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基础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宪法监督与宪法相伴而来，通过两百多年的宪政实践，宪法监督充分展现了其独特而深刻的价值。然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却存在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宪法监督价值生成的关键。

纵观中西方宪政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有部较为完善的宪法仅仅是实现宪政的前提条件，而宪政的实现与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则必须有个成熟的市民社会。我们知道，近代西方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与完善，使市民社会由与政治国家混为一体状态中渐次分离出来，并进而成为一个与政治国家相抗衡的独立的社会力量。这种渐变的历史过程在法律上的一个重要表征既是宪法的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宪法监督价值逐步确立与实现的过程。

一、市民社会的历史演变

“市民社会”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市民社会的概念源自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到中世纪启蒙思想家再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等等，都对“市民社会”进行过论述。随着市民社会的概念不断演进，其已融入时代精神并形成持续更新的理论体系。从词源上讲，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从拉丁文CivilisSocietas演化而来的。在拉丁文中，Societas一词有协会、联盟、结社之意，与英文Society(社会、社团、协会)之意近，而拉丁文civiliS在古代尤其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就代表了一种西方特有的法律和社会至上的意思。该词最早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它指一种城邦。古罗马政治思想家西塞罗第一次明确了市民社会的含义：市民社会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指业己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在这里，市民社会就是文明社会的同义语。所谓的文明社会则是指与自然状况相对的人类社会，因而市民社会在古代西方是指政治社会。在中世纪，另一种社会观念开始逐渐形成，新的社会观念认为，政治权力机构只是社会中众多机构之一，社会并不等同于其政治组织。这种观念上的重要分化，是近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渊源之一，也为权力的分立和制约奠定了思想基础。17世纪的霍布斯、洛克和18世纪的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将市民社会描述为一个象征着文明、进步的理想社会，虽然他们尚未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进行原则区分，但由于近代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市民社会己开始作为与政治国家而非自然状态相对的概念而存在。如果说古代及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就是指人类文明，那么近代的市民社会则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存在物。从l9世纪开始，“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支配下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脱离国家和政治的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在中国虽然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地域里曾经有过市民社会的萌芽，甚至有相当的发展。但是，总揽中国的历史，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和计划经济以及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历史悠久、根深蒂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一直称“联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政治形态统治下的国家，政治权力压倒一切，政治权力没有时空限制，可以渗透和扩张到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社会生活都必须以政治国家为中心，受其支配和控制。这就是马克思批判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颠倒现象，这种状况不是政治社会化，而是社会政治化，因而，市民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是难以形成的2O世纪初，中国的帝制被废除，标志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寿终正寝。同时，在思想领域，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使延续几千年的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的体制出现暂时中断，市民社会开始显现。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政治运动高潮迭起。特别是中的政治挂帅，就把这初步形成的市民社会逐渐给削弱甚至近乎消灭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的市民社会的发展又有了新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依然没有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成热的市民社会，宪政与法治就失去了基石，宪法监督的价值就无从生成。

二、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宪法监督价值生成的关键

宪法监督与宪政是对孪生兄弟，宪政的发展必然促进宪法监督不断完善，进而彰显宪法监督之价值。然宪政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有建立在成热的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相应地，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也必须在成熟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

当然，在黑格尔那里，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特殊的领域”，国家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国家是“客观精神”发展的顶点和最高体现，是“绝对自在目为的理性东西”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为市民社会提供终极依据。马克思没有像黑格尔那样认为历史的发展归于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从社会关系，特别是从经济关系中来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说明。他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样，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摈弃了黑格尔的“精神理念”，而且也指出了人们的利益实现方式即“物质交往”，并由该方式决定的人们的社会关系，抓住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同时，马克思也纠正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就是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以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为形式，以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为内容，体现着人们特定的物质交往关系，独立于并决定着建立在其之上的政治国家及其附属物。

宪政作为政治国家的一种形态，其依然决定于成熟的市民社会。马克思认为，“代议民主制只有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真正分离时才能产生和存在。”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则强调市民社会成热程度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他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对比了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前市民社会的发展情况，认为“英国的市民社会比法国的市民社会发展成熟，传统的贵族和农民在商业化过程中消失殆尽，而法国的传统贵族和农民在革命前仍然存在，所以法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付出了比英国更为沉重的代价。”在晚期实现现代化国家中，亚洲某些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提供了某种参照。它们一般先致力于市场经济发展培育坚固的市民社会基础，然后顺理成章地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发展，虽然其过程也不尽如人意，但没付出太人的代价。苏联、东欧的代价颇大，原因之一就是在政治变革之前没有市民社会作为基础。市民社会与宪政的关系极为密切，这已为西方的宪政历史和法治之路所证明。通过对西方宪政发展史进行深层次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社会铺垫了宪政之路，为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提供了社会基础。这是因为市民社会本身蕴涵着宪政与宪法监督的基本价值。

从经济的角度看，市民社会的孕育、产生、发展及其成熟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就没有市民社会。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同时马克思还指出：“平等，表明人的本质的统一、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人和人的实际的统一，也就是说，它表明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或人的关系。”因此，平等是近代以来人际关系中的根本和核心理念，它植根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是人对自身本质的自我意识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这就必须否定社会等级特权，实现市场主体的自主性、独立性与平等性。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使人“从身份到契约”，摆脱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人们在契约的基础上来获得自身需要的社会资源，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使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交往趋向于自由、平等的原则。既然市民社会通过摆脱对政治国家的依附关系，形成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领域。在市场经济作用而生成的市民社会表明了国家不再是政治生活的主导，市民社会与国家形成了二元分立的结构体系。而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则是从“强国家、弱社会”到社会与国家的抗衡，再由市民社会与国家互补互动进而到最终以市民社会消融国家的历史过程。当成熟的市民社会形成后，人能够最充分地展示个人的自由、个性和权利的场所。在这样的市民社会中，财产关系、经济关系和私人关系占主导地位，市民生活、市民文化和市民利益得到发展和保障。因此，市民社会的人是现实的个人，不同于政治国家中的公民，更不同于传统国家中的臣民。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是本来的人，他和公民不同，因为他是有感觉的、有个性的人。所以，市民社会这种促进人的个性的增长、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的功能，无疑是与民主宪政相联系的。大家知道，民主宪政离不开个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我实现，而市民社会正好为民主宪政准备了社会土壤。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市民社会自从其形成以来，就必然追求独立地位，追求主体的平等，追求与国家政治权力分离。因此其本身就蕴涵着平等价值。

