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自查报告范文第1篇

根据大民建发〔2019〕5号文件要求，我办认真对近年来民族团结创建示范单位动态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自检自查，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领导重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扎实开展

按照州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要求，我办积极响应，及时成立了以主任为组长、副主任为副组长为副组长，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活动领导小组，结合外事工作实际拟定了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实施方案和任务分工方案，严格按照工作目标开展工作。领导小组每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不定期开展督促检查；深入学习贯彻关于民族团结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州委、州政府有关部署，按照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像珍视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的要求，牢牢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示范机关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统筹兼顾，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有序开展

我办将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在广大干部职工中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倡导民族团结进步精神。

（一）加强党和国家民族理论政策法规学习。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到工作中，做到有计划、有领导、有布置，使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依计划而行。组织开展统一多民族国情和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树立“三个不离开”的思想，不断增强“四个认同”和“五个维护”的自觉性，使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在外事接待工作中，我们有意识安排外宾到巍山“东莲花村”、洱源“藏族村”、大理“南五里桥村”参观考察，组织外宾参加“大理三月街民族节”开幕式，展示我州民族团结、区域自治工作的优越性，坚决反对民族分裂的意识，使民族团结教育更加深入人心，为建设繁荣稳定和谐大理贡献力量。

（二）积极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宣传月”活动。以“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共创团结进步”为主题，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结合外事工作实际，把开展民族团结工作与“扶贫攻坚”、“洱海保护”、“三清洁”、“创城”、“党员义务奉献”等活动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大胆实践。

（三）认真做好涉外维稳工作，促进社会的和谐。为确保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我办结合实际建立健全了涉外维稳工作机制，不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一是不定期分析民族宗教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和解决新时期、新阶段的民族宗教工作热点、难点问题，达到了加强沟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认真做好涉外信访工作，切实维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热情接待上访外籍人士。妥善处理了洱海环保治理拆迁工作涉港“米云客栈”、“沐心客栈”的补偿事件和洱海流域关停非煤矿山涉外（美国）涉稳问题。做到热情耐心，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进一步做好了协调、服务和管理工作，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深化民族团结工作。在开展经常性的节假日慰问活动的同时，利于各种民族传统节日，对少数民族职工进行慰问活动是我办民族团结的一项传统。特别是“开斋节”、“古尔邦节”等重大节日来临之际，向单位2名少数民族送去节日的祝福。通过谈话等形式，倾听少数民族干部对民族团结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民族团结自查报告范文第2篇

学校去极端化自查报告一： 

为深入贯彻落实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八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和市委十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结合《新疆司法警官学校进一步加强去宗教极端化专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具体要求，特针对我校教职工的教育学习工作制定以下工作报告。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在学校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坚持教育为先、打防并举，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面落实防范宗教向教育领域渗透的各项措施，坚决做到两个不得、五个严禁，严防广大学生、教职工被蛊惑利用，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二、具体教育活动安排：

结合教育厅集中教育活动，学校党委于9月9日召开了全体教职工大会，学校领导动员讲话，对集中教育和去极端宗教化专项活动进行安排部署。

具体时间安排：自20XX年9月9日起至12月31日结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一)开展专项理论集中教育学习阶段：(9月9日至-12月15日)

1、营造宣传氛围。坚持集中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相结合，不断加强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教育充分 利用校园广播、宣传栏、微博微信等载体，通过政治学习、法制讲堂、校园论坛等形式，教育引导在校学生和教职工正确区分民族与宗教信仰、合法宗教活动与非法宗教活动，充分认识宗教极端思想、暴力恐怖活动的现实危害和具体表现，帮助在校学生、教职工明辨是非、抵御渗透。团委要充分发挥校园广播、宣传栏、LED电子屏的作用，宣传各项法律、法规，民族团结基础知识。

2、理论学习：由学校政治处组织教职工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基础知识》、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在学校禁止宗教活动的规定》、《关于严禁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的通告》、《关于共产党员、党组织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规定》、《自治区教育系统宣讲提纲》、《关于抵御和防范宗教向校园渗透的意见》、《民族团结基础知识》等法律法规，采取个人自学、集中培训、专题辅导讲座、各科室组织讨论、撰写心得体会等方式，进一步调动教职工参与去极端化专项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化认识，提高教职工明辨是非和进行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的能力。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和新疆三史等主题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在校学生、教职工牢固树立民族团结和新疆精神，不断提高大家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抵制宗教极端的主动性、自觉性，不信谣、不传谣。

(二)全面摸排梳理阶段(20XX年9月9日-12月15日 )

1.自查阶段。(20XX年9月9日-11月30日)由属地公安机关负责，政治处密切配合，按照不漏一人的原则，对全校在教职工进行全面梳理，先由各科室对照宗教极端思想15种表现、婚姻邻域13种违法行为或非法宗教活动26种表现，进行自查，并于规定时间内的及时上报自查情况。针对自查情况保卫科、政治处要对有问题的教职工及其家属和社会关系进行调查摸底，切实了解其基本情况、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

2.加强物品、信息网络和周边环境的管控。(20XX年10月8日-12月15日 )

由学生科、保卫科对在校学生、教职工的手机、电脑、U盘等移动存储介质和书籍、报刊等进行自查，信息教研室对校园网络做好监控。由属地公安机关、政治处、保卫科、学生科组成联合检查组，定期进行抽查，及时封堵有害信息，依法查处违法人员。保卫科加大对非法音像制品、宣传品、书籍、报刊的清理、查处，一经发现，立即上报有关部门，严防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有效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对教职工中有从事非法宗教活动、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参与、协助、支持、配合宗教极端团伙组织活动的，一律依法予以刑事拘留。由纪检委、政治处及时在校内予以通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三)建章立制，完善提高阶段。(20XX年12月15日-12月31日)

1.建立信息通报制度。要做好信息简报报送工作，正常情况每天报，特殊情况随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天及时将学习教育情况公布在校园网上，相互学习借鉴好的经验做法，提高学习教育质量。由学校具体负责，成立专项工作办事机构，指派专人作为联络员，

2.建立督导检查制度。由纪检监察室牵头，不定期对学校开展去极端化专项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及时发现问题，予以限期整改。

3.完善专群制度。由市公安局、学校负责充分利用教职工党员干部和学生社团等群体优势，积极发展一批政治坚定、思想过硬的学生和教职工，随时关注、发现校园内外异常情况，全面掌握动态。

三、开展去极端宗教化活动的要求

组织好去宗教极端化教育学习活动，是我校当前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科室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去宗教极端化教育学习工作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1、思想上要高度重视。校党委要站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高度认真对待，把此次活动摆在突出位置，专题研究、认真谋划，精心组织。按照《新疆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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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学校进一步加强去宗教极端化专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具体要求，结合学校的实际，使教育活动做到全面覆盖、不留空白、不留死角。要全员参与，教育学习期间所有教职工原则上不得请假，如遇特殊事由不能参加集中教育的教职工，各科室和班级要进行统计备案，在开学后专门安排时间进行学习，坚决杜绝敷衍塞责，走形式、做表面文章。

2.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在学习教育、模范履行公民职责、维护民族团结和校园稳定中党员干部要发挥引领作用，要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敢于碰硬，对师生员工中存在的错误认识要理直气壮地纠正。对于政治态度暧昧、关键时刻不能挺身而出，不能承担领导责任、不能担负维护稳定工作任务的干部，要坚决予以调整。对于政治态度暧昧、关键时刻不能挺身而出，不敢亮明态度的教职工，要重点教育，对于拒不纠正错误观点特别是从事非法活动及利用讲台散布错误言论、鼓吹反动思想、传播谣言者，要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

3、要大力宣传我校涌现出的民族团结事迹典型，特别是在维护校园稳定、勇敢站在反分裂斗争第一线的优秀集体和个人，通过校报、广播、横幅、橱窗、宣传板等方式，积极营造团结、和谐的校园氛围。

