的空间非对称性,即货币政策冲击在异质性国家或地区的传导及对真实经济活动的影响,属于最优货币区理论(TheoryofOptimalCur-rencyArea)的研究范畴。最早研究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学者是Scott(1955),虽其研究的本意不在此,但他的研究引申出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蒙代尔(1961)首次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这一理论为本世纪初欧洲货币联盟的成立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后,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框架来研究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成为主要研究方法。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欧元区和美国。如Taylor、Dornbusch等探讨了单一货币政策在欧盟各成员国内执行效果上的差异,Gerald和DeFina则对美国48个州的数据进行分析,表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产生区域效应。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骆玉鼎等从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出发,根据“最优货币区”标准,认定当前的中国不是优货币区,因此,货币政策应适当区域化。还有一些学者,或从区域间经济差异性出发,如耿同劲采用经济计量学方法,如宋旺和钟正生等,证明了统一的货币政策效果确实存在区域性差异,货币政策有实行区域化的必要。而孙天琦则认为货币政策不可轻言区域化,但是部分内容可以探索差别化。

二、理论框架和变量选择

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差异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地区差别密切相关。货币经济学理论认为产生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三大渠道分别是利率、信贷和汇率。由于目前我国利率非完全市场化,汇率改革时间不长。因此,本文仅研究信贷渠道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影响。信贷渠道可以分为资产负债表渠道和银行贷款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的传导过程可表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供给量)↑(↓)→利率↓(↑)→企业净现金流和资产价格↑(↓)→企业净价值↑(↓)→银行贷款数量↑(↓)→投资↑(↓)→产出↑(↓)。银行贷款渠道的传导过程可表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供给量)↑(↓)→(金融机构的可贷款数量↑(↓)→信贷规模↑(↓)→投资↑(↓)→产出↑(↓)。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关键在于货币政策的变动影响了市场利率,从而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因此,该渠道起作用类似于利率渠道,基于与前文同样的理由,本文将不予探讨。

根据银行贷款渠道的传导路线,本文选取的变量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信贷规模L、固定资产投资I和产出Y(即国内生产总值GDP)。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90-2006年各省市相应变量的年度数据,原始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构建面板数据(PanelData)模型如下:

lnY1=αit+βit*lnXt+μit式中,X为自变量,Y为因变量,ln表示对变量取对数,i=1,2,3…,t表时间,α表示各区域截距项,B表示Y对X能敏感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于是,根据面板数据模型,构建如下四个模型:

三、实证检验

下面我们就分别对这四个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1)ADF单位根检验

利用Eviews5.O对我国1990-2006年实际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测算得到表2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狭义货币供应量M1、东、中、西部的信贷规模L、固定资产投资I和产出Y在一阶差分后都达到了平衡。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运用Eviews5.0对经过单位根检验的各相关变量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表3的检验结果。

测算结果表明:①狭义货币供应量指数与东中西部地区信贷规模指数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比较显著,分别以61.6%、82.5%和95.7%的概率拒绝了狭义货币供应量不是各地区信贷规模的格兰杰原因的命题假设,说明狭义货币供应量与各地区信贷规模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狭义货币供应量是各地区信贷规模的格兰杰原因。

②各地区信贷规模指数与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数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比较显著,分别以99.9%、64.5%和87.3%的概率拒绝了各地区信贷规模不是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的命题假设,说明各地区信贷规模与其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各地区信贷规模是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③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指数与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比较显著,分别以99.9%、96.0%和99.9%的概率拒绝了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不是对应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的命题假设,说明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是对应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

从各统计结果还可以看到,各变量数据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双向因果关系,这一检验结果说明了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际过程中,传导变量之间的影响是反馈性的,更显出了货币政策传导程的复杂性。

(3)弹性分析

通过以上的格兰杰检验可以看到,模型中涉及的各对应的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将对应的变量分别代入上面四个模型,得到回归结果:

由上表的弹性系数可以看到:

①狭义货币供应量与信贷规模的关系。东、中、西部地区信贷规模指数对狭义货币供应量指数的弹性分别为1.04、0.87、0.86,以东部地区为最大,富有弹性,这说明东部地区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高,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比中西部地区灵敏。

②信贷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东、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数对本地区信贷规模指数的弹性分别为1.03、1.19、1.25,弹性系数均大于1,富有弹性,但东部地区最小。这说明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比中西部地区的要小,原因在于东部地区企业经营效率较高,投资收益较好。因此,企业投资和经营活动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对银行的依赖较小。

③投资和产出的关系。东、中、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对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数的弹性分别为O.69、O.53、O.48,均缺乏弹性,但东部地区的弹性最大,西部地区的最小。这说明投资效率由东向西递减,这和我国市场化程度由东到西递减的趋势相吻合。

