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鹏辉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

经济原因

甘宁青地区地处中国边陲，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经济长期落后于我国东部地区。进入民国以来，甘宁青地区常年战乱，经济更加日渐衰退，财政入不敷出。地方军阀为了扩充军备便饮鸩止渴，鼓励民间种植鸦片，甘宁青地区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产区之一。甘肃自辛亥革命后，烟苗大盛，陇南、河西走廊及原西宁道7县，除高寒区不适宜种植外，余皆种植鸦片，多达23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2%。[2]到1935年，据统计，甘肃全省烟田已达50余万亩。1937年，更增至914667亩，比1935年增长近一倍。宁夏建省后，耕地总面积为1828750亩，烟亩占20万亩，占总面积11%，而全省烟民14万，占总人口20%多。[3]鸦片的大量种植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农业经济结构的失调，粮食产量急剧下降。而民国时期的甘宁青地区又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一旦遭遇大的自然灾害，农民仅存的粮食不足以维持生计，便必然会发生大规模的灾荒。如1920年12月甘肃发生大地震，死者多达20余万人，而其中很大比例的人并非直接死于地震，而是由于能用于赈灾救济的粮食等物资匮缺所致。灾荒过后，农民又不得不依靠借贷来维持生计，而高利贷者往往趁机抬高利率以赚取高额利息。高利贷的沉重剥削使民众陷入了越借贷欠账越多，不借贷则无法生存的循环局面中，而民众为了缓和自己的痛苦心理，便通过吸食鸦片来麻痹自我，于是就引发了社会风气恶化、吸食鸦片成风等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落后的经济基础在当时特殊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下，更加落后。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极其低下，人民最基本的生计问题无法得到保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济原因致使社会矛盾进一步的恶化，社会动荡不安。

民族原因

甘宁青地区长期以来是我国的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历史上民族冲突时有发生，由此产生的历史积怨越积越深，最终演变成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势力鞭长莫及，而地方实力派则趁机窃取权力，割据一方。特别是回族马家军阀的崛起改变了甘宁青地方政治格局，当时甘肃八镇中有四镇长官姓马，他们分别是宁夏镇守使马鸿宾，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凉州镇守使马廷勷，甘州镇守使马麟，加上马福祥，时人称为“西北五马”。1929年甘宁青三省分治后，青海和宁夏两省更是作为私人地盘长期落入了回族军阀马麟、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手中，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解放前。这些回族军阀的存在使得甘宁青地区回汉力量发生了逆转，他们同汉族统治者之间的争斗越来越激烈，回汉关系成为当时斗争矛盾的焦点。在国民军统治时期，由于冯玉祥及刘郁芬采取错误的民族政策，使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终于引发了历时三年之久的河湟事变，这是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最大的一次战乱，致使甘宁青地区社会遭到严重摧残，大量民众被杀，房屋被毁，社会秩序严重失控。当时河州人王发在其所写《殷鉴录》中有如下记述:“戊辰之乱，变起导河，蔓延甘青宁新诸省，时逾三年，而临夏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尤巨。大兵之后，继以荒年，杀戮冻饿，流离逃散，军人互争，其苦不可言。1928年导河围城七月，难民五万余，宁河堡困居者四万余，死者万人，宁定城破，死者更众，逃亡四散约十余万……”在事变中，马仲英部曾在永昌、民勤等地纵容部下大规模屠城，给当地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使民族关系蒙上阴影。马仲英败退后，国民军及汉族民团借清乡为名对当地回民实施报复，这使得回汉矛盾变得更加严重，民族仇杀的惨剧不断发生，其造成的负面影响长期不能消除，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和民族原因是导致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社会治安混乱的三大根本原因。这三大根本原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致使整个社会陷入恶性循环，各种社会矛盾愈加突出，并不断激化，社会陷入严重混乱状态。