学校去极端化自查报告二： 

 一、突出管理，落实工作职责，不断提高教职工去极端化思想认识

一是学校不断加强管理，强化领导，明确责任，完善运行机制，在工作中，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每学期对民族团结教育和去极端化思想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加强全面协调，促进落实。二是健全工作制度。制定并完善了《教职工政治学习制度》、《学校维护民族团结与稳定责任

追究制度》等相关制度，形成了责任明确化、工作具体化、校长亲自抓、分管副校长具体抓的良好工作格局，有效促进了学校民族团结和去极端化思想教育工作。三是认真组织实施。将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工作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列入学校计划，同时，专门出台了《***中学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实施方案》，明确了学校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工作目标任务、主要内容、实施办法与途径，对开展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工作进行统一安排。在师生中形成了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抵御和防范宗教极端思想的侵蚀的思想基础。

二、以课堂为主渠道、以活动为载体，丰富教育内涵、提升教育成效

一是充分利用民族团结教材。学校根据课程要求分别在七、八、九年级开设了《新疆地方史》、《中国新疆历史篇》、《中国新疆民族篇》、《新疆民族团结》、《新疆精神》等地方课程，每周2课时，由专任教师进行授课，按时完成教育教学任务，发挥了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二是学科教学注重渗透。在各学科教学过程中，采取积极渗透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的方法实施教育。教研组根据各学科的特点，组织专题研讨，深入发掘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渗透点，将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三是挖掘校报校刊。针对学生的认知特点，学校组织编写了校园刊物《奔流》，内容主要包括学生的优秀作文、学习感悟、民族团结好人好事、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去极端化思想认识等。校刊从创刊以来，有效促进了民族团结教育工作，起到了较为明显效果。四是开展五个一活动。充分发挥文体活动的德育载体功能，在学生中广泛开展了会说一句民族语言，会画一幅民族题材画，会唱一首民族歌曲，会跳一个民族舞蹈，会讲一个民族故事等五个一活动。五是开展系列评比活动。在各年级举行民族团结教育系列评比活动：民族团结小标兵评比、民族团结模范科室评比、民族团结征文比赛、民族团结手抄报比赛、民族团结宿舍评选等。六是开展家长教育活动。利用家长学校、家长会向家长宣传民族政策法规，宣传党的富民政策，增强家长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加大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力度，拓宽民族团结教育范围。七是开展主题班会活动，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感恩教育和法制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正确区分正常宗教活动与非法宗教活动。为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夯实基础。八是开展民族团结结对帮扶活动。实行三级结对，即校领导与学生结对、班主任与学生结对、班干部与学生结对，使学生时时处处都能得到大家的关心，真正感受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

三、加强宣传、多措并举,营造浓厚氛围，让教育无处不在为使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活动深入开展

使学生身处不同的位置，受到不同文化的感染和熏陶，让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为红色教育、去极端化思想教育基地。三是坚持每天的升国旗、唱国歌制度，充分利用每周一国旗下讲话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正面教育，强化思想认识，引导师生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勉励他们勇做现代文化的引领者、传播者、实践者，抵御极端，维护团结，用实际行动去影响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四是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充分利用重大纪念日，开展演讲比赛、书画展等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在教研活动中，开展祖国在我心中征文比赛、民族团结手抄报比赛、书画大赛等活动，为学生提供表现舞台，展现了学生的个性特长;确立每年5月为体育节，10月为艺术节，为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展现自我、展示特长的平台，不断增强各族师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筑牢抑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防线和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意识。五是充分使用班班通等教学资源，在小周末、晚自习等时间，向学生播放爱国主义影片、焦点访谈、时事新闻等内容，让学生了解世界、了解社会、了解我们的家乡，知道家乡的发展变化，培养学生努力学习，为祖国和家乡贡献力量的信心。

学校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大力宣传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一是积极开展舆论宣传、成果展示等活动，宣传党的强国富民政策、民族团结知识***的发展变化：在教育篇章中介绍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服饰、民族文化等内容，使师生了解和尊重正常的宗教活动和风俗习惯;在措施篇章中紧紧围绕十个一的内容，加强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教育，体现了张春贤书记的三个在一起在成效篇章中，通过家校联动、爱心妈妈捐助、民族团结标兵评选等方式，在各族师生中构筑起抵御渗透的防火墙，强化师生对祖国文化的认同。二是打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在行政楼一楼打造以五德、五常为内容的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忠、孝、节、勇、和、仁、义、礼、智、信的中华传统美德;在二楼打造以中国梦-团结梦为主题的民族传统化，通过宣传少数民族优秀人物、展示少数民族书法、少数民族歌舞、乐器及正常的宗教活动，引领师生辨别和抑制非法宗教活动和极端思想;在三楼打造以红色教育梦为主题的红色文化，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四楼打造中国梦-体育梦，通过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培养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在五楼打造中国梦-艺术梦，通过弘扬中华传统艺术、少数民族艺术，使师生受到艺术的熏陶和情感的陶冶，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及蕴含的民族智慧和人生哲理，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在教学楼开辟作品栏、特长展示区，展示民族团结和去极端化作品，张挂名人名言及警句，体现严谨治学、勇攀高峰的文化主题。

四、存在问题和不足

在维护民族团结去极端化宣传教育工作中，我校虽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但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与上级的要求、领导的期盼还有一定差距，主要是：个别教师主人翁思想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学生乱扔垃圾、随地吐痰、说脏话等违规、违纪现象存在不愿管、不敢管的现象;部分教师的德育目标只停留在教案本上，没有贯穿到教学活动中;个别教师业务素质有待于提高，课堂教学水平还有所欠缺;师生的民族团结意识还有待加强，达不到六互相求;德育教育的活动内容与形式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加强。

民族团结自查报告范文第3篇

截至9月3日,乌鲁木齐市一些医院共接诊自称被扎伤的群众531人,其中发现有针眼和痕迹的106人。被扎的无辜群众有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负责人表示,连续发生的“针扎”案件,是乌鲁木齐“7・5”事件的继续,是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策划制造的重大恶性犯罪事件,其罪恶用心是挑起民族对立,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

9月4日,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派,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孟建柱专程来到乌鲁木齐,检查指导维护稳定工作,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并实地查看社会治安秩序。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精神和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把维护稳定作为当前新疆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确保新疆和全国社会大局稳定,为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创造安宁的社会环境。

凌晨一下飞机,孟建柱就立即在驻地召开会议,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稳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强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维护新疆稳定工作,希望新疆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统一思想,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高度,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帜,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对参与烧,以各种手段捣乱破坏公共秩序、破坏民族团结的,不管属于哪个民族,都要依法惩处,决不姑息。

随后,孟建柱来到天山区小西门执勤点、国际大巴扎执勤点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亲切慰问执行维稳任务的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和援疆特警,并来到自治区人民医院看望接受救治的受伤官兵。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大家表示亲切的慰问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天山区新华北路街道办事处、和平路街道办事处固原巷社区,孟建柱实地查看了社会面治安情况,亲切看望了社区干部群众。他指出,近日连续发生的“针刺伤害”案件,是乌鲁木齐“7・5”事件的继续,是在民族分裂势力煽动下,一些不法分子预谋、策划、制造的,他们的目的是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新疆各族同胞一定要识破不法分子卑劣伎俩,保持高度警惕、擦亮眼睛,绝不上民族分裂分子的当,绝不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强调,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要从社区做起,坚持群防群治,充分发挥社区在服务群众、维护稳定、促进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切实打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基础。

在维吾尔族居民米娜瓦尔和阿伊努尔家里,孟建柱与他们聊起了家常。孟建柱说,我们要珍惜新疆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倍加珍惜民族团结,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做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模范。在乌鲁木齐街头,孟建柱与群众进行交谈。他说,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目的就是要坚决维护广大群众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希望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配合。群众纷纷表示,我们拥护共产党,相信人民政府。