④)信贷规模和产出的关系。东、中、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对信贷规模指数的弹性分别为O.58、0.64和0.80,均缺乏弹性,但东部地区的弹性最小,这说明信贷对产出的影响,中西部大于东部。换而言之,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依赖于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

四、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清楚地表明,我国货币政策通过银行贷款渠道传导的过程和作用效果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比中西部的要小;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比东部更依赖于银行的信贷资金。

这就意味着,同样的货币政策措施在三个地区会出现不同的作用过程和政策效果。也就是说,如果货币政策忽视地区差异而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扭曲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作用和效果,甚至有可能加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调控时应考虑到这些情况,在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目标前提下,针对各地区的经济特征采取可行的政策措施,以缩小这种政策效果的差异,从而使各区域间的经济均衡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TaylorJ.Themonetarytransmissionmechanism:anem-piricalframework[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95(9):11-26.

[2]Dornbush,R,C.FaveroandF.Giavazzi.ImmediateChallengesfortheECB[J].EconomicPolicy.1998(4):17-63.

[3]GeraldCarlino,RobertDeFina.TheDifferentialRegionalEffectsofMonetaryPolicy[J].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8(8)

[4]骆玉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货币总量调控的局限性[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8,(3).

[5]耿同劲.货币政策工具区域化研究[J].上海金融,2003,(5).

[6]宋旺,钟正生.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性及原因[J].经济研究,2006,(3).

货币政策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有效性

货币政策理论概述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主要的货币政策理论有以下四种:

古典学派: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名义货币数量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失业率、实际工资、实际利率、储蓄和投资等实物变量完全没有影响,货币数量的变化只能引起物价的同比例变化,因此货币政策对调节经济景气无能为力,即“货币中性论”。凯恩斯学派: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真正起点,应该是凯恩斯在1933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称《通论》)一书。在该书中,凯恩斯认为,名义收入的变化可以通过利率影响实际国民收入,因此货币在实体经济中并不是“中性”的,同时由于价格粘性因素的存在,市场机制无法及时有效地调整以修复所出现的失衡,需要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对市场失衡进行修正,以减小经济的波动。其政策操作的基本思路是,在经济相对低迷时采用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而在经济相对过热时,则用相对从紧的政策来应对。随后,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成为各国政府所倚重的经济调控工具。货币学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通货膨胀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首要难题时,面对无法解释通货膨胀的凯恩斯学派,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又以现代货币学派的形式卷土重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更是将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推到了一个高峰。合理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卢卡斯为首的合理预期学派给了凯恩斯学派最后一击,提出没有预期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原因,有预期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完全没有影响。

综观以上各学派的观点,基本结论大致可以分为“货币政策有效”和“货币政策无效”两种对立的观点。凯恩斯主义认为能通过宏观政策逆向地调节有效需求以平抑经济波动;现代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各流派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反对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按规则行事”,并相信只有依靠市场机制才能走出困境。而在实践中,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但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无法解释“滞胀”现象,“按规则行事”的观点在政府的宏观政策制定中逐步占据上风。

在我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货币政策受关注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目前,货币政策已成为最受社会关注的宏观政策,其每一次变化及未来可能的走势,都会牵动市场的神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过,在货币政策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层面上,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过。对于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是否具有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货币政策的调控边界,以及货币政策操作的基调。

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理论研究

(一)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假设货币供给为外生的基础上,研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导致真实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产出)发生变化,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仅仅导致名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如名义产出、价格水平等),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二)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

货币政策操作是通过各种途径(如利率、汇率、信贷、资产价格等)对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产生影响,最终反映在价格水平的变动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金融体系是否对货币政策调控产生及时和准确的反应。按照通常的逻辑,金融体系发展越是完善,就能更迅速和准确地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因此,货币政策也就会更有效。不过,从现实的观察看,金融市场的发展固然会提高其对各种政策的反应速度,但也会改变货币政策传导的基本外部环境(比如金融创新的发展增强了货币的内生性),这会极大地影响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金融市场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日渐疏远,更是让货币政策的传导落入了失灵的境地。当然,在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有效的各种条件中,除了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

(三)评价中央银行选择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否适当

货币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手段等,评价货币政策是否适当要看其是否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互相协调、互相配套,是否能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在这个层面上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讨论,涉及的是基本经济理念之争,即:市场是否有充分的弹性吸收可能出现的各种冲击,并迅速恢复到均衡状态。如果市场是无效的,那么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将产生实质的影响,并有助于经济失衡的修复;如果市场是有效的,有能力修复各种冲击,那么过于频繁的货币政策操作不但不会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反倒可能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以及信息技术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弹性在不断增强,应对风险的修正能力也大幅提高,从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极货币政策操作后,保守的“中性货币政策”重新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其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的职能重心的转变,从熨平经济短期波动转向在长期内为市场运行以及市场功能发挥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二是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从多目标逐渐转变为长期物价稳定的单一目标。