6.2/从政治的角度看，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相对于政治权力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表现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对立性。正是由于市民社会的这一特性，使得市民社会从开始便蕴涵着宪政精神，蕴涵着宪法监督价值。综观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市民社会的产生首先是从等级政治中解放出来，这样使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的特殊私人利益和体现在政治国家中的普遍公共利益相分离。这种分离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生活的二重化：同一个人作为国家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是彼此分离的。而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是民主制国家的特点，也是宪政形成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等级制度的消除，宪政能产生吗?再从政治权力的属性看，权力具有强制性、支配性和扩张性，如果政治国家介入市民社会，那么，在市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冲突中，市民权利必然会被侵蚀。因此，市民社会本身就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排斥与限制。对人类民主宪政和法治产生的历史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如果没有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新兴的欧洲资产阶级，也就没有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与法治。尽管市民社会根植于平等个体相互联系的私人社会生活，但是，市民社会并非只是一种外在于政治权力的领域，而是一种深深地穿透于政治权力之中的力量，从而使权力处于分立的状态，制度上的宪政表现为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因此，与国家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便与宪政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说，制度层面上的宪政深深植根于西方市民社会的文化传统之中。市民社会的建构，在于培植不受国家权力干预的私人自治领域和与国家权力制衡的社会自治领域。宪政发展的目标在于使法居于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地位，在社会领域内实现依法实行社会自治的秩序状况，在政治国家的领域内严格依法运行、配置、限制政治权力。可见，在对公权力的控制和对私权利的保护中，实现平衡是市民社会建构和宪政发展的同一目标。法治的精义就在于“依法治权”，由法律来支配权力，出于对公民私权领地——市民社会进行保护的考虑，宪政理想的倡导者们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划定基本的界限，权力只能控制在政治国家范围内行使，因而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成熟是宪政传统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宪法监督价值得以生成的社会基础。

三、实证分析：美国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

美国宪政大厦之建立，深受欧洲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英国经验自由主义与欧陆分权思想的完美结合。当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国家而且至今仍在适用这部宪法的国家，仅持有宪政理念是不够的，稳定的社会基础是其宪政的根本成因。美国是一个没有经过封建社会的移民、多民族的国家。在殖民地时期，没有王权、没有贵族、没有等级制度。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美国没有封建制度这个强大敌人，它的农业是资本主义农业，而行政管理体制是以地方自治为主，各殖民地之间也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自由土地是北美建立中产阶级社会的主要条件。这个中产阶级社会是由殖民地人民在新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最初来到北美的移民在其母国都属于中下等阶层，新大陆给他们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因为自由和机会均等，贫富差距并不大，殖民地社会的人口靠自身的繁衍和移民不断增多，到1775年人口达到250万。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初步形成，·而初步形成的中产阶级的民主传统同代表着专制的殖民地统治制度产生了矛盾，1776年(独立宣言》标志着革命的开始。独立战争及其后制定的宪法，使美国初步步入了宪政社会。

美国独立后，于1787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但由于当时美国在整体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英国的殖民专制影响尚未从根本上消除，美国宪法和宪政都受到严峻挑战，虽然在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确立了宪法监督，但宪法监督的价值却无从生成。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的宪法监督价值才逐渐得到确立。在此之间，美国市民社会的逐渐成熟是关键因素。

宪法基础论文范文第2篇

2004年，农业保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相互保险公司这种互助共济的组织形式成为开展农业保险试点的一个重要方向。2005年1月11日，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公司)的横空出世，开始了相互保险公司在农业保险领域的率先实践。

二、我国相互保险公司运行的法律困境

目前，我国法律缺乏对关于相互保险公司法律地位的确认，构成了相互保险公司运营的最大障碍。我国《保险法》只是明确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组织形式，虽然也有“其他性质的保险组织，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的条款，但这样的规定无疑过于笼统，不能确定相互保险公司的合法地位，所以迄今为止我国仍没有任何涉及相互保险公司的专门法律法规。阳光公司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保监会)批准设立。但是保监会只是国务院授权的商业保险主管部门，并没有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权力，因此，保监会批准设立阳光公司的行为无疑有越权之嫌。关于相互保险公司的立法虽早已被提上日程，却一再难产，阳光公司也只能一直在无法可依的尴尬中运营。有关调研显示，虽然阳光公司属于相互保险组织形式，但是在实际运营中由于无法可依，工商、税务等部门在其年检、纳税过程中只能以股份制公司的规定要求其资本充足率和纳税等，为其正常运营造成障碍。［1］因此，完善相互保险公司的法律架构，成为在我国进一步发展相互保险公司的一个重要前提。

三、我国相互保险公司法律制度的建构

我国在修改《保险法》时，应明确规定相互保险公司是同股份保险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并列的保险企业的法定组织形式之一，专设“相互保险公司”一章，对相互保险公司的特有问题作出原则规定，并在不同的章节中体现有关相互保险公司的内容。

(一)相互保险公司的设立

1．设立的实体条件

相互保险公司设立的实体条件是指设立相互保险公司所应达到的能承担责任的物质标准和其他标准。

(1)资本金或基金。相互保险公司的资本金或者基金的实质是投保人预交的保险费。相互保险公司的资本金或基金既是其从事经营活动的基本保障，也是构成其偿付能力的关键因素。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相互保险公司有着较长时间的历史，既有足够的盈余资金退还股东，也有足够的保单维持公司正常运转，所以均未对此予以特殊的规定。例如，日本保险业法规定，“保险公司的资本金或者基金总额必须达到10亿日元以上，公司的组织形式应为股份有限公司或相互公司”［2］。目前我国只有一家相互保险公司，且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国在设定相互保险公司的市场准入条件时不能盲从发达国家的规定，而要经过充分的论证研究，结合我国的实际，规定一个符合相互保险实际情况的最低资本金数额。由于相互保险公司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中小企业中，因而笔者认为，相互保险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可以适当低于股份有限公司500万元的规定，可以限定为300万元，否则可能会不利于人们自发设立相互保险公司。另外，由于相互保险公司在成立后可能兼营非相互保险业务，因而在立法时应当考虑到这种情况。为保障相互保险公司非成员投保人的利益、提高其偿付能力，法律应规定相互保险公司兼营非相互保险业务的，最低资本金应当不低于股份保险公司的最低要求。资本金或基金必须以现金形式支付。公司的经营收入优先用于支付创立费用和业务费用，只有在盈余扣除准备金后仍然高于创立资本金或基金时，才可以向出资人还本付息。

(2)具有公司章程。相互保险公司的章程必须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公司的名称，必须包括表明其性质的词组，即必须含有“相互保险”的字样;第二，公司所在地;第三，公司的基金总额和缴纳方式;第四，公司成员资格的取得;第五，公司的经营范围，即将要经营的险种;第六，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方式及权限;第七，盈余分配和亏损承担的方式。以上内容属于公司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必须经公司创立大会通过，并且由保险监管机构批准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2．设立的程序条件

