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不足论和奖励生育的人口政策

关于中国人口状况，与人口过剩论相反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不存在人满为患的危机，而是人口不足的问题。持此种观点的人首先从近代中国人口增长的状况加以考察，他们认为，由于中国教育的不普及，卫生设备的缺乏，广大民众困苦不堪，在饥饿线上挣扎求活，婴儿出生率虽高，但死亡率居高不下，十之八九不能存活。因此，出生率虽高，但存活率低下，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人口数量增加不大。他们比较近代中国与欧美诸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指出百年来中国人口从亁嘉以来就是四万万，不但增加不多，甚至有减无增。这种人口增长状况，对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极其不利。他们针对人口过剩论的理论基础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种种质疑。首先就马氏提出的人口增加的速度比食物增加速度快的观点，他们比较了近代50年间欧美国家人口与食物增加状况，认为“人类智识发展之程度和生育的能力成反比，将来人类日趋文明，则生殖力反有降下之趋势。再加科学昌明，制造食物技术日精，不但可以增加食物的质，而且可以增加食物的量”。根据欧美国家的文明程度提高与其生育率的下降状况考察，他们认为随着人类知识文明的进步，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人类自我意识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自愿减少生育，生育率必然下降。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食物的质和量都会有提高的空间。因此，人口和食物是否因增加速度的不同而失去调和尚待商榷。其次，针对马氏人口理论认为人口与食物失调会导致战争、饥荒以及瘟疫等所谓自然限制的发生的问题，他们指出，近代中国虽然战争、疾疫、灾荒以及失业等社会病态现象频频发生，会造成民众的大量伤亡，对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但发生的原因不能都归咎于人口过剩和食物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配不均，富者极富，贫者极贫，乃至衣食无继，饿殍遍野。中国目前的贫弱状况，也并非由于食物与人口失衡引起，而是由于内政不休，战乱不止，以致于农旷于野、商辍于市、工商业不振以及生产力低下等原因造成。还有一部分社会主义者指责马氏理论的根本立足点，只是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为掩饰其自身矛盾的理论之一，其要领是“支配阶级为掩护自身利益而盲创的一种理论武器!由于采用以生育节制等方法调剂人口是建立在中国人口过剩的基础之上的，由此也无实行的必要。伊们因为被支配阶级生殖力的不可遏制，而担忧‘自然的食桌没有供给子孙的能力’。所以，他们就断然的以人口问题为前提，以节制生育为手段的来淆乱被支配阶级的听闻”。由此，他们认为马氏人口论对中国并不成立，中国并不存在人满为患的状况。既然中国并不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也就没有生育节制的必要，相反，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必须实现奖励生育政策。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与人口的繁殖有密切关系，“其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国家由人民集合而成，人民多不但国家收入可丰，而且民族的生存力亦依人口进增的比率而强”。国家的真正强大，首先在于人口的众多，才可以防御外辱，维护民族的生存;人口众多，则生产者多，消费者亦多，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才可占据优势;人口众多，则社会关系密切，社会影响复杂，社会距离接近，则文明日进，文化日高。显然，他们认为一国人口的数量众多，是本民族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是本民族生存的根本。尤其是当时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一步步深入中国腹地，一部分人甚至把人口发展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紧密相连起来，不遗余力地提倡鼓励生育，增加人口数量，力图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局。

