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范文第1篇

批评的困境

与创作一样,海外华文文学批评也出现了一些误区与困境。尤其是大陆文学批评界的海外华文文学批评,表现得更加明显。第一,批评家人格良知的沦落。文学批评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活动,是普希金所说的揭示艺术品“美和缺点”的科学。真正的文学批评,必须如鲁迅所云: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因此,批评家坚持独立自主的人格操守尤为重要。然而,在一个缺少诗意歌吟的物化时代,许多批评家纷纷放弃了客观公允的批评原则,人格、操守和道义等开始大面积沦陷。笔者曾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一个北美作家的专题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国内许多知名专家、学者。会前,每位与会代表均收到作家发给的“红包”;会后,又参加了这个作家出资的宴会。中国民间有一句谚语,“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于是,我们这些“无耻”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御用文人”,一方面努力寻找并极力放大作家作品中那些无足轻重的所谓“优点”,另一方面又极力淡化或遮蔽作品中那些致命的“缺点”。这种“红包”和“宴会”前提下的文学批评,又能有几许客观性、真实性与学术性可言?与此同时,也多多少少反映出“第三世界”批评家面对“第一世界”作家的卑微心理。第二,批评个性的丧失。这是批评家人格、操守沦陷后的必然结果。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在对作品实事求是评析基础上的“再创作”,应该在对对象的精彩占有与深刻把握中高扬起独特的批评个性与严肃的批评态度。然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我们的批评家(包括笔者)多扮演“友情客串”的角色,帮助“造势”。国内某学术刊物要为北美某著名作家开辟一个批评专栏,受朋友之邀,笔者为其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本欲要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叙述话语方式、语言结构模式进行尖锐批评,可在朋友的再三规劝下,笔者只好放弃,也放弃了批评应有的原则和个性,卑琐地加入了“造势”的不光彩行列。第三,“情人式”的批评模式。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法官式”批评,二是“情人式”批评。这两种批评范式均为批评的失语状态。中国大陆批评家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多属于后者,夸大“优点”,甚至将“缺点”也看成是“优点”。这种批评家与作家相互抚摸的批评对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在泡沫化膨胀的鲜花和掌声中,作家会误以为自己就是杰出的曹雪芹、托尔斯泰,自己的作品就是《红楼梦》,就是《战争与和平》,会在批评家言不由衷的“捧杀”中迷失创作方向。

走出困境之径

海外华文文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其创作与批评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各个地区存在不平衡现象。但也毋须讳言,其创作与批评目前已出现致命困境。幸运的是,当我们认识到困境存在之日,也就是我们走出困境之时。对于创作而言,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一定要全方位提高自身的各种素质,一定要把文学当作一项重要“志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大境界、大气象的经典作品。海外华文文学作家虽然身处中国文学的“边缘”,但“边缘”往往是文学魅力生成之所在。对于批评来说,批评家必须坚持自我的人格操守,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批评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批评个性,剔除“人情”因素的干扰。只有胸怀浩然正气,笔下才能舒卷风云之色。我们不仅呼唤真正的文学创作,也呼唤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文学创作与批评是文学天宇上两颗相互照耀的太阳,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他们的表达必须对文学负责、对当代负责、对历史负责。也许,笔者就是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在此发出几句真诚的“恶声”,希望能够对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有所警示有所裨益。

本文作者：王金城作者单位：闽江学院中文系

文学创作范文第2篇

《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表现了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边城》描写的是一个简单、优美又充满忧伤的故事，由四川到湖南一条官路上一个叫“茶峒”的地方，生活着一个以摆渡为生的老人及其相依为命的外孙女翠翠和一条黄狗。年幼孤苦的翠翠情窦初开，对当地船总的二儿子傩送的爱深情而真挚，然而纯洁的爱情在故事的结尾并没有圆满的结局。《边城》中作者写了亲情、乡情、爱情三种人情关系，并把这三种人情美与自然景物的美，边城风俗的美浑然一体，以清新明丽的色调写出边城儿女们的人性美。

二、时代不同，作者的创作目的不同

短篇小说《百合花》写于1958年初春，当时正是“反右”斗争的高潮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作家本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抑，在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相比之下，战争硝烟之中的纯朴真挚的人际关系则更加令人怀恋。“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作者的写作动机是想借对战争年代圣洁的人际感情的回忆和赞美，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慨。它显然是一篇不合时宜的作品，由此它在问世前的曲折遭遇也就可以理解了，当茹志娟把《百合花》寄给许多刊物时，一再遭到退稿，其理由是“感情阴暗，不能发表”这样几经周折，终于发表在《延河》杂志上，后经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的赞扬，才开始受到评论界的重视。《百合花》所表示的感情也是在政治压迫下的感情。如文章写到坐下休息的时候，通讯员要背对着“我”坐，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同志，还有后面的妇女们不肯给伤员解开衣服，为他们拭去身上的血迹。因为在当时，男女有别的思想还明显地存在。