相互保险公司设立的程序条件是指设立相互保险组织依照法律规定所应遵循的程序方面的要求。相互保险公司设立的程序与股份制公司基本相同。基本程序如下:

(1)申请筹建。欲设立相互保险公司的人或组织应当向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筹建申请，并提交如下材料:第一，设立相互保险公司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拟设立相互保险公司的名称、注册资本、业务范围等。第二，设立相互保险公司的可行性报告。第三，拟设立相互保险公司的筹建方案，包括筹建基金来源、筹集人员、筹集时间等。第四，拟设立相互保险公司投资人的基本资料及拟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本人认可证明。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对收到的筹建申请进行审查，并自受理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答复。不批准的应当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筹建通知之日起，一年内完成筹建工作，筹建期间不得从事保险经营。

(2)开业申请。相互保险公司的筹建工作完成后，申请人具备成立相互保险公司条件的，可以向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提出开业申请，并交下列资料:相互保险公司的章程;创立成员名册及其基金份额;验资报告书及资金到位证明;公司拟任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及符合资格的证明;公司拟经营的范围和险种(拟兼营非相互保险业务的应当同时载明);公司经营场所及其他设施的资料;其他应提交的文件及资料。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开业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批准开业或者不批准开业的决定。决定批准的，颁发相互保险业务许可证，申请兼营非保险业务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同时批准其兼营非相互保险业务;不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3)相互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立程序。相互保险公司可以设立分支机构，但应当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提交以下材料:设立相互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申请书;拟设立分支机构的经营计划及范围(应载明是否兼营非相互保险业务);拟任职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证明材料。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相互保险公司设立分支机构的申请进行审查，并自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颁发分支机构经营许可证，申请兼营非保险业务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同时批准其兼营非相互保险业务;不批准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4)设立登记。经批准设立的相互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凭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经营相互保险业务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相互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自取得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之日起六个月内，无正当理由未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的，其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失效。

(二)相互保险公司的治理结构

1．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

成员大会应作为相互保险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由于相互保险公司规模不一，成员分布有别，成员人数众多，每个成员都参与成员大会是不现实的，所以应当规定成员人数超过一定规模的相互保险公司应设置成员代表大会代行成员大会职权，但法律应对法定最低出席人数作出规定。选举代表的方式可以将选择权交给公司，由公司根据成员意愿灵活安排，并在章程中作出明确规定。相互保险公司的投保人是成员大会的当然成员，并有权被选举为成员代表。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行使表决权采取一人一票制，不考虑其保费数量和保险金额的大小，同时应严格限制管理人员的投票权。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一年召开一次。在出现涉及公司成员重要利益或者公司重大经营事项的特殊情况时，经董事会或监事会提议，或者经1/5以上成员或成员代表提议，可以召开临时大会。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对以下重要事项享有决策权:董事和监事的选举权;变更组织形式、解散公司的决议权;利润分配的决定权;其他重大事项决策权，包括公司章程的修改、公司组织形式变更、增加公司资本金等。对于一般的决策事项应当经出席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的成员或成员代表的过半数通过;对于公司章程的修改、公司组织形式的变更、公司解散等重大问题应经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半数以上成员或成员代表出席，并经出会的成员或成员代表3/4以上投票通过。

2．董事会和监事会

相互保险公司应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和监事由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选举方法及权限，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应适用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规定。除此之外，由于相互保险公司在治理结构上存在缺陷，成员往往对公司的经营状况缺乏必要的了解，因而有必要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对相互保险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改良。笔者建议在相互保险公司内部设立信息咨询办公室，定期向保单持有人提供公司的收入、支出等有关情况，解答他们的疑问，并听取他们对公司经营和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另外，应在董事会设立独立董事，其成员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独立董事有权对公司经营的重要事项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三)相互保险公司的运营

1．相互保险公司运营的原则

阳光公司成立后，以统一经营为原则，以保险社互助经营为支撑，实行双层治理、双层经营的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我国相互保险公司的运营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国相互保险公司在运营模式上可以采取阳光公司“防保结合”的模式，完善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在保费缴纳方面可以采取灵活的方式，既可以采取摊收保费制，也可以采取预收保费制或者永久保险制。究竟适用何种制度，可以将选择权交给公司，但相互保险公司必须在章程中对保费缴纳制度明确规定。阳光公司经营时间短，缺乏相关经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可以对阳光公司探索出的有益的经营规则进行研究和总结，并进行相应的改进，使之能够更加健康地运营，适应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

2．相互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

相互保险公司应该严格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准的业务范围进行经营，原则上不得兼营人身相互保险业务和财产相互保险业务。但是，由于相互保险公司地域性、专业性较强，经营范围较为狭窄，加之保费较低，所以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往往受到限制。阳光公司为获得进一步发展所需资金，在稳步经营农业财产相互保险的同时，2005年向保监会申请开办机动车商业险，并获得批准。由于相互保险公司经营其他险种属于新的探索和尝试，保监会对此非常慎重。①几年来，阳光公司商业车险及交强险业务经营势头良好，为阳光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资金。2009年，阳光公司又申请在广东设立了分公司，经营区域突破了黑龙江省的局限，分公司也同时经营车险和交强险，形成了农业相互保险和其他直接保险相得益彰的局面。我国《保险法》在规定相互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时，应当规定相互保险公司可以经营短期他种非相互保险业务，但是应当具备相应条件，比如资本金要同时满足股份保险公司关于资本金的最低限制、非相互保险业务要与相互保险业务分别核算等，并必须经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3．相互保险公司的盈余分配、亏损承担

我国《保险法》应明确成员的盈余分配权，并且应规定只有经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出会的成员或者成员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才能决定相互保险公司的盈余分配方案，同时应规定盈余分配的方式:要先行支付投保人资本金的利息，如尚有剩余，则转入公积金、准备金或者分配给公司成员及经营者。为保证相互保险公司盈余分配的公正、均衡和公司经营的稳健，应对盈余分配的内容、顺序和各种公积金、准备金的提取范围(最高值和最低值)等作出严格的限制。当相互保险公司出现亏损时，应首先动用公积金、准备金及剩余金填补。若仍不足时，对于采用确定保费制的公司，采取削减一部分保险金的办法加以解决。对于采用不确定保费制的公司，则由保单持有人分摊保险费予以弥补。为稳妥起见，应当要求相互保险公司将盈余分配方案报请保险监督管理机关批准方可实施。