孟建柱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方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依照司法程序,抓紧审理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深挖幕后策划者,严惩杀人凶手。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维护稳定的第一责任,深入企业、社区、学校等基层单位,引导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受挑拨煽动,不参加违法活动。对因工作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严肃处理。

孟建柱强调,稳定是福,动乱是祸。不法分子制造混乱,就是要破坏稳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这是一场分裂与、破坏民族团结与维护民族团结的严肃政治斗争。新疆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充分认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复杂性,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新疆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采取更加有力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前一阶段工作成果,确保新疆和全国社会大局稳定。

9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办召开会,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组通报了乌鲁木齐处理“针扎”无辜群众案件的相关情况。

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吾提库尔・阿不都热合曼介绍了3起案情:8月29日,穆胡塔尔江・土尔地和艾曼尼沙・古丽两名犯罪嫌疑人,用事先准备好的注射器威胁出租车司机,抢得现金710元。至9月1日,二人归案;8月28日16时许,犯罪嫌疑人伊力盘・在一名女受害人买水果时用大头针扎其臀部,警方仅用4小时就将其抓获;8月31日,根据群众举报,公安机关在乌鲁木齐市头宫二巷抓捕犯罪嫌疑人艾克拜尔・伊明时,艾手持针管拒捕,并刺伤民警,随后被抓获。

9月12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两起针刺伤害群众和以针刺伤害相威胁劫取他人财物案件,并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依力盘・被以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木乎塔尔江・吐尔迪被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阿曼尼萨古丽・卡迪尔(女)被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组专家、研究员钱军介绍,由6名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组成的专家组,通过对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总医院两家医院接诊的217例既往针扎病例分析,以及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厅、乌鲁木齐总医院初筛的22例自述被针刺、且有明显体征者的针刺部位做观测,初步判断,上述“针扎”案例中,排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有毒化学品、炭疽等烈性病原微生物造成伤害的可能性。

人民日报北京9月5日讯,经中央同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决定,免去栗智同志乌鲁木齐市委书记职务,朱海仑同志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

当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有关人事任免议案,决定任命朱昌杰为自治区公安厅厅长,免去柳耀华自治区公安厅厅长职务。

当天,新任乌鲁木齐市市委书记朱海仑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表示,要在困难面前勇于进取,在责任面前敢于担当,始终把“民所恨,除之;民所想,予之”作为座右铭和行为准则,动员一切力量,维护全市的社会稳定。

9月6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联合“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针刺伤害群众等犯罪活动的通告”。

通告说,对使用有毒害性物质的注射器或吸食后废弃的注射器扎刺他人的,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依法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使用无毒害性物质的注射器扎刺、喷射他人的,以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造成群众恐慌等严重后果的,依法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大头针等其他针状物扎刺无辜群众,制造恐怖气氛的,依照刑法规定,以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论处。

通告说,对于故意编造、散布扎刺无辜群众的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组织、策划、教唆、指使他人用针状物扎刺无辜群众的,以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传授犯罪方法罪或共同犯罪,从重处罚。

通告说,对于正在实行犯罪或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通缉在案的或者正在被追捕的,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至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于借机滋事、从事打砸、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不分民族、性别、身份、,一律依法惩处。

通告说,实施上述犯罪的人员,应当立即向公安司法机关投案自首,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犯罪。对于投案自首或有立功表现的,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依法减轻或免除处罚;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依法减轻或免除处罚。对于顶风作案的,坚决依法严惩。

9月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公告,公告称:为了有效防范、依法打击“针刺”犯罪活动,保护人民群众,维护社会秩序,特公告。

公告指出:无论使用何种工具,针刺伤害他人,危害社会秩序,都是犯罪行为,必须依法严惩;故意谎称被针刺,制造恐怖气氛,扰乱社会秩序,属违法犯罪行为,也应依法惩处。

公告要求各单位、社区、经营场所等要加强管理及内部防范,教育所属人员自觉承担维护稳定的社会责任,遵守社会主义法制,发现“针刺”犯罪活动和可疑情况,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或执勤武警报告。各级公安机关要协同武装警察部队,公秘结合,多措并举,切实强化防范、打击措施。

公告明确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依法处理“针刺”犯罪活动,对于正在实施犯罪或犯罪后逃跑的,任何公民都可以将其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任何人不得谎报警情,不得在涉案现场围观滋事、煽动民族对立,不得妨碍公安民警、武警依法执行公务,严禁殴打违法犯罪嫌疑人,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惩处。

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8日讯,为消除“针扎事件”产生的恐慌气氛、恢复社会秩序,连日来新疆多个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大信息透明度、加强安保力量、最大限度地提供就诊条件等,努力为乌鲁木齐市民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9月13日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办公室召开会,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组在会上介绍了“针扎事件”送检样本检测结果及就诊人员复(会)诊情况。

专家组组长钱军通报,经军事医学科学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中心实验室对前一段时间发生的“针扎事件”送检样本的分析检测,未发现人工放射性物质、有毒化学物质,未检测出炭疽杆菌、鼠疫菌、土拉热菌、布鲁氏菌、鼻疽菌、类鼻疽菌和肉毒毒素,亦未检测出艾滋病病毒。

此外,在自治区卫生厅的统一组织下,军地联合专家组对前期“针扎事件”就诊人员的就诊信息资料进行了全面分析,并随访了138人,复(会)诊110人,均未发现针扎部位有明显病损,亦未发现有其他严重并发症,部分就诊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建议进一步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咨询与服务工作。

9月15日,通过全疆各级公安机关、武警官兵的不懈努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已抓获犯罪嫌疑人75人,打掉针刺犯罪团伙7个,破获针刺案件36起,其中乌鲁木齐16起,和田13起,吐鲁番、喀什各2起,昌吉回族自治州、阿克苏、阿勒泰各1起。除了已于9月12日被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两案3人,其他已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正在进一步侦查中,已经交代的一批案件在深入侦查和核实中。

人民日报乌鲁木齐9月25日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将乌鲁木齐“7・5”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的6起重大犯罪案件21名被告人依法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6起案件分别是:阿不都克里木・阿不都瓦伊提故意杀人、放火案,艾尼・玉苏甫等4人故意杀人、放火、抢劫案,艾合买提江・莫明等11人故意杀人、抢劫、放火、故意毁坏财物案,阿力木・麦提玉苏普、塔衣热江・阿布力米提故意杀人、抢劫、放火案,艾则孜江・亚森故意杀人、抢劫案,以及韩俊波、刘波故意杀人案。

民族团结自查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20世纪；中国人类学；发展方向

Abstract： In its more than 100 years’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can be p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beginning and initial stage (before 1937)， mature stage (1938~1949)， setback stage (1950~1979)， and reconstruction and booming stage ( from 1980 up to now). Over the years，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hool of anthropology by translating western anthropological works into Chinese， conducting investigation in Chinese communities， doing large scale fieldwork， establishing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Ethnology and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etc. While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are thriving， problems like improper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do exist. However， the ever increasing tendency of cross boundary studies and the painstaking efforts by Chinese scholars will certainly rejuvenate and broaden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Key words： 20th century；Chinese anthropology；development direction