而《边城》则抛开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从文学本身的自然魅力出发。作品“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指20世纪——作者注)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基地。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故而，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文学的大道上另辟蹊径，以抒写自然的人性为题材，从而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反思。在创作中，他一直在寻找着对生命力的揭发，对人性，人的价值和道德观的批判，表达了他张扬人性之美和重建精神与美德的愿望。所以，沈从文的《边城》把人性美表现得更加酣畅淋漓，它完全是一种接近原始而又古老淳朴的人性之美。

三、线索不同

《百合花》以一条枣红色的新被子为情节纽带，以纯洁的百合花为人物思想，精神风貌的象征，把作品中的两个人物艺术的连接起来，反复出现，既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寄托者，又是作者展开情节内容的凭借。将全篇各部分有机的串起来，构建了小说艺术事、情、理溶为一体的整体效果，使作品充满诗意的内涵，产生较强的艺术魅力。

小说《边城》以撑船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及与这追求相乎应的田园牧歌情调。这种情调若和当时由卑鄙的人渣组成的动荡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湘西小城、西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小说《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祖孙之间的亲爱、邻里之间的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

四、表现方式不同

《百合花》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战争中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通过生活中的侧面写生活中的普通人，写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儿女情”，这是茹志娟一生尾数不多的短篇小说的重要特点。《百合花》是他早期作品，虽然写的是战争，却已经包含了刻画普通人的感情世界的美学追求。

小说《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情爱、祖孙之间的亲爱、邻里之间的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后来，翠翠路遇了刚刚在划船比赛中中了头奖的送，两颗年轻的心灵撞击在一起，那种朦胧的爱意便在翠翠心中萌发。从此她觉得自己感情上有了一种新的需要，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翠翠与送这对深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传统美德。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们行为的高尚和魂灵的美。在作者的笔下，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难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这人杰地灵的偏僻之地，两颗年轻的心靠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同时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在这自然之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了人性美。

作品展现人性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女儿、对孙女的挚爱来体现的。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凡是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小说正是通过老船夫这个典型人物的描述展现亲子之爱的人情美。《边城》中的人性美还表现在邻里之间的互爱中。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类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喜欢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者正是通过老船夫对子女的挚爱亲情，去和当时社会的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形成对照，去呼唤那久已失去的“善良人性”，去追求那“无悔无忧”的远古社会，去保存那“遵从古美”的美德。

五、艺术特色不同

茹志娟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必须是能够站得起来的艺术形象，然后才谈得上是不是“英雄”。如果把小通讯员当作“英雄”来写，那就得写他的英雄事迹，突出他在战场上勇猛的一面，小说叙事者只能与“英雄”的同行，不断发现他的优秀品质，也只能成为“唱颂歌、受教育”的机会，而且，按当时审美习惯，作家是不可以让新媳妇顺便笑话“英雄”的，虽然“英雄”可能有暂时的失败(如借不到被子)，但受到嘲笑却会有损“英雄”形象。所以，作家有意回避对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时左右，这正是娟的可贵之处。

在《边城》中，作者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社会形态，这里没有绳墨规矩的束缚，也没有法律和道德的制约。这个社会的人和事都是那质朴、单纯，虽然也有贫富等级之分，但人们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享受着一定的人格平等，富人也与穷人一样的豪爽，慷慨和救人之急，他们的心灵同样单纯、温存、善良。边城人的身上都闪烁着人性美的光彩。而且，作者把亲情、乡情、爱情这三种人情美与自然景物的美，边城风俗的美浑然一体，以清新明丽的色调写出边城儿女们的人性美。

六、结语

人性，是对社会和他人具有的某种意义和作用上，显出强弱和美丑的。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而荀子却说，人之初，性本恶。这是古人对人性的探讨。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微妙的，人的内心深处是变化难测的。不管人性作怎样的变化，我们的古人已将它做了大致的划分，便是善与恶的划分。文学给我们打开了认识人生和自然的天地，展示鉴赏真、善、美的审美领域，创设了陶冶情操、完美人性的艺术环境。让我们在文学的殿堂去发掘生命的真谛。

参考文献：

[1]茹志娟.百合花.延河，1958，(3).

[2]茹志娟.我写《百合花》的经过.青春，1980，(11).

[3]陈思和.战争小说与人性美：《百合花》.中国当代文学史.