4．相互保险公司组织形式的变更

当今国际保险市场既存在股份保险公司的相互化，也存在相互保险公司的股份化。各国保险法对保险组织形式的变更大都作了相关规定，其中日本法规定得最为细致全面，对我国最具借鉴意义。我国对相互保险公司组织形式变更进行规定时应当全面，既要有相互化的规定，又要有股份化的规定，允许保险组织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组织形式。

(1)股份公司转变为相互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在变更为相互保险公司时须编制组织变更计划书，提交股东大会决议。决议若获得通过，则必须在该决议通过之日起15日内将决议内容及资产状况进行公告，并分别向股东及股东名单上记载的质权人通报决议的内容。董事会必须将组织变更的有关事项报告给投保人大会或投保人代表大会。在投保人大会或投保人代表大会上，除作出有关章程及组织机构改革的决议外，必须同时选出相互保险公司的董事及监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在需要筹集组织变更后的相互保险公司的基金时，必须在投保人大会或投保人代表大会结束后，立即对所需要的金额进行筹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在接到该筹集款项后，必须立即召集第二次投保人大会或投保人代表大会。组织变更必须经保险监督机构批准，否则不发生效力。保险监督机构在接到请求批准的申请时，必须审查其是否符合下列标准:组织变更后的相互保险公司有足够的财产基础以保证其保险业务的健康开展;组织变更不会损害投保人的现有权益;组织变更不会妨碍公司业务健康地运作。组织变更为相互保险公司后必须立即将其组织的变更进行公告，并且自变更之日起15日内在公司总部或主要事业所在地、20日内在分公司或营业所在地，对组织变更前的股份保险公司进行注销，并对组织变更后的相互保险公司进行设立登记。

(2)相互保险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在进行组织变更时应当制作组织变更计划书，且必须经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决议通过。相互保险公司在进行组织变更决议时，从该决议通过之日起15日内，应当将决议的内容及公司资产状况进行公告。相互保险公司尚有未偿还的基金时，必须在组织变更以前，按照组织变更计划书的规定偿还全部金额。按照组织变更的规定，相互保险公司的成员可以接受组织变更后的股份保险公司的配股。以上组织的变更应得到保险监督机构的批准，未取得批准的组织变更无效。相互保险公司在进行组织变更时，组织变更前的相互保险公司应进行解散登记，组织变更后的股份保险公司应当进行设立登记。

(四)相互保险公司的监管

1．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

(1)加强对相互保险公司经营决策流程的监管。第一，对决策机构的监管。如上所述，相互保险公司具有运营不透明的治理结构缺陷，相互保险公司发展壮大后，一般会将管理权和经营权移交给少数人，可能会产生“客大欺主”的现象，特别是在相互保险公司存在相互保险业务和非相互保险业务兼营的条件下，还存在如何平衡作为股东的成员投保人和非股东投保人的利益，保证非股东利益不受损害的问题。因此，一方面应完善相互保险公司决策的程序和规则，使相互保险公司的决策建立在合法有效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应完善信息定期披露制度，由董事会专门机构定期对公司的经营信息、资产状况等重大事项向成员披露，加强相互保险公司决策的透明度，对不按期向公司成员披露信息或者故意向成员隐瞒重要信息，给公司成员造成损失的，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当给予责任人相应的处罚，并且责令其限期整改。第二，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由于相互保险公司专业性强，所以对相互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的规定可以适当严于股份保险公司，如规定必须从事农业相关行业满5年才能担任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总经理等高级管理职务。相互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和勤勉的义务。在召开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时，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并接受成员或者成员代表的质询。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给公司成员造成损害的，成员可依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相互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对相互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是各国保险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偿付能力不足，保险公司就无法履行其赔付的职能。加强对相互保险公司特别是兼营非相互保险业务的相互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防止成员投保人利用自身的成员优势损害非成员投保人的利益，对于维护非成员投保人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对相互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实际上也是相互保险公司早期预警系统的一部分。加强对相互保险偿付能力的监管，应当规定相互保险公司应定期向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报送年度精算报告、资产损益表以及经专业审计机构审计的季度报告、年度报告。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一旦发现相互保险公司的认可负债高于认可资产时，应当立即采取以下措施，要求相互保险公司采取矫正行为，防止其偿付能力状况继续恶化:减少或者停止相互保险公司签发新的保单;增加相互保险公司的资本金;暂停或限制相互保险公司向股东或保单持有人派发红利;对相互保险公司的某些投资进行限制，或者禁止其进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认为不合适的投资。上述措施实施后，在规定的期间内相互保险公司仍不能摆脱财务恶化趋势的，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对其进行接管。

2．保险行业的自律

行业自律是政府监管的延伸和补充。保险业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和法律性较强的特点，使得保险业自律具有政府监管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保险行业的自我管理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保险监管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我国保险业自律机制还很不完善，所以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总结上海、深圳等地方行业组织和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做法，通过适当授权，例如将相互保险业的保险条款和费率厘定的职能授予行业协会行使等，赋予其对相互保险公司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权和对违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提高行业协会的权威性，以强化保险行业的自律力量。

3．保险公司内控

无论是保险监督机构的监管还是行业自律，都是对相互保险公司进行的外部防范和控制，具有间接性、滞后性的特点，监管的措施一般是在保险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存在或已经发生时采取。虽然这种监管必不可少，但是也往往代价很高。在现代市场条件下，保险经营的特点决定了保险市场主体的经营状况并不能及时、准确、全面地表现出来，所以外部监管总会有一些盲区。事实上，即便是再坚强有力的外部监管，再完备的保险法律和政策规范及行业规则，也只有内化为保险人的自觉行为，监管的目的才能实现。完善保险公司的内控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点［3］:

(1)完善相互保险公司内控的各种制度。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力量对相互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分析，并对各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进行全面研究，制定出科学、富有操作性的内控规范，如制定《相互保险公司内控制度》等。

(2)强化相互保险公司的内控机制，充分发挥相互保险公司内控人员的监督作用。相互保险公司要建立健全监事会制度，确保公司董事会和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维护成员投保人的合法权利。同时，要切实保证公司的会计、审计、精算等内控机构和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明确其法律责任，发挥其对公司财务、费率、偿付能力和资金运用等业务活动的监督职能。

宪法基础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第三主体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在发展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与谬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中，我国的现代经济法学已经颇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学说，从最初的“纵横说”、“学科经济法说”、“密切联系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经济法说”、“经济行政法说”、“企业法说”、“国民经济运行法说”，到现在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国家参与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二次调整说”、“模糊说”、“限定的纵横统一说”，等等。