20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即20世纪初～ 1937年，1938～ 1949年，1950 ～ 1979年，1980年至今(注：人类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狭义人类学等于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英美学术界大都持这一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学专指体质人类学，以法、德和俄罗斯为代表，研究人类文化与社会的那一部分学问归为民族学。本文是从狭义人类学角度，对中国文化人类学发展历史进行综述。关于中国内地人类学发展的分期目前没有统一的看法，有分为3个阶段，如周大鸣在“中国人类学的世纪回眸”(出自周大鸣主编《21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一文中，持三段论观点；有分为4个阶段，如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一书和陈国强在《中国人类学发展史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中主张分为4个阶段；有分为6个阶段，如胡鸿保主编的《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王建民等主编的《中国民族学史》(上、下)(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1998年版)均持这个观点。 我的分期也是4个阶段，但与陈国强先生和顾定国先生的不同：陈国强先生分为20世纪20年代以前传入传播阶段、30～40年代初步发展阶段、50～70年代分科发展阶段、80年代后宣传提倡这4个阶段；顾定国先生的4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全盘接受西方人类学理论、50年代初苏联模式取代西方理论、毛泽东化、80年代后强调中国模式。)。笔者如此划分是因为，中国学术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连，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两个政治事件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和走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抗日战争的需要和国民政府的重视，出现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8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推动了人们去研究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人类学的复兴成为可能。1949年以前，中国人类学深受西方传统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影响，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学术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至深，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和文化发展的繁荣，中国人类学进入了恢复和重建的阶段。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主要论述中国内地人类学研究的发展。

一

在中国人类学创立和发展的初期，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严格的区分。20世纪初至1937年，是中国人类学的创立阶段。这个阶段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发展，表现在西方人类学学说的介绍、田野调查的开展、相关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的设立、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4个方面。

抗日战争之前，西方人类学的许多著作先后被翻译出版，如林纾、魏易合译的《民种学》(1903年)、陶孟和等翻译的缪勒利尔的《社会进化史》(1924年)、许德珩翻译的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1925年)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37年以前，翻译出版的西方人类学著作近20部。此外，也有一些中国学者根据西方著作加以编译，写出一些早期的人类学作品，如刘师培《中国民族志》(1903年)、陈映璜《人类学》(1918年)、顾寿白《人类学大意》(1924年)。林惠祥编译的大学教材《文化人类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西方人类学最初把“原始落后的民族”或“异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中国人类学家最初也采取了相同的路径，开始进行少数民族调查。其中较著名的有：1928年夏，杨成志克服了诸多困难，首次深入川滇交界的大小凉山地区，成为“滇川民族学调查第一人”[1]，后来写出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罗罗文的起源及其内容一般》、《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等一系列论著。1929年4月底开始，凌纯声、商承祖对东北松花江下游赫哲族开展调查，编写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年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是中国人类学家编著的第一部民族志，至今仍被奉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圭臬。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对湘西苗族进行调查，写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这“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是国内学术界对湘西苗族的第一部专著”，是“我国民族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2]。1934年10月，凌纯声、陶云逵还对云南傣族、彝族、佤族等进行了调查。1935年，方国瑜调查滇西傣族、拉祜、佤族等，出版了《滇西边区考察记》(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3年印行)。此外，还有林惠祥对台湾高山族的调查，颜复礼、商承祖对广西凌云瑶族的调查，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金秀对大瑶山瑶族的调查等。

同时，有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也对汉人社区进行调查研究。1930年，在吴文藻、许仕廉、步济时等人的主持和指导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清河镇建立实验区，他们的调查成果由黄迪综合整理为《清河村镇社区》。李景汉主持了长达7年的定县社会调查，他所撰写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被认为是当时“最成熟的社会调查”[3]57-58。

1936年，费孝通对家乡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了1个多月的调查，调查报告后来题名为《江村经济》出版，被认为是人类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林耀华根据自己家乡的生活经历和对福建汉族家族的田野调查资料，完成了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仍然以福建调查为基础，以两个农人家庭的兴衰为线索，用小说形式写成了人类学作品《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948年出版，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再版)，描写和分析了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30年代福建闽江江边农村的社会文化生活，成为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典范。早期中国人类学另一里程碑式的著作是杨懋春写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这是他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利用社区研究的方法对家乡山东胶县台头村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著名美国人类学者林顿(R.Linton)认为它不仅是有关中国乡村最成功的研究之一，而且也是本土人类学研究迈出的重要一步[3]59。

1927年七八月间，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这是国内最早的人类学研究机构。1928年3月，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内分4组，第一组是民族学组，组长由蔡元培亲自兼任，成员有凌纯声、颜复礼、商承祖、林惠祥等人。另一个重要研究机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北平后，分为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3组。人类学研究最初放在考古学组，1934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改归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四组，即人类学组。

1934年12月，由何子星、黄文山、孙本文、凌纯声、商承祖、胡鉴民、徐益棠、何联奎等人发起，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这是第一个民族学学术团体，学会创办了以民族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刊物——《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中国民族学会会员、国民政府内政部礼俗司司长陈念中主持了“全国风俗普查”，他邀凌纯声、卫惠林、徐益棠3人负责筹划此事[4]。他们拟定了3年计划，调查项目包括人生礼俗、生活习惯、社会组织、岁时风俗、职业制度、宗教迷信、神话故事、道德观念与制裁。

这一阶段的中国人类学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人类学一开始就把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对“本土化”的研究统一起来，既重视少数民族，也关注汉人社区，这与西方人类学最初纯以“原始族群”和“异文化”为研究对象不同。

第二，中国人类学是在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传入的基础上创立的，受欧美人类学影响较大。最早传入的是进化人类学派，学者们主要应用西方进化人类学派的观点，对汉族的古代历史进行解释，但没有结合中国少数民族的现状进行研究。德奥民族学派、美国历史人类学派、法国民族学社会学派传入较晚，中国学术界除了广泛介绍这些学派的理论之外，着重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做了不少实地调查。英国功能学派的传入是更晚的事情，但由于学术界的广泛介绍，并曾深入到几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以其影响较大[5]。可以说当时西方出现的前沿学术理论均先后在中国得到传播，中国人类学界紧跟国际学术潮流，与国际学术界亲密接触。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处于引用和模仿西方理论方法的阶段。

第三，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大特色是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资料的结合。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主要方法，由于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因此形成了中国人类学重视田野调查的同时，注重历史资料的运用，并以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相互印证。如凌纯声在调查东北松花江下游赫哲族之前，先对古代东北民族和赫哲族的资料进行详细考证，以弄清其发展脉络，“已发今日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先声”[3]55。

二

1938～1949年，中国人类学获得了长足发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先后占领了我国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国民政府先后迁都武汉、重庆，西部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政府需要开发西部各省，以为长期抗战作准备，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最多，政府亟须了解他们的状况。抗战中，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迁到西南和西北地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重心向西部转移，学者们就地取材，更大规模地投入田野调查，中国人类学发展达到了高潮，其重要标志是开展大量的西部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这些调查既有国民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有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调查，也有学者个人的调查，其中政府的调查活动最多。

国民政府组织的调查开始于1929年，大规模调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调查区域主要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与西北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如火如荼，盛况空前。可将政府进行的诸多调查分为3类：一是政府通过发放调查表，组织自上而下的调查；二是中央和地方边政机构的调查；三是政府派出考察团及相关人员的调查。

政府通过发放调查表进行调查从1929年开始到1948年结束。这类调查规模最大，积累的资料最多，一般是由国民政府内政部(下属蒙藏委员会)或行政院发文给西南几省地方政府，令各省民政厅负责，民政厅再令各县县长负责，认真调查情况，填表上报。方法是通过对调查表进行汇总，掌握西南少数民族及上层土司情况。其中，云南方面主要有云南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土司调查、少数民族人口调查、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和云南傣族调查5类。贵州、四川和西康方面有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土司调查、少数民族人口调查、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4类。

蒙藏委员会是民国时期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抗战时期蒙藏委员会对云南、四川、西康等西南地区开展调查，出版了《宁属洛苏调查报告》(1941年)、《昌都调查报告》(1942年)、《丽德大道调查报告》(1944年)、《中甸调查报告》(1945年)等[6]238-239。1941年，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组织第一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对川西进行调查，出版了《川西调查记》(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1944年编印)。同时，蒙藏委员会对甘肃、青海和内蒙古等地组织了调查，刊印了《马鬃山调查报告》(1938年)、《伊克昭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1941年)、《伊克昭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1941年)、《青海玉树、囊谦、称多三县调查报告》(1941年)、《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1942年)、《果洛调查报告》(1942年)等。