文学创作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作为创作手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本文梳理了中西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历程，分析了它们的基本特征，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应追求浪漫主义色彩，即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夸张和想象，通过光彩夺目、超凡脱俗的形象，给人力量与振奋。

浩如烟海的文学文本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异，就像在人海茫茫中能区别各个不同的人一样。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作主体所采用的创作方法有关。

创作方法是指创作主体在创作时遵循的基本原则。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手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更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主要文艺思潮，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盛行于欧洲并表现于文化和艺术的各个部门。

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在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王国”的失望，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幻灭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当时的作家都对现实不满，企图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但由于作家所持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因而浪漫主义思潮中就形成两种对立的流派，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前者是进步的潮流，它引导人们向前看，后者属反动的逆流，它引导人们往后看。这种区别，实质上是对当时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矛头针对封建贵族，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因素，同时对资产阶级本身所造成的种种罪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因而充满反抗、战斗的激情，寄理想于未来，向往新的美好生活，有的赞成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家有英国的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乔治桑，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昔希金(早期)，波兰的密茨凯威支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他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都是同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作家是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消极浪漫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不能正视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是同那个被推翻了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意识相联系的。他们从对抗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出发，反对现状，留恋过去，美化中世纪的宗法制，幻想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去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消极浪漫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被打倒的封建贵族阶级没落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代表作家有德国的史雷格尔兄弟，即奥·史雷格尔和弗·史雷格尔，诺瓦里斯，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俄国有茹科夫斯基，英国有华兹华斯、科勒律制，骚塞，等等。消极浪漫主义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把目光投向过去，已经被历史所遗弃的生活成了它的理想的寄寓之所，因此消极浪漫主义常常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情绪，其艺术趣味也因此透露出晦暗甚至病态的气息。但是要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消极浪漫主义就一定是不好的甚至是反动的。因为被历史发展所遗弃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并非都是毫无可取的，历史的发展有时候也会以美好事物的丧失作为代价。

浪漫主义文学以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学精神，执着于对人生理想甚至幻想的表现，力图用文学给人类展现出一幅理想的生活景象。用德国作家席勒的话说，浪漫主义“试图用美丽的理想去代替那不足的真实”。所以，浪漫主义并不像现实主义文学那样注重对生活对象的如实摹写，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是竭力表现理想，表现主观愿望，表现向往理想的激情。所以在文学创作中，浪漫主义遵循的是理想化的原则，只要能表现理想的与希望的生活，文学塑造的形象即使违背生活本身固有的逻辑也无关紧要。浪漫主义文学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因此常常会改变生活原有的形态，在感情和理想的强烈作用下，大胆地、人为地创造出虚构的甚至是变形的意象、人物或环境。浪漫主义是按照理想中的生活应有的样式，按照作家主观的感情逻辑去想象和创造艺术世界。可以说，浪漫主义文学创造的艺术世界不是模拟现实的“镜像世界”，而是一个想象的、超现实的、主观化了的世界，通过塑造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理想世界，纵情地抒发自己的感情和表达主观的愿望。

虽说表现主观情感是各种文学类型共有的特点，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对情感的抒发上，浪漫主义有自己的特点。如果和现实主义比较一下，可以说在处理感情和生活的关系上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区别，浪漫主义是由情生物，为情造物，对生活的表现受主观感情的支配，所以浪漫主义塑造的艺术形象往往不同于生活形象；而现实主义则是由物生情，融情于物，主观感情的表现要受所描写的生活内容的制约，把主观的情感融入生活形象之中。比如，白居易在《缭绫》中也抒情，“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表现了对织女的同情，但是这种情感的表达是在陈述事实、对比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可是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对景色的描写，却是在激情中的想象：“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为表现希望和激情，浪漫主义文学尤为注重理想英雄的塑造，并常常以强烈的对比来强化和表现主观情感的倾向性。

浪漫主义文学具有崇尚自然的特点，强调以自然为对象和表现人性的自然本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浪漫主义文学尤为重视自然。这个“自然”既是指那个与社会生活截然不同的大自然，又是指突现了人之本性的自然。浪漫主义文学所以关注自然，提出“回到自然”的口号，是因为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违反人性的都市文明和工业文化的失望。浪漫主义认为，人性原有的纯朴与自然，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都因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因为物质欲望的弥漫，而逐渐丧失了。因此，对大自然的向往，对自然人性的歌颂，也就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对象，从而为欧洲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正如美学家李斯托威尔所说：“自然这块天地，不得不等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方才得到了充分而又细致的发掘。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歌德，是他们第一次把大海、河流、山峦带进了他们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文学也常常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来表现人的自主能力和奋斗精神。以此来塑造理想中的英雄。

浪漫主义文学在表现方式上具有大胆幻想、构思奇特、手法夸张的特点。浪漫主义在艺术表现上不求“形似”，不像现实主义那样追求细节的真实，而是依据主观感情的逻辑和表现理想的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夸张、虚构、变形、比喻、象征等非再现性的艺术手段，致力于理想的艺术世界的创造，从而体现了浪漫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特色。浪漫主义文学经常使用异常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以传奇式的故事情节，华丽的语言形式，把历史传说、神话故事、自然奇观和异域风情揉合起来，以表现理想中的世界和人生，呈现出雄奇瑰伟的浪漫气势。现实主义创作的冷静刻画和细节真实在浪漫主义作品中是极少见的，即使是写实的场面，浪漫主义也把笔墨用在对奇异新鲜事物的表现上，尽力表现主观感觉和思想情绪。