百家争鸣的景象当然我国现代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最好表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经济法学说相互并立,甚至一本书就代表着一种经济法流派,既给经济法学的讲授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成熟的表现。笔者认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促进该学科发展的争论,更多的要有促进该学科独立而稳定的共识,而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显然缺少一种“求同存异”的认识。在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学者应该尽可能的抛弃所属学派的意气之争和门第之见，在一切为我国经济法学独立和发展的大局观的指引下，尽快将各学派相同相通的经济法学理论统一起来，以谋求我国经济法在未来更大的发展。

笔者拟通过本文，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求同”上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至少有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现代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哲学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四个问题应该形成共识。

一、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法。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代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1]（P231）对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提法，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近现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国家同以国家为本位的东方国家之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理念，在反封建的斗争和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其进步作用当然应当肯定。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正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主导思想，才使得整个国家的稀缺资源掌握在该国先进的阶层或统治阶级手中，由政府加以调配，从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正是藉此赶走外来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有力的工农业和科技基础。

然而无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念，还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在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都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它们都自觉或被迫地选择了或正在选择一种现代化的本位理念观：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观。在信奉“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非但不能保证个人充分发展，相反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于对“个人本位”危害的认识，早在19世纪，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包含社会利益的个人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所以社会利益不能容忍为了满足反社会的邪恶目的而行使个人权利。”[2]（P138-140）而在信奉“国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国家的过分集权，大大损伤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位观认识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在当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上，而这种调整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中，便是现代化的经济法理念观。绝对的计划经济以国家为本位，绝对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所以“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绝对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3]。只有在市场与计划（西方国家）或计划与市场（东方国家）相互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

综上，经济法是社会转变中产生，其本身也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转变。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因此，现代经济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部门法，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经济法社会化本位的日益凸现，经济法的现代化主体—第三主体，一个完全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体，也逐渐显露出庐山真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

经济法主体二元架构的突破，三元架构的初探。

我国一些传统经济法学者的“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他们把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或干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指导”；而政府的调节行为则可能会有调节“不适当”情况的出现，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加以规范。从正面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时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从反面说，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的失灵与不适时也需要法律的纠正、限制和禁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对于这种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协调学说这里我们不做评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的日益丰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对于第三部门的认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不能一一举例，笔者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与国家政府和私人团体相对应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官方性质，同时也没有私人团体的赢利唯一性。这里需要对“赢利唯一性”做一特殊说明，“赢利唯一性”不同于赢利性，它强调唯一性，即第三部门可以有赢利的要求和需要，但赢利不是第一性的，它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其它社会公共目的。社会团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随着其范围和主体的日益扩大，其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因而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第三部门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历程：由国家为本位到个人为本位，由个人为本位“回归”到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范围至少包括各种公益事业基金会、文化团体、学术组织、运动协会、现代化的教会、“在野”派、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协会以及独立的传媒等等。

特别地，在当代高科技日益深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以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来弥补高科技所带来的法律真空已经明显滞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因特网的技术标准、保护协议和相关游戏规则几乎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社团组织不待政府授权而自行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超越国界，没有国家参与的立法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施，这更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即第三部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主体，它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

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调整的优势在于：第一，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相比显然缺少了官僚的拖沓作风。第二，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人性化。与国家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能不同，由于社会团体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它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相对贫困和需要投入的经济个体。中国古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上的贫富差距总在不断拉大的社会根源。而第三部门的出现则真正有可能使人之道符合天之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第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将越来越强大。第三，第三部门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将有可能超越国家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超越国界第三部门也越来越多，它们对经济资源配置当然地不限于一国之内。这无疑为突破各国政府相对狭隘的贸易保护壁垒，反垄断特别是反国家垄断提供了一个的新的解决途径。

三、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

经济法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关系可以分解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所谓的经济法法规可以分解为民法的规范、行政法法规和劳动法法规，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则可以分解为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民法的调整方法和劳动法的调整方法，既然这三个部门法可以分割“独立”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会得到上述错误结论，主要是采用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缺乏应有的认识。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关系,所谓的综合是有机的结合,绝对不是简单的相加混和,所以采用“平面层次的分割法”来分析分解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而法律中的各个部门法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部门法系统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引用哲学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关于部门法的划分，从而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正名，无疑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重大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认为：系统虽然由子系统或元素构成，但系统具有子系统或元素不具备的某些特性，系统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所以系统不能理解为其子系统或元素的简单集合。此哲学观点无疑为现代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划分（部门法划分）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一些传统的民法学者划分法律部门时认为：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由民法部门来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既有横向领域又有纵向领域，那么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依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经济法）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横向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纵向领域的经济关系）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这种质的飞跃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由单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民法来实现，也不可能由单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行政法来实现。相应地，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一定范围内的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横向经济关系与单纯的纵向经济关系，有质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化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比如C+O2=CO2，CO2显然与C和O2不是同一种物质。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结构质变规律。通过上述带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确信：新兴的经济法系统当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四、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体系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过，它从人类的思维逻辑上论证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从而驳斥了少数其它部门法学者对经济法地位不能独立的攻击。

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笔者作如下定义：将原本为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乙学科中，从而使乙学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发展的研究方法，叫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研究方法。例如现代生物学基因排列发现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者和其理论往往都借鉴了数学的分析方法。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而言，它的研究方法就更具备了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对经济学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借鉴源自于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是伴随着经济法刚刚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一手论是不可能使经济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只有在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后，才使经济法的独立成为可能。所以经济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法就是法学借鉴经济学而从传统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的部门法。因而它也就常常为近乎“完美的”传统法律体系固执的拒绝和不容。

从宏观经济学的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理论到微观经济学的效益和成本、供给和需求、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几乎无一不为现代经济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和吸收的理论。

综上：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结论

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它的价值取向到它的主体，从它的独立基础到它的研究方法无一不闪烁着各种学科的前沿性与现代化的光芒。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法律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新兴部门法必然和其它新兴事物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参考文献：

[1]秦晖.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传统中国及其现代化再认识[J],转引自在北大听讲座(3)[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0.

