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集结号》这部电影讲述了主人公执着寻找组织，执着证明战友们为烈士的故事。他执着的原因是身份认同，即他要找回丢失的身份，使社会他者认同符合自我认同。

关键词《集结号》身份认同

在小说《官司》的结尾部分，营长面对谷子地的坟墓说到，“老谷本来是可以做许多大事情的，没想却一直在那件事上绕来绕去跳不出来。”这“那件事”就是在电影中谷子地千辛万苦地找部队，为证明牺牲的战友为烈士而进行千辛万苦的努力，也就是谷子地执着的进行身份认同。

电影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场景：汶河战场、朝鲜战场和汶河战场故地。在第一个场景中。谷子地作为九连的连长，接受了团里的阻击命令，并且，“不管几点钟，以集结号为令，随时准备撤退”，“听不见号声，你就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接着打下去”。九连从中午守到了天黑，除了连长外，四十七个弟兄全部壮烈牺牲。我军发现侥幸活了下来的谷子地时。他正穿着国民党的制服，正是因为这敌兵的制服。使我党整整十年都在怀疑他——怀疑他是先叛变国民党军队，然后又被我军俘虏。而观众们知道，他在战争中的表现足够称得上是尽忠职守。更糟糕的是“几百万人的部队，打烂了整编，打胜了也整编”，他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了，找不到自己所属部队，他的战士身份就不确定。就这样，一名浴血奋战的战士了被“收留”在炮兵团里。同时，没人能证明战友是烈士。而只能确认他们为失踪，战友们也遭受了身份的丢失。

为什么身份认同如此重要，谷子地竞放弃许多大事而执着于此呢?

简单来说，身份认同就是回答“人(我)是谁?”(我是什么身份?)“人从何而来?到何而去?”的问题。人类自产生自我意识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纠缠着人类。因此，无论中外都有人类起源的神话，如中华民族的女娲造人，希伯来民族的上帝造人。这个问题的存在有其复杂的原因，其中一种，就是当回答了“人(我)是谁?”的时候，就可以回答人该怎样活的问题。明确了人的身份，就确定了人在社会中的坐标、位置。身份的确立，就确立了作为特定社会角色的人的义务、责任、权利、忠诚对象等等。人作为社会的个体，丧失了身份，就丧失了“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谷子地找到组织以后，坚持说自己是“139团3营9团的谷子地”，拒绝承认自己属于二斗所在的炮兵团，也不愿意提及自己是抗美援朝的二等功臣，这简单的坚持向观众袒露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身份认同的自我期待，以及对自我价值意义的定位。

电影中，在汶河战场故地，部队分小米以抚恤解放军家属时，烈士家属可以分得八百斤，而被确认为失踪战士的家属只能分得两百斤，这引起了失踪战士家属的不满——“这不公平”。这矛盾的实质就是身份认同区别。同样，王金存的未婚妻孙桂琴告诉谷子地，家乡的人说王金存是被自己人毙了，从而使婆婆抬不起头来。因为同乡们认为王金存在战争中的身份是一个畏战的孬种，而不是在短暂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真正战士。因此，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身份的确定对人存在的必要性可见一斑。

人是生物性、社会性与精神性的统一体，人的身份认同就可以简略地分为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自我认同是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对自身身份的建构，同时这种建构也有待于社会的承认或认可，主体就需要为了得到这种承认、认可进行一系列的努力。同时，由于社会权利的巨大或其他客观原因，个体的人在自我身份建构上往往没有话语权，其身份的建构无法收到主体的掌控，而受制于他人或社会的控制，即他者认同。这样主体建构的身份“我是”就变成了他者建构的“他是”。让谷子地受了十年委屈的是作为他者认同证据的国民党制服，有趣的是，在朝鲜战场中，李承晚盟军的制服，让谷子地一行人虎口脱险，因为美军认同了其“战友”身份。电影中，那些失踪的战士，其中肯定有一些是烈士，因为“牺牲、逃跑、被俘都有可能造成失踪”。由于无法找到其人，从而他者(部队)在建构其身份(以分小米为形式)时，无法给予其家属烈士那样的待遇。同时，王金存只是在当九连指导员之前才有其社会身份一因畏战而要被军法处置的士兵，阻击战后，因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谷子地的证明又太虚弱，所以其新的、真实的身份是无法确认的，他仍然是个畏战的士兵。无论原著小说中。还是电影中，谷子地所要做的就是使他者认同与符合自我认同。

阻击战中，排长焦大鹏和“老刺猬”声称听见了集结号声，而谷子地耳朵被震聋了，根本听不到号声，所以没下达撤退的命令，直至全连兄弟全部牺牲。战斗之后，谷子地一直陷入自责之中。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作为军人，下级，他遵守了命令，没有(不能也不可能)听到号声，没有下达撤退命令，同时假如号声真的响起，他就没有遵守命令。就没有履行连长对九连的责任。正是这种身份的职责意识和矛盾，让其进行了一场精神上的磨难与行动上的自我救赎。在朝鲜战场上，他为了大局着想，牺牲自己而去救踩到地雷的二斗。这与阻击战中的牺牲实质上都是牺牲自我。顾全大局。而后果是截然相反的。见到团长墓后，他想砸团长墓碑；他和二斗则成为亲如兄弟的朋友。谷子地不怕牺牲，因为牺牲是军人这种身份的职责一部分，后果反差如此之大。原因就是因为谷子地认为团长没有履行作为团长的职责。首先是团长没有吹号就是不尊重下属的生命，其次。没人证明九连牺牲的四十七个弟兄是烈士，“咱九连，四十七个弟兄，明明都是烈士，怎么就成了失踪了呢?”。这句话道出了对团长的责备，道出了对失掉身份的委屈，也流露出对获得身份认同的渴望。他为战友们的证明就是在履行了连长的责任，义务，同时。他也通过履行这种责任义务来建构自我的身份，进行身份的自我认同。

他在找组织的过程中。看到一望无垠的无名烈士墓。知道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困难重重，找到当年的部队等于大海捞针。同时，从社会角度来讲，个体的人以及多个个体都是可有可无的。用二斗的话说，人“顶多是那大河里的一滴水珠吧，谁在乎咱们从哪个泉眼里冒出来的”。但谷子地并没有感到自己仅仅是社会这个大机器上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在面对他者认同危机的时候，谷子地勇敢的坚持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人家不在乎，咱们自己得在乎”。在他者与主体力量对比，差距如此强大的情况下，显示了主体的弱小，而弱小者偏偏遭受磨难，电影给予观众的是悲哀：而在“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情况下，谷子地的蚂蚁撼大树般的身份认同具有了悲壮的崇高性。影片的结局是大团圆式的，他找到组织，四十七名战友被确认为烈士，错位的他者认同与自我认同取得了一致。而其认同过程中，偶然幸运的因素过多，又多多少少导致了这种认同具有了悲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