不过，即使在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那里，也有着不尽相同的特点和面貌，德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浪漫主义不尽一致，早期的和以后的浪漫主义之间也有区别。但是这些民族的、时代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文学没有统一的特征和性质。正如韦勒克所说：“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整个大陆上自称为‘浪漫主义的’具体文学的特点，我们就会发现全欧都有着同样的关于诗歌及诗的想象的作用与性质的看法，同样的关于自然及其与人的关系的看法，基本上同样的诗体风格，在意象、象征及神话的使用上与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截然不同。”

关于这些共同点，韦勒克总结为：“就诗歌观来说是想象，就世界观来说是自然，就诗体风格来说是象征与神话。”也就是说，浪漫主义文学以强调想象来突出文学的目的在于表现理想和希望，以强调自然来突出文学应偏重于抒发个体的主观感受和情绪，以强调象征与神话来突出文学的隐喻性、表现性和夸张、奇特的艺术表现方式。这些特点，是浪漫主义文学共有的特征。

在中国的土地上，很早就有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代表作：屈原《离骚》、李白《将进酒》、李贺《李凭箜篌引》。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主张创作自由，描写自然，注重民间文学艺术上尊创新反模仿，重奇特而轻平凡，想象丰富，幽深奇谲，以大胆的想象和夸张，描写奇特的情节，塑造非凡的，独特的性格等特点。浪漫主义诗歌形式新颖，格律自由，辞藻富丽，比喻动人，句锻字炼，色彩瑰丽。

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知浪漫主义在其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浪漫主义文学强调崇尚“自然”，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与我们现在由于一味追求经济的发展而导致资源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的形势，与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相符合。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我们需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尊重自然。

浪漫主义对“如实描绘”现实生活不屑一顾，转而注重表现理想中的生活。其实，它虽然远离现实社会，却更加关注现实生活。我们的社会正出于转型时期，各种矛盾都凸显出来，我相信浪漫主义可以通过对理想社会的描绘，更加深刻的反应现实，利于各种问题的解决。

文学创作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夏济安；翻译；《文学杂志》；《黑暗的闸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

一、从夏氏兄弟书信集的出版谈起

2015年4月，夏济安夏志清昆仲书信集由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书信集名为《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至此，书信集第一卷的整理与编注便结束了。同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字版。大陆的版本，将由一著名出版社出版。待大陆出版社的版本推出之后，三个版本的比较应会吸引对夏氏兄弟的感兴趣的文化与文学史研究者。因为夏济安与夏志清之间的通信多以书信形式遗留下来，有六百多封，刊之梨枣，尚有五到六集。夏志清从大陆至美国学习，取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夏济安辗转香港至台湾、最后留在美国。1947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环境，诡谲多变，而夏氏兄弟的书信，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彼时政治、经济、学术传播、学人交往的重要窗口。《书信集》起于1947年夏志清致夏济安的信，讫于夏济安逝世。本文梳理学术界对夏济安相关研究的成果，以期研究者能更好地使用《书信集》，并将汉学研究与家国离散相联系，扩大研究范围与研究深度。夏济安先生（1916-1965），本名夏树元，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1934年毕业于苏州中学，在校刊《苏中校刊》上发表《被选为国语演说代表有感》。①有关夏氏生平教学，无论是其后的任教北京大学、西南联大，还是到港后任教新亚书院，抑或抵台任教台湾大学，这些都是研究者熟识的了。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两次夏济安赴美之因缘。1955年2月，夏济安之赴美，乃受钱思亮之推荐，本想申请Yale，后来被派往Indiana。照合约，夏应在1955年6月30日返回台湾，其生活费是替USIS编anthology而取得的。事实上，夏是8月底才返回台湾。1957年加州伯克利分校成立中国研究中心（CenterforModernChineseStudies），陈世骧（1912-1971）是主持人。1959年夏济安再次赴美，其在华盛顿大学之后的工作便是陈世骧提供的。1966年7月庄信正接替夏济安在中国研究中心所遗的职位，1969年张爱玲接替庄信正。而在夏济安之前，则是李祈担任此职。②无论是在两岸三地，还是旅居美国。夏济安都未曾留下大量的著述，除了主编《文学杂志》期间发表的有限几篇论文外，其留下来的著作，部分是在美期间写的。夏原是英美文学教授，第二次赴美后方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专注于共产中国之研究，以期能在美国学术界扬名。研究之成果曾以小册子方式刊行，计有Metaphor,Myth,Ritual,andPeople’sCommune（《隐喻、神话、仪式和》）、ATerminologicalStudyoftheHsia-fangMovement（《下方运动》）、TheCommuneinRetreatasEvidencedinTerminologyandSemantics（《制的溃败》）三种。均由加州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版，分别出版于1961、1963、1964年。③1965年夏济安死后，其弟夏志清为其整理遗著，以《黑暗的闸门》（TheGateofDarkness:StudiesontheLeftistLiteraryMovementinChina，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68）将已刊未收入集子中的和未刊的几篇论文整理出版。若我们算上夏济安编、译的著作，可以发现经他之手而产生的文本其实是不算少的。而有趣的是，对夏济安的研究则狭隘得许多。大体可以分为对夏济安的翻译的研究、夏济安与《文学杂志》之关系研究和夏济安对左翼思想研究的成果的思考。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为夏济安赢得盛名的是《夏济安日记》的出版。而且读者对该书的关注是多于夏氏的其他书籍的。不过，一般的书评以外，严肃地探讨夏济安情感生活的似乎并没有，因此在写作中，与此相关的文献将会付之阙如。