[2][美]罗斯科?庞德.唐前宏、廖湘文、高雪原译.普通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宪法基础论文范文第4篇

一、信用保险业的作用

发达的社会信用体系对于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由我国信用体系的不完善所引起的主要问题有：银行呆帐坏帐问题，企业三角债问题，消费信贷市场不发达问题，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及国际贸易信用风险问题等。就消费信贷而言，以房地产市场为例1995年，1996年及1997年全国普通商品房空置率分别达到87．8％，87．5％和87．4％。而我国中等水平住宅与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之比在大多数城市超过6，其中上海达10．6，北京达10，3，广州达10．2。而低收入水平和高房价正是住房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条件。可是我国信用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银行和客户之间相互不信任及过高的交易成本成为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障碍。而发展信用保险业一方面可以弥补目前信用体系不完善造成的市场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

第一，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可以增加风险承担的主体，从而降低企业信用风险，促进市场发展。信用保险是保障被保企业应收帐款免受不正常损失之保险。对银行而言，保险公司的介入一方面可以与其共同承担违约风险，另一方面又可以保障银行按期收回款项。银行风险的降低可以使投保人贷款的可得性提高。从整体而言，信用保险业的发展通过降低信用风险促进了市场效率的提高。

第二，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可降低信用市场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如消费信贷市场与信用保险业的结合，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的介入可以更加有效的克服企业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防范并化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用风险，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促进信贷市场规模的扩大。

第三，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可以提高企业信用风险管理水平，促进出口和消费，降低银行呆帐坏帐比例，对房地产，汽车等市场的发展，对企业融资效率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可以促进我国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应包括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企业信用管理体系以及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等。信用信息的收集与传递贯穿了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个人消费市场。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对企业和个人信用风险评估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必然要求社会的企业信用信息收集和管理体系的发展，以及社会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的建立。目前我国已经实行存款实名制，但是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包括存款实名制在内的所有信用制度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仅仅建立了存款实名制并不能有效化解整个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而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从而降低整个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

二、目前我国信用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信用保险业的发展程度高低是一国信用制度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的信用保险业务主要包括出口信用保险，消费信贷保险等。

1．出口信用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第一，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善，出口企业面临严重的信用风险、国家政治风险及汇率风险。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出口商选择灵活的贸易支付方式，降低信用风险，提高出口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全球国际贸易中有12％是由出口信用保险支持的，日本、法国、德国则分别达到39％、21％和13％。而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仅占出口总额的1％左右。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业首先是整体发展水平低，险种单一，企业对出口信用保险重视不够，业务规模与出口规模相比很不对称。

第二，因出口信用保险较强的外部性和高风险性，一般而言政府应提供相应的政策性支持。目前国家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支持不够，造成出口信用保险费率偏高，费率的厘定不合理，限制了出口信用保险业及出口贸易的发展。

第三，由于目前出口贸易尚缺乏企业资信调查系统，造成出口企业对客户信息了解不够，在没有出口信用保险配合的情况下，产生大量的故意欺诈行为。

第四，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的发展目前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因此，加快出口信用保险业的立法工作，使出口信用保险做到有法可依是规范和促进出口信用保险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2．消费信贷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我国消费信贷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商业银行增长较快的贷款之一。目前我国消费信贷主要集中在个人住房消费信贷，汽车和助学消费信贷等方面，其中住房消费贷款占绝对重要地位。2000年上半年，个人消费信贷达2500亿元，而个人住房贷款达2130亿元左右。消费信贷市场的顺利发展必须有保险业的积极参与，化解信用风险。以美国为例，1991年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中各类抵押债务占GNP的68％左右。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之所以如此发达与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保险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因为，首先美国建立了政府机构担保与私营保险相结合的完善的住房抵押贷款保险机制。政府抵押担保机构有联邦住房管理局(FHA)和退伍军人管理局(VA)。私营保险机构与政府抵押担保各占住房抵押保险市场的一半左右。据《1997—1998年度美国抵押保险公司协会统计汇编》，私营保险的市场份额1993年占53．1％，1994年为48．2％，1995年为61．3％，1996年为54．7％。其次，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市场的担保比例高，经营方式灵活。联邦住房管理局(FHA)针对低收入家庭提供100％的贷款担保，贷款人首付5％的房款就可以得到30年期的银行住房抵押贷款，有力地促进了美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而且美国有综合性的多品种房地产保险与住房抵押贷款保险一起在美国房地产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对而言，我国消费信贷保险市场，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市场的发展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首先，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住房抵押贷款和房地产保险的良性运转机制。住房制度改革滞后，缺乏有效的金融工具启动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消费需求。导致一方面是商品房闲置，另一方面是居民的住房面积严重不足。其次，保险机构没有在信贷市场上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违约风险缺乏有效的防范机制。目前，我国住房抵押贷款条件苛刻，交易成本高，贷款期限短，不能有效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同时与成熟的房地产市场国家相比，我国与住房抵押贷款保险相配套的房地产保险品种较少。房屋产权保险，抵押保险，委托保险等险种市场目前还是空白。

3．其他信用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由于我国相应的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缺乏完备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出口信用保险，住房及汽车消费贷款保险之外的信用保险业仍是有待开发的领域。但是由于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对其他行业如出口、房地产、汽车等市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积极发展信用保险对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三、促进我国信用保险业发展的途径

信用保险的发展有赖于我国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构建，而信用保险业的发展本身又会促进我国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构建。在目前我国信用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我国的信用保险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建立我国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目前我国不仅是缺乏个人信用的商业保险及个人信用评估和管理体系，而且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而完善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信用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规范，贯穿于社会交易行为之中，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完善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由以下几方面组成的统一整体：

一是企业信用管理体系。企业信用管理体系主要由企业资信调查报告和企业资信数据库构成。以美国为例，美国的Dun＆BradstreetCorp拥有近5700万家企业的信用档案，每一企业都有与其他企业相区别的ID身份号码。这样客户就可以通过电脑实时检索企业的信用信息。我国的企业信用管理体系的构建也应参照美国的作法，象个人存款实名制一样，企业的帐户和信用往来也应实行“实名制”，通过互联网建立企业资信数据库，彻底杜绝如多头开户等行为。这样就节约了企业信用评估和管理成本。对政府监管当局来说，也节约了监管成本。

二是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目前我国的个人信用环境和信用秩序十分混乱，个人信用观念淡薄，这种信用危机严重制约了消费信贷的发展。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的建立应与个人信贷结合起来，采取个人信用调查与消费者自主申请相结合的形成，完善个人信用评估方法，逐渐建立个人信用数据库。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的建立将会强化个人信用意识，规范信用秩序。

三是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及相应的立法。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应加强立法工作，为信用制度的建立制定法律规范。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规模企业信息的披露和加强对企业的监管显得十分重要。同时，由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政府作为拥有暴力潜能的第三方建立一定的惩罚机制，增加违约成本，对维护信用制度的良性运转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我国除保密法以外，对企业资信数据的开放度缺乏法律界定和规范，不利于我国企业信用管理体系的建立。

四是发达的社会信用管理行业。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数据的收集和管理需要花费大量的搜寻成本。而相应的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可以降低搜寻成本，提高市场交易效率。