1941年国民党的“八中”全会通过了“积极奖励生育，以期增加人口，充实国力”及“奖励生育，提倡优生，发扬民族，以固国本”等决议后，时人在报纸刊物发表很多文章，提倡奖励生育，并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们认为，在战争状态下，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的多寡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问题，“一个民族能否战胜其他民族，就须根据他的补充的生力军力量如何”。他们以欧洲战场上迅速溃败的法国和正肆意侵略践踏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日本为例，认为“法国的失败，固然是内政不一致，而亦是人口历年来没有增加，失却补充长期抗战的力量;而日本在明治时代已尽力设法增加人口，以期达到侵略的野心”。因此，中国作为一个被侵略的国家，“是争民族生存的战斗者，更须对人口增加问题特别注意，研究如何增加数目，如何增强人种”。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在与亚洲强国日本的对决中，之所以能坚持八年，人口众多乃是关键。然而几年的抗战，人口伤亡严重，且由于壮丁的大量出征，家庭的破坏，母婴的被摧残和蹂躏，人民的生活极度艰难，如前方无兵力的及时补充，后方无劳力从事生产，则中华民族危矣。在此民族生死存亡的状况下，中国要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保持民族存在的有生力量，实行奖励生育政策。奖励生育，减少死亡，提倡优生是针对目前中国现实国情的迫切需求，这和德、意、日等国家鼓励生育，目的在于增加发动侵略他国战争的有生力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对于奖励生育的具体方法措施，时人也提出诸多主张。值得一提的是，一部分人已认识到奖励生育“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是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问题有密切的关系的”。因此，“要谈‘奖励生育’对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卫生设备的普遍，职业妇女的保障，婚姻制度的改良，儿童公育的推行诸问题，应加以重视，特别是母亲与婴孩的保护，尤应积极推行”。因此，除采用由国家直接用津贴方式奖励生育的方法外，他们还提出诸多有关优生和保护母婴方面的主张，如禁止早婚、提倡优生、补充训练产科人才等。之所以提出这些主张，原因在于他们认识到，“我国社会与他国不同，一向忽略公共卫生，成年之人不死亡于战争，而死于病者不少，其次妇婴卫生亦不注重，置生育子女多人，而养活者多有不得其一，即使养育成丁，而身体羸弱的人十居七八，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其原因就系完全不重视卫生”。因此，政府必须重视卫生，不能只提倡多生，否则将来会变成“有丁可征，无丁可用”的局面。禁止早婚，是针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存在着大量早婚早育的现象。早婚早育对家庭和社会危害极大———早婚不仅对夫妇双方不利，且为害所生子女，所生子女身体不强健，再加上年轻父母缺乏养育子女的技能，致使子女多有夭殇，即使存活下来，身体亦相对孱弱。而一个国家要发展强大，不仅要发展人口数量，更要重视质量。他们认为中国人口虽号称四万万五千万，但人的体格多数不强健。因此，优生学是奖励生育政策中应特别注重的方面。根据优生学，有遗传病者，其子女已受先天的遗传，即使有幸长大成人，也为身心不健康者，不仅一生不幸，更会贻害社会。因此，政府对结婚者应加以疾病的检查，严格规定有遗传疾病者不得结婚。训练产科人才，是由于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出生率虽高，但夭亡率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夭亡率之所以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在于广大农村产妇，仍然用旧式的接生婆去接生，这些人既缺乏医务常识，又没有技术能力，导致大量母婴死亡。除以上几种奖励生育方法，结合当时国民政府提出的“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政策，还有人提出在没受战祸的地方普设托儿所，在战区普设儿童保育所、实施儿童义务教育等各种增加儿童保障和福利的措施。