二、夏济安翻译作品及思想研究

宋奇是夏济安好友，夏在港期间及以后之翻译，多由他介绍。夏济安以笔名齐文瑜翻译了一些通俗长篇小说和论文集，如《莫斯科的寒夜》（ARoomontheRoute）、《坦白集》（TheGodThatFailed）、《草》（TheBurnedBramble）、《渊》（TheGodThatAbyss）。④但这四部作品并未赢得研究者的注意，虽然其中的部分作品亦重版发行。为夏济安赢得名声的翻译是《美国散文选》和《名家散文选读》（第一、第二卷）。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后，台北英文杂志社曾予重印。大陆方面，上海译文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都对其中的部分进行重版，其中复旦版是朱乃长校对后的版本，⑤夏译俨然被认为是翻译之翘楚。至少从1992年起，就有研究者对夏济安的翻译表示出了相当的兴趣，对夏译著作的书评是这方面的证据。⑥1997年至今，讨论夏济安翻译的文章平均每年一篇。不过也显示出了相当的局限性。一方面，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对夏济安翻译进行研究的写作者大多没有进行广泛的资料收集，造成分析的篇目相重，其论点论据的偶合性较高。另一方面，研究者在使用美学/翻译理论进行论文写作时，并未对原来的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借用，以致当多人都借用该理论进行写作的时候，文章的结构和内容的相似性较为明显。《美国名家散文选读》共收入11位作家15篇散文。这15篇文章中，已被分析的篇目如下：《冬日漫步》、《霍桑论》、《西敏大寺》、《古屋杂忆》、《英国的农村生活》、《作者自叙》、《禽兽为邻》、《论美》。其中《冬日漫步》、《西敏大寺》、《古屋杂忆》受到研究者青睐，出现率较高。此外还有7篇还未得到研究者的另眼相加。它们是《飞蜘蛛》、《浮游》、《美腿与丑腿》、《民主教育》、《诗歌与我们的时代和国家的关系》、《爱德华兹论》、《二百年前的新英格兰》。在对夏济安翻译进行研究的文本中，有两个常用的词是经常出现的，那便是“增加”和“减少”。所谓的“增加”，是说研究者在写作文章时候常指出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句进行的意义补充；而“减少”则主要是句式上的，即就是汉语句式较短，复合从句不多，在英译汉的过程中需将从句译成短句，以符合汉语语言的规律。这种分析方法是结构式的，应是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其弊端非常明显。将这种分析方法具体运用到文本中，便会发现作者的情感以及研究者的个人思想受到排斥。文本以貌似客观的状态存在于研究的论文中，然却少了真知灼见。“格式塔”理论的应用可涵盖上文提出的问题。研究者将格式塔理论教条化，利用“增加”或“减少”方法，在一篇文章中找对应的观点，而非从翻译文本出发，进行文学的比较或翻译研究。另有文章从语料库的收集与分析研究夏济安所译《西敏大寺》，还有从翻译来看翻译者的宗教观、女性观与爱情观，不过因为彼时可用资料的欠缺，研究者进行文本分析时到底还是不够深入。我们对这些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归纳出如下的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研究者试图从美学角度对夏译散文进行分析或赏析；第二，研究者也尝试从翻译技巧上对夏的散文翻译风格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第三，是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研究夏的散文译作。