2．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出口信用保险及出口信贷担保制度，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出口信用保险具有高风险性和很强的外部性，纯商业性的保险机构无法独立承担风险，而其本身对促进出口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出口信用保险一般作为政策性保险，由政府给以一定的支持，以降低经济主体的风险和保险费率，促进出口。目前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尚没有形成完善的体制，国家专项基金数额过少，费率过高，导致投保成本高，投保比例过低。

3．尽快建立完善的抵押贷款保险体制。

就住房抵押贷款而言，建立针对中低收人家庭的住房抵押贷款政府担保制度和商业化的保险制度，一方面可以改善全民的居住条件，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启动房地产市场，带动经济发展。据上海社会科学院1981年的投入产出研究，我国在住宅上每增加1亿元投资，可带动其他23个相关产业增加1．479亿元投入，直接和间接带动的产业有60多个。当前住房抵押贷款及其他消费贷款保险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及信用风险的评估和防范经验。

4．加快社会信用管理和信用保险的立法工作。

目前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消费信贷保险等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过于简略，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其他如住房抵押贷款保险，汽车信贷保险等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民法》，《商法》的相应规定和保险法一样，过于简略，且缺乏实施细则。

宪法基础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宪法教学；任务驱动；宪法事例；导师制

2008年，我国司法考试（2015年12月更名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首次允许应届毕业生参加考试，这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考试制度等方面给法学教育带来了挑战。为了使自己培养的学生更多地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并比较顺利地就业，很多法学院系很明智地选择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相结合的路径，并在法学教育改革中更多地考虑这一考试的参数。[1]本文拟以宪法为例，从法学专业的学历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相结合的角度，对当前我国法学教学改革提出若干建议。

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宪法部分的命题特征分析

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宪法每年所占分值在25分左右，大约占卷一的15%。虽然宪法所占分值不高，但其在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的地位却是不容忽视的。宪法部分的命题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重点集中

通过研读历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笔者发现对宪法部分的考查，每年没有太大变化，内容包括宪法基本理论、宪法基本制度和宪法实施。重点是对宪法基本制度的考查，特别是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如1982年宪法四次修正案的内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监督法》、《选举法》等。

（二）追随热点

在历年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宪法部分从来都不会忽视社会生活中涉及的宪法热点问题，而这些热点往往是宪法教材上学不到的。如2014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卷四第一题，要求考生根据的两次重要讲话，结合执法为民理念谈如何构建和完善人民群众权利保护体系，本题考查了执法为民的涵义、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以实现是执法为民的应有之义和具体体现、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权利保护体系等知识点。由此可见，考生不仅要全面把握考点，还要密切关注时事动态，练习从法律的角度分析问题。

（三）综合性强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宪法部分的题型通常是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和不定项选择。即使是单选题，也不再局限于对某一知识点或某一法条的考查，而是考查相关问题的分析、理解与运用，这要求考生既要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以及法条熟记在胸，又要善于灵活运用。如2013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卷（一）第63题，考查了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内容、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村民委员会的性质等考点，考生在复习过程中需要将特别行政区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进行比较，以提升记忆的准确度，做题的正确率。

（四）注重能力考查

近年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客观试题主观化趋势日益明显，宪法部分也不例外，即绝大多数选择题的题干、选项都是以小案例的形式出现，纯粹考查记忆的题目越来越少，这标志着仅靠死记硬背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时代已经结束。考生普遍反映在做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真题时感觉很不适应，即使把握了考查的知识点，准确地找到了适用的法条，也未必能答对题目。

二、传统宪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探析

宪法是法学专业的基础课程，通常安排在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学生刚迈入大学，法律基础薄弱，社会阅历欠缺，很多任课教师在宪法教学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重书本知识，轻视野拓展

传统宪法教学由任课教师指定一本教材，紧紧围绕指定教材制定教学大纲、教学日历、考试大纲，编写讲义，开展教学，这导致学生视野狭窄，不能随时关注国内外理论前沿性问题和我国法治建设的动态。

（二）重基础理论讲授，轻实践能力培养

在传统宪法教学过程中，教师多采用自上而下灌输的教学模式，多数情况下教师的授课只是从理论到理论，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很少，学生处于被动接受既定宪法知识的地位，对教师的依赖性很强，学生不能也不敢向老师提出问题。多数教师认为，讲得越细越好，在进行教学活动时，教师立足于对概念、原则、制度、法条的逐一注释，给学生搭建了一个系统的宪法知识体系，学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然而对于条文的纯粹分析，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和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三）教学方法单一、落后

众所周知，传统的法学专业办学成本非常低，为什么呢？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法学教师都是一本教科书、一支笔、一块黑板，而授课则主要是靠课堂讲授。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宪法案例，教师在授课中主要是讲授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课堂显得很枯燥。虽然有的教师也穿插外国的宪法案例以丰富教学内容，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然而学生们觉得这些案例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很遥远，缺乏兴趣，经常出现启而不发的现象。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是，学生只会机械地背诵宪法概念和条文，而从事法律职业所必备的一些能力如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等均未得到必要的培养。期末考试前，许多教师往往会给学生划定考试范围，一些平时不上课的学生，通过考前突击也能顺利通过考试，出现了高分低能的现象。因此，在经过四年系统的学习后，多数学生的思维仍停留在普通人层面，没有实现从普通人到法律人的转变。随着近年来法学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法学教师们也开始尝试新的教学方法，提出了诸如法律诊所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等，实践证明，这些方法在诉讼法、实训课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中运用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在宪法这类实践性不太强的课程中难有用武之地。如何找到适合宪法教学的可行之道是摆在宪法教师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三、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中心，推进宪法教学改革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宪法教学已不能适应法律职业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