云南省的边政机构——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1943年成立)，聘请民族学家江应梁为主任委员，该机构积极地开展边疆民族社会的调查、研究、设计和开发工作，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专题论文，制定了开发边疆民族地区的方案，先后写出了《边疆行政人员手册》、《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上、下篇)、《云南民族人种之概况》、《云南沿边各县土民分布今昔比较研究》、《边民生活今昔比较研究》、《滇越边境设治概况》、《中维德区开发方案》、《云南边民种属分布》、《云南边疆建设首要问题》、《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征集边疆文物办法》等。这些调查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和资料，并设计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方案，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贵州省的边政机构——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1945年成立)，发行《边铎旬刊》、《边铎月刊》等刊物，定期辑印边疆文化丛书，并组织了对贵州各县市边胞概况的调查，其调查成果发表在《边铎月刊》上。

国民政府还派出考察团及相关人员对西部地区进行调查。1938年，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组织滇西考察团，其中有李景汉、江应梁等学者，其综合考察报告中，民族学方面的内容占了大部分篇幅[7]。同年冬，云南省政府组织人员调查普洱、思茅傣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状况，事后，调查成员姚荷生写成了《水摆夷风土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938年，教育部组织了拉卜楞藏族巡回施教团，四川省建设厅组织了西北垦区调查队和西南垦区调查队，四川省政府组织了松(潘)理(番)茂(县)边区施教团。1939年，教育部组织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对云南、贵州、广西开展调查。同年，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对四川和西康进行调查，后来送交了视察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川康建设方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729卷)。1940年夏，四川省政府组织了四川边区施教团，以柯象峰、徐益棠担任正副团长，他们的考察研究成果汇编成《雷马屏峨纪略》，1941年7月由四川省教育厅出版[6]238。1941年夏，国民政府行政院派遣康昌旅行团和青康考察团对西康进行调查，康昌旅行团成员朱契写成了《康昌考察记》(大时代书局1942年版)。 中央大学地理系受国民政府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的委托，考察西北地区的水利和移民垦殖等问题，重点调查甘肃和新疆等地，事后发表了许多著作，丁实存还整理出版了《新疆书目》[6]226。

在政府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同时，学术机构和团体也在西部地区积极开展调查研究。1938年，吴文藻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这个机构后来搬迁到昆明近郊呈贡的一个古建筑“魁星阁”，因此人们称这一机构为“魁阁”。先由吴文藻先生负责，1940年后由费孝通接任站长，先后有张之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林耀华、李有义、许烺光等人在此工作。

抗战时期，魁阁学者选择云南禄劝、易门、玉溪、呈贡、大理西镇(又称喜洲)、个旧等地开展调查，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费孝通先生与张之毅先生合著的《云南三村》、许烺光的《祖荫下》、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和《内地女工》、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和《个旧矿工》是代表作。其中《云南三村》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点睛之笔，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穿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为我在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开辟了道路”[8]。费孝通抗战胜利后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出版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绅权》等著作。许烺光的《祖荫下》，其影响力与《江村经济》、《金翼》和《山东台头》不相上下，在国外人类学界引起巨大反响。

云南大学还建立了方国瑜等人参加的西南文化研究室，先后出版了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徐嘉瑞的《云南农村戏曲史》和《大理古代文化史》、张印堂的《滇西经济地理》、方树梅的《明清滇人著述书目》、李田意的《缅甸史纲》、李拂一的《泐史》和《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等11种有关西南民族文化的丛书。

1938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及中华平民教育基金会在贵州定番合办定番乡政学院，以定番为实验县，试图对当地少数民族做详细调查，但是未见调查报告发表。1939年，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苗族考察团先后到贵州考察[3]86。1940~1942年，中央研究院又派李桂芳、吴定良到贵州调查苗族和仲家的语言，测量体质[9]。对贵州调查研究规模较大的是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大夏大学许多教授，如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微等曾协助政府对境内少数民族进行调查。1939年春，内政部委托大夏大学调查安顺、定番、炉山(今贵州凯里)等县，最后编成《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县苗夷调查报告书》3种，每种约20万字。1940年春，贵州省政府组织边远农村工作宣传团，贵州省民政厅委托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派人参加，调查各县的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经过5个月调查，最终向民政厅上报了调查报告[6]234。

1938年夏季，第一次西康科学调查团对西康进行调查，社会学家柯象峰、民族学家徐益棠等人参加了西康科学调查团，参与西康民族调查。柯象峰后来写出《西康纪行》，发表在《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11月)和第7、8期合刊(1942年3月)上。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馆合组西南文化考察团调查以大小金川为中心的川康边境地区[4]。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成川康民族考察团，由凌纯声任团长。他们研究各族婚丧制度、生活习惯及文化，搜集相关物品标本，马长寿根据调查资料写了《钵教源流》、《嘉戎民族社会史》等论文[6]229-230。1941年夏，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带领10名学生组成川康科学考察团，进入大凉山地区考察，写出了《大凉山夷区考察记》。

专家学者个人的调查研究也在进行中。江应梁于1937年9月到1938年5月间，到云南考察滇西傣族(旧时称摆夷)，写成调查报告《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获得了硕士学位[10]。1937年至1946年，在多次调查傣族的基础上，又写出了《摆夷的生活文化》(中华书局1950年版)、《摆夷的经济生活》(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50年印)等著作。1941年，江应梁前往四川马边、雷波和云南彝族地区调查，写成《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珠海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他的研究文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1948年由珠海大学印行。大夏大学的吴泽霖、陈国钧等学者在贵州开展民族调查，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收入吴泽霖、陈国钧主编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版，民族出版社2004年再版)。另外，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还出版有《民族学论文集》第一辑，收入了许多学者的调查研究成果。

民国时期凉山彝族(当时称夷族、罗罗或倮罗)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调查研究成果较多。1943年，林耀华从美国学成回国，与胡良珍等到四川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考察，著成《凉山夷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马长寿先后两次深入大小凉山地区，写成数十万字的《凉山罗夷考察报告》，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公开发表，但至今仍具有科学价值。有关凉山彝族的研究还有任映沧的《大小凉山倮族通考》(西南夷务丛书社1947年版)、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倮民》(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4年版)等。

1938年，李安宅和夫人于式玉到甘肃从事藏族文化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并对藏传佛教作研究。他们的调查长达3年之久，创下了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时间之最。通过这些考察，李安宅写成了《拉卜楞寺调查报告》(又名《藏族宗教史之实地考察》)。

1938年冬，任乃强曾赴康定、泸定等藏族、彝族、汉族聚居或杂居地区进行调查，撰有《泸定导游》(《康导月刊》第2卷第2～9期连载)。1944年，他随华西大学考察团第三次赴西康北部调查，着重进行寺庙和土司研究，后来发表了《德格土司世谱》和《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1944年夏，林耀华在暑假期间赴西康北部考察。1945年夏，他又带领自己的研究生陈永龄对川康北部地区的嘉戎(今藏族的一支)进行调查，写出《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和《四川嘉戎》等作品。陈永龄根据此次调查资料，完成硕士论文《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燕京大学出版社1947年印)。

抗战期间，全国对边疆民族问题更加重视。1941年9月，成立了隶属于蒙藏委员会的中国边政学会，由吴忠信任理事长。学会“以集合对于边事夙具热望，边政饶有兴趣之士，以研究边疆政治及其文化，介绍边疆实际情况，促进边疆建设，加强中华民族之团结为宗旨，上以襄赞政府之政治设施，下以建立国人之正确舆论，期于边政前途，有所裨益”[11]。本着此宗旨，中国边政学会编辑出版刊物《边政公论》。重庆成立了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和中国边疆学会；南开大学迁到昆明后，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华西协和大学建立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此外还有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中国边疆建设协会、中国边疆教育委员会、边事学会、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会等机构。总之，“民族研究之团体在此时期内极发达，重庆一地即有8个单位，其他大都市间，每处必有一、二团体之组织”[12]。