上述三方面都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决定于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深度、金融制度安排与变迁乃至经济制度安排与变迁。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政策工具、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的选择都有其特殊性,这势必对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处于金融深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而需要从多方面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才能得出一国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自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实际上是以信贷总量和现金总量为中间目标的。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步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但由于企业负债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其投资和生产周转资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因此信贷总量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中间指标,为各经济主体所高度关注。

而最终政策目标的选择则一直在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之间摇摆,至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为“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稳定币值与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稳定币值是有区别的,后者是在开放经济模型下的政策目标,稳定币值的含义包括稳定国内物价和保障本币汇率的稳定两个方面,我国由于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因此汇率稳定没有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稳定币值”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其实际含义是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也不断地与时俱进,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不断走向成熟,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表明今后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乃是“稳定”,而“增长”不再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从早期的“发展经济、稳定货币”过渡到“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直到今天的“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鲜明地体现了货币政策日益“中性化”的轨迹。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不再承担“刺激”或“抑制”经济的任务,而只负责为经济运行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即为一种典型的“中性化”政策,它只保证经济以其自身的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2003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保持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增强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中的作用。综合来看,近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以上,CPI年均增长控制在3.2%以内,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控制在17%左右,可见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比较有效,对实际产出和物价变动都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与1998年以前货币政策效果相比较,近年货币政策效果有不断减弱趋势,印证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效果是非均衡的观点。主要体现为:货币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减弱;宽松的货币政策未能避免物价走低;货币政策促进投资乏力;连续降息刺激消费微效。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众所周知,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由此带来的重复建设不断加剧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而货币政策是一项总量性政策,在解决总量问题方面具有优势,并且一般认为,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显著,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就不明显;而解决结构问题,依靠货币政策总量扩张往往无济于事,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加以解决。

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增强是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主要是货币乘数与准备率之间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函数关系,货币乘数出现不确定性,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控制能力有限。近年来,在我国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造成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而实体经济的不健全,势必会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储蓄与投资转化受阻,使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达不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而把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最重要前提是货币供应量是外生的,即货币乘数是确定的,这样中央银行才可以控制货币供应量。如果这一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然会受到制约。

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存在较长时期的外部时滞问题。处于经济体制转变中的我国,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存在较长的外部时滞。当中央银行出台一系列货币政策后,由于作为直接调控对象的金融市场和企业处于特殊状况,致使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变动经由投资的利率弹性产生效应这一传导机制,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种市场时滞较为客观,它不像内部时滞那样可由中央银行掌握,而是一个由社会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行为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复杂变量。因此,中央银行对这段时滞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控制,以及处于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因传递媒介行为的日渐理性,扩张性货币政策不再像传统的卖方市场条件下对经济的影响那样剧烈,对于经济的影响也不像过去那样直接迅速。这是我国货币政策在调控经济中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障碍。货币政策作用是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实现的。实现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除了内部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外部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内外部均存在障碍,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程度不高使传导机制阻滞;企业转轨时期的特殊性使传导机制被制约;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削弱了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货币市场和票据市场的不成熟制约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有限。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承受本外币值稳定的双重压力,面临治理通货紧缩和预防经济过热的两难选择,需要解决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协调问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又面临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和强烈的外部冲击而存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风险,加之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缺乏,使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难度进一步加大。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央行货币政策主张、实际操作与现实经济互动效应的实效性,不仅受到政策体系外部相关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决定于货币政策自身决策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传导效果。因此,在确定今后央行货币政策主张与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首先,在充分考虑货币政策与其他相关经济政策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同时,必须坚持货币政策自身高度统一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其次,要通过合理选择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通过疏通和提高传导机制的实效性,强化金融货币变量与实体经济变量间的相关度,进一步建立健全货币政策体系,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现实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为此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加大力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要坚决淘汰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坚决制止低效率的重复建设,认真落实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措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加科学、经济结构更加优化,从而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

中央银行要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预测研究。针对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不稳定问题,央行要加大力度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性研究,从而保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相协调,避免货币供应量大幅波动,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要加大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的杠杆作用和引导作用;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真正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大的空间;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要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根据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功能,结合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实际情况,有区别的灵活运用,要注重与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

参考文献:

1.陈飞,赵昕东,高铁梅.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效应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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