（一）以任务驱动为媒介，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任务驱动教学法，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围绕指定的任务，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积极思考，提出解决问题方案的多维互动式教学法。通过明确学习目标，设置任务，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促使学生由学会向会学转变。宪法的教学对象是大一学生，学生刚刚从高中进入大学，求知欲强烈，但学习目标和方法尚处于迷惘阶段。笔者每次课前给学生布置预习任务，设置问题，要求学生积极思考。如在讲授《宪法的制定》一章前，要求学生在预习过程中关注制宪主体、制宪机关、宪法起草委员会等问题。授课时，通过材料《五四宪法的制定通过案》，要求学生回答问题。学生能够准确地回答我国的制宪主体是人民，宪法起草委员会是接受制宪机关的委托从事宪法起草工作的临时性机构。但对于我国的制宪机关学生给出的意见是全国人大。笔者对学生进行引导，要求他们查看1982年宪法的第62条，询问学生涉及宪法全国人大的职权有哪些，得到的回答是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笔者又要求学生研读《五四宪法的制定通过案》的材料。之后，笔者告诉学生1982年宪法没有明确全国人大有制宪权，但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从宪政原理可以推出全国人大是我国的制宪机关。一个国家只能行使一次制宪权，而我国宪法的制定指的是五四宪法的制定，材料中明确指出五四宪法是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因此，严格地讲，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是我国的制宪机关。目前，我国法律法规更新的速度很快，新的法学理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法学教材的出版是有周期的，导致教材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法学教师应时刻关注学科的最新动向，及时更新授课内容，开阔学生视野，保证学生汲取最新最全面的知识，培养学生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如在讲授法治原则时，笔者要求学生课前上网搜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宪法宣誓制度等，使学生对法治的含义、法治原则在我国宪法中的体现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另外，笔者经常给学生介绍一些著名思想家的法律思想、宪法惯例、宪法判例，并提出问题，组织学生展开讨论，促使学生逐渐转变学习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任务驱动教学法是以学生自学为主、以教师引导为辅的教学方式，体现了以会学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通过设置问题检验学生课下是否查阅相关资料，是否思考相关问题，是否形成自己的观点，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他们的潜力，培养与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二）以宪法事例为切入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宪法事例，是指在现实生活中与宪政实践密切相关的社会事件。事实上，一些部门法案例也可以上升为宪法事例，如深圳华为辞工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宪法事例蕴含着宪法原理，在个案中发现原理、检验原理是培养学生法律应用能力的有效途径。在选用宪法事例时，笔者坚持关联性、典型性、新颖性原则。关联性是指选取的宪法事例与教学内容要对应。典型性是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宪法事例。新颖性是指选取时代气息强的宪法事例，吸引学生的眼球。对宪法事例的运用，笔者采取了多元的方式：

1.宪法事例解析法

大一学生初涉法学，宪法知识了解不多，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不丰富，也没有法律实践经验，对他们来讲，宪法原理部分比较抽象、陌生，理解起来难度较大。笔者在介绍宪法原理部分时，运用了宪法事例解析法，即根据知识点穿插具有针对性的宪法事例并进行讲解，使宪法的相关概念、原理、原则贴近现实生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宪法的兴趣。通过对宪法事例的解析，使学生对宪法原理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层面，从而使宪法原理深刻地烙印于学生的脑海中。

2.宪法事例讨论法

大一学生对法律充满了好奇，对参与课堂讨论充满了期待。笔者选取具有较强综合性的宪法事例组织学生展开讨论，增强其求知欲，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促使其创造性个性的发展。如在讲授宪法的特征时，提前一两周把孙志刚案的材料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学生。学生按照自愿的原则进行分组，每组6到8名成员，推荐出小组组长。课前，学生仔细阅读材料，上网搜索《立法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独立思考并撰写提纲，为小组讨论做充分准备。课前小组讨论为学生独立思考和在公共场所阐述自己观点提供了自由的空间。课上，教师组织各小组选派代表发表观点，与师生分享讨论成果。在展示成果时，学生可以向教师提问，师生共同研讨；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学生对问题发表意见。教师应告知学生教材不是万能的，没有标准答案，鼓励学生开动脑筋，提出不同的观点。学生积极参与宪法事例的讨论，课堂气氛异常活跃，经常出现小组之间激烈辩论的场面。在辩论过程中，学生能够逐渐认识到自己观点存在的不足，不断改进。教师要把握好讨论的时间，既保证讨论的充分性，又保证教学进度不受影响。教师对每组学生的表现点评总结，并对学生在宪法事例讨论中遇到的问题答疑解惑。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关注宪法事例发生的社会背景，思考宪法事例引发的深层次问题，使学生对宪法事例的理解更加全面、透彻。最后，要求每位学生在课堂讨论的基础上撰写3000字以上的分析报告或者专业论文，提高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通过对宪法事例的讨论，学生们会真正体会到理论知识和社会体验相结合的结果，要么两者一致，从而加固对原有理论知识的理解；要么两者冲突，并且质疑原有理论知识的动机，继而提出新的理论。[2]

3.宪法事例模拟法

宪法事例模拟法是宪法事例教学的最高层次。宪法事例模拟法，是指以宪法事例为蓝本，由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模拟宪法事例发生的情景，让学生身临其境，促使其将掌握的知识转化为能力。如在介绍《选举制度》一章时，笔者将《深圳独立候选人首次胜出案》的材料交给学生，让学生对扮演的角色合理分工，指导他们准备选民名单、选民证、代表候选人推荐表、选票、投票箱，让他们在课上模拟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过程，对《选举法》的相关法条进行实际的运作。模拟过程包括划分选区、公布选民名单、提出代表候选人、代表候选人自我介绍、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组织投票、宣布选举结果。在宪法事例模拟过程中，教师应掌控课堂气氛和模拟进度，记录学生模拟表演的闪光点及存在的问题，为点评做准备。通过对宪法事例的模拟，激活了宪法知识，培养了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协调能力。

（三）以导师制为平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为了拉近地方高校师生之间的距离，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和个别化的专业教育培养与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广州商学院自建校以来一直推行本科生导师制。从2006年9月开始，笔者一直担任法律系的导师工作，建立了定期召开见面会制度、周四导师答疑制度、师生随时保持联系制度，并成立了各种兴趣小组，如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小组、宪法学习小组、论文写作小组等。笔者认为，大学一、二年级导师工作重点是“导学”，三、四年级导师工作重点是“导研”。大一学生入校后，笔者召开导师见面会，回答学生学习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如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和法学本科教育的关系、如何界定宪法学和政治学的关系、如何学好宪法学等，笔者结合自己学习法律和从事司法实践的经验，向学生介绍法学专业课的学习方法。导师见面会后，大一学生普遍反映他们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意识到应尽快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对于大三、大四学生，笔者引导他们关注宪法的前沿问题，撰写高水平的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和科研能力。论文题目由学生自选，选题应具有前瞻性、实用性，选题是否恰当由导师负责把关。导师告知学生应以选题为中心通过专著、期刊等多种途径查找资料，尽可能获取新颖、权威的资料。笔者引导学生对资料进行研读、分析、比较，取其精华，提炼出自己的观点，撰写论文提纲。论文的撰写要达到论点鲜明正确、结构合理、论据充分、论证有力、语言专业流畅、注释和参考文献规范、格式完美。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导师负责帮助学生理清写作思路，对学生撰写的论文稿进行内容和形式的审查，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求学生反复修改、完善。通过撰写学术论文，学生对宪政实践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深思，激发了学生的原创力。

[参考文献]

[1]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与法学教育改革研究》课题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与法学教育改革[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7（5）：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