二、殊途同归

民族危机下的人口问题近代中国可以说始终处在外敌环伺、内乱频生的危局之中，始终笼罩在亡国灭种的阴影下。如何救亡图存、振兴国家民族既是时代主题，也是每一个有识之士的迫切愿望。此时的中国宛如一个百病缠身，痼疾难愈的患者，要想治本，获得新生，必须找出病源，方能寻求良策。内忧外患、国弱民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就成为近代以来先进知识分子迫切寻求答案的时代课题。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就显而易见地凸显出来，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结合上述，其实我们不难看出，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无论是人口过剩论和人口控制政策，或是人口不足论和奖励生育政策等种种人口主张，可谓殊途同归，其根本目的都是图谋民族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这可从中国五四以来，生育节制论与奖励生育论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和时代的不同，二者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清晰地看出来。民族是由人口构成的，人口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无论是人口过剩论者还是不足论者都认为人口问题包括质和量两方面———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强盛与发达，不仅需要维持适度的数量，同时也要保证人口质量。二者的分歧在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现实状况的变化，对人口问题的质和量两方面的不同认识和侧重，从而产生不同的对策。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更替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借助“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马尔萨斯人口论被当作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之一传入了中国。根据马氏理论，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在量的方面已发生重大问题。由于人口过剩，从而催生了中国近代以来频繁发生的战乱、灾荒、瘟疫以及种种社会罪恶。这些自然调节现象的发生造成大量人口的无辜伤亡，对社会造成极大破坏，实为中华民族虽人口众多却衰败不堪的根源。“大家常以我国人口数目众多自豪。但是可怜我们这许多同胞之中，体格健全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能有多少?”中国人口虽号称四万万，但由于民生凋敝，生活困窘，卫生设备落后，流行病横行，人口自然死亡率很高，再加上教育的不普及，民智未开，旧有陋习如裹脚、早婚及溺婴等对民众的摧残，以致于国民体质衰弱，体格不健全。这样衰弱不堪的民族，根本无力竞存于世界，如果再任其自然生育，则更是贻害子孙后代无穷，长此以往，民族不复存，必将亡国灭种。基于此，很多人提出控制人口生产的数量，优化人口的质量。在二三十年代抗战爆发前，这种主张对生育进行合理控制，实行优生优育的生育节制论一度压过人口不足论，为当时包括很多社会学家、经济学者以及很多女权主义者所支持。此时的中国，日本尚未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略战争，寻求适合的方法改造自身社会诸多弊病，建立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局，被满怀忧患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视为迫切解决的时代任务。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内忧外患，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号称四万万人口的泱泱大国何以沦落到“东亚病夫”的屈辱境地?这是民族危机下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极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则是一对非常明显的矛盾，而中国民众生活程度的低下，居高不下的死亡率以及孱弱的体质又都是不争的现实。面对民众生活资料的严重不足，衣食不济的社会现实，人口过剩论自然更为盛行，甚至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主张优生优育，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节制理论也被视为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途径。然而这种情形在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步步紧逼，终于在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后有了改变。一度呼声甚高的人口过剩和生育节制论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逐步归于平淡，与之相反的人口不足和奖励生育论开始被广为关注。在民族国家危亡的时刻，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的民族主义思想空前的高涨。梁启超是中国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1902年，他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明确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20世纪知识分子多如梁启超一样，把民族主义与救亡主题联系起来。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更是把民族主义的宗旨直接定义为挽救中国的危亡。要挽救民族危亡，首先就要保证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适度的人口数量。然而，抗战中中日双方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中国人民要取得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捍卫国家民族的生存，势必要经过艰苦的斗争，付出巨大人力物力代价。据估计，在这场持续八年的民族自卫战争中，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口损失总数约在5000万人以上;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作为中日战争中处于落后弱势的一方，要坚持长期抗战，赢得最终胜利，兵员的迅速补充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作为战争的发生地，在坚持抗战的同时，还要有适当的劳动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尤其是进行农业生产，以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以及为战争提供物质装备。因此，在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梦想破灭后，随着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人口不足论逐渐越过人口过剩论，奖励生育主张得到从政府到民间方面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提倡。

三、总结

由上分析，近代中国，无论是过剩论还是不足论，以及与之相应采取的节制或鼓励的人口政策，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只不过是在民族危机加剧的现实状况下的具体选择罢了。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这些人口理论及方法都存在着有所偏颇、期望值过高等方面的问题。人口问题是一个涉及国计民生、关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要制定出合适的人口政策，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和挑战，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为此，要允许各种不同的思想主张存在，给予它们活动的空间，有利于制定适合时展变化的理性适度的人口政策，促进国家民族的进步和长远发展。

作者：李春霞单位：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