抗战时期，登载人类学文章的刊物增加，除了《民族学研究集刊》外，还有《人类学集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5]。同时，在大后方兴起了“边疆学”和“边政学”，出版了一批与边疆有关的刊物，较著名的有蒙藏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边政公论》、《边疆通讯》、《蒙藏月报》。中国边疆学会出版有《中国边疆》、《边疆月刊》、《边疆周刊》。中国民族学会(成都)编辑了《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还有《边疆人文》、《边事研究》、《边疆》、《边疆研究通讯》和《西南边疆》等。这些刊物也登载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报告，这一时期出版的人类学、边疆研究、少数民族研究的定期刊物有近30种[13]。

抗战及战后，西部地区的人类学调查研究盛极一时，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的中国人类学发展有以下特点：

第一，政府组织了大规模调查。国民政府对西部地区开展的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些调查，突破了以往国内人类学调查中学术团体及研究者个人考察的局限性，系统搜集全面的民族资料，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这种政府组织，专家参与的运作机制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直接观察、典型调查等方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民族调查提供了某些借鉴。同时，政府调查又促进了人类学的发展。

第二，调查种类齐全。其中，既有官方调查，又有学术团体调查和学者个人调查，形成政府调查为主，学术团体及个人调查为辅的局面，并明显带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

第三，人类学调查研究与边疆问题结合，形成了政治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边政学。1942年，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一文，成为边政学的奠基之作，他提出边政学的研究对象是边疆民族的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等问题，其宗旨在于“以边政学为根据，来奠定新边政的基础，进而辅助新边政的推行。在中国，人类学的应用在于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的研究”[14]。吴文藻先生提倡边政学，实际上是他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主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的具体尝试。

第四，在调查的深度和广度、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一阶段中国人类学“达到一个至今难以逾越的高度”，被国外同行看成是“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3]6。

三

1950～1979年，是中国人类学曲折发展的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政权的建立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人类学这一名称因为在欧美学术界普遍使用，基本理论框架受欧美学术的影响，因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在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学科体系受苏联影响较大，而苏联学科体系中人类学仅指体质人类学，民族学被认为是属于历史科学的一门学科。结果，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名目不再出现，以民族学取而代之，全国各大学的人类学系、民族学系或被停办或被取消，相关研究人员被并到其他科系。

这一阶段，开展了一些少数民族调查，但对汉民族的调查研究有所忽视，而且为了现实的需要，民族研究又长期定格在民族政策、民族经济、民族划分等方面，因此20世纪50年代后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是曲折的。同时也应看到，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学研究没有中断过田野调查，并取得了一些成果[15]，突出体现在新中国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方面。

民族识别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1954年，将自报登记的400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和归并，确定了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瑶族、彝族等38个少数民族；第二阶段是1954～1964年，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新确认了土家、畲、达斡尔、仡佬、布朗、阿昌、普米、怒族等15个少数民族，并将一些不同的族群归并到全国53个少数民族中，识别工作基本解决；第三阶段是1964～1978年，于1965年确认了珞巴族为单一少数民族；第四阶段是1978～1990年，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同时对约500万人口的民族成分做了恢复和更改，对一些自称为少数民族的群体作了归并，至此形成中华民族56个民族团结一体的格局。

中国的民族识别是世界民族学史上仅有的先例，总体上是成功的。通过民族识别，历来不被承认的一批少数民族取得单一民族的资格，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实现民族平等。民族识别的成果，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为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自治州、自治县(旗)提供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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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鉴于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各民族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毛泽东提出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于是民族学界闻风而起。1956年春，为准备进行调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一些专家起草了《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

社会历史调查从1956年开始，先派出内蒙古、东北、新疆、两广(广东和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藏8个组，最初的调查对象选择了蒙古、藏族、维吾尔、壮、苗、傣、景颇、佤族等20个少数民族。后来调查组增加到16个，调查对象扩大到全国少数民族。调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注：调查分期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142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1956年8月到1958年6月，以调查社会形态为核心。调查工作仅两年时间，就已取得了丰硕成果，整理资料1 500万字，其中作为内部资料铅印成的调查报告有400万字，公开发表的有《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社会形态》、《云南西盟卡瓦族(后改为佤族)的社会经济情况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些问题》等5篇调查报告。第二阶段是从1958年8月到1964年5月，工作以编写“简史简志”为核心。由于种种原因，编写丛书的工作推延到“文革”以后继续进行。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历时8年，搜集到大量文献资料、访谈资料、实物(文物)资料，同时利用电影手段记录了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从1958年开始，各个调查组开始编撰“民族问题三种丛书”，后增加为5种，编纂工作历经30年，到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齐。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1本)、《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55本)、《中国少数民族简志丛书》(57本)、《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140本)、《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148本)，总计400多本，约8 000万字(其中包括辑录的文献史料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一些补充调查报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在中央、各省地方政府领导下，由专家学者组成调查组，对我国所有少数民族进行的调查。1958年以前，各调查组往往在调查地待很长的时间，与当地少数民族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参与他们的活动，直接观察他们的生活，所得资料又经过当地领导机关的审核，所以比较准确。但从1958 年起，“收集到的资料与前期相比缺乏‘科学性’和可靠性”[16]218，原因是“由于调查工作被规定要‘为当前政治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很多值得调查的问题被忽视或禁止调查；调查报告中充满了政治术语和套话，有用的资料很少；由于各种干扰，即便是可以调查的有限问题，亦常为了诠释经典著作、领袖言论或现行政策而不惜曲解实际问题”[17]。

笔者认为，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国家投入充足的资金，各级政府部门密切配合，调查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的资料比较准确。只是因为1958年后的政治空气紧张，调查报告的编写有了许多顾虑和规定，出现了调查报告中充满政治术语和套话等现象，但有用的资料还是不少的。

这一阶段的中国人类学有以下特点：

第一，调查范围和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候。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派出数以百计的调查者，对所有少数民族开展广泛调查，调查材料的字数逾千万，这样大规模的田野实践为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提供了特殊的经验。

第二，调查研究种类单一。政府组织的调查成为唯一调查类型，学术团体和个人的调查几乎绝迹。由于这时人类学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学说”，人类学是以民族学的名义存在，而当时中国民族学是在“少数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旗帜下进行的，民族学被片面认为就是少数民族调查，因此忽视了对汉民族的调查研究。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主要是前苏联民族学的方法成为新中国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的主要依据，尤其是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影响较大。这一阶段的指导思想主要是社会进化论，人类学家的调查研究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研究兴趣和理论取向从多元归于单一，完全站到马克思主义的阵线上来了”[18]。

第四，调查方法与过去不同。采用组队的方法，除民族学家外，调查组还包括历史、语言、考古、文艺等学科的研究工作人员，这是综合性的调查方法。萨尔茨曼认为：人类学调查在“西方学者是孤独的冒险者的方式，而中国学者是‘组队研究，集体写作和联名发表’的方式”，这是中国用自己的田野调查工作经验丰富全球人类学的知识库[16]334。

四

1980年以来，中国人类学进入重建和兴盛阶段。80年代开始，先后成立了中国民族学学会和人类学学会，一些大学恢复和建立了人类学系，并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汉族社会和乡村(土)人类学研究逐渐成为主流，对学术名村的重访和再研究是这一阶段的特征。