三、夏济安与《文学杂志》的关系

《文学杂志》创刊于1956年，是夏济安东游美国后与刘守宜、吴鲁芹合作创办的，想必与其在美国的见闻与学习有关。夏济安为主编，刘守宜为明华书局老板，任《文学杂志》经理，吴则帮忙筹措经费，宋奇负责海外稿件。至1960年，共发行48期，每半年合成一卷，共8卷，内容以小说、诗歌、文学评论为主，“中国文学部分，诗歌总计75首，散文42篇，小说83篇，文学评论68篇；外国文学方面，诗歌11篇，散文3篇，小说25篇，文学评论35篇，影剧7篇，其他7篇。”⑦可见夏济安主编时期，他对文学评论的重视，也可以反映出夏济安的治学取向。相比对夏济安翻译的研究，研究者在将夏济安与《文学杂志》放在五十年代的台湾文学的大环境之下，产生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杨宗翰、张新颖、梅家玲、许俊雅、褚昱志、柯庆明等诸位研究者都有专文讨论《文学杂志》与夏济安的关系。此外，学院博硕士论文也有所讨论，⑧且论述有精到之处。夏济安个人生活空间的复杂，造成了后世对其研究的复杂化。其中之一便是《文学杂志》因受美国新闻处资助，有的研究者则将其作为“美国权力对东南亚地区的文学宣传品”⑨，贬低杂志写作者和主编在写作中的功能与效用，这与发生在夏志清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事情恰相一致。⑩有文章在讨论《文学杂志》时，强调新批评对其的影响輥輯訛，这是其来有自的。不过文章也指出，无论主编还是写作者，或许都没有在下意识中使用此理论。在此需要讨论的是许俊雅、梅家玲的文章。许俊雅《回首话当年———论夏济安与〈文学杂志〉》輥輰訛是较早全面讨论夏济安及《文学杂志》的力作。文章将夏济安生平事迹与政局动荡联系起来，勾勒出大社会之下的个人生活与学术空间的激变、回转与消亡。其为“夏济安”与“《文学杂志》”单列篇章，也是有识之见。文章还详细讨论作为“学者兼翻译家的夏济安”，并将杂志编语作为讨论的对象，凸显出了较高的文学眼光。尤其是大家对有着相同历史背景之下的大陆的文艺状况有些许了解之后，对编者按语、主编的话等“残言小语”的关注，更能窥一斑而见全豹。而梅家玲则再三致意，将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夏氏兄弟与中国文学”上选读的稿件整理，反复修改与打磨《夏济安、〈文学杂志〉与台湾大学———兼论台湾“学院派”文学杂志及其与“文化场域”和“教育空间”的互涉》輥輱訛，将《文学杂志》视为50年代台湾“最重要的文学杂志”之一，并将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文学接受结合起来，探寻作为媒介的《文学杂志》。显然的是，梅文使用的文化研究方法，将生产、印刷、消费及阅读合观，构成阐释的场域，进而研讨文学生态。夏济安与《文学杂志》之关系可从许、梅二人的文章得出大概，至于其他有关《文学杂志》本身的研究，如其叙事方式、与《中外文学》和《现代文学》之关系以及更为广泛的现代文学的关系，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文学杂志》虽是在美国新闻处的资助之下进行的，仍然有着极其鲜明的个人印记。尤其是当我们回顾50年代台湾的文学书写时，《文学杂志》以其“朴实、理智、冷静”的作风而备受注意。

四、夏济安个人创作、思想研究

大陆研究者之熟识夏济安，靠的是翻译。1981年10月，乐黛云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出版，书中收入夏济安《鲁迅作品的黑暗面》輥輲訛。1965年夏济安逝世后，其生前的创作类部分文章被收入《夏济安选集》輥輳訛。陈子善在为修订版写的序《不要忘了夏济安》里说：1981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乐黛云先生编选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书中收录夏济安的《鲁迅作品里的黑暗面》一文，这是大陆读者和文学研究者首次知道夏济安先生的大名。但是，迄今整整十八年过去了，夏济安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等更为广大的领域里的研究成果和突出贡献，却仍不为大陆读者所知，这实在是件遗憾的事。輥輴訛至今，十六年过去了。夏济安的大名似乎还停留在“反共”上面，他逝世后出版的那本《黑暗的闸门》也未有中文全译本，更别说他的其他的小书了。与其胞弟夏志清凭《中国现代小说史》而成为北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相比，夏济安则落寞得许多。好在研究者不仅对他的情爱故事感兴趣，也对他的个人创作和学术思想多有剖析。最为显著的便是对《香港———一九五○》和《黑暗的闸门》所构成的知识谱系进行梳理与概括。《香港———一九五○》创作于1950年4月，附录在1950年4月30日“夏济安致夏志清”的信上，原题《香港》輥輵訛，从香港寄送远在美国的夏志清。原诗共10节44行，节内押韵，有些像中国古代的排律。1958年8月，《文学杂志》第六期发表《香港》，并刊登了陈世骧《关于传统、创造、模仿》于诗作之前，权作绍介之功能。发表的诗作则9节44行，是将第五、六节合成第五节；诗作也略有修订之处，除去增加标题中的“一九五○”和副标题“仿T.S.Eliot的WestLand”外，计有10余处改动。改动最大的是将第二节第四句“我只好咽下这一口痰”改为“但是哪里可以吐痰？”和第三节第四句将“走定了？好！吃马，将！”中的问号“？”改为逗号，改变了原文的语气与含义。夏还删除了原来的两个注释，这些注释他没有在其为《香港———一九五○》写的《后记》中作出说明。其一是“见韩愈祭鳄鱼文”，位于“羊-猪-我带来”后；其二是位于“宋玉台”后夏注曰“‘宋王台’，宋帝昺避元蹈海处，在九龙，遗迹不存”。陈世骧指出，“既不说是‘奇文’，又不说是‘好诗’，我倒觉得《香港———一九五○》是一首相当重要的诗”輥輶訛而其重要性，可从研究者在推究《香港———一九五○》时，往往与白先勇小说《香港———一九六○》对照阅读的关系中得到，这样做的目的是借以探寻诗作与小说之间的迂回与繁复。张新颖在发觉二者之间的关系上，用力甚勤。《“借来的空间”，“身份”的“传奇”———从夏济安〈香港一九五○〉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輥輷訛考索了夏济安与白先勇创作上的某些认同：但我们仍然不妨试探：《香港———一九六126华文文学2017.2.（总第139期）○》是否可以看作是夏济安偶尔的诗作延宕的回声？或者，小说以自身的声音，唤起文学史对一首诗的记忆和重新发现？更进一步，在这两个文本之间，有没有可能蕴含着超乎个人关系的时代性精神体验和隐蔽的文学史线索？輦輮訛作者的目的于焉可见，“两个作品互相对照，互相激发，从而充分释放出我们单独阅读其中任何一个文本时容易忽略的丰富信息。”作者在对异质文化的勾勒中，将个人胸怀与感时忧国剔幽抉微，显示出非常广阔的论述空间。而同样由张新颖点拨的《从夏济安的〈香港———一九五○〉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一首诗与一篇小说的关联阅读》一文大致“梳理了《香港———一九六○》的创作动机与精神资源，从标题来看也许是对老师诗作的唱和（是否可以视为《香港———一九五○》延宕的回声？或者，小说以自身的声音，唤起文学史对一首诗的记忆和重新发现？）其中也有白先勇个人的担负，可能还受到《荒原》的影响。这里并非是搜求影响性的证据，只是说：在《香港———一九五○》与《香港———一九六○》的沟通中，《荒原》可以搭建起一座桥梁。”輦輯訛无论是《“借来的空间”，“身份”的“传奇”———从夏济安的〈香港一九五○〉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还是《从夏济安的〈香港———一九五○〉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一首诗与一篇小说的关联阅读》，两篇文章都是以相同的文本来解读文学思想的文章，相比前文的家国书写，后文更注重二者之间在书写“现代性”上的相似之处。夏志清也从练字及立意等方面对其进行批评，并认为“全诗名句很多，确在吴兴华、卞之琳之上”。輦輰訛如果说文学创作还只是夏济安写作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必须注意到他的另一方面方能完整地呈现出夏济安研究的全貌———那就是文学研究及其批评。夏济安首先是作为一位教授、一位文学研究者而知名的，他的小说写作只能算得上是“副业”而已。《现代性的政治》輦輱訛呼之欲出，文章认为夏的研究“对1950年代两岸重振‘五四’精神和海外学界高彰‘抒情传统’的思潮均作出了及时的回应”，并探讨了夏著中“美学、政治、自我”之间的多重对话关系。文章还论证了“夏济安本人的‘五四’情节和‘抒情’通路”，后者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闸门的书写接续了当时海外学界正日渐高涨的抒情传统论述”，虽然不尽能令人信服輦輲訛。