沿袭进行少数民族调查的学术传统，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人类学专家对少数民族继续进行调查。其中主要有：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对西藏东南部地区的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的综合调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省民族学会对该省“六山六水” (注：贵州省的“六山六水”是指乌蒙山、云雾山、霄公山、武陵山、大小麻山、月亮山和乌江、都柳江、清水江、南盘江、北盘江、舞阳河流域地区，是苗、布依、侗、水、彝等族的聚居区。)地区的综合调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对怒江地区的调查；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的雅砻江下游及川西北地区有关民族的调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对西藏牧区的综合调查和工商业专题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吉林省民族研究所开展的对萨满教等原始宗教的专题调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90年展战略研究和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专题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进行的“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等。

云南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调查表现突出。为了解云南少数民族现状，深入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制定适合少数民族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2000～2001年，云南大学组织了云南民族村寨调查。这次民族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面上调查，而是每个民族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个点上进行深入的调查。两个“综合”：一是指调查内容的综合，即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婚姻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育、生态等方面的综合调查；二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19]。其成果是“云南民族村寨调查丛书”(27本)。2003年，由云南大学牵头，联合全国14所大学百余名专家又开展了全国范围的中国民族村寨调查，这是为全面了解新中国50余年来各民族发展变化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一项创举。整个调查历时近两年，省内外专家学者组成32个调查组，对全国15个省区32个少数民族聚居比较集中且主体民族占80%以上的1个村寨，进行不少于1个月的调查，内容包括历史、人口、经济、家庭婚姻、文化艺术、宗教、遗传、生态环境等。调查成果是出版了“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34本)，文字总量1 000余万字[20]。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民族调查以县、区、乡为主要调查单位，鲜有以单个村寨为对象。云南大学组织和牵头的这两次民族村寨调查，力图超越过去“广泛的面上调查”，而转入以“典型”、“代表”的村寨为对象进行的“综合调查”，是一种新的尝试，至于调查所得资料的价值，将留待学术史的评断。

追踪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方法之一，既包括同一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地点的跟踪调查，也包括后继者在同一地点的后续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对学术名村的重访和再研究形成热点。

1939年《江村经济》在英国出版以来，江村逐渐为世界人类学、社会学界所知晓。费孝通本人自1957年重访江村后，对这个农村社区先后进行了20余次访问，持续研究长达60年之久，先后发表了《重访江村》、《三访江村》、《九访江村》和《江村五十年》等文章，探讨了江村几十年来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正是这些后续性的研究，使江村一直被看作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对江村的回访也成了学术史上追踪研究的经典范例。1986～1989年，庄孔韶5次访问林耀华先生《金翼》中的原型福建黄村，并出版了《金翼》的续篇《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

对华北村落的再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戴瑙玛重访40年代杨懋春所著《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的台头村，写出了《重访台头：社区再研究的前景》和《模范村与乡村真实》两篇文章。20年后，潘守永再次走入台头村，发表了《重返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重访台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和《“一个中国村庄”的跨时空对话——“台头”重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日本“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曾在20世纪40年代对河北、山东的6个村落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汇编为《中国农村惯行调查》6卷。依此资料，黄宗智完成了对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杜赞奇(PrasenjitDuara)则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村落与国家的关系。2001年七八月，兰林友在考察了华北6个村之后，入住后夏寨村进行调查， 在反思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情境性社会关系解说模式与残缺宗族分析概念，从而对黄宗智(他认为后夏寨的村落政治是由亲属空间决定的)和杜赞奇(他认为村落政治是以宗族竞争为主线的)所持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发表了《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研究取向的探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对华南名村的再研究主要有中山大学的周大鸣对广东潮州凤凰村(注：1918年、1919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美籍教授葛学溥对广东潮州的凤凰村进行调查，1925年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描述了潮州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并运用功能学派的观点分析了华南的家族。社会学、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进入中国境内，葛学溥是最早的一位，而且他还进行了体质的测量。)进行的追踪调查。对凤凰村的追踪调查，使周大鸣对“乡村未来发展有进一步思考，对人民的关注使他很自然从村落聚焦到农民工、乡村都市化”[21]。他对乡村都市化的研究成果是《中国乡村都市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展现了华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社会的文化变迁。孙庆忠对广州南景镇(注：1948～1951年，杨庆堃任教于岭南大学时，对广州近郊的南景村进行了调查，1959年出版了《向共产主义转化前期的中国村落》。)的追踪研究，描述了南景镇半个世纪以来从深受广州影响的近郊村落到都市村庄的演进过程。周大鸣和孙庆忠是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都市化的代表。

从2000年起，北京大学与云南民族大学进行“省校合作”，几位青年学人组成研究小组，对费孝通主持“魁阁”时期云南的3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进行重访和再研究[22]，其成果有梁永佳的《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出版)，禇建芳的《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出版)，张宏明的《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出版)。许烺光先生的《祖荫下》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使云南大理的西镇成为人类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张华志从西镇商帮、家族关系和家族企业等方面对西镇进行了延伸性的研究[23]。另外，段伟菊重访西镇，从族群认同角度研究了西镇人族群认同的变迁[24]。

对汉族社会和乡村(土)人类学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以福建和广东为代表。对福建的调查主要集中在惠东地区，1984年，蒋炳钊对福建惠东地区的惠东女风俗进行调查。1986年以后，陈国强、叶文程、石奕龙等多次带领学生在惠东地区开展人类学社区调查。1990年，《崇武研究》、《崇武大岞村调查》、《崇武人类学调查》等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其中《崇武大岞村调查》(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内地第一部有关汉人社区的民族志著作。1992年，两岸惠东人协作研讨会论文集《惠东人研究》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1994年，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闽台惠东人》。同时，开展对福建客家人的研究，成果有《长汀涂坊客家》、《宁化石壁客家祖地》等代表性著作。

1992~1995年间，王铭铭对家乡福建泉州先后进行了1年多调查，之后出版了《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两部著作。前者以国家社会作为分析框架，以福建溪村陈氏家族社区的经济、文化、社会演变史作为叙述架构，力图从一个家族社区变迁的历史中展现大社会的变迁。后者是基于闽台3个村落的实地考察素材而展开的理论思考。同时，王铭铭先后写了《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文化格局和人的表述——当代西方人类学思潮评介》、《人类学是什么》、《漂泊的洞察》、《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和《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等，对西方人类学的介绍和普及有一定意义。

广东地区的调查研究主要有黄淑娉主持的课题“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结合文献资料对17个市县进行调查，1999年写出了近百万字的研究成果《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和《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报告集》。

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朱晓阳的《罪过与惩罚——下村故事(1931-1997)》(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等，都是以中国农村为研究对象，逐步形成了与都市人类学不同的乡村(乡土)人类学。

近年来，中国乡村、农人、乡民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学科专家的广泛关注，对汉族农村社会的研究不仅是人类学家的专利，一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史专家也开始重视对此的研究。南京大学李良玉教授在指导学生的博士论文时，就比较关注具有典型性的乡村个案，其学生的博士论文有张学强的《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贾艳敏的《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叶扬兵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莫宏伟的《苏南土地改革研究》、钟霞的《集体化与东村的经济社会变迁》等，其中多数已经收入“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丛”出版。他们注重档案资料的利用，同时又注意田野调查，重视口述史料，以实证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变迁。

20世纪90年代以后，汉族社会研究已经逐步成为中国内地人类学研究的主流。汉族社会研究在承袭传统、拓展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学者们一方面将田野调查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相结合，在人类学研究方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另一方面紧紧把握社会文化变迁这一主脉，关注现实问题，体现了人类学的应用价值[25]。但是也应看到，对汉族社区的调查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华南、华北、华东地区，而东北、西北、西南的汉人社区则比较缺乏广泛的调查研究。

五

中国文化人类学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历史，目前正在走向兴盛，但是，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并未解决。人类学和民族学是同一学科，还是根本不同的两个学科，近年来重新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有学者指出，从国际学术界来看，人类学和民族学学科有变化，早期民族学学科是广义的，既研究文化，也研究体质。19世纪下半叶以后，民族学由广义变为狭义，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则正好相反，早期是狭义的，主要研究体质，后来由狭义变为广义，既研究体质，也研究文化。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学术界将民族学包括在人类学中。近10多年来，一些国家的学者都比较喜欢用人类学这一名称，因此人类学有逐步取代民族学的趋势[26]。

中国国内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关系也是变化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人类学被称为民族学，学科含义是广义的，既研究中国的社会文化，也研究体质。当时的学者有一个共识，即认为民族学和人类学只是同一学科的两种不同叫法，文化人类学等于民族学，两个学科没有严格的区分，当时的许多人类学家如费孝通、林耀华等同时是民族学家。20世纪50年代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文化人类学学科名称被取消，体质人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中国保留了民族学的名称，这时的民族学含义则是狭义的，而且大多集中于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忽视了汉族。从学科名称看，中国文化人类学前70年几乎都被民族学所替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学名称才逐渐恢复。人类学与民族学尽管关系非常密切，但重建后的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中国民族学学会和人类学学会的建立就可见一斑。近十多年来，国外学者比较喜欢用人类学这一名称，人类学有逐步取代民族学的趋势，但是中国学者认为，从历史和目前的具体情况看，中国民族学一直居于首要地位，又由于中国民族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把民族学置于人类学下面显然是不合适的”[26]，所以，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目前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即“人类学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汉族的研究上，放在大中城市、沿海地区、海外华侨的研究上，摈弃少数民族研究，不与民族学争地盘”[27]，民族学则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研究。

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定位不统一，形成了人类学学科归属的混乱。目前，国内有3家权威单位对学科进行分类并定位。首先是教育部的分类和定位。在1990年正式公布，1997年调整后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民族学(广义的民族学)被归入法学类，是一级学科，包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5个二级学科，把人类学归入社会学类。其次，是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分类和定位。1992年11月批准、1993年7月实施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民族学(广义)为一级学科，包括7个二级学科，即民族问题理论、民族史学、蒙古学、藏学、文化人类学与名俗学、世界民族研究、民族学其他问题。这里的文化人类学是指狭义的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作为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体质人类学则分在生物学的二级学科。再其次，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分类。1994年3月颁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申请数据代码表》，规定民族问题研究为一级学科，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列在二级学科，社会人类学则分在社会学下面作为二级学科。由此可见，作为一级学科的广义民族学，往往是“民族研究”的同义词，而作为二级学科的民族学(狭义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地位是漂浮不定的。

一个学科的发展与正确的学科定位至关重要。20世纪50年代在人类学“销声匿迹”之时，研究少数民族的民族学得到突出发展，有关部门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人类学则时而附于民族学之下，时而又被放在社会学之下，其学科地位一直不能确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要求成为与民族学、社会学并列为“一级学科”的呼声始终没有停止，至今学科定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学者建议把民族学与人类学并列为一级学科，以“民族学/人类学”或“民族学·人类学”的表述方式作为学科名称，其下分若干二级学科[26]。这种建议笔者非常赞同，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制定统一、规范的学科分类标准，做出合理的学科定位。

对于未来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学者们提出应分3个圈子：第一就是核心圈，即中国汉族的乡土人类学；第二圈是少数民族研究，即民族学；第三圈是海外研究(注：参考徐杰舜、王铭铭：《我想象中的人类学——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三十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和王铭铭：《二十五年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成就与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前面两个研究圈，是对中国文化人类学传统研究对象的继承，第三个研究圈体现了中国人类学家在21世纪走向世界的梦想，对未来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至关重要。

人类学是一门开放性的边缘学科，改革以来，人们试图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中国人类学研究出现了自觉的学科整合，形成了诸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如历史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体育人类学、乡村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并先后成立了中国影视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等专业学会。20世纪90年代后，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态势不断强化，这种“学科互涉”将给中国人类学研究带来持续的活力，开拓更宽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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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自查报告范文第5篇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江城”为你整理了这篇少数民族学生管理干部述职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少数民族学生管理干部述职报告

在过去的一年里，本人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相关的政治理论和民族相关政策，努力工作，积极思考，力争做好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抓学风促学习，保障生活需求，维护校园安全稳定。贯彻落实好学校制定的相关政策和制度，按时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一、政治思想方面：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学生管理干部，肩负着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双重任务，而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尤为重要。本年度我在学工部领导的直接指导下，以全心全意服务学生为宗旨， 深入学习和积极贯彻有关少数民族的会议精神和政策,通过参加支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活动，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干部所肩负的重任，时刻记住只有不断学习，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水平，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

二、工作业绩

（一）常规工作

1、完善少数民族基础信息，并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对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家庭进行摸底调查，关注特殊群体学生；建立全校少数民族学生信息档案库，本学期完成了少数民族学生相关资料的整理归档，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花名册以及信息库进行了更新，做到相关信息实时写实、定期更新。

2、从帮助维吾尔学生解决学习、生活困难入手，融洽感情，增进交流，实现帮助与管控相结合。根据《关于做好2020-2021学年内地高校新疆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函》文件要求，我校制定并下发《关于评定2020-2021年度新疆籍学生贫困补助的通知》，明确申请条件，细化申请流程，规范评选与发放工作，对98名新疆籍贫困学生进行了资助，其中获得一等资助10人，二等28人，三等60人。资助金额为4.2万元。

3、召开少数民族学生座谈会，及时掌握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动态，针对预科班以及新入学的民族生进行政策宣讲，专业指导，让低年级学生能够尽早的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尽快明确自己未来的方向，保障每一位民族生能够顺利毕业。

4、对2021届少数民族毕业生进行了摸底调查，重点帮扶建档立卡的少数民族毕业生，及时就业信息。邀请优秀校友为少数民族毕业生进行宣讲交流就业经验，为他们能够顺利就业提供帮助。

（二）重点工作

1、成功举办以“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为契机，围绕“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教育扎实开展系列活动，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月”实施方案出台后，学工部少数民族管理科及时组织各学院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学工办主任、少数民族学生管理专干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传达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开展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的通知》精神，解读《西安财经大学2020年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实施方案》，对学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进行具体安排部署，要求各学院学工干部充分认识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的重要意义，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紧紧围绕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活动主题，结合学校中心工作和单位工作特点，创新思路，丰富形式，精心组织，扎实有效地开展好“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本次活动共举办了12项活动，少数民族学生参与度达80%，受到广大师生的高度评价。

2、对全校学生进行宗教排查，经过认真仔细排查出我校有宗教信仰的的学生114人，占总人数0.66%；其中：信仰伊斯兰教77人，基督教20人，佛教10人，天主教5人，道教1人，格鲁派1人；编制《学习法律法规、抵御“三股势力”渗透》宣传手册对全体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宣讲，要求少数民族学生“远离极端宗教和暴恐活动,做爱国守法诚信上进合格大学生”,牢固树立“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正确思想,确保在校不参与非法宗教活动和非法网络传教活动,不传播非法宗教宣传品。

3、本年度对新疆籍、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了2019—2020学年少数民族学业进步奖评选，本次参评人数142人，荣获学业进步奖的少数民族学生71人，其中特等奖5人，一等奖7人，二等奖25人，三等奖34人，获奖率达到50%，比去年增长了9.2个百分点。本学年学业进步奖发放金额共计62500元。

预科班学生7人荣获学校奖学金。《少数民族学业进步奖实施办法》经过三年的运行，大大的提升了民族生的学习热情和成绩。

三、工作能力及存在的问题：

本人缺乏系统学习民族相关知识和政策，要进一步提高政治敏感度；要多深入基层参加民族活动，随时掌握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动态，加强跟少数民族学生的联络，更好地为他们做好服务工作。

四、廉洁自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