五、结论

文学创作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以意造象是文学创作中思想情感表达的一种外化技巧，从古至今文学家们均普遍运用。以意造象应讲求“意”的新颖、深刻；而“造象”应符合事物本质，要有象趣和个性，方能产生艺术魅力。

“以意造象”，是文学创作中思想情感的～种外化技巧，就是作者从创作意图出发，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创造出适合于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形象。“意”即主观的思想情感，“象”即客观的人事景物。《周易·系辞上》：“圣人立象以尽意。”…‘造象”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意”。有什么样的“意”，就会有什么样的“象”。没有“意”，就没有“象”。人的思想情感是内在的、抽象的，而人事景物则是外在的、可感的。人的思想情感的表达，需要附载在具体的人事景物的形象上，即寓情于景，寓情于物等，才能被人理解、接受和引起共鸣，产生艺术魅力。

一、“以意造象”，在古典文学创作中十分常见。

如《诗经·关雎》中开头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描写了水鸟欢快的应和呜叫，表达了对美丽善良的姑娘的赞美之情。“关关，水鸟叫声。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鲁》说日：关关，音和声也。’……《玉篇》：‘关关，和鸣也。”《集传》：‘雎鸠，水鸟。”，(诗中用起兴手法，写水鸟的呜叫，是为了表达人的情感。或者说，是为了表达人的情感的“意”，才造了水鸟的呜叫“象”。

又如杜牧的诗《长安秋望》：“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这是一曲对秋天的赞歌，赞美了远望中的长安秋色。“秋”是诗人要表现的直接对象，诗人对秋的思想情感是要表现的间接对象。诗中写诗人登高远望，纵览长安高秋景物的全貌，并用南山这个有名的归隐之地来作衬托，使“秋”的形、神都得到了具体的描绘，更表达了诗人心旷神怡的感受和高远澄净的心境。“这首诗的好处，还在于它写出长安高秋景色的同时写出了诗人的精神性格。”“秋”之高远无极的景色与诗人旷达胸怀的精神气质跃然纸上，让人心有所悟。

还有李清照的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词中对“绿肥红瘦”的描写，皆为表达女词人暮春时节的感伤情绪，“这种感伤来自她对春光的留恋和惜别，也是对自己青春将逝的烦闷与苦恼。”“绿”和“红”是冷暖互衬的两种颜色，“肥”和“瘦”是差异明显的两种形状，这样的描绘对比鲜明，生动形象，怜春惜花的情感被抒发得淋漓尽致。

“以意造象”，在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也十分广泛。如郭沫若的诗歌《炉中煤》，用“黑奴的外表”、“燃烧”的模样表达了诗人眷恋祖国的炽热情感；袁鹰的散文《井冈翠竹》，写了青翠、挺拔、永不低头的井冈山的毛竹，以表现英雄的井冈山人以及亿万中国人民的革命气节和精神；许地山的《落花生》，则以平常事物比喻做人——有用，不是外表好看而没有实用的东西，以此寄托希望。思想情感的表达，通过“以意造象”的外化技巧，都有了具体的形象，看得见，摸得着，更有感染力。

二、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技巧，“以意造象”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作者思想情感的表达，突出主题，塑造形象，完成文学作品的整体艺术构思。

因此，以意造象是有目的的创作，它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体现的是作者对生活的理解、感受和认识，需要受生活本身的触发。有了较为明确的立意，进而加工、提炼出符合生活本质的艺术形象，使立意得到生动的表达。

“以意造象”是一种积极的文学创作技巧，它强调先有“意”再“造象”，重视“意”的统帅作用，古人所言“意在笔先”、“胸有成竹”正是此理。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就强调了“造象”要先有“意”的重要性：“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后人意在笔后，故至手脚忙乱。”…“就是说，前人创作往往先有“意”，再“造象”，所以从容不迫；后人反之，所以手忙脚乱。

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把握事物的本质，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运用“以意造象”的技巧也容易带来三个问题。一是先人为主。就是在立意之后，受思维定势的影响，所塑造的形象往往如“瞎子摸象”，先摸到什么就以为是什么，只表现一个侧面，有失偏颇。二是生编硬造。就是在立意之后，将一些并不十分贴切的形象生拉硬扯地往上套，七拼八凑，象个拼盘，缺乏鲜活灵动之气。三是平淡枯燥。因为先有立意，后有形象，抽象的东西先于具象，掌握不好就可能导致理性过多，感性缺乏，赋予形象的感情色彩不够，而表达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的愿望又很强烈，“意”强“象”弱，就是平淡枯燥。

所以，要注意“意”和“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形象的塑造贴切生动，思想情感的表达才可能深刻感人。

三、那么，怎样才能运用好“以意造象”的写作技巧，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呢

从“意”的方面来说，有两个要求：

一是要有新颖、深刻的立意。如丁芒的诗歌《家书》，这是一封作为老军人的父亲写给在部队的儿子的信。没有象一般的信那样，写报告亲人平安、家乡建设等老一套内容，而是寄给儿子“还燃着的青春的记忆”，“闪耀着壮岁风华的巨大的爱情”，鼓励儿子安心驻防，不忘过去，继承革命的传统。诗歌包含着父辈的深情，引人思索。父亲的“礼品”是珍贵的，特殊的，情感强烈，寄寓了老一代军人的期望。诗中的“硝烟”、“刀光”、“血影”、“英姿”等，形象生动，如在眼前。诗歌立意新颖、深刻，能触发人的联想和想象，引起丰富的形象思维活动，情动与中，感人心魄。

二是要有深厚、强烈的思想情感。如张常信的《秋雨》，这是一首写丰收的诗，诗人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又显然是对家乡的牵挂，是对家乡丰收景象的赞美。但他不直接写抽象的思想情感，而是写“洒洒扬扬”的“中秋雨”，写“家乡的美酒”、“黄黄的谷子”、“红红的高粱”，还有心中无比思念的“她”，以及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老乡们，写他们庆祝丰收的醉人场景。一幅幅的画面，象电影镜头般一幕幕地闪现，表达了诗人浓浓的乡情，思想情感深厚、强烈的，打动人心。

从“造象”的方面来说，有三个要求：

一是造象要符合事物本质。所造之“象”符合事物的本质，才有典型性，才具有文学的魅力。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从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需要出发，“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塑造了辛亥革命时期农民的典型形象。阿Q渴望革命，却又不了解革命；他痛恨被欺侮，却又总是欺辱比他弱小的人；他对自己受到的欺压无力改变，就用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他希望通过革命过得好一些，但最终只能在被判处死刑之时叹息画押的圈儿不够圆……作者通过这个形象的塑造，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因脱离民众而招遭受失败的根源，阿Q的愚昧及其悲剧命运亦引起读者深长久远的思索。小说的形象极为真实生动，符合事物本质，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情感，体现了深刻的主题。

二是造象要有象趣。象趣，就是指形象应具有浓厚的情趣。它要求用生动、有趣的形象，表达出某种深刻的思想观点，寓情于象，寓理于象，使读者在轻松愉快中获得教益。所以，象趣既包括作者塑造形象时所带有的情趣趋向，也包括读者在接受形象时所获得的审美情趣。超级秘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